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史载柴荣的姑母柴香娘（柴荣父亲的亲妹妹）长得十分美丽，且性行贤德十五岁时，被后唐皇帝李存勖选入后宫为嫔御却从未得幸。就在这一年庄宗李存勖驾崩,新即位的奣宗把庄宗未幸的宫女嫔御统统放免回家,柴氏由其父母带领还乡，满心欢喜渡过黄河就快到家了，一场滂沱大雨阻隔了他们的行程只嘚在一家旅店暂住下来。在此期间柴氏与郭威邂逅相遇郭威当时即既没有官职，又没有财产只不过是一个“马步军小差使”,但柴氏对郭威却爱慕有加。当她得知郭威与自己是同乡现在孑然一身尚未娶亲后，就决定嫁给他随后，在旅店里两人当着父母的面拜了天地，结为伉俪
不久，柴荣家道败落,年未童冠的柴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去投靠已经嫁给郭威的姑母。柴荣性情谨厚帮助郭威处理各種家务，深得郭威喜爱被收为养子，改名郭荣当时，郭威的家境并不富裕柴荣为资助家用，外出经商做茶叶、瓷货生意，往返于江陵等地在经商的同时，柴荣还学习骑射练就一身武艺；又读了大量的史书和黄老著作。及长便弃商随义父郭威从戎。
据史书记载后晋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契丹犯境，后晋“出帝”被契丹王耶律德光所俘押送北上在此期间，中原无主郭威等后晋重将拥戴河东節度使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汉迁都汴梁（开封）。郭威因佐命之功被后汉高祖刘知远授为枢密副使，柴荣亦被任命為左监门卫大将军之后，郭威任邺都留守、枢密使、天雄节度使；柴荣被擢升为天雄方内指挥使、领贵州刺使、检校右仆射
后汉高祖劉知远病逝后，次子刘承佑继位世称“隐帝”。隐帝昏庸渐近小人，怠于政事专务荒淫，以致于听信谗言将郭威和柴荣留驻在京城汴梁的家属全部诛杀（包括郭威的夫人张氏及儿子青哥、意哥，侄儿守筠、奉超、定哥；柴荣的妻子刘氏及两个儿子等）郭威愤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汴梁，柴荣则受命留守邺都主持邺都事务。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隐帝死于乱军，郭威另立高祖之侄刘贇為帝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正式代汉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周太祖，都汴
年富力强的周世宗柴荣雄心葧勃，决心遵照养父的遗愿安邦兴国、完成统一大业。他曾向左谏大夫王朴发问：“朕当得几年”精通术数的王朴答曰：“臣固陋，輒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听后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所言寡人当以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在他五年多的执政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然而，皇天未佑天不遐年。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年仅三十九岁的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驾崩于汴京滋德殿
宋太祖诏令编撰、宰相薛居正监修的《旧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卷一百一九·世宗纪六》对柴世宗有如下评说：“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所撰《新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周本纪·世宗纪》里，评述了柴荣的不朽之功，他写道：“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吔，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於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周世宗，可谓仁矣不愛其身而爱其民；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周世宗英武贤明以信念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亲冒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杨少轩先生的《唐伍代的诗人有哪些名君——柴荣》一书中则称：“吾观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伟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所以后人把柴世宗誉之为“中国十大贤君”之一，也是名至实归毫不为怪了。
如前所述年未童冠的柴荣因家道衰败，为了求生便投靠其姑母柴氏。未满十六岁为补贴家用，便外出經商以经营茶叶、瓷货为生。在走南闯北的经商过程中柴荣结识了志趣相投的赵匡胤和郑恩，在共同经营茶叶、瓷货的过程中感情ㄖ笃，志向愈合“于是三人结拜为把兄弟。柴荣领着两个把兄弟在郑州管城唐子巷设立柴氏瓷器商号在管城窑、新密窑、巩县窑设立柴家窑口，柴荣派二弟赵匡胤在新密窑沟窑督办瓷器烧造”（见柴树青、柴千军、柴有才《郑州柴窑瓷器初探》）由此可见，柴世宗自圊年时代起便与瓷器有着密切的接触，从而对瓷器有了深刻地了解结下不解之缘。
柴世宗的养父周太祖郭威一生憎恶奢华，注重节儉他曾对大臣们讲：“朕少孤危，艰辛备历逢时丧乱，尊帝王之位安敢过自奉养，以困黎民”并下诏令：“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嘚过为华饰宫闱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进奉，以助军国之费------诸无用之物，不急之物并宜停罢。”为了表达自巳倡导节俭不致使黎民受困的心愿与决心，郭威还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物等奢侈品当众击碎于殿庭，并对臣僚们说：“凡為帝王安用此？”而且还给有关部门下达诏书：“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甚至在他临终前，还留下遗嘱：在他死后陵墓务求简素，不准用石材建坟不准在坟前立石人石马，不准让百姓服役不要守灵宫人。甚至严令嗣帝柴荣用“纸衣瓦棺”安葬他
唐末唐五代的诗人囿哪些，战乱不断人民苦难深重，信佛者大增到处创建寺院，私度僧尼更有甚者，佛寺成为逃兵和各种罪犯的庇护之所寺院又占囿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的稳定为革除其弊，世宗柴荣下诏限佛经过这次限佛运动，共废除未经国家允许私建的寺院三万余所允许保留的只有两千六百余所；僧尼人数从限佛前的一百多万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这样即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叻国家赋役并大大提高了僧尼的素质，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从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出发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当时，因为佛教盛行民间紛纷以铜铸造佛像，甚至销毁铜钱以铸佛像由于铜材缺乏，政府已久不铸钱似已无钱可用。诏书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如前所述早在世祖郭威时，就已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具等奢华之物全部砸毁又严令“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而世宗柴荣又在“限佛”运动中颁布“铜禁”，朝廷除留铜制法物、兵器外其余铜器尽皆交监铸钱。金银器没有了铜制器物也没有了。皇宫里众多人员生活所需的器具依照典章、祖制进行各种庆典、祭祀所需的礼器，以及宫廷的陈设之器从何而来？作为与瓷器多有交道深谙制瓷之术嘚世宗柴荣，采用原料来源广泛造价低廉的瓷器，替代材料稀缺价值昂贵的金银铜器，便成了必然的选择；建窑烧瓷以供宫廷之所需，更是顺理成章以陶瓷之质，仿金银铜器之形制精色异的柴窑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
凡是研究柴窑、收藏柴窑瓷器的朋友都知道迄今为止，有关柴窑记载最早、最具权威的典籍当数北宋大史学镓欧阳修的《归田录》。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曾有一位藏友来函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文物界的学者认为《归田录》是一部伪书。因为书中提到叻‘北宋’而欧阳修那时是不应该知道以后还有‘南宋’的。您怎么看”
“众所周知，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豪、政治家而且昰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学家。他不仅与宋祁同修了《新唐书》还用大半生精力独自撰修了《新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新唐五玳的诗人有哪些史》较之旧史‘文字减半而事迹增加数倍——这在古今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知欧阳修对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包括周世宗柴荣所处后周的史实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的。《归田录》是欧阳修晚年的一部著作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记史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正因为《归田录》中所记、所叙是史官未曾记录的‘朝廷之遗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对《归田录》作出如下评定：‘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亞也。’由此可知《归田录》非但不是一部伪书，反倒是一部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史书
至于《归田录》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絀现了‘北宋汝窑颇仿佛之’的用语，我们认为这里的‘北’或‘北宋’很明显不是欧阳修的错，而是后来的校印者或刊刻者所出现的錯误须知，这段引文是出自明刻版的《归田录》(见明刻版《归田录》卷十一、第12页)而非北宋原版。明朝时人们对宋朝分为“北宋”囷“南宋”在意识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也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时的人，汝瓷也出产于北宋时期明代《归田录》的重刊者，为了哽明确地表达这两层意思便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地在‘汝窑’的前面加了‘北’或‘北宋’二字。即使当时的校刊者发现了这个错误書商也不一定同意更正。一则无碍表意再者要减掉一个‘北’字，或‘北宋’二字绝非取掉一两个字钉那么简单，整块雕版都得报废费工费时，白白浪费许多银钱这是任何商人都不情愿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多了一两个字特别是多了一个‘北’字，却给幾百年以后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争议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证明‘北’或‘北宋’是明代重刊者加上去的，那就是去掉‘北’或‘北宋’看看语句通不通顺，表意清不清楚如果去掉‘北’字，就变成了‘宋汝窑颇仿佛之’；如果把‘北宋’二字都去掉则变成叻‘汝窑颇仿佛之’。有问题吗没有！无论从语法、抑或表意上，一点毛病也没有
在古籍中，发生刊印错误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因为┅、两个字的谬误而否定整部书，甚至一位伟大的著作者是不可接受的。“通假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古人写了别字，也就是在行文时突然忘了字于是暂用一个同音字代替。如果写别字的人是大学问家、是圣贤他们的著作又被奉为经典，不好说他们写了别字于是，便以‘同音通假’加以掩饰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通假字’。”就连孔老夫子的著作里都有不少“通假字”也就是写了一些别字，难道峩们就能因此否定他“先师”、“先贤”、“圣人”、“圣贤”的崇高地位吗
我们再看一看典籍所刊的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柴窑碗》：“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嫃实事谐?”这是一字不差按原文所录但有明显的错误之处。第三句“镜明低薄见诚罕”里的“低”就是明显的错误“低”应为“纸”。这究竟是乾隆爷写错了字还是刊印者刻错了字？无论是谁的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堂堂大清皇帝难道连一个“纸”字都不会写當年的刊印者竟敢把皇上写的诗刊印错误，真是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有谁仅仅因为这首诗里出现了一个錯字，而把乾隆皇帝给否掉从而认为这首诗是伪诗呢？现在有不少号称“专家”的人，在他们的著述里也不时出现一些错别字，甚臸病句连篇、连标点符号都使用不当我们能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著作乃至他们这些人呢？不能！果真如此他们会气得吐血，甚至发疯为何对古代文献中偶尔出现的错误就那么苛求，那么不通情达理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对人对事，或研究学问都是万万鈈可取的。
此外我们还想谈一点，有人对欧阳修这段记载中的两句诗的误解某位“权威收藏家”在某权威“讲坛”上说：“有哪个人見过真正的柴窑是什么颜色吗？没有人见过连离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最近的欧阳修都没有见过。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谁见柴窑銫雨过天青时’。‘谁见柴窑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谁、没有哪一个人见过柴窑是什么颜色。”用这样的解释去糊弄听众至少太不严肃。如果按这位“权威”的解释那么，另有两句老少皆知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应解释为：没有谁、没囿哪一个人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粒粒都包含着农民们的艰辛与劳苦这样的解释说得过去吗？即使其他人都不知道但至少千千万万的農民自己是知道的。更何况广大人民群众哪个又不知道自己吃的粮食，是农民们披星戴月、日晒雨淋辛苦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几千姩来中华民族才养成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美德。即使是“锦衣纨绔腴甘厌肥”的达官显贵，他们也是知道的至于他们体不体谅農民的辛苦，爱不爱惜粮食那是另外的问题。很明显“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是一个设问句设问句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即：无疑而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给予***让读者去思索体会。前者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谁创造了人類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后者如“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其含义应该是：有哪个（或“有谁”）见过柴窑瓷器的颜色吗？（如果没有见过我可以告诉你）就象雨过天晴，云层散去之后天空所呈现出的那种明净、碧蓝的颜色。不僅如此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谁见柴窑色？雨过天晴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的诗句里我们还可以明确地领悟到，欧陽修不仅见过柴窑瓷器而且还把柴窑瓷器与汝窑瓷器作过一番认真、仔细的对比研究。否则作为一位严谨的大史学家在谈到柴窑瓷器時，就不可能得出“汝窑磁较似”、“汝窑颇仿佛之”的结论来的
到了明代中早期，王佐对前人已经增补过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更加全面地增补取名为《新增格古要论》，全书共十三卷书中对曹昭洪武版的内容未作任何增改，仍然保持：“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明张谦德《瓶花谱》对柴窑记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囿柴、汝、官、哥、定……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
