方向错了,速度越快方向盘越重再快又有什么用呢

物体的速度变化越快,这句话对还是错?理由,他这个指的速度变化快,是指速度值从慢变到快,还是指速度的方向以及大小,在单位时间内改变的次数快?
对.加速度的就是速度变化率.变化率越大就是变化越快.根据公式a=(Vt-V.)/t变化越快可以是末速度初速度的差越大,也可以是时间越短,这二者变化都会引起速度变化的速率.对于第二个问题,速度是矢量,有大小也有方向.则这里的速度变化既有大小变化,也有方向变化.大小,比一定是从慢变快,也可以是从快变慢,只是这是加速度方向与速度方向是相反的.方向,你可以考虑一下匀速圆周运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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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 速度变化快慢就是用加速度衡量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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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生态艺术家,日生于安徽马鞍山,毕业于中央美院。2003年发起成立了“北京绿十字”环保公益组织,同年推出生态文明村建设的“五山模式”。2007年~2014年间获得“中国最有影响的三农人物”提名、“2007感动襄樊十大人物”、“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称号、“2009中国年度绿色人物”称号、“中国最具行动力的三农人物”等荣誉。著有《农道》(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收藏)、《五山乡村日记》、《新农村建设方法与实施》、《农理》、《给我三个春天》等。
当城市房地产开发热潮渐渐褪去,中国的乡村建设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乡建,是当下设计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除了寄托或多或少回归自然的乡土情结,更多人关注的是设计师在乡建中还有机会吗?
从艺术家到环保人士到乡村规划师,孙君和“绿十字”十几年来投身于乡村建设,打造了一系列的成功案例。但他却认为,最有价值的大多是失败项目,他从失败中找到了乡建的方法,积累了重要经验,形成了乡建论,“这种价值我认为就是‘成功’”。
如何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喜欢、社会认可的新农村,孙君的看法是:以自然为本,天一合一;以农为本,田人合一,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在新农村建设中,他提倡先生活后生产。他所说的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还包括民俗、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人的感情、道德等精神生活。当下的农村项目往往过多的强调产业、招商、发展,忽视了生活的配套。生活和生产只要不统一,这个社会就不安宁。既然做农村项目,一定是村民参与为项目主体,并且他们成为 第一受益者,不能是政府为第一受益者,也不能是商人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乡村问题千头万绪,问题的源头是能让年轻人回来,“可是如何能让他们回家,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至于乡村的规划与设计,一定是文化在前,技术在后。文化是方向,技术是方法。如果方向错了,速度还有意义吗?
一、农民与艺术家加在一起,就是文化
《设计家》:您能简单介绍下您的职业生涯?当年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开始关注农村建造这个领域的?
孙君:我的生涯最普通了,上学、当兵、工人(烧锅炉)、文化宫美工、师范大学美术系、中央美院研究生助教班、北京地球村志愿者、绿十字创始人、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创始人之一。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会有一点收获,一切都属于正常范畴。
艺术的灵魂是从土壤中长出来,798与工厂为伍,宋庄与农村为邻,我们的写生画画都没有离开过乡村。即便生活在城市,我们的柴米油盐哪一个离得了乡村?关注乡村,农民最需要什么?田我们不会种,设计房子农民需要。艺术的目标是社会需要,艺术家介入是把文化融入到建筑与设计之中,设计的不是房子而是艺术。这是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区别。
《设计家》:您是个画家,也曾办过自己的油画展,这个身份对一个乡村改建的规划师来说又有怎样的帮助?能否具体聊聊这两者的关系?
孙君:这是一个职业上的优势,很多事只要艺术加入,事情就发生变化。普通人在室外乱涂是影响城市景观,城管要抓的。艺术家涂画,看懂看不懂都是(行为)艺术。商人到乡村,投资人家会说是做生意。艺术到乡村,政府会说是文化产业。
农民与艺术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农民的生活与生产完全自给自足,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熟人圈子,只信任熟人与亲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也是属于自己的范畴。艺术家极为自信,以自己为中心,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最珍贵的部分,两者都是生产者,而且是绝对的手工艺者。农民和艺术家的共同特点就是把生活作为第一目标,真实生活作为人生的终点。
郝堂一号院平面功能手绘图
郝堂一号院实景图
《设计家》:您在《农道》一书中写道,三农问题不是问题,应该是希望。您是怎样理解三农问题?在书中多次提到村干部及村民自身在乡村改建工作中的重要性,那么,在乡村改建中,设计师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君: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两面性,这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关系。三农肯定是问题,问题越大,同样希望也越大,这是一个哲学的思维方式,我是带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进入乡村工作。好的设计师不仅仅会设计房子,还应该是文化与心理学的设计师。设计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更多的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因为设计属于人文精神。
《设计家》:您曾说过要把“艺术还给农村”,您认为的艺术是怎样的?这样的艺术是否适合现在农民的生活?
