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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拼音搜索页：单行号和双行号是什么意思? 限制单行号和双行号是干什么?_百度知道那些没有警号的***们
那些没有警号的***们
河北泊头40多***自买警服借用警号 多年没名分
原标题 [那些没有警号的***们 ]
　　来源：
　　有这样一群从警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不少人已担任分局局长、刑警队长、派出所指导员等领导职务，他们在***的岗位上，做着***的工作，却没有***的身份。他们没有警官证，穿着自己买来的制服，佩戴着借来的警号，他们自嘲自己是“老协勤”“二***”。
"我干了一辈子，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名没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钱对我们不重要，就是身份重要，连个名分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合适。"一个老***说
　　早上7时30分，河北省泊头市街头的雾气还未消散，某交警中队副中队长米文奎就已经在位于104国道的一处执勤点就位了。
　　李力来得稍晚一些，他将和米文奎一起开始为期24小时的执勤。此时正值早高峰，疏导交通成为他们新一天工作的开始。
　　和所在交警中队的其他同事不同，米文奎出来执勤的时候总要配一个人----这并不是因为他副中队长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身份。
　　事实上，迄今从警已逾15年的米文奎并没有***身份----虽然他看上去和其他交警并无二致，但他身上的警服其实是自己买的，警号是向同事借的，而警官证，则根本没有。
　　米文奎向法治周末记者坦言：“连执法时签的名字都是别人的。”
　　米文奎并不是特例。
　　在泊头，像米文奎这样没有***身份的***还有40多名，他们分布在派出所、交通队、刑警队等不同部门；而据其中一位***王玮透露，整个沧州地区其他县市也多多少少存在同样的问题。
　　如今，这些从警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仍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不少人已担任分局局长、刑警队长、派出所指导员等领导职务，还有些人则已临近退休。但无论是谁，都在渴望着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名分。
　　借来的警号
　　从警24年的民警王玮说，对于身份问题，起先他们没觉得有什么，是后来随着改革才凸显出来的----王玮，从一开始进入警队至今都没有***身份。
　　“像我们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大约是1999年以前，那时候还没换装，也都不太在意身份问题，因为无论是不是正式的都有警服，工资待遇也都一样。”
　　王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换装以后区别就显现出来了。比如新设了警衔，没有身份的民警要比正式民警少一二百元钱的警衔费，而且没有警官证也不能像原来那样佩***，警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统一发放，而是要自己买。
　　和米文奎一样，王玮的警服也是自己拿着单位开具的证明在泊头市武装部下属的***品门市部买的，包括春夏秋冬四季在内的一整套警服大约要花掉他两三千元的工资。
　　对于“平时上班就要求着警服”的王玮来说，警服是必备的。而为了达到人民***着装管理规定的要求，没有警衔的王玮给自己挂了一个三级警督的警衔，“已经是往低了挂了。一般像我这个年龄的都挂二督了，我们所长就是二督”。
　　至于一人一号的警号，王玮主要是向同所的同事借。
　　事实上，泊头所有和王玮一样没有身份的***几乎都是这么做的，即使是已经坐到交河公安分局局长位子上的魏学兵也不例外，同样需要借用别人的警号。
　　魏学兵平时上班很少穿警服，但“像***安保动员大会、年终总结表彰大会等重要的大型会议是必须要着正装的，这时候我就得借别人的警衔警号参会”。
　　王玮也从不把警服往家里穿。每当孩子问起为什么不把警服穿回家，他总是回答说自己是协勤。“怎么说呢，也是一种自卑心理吧。我这干的是***的事但不是***。我们都自嘲自己是‘正式的老协勤’。”
　　虽然又是买又是借，但折腾出来的警服很多时候也只是一个门面，经不起考验。
　　“有一回开车出去办案让交警截了，我说我是泊头市公安局的，我拿出光给我们这批没入警的办的证件给他看，他说这不是警官证，‘啪的’就给我扔了回来，人家不承认。”王玮一边苦笑，一边甩手做了一个扔的手势。
　　魏学兵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沧州市公安局专门给他们这批人办了工作证，以证明他们的身份。但事实上，这张工作证就连沧州本地的交警也不认可。因此，他们很多时候外出办事都要带着单位开具的介绍信。不为别的，就为证明自己不是假***。
　　王玮说，出去办案如果被交警截了他就拿驾驶证出来，如果违章了就认罚，不会说自己是公安局的。“因为没有警官证，我这么大岁数了拿出工作证来一看是协勤的，还不够丢人的。”
　　尴尬的执法
　　就如没有***身份的王玮见到交警不敢说自己是***在办案，身为交警的米文奎在查处违章车辆时也一样没有底气。
　　米文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现如今自己执法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有***身份的交警跟着，而且常常是有的违章处理，有的违章选择不处理。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万一人家咬住你了，说你不合法怎么办？选择我处理基本上就是带一个有警号的(交警)，让有警官证的去执法，很多时候都很麻烦。”米文奎边说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相比之下，魏学兵碰到的麻烦要更大一些。
　　作为分局局长，魏学兵每年都有截访的任务，“有时候是截法轮功闹事的，有时候截进京上访的”。魏学兵说，执行截访任务需要进行交接手续才能把人接回沧州，但因为没有警官证，在交接的时候就会遇到阻力。
　　“很麻烦。这就得找关系，给人家个好，出点费用。”魏学兵直感叹，如果是有身份就不用那么麻烦，直接走正常程序就行了。
　　而这些对于经常在全国各地抓逃的赵冰来说，似乎还是自己碰到的问题更为棘手。
　　这个泊头某刑警中队的中队长说，出去没有警官证和别人沟通起来很尴尬，到了外地没有人认沧州公安局发的工作证，“我们的证件正在制作当中”成为最常用的借口。
　　“有的时候带其他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出示证件；有的时候我们也带着公安局的介绍信。说自己的警官证正在制作当中肯定是个谎言，但是为了工作，为了获得当地配合抓逃犯撒谎也很无奈。”
　　但更无奈的是赵冰并不能为自己的工作负责。
　　“我们好多工作，包括好多命案，都是我带人侦查、抓捕、审讯、移送起诉，但是最终不能签我的名字，因为没有身份，领导就考虑签我的名会不会影响诉讼？律师会不会借此在揭发主体的资格上提出质疑？证据的获得有没有问题？”
　　赵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如果说从执法主体论的话，那么这些年他抓的杀人犯，光执行死刑的就很多了。“但是严格说我是没有执法资格的，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七八个人身上都存在。”
　　王玮也说，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难干了。“从今年1月1日以后办案就不一样了，刑诉法已经修改，再写笔录的时候就不能签自己的名字了，因为要是上了法院这种情况没有法律效力。现在签的都是同事的名字。”
　　王玮所在的派出所共有5个民警，如今有事出警的时候主要是3个有身份的民警，特别是写材料这类事情。王玮说，自己很多时候出警更像是去站个场，“壮壮声势”。
　　打折的荣誉
　　签同事的名字意味着自已辛辛苦苦干的活最终被算在同事头上。王玮说，因为签的都是同事的名字，最后领导论功行赏的时候自然就没自己的份了。
　　“本身我们是做执法工作的，所以在工作上应该按照程序着警装，出示证件，签自己的名，盖自己的章，现在因为身份的事成了给别人做工作，工作量算给别人了。”米文奎也对现实无可奈何。
　　事实上，不只是米文奎和王玮，几乎每一个具有相同遭遇的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即使是获得多次嘉奖的赵冰也因为身份的问题被打了不少折扣。由于工作突出，赵冰从1993年入警后就多次获得优秀***、三等功、年终优秀等表彰。但赵冰三次申报立二等功，都因为身份问题被否决。
　　“申报二等功要报给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根据人民***奖惩条例，提供奖惩。因为我没有入警，所以报上去肯定也批不了。就是不具备***身份，怎么按照***立功授奖？”
　　赵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如果能够立二等功，子女上学可以加分，包括工资待遇也会不同，但都只能退而求其次要三等功。
　　“三等功严格来说也需要身份，但是沧州知道我们这事，也认可这个事。像去年一次行动我是沧州市公安局的协调人，***安保我也是协调人，工作我做出来了，所以我们泊头、沧州也都认可。”赵冰说。
　　52岁的申俊荣也同样在申报二等功的问题上卡了壳。
　　这位现任警犬队队长在河北省乃至国内都小有名气，其训导的警犬曾破获多起命案，他本人也曾被公安部评为先进个人，2003年被河北省政府评为拔尖人才，并连续8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警犬训导员。
　　“吴桥县一家三口灭门案、苏新庄杀人分尸案，是我利用警犬破案的得意之作，有关部门曾因这两起案子先后为我报请二等功，但都没有批下来，原因是我不是正式***。”
　　自己训导的警犬被公安部沈阳警犬基地评为“功勋犬”荣誉称号，自己却因为不是正式***，不能享受***的嘉奖----这让从警28年的申俊荣心里感到不平。
　　虽然身份阻碍了部分荣誉的获得，但并没有阻碍工作的调动和升迁。57岁的闫子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虽然没有身份，但他的工作调动都是正常进行的。
　　“我从警20多年了，这么多年没有身份，但是有职务，这些年我从稽查科的副科长做到刑警队的探长，又从经侦大队的副大队长做到信访科的指导员，就这么过来了。”
　　闫子献还说，他也没有想到，2007年那次入警的机会再一次和他擦肩而过，他还要继续做“二***”。
　　曾经的机会
　　2007年的那次机会，曾经一度让闫子献觉得自己盼了大半辈子的入警就要变成现实。
