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部抗日剧都出现了类似桥段，我只知道陆军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是被八路一炮给轰死了。但真的有所谓的「军官战地观摩团」被伏击全灭的战绩吗？
有这么一仗，史称“韩略村围歼战”，八路军一个团2000余人全歼日军180余的战地观摩团。但此战存疑一是此战宣称击毙日本观摩团长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但此人是日去世的。二是我国官媒说此战进行了3个多小时，平均1分钟打死一个，按道理占尽天时地利，怎么打这么久？三是日军据说是由旅团长带队6个联队长以及100余名军官学校的学员，还包括一个皇族。到这种根据地边缘地区视察战术。要么带大量的随行部队，要么肯定封锁消息。可是日军的行军机密是从炮楼里泄露出去的，居然只有80个士兵，包括开车的。怎么会这样？四是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又是怎么回事呢?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只在中国大陆成立过四所学校，分别是：１．公主岭陆军战车学校（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成立），１９４４年６月１日改编成第６８旅团，并最终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全军覆没。２．陆军公主岭学校（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成立），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改编成为公主岭陆军战车学校。３．奉天陆军预备士官学校（１９３９年８月１日成立）。４．四平陆军战车学校（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０日成立）。　这四所学校均在满洲并且属于关东军的管辖范围，同支那派遣军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所谓的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只有两个可能：１．支那派遣军步兵教育队　支那派遣军步兵教育队成立于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０日，位于华北保定地区。第一任队长由中岛吉三郎少将担任（任期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０日～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根据［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以及［日本陆军将官辞典］一书记载；　中岛吉三郎１８８９年２月１６日出生于群马县。陆士２４期，步兵科。１９４１年３月晋升少将。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晋升中将。先后主要担任过步兵第２８联队长、第３７步兵团长、支那派遣军步兵教育队长、第１国境守备队长和第６６师团长等职。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１日去世。因此中岛吉三郎少将也不可能被击毙。２．北支那步兵下士官后补者队　北支那步兵下士官后补者队成立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５日。队长仅仅是中佐级的人物，因此可能性不大。---以下是报道１９４３年秋，我八路军太岳部队在临（汾）屯（留）公路上的韩略村，一举全歼日军的“战地参观团”。这是粉碎日军对我太岳根据地“铁滚扫荡”的一次决定性战斗。　　日军对太岳区规模最大、最为残暴的这次“铁滚扫荡”，又称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是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策划的。日军调集了第一军的第６９、第６２、第３７师团的共１６个大队，连同伪军共计两万多人，分三线摆在１００公里的正面上，妄图以第一线兵力分路合击，寻找我主力作战；第二线兵力“抉剔扫荡”，烧毁村庄、抢掠物资；第三线兵力分散“清剿”，捕捉我零散人员及小股部队。冈村宁茨亲自担任了这次扫荡的总指挥，又令其第一军军长吉本于９月２８日亲抵临汾指挥，军参谋长花谷森临阵督战。冈村宁茨向东京参谋本部夸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敌东京参谋本部非常重视冈村宁茨这一“杰作”，特从各地抽调一批军官，组成“战地参观团”，由少将旅团长服部直臣带领，前来太岳前线“观战”。　　我太岳部队指挥员陈赓将军根据敌人的调动等各方面的征象，即令太岳军区各军分区制订反扫荡方案，并将主力部队集结进行训练、准备。