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从结构的角度而言，应该包含五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保持，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既然讲城乡一体化，那就应该有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二元结构怎么实现一体化呢？城乡二元结构当然是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我们不要城乡二元体制，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不要城乡二元结构；第二个方面是中国特色的乡村社区形态，城乡二元结构是个空间形态，社区形态则是一种关系；第三、四、五个方面和基本制度有关系，分别是土地制度、农业组织制度和农业治理制度。在这里，我着重谈谈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组织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前途 城乡二元结构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什么？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将会保持四个不平衡。 一是村与庄的分化：从小农经济的聚落体系到规模经营的聚落体系。第一个不平衡是乡镇内部会出现村与庄的分离。村庄这个词本来就包含了村和庄，庄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呢，以前就是说地主、政府一块搞土地开发，现在来讲就是农场的意思。而村呢，生活功能比较发达，本来就是一个社区。所以今天我们将会看到村庄会出现分化，有的地方人口严重老化，主要就是少部分人在种地、居住、放置农具，是一个生产功能突出的地方，这就是一个农庄。而另外一些地方，就像今天说的中心村，是真正意义上的村，生活功能比较强，生产功能比较淡化。村庄会出现这样一个二元分化，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聚落形态会转变为规模经济聚落形态。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自然村，就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如果是大农村就不会有这样的自然村落。当我们走向规模经营的时候，我们的聚落形态也自然而然会改变，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村与庄分离。 二是县域内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经济发展。第二个不平衡从村庄走到县域，就是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前很多人对县域没有概念，因为县城内部方言都不同，现在县域的概念很清楚了。什么叫回得去？是不是就是回到村庄里去？我认为农民将来生活的两栖状况会非常普遍。他在农村有地有房子不妨碍他在城里有房子，两头跑成为一种常态。城里人也不是说非要住在一个地方，我现在就有两套房子，一套是买的，一套是租的。小孩上学的房子是租的，自己买的房子在郊区。人不一定要住在一个地方，自由是人的一个天性。 三是区域内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第三点不平衡就要放大到区域，从区域层面来分析。我国2014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及以前就提出的城市发展规划中提出三纵两横，两横就是长江流域、陇海线直到乌鲁木齐，三纵就是沿海、京广线和包头到昆明。陇海线一边指向中亚，另一边连到东北亚。京广线就是连到南方来，中间一个长江中游，京汉京广，在这些线上形成一个大的城市群，涵括三个省会城市：武汉、南昌和长沙。将来我们讲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以城市群为主体，这个思路现在仍然没有变化。我们讲区域发展再也不是讲粗略的东、中、西部了，而是大城市群。再在城市群里定位小城市发展，如果地区小城镇发展不行，那么这个区域的乡镇发展也肯定不行，城市群不行的话，小城镇也没有前途。所以，我们以后的小城镇不是以前说的乡土城镇，而是城市群的城镇，我们的乡村越来越从属于小城镇，城市群是一个大方向。在这样一个战略里，成功关键就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城市建设好。 四是全国范围内的东中西不平衡发展以及国家的调控。第四个不平衡就涉及全国范围。全国要讲到东、中、西部，这里有一个千年的潮流。以前我们的人口从北迁到南，从东迁到西，浙江填江西，江西填湖广，越填规模越小、越分散，人越来越自由。现在的大潮流是要往回退。国家其实不希望看到这样。刚才我们讲到了户籍改革，这个户籍改革到底是在干什么，它确实不是在促进人口流动，而是促进人的定居。这是国家的意图，希望出现一个人口比较均衡的分布，因此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规模，发达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出台的户籍制度远远严于2014国家出台的户籍制度，所以说国家出台的户籍制度比较针对发达地区，比如说不能规定房子的面积。现在上海的每个区都分配了任务规定流动人口减少多少，这么一来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回得去。因为城市没给你地，你必须回。在这一点上，中央的意图是很清楚的，2000年就一直在讲控制大城市规模，2010年之后再次强调，那么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思路特别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定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第一就是农民工最好是落户，不要再流动了，从一个起点到另外一个起点，给社会、家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第二就是最好落户到城镇，要是落户到农村，农民一定要住在农村吗？也可以住在城镇，这是一种两栖状态。国家鼓励你在城镇买房，但是现在土地确权也是说农村的土地还是属于农民的，可以放心不会失去土地，还回得去，这两者之间不矛盾；第三，国家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在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定居。这次户籍改革使我得出了一个判断，那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将来的表现方式。 二、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 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说经营权会不会强化。在集体所有制下土地三权分制之后，土地经营权必定会强化，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在人口导出地区，土地经营权会强化；在导入地区，经营权会强化；土地流转之后经营权会强化。问题是什么叫做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怎么体现的？这不是变现私有，而不是混合的土地所有制度？这里有个案例，即上海的松江模式。松江的土地转出又转，内部发包。松江模式的意图就是把老百姓赶跑，要求适度规模，那么集体所有权怎么体现，除了村内流转，内部发包，还有最重要的是地方财政给予种田农户的补贴都是补贴给实际种田的人，并不是说种田就给补贴，还要考核田间管理的好坏。松江的农地冬天分为三种，第一种地休冬，第二种地增肥，第三种种小麦。种小麦的地会给补贴，那么种小麦的地就要严格管理。所以说集体所有土地所有制很有意义。那么连带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要建立集体股份所有制？假如说能够明确鉴定土地属于谁，而且所有权不继承，你的土地和儿子没有关系，那么为土地流转建立合作社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有村组织何必要要合作社呢？