　　魏学兵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07年12月，上级公安机关为解决他们这些在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但未入警的遗留问题，专门举行了河北省在***岗位未予登记人员考试。
　　而在魏学兵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日由沧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发出的通知上也提到，2007年河北省公安厅与省编委专题研究并制定了倾斜政策。
　　政策议定：“考试考核合格人员按空编数录用，没有空编的暂不录用。暂不录用人员按现岗位兑现工资待遇，待今后中央为河北省增加公安政法专项编制并分配下达各市的编制数以及自然减员的编制数内再录用。”
　　在一份魏学兵提供的名为《沧州市公安局关于上报内部入警人员的公示》的文件上，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如下数据：“市局政治部对符合入警条件人员的档案进行了严格审查。经审查，初审档案合格人员共计404人，其中***登记100人，考试考核合格人员304人”，其中包括“泊头市公安局56人，其中7人***登记”。
　　魏学兵说，当时他们全部在沧州参加了考试，并且全部通过。只等入编被录用为***，就能成为有警官证、有警号的正式***了。
　　但5年过去了，他们当中没有人被录用为***，也没有人能够入警。
　　对此，泊头市公安局新任王姓局长表示：“这批人都有转干手续，属于遗留问题，实行***法，中间有个过渡阶段。因为编制有限，而各单位又超编，全市各个单位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是按照***的待遇给他们的，都是地方承认的财政开支。”
　　泊头市公安局邵姓政委也表示：“某些人虽然被提拔到副科级岗位，但他们的职务任命是泊头市委政法委发文决定的，没有通过组织部门，所以组织部门不承认他们是副科级干部，更不承认他们是***。目前，泊头市公安局还有20多个副科级以上岗位空编；即使空编，这些人也不能入编成为副科级干部。”
　　而另据泊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李姓科长透露：“目前，泊头市公安系统仍有6个***编制空编，把指标给谁也不合适，怕引起纠纷，就一直空缺。”
　　魏学兵则表示，这是因为当时某些领导动用手中的权力把他们的指标给别人。比如，某领导把自己的亲弟弟安排在了物价局，而在去物价局之前，他弟弟只是派出所的一名协勤，“这些都是摆出来的事实”。
　　“有人占指标，这个我们是有证据的。我们这里有好几个没有参加考试就成为***了，我们都不明白他们怎么就成了***，这样的有七八个人，我们大伙都知道。”闫子献也说。
　　入警的期盼
　　如今已办理了内退手续的闫子献已经临近正式退休，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得到认可。
　　“我干了一辈子，连个正式***身份都没有，没名没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钱对我们不重要，就是身份重要，连个名分都没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合适。”
　　闫子献说，有时候爱人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连个正式***都不是，虽然知道那是气话，但还是少不了受刺激。
　　“有的亲朋好友说怎么干了这么多年连衣服都穿不上，还有的想借个衣服(制服)照张相，一问没有，就不理解是***怎么会没有衣服？”闫子献摇摇头。
　　魏学兵则直言自己“现在都开始打算去上访了”，2015年2月他就将退居二线，如果到时候还不能解决身份的问题，他会选择上访。
　　戏剧的是，截访正是魏学兵一直以来的工作。
　　魏学兵说，自己以前一度觉得那些上访的人都是没文化、不懂法，都是无理取闹。随着自己碰到这些事，就开始理解同情他们，问他们碰到了什么问题，自己去协调各个部门，能帮着解决就解决，如今自己的辖区基本没有上访户了。
　　“其实是他们的事情在地方没人管，地方上就是糊弄人，所以不得不去北京上访。”魏学兵说，他们也被领导糊弄了，“作为一名公安局局长，亲自承诺的，这伙人考试合格了，待遇完全不变，身份逐年解决，结果却没那么干，谁会顺从他。”
　　魏学兵认为，如果身份不解决就退休，那就成了一生的待遇问题。
　　离退休还远的王玮则说，自己希望解决身份主要是现在在工作方面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一个月不缺二百元钱，我就要个身份，我也不是***考试没考过，该给解决的不给解决，这叫什么事？”
　　同样，赵冰有的时候想起这事就觉得很心烦，因为他“从20岁一直到现在把一切都奉献给刑侦了”，却一直名不正言不顺。
　　“对于这个事我们不是在乎几百元钱，也不是在乎这身警服，而是像我们人民***办案起码可以出警，可以写个名；这个可倒好，不能出警也不能写名，心理不平衡。”赵冰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王玮、赵冰、李力为化名)
党史学者：假若没有朱德 ***有可能变成土匪
核心提示：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一个***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的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文章摘自《》 作者：【英】迪克?威尔逊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农工革命军。在重组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国民党方面称：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毛的农军中埋伏
400余人构成红军的开端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三百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毛被免职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王明：毛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毛在给***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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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随后，他解除了土匪部队的武装。
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毛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惟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人当做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汉。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党史学者：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着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湖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结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南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酃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结。一个***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的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
核心提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面对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文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审视？如何批判地进行阐释？
本文摘自：《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作者：李肖霞何志钧，原题：《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人们对审美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学术积累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审美文化研究由于切合了新的时代语境，使美学研究贴近了现实人生和市井大众，显示出了一种文化新走向，所以近20年来，国内的审美文化研究蓬勃发展，占尽风光。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美学理念，改变了传统美学研究偏于思辨的范式，将审美与文化、理论与应用、玄思与生活连通为一体。审美文化研究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处处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对审美文化研究进行回顾、梳理也就显得格外必要。
一、审美文化：渊源与内涵