孙君:艺术是文化的提升,提升是艺术家的事,文化的原产地是农民,农民与艺术家加在一起,就是文化。农民的艺术是生活,他们剪纸、舞龙和面花等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生活。在乡村建设中,不要把农民变为商人,更不能把农民由生产者变为经营者,艺术家也不能变成农民,也不能变成商人。这是两种文化,如同农民画与文人画的区别。
《设计家》: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盼望农村的田园生活,农民又是盼望城里的便捷生活。那么对于农民来说,怎样才是好的规划?您所说的不好的规划毁掉产业具体指的是什么?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孙君: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城市与乡村自身已经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乡村的就业、市场、交通、教育等,是自身不能解决的;城市的环境、有机农业、人情味的居住条件等,也是自己不能解决的。今天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有可能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重新规划设计一个城乡之间新的社区。
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如五山堰河村、郝堂村、太子小镇,都是因为好的规划设计才有了新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市场。中国有句老话是“安居乐业”,不安居何以乐业?
二、理想乡村:天人合一,田人合一
《设计家》:能否简单说说您所理想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孙君:对于乡村建设,如何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喜欢、社会认可的新农村,我的看法是:以自然为本,天一合一;以农为本,田人合一。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强调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不可分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合,就是互相理解。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因此,追求“天人合一”,既是中国先民崇尚自然的最高境界,也是对生态平衡的一种朴素的认识,“绿十字”所倡导的环保主义教育,可谓异曲同工。
所谓“田人合一”,是指农民要与土地息息相关,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失去土地就不能称之为农民。一大批失地农民,是发展的产物,也是矛盾的焦点。乡村规划中,提倡城市要分散,农村要集中。要农民进城上楼,在农村也建设整齐划一的新社区,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也不便于生产生活。若干年后,上楼的农民还会下楼,进城的还会还乡。时间会证明,现阶段的做法是个错误。
《设计家》:能简单谈谈您在乡村建设中遵循的“孙九条”吗?您提出“孙九条”的目的是什么?
孙君:今天成功的人都有一定的原则,不成功的也一定有自己的不足。在孙九条中,“我的项目不要开专家评审会,因为现在多数专家没有原则,是看领导的脸色的;设计图纸不能改,因为那是艺术创作;项目如果收益人群不是农民,我不做;开价不还价,还来还去就是豆腐渣工程”,等等。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目的就是希望能做出好作品,对甲方负责。做项目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专家和政府领导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以专家意见为准;专家和村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以村干部意见为准;专家和居民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以社区代表意见为准;意见都不一致的时候,以我意见为准。
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倡先生活后生产。这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价值观,中国自古就有一个说法叫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目前农村项目往往轻视生活方面的配置,更多的是注重产业,注重硬件。我说的生活不仅仅是吃饭,它是民俗、文化、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它包括人的感情、道德等生活的全部。先生活后生产这个概念一旦脱离了,过多的强调产业、招商、发展,另一部分跟不上,就会失衡,这是一个正常的做事的方法。就像两个人结婚,生孩子一定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生不了。生活和生产只要不统一,这个社会就不安宁。现阶段坚持先生活后生产,是对以往先生产后生活理念的矫正,更符合中国人安居乐业的价值观。
《设计家》:作为一名中国的乡村建设规划师,需要注意些什么?