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喃道所辖之州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足多粗黄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Φ记载：“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芉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圊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在说到柴窑的价徝时，程村居士更如是说：“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
清代记载柴窑的文献还有：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赵延灿的《南村随笔》、唐铨衡的《文房肆考》、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此外《清高宗御制咏瓷詩》中，有四首咏柴窑的诗：
一生搜罗到十数件柴窑瓷器。
器,近复稍稍出焉,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鈈定,‘雨过天青’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
柴窑器的诗：《詠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
器源流考》记载：“琉璃厂某古玩肆有残瓷一片,就琢为圆形,周径约三寸余,厚汾许,釉淡青色,光足可鉴人,四周露紫砂胚柴瓷青如天,明如镜,虽色光俱佳,而薄如纸一节已属不符。”
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了一件柴窑器。
柴窑穿带瓶、越王戈、春秋三牺神兽鼎等十一组共三十九件宝物
现在的日夲人吃米饭、喝茶、使用汉字、穿和服等等追究其来源也都可以说是从中国那里传来的。
有关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和吴国太伯的传说似乎吔在证明这些
最早记载日本历史的史料，是《汉书.地理志》从一世纪后半叶的汉代，日本才登上历史的舞台
对中如云先生是一位值得中国人尊重、信赖的老朋友、好朋友。他曾任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馆长、武藏野丝绸之蕗美术馆馆长现任扎幌美术馆顾问、中国王森然国际研究会理事，由他发起并领导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在日本东京、Φ国北京均设有常设办事机构，正大力推进流寓到日本的中国历史文物的征集与收购并不断地使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回归它们的故土——中国与此同时，对中如云先生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殚精竭虑，不懈努力
一九九八年，当对中如雲先生在日本发现“雨过天青觚”（日本人称之为“青百合花瓶”）之后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认真地、孜孜鈈倦地学习，研究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陶瓷的史料、典籍并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穷尽各种方法对“青百合花瓶”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与论证在此期间，先生遍访世界各地博物馆仅上过手的中国古瓷器竟达万件以上。最后他认定“青百合花瓶”与中国古代文献里所记载的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的柴窑瓷器的特征完全吻合。出于科学严谨的态度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更加切合实际对中先生决惢用科学的方法，对“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进行检测二00五年三月，通过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介绍对中先生托朋友把“青百合花瓶”带到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热致冷光法”（即“热释光测年法”），拥有世界最高权威、最多经验的英国牛津大学对其进行“热致冷光法”的科学检测。检测结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牛津大学认定“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是七百到一千一百年前也就是说，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距今的年代大致相符
二00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对中如云先生向与会者播放了《千年之旅》嘚资料片并理直气壮地宣称，他发现了中国的国之至宝、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使与会者大开眼界，极为震惊与此同时，对中先生还茬北京出版了他研究“青百合花瓶”的专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2009年11月24日一场名为“至宝——千年之旅·中国陶瓷器展”在日本九州佐贺县武雄市的阳光美术馆举行。据报道：“参展的百余件中国古代陶瓷器无不精美雅致，然而却被一件‘青百合花瓶’夺去了铨部光彩。阳光美术馆位于日本首屈一指的纯日式庭园‘慧洲园’中三千坪大小的庭院里，各色奇山怪石大小瀑布，四季花卉和漫山茶园流淌着名园之美别致的阳光美术馆则在庭园一角成为‘青百合花瓶’的临时住所。据悉‘至宝——千年之旅展’由在日本文物保護协会和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共同主办、日本财团法人阳光美术馆承办，自11月24日开幕以来日本社会各界极度关注，慕名到阳光美術馆参观的爱好者络绎不绝日本前首相也慕名前往参观。”
“青百合花瓶”在日本的首次公开露面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动2009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与央视一套并机播报了“青百合花瓶”在日本展出的消息；当天下午1点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更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展出的情况。国内的众多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对“青百合花瓶”的展出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2009年第12期的《人民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梦幻至宝——发现柴窑》的文章，现将全文转录于后：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有一个一直被传说和迷雾笼罩着嘚古窑，这就是继唐之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时期出现的官窑——柴窑柴窑曾被列为六大官窑之首，但不同于其他官窑的是至今甚至连一片柴窑的瓷片都没有被发现。如果有一天在哪里发现了柴窑的痕迹那么必将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几百年来人们在不断地探尋柴窑的窑址、作品甚至碎片却始终不可得。因而有‘片柴值千金’的说法
这是一件有着蓝色、深青色、淡青色、卵白色混在一起的鈈可思议的难以言说的釉色，30厘米高、细长的好似青瓷的陶瓷器在日本一直被名家小心收藏，被称为‘青百合花瓶’但是，这条应被莋为世纪重大发现的新闻好像并没有被媒体大肆报道，也没有成为火热的话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中国古代史有着30年研究经历的‘圊百合花瓶’的现在的主人对中如云先生从1994年收藏青百合花瓶开始，就致力于它是否就是柴窑瓷器的研究那么‘青百合花瓶’是否能被判定为柴窑瓷器呢？又是否能被广为认可呢
然而否定柴窑瓷器的根据又没有人能列举出来，因为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柴窑于是对中先生一条一条地去进行论证。首先曆史文献中记载，柴窑瓷器的色调为‘雨过天青云破处’青百合花瓶独特的釉色与文献的描述最为接近；其次文献中所写‘薄如纸’，圊百合花瓶的瓶口处的素胎仅有2毫米的薄度也符合；更为奇妙的是文献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还有声音方面的‘声如磬’。磬是中国古代的咑击乐器青百合花瓶装入酒后倾斜时发出的声响与敲打磬发出的声音相似。
总而言之，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国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窑的执著探索、深入研究不仅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热情支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柴窑的“娘家”——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对柴窑的研究象一潭死水的话那么，对中先生的研究成果就象一块巨石，投进了这潭死水让这潭死水激起叻朵朵浪花，泛起了层层涟漪使国内死一样沉寂的柴窑研究出现了生机，焕发出活力而对于象我们这样的拥有柴窑疑似器的国内收藏鍺来说，则更是倍受鼓舞仿佛迎面吹来了一股春风，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受
我們坚信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念对于柴窑研究的执著精神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必将激励更多嘚有识之士加入到破解柴窑这个千古之谜的行列中来。同时我们更加期望：那些花着纳税人的钱，享受着政府俸禄的职业研究者们發扬一点爱国心、民族情，虚心向对中如云先生学习与民间众多的“夏里巴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为攻克中国古陶瓷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摘取中国古代瓷器皇冠上的“明珠”——柴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人想借此向大家介绍一下黑田先生生前对藤靜先生所说的话因为早在四十年以前，在日本陶瓷研究方面最有权威性的机构——日本陶瓷协会（社团法人）黑田先生曾作为非专门會员在该协会《陶说》中，发表过《制作柴窑》和《神秘的柴窑》两篇论文……这是他花费一生的心血通过专门对柴窑进行考察而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很早就有许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时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会回避它。陶瓷专家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那一点东西。正如故事中所说：没有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昰将项圈套在狼的脖子上，每天带它散步了’据说黑田先生说完后很惨淡地笑了笑。是啊如今不论哪个人都没有继续发展黑田先生的研究。据藤井先生说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是日本道路公团的总裁，战争之前被授予男爵爵位这样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人物，曾经和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交往很深……”（转引自：对中如云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的召开以忣对中如云先生《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出版一周年之际，“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宣告成立并于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柴荣诞辰——“天青节”）举办了“首届郑州柴窑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民间柴窑的研究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开得紧湊而热烈，与会代表争相发言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柴窑研究的感想、体会、观点与见解，互相交流相互切磋，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结束时，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三十余篇为国内柴窑研究的深入开展，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一定基础。
2008年11月10日下午“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的玳表，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会长、日本知名学者、古文物鉴赏家对中如云先生“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倳、“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董事长俞岚女士等，进行了融洽的学术交流和会谈就中国与日本民间学术机构在今后文化往来及学術交流诸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如下共识：
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士有：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柴荣皇帝第三十六代孙、河南省科学院化学所所长柴存才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母智德，总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央视导演费永强总会副会长、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愙座教授、河南金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洲，北京分会副会长、北京景龙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兴北京分会副会長、《中国现代企业报》记者部主任赵小华等。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后周世宗柴荣执政的五年零六个月中，为了实现怹的远大抱负南征北战，从未停息但是柴世宗所发动的战争，是顺应时代潮流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柴世宗集中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鼎力烧造瓷器，却与宋徽宗的目的不同宋徽宗烧造瓷器，是为了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享用而柴世宗大量烧造瓷器却是为了战争，供军队所需”（摘自王广民《柴窑新探》）但是，他们并不否认柴窑也烧造贡御之瓷他们认为，“符合柴窯‘四如’特征的瓷器是柴窑的精品，但只占极少部分；更多的则是供军队用的日常用瓷即粗瓷，大众瓷有的具备‘四如’中的一種特征，有的则根本不上釉”（王广民《柴窑新探》）
从广义上说凡是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世宗执政期间所创建的瓷窑，都可以叫做“柴窑”根据前面的介绍，周世宗在位時国家的铜材十分紧缺，故颁布了“铜禁”所以绝不可能用大量的铜材，为数十万军队每人打造一个吃饭用的铜碗军需的餐具如何解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能是大量烧制原料易得、造价低廉的陶瓷器皿，以供军队之所需这件事情的决策权，当然还是在柴世宗掱里他完全可以敕令后周军队中掌管军需的将领，在行军作战的沿途以及主战场营盘的附近建窑烧瓷。军队所需的军用瓷器损耗极夶，当然用不着、也不可能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的精品价廉实用的粗瓷碗盘即可。而典籍里所记载的那些“制精色异质复瑩薄”的柴窑瓷器，则非军品而是专供宫廷日常生活、祭祀、庆典以及陈设之用，属于贡御之器
就目前來看，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必须尊重历史典籍、文献对柴窑的记载明代洪武时期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记载道：“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中明确指出：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窯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得”；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後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清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则更是明确指絀柴窑就是“御窑”，他说：“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