“审美文化”一词最早由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在这一术语中洋溢着他的审美救世的启蒙情怀和精英主义的审美追求。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对高级文化的崇奉、主张依靠文化拯救陷于边沁--技术主义的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席勒的审美观可谓一脉相承。难怪乎赫伯特?斯宾塞把阿诺德所主张的文化也称为“审美文化”，在《教育论》中，赫伯特?斯宾塞把建筑、雕塑、油画、音乐、诗歌等关乎闲暇、易于增进人生乐趣的艺术门类都归于审美文化。[1]20世纪90年代，随着审美文化一词经由金亚娜从俄文舶入神州大地，审美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迅速升温，成了人文社科研究中的“显学”。从周宪、姚文放、陶东风教授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社会转型期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到陈炎教授等人的多卷本中国历代审美文化史述《中国审美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传媒大学张晶、范周生主编的《当代审美文化新论》，一横一纵，国内学者对古今中外的审美文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阐析和梳理。足见审美文化这一说法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世纪之交的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关注社会人生、市井红尘，改变了传统美学研究局限于学院空间，孤高自赏的境遇，使美学研究得以更好地走向现实人生，显示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审美”逐渐从纯粹超然、高高在上的“***塔”一步步走向生活、日用，与商品为伍，与红尘相伴。审美向文化领域的渗透与文化向审美的靠拢、提升使当代审美与文化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随着审美文化研究在当代的深入，关注文化的诗意化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渐成风尚，审美文化的提出其实是文化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要素，人们的审美观念因应社会生活世俗化潮流进行相应调整的必然结果。
叶朗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一书里从审美介入社会、审美物化、审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审美文化进行了界说，指出所谓审美文化，就是人类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观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人创造出来的，又通过一代一代的“社会遗传”而继承下去。[2]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等先生通过全面分析当代的审美文化现象而对审美文化作出了界定：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愉悦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使偏枯乃至异化了的人性得以复归”[3]。林同华先生结合美学与文化学定义审美文化，指出美学文化学的整体性结构由“审美文化哲学、审美艺术哲学、审美行为哲学、审美科技哲学四大部分组成”[4]。而周宪先生《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所说的“审美文化”则主要指当代中国在消费文化背景中的审美形态。姚文放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审美文化的界说与周宪类似，同时更为具体细致：“‘当代审美文化’是一个特指概念，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这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5]3
不管其对审美文化如何界定，从学者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管当代审美文化所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多数学者认为审美文化绝不等同于大众文化、视觉文化、媒介文化，而是这类文化中具有审美意蕴的部分。当代审美文化深受当代大众文化、视觉文化、媒介文化的影响，但仍与之不同，它始终秉持着愉悦性原则和精神性诉求。可以说，审美文化的灵魂在于它既有别于抽象的美学玄思，也有别于具体的物质文化，而是介于道器之间，关注文化的审美化、诗意化与审美的文化化、物质化。实质上是美学应对文化世俗化生活的一种选择。
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与呈现的特点
审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复杂多样，对此国内学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入的探究。概而言之，不外以下几点：
首先，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文化趋于市场化、世俗化，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面对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文化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审视？如何批判地进行阐释？显然，传统的美学范式、美学话语、美学观念因为过于执着于审美的非世俗性、非功利性、非商品性，过多古典文化理论的视野局限和观念局限已无力应对，显得捉襟见肘。审美文化研究正是作为一种对此类文化转型的积极回应方式，作为美学研究自我调整的一种积极努力应运而生的。
其次，是科技力量的影响，在现代科技水平影响下，影像娱乐产业迅速兴起，文化走向视觉化与图像化，新兴媒体文化甚嚣尘上，影视、广告、互联网、大众畅销读物取代文学成为文化新宠。这使得美学研究面临新的对象与任务，联通审美与媒体文化、技术文化的审美文化研究日益显示出自己的理论优越性。
再次，文化产业的兴起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化生产消费与传播成为文化扩大影响、实现文化的价值效应和商业效益的重要手段。如大量的怀旧经典、红色经典改编剧、奇观影视、玄幻文学已经成为媒体产业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的传播、文化的创意、审美风尚的策划等都成为促进消费的有效手段。而审美文化研究在这一结合中表现出一种应用研究的操作性和实效性，使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人生价值、社会责任感重新凸显。这样，以强烈的实用性、参与性、实践性以及跨学科性为特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就为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文化批判、促进社会审美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非常有利的视角与途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阐析。这些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发展的新特点。
其一，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陈炎先生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和《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对中国历代审美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非常注重对审美文化现象的考察与对历代审美文化产生的背景、基于的理念、发展的前景结合起来进行论析。《中国审美文化史》穷尽了上自上古，下至清季历代的审美文化状况，建构了一个有别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当代中国审美文化》一书则以15章篇幅洋洋50万言从服饰、建筑、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网络、广告等诸多方面展示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不同侧面和不同景观。姚文放先生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则以上、下两编对当代审美文化的背景、当代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各种特质和属性作了考察，反思了当代审美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基础、根据和条件，在审美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代构成和中西比较上对之进行定位，进而分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并对其文化特征作出明细界说。其他众多审美文化著作也均从具体的审美文化现象出发进行解说与探讨，内容翔实，具有可操作性。
其二，众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进行了多维透视，对审美文化与传统文化、媒介文化、消费文化、快餐文化、广告文化、都市文化、青年文化、审美教育、文化工业等的关联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析。朱立元、陈炎、仪平策等先生都非常重视研究中国自身的审美文化问题，认为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一种审美文化，要自觉搜索和梳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发展的历程和学理脉络，对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理论资源进行批判继承；主张“当代审美文化的崛兴……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之间保持着某种深刻的历史性关联”[6]，应当将“道不远人”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审美文化建设结合。应当积极借鉴儒家依靠“中庸之道”的原则来平衡人与自然、理智与情感之间辩证关系的审美文化理念，认为儒家的审美观念以“仁学”为核心，确立了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并设计出一套“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贵人贱物”、“爱有差等”的生态价值体系。