孙君:在乡村规划过程中,一定要找到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还权于村“两委”。既然做农村项目,一定是村民参与为项目主体,并且他们成为第一受益者,不能是政府成为第一受益者,也不能是商人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郝堂一号院立面图
郝堂一号院功能节点图
三、30年后,农村将成为宜居乐土
《设计家》:谈到今日中国乡村的现状,无法回避户籍、土地等政策的影响。1949年之后,中国城乡户籍呈二元对立状态,城乡差距日益加剧,造成了农村人口的自卑与自弃,人们以跳出农门离开故土为荣;优秀人才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造成了乡村的失血与贫血。您认为,在无法改变相关政策的情况下,仅仅凭借优秀的乡村建设规划,今日中国乡村的面貌有可能得到根本改变吗?
孙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预言30年后的中国新农村文明》。
1、空心村为中国乡村带来希望。
中国乡村逐步变成空心村,30年后,再回到乡村土地上的主人不是曾经走出去的农民,而是从城市奔向农村的大学生和工人。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不再像今天分得如此清楚,“农民”这个名词会逐步被人们淡忘,“三农问题”不复存在。城镇化在不到20年时间内,会促成乡村20%的耕地转化,空心村会转移,都市有钱人住进了乡村,城市核心区将会成为“空心城”,交通、污染、地质灾难、人的物欲会让人们失去理智失去道德,30年后“空心城”将取代“空心村”。
2、农村会变成新的人类家园。
30年后,30万人以下的城市会变成首选之地,3-5万人的小城镇将是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中国完全进入老龄化时代。随着高速、地铁、交通、互联网、物流网的异军突起,传统生活方式将逐步消失。农民进入城市,变成工人,富人住在乡村,成为农民,城市是***与小偷共存的地方,农村是家园,是生活和享受的地方。
富裕起来的城市人一经跨入乡村,他们会发展人与自然,人与人,道德与自治之间的关系。人类文明的源泉是土壤,社会的价值观在乡村发生重大转变,人只有身临乡村才会与农民一样,用心与情来体会自然的价值。30年来,城市用科学与技术掩盖了常识,城市现代化技术越强,其脆弱性越大。30年后城市进入老年期,城市功能面临严重受损,维修成本过高。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城市逐步不适合人居,水、电、气是关键问题。城市用金钱取代了污染,用法律取代了道德,用西方300年文明取代了5000年中华文明。蓦然回首,中国到了30年后,才清楚西方的文化养不了中国人。
3、村长比市长更有荣誉感。
30年后,乡村不再是亩地的范围,村依然在,可能有很多改为庄园与农场,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60%。庄园的面积可能在5公顷到15公顷之间,村里居住的绝大多数是有文化有钱的市民,他们都在村干部领导下。农村户口可能会用10--30万元才能买到,村里有土地、户口、河流、林地等珍贵资源。城市就业岗位不够,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二元结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国正式步入“农民问题”转入“城市问题”的时代。
4、中国传统建筑全面取代欧式建筑。
中国元素开始蔓延西方。从2006年到2036年农民房子还要经过2.5次重建,可是一次比一次建得更能恢复本土文化。只要农民觉悟,富裕了,这就是中国步入强大的开始。村里的庙与寺会比今天多很多,祠堂与传统仪式和传统建筑同步成长。
5、消失的农耕文明。
30年后,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以来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农业进入生态与科技、自然与工业化融为一体的时期,传统的农耕用具在20年中就基本用不上了。农耕文明的消灭由科学技术来决定,工业化生产方式与百分之百的商品化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农村开始迅速进入到乡村城市状态。中国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更是依照城市化的理念推进,严格的说,新农村建设是对中国农耕文明的一次破坏,这场破坏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农民,也会改变中国。
6、宗教信仰将逐渐取代马克思主义。
30年后的乡村,宗教会远远盛行于城市,宗教行为远比城市人们的祈祷更纯粹。30年后农村的建房中,几乎每一户都有家祠、家庙、神龛,原本以道德与宗教统治的乡村,百年之后又重现农村。宗教是盛世的表现,中国也只有农民有尊严的时刻,盛世才会来临。
7、女人将退出半边天。
安居乐业、相夫教子、男耕女织这是中国的儒教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看不起妇女,而是重新认定女人的价值,女人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设计家》:从您开始进入乡建领域到今天,中国的乡村改建有什么变化?您对未来有怎样的展望?