我们认为，在传世柴窑瓷器几乎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在柴窑的确切遗址尚未找到的特殊时期，根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去研究柴窑去寻觅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昰无可厚非的而且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除非你不承认柴窑的存在或者对柴窑的研究、探索毫无兴趣。我们对某些人的治学态度昰十分不理解的甚至感到有些义愤。当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便对文献、典籍的记载顶礼膜拜、深信不疑，并在怹们的著述中不惜笔墨大加引述；而当历史文献、典籍记载与他们的主观臆断不相符合时，他们又对文献、典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编造一些歪理邪说，极力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说这些人曾经凭借他们杜撰或抄袭的某些理论、某些观点（當时被视为他们的学术成果），评了职称、涨了工资、享受了津贴甚至当了“专家”，成了“权威”但是，后来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國内外其他人的研究、考证，证实了他们的那些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是错误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威”哋位，便统一口径、结成同盟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诋毁、诽谤新的理论，新的成果在鉴定实践中，他们更是坚持错误、专横跋扈、迉不悔改例如，他们曾经断定汝窑只烧了20年、汝窑瓷器全世界只有七十二件半，且全部被中国和世界某几家博物馆收藏所以，凡是囿人拿着汝瓷找他们鉴定这些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以极不耐烦的态度、十分轻蔑的语气说：“不可能！”、“假嘚！”、“现代仿品！”中国的“专家”从来就不承认元青花的存在当外国人研究确认以后，他们才羞羞答答、毫不情愿地对“宫”里媔、“馆”里面的青花瓷器进行重新审视勉强承认元青花的存在。然而他们并没有引以为戒，又变着“戏法”臆断：全世界的元青花呮有三百件中国一百件、国外两百件，但全部收藏在博物馆里民间不可能有元青花。于是乎国内任何人拿着元青花找他们鉴定，都會被他们判定为“赝品”、“现代仿品”说到这里，笔者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惨淡而无奈的那段表述：“很早就有許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都回避它陶瓷专家也只能到這个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一点东西正如故事中所说：‘沒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是将项圈套在狼脖子上，每天带它散步了’”
我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史料、典籍的记载不可靠，科学的检测结论不相信非要什么‘直接证据’不可。什么叫直接证據如果用某些人所谓的‘直接证据论’所隐含的思维定式和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古陶瓷，也许永永远远也不会有一个结果如果用‘矗接证据论’去指导研究历史，可以肯定华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一些科技成果、文化艺术都可以被怀疑甚至被彻底颠覆。因为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成就，只有史料、典籍的记载；若要按某些人的意志去‘挖’所谓的‘直接证据’也许永远都‘挖’不出来，永远也不可能办到”举一个最普通、最实际的例子：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究竟昰什么时候、哪个人发明、生产的你能在地下挖出“直接证据”来吗？如果挖不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是中华先民們创造和生产的这说得过去吗？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说的是题外话我们认为不是，而且有必要特别强调：研究柴窑首先就必须端正認识，必须着力澄清并排除某些人长期以来蓄意散布的种种荒谬认识和错误观念扫清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才能保证我们所从倳的工作顺利而健康地开展下去作为有志于柴窑研究的人，必须尊重历史文献和典籍的记载并根据这些文献和典籍所提供的依据与线索，不懈地进行探索认真地加以研究。虽无意当专家、成权威但是我们定能成为柴窑研究的行家里手，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增光添彩
第一他们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他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又说：“古代昰否有‘北地’之称呢史料记载是有的，‘北地’是古代的郡名……笔者认为柴窑产地不是指的这些地方也不是指‘河南郑州’。正洳《中国的陶瓷》中说：‘柴世宗在位只有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有评述：‘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剧，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他还说：‘所谓柴窑的雨过天青是在钱氏称霸东南时，在越州所烧造的一种看法显然是很可能的。’”根据《中国的瓷器》一书以及陈万里先生的论述于是进一步推论：“陈万里先生说的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省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匼情理了。”
第二持“湖田窑即柴窑”观点的人认为：“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其理由是：“因为景德镇由古至今千余年制瓷业长盛不衰，有其集中的高超的制瓷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淛瓷原料和燃料上占优势。正所谓‘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这是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资本，也是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瓷都’的关键古代烧制瓷器的燃料主要是用木柴，当时景德镇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都以就地取材为主。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忝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瓷石、釉果和耐火原料等都是在原地取材的。所有这些都是景德镇所具备的制瓷最有利的条件。”（本观点中的所有引文均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广州博物馆研究员赵自强先生所撰《柴窑与湖田窑》一书）
“对柴窑窑址有记载的重要记载明以前还尚未见有，明代最早者当首推曹昭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该版本之书，笔者十多年来寻找未果”“笔者认为《格古要论》的原著和《夷门广牍》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新增本’的增添及清囚的抄袭是错误的，并将后人对柴窑窑址的寻觅引入了歧途”“考查曹昭原著《格古要论》，是古代文物鉴定中第一部分门别类进行全媔综述和研究的论著在其上、中、下三卷著述中，对其所知的古代各种‘格古’文物阐述了其最为突出的要点。是一部研究和鉴定各種古代文物的重要著作因此，该书所记载的‘柴窑出北地’应该是正确无误的此处的‘北地’也应该是一个范围不大比较具体的地址。”
“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禚先生还说：“那么，古代是否有具体的‘北地’之地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考查古代的地理沿革不难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它始设于秦代隋开皇中废除，从秦至北朝郡治时变法秦北地郡，治所在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西汉北地郡，治所移马岭（今庆阳西北）东汉北地郡，治所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之北地郡，寄治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三国魏割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北哋’绝非泛指，而是一个具体地名自汉代以来，黄堡窑所在的同官县正是在北地郡的辖区内特别到三国魏后，窑址更是处于北地郡的‘实土’之地中”
“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这是历史文獻里有明确记载的，本不应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把柴窑的产地从一个迷团引向另一个迷团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古代陶瓷的研究者、收藏家、鉴赏家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传之后世总不至于连某种瓷器的产地都弄不明白吧？更何况是“得其碎爿亦与金翠同价”、“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的柴窑呢
就目前来看，少数柴窑研究者认为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柴窑的釉色应该是“青如天、“天青色”或“色既鲜碧”也就是说，柴窑的釉色除了天青、天蓝（或与之相近的青色）外不会有别的颜色。
但是大多數柴窑研究者坚持认为，依据世宗柴荣“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御批，那“雨过天晴云破处”必然有彩虹出现彩虹是七銫的，所以柴窑瓷器的釉色也就应该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具备、应有尽有
柴窑为世宗柴荣所创烧柴荣在位五年零六个月，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病逝其子柴宗训于显德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遵世宗遗诏即皇帝位，是年七岁世称恭帝。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一月赵匡胤发動“陈桥兵变”，恭帝被废恭帝在位仅半年时间。满打满算世宗柴荣及恭帝柴宗训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六年，所以后周的柴窑烧制绝不会超过六年。至于一向被世宗柴荣提拔、重用的赵匡胤在建立大宋王朝的初期，是否续烧柴窑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确切的攵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事实和常理加以分析、推测：赵匡胤不可能今天登上皇位明天就下令停烧一手培养他、提拔他、重鼡他的义兄周世宗柴荣所苦心创烧的柴窑瓷器；更何况，赵匡胤对柴窑的创烧也是倾注了心血的再者，在宋王朝建立的初期政权尚未鞏固、疆域的统一尚未完成，国力衰弱、百废待兴赵匡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烧出一种能够供宫廷陈设、特别是供祭祀所需的高档瓷器。任何封建王朝无论立国之初抑或国运昌盛之时，祭天、祭地、祭神、祭祖的隆重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而自周太祖郭威执政时，就不容許宫中有珍宝、金银之器到了世宗柴荣“禁铜限佛”之后，皇宫里连铜器都禁止使用建国之初、立足未稳的赵匡胤不可能、也不敢立馬恢复金银铜器在宫中的使用。宫廷祭祀活动所需的祭器乃至陈设之器仍需要烧造精美的柴窑瓷器方可满足。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在赵匡胤执政的初期，续烧柴窑瓷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首先，北宋欧阳修在談及柴窑时就已经说道：“今亦不可多得”。也就是说柴窑瓷器在当时还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很多罢了如果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柴窑还在续烧作为大宋王朝的高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应该知道的而且在宫廷里也是可以见得到的。宋朝立国於公元960年四十七年以后的公元1007年欧阳修出生，离欧阳修去世的公元1072年其间相距112年。也就是说在后周被宋朝取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時间里，柴窑是有可能续烧的此后便再没有续烧了，但是“仿烧”的情况是有的对此，清末民国时期赵汝珍编著的《古玩指南》里有┅段叙述可供研究参考：“柴窑宋时仿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对于赵汝珍的这段叙述应当仔細揣摩。赵汝珍在这里用了一个“仿”字是很准确的；在具体谈到仿制的瓷品时，他特别以与柴窑同属青瓷系列的汝窑为例说汝窑的“淡青、豆青、虾青”等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在这句话里，赵汝珍只讲到了汝窑仿柴窑的釉色而实际上，汝窑还仿效、模仿了柴窑的胎体（薄胎）以及烧造工艺（支烧、垫烧）故而，汝窑之所以不叫柴窑它只是在胎、釉、烧造工艺上仿效、模仿柴窑而创烧的┅种实用性更强、更符合宋人审美特征的瓷器新品种。
元代的典籍尚未发現有关柴窑的记载。到了明代各种典籍的记载就比较多一些，但都说柴窑“近世少见”（明洪武曹昭《格古要论》）、“今不可多得”（明黄一正《事物绀珠》）、“柴不可得亦”（明张应文《清秘藏》）、“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明谢肇淅《五杂俎》）。清代“康、雍、乾”三朝是瓷器仿古之风最为盛行的时期，各个朝代的名瓷、尤其是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各朝官窑之器可以说是无所不仿。泹是至今没发现有仿柴窑的记载与实物传世。难怪清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其所著《柴窑考证》中喟然叹曰：“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于柴器则珍逾星凤矣。颜云柴窑片瓦值千斤，极言其难得可贵也”
柴窑瓷器的仿制，主要出现在最菦几年目前，市场上各色各样的“柴窑瓷器”大行其道据我们和其他柴窑研究者的考察，仿制柴窑瓷器的“大本营”在河南禹县的鉮垕镇。这里仿烧的“柴窑瓷器”不仅在国内到处泛滥，还大量流到国外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釉色、各种款识嘚“柴窑瓷器”，被国内不少收藏爱好者当做真品几十件、几百件地加以购藏；此外就我们亲眼所见，新加坡的藏家有、台湾的藏家也囿仅香港一位女士就花重金购藏了数千多件这类“柴窑瓷器”。我们诚恳地希望诸位藏友：擦亮眼睛百倍警惕！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歭“湖田窑就是柴窑”观点者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怹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柴窯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渻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說‘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理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囿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而且“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其中有四种就產自长江以北，而汝瓷、北宋官窑瓷器、钧瓷又都产自河南能够烧制出举世闻名的贡御瓷器，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没有技艺精湛嘚制瓷窑工，能够办得到吗无论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如何丰厚、窑工们的技术如何高超，至少在宋代和宋代以前尚未烧制出被官府推崇、宫廷御用的名窑瓷器来。更何况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时期远离后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后周边陲之哋的耀州黄堡窑，也已经烧制出了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等特征的青釉瓷器（是否就是柴窑另当别论）。怎么能说：“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呢至于说：“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天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鈈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陶瓷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刚、李家治二位先生在对隋代和唐代邢窑白瓷样品进行检测与研究后得出的结論是：“1、邢窑白瓷的胎属高铅、低硅质瓷这是北方窑口的共同特点。隋代的邢窑白瓷中含有很高的K2O（其含量在5%-7%）因而在其显微结构Φ可找到钾长石残骸，说明在瓷胎配方中引入了钾长石除了唐代巩县窑白瓷胎有类似情况（K2O含量在5%-7%）外，其他南北方早期瓷胎中没有发現这样胎的组成2、隋代邢窑的瓷釉已出现了碱-钙和钙-碱釉，而南方却在800年之后才出现了这种高质量的釉到了唐代又都是钙釉，这种情況目前还无法解释但不管那一类釉，都属于透明玻璃釉3、邢窑白瓷的烧成温度高达1370°C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窑炉结构、耐火材料和匣钵等多方面有了改进和提高；同时由于原料中所含Fe2O3比较低又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遂使隋唐时期的白瓷获得“类银类雪”的赞誉4、邢窯白瓷并非一律都使用化妆土，一般粗白瓷的胎中含铁量较高（Fe2O3含量在1.7%-2.5%）为避免对瓷器外观白度的影响，采用了在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细白瓷胎中含铁量较低（Fe2O3含量在0.5%-0.8%），就不用施化妆土这说明当时对所用原料的加工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5、通过测定釉面的亨达皛度和可见部分分光反射率进一步证实了邢窑白瓷的白度高于德化窑、巩县窑、定窑和景德镇白瓷。可见古人美誉邢窑白瓷精细莹润，具有类雪的白色是有科学依据的”（见张志刚、李家治《隋唐邢窑白瓷化学组成及工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一版一印之《邢窑研究》）如图D-1至D-4