军区在下达的反扫荡作战基本方案中指出：基干兵团分遣１／３结合人民武装坚持腹地游击战争，主力转至外线摧毁敌交通干线，攻取据点，配合腹地反扫荡。　　敌人扫荡开始的时候，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将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１０月中旬，我３８６旅第１６团奉命向延安开进。部队出发前，陈赓指示这个部队：原则上集中行动，仅派出小部队进行侧翼活动，掩护团主力开进。战斗中要力求速战、速决、速离。　　１６团随即在太岳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王近山率领下，从长子县东裕、西裕地区出发，向西南方向进发。这时，扫荡的敌人已深入我腹地，正在东扑西撞，寻找我主力作战。１６团神出鬼没，时而突然出现给敌人以猛烈杀伤，时而销声匿迹，无影无踪。１０月１８日傍晚，１６团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封锁，乘虚逼近敌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临汾，进驻临沂东南方向的岗头村。１９日黄昏，一股敌人尾追上来，该团又调头北上，迎敌而去，然后又转到敌人背后，插到临汾东北方向，２２日进抵韩略村南。　　韩略是敌人的据点，驻有日伪军４０多名，西距临汾３５华里，位于敌人扫荡的主要交通线临屯公路上。该村西南地形险要，公路两侧多为两丈多的陡壁，便于我军设伏。这一地区我党工作基础好，民兵也很坚强。由于韩略村离临汾近，敌人活动很猖狂，同时也很麻痹。我军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打击一下它的疯狂气焰，减轻敌人对当地人民的危害；同时也可以牵制敌人，配合腹地反扫荡作战。１６团即于２３日下午，组织参战的团、营、连级干部，化装到韩略村附近详细侦察了地形。地方党和政府的干部，也马上动员当地群众和民兵协助军队作战。　　２４日凌晨３时，参加战斗的４个连队掩蔽进入伏击区。可是，敌人迟迟未来。直到８点多钟，望哨发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临汾方向公路上发现敌人！不多久，只见敌人１３辆军车（其中有３辆小汽车）卷着飞扬的尘土进入了我伏击圈内。正当车上日军得意忘形地谈笑时，我６连突然以手榴弹、掷弹筒向敌人开火。在爆炸声中，燃烧弹击中了敌末尾第二辆车，堵死了车队的退路。末尾车上冲下来十多名日军，当即被我飞蝗般的子弹击毙。６连班长赵振玉带领全班战士，从陡壁上飞奔下公路，从敌人汽车上夺下重机***，顺着公路猛扫。敌人遭此突然打击，一时不知所措。领头的汽车急速向前猛冲，被我９连拦住去路。这时，敌车队前后都被卡住。４、５连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冲上公路，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３个多小时的反复拚杀中，随车的１８０多个鬼子几乎全部见了阎王，只有钻进一个小窑洞的３个敌人漏网。　　战斗结束后查明，这次被歼的敌人正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的、专程赶到太岳区参观“铁滚扫荡”的“战地参观团”。它的成员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步兵学校”的５、６中队的军官及其他有关军官。其中包括少将旅团长一名，联队长（大佐）６名，其余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　　这次胜利振奋了根据地的军民，也极大地震撼了敌人。冈村宁茨恼羞成怒，叫嚷：“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吃掉这股共匪！”他把担任战役侦察的６架飞机，全部调来追踪１６团，又从临汾派出５００日军赶来增援；并从“清剿”部队中抽调几千人，两次向韩略村合击。这样一来，敌人的“铁滚式三层阵地”部署就乱了阵脚。我１６团在韩略村的漂亮一战，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了腹地的反扫荡作战，尔后，抽脱身来，胜利奔向延安。　　《人民日报》〔１９９５０８１０〕---【抗战胜利69周年抗战老战士口述】　　1943年秋，华北日军调集万余人，对我太岳区实行“铁滚式”扫荡，企图将我根据地摧毁，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我太岳2分区（386旅兼）16团在王近山旅长带领下，奉命赴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　　10月23日，部队到达洪洞县韩略村附近宿营。王旅长从地方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中得知临屯公路敌军卡车活动频繁，决定利用韩略村有利地形打个速战速决的伏击战。　　第二天凌晨，部队全部进入设伏阵地，用田里的高粱秆、玉米秸做了严密伪装。上午9点过后，观察哨报告，鬼子汽车来了。