孙君:近10年的乡村建设,政府明显不停地在调整自己的思路与方向,也明显能看到乡村正在向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中央政府也不停地加大乡村投资。这期间乡村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比如古村在大量的消失,乡村民主选举的不合理性,城市大量资本进入乡村,大量农民以各种名义骗过中央政府,成为不再种田的农民。这些问题渐渐地在将中央政府的目标与意义大打折扣。
中国正处在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农耕文明的复兴首当其中,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期也感觉到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性,乡村正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我们想未来15到20年,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会再次从乡村起步。
《设计家》:您在推进农村建设规划理念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有哪些?您是如何应对的?
孙君:做规划最难的事是要得到政府的认同。在中国做什么,政府的主要领导认同,项目就算通过了。作为规划与设计单位,面对政府(企业)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以政府意识为主体的;二是双方商议达成共识;三是以规划设计师为主体的。
近30年,城市与乡村90%以上的规划与建设基本不是“中国”,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企业作为规划与设计主体,设计师丧失原则,唯利是图,而这些设计与规划单位95%以上是甲级或乙级资质。这种规划与设计的项目有共同的特点,受害的是本地人民与地区的文化,受益的是政府(税收)与开发商,还有规划设计院,15年之后就是建筑与规划垃圾。
规划的第二种是甲方与乙方商议的项目,这种占规划与设计的7%。这种项目的特点是商业性强,成功率高。外国设计师收费利润高,这些流行与时尚的建筑作品,主要取决于文化、材料,有其表而无其魂。20年后还是垃圾。
第三种就是以设计师为核心,与政府官员观念与方向一致的作品。这样的项目实在可怜,最多占3%的比例,这就是中国规划与设计的“盛况”。在中国这类项目因为少才会经典,因为是真正在做规划与设计才会变得有价值。
我有孙九条,这九条不仅是指规划,而且是适用于项目落地与实施。
《设计家》:您刚说农耕文明在30年后将走向消失,与此同时,您又提倡农耕文明的复兴,请问农耕文明到底是会消失还是复兴呢?
孙君:会逐步削减,不会消失。
郝堂一号院改造中
郝堂一号院主人----老张
四、将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设计家》:请谈谈您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资金来源,政策如何支持?农民如何付费?设计师的劳动报酬由谁来支付?是否有统一的模式?
孙君:绿十字2003年到2007年,基本上90%的资金是申请基金会的支持;2007年到2011年项目有60%由政府支持;2012年之后95%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一直按国家民政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这个过程中,农村房子的设计也是由政府支付的,设计师的费用由绿十字的合作专业设计机构来支付。绿十字是一个平台,只是做协调工作。
《设计家》:您是出于什么考虑创立“北京绿十字”?请谈谈绿十字的宗旨与运营模式?
孙君:没有想得太多,一个机构总要有一个名字。世界上有一个红十字,那是救人的,那么环境与生态有谁来救呢?于是与几个朋友就开始筹建了“绿十字”,民间的公益性组织。
我们的宗旨也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也是随着绿十字的发展在变化。2003年最初的定位是做环保与环境教育;后来做乡村建设中的资源分类,到2007年后资源分类与乡村建筑就汇在一起;2013年由绿十字根据工作需要发起了中国第一个“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这是一个纯经营性的公司,与绿十字放在一起影响绿十字的公益纯粹性,就独立出去。绿十字的宗旨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设计家》:您的乡建经费和绿十字基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任何基金都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提供帮助,您的乡建经验对那些得不到基金支持的农村地区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孙君:乡建资金是专业设计资金,绿十字不参与这块,绿十字只做软件,比如乡村自治、资源分类、乡建培训、资源整合,做农民做不了的事。绿十字在项目中,很多考虑到了没有钱的情况下如何去做。湖北“五山模式”、512大地震“秦家坎项目”、“穆罕默德王台”等就是没有钱的项目。乡建的模式有很多种,也有很多方法。
《设计家》:请谈几个您认为比较成功的乡建范例。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需要规避的教训?