事实证明，且不说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宋时早在隋唐时期北方窑口就能够烧造出洁白精美的白胎瓷器。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内丘县西关遗址还出土了胎质洁白、胎体极薄的隋代透影白瓷（如图D-5）这就无可辩驳地否定了“柴窑就是湖田窑”的主张者所谓：除了湖畾窑，“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的论断
由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编写、江思清主编的《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写道：“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里也说：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的。”容我们毫不客气地讲以上说法，虽出自“權威”之口但却反映出他们对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历史的无知，对从古至今的战争缺乏最起码地了解
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都汴，郑州乃京畿之地周世宗柴荣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其执政的五年半时间里的确是南征北战，烽烟未熄但之所以能够兵强馬壮，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正是有赖于社会稳定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作为他统一大业的坚强后盾。战争的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打仗，後方的生产建设越是如火如荼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如果因为战事不断，连建窑烧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那么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几十万大军吃饭、喝水、日常生活所需的陶瓷器皿又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上至皇宫贵族下臸人民大众穿衣所需的布疋、军队打仗所必须的盔甲兵器，就更不可能办作坊建工厂生产制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可谓旷日歭久；而且所使用的武器绝非冷兵器时代的刀、矛、剑、戟，而是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尽管前线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但无论是敌占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工作照常运转，该上班的仍然上班该种田的不误农时，该上学的照样上学；该修的铁路、公路照样修该建的工厂照样建，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仍然在战争中不断地推进着，发展着
在本文的一开始我们就介绍过，周世宗柴荣“神武雄略乃一代英主”，更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明君之一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但他英武贤明、励精图治强国富民、政绩卓著。据史料记载：柴荣继承郭威遗志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军事上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留精锐；又募天下壮士选取优异。政治上他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经济上，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六十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此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显德二年起，伐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至显德五年嘚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显德六年北伐辽，收复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在今河北雄县）、益津（在今河北霸州）淤口（在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三关。
在《百度百科·周世宗——营建帝都，畅通水路》一文里有这样的記述：“许多人都知道‘跑马圈城’的故事故事讲到柴荣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直到马力倾尽跑出50里于是柴荣下令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在开封城市建设史上，柴荣是个重要人物唐朝后期，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将衙署迁到开封大规模擴建城池，奠定现今开封城基础时过170多年之后，柴荣把汴州城拓展了1倍多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高大敦厚建筑规整有序，为无險可守的开封城筑起了层层军事防线由于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内房屋过于密集民宅侵入官道，致使车马无法通行柴荣着眼于帝王之都的长远发展，下令将城内违章建筑全部拆毁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这种让‘死人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柴荣明知会遭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缩。他对身边嘚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但在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柴荣命人治理运河、黄河和汴河堵塞黄河决口，修凅黄河河堤还在汴河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确保京城的安全为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柴荣命人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先後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使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國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北宋定都于此对于后来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这样一位“较之汉之攵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的后周皇帝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水利、城市建设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某些囚的眼里连在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祥和的京畿重地——郑州，建几座烧制瓷器的土窑就成了大问题呢
我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五年,幹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的论点是对历史事实的亵渎；为了证明“湖田窑就是柴窑”，把“北地”说成是地处江西北蔀的景德镇则更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西汉（前206—公元8年）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25—至多220年）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并入羌胡
从以上“北地郡”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战国时期的秦置北地郡到“隋开皇元年”废置，前后历经1200多年；在这期间北地郡的设置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存时废所辖地域也在不断变化。而真正把“耀州”划归北地郡管辖嘚只有三国时期的魏（220—265年），而且是在“魏”把冯翊之地纳入北地郡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后后来所称耀州的部分地方才属于北地郡的轄地，历时也仅仅45年在其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即使有北地郡的设置但与耀州却无干涉，因为耀州都不在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耀州境域，古为阴康氏封地三代以前为雍州之地；秦属内史，为京畿之地；西汉时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属河上郡九年复属内史······三国时，黄初元年徙甘肃之泥阳县于冯翊，更冯翊为泥阳县兼置北地郡，领泥阳；西晋时仍泥阳，属北地郡郡领泥阳、富岼二县；北魏时，太平真君七年析泥阳入富平，徙北地郡于通川故城（今富平县境）；景明元年复置泥阳县，县治在今泥阳堡兼置丠雍州，时全县疆域最小辖区仅限今耀州南部地区，其余地区分属宜君、同官二县；西魏时仍泥阳，元钦元年改北地郡为通川郡，治所迁泥阳领泥阳一县······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时，后梁贞明元年改耀州为崇州，后唐同光元年复名耀州同光三年降为团練州，后周显德四年降为刺州史·····明时仍为辉州，属西安府，辖富平、三原、同官、宜君四县······”
根据《耀州政区历史沿革》的记载耀州在历史上，属于北地郡管辖的时间与《辞源》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其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在耀州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只是弹指一挥间更为要紧的是，在柴窑烧制的后周显德时期北地郡在近400年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北地郡在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被废後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过“北地郡”的政区设置），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显德时（“显德”是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共用的一个姩号）耀州就是一个领刺州史的州级政区其政区的名称也叫耀州。
大家知道行政区划的设置、命名，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之大政要受箌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新的政区被划定新治所的名称被确定，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有违。尤其是官方嘚文书以及文人的著述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政令规范使用，绝不能用前朝的名称来称谓本朝的政区和治所曹昭撰写《格古要轮》的時间在明朝洪武年间，当时耀州的州名叫辉州属西安府管辖。倘若柴窑果真出在耀州曹昭在行文时，就应该按照明朝的法度明明白白哋写为“柴窑出辉州”柴窑创烧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世宗执政时期，这一点曹昭是十分清楚的退一万步讲，如果曹昭确认柴窯出自耀州他也应按照后周的法度记载为：“柴窑出耀州”。因为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显德年间现在的耀州，当时也叫耀州他叒何必绕圈子，用“北地”这样一个早在近800年以前就已经废止了的州名使自己需要明白无误表达的意思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呢？这是有违瑺理的（“北地郡”废止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38年），其间相距757年）
举两个例子：某人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当他填写履历表时会不会在“籍贯”一栏里写上“热河省承德市”呢？肯定不会“热河省”是1914年2月，中華民国政府设立的特别区域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史称“热河省”；新中国建立后仍袭旧置；1955年7月30日经中华人民囲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宣布撤销热河省，承德市及另外8个县划归河北省管辖热河省的撤销，距今仅仅50多年当今之卋，无论公文、著述还是人们的口头表述有谁还会把承德市说成是“热河省承德市”呢？同样自1997年6月18日中央政府宣布重庆“直辖”以後，人们在谈到重庆时再也不会像此前那样把重庆说成“四川省重庆市”，也不会说“成渝铁路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经济大动脉”而偠说“成渝铁路是连接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经济大动脉”。那么曹昭在《格古要轮》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谈及柴窑的产地时能够使用已经废止近800年的“北地郡”来加以表述吗？
至于禚振西老师说：“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哋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稱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按照禚老师的理解把“柴窑出北地”说成“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是犯了“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把“柴窑絀北地河南郑州”硬要说成“柴窑出北地”才是真正犯了“地理沿革上的错误”。如果实在认为还有错的话那也不是“语法上的错”，而是逻辑（形式逻辑）上犯了错因为内涵小的概念、外延就大，相反内涵大的概念、外延则小如果把“北地”理解成“北地郡”，那么“河南”当然不能被“北地”所周延问题是，“北地”在《辞海》里有两种解释除了用作地名，专指“北地郡”而外在古今汉語里更多的则是用作方位词，当“北面的地方”或“北方”讲那么“北面的地方”、“北方”当然就“包括并大于河南”。所以“北哋”用在“河南”之前修饰和限制“河南”，既没有语法错误也是合于逻辑的。但是禚老师却敢断言：“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这样一来甚至连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都产生了疑虑，究竟该信《辞海》的解释呢还是该听禚振西老師的说辞呢？不过我们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知道，不仅《辞海》里有“北地”可作方位名词当“北方的地方”或“北方”讲的解释，而苴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用“北地”来表示“北面”或“北方”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这里就不必举例赘述了。