形成了一种以“善”统“美”的伦理本位立场，并通过“君子比德”的方式赋予自然界的审美对象以社会价值，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赋予艺术作品中的自然情感以伦理价值。[7]李衍柱教授借鉴加拿大传媒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强调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媒介革命使人们的审美和文化生活可以超越时空限制，但它也加剧了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的矛盾[8]。谭德生在其博士论文《自由与控制------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研究》中则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进行剖析。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审美文化存在着自由与控制的双重逻辑，自由的让渡和控制的图谋交织构成了这一审美文化形态的典型的霸权式的运作方式。但当代学者也普遍承认以网络文化为标志的当代信息文化潮流对当代审美文化建设有着积极意义，“它催生了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和审美关系，凸显了许多新的审美问题，孕育了新的审美精神，拓展了审美文化空间”[9]。李红春博士则以“私人领域”为理论视角来反思当代审美文化，力图在新的维度上揭示当代审美文化的现实根源、发展源流、本质属性、价值功能及其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他的博士论文《私人领域视野下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为审美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伴随着当代审美文化从生产本位向消费本位的转变，不少学者也开始强调“人们对文化的接受也属于一种消费行为……通过文化消费建立起大众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无疑是审美文化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5]241。姚文放先生认为当代审美文化成为一种消费文化反映了当今文化话语权的转换。也有不少学者从审美教育的角度强调当代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感官化、形式化、物欲化、商业化等等消费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审美活动中的形而上意味和理性主义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审美教育应致力于培养新型的文化人格，使人们“学会审美地生存”。[10]
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反思
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研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在它呈现出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对此，学者们也在探讨中不断地进行反思和纠偏。针对当前审美文化中感官化与享乐主义的流弊，朱立元教授提出“当代的审美文化应当以人为本”，应重视人文内涵不足的缺陷。[11]另外，视野的偏窄也是审美文化研究的一个瓶颈，面对当代审美文化，无论是研究者、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式都已经发生了改变，部分研究者所坚持的精英主义套路早已不适合于现实，因此，需要拓宽视野，强化美学面对现实发言的力量和能力。在当代审美文化批判中，国内学者研究借鉴的一般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然而，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理论根源的不同使这一理论与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现实有所隔膜。[12]对于审美文化研究不足的反思，李红春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从思维方式、价值观、研究方法和理论运用几个方面做过非常系统的总结，为今后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研究思路。
在我们看来，面对上述不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首先要站在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强化人性关怀意识。当代审美文化面临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转型，所应对的问题很多，但始终不该丢掉对精神家园的守护意识。只有对人性，对社会人生体现出一种终极关怀的悲悯意识，才能从深层次发掘出文化中的审美意蕴。其次要高度重视审美文化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积极倡导审美文化批评。审美文化批评只有立足于当代实际，对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敏锐、及时的深度阐析，才能不流于孤独玄思，不瞠乎现实之后，发挥应用研究的实效，提升全社会的艺术和审美品位。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当代审美对象的转变，研究者的立场和观念也必须转换，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只有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直面市井人生，坚持学以致用，才能实现审美文化研究的社会价值。
三要重视跨学科研究，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征。这是由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的，受后工业文化的影响，当代审美日益向日常生活领域蔓延，呈现出多元包容的态势，更多地转向视觉化，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性趋向。审美主体、客体、方式、特征、情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行审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后现代性征方能推进中国美学、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正常交叉与融通，从而实现中国美学的当代话语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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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同华.审美文化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5.
[5]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6]仪平策.当代审美文化与中国传统精神[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4）：67-70.
[7]陈炎，赵玉.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J].孔子研究，2006，（1）：4-11.
[8]李衍柱.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J].东方论坛，2003，（2）：28-31.
[9]何志钧.信息文化潮流与当代审美文化的范式转换[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1）：117-120.
[10]曾繁仁.审美教育：一个关系到未来人类素质和生存质量的重大课题[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8-10.
[11]朱立元.略谈当代审美文化的“审美”内涵[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9.
[12]邢建昌.文艺美学：走向一种文化批判理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59-64.
基金项目：2008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8DWXJ09）
作者简介：
李肖霞（1986-），女，山东莱州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从事审美文化、文艺美学研究。
何志钧（1971-），男，河北张家口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烟台市文艺研究与批评重点人员，从事审美文化、文艺美学等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流行音乐回顾
凤凰网文化频道专稿
在1994年以前的中国流行音乐，对于个人情感抒发还处在遮掩和试探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的歌曲如《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的中国心》等还少不了以国家民族作背景，期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是个人色彩极为突出的另类流行经典。但是到了1994年，在港台流行歌曲依旧如火如荼时，大陆原创流行音乐也开始了一次井喷式的大爆发，宣告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复苏。这其中，以崔健、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黑豹乐队、唐朝乐队为代表的摇滚乐，以老狼、高晓松为代表的校园民谣，以陈琳为代表的都市情歌，以杨钰莹、毛宁为代表的青春偶像歌星，迅速成长为大陆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至今他们的影响力在70末/80初一代人的心目中仍然难以磨灭。