但是农村资产、资源不止耕地，还有别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都要确定所有权，这是城镇化时代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这个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是有问题的。确实所有权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地怎么实现还有根据实际情况。 三、中国特色的农业组织制度 中国农业组织制度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在宏观市场结构的无序状态下激发微观经营主体的活力。今天我们依靠企业、资本发展农业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国家对于宏观市场的结构无序无能为力，转而过于依靠激发微观经营主体活力，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我国与很多东亚国家的经验不同，就是我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大国市场必然是竞争激烈，小范围可以做到有序，农协可以控制村庄，但是大范围就不行，湖南人能控制上海的批发市场？要把湖南的农产品买到上海批发市场，靠合作社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龙头企业。台湾搞农协，台湾的东西卖到大陆来则主要靠公司。韩国的中央农协我也接触过，中央农协在中国能有什么作用呢？国际贸易能靠合作社吗？如果能也是公司化改造过的合作社，就像美国这样新一代合作社。大国市场必然是要靠企业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而我们这个大国市场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不仅是市场，还是市场和官场的结合。有人说把农村组织好了不也就把市场组织好了，企业也是个组织问题。这是不对的，企业是个经济组织，市场的组织是官场和市场的结合，98年粮食体制改革的失败就说明我们解读不了宏观市场结构无序的问题。我们是在宏观结构有序失效的背景下不得不靠片面地激发微观经济主体，这当然就是一个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二是纵向一体化链条上的资本主导地位不断强化。我们农业产业化从94年开始已经有20年了，农业产业化依靠企业的强势至少说明了三个道理：第一个是改革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农业还没有市场化，计划经济的余迹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希望有活力的企业能够自建产业链，自己创市场，为改革冲出一条道路，特别是92年南巡讲话和93年建立市场体制；第二个是发展的问题，地方为了显示政绩必须依靠企业；第三个是管理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山东寿光的蔬菜非常好，但是两次出口到日本都被拒绝，为什么？家庭经济搞得好，政府扶持各方面也做得好，全国最大的市场就放在家门口，农民卖出去的价格是平均价格，不存在多余多得的问题。菜贩价格大家都知道，但是不能出口，因为质量不行。但是山东安丘的蔬菜能出口，安丘蔬菜是供给奥运会的，因为安丘的蔬菜是公司加农户的。政府监管不了这个市场，怎么管理小生产，包括城市的流动摊贩、个体户、农民。我们搞社会化服务是擅长的，但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管理不了。同样，浙江嘉兴的生猪产业现在遭受重创，成为众矢之的。政府为了打造本土品牌，用嘉兴黑猪和外国猪杂交，再和本地家猪杂交，然后建立合作社，等等，可以说要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中国人能够精细地把农业做到了极致，但是遇到了坎，死猪扔到河里，猪粪排到河里，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管理体系始终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政府把市场监管的责任推给企业，把监管问题变成企业内部质量问题。因此，我们农业产业化走到今天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的出来的，不是简单的说资本怎么怎么样，这个问题是复杂的。问题的根源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结构，组织市场。不是要不要组织农民，不要谈组织农民，除非组织农民能够替代组织市场，代替不了就不要谈组织农民，否则会要农民受害。 三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成为主流。适度经营规模应该是在家庭承包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规模经营有两个内涵，一个是农民的适度规模，另一个是农业的适度规模，具体就是要选择哪一种，还是两者的结合。农民的适度规模是什么意思？我在家里种点地，还能获得进城打工挣到平均劳动力价格。需要种多少亩地？我们算过，如果种稻子和麦子的话，平均下来，城市打工一年平均下来也就266天。266天是家里打工的极限值，肯定小于266天，那么要达到266天30%的水平就需要在家种55亩地，达到打工266天90%的水平需要种30亩地，这就是农民适度规模的范畴。什么是农业适度规模？要看地理条件，种稻子在上海郊区300亩没有问题，500亩有难度，但是，即使在松江，也从150亩的标准降到100亩。这说明，适度经营规模一律是农民的适度规模和农业适度规模的结合，单纯的农业适度规模是农民不能接受的，而这个结合的前提条件就是集体土地所有制，没有这个前提，片面的讲适度规模，农业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 四是农民合作的主要领域在于内向性合作，以及特定产业上的外向性合作。农民合作的前途在哪里？主要是在内向型的合作而不是外向型的合作。内向型的合作是什么？就是我们搞我们的，并不和别人争，就是如李昌平老师讲的内置性金融，不从外面吸收存款也不向外部贷款。如果向外部贷款就会重蹈农村基金会覆辙，必然会被灭掉。今天河北很多基金互助社为什么会走到现在的困境，就是心太大，像搞私人银行、搞非法集资。又比如说集资修路也是要内向型合作，如果是外向型的合作则要向外面争取利润、维权，这个就要问资本答不答应，这种合作的前途不大，少数产业能做好，一般产业是做不好的。 五是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更加理性的互补关系。我们对农业企业做过调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到农产品收购时期就是资金使用的高峰期，同时也是劳动力使用的高峰期，找不到人和钱。这是为什么呢？你把小农经济都击垮了哪能找到人，用机械化取代劳动力还是需要辅助劳动力，没有辅助劳动力现代农业如何进行？现代农业不能只搞机械化。所以说大农和小农之间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生态的关系。我们如果只关系眼前利益的话，现在还能找到老人做辅助劳动力，而从长远看会出问题的，会出大问题。那我们把私有化引进，取代我们的制度会怎么样？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外地人进入城市和农村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城市本身就是纷繁杂乱的，而农村则是地方文化的根源。因此，企业和农户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不仅是农户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企业的需求。政府需要有远见，做好两者之间协调，片面的只要求GDP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中国的农村发展道路到底应该是什么样还需要广大学者更多的研究，包括政策研究。目前中国有三种研究，即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工作研究。学术研究出理论，政策研究出政策，工作研究指导实践。三种研究结合起来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的事情讲明白，留待以后慢慢来。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八届县乡干部论坛上的主旨发言的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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