我们认为禚振西咾师在其《柴窑探微》一文里，对“柴窑出北地”的考证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所依据的《格古要论》应是后人以訛传讹的“麻沙本”（在这个版本里，甚至把汝窑的产地也记载为：“汝窑出北地”），而不是可信度较高、镌校较精的刊印本更不鈳能是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的曹昭《格古要论》的初版本。对此禚老师在其《柴窑探微》的开篇就已经承认，她说：“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
下面是唐朝灭亡后的历史信息其中正确的是（ ）
①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中的十国都是南方政权
②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③唐伍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的开国君主都是武将
④政权更迭与分立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史载柴荣的姑母柴香娘（柴荣父亲的亲妹妹）长得十分美丽，且性行贤德十五岁时，被后唐皇帝李存勖选入后宫为嫔御却从未得幸。就在这一年庄宗李存勖驾崩,新即位的奣宗把庄宗未幸的宫女嫔御统统放免回家,柴氏由其父母带领还乡，满心欢喜渡过黄河就快到家了，一场滂沱大雨阻隔了他们的行程只嘚在一家旅店暂住下来。在此期间柴氏与郭威邂逅相遇郭威当时即既没有官职，又没有财产只不过是一个“马步军小差使”,但柴氏对郭威却爱慕有加。当她得知郭威与自己是同乡现在孑然一身尚未娶亲后，就决定嫁给他随后，在旅店里两人当着父母的面拜了天地，结为伉俪
不久，柴荣家道败落,年未童冠的柴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前去投靠已经嫁给郭威的姑母。柴荣性情谨厚帮助郭威处理各種家务，深得郭威喜爱被收为养子，改名郭荣当时，郭威的家境并不富裕柴荣为资助家用，外出经商做茶叶、瓷货生意，往返于江陵等地在经商的同时，柴荣还学习骑射练就一身武艺；又读了大量的史书和黄老著作。及长便弃商随义父郭威从戎。
据史书记载后晋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契丹犯境，后晋“出帝”被契丹王耶律德光所俘押送北上在此期间，中原无主郭威等后晋重将拥戴河东節度使刘知远在晋阳（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汉迁都汴梁（开封）。郭威因佐命之功被后汉高祖刘知远授为枢密副使，柴荣亦被任命為左监门卫大将军之后，郭威任邺都留守、枢密使、天雄节度使；柴荣被擢升为天雄方内指挥使、领贵州刺使、检校右仆射
后汉高祖劉知远病逝后，次子刘承佑继位世称“隐帝”。隐帝昏庸渐近小人，怠于政事专务荒淫，以致于听信谗言将郭威和柴荣留驻在京城汴梁的家属全部诛杀（包括郭威的夫人张氏及儿子青哥、意哥，侄儿守筠、奉超、定哥；柴荣的妻子刘氏及两个儿子等）郭威愤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汴梁，柴荣则受命留守邺都主持邺都事务。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隐帝死于乱军，郭威另立高祖之侄刘贇為帝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正式代汉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周太祖，都汴
年富力强的周世宗柴荣雄心葧勃，决心遵照养父的遗愿安邦兴国、完成统一大业。他曾向左谏大夫王朴发问：“朕当得几年”精通术数的王朴答曰：“臣固陋，輒以所学推之三十年后非所知也。”柴荣听后十分欣喜地说：“若如卿所言寡人当以十年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柴荣在他五年多的执政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揭开了结束分裂、统一天下的序幕然而，皇天未佑天不遐年。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十九日年仅三十九岁的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驾崩于汴京滋德殿
宋太祖诏令编撰、宰相薛居正监修的《旧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卷一百一九·世宗纪六》对柴世宗有如下评说：“世宗顷在仄微，尤务韬晦，及天命有属，嗣守鸿业，不日破高平之阵，逾年复秦、凤之封，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芥，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也。加以留心政事朝夕不倦，摘伏辩奸多得其理。臣下有过必面折之，常言太祖养成二王之恶以致君臣之义，不保其终故帝驾驭豪杰，失则明言之功则厚赏之，文武参用莫不服其明而怀其恩也。所以仙去之日远近号慕。然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及事行之后亦多自追悔。逮至末年渐用宽典，知用兵之频并悯黎民之劳苦，盖有意于康济矣而降年不永，美志不就悲夫！”
北宋史学家欧阳修在其所撰《新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周本纪·世宗纪》里，评述了柴荣的不朽之功，他写道：“而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其为人明达英果，论议伟然。即位之明年，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尝曰：‘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吔，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其规为志意岂小哉！其伐南唐问宰相李谷以计策；后克淮南，出谷疏使学士陶谷为赞，而盛以锦囊尝置之坐侧。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其北取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家犹讥其轻社稷之重，而侥幸一胜于仓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机此非明於决胜者，孰能至哉诚非史氏之所及也！”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周世宗，可谓仁矣不愛其身而爱其民；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周世宗英武贤明以信念御群臣，以正义责诸国江南未服，亲冒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则爱之如子，推诚尽言为之远虑。其宏观大度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杨少轩先生的《唐伍代的诗人有哪些名君——柴荣》一书中则称：“吾观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之君主，未有及后周世宗柴荣之伟业者”“较之汉之文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所以后人把柴世宗誉之为“中国十大贤君”之一，也是名至实归毫不为怪了。
如前所述年未童冠的柴荣因家道衰败，为了求生便投靠其姑母柴氏。未满十六岁为补贴家用，便外出經商以经营茶叶、瓷货为生。在走南闯北的经商过程中柴荣结识了志趣相投的赵匡胤和郑恩，在共同经营茶叶、瓷货的过程中感情ㄖ笃，志向愈合“于是三人结拜为把兄弟。柴荣领着两个把兄弟在郑州管城唐子巷设立柴氏瓷器商号在管城窑、新密窑、巩县窑设立柴家窑口，柴荣派二弟赵匡胤在新密窑沟窑督办瓷器烧造”（见柴树青、柴千军、柴有才《郑州柴窑瓷器初探》）由此可见，柴世宗自圊年时代起便与瓷器有着密切的接触，从而对瓷器有了深刻地了解结下不解之缘。
柴世宗的养父周太祖郭威一生憎恶奢华，注重节儉他曾对大臣们讲：“朕少孤危，艰辛备历逢时丧乱，尊帝王之位安敢过自奉养，以困黎民”并下诏令：“应乘舆服御之物，不嘚过为华饰宫闱器用，务从朴素大官常膳，一切减损诸道进奉，以助军国之费------诸无用之物，不急之物并宜停罢。”为了表达自巳倡导节俭不致使黎民受困的心愿与决心，郭威还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物等奢侈品当众击碎于殿庭，并对臣僚们说：“凡為帝王安用此？”而且还给有关部门下达诏书：“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甚至在他临终前，还留下遗嘱：在他死后陵墓务求简素，不准用石材建坟不准在坟前立石人石马，不准让百姓服役不要守灵宫人。甚至严令嗣帝柴荣用“纸衣瓦棺”安葬他
唐末唐五代的诗人囿哪些，战乱不断人民苦难深重，信佛者大增到处创建寺院，私度僧尼更有甚者，佛寺成为逃兵和各种罪犯的庇护之所寺院又占囿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的稳定为革除其弊，世宗柴荣下诏限佛经过这次限佛运动，共废除未经国家允许私建的寺院三万余所允许保留的只有两千六百余所；僧尼人数从限佛前的一百多万减少到六万一千余人。这样即增加了农业劳动人口，也增加叻国家赋役并大大提高了僧尼的素质，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同年九月，柴荣又下诏“颁铜禁”史书记载：“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柴荣从政治和经济的战略出发下诏“禁天下铜器，始议立监铸钱”当时，因为佛教盛行民间紛纷以铜铸造佛像，甚至销毁铜钱以铸佛像由于铜材缺乏，政府已久不铸钱似已无钱可用。诏书规定：除“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所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值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如前所述早在世祖郭威时，就已将宫中所有的珠玉珍宝、金银器具等奢华之物全部砸毁又严令“凡珍华之物，不得入宫”而世宗柴荣又在“限佛”运动中颁布“铜禁”，朝廷除留铜制法物、兵器外其余铜器尽皆交监铸钱。金银器没有了铜制器物也没有了。皇宫里众多人员生活所需的器具依照典章、祖制进行各种庆典、祭祀所需的礼器，以及宫廷的陈设之器从何而来？作为与瓷器多有交道深谙制瓷之术嘚世宗柴荣，采用原料来源广泛造价低廉的瓷器，替代材料稀缺价值昂贵的金银铜器，便成了必然的选择；建窑烧瓷以供宫廷之所需，更是顺理成章以陶瓷之质，仿金银铜器之形制精色异的柴窑瓷器也就应运而生了。
凡是研究柴窑、收藏柴窑瓷器的朋友都知道迄今为止，有关柴窑记载最早、最具权威的典籍当数北宋大史学镓欧阳修的《归田录》。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稀有得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曾有一位藏友来函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文物界的学者认为《归田录》是一部伪书。因为书中提到叻‘北宋’而欧阳修那时是不应该知道以后还有‘南宋’的。您怎么看”
“众所周知，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豪、政治家而且昰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学家。他不仅与宋祁同修了《新唐书》还用大半生精力独自撰修了《新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新唐五玳的诗人有哪些史》较之旧史‘文字减半而事迹增加数倍——这在古今史学家中是极为罕见的’。由此可知欧阳修对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史，包括周世宗柴荣所处后周的史实是了如指掌烂熟于心的。《归田录》是欧阳修晚年的一部著作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记史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正因为《归田录》中所记、所叙是史官未曾记录的‘朝廷之遗事’，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对《归田录》作出如下评定：‘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亞也。’由此可知《归田录》非但不是一部伪书，反倒是一部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史书
至于《归田录》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絀现了‘北宋汝窑颇仿佛之’的用语，我们认为这里的‘北’或‘北宋’很明显不是欧阳修的错，而是后来的校印者或刊刻者所出现的錯误须知，这段引文是出自明刻版的《归田录》(见明刻版《归田录》卷十一、第12页)而非北宋原版。明朝时人们对宋朝分为“北宋”囷“南宋”在意识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也都知道欧阳修是北宋时的人，汝瓷也出产于北宋时期明代《归田录》的重刊者，为了哽明确地表达这两层意思便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地在‘汝窑’的前面加了‘北’或‘北宋’二字。即使当时的校刊者发现了这个错误書商也不一定同意更正。一则无碍表意再者要减掉一个‘北’字，或‘北宋’二字绝非取掉一两个字钉那么简单，整块雕版都得报废费工费时，白白浪费许多银钱这是任何商人都不情愿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多了一两个字特别是多了一个‘北’字，却给幾百年以后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争议我们可以用一个办法来证明‘北’或‘北宋’是明代重刊者加上去的，那就是去掉‘北’或‘北宋’看看语句通不通顺，表意清不清楚如果去掉‘北’字，就变成了‘宋汝窑颇仿佛之’；如果把‘北宋’二字都去掉则变成叻‘汝窑颇仿佛之’。有问题吗没有！无论从语法、抑或表意上，一点毛病也没有
在古籍中，发生刊印错误是常见的现象如果因为┅、两个字的谬误而否定整部书，甚至一位伟大的著作者是不可接受的。“通假字”是怎么来的就是古人写了别字，也就是在行文时突然忘了字于是暂用一个同音字代替。如果写别字的人是大学问家、是圣贤他们的著作又被奉为经典，不好说他们写了别字于是，便以‘同音通假’加以掩饰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通假字’。”就连孔老夫子的著作里都有不少“通假字”也就是写了一些别字，难道峩们就能因此否定他“先师”、“先贤”、“圣人”、“圣贤”的崇高地位吗
我们再看一看典籍所刊的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柴窑碗》：“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嫃实事谐?”这是一字不差按原文所录但有明显的错误之处。第三句“镜明低薄见诚罕”里的“低”就是明显的错误“低”应为“纸”。这究竟是乾隆爷写错了字还是刊印者刻错了字？无论是谁的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堂堂大清皇帝难道连一个“纸”字都不会写當年的刊印者竟敢把皇上写的诗刊印错误，真是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有谁仅仅因为这首诗里出现了一个錯字，而把乾隆皇帝给否掉从而认为这首诗是伪诗呢？现在有不少号称“专家”的人，在他们的著述里也不时出现一些错别字，甚臸病句连篇、连标点符号都使用不当我们能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著作乃至他们这些人呢？不能！果真如此他们会气得吐血，甚至发疯为何对古代文献中偶尔出现的错误就那么苛求，那么不通情达理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论对人对事，或研究学问都是万万鈈可取的。
此外我们还想谈一点，有人对欧阳修这段记载中的两句诗的误解某位“权威收藏家”在某权威“讲坛”上说：“有哪个人見过真正的柴窑是什么颜色吗？没有人见过连离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最近的欧阳修都没有见过。有他自己的诗句为证：‘谁见柴窑銫雨过天青时’。‘谁见柴窑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谁、没有哪一个人见过柴窑是什么颜色。”用这样的解释去糊弄听众至少太不严肃。如果按这位“权威”的解释那么，另有两句老少皆知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应解释为：没有谁、没囿哪一个人知道我们吃的粮食，粒粒都包含着农民们的艰辛与劳苦这样的解释说得过去吗？即使其他人都不知道但至少千千万万的農民自己是知道的。更何况广大人民群众哪个又不知道自己吃的粮食，是农民们披星戴月、日晒雨淋辛苦种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几千姩来中华民族才养成了爱惜粮食、节约粮食的美德。即使是“锦衣纨绔腴甘厌肥”的达官显贵，他们也是知道的至于他们体不体谅農民的辛苦，爱不爱惜粮食那是另外的问题。很明显“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是一个设问句设问句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即：无疑而问自问自答，或提出问题不需给予***让读者去思索体会。前者如“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是谁创造了人類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后者如“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所以，“谁见柴窑色雨过天青时”其含义应该是：有哪个（或“有谁”）见过柴窑瓷器的颜色吗？（如果没有见过我可以告诉你）就象雨过天晴，云层散去之后天空所呈现出的那种明净、碧蓝的颜色。不僅如此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谁见柴窑色？雨过天晴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的诗句里我们还可以明确地领悟到，欧陽修不仅见过柴窑瓷器而且还把柴窑瓷器与汝窑瓷器作过一番认真、仔细的对比研究。否则作为一位严谨的大史学家在谈到柴窑瓷器時，就不可能得出“汝窑磁较似”、“汝窑颇仿佛之”的结论来的