当然我们仍旧不能忽视，在那个年代青少年心目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仍然是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音乐势力。改革开放后（70末/80初）出生的那一代人，可能不熟悉上世纪70年代的许（冠杰）、罗（文）争霸，80年代的谭（咏麟）、张（国荣）争霸，但在他们心智初开的20世纪90年代，却亲身经历了四大天王在流行乐坛争奇斗艳、流光溢彩的时代，“四大天王”光环余晕延续至今，并在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庆”时再度同台献艺，续写香港流行乐坛的辉煌传奇。“四大天王”及其同时代的港台歌星（如香港的林子祥、李克勤、王杰、梅艳芳、叶倩文，台湾的罗大佑、齐秦、齐豫、童安格等）具备了流行文化所必须的一切因素，如偶像气质、明星话题、流行歌曲等，为70末/80初一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流行音乐启蒙课。而今明星已老，当年的追星少年如今正在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流砥柱。但当他们开心聚会时，伤心独处时，哼唱的永远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
港台流行音乐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因为他们有比较成熟的造星机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流行文化产业链。以四大天王为例，刘、张、黎、郭四人都是草根阶层中的普通人，只是通过参加艺员培训班或者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再经过演艺公司的训练和包装，从此走上星途。1994年大陆之所以流行音乐蓬勃发展，也是因为向香港学习的缘故。例如窦唯、何勇、张楚号称“魔岩三杰”，实际上是台湾魔岩唱片公司打出的一个宣传旗号，意在效仿“四大天王”的明星效应，在大陆也造成一股类似风潮。
此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美流行音乐通过“打口碟”的方式从香港到广州再到北京，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大约此时开始，中国的流行音乐发烧友们知道了猫王、披头士、迈克尔?杰克逊、老鹰乐队等欧美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知道了摇滚、蓝调、说唱、乡村音乐等各种不同的流行音乐形式。正是盗版这种“价格便宜量又足”的传播方式，让中国人在几年之间就吸收和消化了欧美几十年间的流行经典。
港台流行音乐、大陆原创音乐、欧美流行音乐，这些席卷了中国内地、使70末/80初一代人经受了流行文化洗礼的流行风暴，在年间爆发并达到高潮，迅速占领了中国流行文化的真空地带，并同样迅速的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我们知道，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当时中国社会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徘徊后，终于又回到了市场经济道路上，公众的消费热情被重新点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流行文化产业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娱乐圈”的概念初步形成。
回顾年至今的一段时间，我们会记起许多和流行音乐相关的流行事物或者现象。例如随身听在青少年当中引起的追捧（以及歌词手抄本在校园中的风行），卡拉0K逐渐走入了大众生活成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方式。也是从那时候起，掀起了一股明星“走穴”的风潮。国内许多著名的唱片公司，例如北京的“京文”，广州的“美卡”都是在那个时候创建并走向辉煌的。那个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将最终演变成为一股文化潮流，而一股文化潮流将最终催生一个产业。只要善于观察，把握先机，就能引领时代。
直到2000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地流行乐坛都被上述的几股风潮笼罩。所逐渐出现的变化是，内地和港台的音乐人，包括制作人和歌手，之间的交流逐渐频繁，内地流行音乐在专辑制作水平、歌手包装、MV拍摄上逐渐向港台高水平看齐。但是，虽然新人、明星每年都在涌现，例如香港的陈奕迅、谢霆锋，内地的林依轮、满文军，台湾的王力宏、陶?，但是从总体上看，音乐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听众虽然依然喜欢，却已经没有太多的新鲜感。正在这时候，周杰伦适时出现，以其含糊不清的快节奏唱词、离经叛道的RAP曲风，并巧妙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成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音乐模式，引领了一场波及两岸三地的嘻哈乐和中国风奇妙混合的流行音乐风潮。
这股新世纪的风潮，一直延续到当下。当今的中国流行乐坛，到处可见周氏曲风的痕迹。几乎所有的新人都在尝试将典雅隽永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民间传说、曲艺等）或某些西方经典融入到RAP式的曲风中，用一种年轻人特有的狂放不羁做出另类解读，造成一种迷幻颠倒的效果。从根本上说，这是上层精英文化回归大众的一种表现，是神圣向世俗的一种转变，也是现代消费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特征。
给大陆流行音乐带来勃勃生机的另一个现象是选秀活动在全国各地的风起云涌，无可置疑的代表就是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其实早在1998年左右，国内已经有类似超级女声的选秀活动或者歌唱比赛了。例如河南卫视的《梨园春》，就是一档PK选秀的戏曲节目，在北方的豫、陕、甘、冀、鲁等省份，多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热情追捧，长盛不衰；福建东南台的“银河之星大擂台”是在90年代末期收视率很高的一档歌手选秀节目。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像2005年间以台风登陆般的强势席卷全中国的超级女声那样夺人眼球，颠倒众生。与“超女”相伴而生的“莱卡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星光大道”、“快乐男声”等一干选秀节目，形成了全国性的选秀风潮。
以上是对年以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的一个简单回顾。其中，有许多著名的人物或者事件，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长久的烙印在70末/80初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只要加以分析，我们就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个个鲜明的文化标签，运用到网络游戏当中去。
“神剧”中日军愚蠢猥琐，无能弱智。抗战居然还能打八年，被他们侵略的中国人该是个什么形象？
“夫人外交”饥渴症正是这一精神力量的一次抒发，一个维度，一个起点。对于渴望融入世界的中国来说，展示中国软实力，仍然需要靠千千万万中国人合力塑造。
“特赦***”可不可行？
“赦免贪腐官员从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而不是单纯一方获益的行为，这一交易中，国家和人民的筹码是既往不咎，贪腐官员的对价是配合改革并积极参与发展以及国家未来的权力运行阳光化，不敢贪、有贪必究。”蔡正华强调。
“特赦”一词近期因“老王的一声长叹”又火了起来，消息称，此前曾多次表示***不能搞特赦、搞宽容，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震荡、会大乱，甚至有崩溃可能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近期面对一些官员提问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时，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并表示“还不到时候”。
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败“质性变革年”，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四只“大老虎”被查处。2015年，中国政府又将“猎狐行动”升级为“天网行动”，全球抓捕出逃境外的***。
“打虎”、“猎狐”，持续不断的***亮剑令民众的***信心大幅提升，中国社科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民众对***的信心度不足60%，而近两年老百姓对***信心大幅提升，去年已有八成以上民众表示对***有信心。
就在这个当口，“特赦***”这个命题突然再次闯进民众视线，而且还引出了“老王的一声长叹”。
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特赦***可行与否？老王的一声长叹有何含义？
争议从未间断
“赦免贪腐官员这个命题其实并不新鲜，仅上世纪90年代至今就已经形成过三次较为有影响的讨论。”长期研究***问题的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蔡正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在蔡正华的印象中，关于特赦官员较大影响力的讨论，第一次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湖南地方体制内智库启动了一项名为“新世纪中国惩治与预防腐败对策研究”的课题研究，并提出了要搞一次“***特别行动”，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退赃账号”----让所有主动交出赃款的腐败分子能得到“赦免”，以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腐败存量。然而，当时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高度，对一些具体的措施创新存在明显的局限，现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的李永忠当时被湖南地方邀请担任这个课题的顾问，他回忆，当年有90%的人表示反对。