车上的日军吃喝说笑，根本没发现我们的迹象。6连首先用手榴弹和掷弹筒向敌人车队尾部猛烈开火，击中最后两辆汽车，堵住敌人退路。这时，公路两侧的4连、5连用机***、手榴弹一齐猛击敌人。先头几辆车的日军见势头不对，开足马力想冲过去，遇到9连迎头拦击。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慌忙跳下车，端起刺刀向公路两旁冲击。我4连、5连指战员与鬼子展开肉搏战，拼杀异常激烈。　　一些我当时看到和事后大家整理的细节，令我至今难忘：班长赵振玉带着全班战士跃出阵地，爬上敌人汽车，夺过重机***调转***口向敌人猛烈扫射。战斗英雄杨发把一个比他高一头的敌人摔倒在地，敌人拼命挣扎，两个人在地上翻来滚去。杨发因个头小，被敌人压在下面，掐住脖子。紧急关头，9连连长赵大兴带着一名战士飞奔过去，对准敌人后背捅了一刺刀，敌人哼了一声便滚到一边。在4连、5连正面有七八个敌人利用几个半截窑洞顽抗，并用一挺机***封锁我冲击道路。5连指导员郑光南非常焦急，抱起集束手榴弹向敌人机***投了过去，一声巨响，大家冲向敌群，将敌人消灭，郑光南却壮烈牺牲了。　　伏击战持续约3个小时，180多个敌人除3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当日军纠集重兵，在飞机掩护下前来增援时，王旅长率领部队早已带着战利品，迅速转移了。这场韩略伏击战使日本朝野震惊，被八路军总部称为“顺手牵羊”的典型战例。71年后的今天，回顾它，我深切感到，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永远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强大法宝，中国人不愿战争，但决不害怕战争，如果有人蓄意挑衅，只会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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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谣言。
　　不过这个谣言倒也不完全是中国人原创。日本有一句古话：“尾张兵弱，却得天下。”这句话到了近代，则演变成上方（大阪）兵弱。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大阪和其周边的堺市是自战国以来的新兴商业都市，而京都奈良是传统文化古都，这些地方的居民当然不如柳川福冈鹿儿岛人好战。再加上其为政治中心，历次以上洛为目的的战事多发生在此，就更给人一种当地居民只会逃避战祸，打仗的都是外地人的印象。
　　被称为“窝囊废”的第四师团的旧总部，地处大阪
　　直到今天，“またも負けたか八連隊、それでは勲章九連隊”的谣言仍在日本流传，它巧妙地利用谐音，挖苦了来自上方的两个联队“连战连败，得不到一个勋章”（“九联队”在日语中发音跟“得不到”一样）。
　　但这样的说辞并不符合明治维新后大阪军人的实际战绩。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这种流言存在，近现代大阪军人作战才总有一股子为洗刷污名而不怕牺牲的狂热劲头。
　　1877 年的西南战争是大阪军人第一次表现他们蛮勇的舞台。这时日本陆军还处于镇台时代，以第 8、9、10 三个联队为主体编成的大阪镇台看似并不显眼，却在战争中奋勇当先，旗下 9 名大队长中有 4 人力战而死，1 人死于伤病。其中苦战不退的第 8 联队，战后得到了明治天皇特别表彰，在日本陆军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勇武至上的作战方式当然有其弊端。日俄战争中，来自大阪的第 4 师团不改当年，他们在南山之战中夜袭攻占金州，又首先逼近俄军阵地，发现其动摇而领着第一、第三师团发动猛攻并最终击退俄军，却也付出了惨重伤亡。
　　日俄战争中，夸大精神力量是日方宣传之常态
　　然而不畏牺牲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实在不算罪名，尤其在最后的奉天会战中，第 4 师团又成了各部队中率先攻入奉天城的“一番***”，被授予感状，先前的代价似乎收到回报，便没有什么反思检讨了。
　　这之后，第 4 师团长期分散配置，30 多年没有统一行动过。网上的“窝囊废师团”文章称他们被“雪藏”，这并不符合事实。分散配置的步兵联队都有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一些属于战斗任务，如第 9 联队（当时仍属第 4 师团，1925 年才改属第 16 师团）就被选中成为第一批西伯利亚出兵干涉的部队；第 8 联队底下的第 2 大队则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青岛战役。
　　1937 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第 4 师团仍然多处于分散配置状态。这其中就包括“窝囊废”一文中所说的徐州会战和诺门坎事件。第 4 师团底下的第 37 联队参加了徐州会战，但不在作战序列中，相应记载也不多。“窝”文说第 4 师团“南进支队”不追击国军却生火做饭，难以证伪，但至少它声称的事件发生地点“鲁苏皖边境”非常莫名其妙——民国并不存在这三省交会之处。