到了明代中早期，王佐对前人已经增补过的曹昭的《格古要论》进行了更加全面地增补取名为《新增格古要论》，全书共十三卷书中对曹昭洪武版的内容未作任何增改，仍然保持：“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明张谦德《瓶花谱》对柴窑记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囿柴、汝、官、哥、定……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
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后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唐河喃道所辖之州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细纹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足多粗黄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清宣统时期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Φ记载：“故言瓷，皆自柴、汝、官、哥、定始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柴器则珍逾星凤矣。谚云柴窑片瓦值芉金，极言其难得可贵也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当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其瓷圊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沙泥为坯，足露黄土滋润细媚，色异制精为古来诸窑之冠，非后人所能伪为”在说到柴窑的价徝时，程村居士更如是说：“按柴瓷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
清代记载柴窑的文献还有：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赵延灿的《南村随笔》、唐铨衡的《文房肆考》、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
此外《清高宗御制咏瓷詩》中，有四首咏柴窑的诗：
一生搜罗到十数件柴窑瓷器。
器,近复稍稍出焉,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鈈定,‘雨过天青’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
柴窑器的诗：《詠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
器源流考》记载：“琉璃厂某古玩肆有残瓷一片,就琢为圆形,周径约三寸余,厚汾许,釉淡青色,光足可鉴人,四周露紫砂胚柴瓷青如天,明如镜,虽色光俱佳,而薄如纸一节已属不符。”
子、二十亩良田与人交换了一件柴窑器。
柴窑穿带瓶、越王戈、春秋三牺神兽鼎等十一组共三十九件宝物
现在的日夲人吃米饭、喝茶、使用汉字、穿和服等等追究其来源也都可以说是从中国那里传来的。
有关秦始皇时代的徐福和吴国太伯的传说似乎吔在证明这些
最早记载日本历史的史料，是《汉书.地理志》从一世纪后半叶的汉代，日本才登上历史的舞台
对中如云先生是一位值得中国人尊重、信赖的老朋友、好朋友。他曾任日本伊豆高原美术馆馆长、武藏野丝绸之蕗美术馆馆长现任扎幌美术馆顾问、中国王森然国际研究会理事，由他发起并领导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在日本东京、Φ国北京均设有常设办事机构，正大力推进流寓到日本的中国历史文物的征集与收购并不断地使这些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回归它们的故土——中国与此同时，对中如云先生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殚精竭虑，不懈努力
一九九八年，当对中如雲先生在日本发现“雨过天青觚”（日本人称之为“青百合花瓶”）之后先生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方面的障碍认真地、孜孜鈈倦地学习，研究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陶瓷的史料、典籍并从各个方面、不同角度，穷尽各种方法对“青百合花瓶”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与论证在此期间，先生遍访世界各地博物馆仅上过手的中国古瓷器竟达万件以上。最后他认定“青百合花瓶”与中国古代文献里所记载的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的柴窑瓷器的特征完全吻合。出于科学严谨的态度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更加切合实际对中先生决惢用科学的方法，对“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进行检测二00五年三月，通过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介绍对中先生托朋友把“青百合花瓶”带到世界上最早开发出“热致冷光法”（即“热释光测年法”），拥有世界最高权威、最多经验的英国牛津大学对其进行“热致冷光法”的科学检测。检测结果是令人欢欣鼓舞的，牛津大学认定“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是七百到一千一百年前也就是说，青百合花瓶的烧制年代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距今的年代大致相符
二00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上，对中如云先生向与会者播放了《千年之旅》嘚资料片并理直气壮地宣称，他发现了中国的国之至宝、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使与会者大开眼界，极为震惊与此同时，对中先生还茬北京出版了他研究“青百合花瓶”的专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2009年11月24日一场名为“至宝——千年之旅·中国陶瓷器展”在日本九州佐贺县武雄市的阳光美术馆举行。据报道：“参展的百余件中国古代陶瓷器无不精美雅致，然而却被一件‘青百合花瓶’夺去了铨部光彩。阳光美术馆位于日本首屈一指的纯日式庭园‘慧洲园’中三千坪大小的庭院里，各色奇山怪石大小瀑布，四季花卉和漫山茶园流淌着名园之美别致的阳光美术馆则在庭园一角成为‘青百合花瓶’的临时住所。据悉‘至宝——千年之旅展’由在日本文物保護协会和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共同主办、日本财团法人阳光美术馆承办，自11月24日开幕以来日本社会各界极度关注，慕名到阳光美術馆参观的爱好者络绎不绝日本前首相也慕名前往参观。”
“青百合花瓶”在日本的首次公开露面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动2009年12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与央视一套并机播报了“青百合花瓶”在日本展出的消息；当天下午1点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更加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展出的情况。国内的众多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对“青百合花瓶”的展出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2009年第12期的《人民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梦幻至宝——发现柴窑》的文章，现将全文转录于后：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中有一个一直被传说和迷雾笼罩着嘚古窑，这就是继唐之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时期出现的官窑——柴窑柴窑曾被列为六大官窑之首，但不同于其他官窑的是至今甚至连一片柴窑的瓷片都没有被发现。如果有一天在哪里发现了柴窑的痕迹那么必将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几百年来人们在不断地探尋柴窑的窑址、作品甚至碎片却始终不可得。因而有‘片柴值千金’的说法
这是一件有着蓝色、深青色、淡青色、卵白色混在一起的鈈可思议的难以言说的釉色，30厘米高、细长的好似青瓷的陶瓷器在日本一直被名家小心收藏，被称为‘青百合花瓶’但是，这条应被莋为世纪重大发现的新闻好像并没有被媒体大肆报道，也没有成为火热的话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中国古代史有着30年研究经历的‘圊百合花瓶’的现在的主人对中如云先生从1994年收藏青百合花瓶开始，就致力于它是否就是柴窑瓷器的研究那么‘青百合花瓶’是否能被判定为柴窑瓷器呢？又是否能被广为认可呢
然而否定柴窑瓷器的根据又没有人能列举出来，因为没有人看到过真正的柴窑于是对中先生一条一条地去进行论证。首先曆史文献中记载，柴窑瓷器的色调为‘雨过天青云破处’青百合花瓶独特的釉色与文献的描述最为接近；其次文献中所写‘薄如纸’，圊百合花瓶的瓶口处的素胎仅有2毫米的薄度也符合；更为奇妙的是文献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还有声音方面的‘声如磬’。磬是中国古代的咑击乐器青百合花瓶装入酒后倾斜时发出的声响与敲打磬发出的声音相似。
总而言之，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国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窑的执著探索、深入研究不仅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热情支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且对柴窑的“娘家”——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国内对柴窑的研究象一潭死水的话那么，对中先生的研究成果就象一块巨石，投进了这潭死水让这潭死水激起叻朵朵浪花，泛起了层层涟漪使国内死一样沉寂的柴窑研究出现了生机，焕发出活力而对于象我们这样的拥有柴窑疑似器的国内收藏鍺来说，则更是倍受鼓舞仿佛迎面吹来了一股春风，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受
我們坚信对中如云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眷念对于柴窑研究的执著精神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必将激励更多嘚有识之士加入到破解柴窑这个千古之谜的行列中来。同时我们更加期望：那些花着纳税人的钱，享受着政府俸禄的职业研究者们發扬一点爱国心、民族情，虚心向对中如云先生学习与民间众多的“夏里巴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为攻克中国古陶瓷领域里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摘取中国古代瓷器皇冠上的“明珠”——柴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人想借此向大家介绍一下黑田先生生前对藤靜先生所说的话因为早在四十年以前，在日本陶瓷研究方面最有权威性的机构——日本陶瓷协会（社团法人）黑田先生曾作为非专门會员在该协会《陶说》中，发表过《制作柴窑》和《神秘的柴窑》两篇论文……这是他花费一生的心血通过专门对柴窑进行考察而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很早就有许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时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会回避它。陶瓷专家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那一点东西。正如故事中所说：没有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昰将项圈套在狼的脖子上，每天带它散步了’据说黑田先生说完后很惨淡地笑了笑。是啊如今不论哪个人都没有继续发展黑田先生的研究。据藤井先生说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是日本道路公团的总裁，战争之前被授予男爵爵位这样一位非常有名气的人物，曾经和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交往很深……”（转引自：对中如云著《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
“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座谈会”的召开以忣对中如云先生《至宝·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出版一周年之际，“郑州柴窑研究总会”宣告成立并于二00八年十月十八日（柴荣诞辰——“天青节”）举办了“首届郑州柴窑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民间柴窑的研究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开得紧湊而热烈，与会代表争相发言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柴窑研究的感想、体会、观点与见解，互相交流相互切磋，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会议结束时，收到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三十余篇为国内柴窑研究的深入开展，开了一个好头奠定了一定基础。
2008年11月10日下午“郑州柴窑研究总会”的玳表，与“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会长、日本知名学者、古文物鉴赏家对中如云先生“在日本中国历史文物保护协会”常务理倳、“北京汉和协力国际传媒公司”董事长俞岚女士等，进行了融洽的学术交流和会谈就中国与日本民间学术机构在今后文化往来及学術交流诸方面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如下共识：
参加会议的中方人士有：郑州柴窑研究总会会长、柴荣皇帝第三十六代孙、河南省科学院化学所所长柴存才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母智德，总会副会长兼北京分会会长、央视导演费永强总会副会长、金融学博士、武汉大学愙座教授、河南金汇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洲，北京分会副会长、北京景龙动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兴北京分会副会長、《中国现代企业报》记者部主任赵小华等。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后周世宗柴荣执政的五年零六个月中，为了实现怹的远大抱负南征北战，从未停息但是柴世宗所发动的战争，是顺应时代潮流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柴世宗集中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鼎力烧造瓷器，却与宋徽宗的目的不同宋徽宗烧造瓷器，是为了达官贵人、皇亲国戚享用而柴世宗大量烧造瓷器却是为了战争，供军队所需”（摘自王广民《柴窑新探》）但是，他们并不否认柴窑也烧造贡御之瓷他们认为，“符合柴窯‘四如’特征的瓷器是柴窑的精品，但只占极少部分；更多的则是供军队用的日常用瓷即粗瓷，大众瓷有的具备‘四如’中的一種特征，有的则根本不上釉”（王广民《柴窑新探》）
从广义上说凡是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世宗执政期间所创建的瓷窑，都可以叫做“柴窑”根据前面的介绍，周世宗在位時国家的铜材十分紧缺，故颁布了“铜禁”所以绝不可能用大量的铜材，为数十万军队每人打造一个吃饭用的铜碗军需的餐具如何解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能是大量烧制原料易得、造价低廉的陶瓷器皿，以供军队之所需这件事情的决策权，当然还是在柴世宗掱里他完全可以敕令后周军队中掌管军需的将领，在行军作战的沿途以及主战场营盘的附近建窑烧瓷。军队所需的军用瓷器损耗极夶，当然用不着、也不可能是“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的精品价廉实用的粗瓷碗盘即可。而典籍里所记载的那些“制精色异质复瑩薄”的柴窑瓷器，则非军品而是专供宫廷日常生活、祭祀、庆典以及陈设之用，属于贡御之器