第二次集中讨论缘于社会各个层面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重视，大家发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始终难以完全确立和得到执行，在诸多的困扰因素中，有学者将最关键的因素聚焦在了官员群体的自发抵制上。于是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教授和《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吴思为代表的学者们再次提出赦免贪腐官员的命题。
《新民周刊》注意到，在支持“特赦***”的阵营，何家弘教授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就在近期，何家弘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以赦免***换官财公示》的文章。何家弘认为“中国腐败面积大，问题官员多，按照目前的查处进度，中国彻底清除腐败存量或严惩所有***的说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只能通过赦免从而有效建立官财公示制度以此遏制腐败。”
何家弘在文中说：***败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反昨天的腐败，而在于反今天和明天的腐败。具体来说，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官员权力的监控，如建立官员决策过程公开制度；其二是对官员财产的监控，如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在当下中国，后者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另一位主张“特赦”的代表人物吴思建议建立政改特区，以先行先试的方式积累赦免的经历和社会认同度。
蔡正华注意到，虽然何家弘与吴思给出的赦免思路和具体的落地措施存在差异，但两人一致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腐败存量，导致了唯采取部分赦免贪腐官员的方式才可能最终推进包括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在内的政改。
“第三次集中讨论出现在党的***后，随着中纪委连刷纪录的******，***败工作也得以不断深入，而如何建立长效的***机制自然也就成为理论界讨论的重点。”蔡正华点评。
在此背景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和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等制度***专家们，又一次提议考虑部分赦免贪腐官员，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
“由于这一命题在理论层面的讨论相对已经深入，所以此次集中讨论并未能在理论和具体措施等层面取得新的进展。”蔡正华介绍，处于***深入期的此次集中讨论，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部分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公开质疑。
为何有人支持赦免
从1999年起，赦免贪腐官员的话题屡被提及，并有三次较大规模的集中讨论，却始终未能形成共识，“要么是学者的一厢情愿，并未获得体制的回应；要么是被视为异物，被以政治正确为外衣的人们棒杀。”蔡正华说。
反对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一，腐败存量及其影响并没有学者所估计的那样严重，腐败形势虽然严峻，但是还没有达到可以阻碍改革的程度；二，“赦免贪腐官员原罪”违背了我国《宪法》的基本法律精神和原则，如果贪腐官员都能“被赦免”，那么法律的尊严将不复存在，造成社会混乱；三，“赦免贪腐官员”会引起民愤，尤其是大部分贪腐官员是党员，那么会出现执政党自己赦免自己的情况，老百姓不会答应；四，从历史上看，赦免政策的效果远远低于预期。1989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虽然规定对期限内自首坦白的腐败分子“一律从宽处理”，但是随后而来的却是腐败高发。
“但是现在王岐山的一句‘还不到时候’却令人充满遐想。”蔡正华认为，大规模的深入***持续时间还不长，可能离民众期待的结果尚有距离，故而“还不到时候”，但是这已经明显区别于将赦免论一棍打死，而且实行赦免还不是时候，不等于说理论界和舆论界对此进行讨论和研究还为时尚早。“争议较大的制度建设，更应当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讨论和制度铺垫。”
在蔡正华看来，老王的这一声叹息和其后引发的社会关注释放出了一种信号----虽然赦免贪腐官员饱受争议，但这个命题正逐步得到高层的重视，进行思考的人也越来越多。
本刊注意到，关于官员腐败存量的问题，蔡正华与何家弘的观点相似，他甚至认为“巨大的官员腐败存量”也许正是引发高层不得不思考部分赦免的关键因素。
蔡正华坚持认为，无论是百姓的感官，还是科学的数据都表明，腐败存量之大已经不是一抓了之可以解决的了。
“根据法律的规定，一旦贪腐，永无洗白机会，而新的贪腐官员却无时无刻不在继续产生，因此当下的贪腐存量比学者们的估算必然要大得多。如果考虑到贪腐不仅仅涉及官员，还涉及到行贿者等利害相关者群体，则牵涉到的社会精英群体数量必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蔡正华补充。
因此他的担心是，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下，那么多官员不愿意再“摸石头”，甚至连“过河”的心思都没有，因为他们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不排除一些官员会认为，反正有了贪腐行为后在法律上没有了出路，现在最大的目标就只能是不要案发被处理，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很可能就是少做事不发声，而这与当下改革对执政官员们勇气与智慧的要求是明显不相符的。”
赦免贪腐官员因此被认为不仅仅只是影响***一个领域的事情，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门。
“是将所有贪腐官员全部拿下，并因此让社会付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成本，还是尘封过去展望未来，体系化考虑赦免贪腐官员问题，***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蔡正华提示，“如果放弃政治上的洁癖心理，我们会发现，我国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没有适时推进政改，贪腐官员形成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受到一个社会分配是否公平、选人用人等制度是否透明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由此，我们不能说当下所有的贪腐官员都是制度性腐败，但是却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贪腐官员的贪腐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考虑部分赦免贪腐官员，本身就是承认制度缺陷、甘愿付出发展成本的体现，需要的当然是超越改革的勇气和气度。”
反对者认为赦免有违法律精神和原则，对此，蔡正华并不否认，但他认为要正视现实，“不但当前并未独立的司法系统难以担负此重任，实际上在***的过程中，也多少在实践着部分赦免。曾参与韩桂芝案的李永忠就透露，该案涉及六个省部级干部，三十多个局级干部，几百个县处级干部，根本不可能全部处理，最终很多涉及数额上百万的官员退了钱之后就没有被追究责任。而闻名国内的国贸城案、远华案的处理也大都如此。”
“巨大的腐败存量加上腐败潜伏期的客观存在，导致***中选择性执法成为必然。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赦免制度究竟有多违背民意，而是选择性执法与赦免之间谁更伤害群众的情感？没被查的都显得清廉，一查都是大老虎，这导致是否被处理已经不足以成为民众评价官员是否贪腐的标准。”在蔡正华看来，选择性执法必然延续威权***的旧路，而与财产公示配套的赦免制度却能够摸清情况，为未来的制度***奠定基础。
赦免“还不到时候”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赦免制度？严格意义上，赦免贪腐官员与我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指我国宪法第67条和第80条所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所组成的特赦制度，法理上是指国家元首或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已被司法宣告为有罪的特定犯罪人，免除其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
而学者们讨论的赦免贪腐官员，也并非是赦免那些已经被司法确定为有罪的贪腐官员，而主要是针对那些尚未被司法追究的贪腐官员，通过宣告既往不咎来对其进行特定豁免。因此，我国现有的赦免制度是无法做到赦免贪腐官员的，建构有效的赦免制度体系，就成为支持论者们眼下的首要任务。
蔡正华解释，赦免贪腐官员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更好发展的手段之一，他注意到，之所以那么多人反对赦免贪腐官员，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反对赦免本身，主要还是害怕配套制度不完善后被某些贪腐官员钻了空子，导致赦免制度演变为自己赦免自己的闹剧，因此考虑建构何种赦免制度时，就必须明确赦免贪腐官员政策的根本内涵。
他提及了两个“特赦”案例，第一个例子来自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民族主义者杀掉了数十万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导的转型开始，政治、经济和军队领域内的精英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主张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独裁时期违反人权的责任者。之后西班牙人逐渐普遍地认同了集体忘却，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研究后认为，西班牙的精英和民众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没有障碍和威胁的情况下，转变成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多元民主国家。