孙君:我做的好项目,还不敢说,我做的最有价值的大多是失败项目,是这些失败的项目给了我经验与乡建理论,这正如***说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失败项目让我找到了方法与重要的经验,对我而言比成功的项目更加有价值,这种价值我认为就是“成功”。
1999年在北京延庆县堆臼石村,这个项目失败了,项目是因为我过于热情,替代了村干部的作用,结果我们离开,项目自然又回到原点。
2007年,在湖北襄阳市牛首镇熊营八二组做项目,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做好镇村的工作,我们以为有市、区两级政府就可以了,项目的失败告诉我们,强龙不压地头蛇的意义。
2009年“5.12”大地震,我们接受基金会的支持,做乡村合作社,以西方民主的形式在村庄做经济发展,资金直接到组,绕过村委会。结果这件弄得非常麻烦,很多事有一个村民不同意就做不成,村委会不帮忙,最终把一个村弄得乌烟瘴气,结果我们被村委会赶出了村庄。陌生社会催生法律,熟人社会产生道德,村组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家庭,用西方的民主来治理中国的乡村非常不适合。
《设计家》:您现在正在做的乡村改建项目有哪些,能否举例说一下?
孙君:生活中很多东西出现是缘,命中注定的一些都在2014年出现。我们算是文化人,文化人最想做的是有文化的项目,像温县陈家沟,中国太极拳发源地,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京山太子小镇,国营林场改革的实验,希望能做成中国最美的小镇;荆门屈家岭遗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遗址;新县田铺镇田铺大湾,会同县高椅村,房县--军店铺村,这些要么是中国古村落,要么是历史文物古迹。其中能看到一种轨迹,我关注的工作渐渐靠近传统,渐渐在关注久远的历史。一直到今天,一下走近了9000年以前贾湖遗址。表面上我们是关注古村落,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复。这个过程不是我有意安排,而是自然而然的。
《设计家》:您个人的对未来有怎样的目标和计划?绿十字未来有怎样的计划?
孙君:我已渐渐地回到画家的位置上,开始做自己的艺术生活。我喜欢在城乡之间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屋,有一亩三分田,晒着太阳,有几个朋友喝茶,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活。目前绿十字有孙晓阳做主任,乡建院有李昌平做院长,学校有季必胜,他们做得都比我好。我不会做领导,只会做做设计与画画。
2013年,我就开始从乡村过度到古村古镇,开始做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从乡村走向城市。要想真正帮助农村一定要从城市开始,这种事能做多少就多少,很难用设计来说,这是国家的事,个人只是一种责任。
《设计家》:关于古村建设,您有怎样的建议?
孙君:我想说说,古村规划与建设三道坎。乡建三道坎不是技术层面的事,而是政府与专家观念、文化的三道坎。这不仅仅是在古村,中国绝大多数乡村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可是万事总有源。找到了源头,很多问题就自然理顺了。所谓顺,一切都是能让年轻人回来,他们回来,人就养房子了,村子就充满生机。可是如何能让他们回家,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一是还权于村“两委”,帮忙不添乱。这是针对政府与专家而言。政府要信任村干部,专家要尊重村干部,政府项目要为村干部的需求而服务。规划与技术人员一定要明白传统村落才是永远的时尚,所谓创新与时尚一定要小心,几百年几千年的乡村文化沿续至今,我们感觉是天地杰作,这就是传统村干部与风水先生的作品。
二是老房子与古建缺少舒适度,要增加舒适度。村的败落,首先是房子失去了实用性与功能性,老房子绝对没有磁砖房舒适与实用,这一点农民不傻。乡村的老房子改造一定要记住是农民的家,不是宾馆,不是会所,更不是客栈,这对专业的建筑与室内人员来说不难。而交通与水系的改变对古村的伤害是致命的,这些是政府要注意的,这是保护古村的重要工作范畴。
三是规划与设计,既要保护老村又要尊重这个时代的文化。存在就是合理的,在保护好传统的基础上,对磁砖房与罗马柱建设同样要留下记忆,这些建筑过40年后,同样也是80后、90后的乡愁。保护好这个时代也是对未来的责任。规划与设计一定是文化在前,技术在后。文化是方向,技术是方法。政府与专家过于关注规划与建设,对乡村文化与乡村自治依然陌生。同样专业与技术也是如此,用规划设计、经济与旅游想拯救乡村,那依然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大海航行靠舵手,航的方向错了,速度还有意义吗?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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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转载自"设计家传媒出版",内容选自《设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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