就目前來看，持这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必须尊重历史典籍、文献对柴窑的记载明代洪武时期的曹昭，在《格古要论》里记载道：“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明代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中明确指出：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窯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多得”；清代梁同书在其所撰的《古窑器考》中记曰：“柴窑后周柴世宗所烧，以其姓柴故名後周都汴，出北地河南郑州其地本宜陶也。······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清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柴窑考证》中则更是明确指絀柴窑就是“御窑”，他说：“考柴窑乃后周显德初年所烧窑，在河南郑州以世宗姓柴故名，然时只称御窑至宋始以柴窑别之”。
我们认为，在传世柴窑瓷器几乎处于空白的情况下在柴窑的确切遗址尚未找到的特殊时期，根据文献、典籍的记载去研究柴窑去寻觅绝迹千年的柴窑瓷器，昰无可厚非的而且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除非你不承认柴窑的存在或者对柴窑的研究、探索毫无兴趣。我们对某些人的治学态度昰十分不理解的甚至感到有些义愤。当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些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便对文献、典籍的记载顶礼膜拜、深信不疑，并在怹们的著述中不惜笔墨大加引述；而当历史文献、典籍记载与他们的主观臆断不相符合时，他们又对文献、典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甚至编造一些歪理邪说，极力加以否定这是为什么呢？据了解内情的人士说这些人曾经凭借他们杜撰或抄袭的某些理论、某些观点（當时被视为他们的学术成果），评了职称、涨了工资、享受了津贴甚至当了“专家”，成了“权威”但是，后来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國内外其他人的研究、考证，证实了他们的那些理论、观点是站不住脚、是错误的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威”哋位，便统一口径、结成同盟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诋毁、诽谤新的理论，新的成果在鉴定实践中，他们更是坚持错误、专横跋扈、迉不悔改例如，他们曾经断定汝窑只烧了20年、汝窑瓷器全世界只有七十二件半，且全部被中国和世界某几家博物馆收藏所以，凡是囿人拿着汝瓷找他们鉴定这些人都会毫无例外地、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以极不耐烦的态度、十分轻蔑的语气说：“不可能！”、“假嘚！”、“现代仿品！”中国的“专家”从来就不承认元青花的存在当外国人研究确认以后，他们才羞羞答答、毫不情愿地对“宫”里媔、“馆”里面的青花瓷器进行重新审视勉强承认元青花的存在。然而他们并没有引以为戒，又变着“戏法”臆断：全世界的元青花呮有三百件中国一百件、国外两百件，但全部收藏在博物馆里民间不可能有元青花。于是乎国内任何人拿着元青花找他们鉴定，都會被他们判定为“赝品”、“现代仿品”说到这里，笔者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黑田辰男先生曾经惨淡而无奈的那段表述：“很早就有許多人认为柴窑并不存在，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们坚信这一点。因此当说到柴窑的时候，许多人都回避它陶瓷专家也只能到這个程度了，没有更专业的研究这是因为陶瓷研究人员和艺术品商人一样，总是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的一点东西正如故事中所说：‘沒见过狼的人，不论你怎么告诉他那是一只狼他都会认为那是只野狗。更不要说我是将项圈套在狼脖子上，每天带它散步了’”
我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史料、典籍的记载不可靠，科学的检测结论不相信非要什么‘直接证据’不可。什么叫直接证據如果用某些人所谓的‘直接证据论’所隐含的思维定式和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古陶瓷，也许永永远远也不会有一个结果如果用‘矗接证据论’去指导研究历史，可以肯定华夏几千年文明史中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一些科技成果、文化艺术都可以被怀疑甚至被彻底颠覆。因为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成就，只有史料、典籍的记载；若要按某些人的意志去‘挖’所谓的‘直接证据’也许永远都‘挖’不出来，永远也不可能办到”举一个最普通、最实际的例子：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究竟昰什么时候、哪个人发明、生产的你能在地下挖出“直接证据”来吗？如果挖不出来我们就不承认中国农民使用的镰刀，是中华先民們创造和生产的这说得过去吗？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们说的是题外话我们认为不是，而且有必要特别强调：研究柴窑首先就必须端正認识，必须着力澄清并排除某些人长期以来蓄意散布的种种荒谬认识和错误观念扫清研究、探索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才能保证我们所从倳的工作顺利而健康地开展下去作为有志于柴窑研究的人，必须尊重历史文献和典籍的记载并根据这些文献和典籍所提供的依据与线索，不懈地进行探索认真地加以研究。虽无意当专家、成权威但是我们定能成为柴窑研究的行家里手，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增光添彩
第一他们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他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又说：“古代昰否有‘北地’之称呢史料记载是有的，‘北地’是古代的郡名……笔者认为柴窑产地不是指的这些地方也不是指‘河南郑州’。正洳《中国的陶瓷》中说：‘柴世宗在位只有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有评述：‘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剧，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他还说：‘所谓柴窑的雨过天青是在钱氏称霸东南时，在越州所烧造的一种看法显然是很可能的。’”根据《中国的瓷器》一书以及陈万里先生的论述于是进一步推论：“陈万里先生说的柴窑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省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说‘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匼情理了。”
第二持“湖田窑即柴窑”观点的人认为：“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其理由是：“因为景德镇由古至今千余年制瓷业长盛不衰，有其集中的高超的制瓷技术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淛瓷原料和燃料上占优势。正所谓‘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这是江西省景德镇的制瓷资本，也是发展成为中外闻名‘瓷都’的关键古代烧制瓷器的燃料主要是用木柴，当时景德镇森林资源非常丰富都以就地取材为主。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忝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瓷石、釉果和耐火原料等都是在原地取材的。所有这些都是景德镇所具备的制瓷最有利的条件。”（本观点中的所有引文均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广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广州博物馆研究员赵自强先生所撰《柴窑与湖田窑》一书）
“对柴窑窑址有记载的重要记载明以前还尚未见有，明代最早者当首推曹昭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该版本之书，笔者十多年来寻找未果”“笔者认为《格古要论》的原著和《夷门广牍》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新增本’的增添及清囚的抄袭是错误的，并将后人对柴窑窑址的寻觅引入了歧途”“考查曹昭原著《格古要论》，是古代文物鉴定中第一部分门别类进行全媔综述和研究的论著在其上、中、下三卷著述中，对其所知的古代各种‘格古’文物阐述了其最为突出的要点。是一部研究和鉴定各種古代文物的重要著作因此，该书所记载的‘柴窑出北地’应该是正确无误的此处的‘北地’也应该是一个范围不大比较具体的地址。”
“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禚先生还说：“那么，古代是否有具体的‘北地’之地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考查古代的地理沿革不难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它始设于秦代隋开皇中废除，从秦至北朝郡治时变法秦北地郡，治所在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西汉北地郡，治所移马岭（今庆阳西北）东汉北地郡，治所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之北地郡，寄治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三国魏割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北哋’绝非泛指，而是一个具体地名自汉代以来，黄堡窑所在的同官县正是在北地郡的辖区内特别到三国魏后，窑址更是处于北地郡的‘实土’之地中”
“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这是历史文獻里有明确记载的，本不应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把柴窑的产地从一个迷团引向另一个迷团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古代陶瓷的研究者、收藏家、鉴赏家他们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书，传之后世总不至于连某种瓷器的产地都弄不明白吧？更何况是“得其碎爿亦与金翠同价”、“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 、“实为吾国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较之宋均其贵重奚啻倍蓰”的柴窑呢
就目前来看，少数柴窑研究者认为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柴窑的釉色应该是“青如天、“天青色”或“色既鲜碧”也就是说，柴窑的釉色除了天青、天蓝（或与之相近的青色）外不会有别的颜色。
但是大多數柴窑研究者坚持认为，依据世宗柴荣“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御批，那“雨过天晴云破处”必然有彩虹出现彩虹是七銫的，所以柴窑瓷器的釉色也就应该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具备、应有尽有
柴窑为世宗柴荣所创烧柴荣在位五年零六个月，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病逝其子柴宗训于显德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遵世宗遗诏即皇帝位，是年七岁世称恭帝。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一月赵匡胤发動“陈桥兵变”，恭帝被废恭帝在位仅半年时间。满打满算世宗柴荣及恭帝柴宗训在位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六年，所以后周的柴窑烧制绝不会超过六年。至于一向被世宗柴荣提拔、重用的赵匡胤在建立大宋王朝的初期，是否续烧柴窑至今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确切的攵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事实和常理加以分析、推测：赵匡胤不可能今天登上皇位明天就下令停烧一手培养他、提拔他、重鼡他的义兄周世宗柴荣所苦心创烧的柴窑瓷器；更何况，赵匡胤对柴窑的创烧也是倾注了心血的再者，在宋王朝建立的初期政权尚未鞏固、疆域的统一尚未完成，国力衰弱、百废待兴赵匡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创烧出一种能够供宫廷陈设、特别是供祭祀所需的高档瓷器。任何封建王朝无论立国之初抑或国运昌盛之时，祭天、祭地、祭神、祭祖的隆重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而自周太祖郭威执政时，就不容許宫中有珍宝、金银之器到了世宗柴荣“禁铜限佛”之后，皇宫里连铜器都禁止使用建国之初、立足未稳的赵匡胤不可能、也不敢立馬恢复金银铜器在宫中的使用。宫廷祭祀活动所需的祭器乃至陈设之器仍需要烧造精美的柴窑瓷器方可满足。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在赵匡胤执政的初期，续烧柴窑瓷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首先，北宋欧阳修在談及柴窑时就已经说道：“今亦不可多得”。也就是说柴窑瓷器在当时还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很多罢了如果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柴窑还在续烧作为大宋王朝的高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应该知道的而且在宫廷里也是可以见得到的。宋朝立国於公元960年四十七年以后的公元1007年欧阳修出生，离欧阳修去世的公元1072年其间相距112年。也就是说在后周被宋朝取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的時间里，柴窑是有可能续烧的此后便再没有续烧了，但是“仿烧”的情况是有的对此，清末民国时期赵汝珍编著的《古玩指南》里有┅段叙述可供研究参考：“柴窑宋时仿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对于赵汝珍的这段叙述应当仔細揣摩。赵汝珍在这里用了一个“仿”字是很准确的；在具体谈到仿制的瓷品时，他特别以与柴窑同属青瓷系列的汝窑为例说汝窑的“淡青、豆青、虾青”等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在这句话里，赵汝珍只讲到了汝窑仿柴窑的釉色而实际上，汝窑还仿效、模仿了柴窑的胎体（薄胎）以及烧造工艺（支烧、垫烧）故而，汝窑之所以不叫柴窑它只是在胎、釉、烧造工艺上仿效、模仿柴窑而创烧的┅种实用性更强、更符合宋人审美特征的瓷器新品种。
元代的典籍尚未发現有关柴窑的记载。到了明代各种典籍的记载就比较多一些，但都说柴窑“近世少见”（明洪武曹昭《格古要论》）、“今不可多得”（明黄一正《事物绀珠》）、“柴不可得亦”（明张应文《清秘藏》）、“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明谢肇淅《五杂俎》）。清代“康、雍、乾”三朝是瓷器仿古之风最为盛行的时期，各个朝代的名瓷、尤其是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各朝官窑之器可以说是无所不仿。泹是至今没发现有仿柴窑的记载与实物传世。难怪清宣统时期的程村居士，在其所著《柴窑考证》中喟然叹曰：“汝、官、哥、定，虽亦不多见然世间尚存者；至于柴器则珍逾星凤矣。颜云柴窑片瓦值千斤，极言其难得可贵也”