“赦免贪腐官员从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而不是单纯一方获益的行为，这一交易中，国家和人民的筹码是既往不咎，贪腐官员的对价是配合改革并积极参与发展以及国家未来的权力运行阳光化，不敢贪、有贪必究。”蔡正华强调。
果真如蔡正华那样的理解，将赦免***看做是一种交易，又如何避免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单纯一方尤其是***一方获益的情况呢？
他开出的药方是----首先要促进政治权力运行法治化和规范化，政治权力运行本身缺乏稳定性，会使得贪腐官员认为所谓的赦免只是一时的政策而不能得到持久的贯彻，甚至只是引蛇出洞，因而对赦免并不欢迎；其次，必须着重防止赦免的政策红利仅服务于解放贪腐官员，而不能反馈到社会发展和进步上来，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必须体系性考虑赦免的制度设计和具体的措施。
目前，学界讨论的赦免具体操作方式大致有三：一，急剧推行法，即在顶层设计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机关对腐败官员进行有条件地大面积赦免，如规定一次性申报财产，若赦免期限之后再出现腐败行为则必须严加惩办；二，渐进推行法，如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策略来减少阻力，或设立政改特区，局部推行之；三，以廉政账户收缴赃款并用于民生事业，或允许贪腐官员将赃款以社会公益的方式交出，以换取民众对赦免的支持。
这三种方式，蔡正华较为支持第一种，理由是理应全国一盘棋，防止出现地区差异化所带来的不公平和官员变相地区流动追逐赦免等并发问题。而且赦免本身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决断，需要体现社会的团结一心，不能人为分割区域和群体。
“当然，赦免的对象可以研究后确定，但是必须相同条件同等赦免，避免类似选择性执法带来的对民众的更深层次伤害。”他补充。
不过，尽管学界很积极地讨论并设计了各种路径，赦免***面临的最大阻力恐怕还是来自民意的反对。
蔡正华认为这不应当成为放弃赦免机会的理由，除了赦免贪腐官员给社会带来的和解机遇对于国家和民族发展非常重要外，他认为还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并非如反对赦免的人所认为的那样低，赦免实施后民众的确有损失，但这种损失是心理损失，会觉得放过贪腐官员不解气。而且民众又是现实主义的，干实事的官员涉贪腐被查处时，社会上就会有很多人觉得惋惜，因此如果让民众明白赦免在给他们带来心理损失的同时，却可以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一定会真的以行动反对赦免。
另一方面，赦免作为一种制度或政策，它的决定和设计执行并非必须要有民众从头至尾的参与和认可。“考察西班牙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西班牙还处在一个欠发达的市民社会，这与我国当前情况极端类似，而西班牙的公共赦免中根本就没有出现自治社团和自愿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赦和遗忘政策。而香港的例子中，虽然港督特赦令颁布之初确实有民众反对，有些***也得寸进尺，要求将廉署并入警务系统。香港政府的做法是立即通过《***条例》修正案，规定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且不得上诉。对***们来说，再闹下去收益已减，风险却大增，于是偃旗息鼓；而当初反对特赦的民众发现该措施确实有效后也不再发声。”
选择特赦，在蔡正华看来，不能说是最好的路径，只是一条最可行的路径。
当然，赦免的最终实施需要社会土壤的支撑，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权力运行机制和人事任免制度的改革的配套落实，才可能避免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越宽越贪”的怪圈。
因此种种，特赦现在确如老王长叹的那样，“还不到时候”。
链接：香港警员特赦事件
1974年2月，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到1977年9月，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出击，逮捕了200多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0多人，引起警务人员的强烈不满，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数千***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总部。为了挽救濒临流产的制度，港督麦理浩于日深夜发表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非涉及非常严重的罪行或已经展开调查的案件，对警员日前所犯贪污罪行不予追究。这一特赦令为一个新制度的生存换取了空间。
南方电网成又一个腐败重灾区？
***风暴正在刮向电力系统。这一次，处于漩涡中心的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风暴正在刮向电力系统。这一次，处于漩涡中心的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方电网”）。
4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发布消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南方电网副总经理肖鹏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
这是继南方电网副总经理祁达才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之后，4天之内南方电网第二位落马的副总经理。
此时，距中央第八巡视组3月6日正式进驻南方电网不到一个月，南方电网系统包括肖鹏、祁达才在内已经有4名高管落马。
《中国经济周刊》获悉，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前，针对他们的调查已经开始，纪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已经去了南方电网数次，基本掌握了情况。
中央巡视组的进驻加速了查处的进程。
祁达才资料图
肖鹏资料图
四天内两位副总被查处
公开资料显示，肖鹏195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自2002年12月起任南方电网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在副总经理职位上的任职时间超过12年，先后分管过计划发展部、市场营销部、战略策划部、信息部等部门。出事前，肖鹏在南方电网副总经理中排名第一，地位仅次于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
据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肖鹏或与此前落马的东莞市供电局局长雷烈波有关系。3月28日，广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通报了雷烈波涉嫌严重违纪被查的消息。
“现在查到谁都不会感到意外了。”南方电网内部一位不愿具名人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早在2011年左右，南方电网内部一度有传闻说，肖鹏有望进一步升职。“但其实他的年龄已经不占优势，而且从规律来看，从公司内部提拔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这最终也只是一个传闻。”
因为较长时间在电力系统工作，加上分管过不同领域，在南方电网内部，肖鹏的专业口碑不错。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对电网设施造成重创，肖鹏曾经发表署名文章《重建核心价值：关于我国电网规划建设的几点思考》，对电网建设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电力企业必须从以人为本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将核心价值真正落实在终端客户利益上。当时，这篇长文在业内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在上述南方电网内部人士看来，肖鹏不仅精于业务，而且颇具“人文情怀”。在南方电网党校2012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肖鹏授课的主题就是中国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他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人比较亲和，过年过节他也会应下属要求，给他们写写春联。”
而在肖鹏所分管过的领域中，作为南方电网最重要部门之一的计划发展部，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被“腐蚀”的部门。该部门主要负责电网规划、综合计划管理、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审查、综合统计、配网基建计划管理等工作。通俗地说，这一部门掌握了与各地政府、地方电厂商谈用电量计划、电力跨区域调配的话语权，也掌握了电网的输配电价格的定价权，这是南方电网盈利的核心。
肖鹏接受调查是否与其曾分管计划发展部有关，目前尚未得知。
而大约在2010年前后，南方电网加大信息化力度，肖鹏的分工也随之被调整为战略策划部及信息部。“肖鹏不太满意自己的权力被削弱，因此对上级很有意见。”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说。
不过，在上述南方电网内部人士看来，“虽然战略策划及信息部不如计划发展部所涉及的利益那么庞大，但在他掌管信息部的这几年，也正是南方电网信息化建设投入最大的时期，他经手的项目资金也不是小数目。”
公开信息显示，“十二五”期间，南方电网投资146亿改造升级信息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信息部也并非“清水衙门”。