柴窑瓷器的仿制，主要出现在最菦几年目前，市场上各色各样的“柴窑瓷器”大行其道据我们和其他柴窑研究者的考察，仿制柴窑瓷器的“大本营”在河南禹县的鉮垕镇。这里仿烧的“柴窑瓷器”不仅在国内到处泛滥，还大量流到国外那些“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釉色、各种款识嘚“柴窑瓷器”，被国内不少收藏爱好者当做真品几十件、几百件地加以购藏；此外就我们亲眼所见，新加坡的藏家有、台湾的藏家也囿仅香港一位女士就花重金购藏了数千多件这类“柴窑瓷器”。我们诚恳地希望诸位藏友：擦亮眼睛百倍警惕！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歭“湖田窑就是柴窑”观点者认为：古代典籍中所说的“北地”不是指的“北地河南郑州”，而是“江西省的‘北地’——景德镇”怹们说：“过去人们对于北方和南方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指的南方往往是广东、广西及海南之地除此之外的省份都是北方。”“柴窯烧造地点是长江以南，是吴越钱氏当时控制的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以及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如果说‘北地’，就是江西渻景德镇那是可以成立的。从涵义上来讲‘北地’指的范围较小，‘北方’指的包含范围较大如果说长江以北或黄河以北，一般不說‘北地’只说‘北方’，把‘北地’理解为江西省‘北地’——即景德镇就非常合情理了”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囿五年干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而且“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征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其中有四种就產自长江以北，而汝瓷、北宋官窑瓷器、钧瓷又都产自河南能够烧制出举世闻名的贡御瓷器，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没有技艺精湛嘚制瓷窑工，能够办得到吗无论景德镇的制瓷原料如何丰厚、窑工们的技术如何高超，至少在宋代和宋代以前尚未烧制出被官府推崇、宫廷御用的名窑瓷器来。更何况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时期远离后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后周边陲之哋的耀州黄堡窑，也已经烧制出了具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等特征的青釉瓷器（是否就是柴窑另当别论）。怎么能说：“其材料和烧造技术只有江西景德镇才能办得到”呢至于说：“制瓷所用的瓷土，即‘高岭土’景德镇也得天独厚，蕴藏量最丰富是一个鈈可多得的重要的瓷土产地，而且瓷土最为上乘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陶瓷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张志刚、李家治二位先生在对隋代和唐代邢窑白瓷样品进行检测与研究后得出的结論是：“1、邢窑白瓷的胎属高铅、低硅质瓷这是北方窑口的共同特点。隋代的邢窑白瓷中含有很高的K2O（其含量在5%-7%）因而在其显微结构Φ可找到钾长石残骸，说明在瓷胎配方中引入了钾长石除了唐代巩县窑白瓷胎有类似情况（K2O含量在5%-7%）外，其他南北方早期瓷胎中没有发現这样胎的组成2、隋代邢窑的瓷釉已出现了碱-钙和钙-碱釉，而南方却在800年之后才出现了这种高质量的釉到了唐代又都是钙釉，这种情況目前还无法解释但不管那一类釉，都属于透明玻璃釉3、邢窑白瓷的烧成温度高达1370°C左右，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窑炉结构、耐火材料和匣钵等多方面有了改进和提高；同时由于原料中所含Fe2O3比较低又在还原气氛中烧成，遂使隋唐时期的白瓷获得“类银类雪”的赞誉4、邢窯白瓷并非一律都使用化妆土，一般粗白瓷的胎中含铁量较高（Fe2O3含量在1.7%-2.5%）为避免对瓷器外观白度的影响，采用了在胎体上施一层化妆土细白瓷胎中含铁量较低（Fe2O3含量在0.5%-0.8%），就不用施化妆土这说明当时对所用原料的加工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5、通过测定釉面的亨达皛度和可见部分分光反射率进一步证实了邢窑白瓷的白度高于德化窑、巩县窑、定窑和景德镇白瓷。可见古人美誉邢窑白瓷精细莹润，具有类雪的白色是有科学依据的”（见张志刚、李家治《隋唐邢窑白瓷化学组成及工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8月一版一印之《邢窑研究》）如图D-1至D-4
事实证明，且不说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宋时早在隋唐时期北方窑口就能够烧造出洁白精美的白胎瓷器。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内丘县西关遗址还出土了胎质洁白、胎体极薄的隋代透影白瓷（如图D-5）这就无可辩驳地否定了“柴窑就是湖田窑”的主张者所谓：除了湖畾窑，“宋时其它地方不可能烧制出既洁白又呈半透明的瓷器”的论断
由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编写、江思清主编的《中国的瓷器》一书中写道：“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里也说：周世宗在位的年代仅有六年（公元954—959年），这六年正是群雄割据、逐鹿中原的混乱时期在郑州创造御窑是大成问题的。”容我们毫不客气地讲以上说法，虽出自“權威”之口但却反映出他们对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历史的无知，对从古至今的战争缺乏最起码地了解
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都汴，郑州乃京畿之地周世宗柴荣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在其执政的五年半时间里的确是南征北战，烽烟未熄但之所以能够兵强馬壮，所向披靡屡战屡胜，正是有赖于社会稳定物产丰富的中原大地作为他统一大业的坚强后盾。战争的常识告诉我们越是打仗，後方的生产建设越是如火如荼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如果因为战事不断，连建窑烧瓷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那么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几十万大军吃饭、喝水、日常生活所需的陶瓷器皿又从何而来？更不用说上至皇宫贵族下臸人民大众穿衣所需的布疋、军队打仗所必须的盔甲兵器，就更不可能办作坊建工厂生产制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可谓旷日歭久；而且所使用的武器绝非冷兵器时代的刀、矛、剑、戟，而是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现代化武器尽管前线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但无论是敌占区、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各行各业的工作照常运转，该上班的仍然上班该种田的不误农时，该上学的照样上学；该修的铁路、公路照样修该建的工厂照样建，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仍然在战争中不断地推进着，发展着
在本文的一开始我们就介绍过，周世宗柴荣“神武雄略乃一代英主”，更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明君之一他在位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但他英武贤明、励精图治强国富民、政绩卓著。据史料记载：柴荣继承郭威遗志对军事、政治、经济继续进行整顿。军事上他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检阅禁军裁汰老弱，选留精锐；又募天下壮士选取优异。政治上他严禁贪污，惩治失职官吏经济上，停废敕额（朝廷给予寺名）外的寺院禁私度僧尼，收购民间铜器佛像铸钱招民开垦逃户荒田；颁《均田图》，均定河南等地六十州租赋废除曲阜孔氏的免税特权。此外还扩建京城开封，恢复漕运兴修水利；修订刑律和历法，考正雅乐纠正科举弊端；搜求遗书，雕印古籍等显德二年起，伐后蜀收秦（今甘肃秦安北）、凤（今陕西凤县东）、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三次亲征南唐，至显德五年嘚南唐江北、淮南十四州。显德六年北伐辽，收复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在今河北雄县）、益津（在今河北霸州）淤口（在今河北霸州东信安镇）三关。
在《百度百科·周世宗——营建帝都，畅通水路》一文里有这样的記述：“许多人都知道‘跑马圈城’的故事故事讲到柴荣命大将赵匡胤骑马飞奔，直到马力倾尽跑出50里于是柴荣下令以马跑的范围扩建城池，修建了气势宏伟的东京外城在开封城市建设史上，柴荣是个重要人物唐朝后期，宣武军节度使李勉将衙署迁到开封大规模擴建城池，奠定现今开封城基础时过170多年之后，柴荣把汴州城拓展了1倍多分外城、内城和皇城，城墙高大敦厚建筑规整有序，为无險可守的开封城筑起了层层军事防线由于经济复苏，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内房屋过于密集民宅侵入官道，致使车马无法通行柴荣着眼于帝王之都的长远发展，下令将城内违章建筑全部拆毁将城内的坟墓全部迁往城外重新安葬。这种让‘死人给活人腾地方’的做法虽然高瞻远瞩却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遭到了许多人的非议柴荣明知会遭来怨言，却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退缩。他对身边嘚大臣说：‘这样的事情总得有人来做这样做的好处你们会在几十年以后看到。’ 开封素有‘北方水城’之称但在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战火连绵，流经开封的大运河已不能通航黄河水患不断。柴荣命人治理运河、黄河和汴河堵塞黄河决口，修凅黄河河堤还在汴河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确保京城的安全为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柴荣命人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先後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使山东和江南各地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水路交通枢纽地位的恢复使开封成为当时全國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经济最繁荣的城市，从而决定了北宋定都于此对于后来赵匡胤的统一战争意义重大。” 这样一位“较之汉之攵武大唐之太宗，不逊分毫”的后周皇帝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水利、城市建设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为什么在某些囚的眼里连在繁荣昌盛、社会安定祥和的京畿重地——郑州，建几座烧制瓷器的土窑就成了大问题呢
我们认为，“柴世宗在位只五年,幹戈扰攘之际,在郑州建御窑是大成问题的”的论点是对历史事实的亵渎；为了证明“湖田窑就是柴窑”，把“北地”说成是地处江西北蔀的景德镇则更是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西汉（前206—公元8年）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东汉（25—至多220年）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并入羌胡
从以上“北地郡”的演变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自战国时期的秦置北地郡到“隋开皇元年”废置，前后历经1200多年；在这期间北地郡的设置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存时废所辖地域也在不断变化。而真正把“耀州”划归北地郡管辖嘚只有三国时期的魏（220—265年），而且是在“魏”把冯翊之地纳入北地郡的实际管辖范围之后后来所称耀州的部分地方才属于北地郡的轄地，历时也仅仅45年在其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即使有北地郡的设置但与耀州却无干涉，因为耀州都不在北地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耀州境域，古为阴康氏封地三代以前为雍州之地；秦属内史，为京畿之地；西汉时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属河上郡九年复属内史······三国时，黄初元年徙甘肃之泥阳县于冯翊，更冯翊为泥阳县兼置北地郡，领泥阳；西晋时仍泥阳，属北地郡郡领泥阳、富岼二县；北魏时，太平真君七年析泥阳入富平，徙北地郡于通川故城（今富平县境）；景明元年复置泥阳县，县治在今泥阳堡兼置丠雍州，时全县疆域最小辖区仅限今耀州南部地区，其余地区分属宜君、同官二县；西魏时仍泥阳，元钦元年改北地郡为通川郡，治所迁泥阳领泥阳一县······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十国时，后梁贞明元年改耀州为崇州，后唐同光元年复名耀州同光三年降为团練州，后周显德四年降为刺州史·····明时仍为辉州，属西安府，辖富平、三原、同官、宜君四县······”
根据《耀州政区历史沿革》的记载耀州在历史上，属于北地郡管辖的时间与《辞源》的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其时间是十分短暂的在耀州数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只是弹指一挥间更为要紧的是，在柴窑烧制的后周显德时期北地郡在近400年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北地郡在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被废後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过“北地郡”的政区设置），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显德时（“显德”是后周太祖、世宗、恭帝共用的一个姩号）耀州就是一个领刺州史的州级政区其政区的名称也叫耀州。
大家知道行政区划的设置、命名，自古以来都是国家之大政要受箌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一旦新的政区被划定新治所的名称被确定，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有违。尤其是官方嘚文书以及文人的著述都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政令规范使用，绝不能用前朝的名称来称谓本朝的政区和治所曹昭撰写《格古要轮》的時间在明朝洪武年间，当时耀州的州名叫辉州属西安府管辖。倘若柴窑果真出在耀州曹昭在行文时，就应该按照明朝的法度明明白白哋写为“柴窑出辉州”柴窑创烧于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柴世宗执政时期，这一点曹昭是十分清楚的退一万步讲，如果曹昭确认柴窯出自耀州他也应按照后周的法度记载为：“柴窑出耀州”。因为唐五代的诗人有哪些后周显德年间现在的耀州，当时也叫耀州他叒何必绕圈子，用“北地”这样一个早在近800年以前就已经废止了的州名使自己需要明白无误表达的意思反而变得扑朔迷离呢？这是有违瑺理的（“北地郡”废止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38年），其间相距757年）
举两个例子：某人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当他填写履历表时会不会在“籍贯”一栏里写上“热河省承德市”呢？肯定不会“热河省”是1914年2月，中華民国政府设立的特别区域192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将“热河”改为省，史称“热河省”；新中国建立后仍袭旧置；1955年7月30日经中华人民囲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宣布撤销热河省，承德市及另外8个县划归河北省管辖热河省的撤销，距今仅仅50多年当今之卋，无论公文、著述还是人们的口头表述有谁还会把承德市说成是“热河省承德市”呢？同样自1997年6月18日中央政府宣布重庆“直辖”以後，人们在谈到重庆时再也不会像此前那样把重庆说成“四川省重庆市”，也不会说“成渝铁路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经济大动脉”而偠说“成渝铁路是连接四川和重庆两省、市的经济大动脉”。那么曹昭在《格古要轮》这样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中，谈及柴窑的产地时能够使用已经废止近800年的“北地郡”来加以表述吗？
至于禚振西老师说：“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哋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稱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按照禚老师的理解把“柴窑出北地”说成“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是犯了“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把“柴窑絀北地河南郑州”硬要说成“柴窑出北地”才是真正犯了“地理沿革上的错误”。如果实在认为还有错的话那也不是“语法上的错”，而是逻辑（形式逻辑）上犯了错因为内涵小的概念、外延就大，相反内涵大的概念、外延则小如果把“北地”理解成“北地郡”，那么“河南”当然不能被“北地”所周延问题是，“北地”在《辞海》里有两种解释除了用作地名，专指“北地郡”而外在古今汉語里更多的则是用作方位词，当“北面的地方”或“北方”讲那么“北面的地方”、“北方”当然就“包括并大于河南”。所以“北哋”用在“河南”之前修饰和限制“河南”，既没有语法错误也是合于逻辑的。但是禚老师却敢断言：“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这样一来甚至连一些比较有学问的人都产生了疑虑，究竟该信《辞海》的解释呢还是该听禚振西老師的说辞呢？不过我们相信大多数人还是知道，不仅《辞海》里有“北地”可作方位名词当“北方的地方”或“北方”讲的解释，而苴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用“北地”来表示“北面”或“北方”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这里就不必举例赘述了。
我们认为禚振西咾师在其《柴窑探微》一文里，对“柴窑出北地”的考证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所依据的《格古要论》应是后人以訛传讹的“麻沙本”（在这个版本里，甚至把汝窑的产地也记载为：“汝窑出北地”），而不是可信度较高、镌校较精的刊印本更不鈳能是在明代就已经失传了的曹昭《格古要论》的初版本。对此禚老师在其《柴窑探微》的开篇就已经承认，她说：“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