而据一位与肖鹏打过交道的承包商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肖鹏胆子很大，私下跟客户洽谈完全不避嫌。有一次，南方电网的干部大会在酒店召开，刚刚开完会，他就在酒店接见承包商承诺他们项目。这种事情应该是很敏感的，但他却敢在这样的场合这么干，胆子非常大。那天晚上，过了12点，还陆续有客户进出他的房间。”
基建与计划同为南方电网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因此分管基建的副总经理祁达才的落马也并不令人意外。
从履历上看，祁达才的职业生涯一直没有离开电力系统。2001年5月，时年37岁的祁达才任广东省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电网公司前身）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2年12月，任南方电网董事、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其于2004年12月至2008年12月，兼任南方电网总会计师，2009年8月后兼任南方电网首席信息官）。
祁达才与肖鹏一样，在同一年担任了南方电网副总经理，但1963年出生的祁达才比肖鹏年轻了7岁，他在副总经理中的排名也紧跟肖鹏之后。
祁达才是技术型高管，被查前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多年来，祁达才主抓基建，可谓是“位高权重”。“虽然祁达才的业务能力在圈内也是得到认可的，但他多少有些恃才自傲，毫不掩饰年轻得志的霸道和傲慢。”广东当地的一位媒体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举例，在官方公开活动的现场，他对跟拍他的摄影记者很不耐烦，甚至态度非常粗暴。
据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介绍，电网企业最大的投入有两项：一个是基建，一个是技术改造。因为所涉及的利益太大了，在这些领域，很容易滋生腐败。他分析，祁达才的问题很有可能出在这上面。
“广东电霸”被查，
牵出南网腐败冰山一角？
截至此文发稿，中央巡视组在南方电网的巡视尚未结束。南方电网系统还会暴露出哪些腐败问题仍未可知。
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前的动员会上，南方电网董事长赵建国表示，要真实客观、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怕丑，使得巡视组能够全面掌握真实情况，不得出现试探打听、活动说情、串通包庇甚至对抗调查等行为，要始终畅通群众来信来访渠道，任何人不得违规干预，阻挠职工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线索。
据记者了解，在中央巡视组进驻之前，针对南方电网系统高层的举报材料就已经是满天飞了。
早在2014年初便有南方电网高管在***风暴中落马。
日，有“广东电霸”之称的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吴周春因同僚多年举报，在退休之后被查处。后经查，吴周春在任湛江供电局局长、广州供电局局长、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等职位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数额巨大。
2002年12月底，南方电网成立，长期独立于国家大电网之外的广东电网公司成为南方电网的全资子公司，占整个南方电网资产的70%。2003年初，吴周春任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彼时恰逢广东经济的起飞阶段，广东电网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缺电时期。在此背景下，吴周春快马加鞭进行电网建设。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吴担任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期间，广东电网建设总投资约为1101亿元。
南方电网内部被举报的高管远非吴周春一人，在吴案之后仍有举报者称，一些涉及吴周春案件的南方电网系统人员仍未被调查。
吴案只是撕开了南网系腐败的冰山一角。进入2015年，南网系的***风暴越来越猛烈。
2015年1月，南方电网原副总经理、广东电网公司原董事长廖建华宣布被调查。3月24日，广东电网公司原党委书记黄建军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3月28日，广东电网公司东莞供电局局长、党委副书记雷烈波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组织调查。3月30日，祁达才落马。4月2日，肖鹏落马。
缺乏有效监管，
引发系统性腐败
多位接受采访的人士均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南方电网系统的腐败已经呈现出“系统性”与“市场化”的特点，很多项目与职位都被“明码标价”。
“一个处长都会直接跟你谈，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项目。一个3亿元的项目，负责这个项目的处长就敢直接开口问你要1个亿。”上述承包商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据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早在七八年前，在广东某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南方电网内部“买官卖官”的价码就已经非常高。曾有人说在他们地区，买一个供电所所长的职位至少要花100万，而一个县公司的经理职位则要高达300万。当然，这些供电所所长或经理“回本”也非常快。因为，许多企业乃至机关单位的用电报装、变电站改造，均需要电网公司的同意。而一个新办的工厂，从办手续开始到最后接通电，是需要时间的。发达地区的企业太多，供电部门忙不过来，那就得排队。“很自然地，送了钱的就往前排，没送钱的就慢慢等。”
而这只是电网***捞钱的方式之一。
“在智能电表时代以前，南网的一些下属公司的营销系统就是一本糊涂账，今天根本查不到昨天的营销记录，为什么？因为记录被消除掉了。”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说，供电所所长或营销系统负责人的应酬是非常繁忙的，通常是一顿酒席下来，就给企业减少多少电费，“例如，原本要交100万的电费，现在交10万就可以了，然后企业再给他多少回扣。现在换成了智能电表就很难这么弄了。”
南方电网内部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南方电网应该说是警钟长鸣，也建立了防范机制，但一些人终究抵不过巨大的利益诱惑。
2014年8月，肖鹏还亲自率检查组到广西电网公司及梧州供电局调研检查党风廉政建设情况。他还要求领导干部要遵守廉洁从业规定，加强工程及物资招投标管理，规范职工持股企业的业务往来。
而吴周春任上大力宣传的一大政绩，便是在广东电网推行“阳光采购”，即广东电网公司所有大型设备采购以及工程领域的招投标都“摊在阳光下”。广东电网公司采购设备时，还要与厂方签订《廉政协议书》，要求供方不得向电网公司的人员进行各种贿赂行为。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媒体报道，这一举措在推出的当时，就被厂方当作是“腐败作业指导书”。
肃清腐败，
为电力改革清除障碍
南方电网系此轮落马的高管，主要为在南方电网内地位举足轻重的广东电网的高管以及南方电网最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上述电力系统业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在电力系统内部，电力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此番电力系统***，也是要借此机会清理涉腐人员，为改革扫除障碍。
2002年，国务院下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在这一轮改革中，南方电网是由原国家电力公司分离出的电网企业，供电区域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于日正式挂牌成立运营。据悉，至2013年末，南网的总资产为5842.48亿元，资产规模比刚组建时扩大了数倍，但利润水平却依然是组建前广东电网近100亿元的水平，总资产回报率不到2%。
因电力市场化改革而生的南方电网一直被定义为电力改革的试验田，但从南方电网目前的盈利水平以及所滋生的腐败问题来看，电力破除垄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
日，时隔13年之后，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重新开启针对电力行业的新一轮改革。新电改强调“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其中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成为本轮电改方案的最大亮点。
而从2014年开始，南方电网一直在酝酿新电改深圳试点。根据《深圳市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在独立输配电价体系建成后，积极推进发电侧和销售侧电价市场化。鼓励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把输配电价与发电、售电价在形成机制上分开，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通过用户或者市场化售电主体与发电企业自愿协商、市场竞价等方式自主确定，电网企业按照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
肖鹏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2月6日到深圳调研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首个电改试点深圳市供电局，肖鹏表示，深圳此次改革试点“牵一发动全身”，对公司经营方式、内部管理、战略规划影响巨大。南方电网公司将积极支持深圳先行先试，摸索经验，配合国家推进电价改革。
如今，他已经没有机会亲历这场改革了。
（上官丽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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