　　民国 22 年的江苏地图
　　至于诺门坎事件中派遣到前线但抵达时已经停战的，是师团下面的第 8 联队。日军压根就没有把整个第 4 师团投入对苏作战的意思，这一点，有泽田茂参谋长的解释：“由于第 4 师团分散配置在各个前线驻屯地，无法在短时间内重新组织起来。”
　　而整个第 4 师团统一行动的战役，还得说 1941 年的第二次长沙战役（日方称“第一次长沙作战”）。这一次，第 4 师团不但全师投入战斗，还配属了野战重炮兵第 14 联队，装备有 24 门四年式 150mm 榴弹炮，以及独立的山炮兵第 52 大队，再加上原来的师属野战炮兵第 4 联队，在重火力方面可以说至少超过了国军 2 个军的水准（参见后文的国军编制问答）。
　　这样的配置，取得战果可以说是理所应当，“窝”文称师团“一进长沙就被赶了出来”，且不说无视日军原定目标就是粉碎国军第9战区的战斗力而非占领长沙，也完全忽略了从战役开始到进入长沙需要面对国军数支部队的阻截。
　　据日方战史记载，第 4 师团先是向汨水前进，切断国军第 90 师退路，配合早渊支队捕捉第 90 师。之后接 11 军命令向新市附近转移，9 月 21 日，早渊支队也配属给了师团指挥。22 日晚，在同乐桥、双江口附近同国军部队发生激战，参战国军如 92 师、95 师，都以作战顽强著称，罗奇带领的 95 师更被誉为“当阳部队”（意即“有赵子龙之勇”）。
　　在新市南同乐桥附近作战的第 4 师团士兵
　　在第 4 师团方面看来，95 师抵抗极为顽强，后来国军别的部队也加入战斗，他们进展并不如意，直到 25 日发现国军退却才开始前进。但在与之共同作战的早渊支队士兵眼中，第 4 师团击溃国军的突进却相当迅速。
　　当时在 92 师 275 团 3 营 3 连任少尉排长的曾授时也回忆说这是一场死斗，他所在团接上级命令掩护 95 师主力转移时，“与敌发生肉搏争夺”，激战半小时后又有“敌骑百余进犯”，因“众寡悬殊”，275 团伤亡惨重，两个营长一个阵亡一个失踪，连长阵亡 4 人，排长阵亡 13 人，幸存官兵 100 余人。
　　国军 95 师师长罗奇
　　这以后，第4师团又先后击退国军第 190 师、第 10 军，于 29 日进入长沙。10 月 1 日黄昏，日军即采取“反转行动”从长沙撤离。这次撤离行动倒是不太顺利，先出发的早渊支队在捞刀河口北岸遭到巧妙伪装的国军第 98 师阻击，步兵第 116 联队有两个大队长相继战死，“顿时陷入混乱”。
　　而留在后面担任?梨市军桥警备任务的步兵第 61 联队第 11 中队，2 日晨于长沙北站附近被包围，靠第3大队紧急回援，又出动 16 架飞机，3 日正午才突围出来。离开长沙后，他们成三路纵队“扫荡残敌”，于 5 日到达汨水南岸，早渊支队中三个大队则紧急奔赴宜昌参战，完全不像“窝”文中说的“全线溃败”。
　　此后，第 4 师团便调去参加南方作战，基本离开了中国战场。不过第 8 联队中某些士官和干员被抽出来充当了新设部队的基础，仍在中国行动。以第 8 和第 9 联队人员为基干的第 70 联队就是这一制度下的典型产物，他们专精山岳作战，有“丹波山鬼”的美誉。
　　步兵第 70 联队的军旗祭
　　值得一提的是，第 4 师团直到日本帝国覆灭，都没改过那种“作战全靠勇武精神”的思维模式。例如在长沙战役中，他们明明走的是极度泥泞难行的路面，还争先前进，一度造成后方部队与战斗部队交错的混乱局面。
　　与国军第 190 师交火时，负责突击的第 1 中队长江浪康彦不顾身边只有一个小队和配属的机***，坚信“突击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兵力的多寡”，率领手下士兵断然冲入，害自己胸部受了重伤。虽然日军记录存在鼓吹战斗精神的动机，但第 4 师团的这类记述明显更频繁，如此精神至上，到底对作战有多少助益，恐怕还是一件未知的事。
这个问题国内的陈默先生比较权威，在他的论文中有不错的解释。本回答主要引用了他的研究成果，见于他的三篇论文《战前国军的整建——以编制为中心》、《抗战初期的国军整理: 部队的整补扩充和新编制的形成（1937 —1938）》、《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
抗战爆发前夕，国军仍然不是一支真正属于国家的军队，东北军有东北军的编制，川、滇、黔、桂也有其绝不划一的编制，即使是中央直辖的部队，也因为整建程度不同存在两三种不同编制。
抗战开始后，国军随着战局演变，又在战争夹缝中进行了两次大范围整编，使得抗战中后期与初期编制有极大差别。更要命的是，纸面写下的编制还长期因缺乏装备而无法落实。因此，一般人很难搞清楚抗战时期的国军编制，我们也只能先从几次有代表性的整建入手，试图描述一个概貌。
晋军炮兵部队。九一八事变后，晋军是唯一拥有火炮生产能力的地方军阀
1930 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国军开始推行民国十九年编制，此次改编可以说奠定了抗战初期国军的形态。它给国军带来许多划时代的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师为战略单位，主要特种兵科也配属到师部；其次是恢复了旅一级的建制。
十九年编制的师分作甲乙丙三种，分别辖步兵三旅（每旅二团）、二旅（每旅三团）和二旅（每旅二团）。相对步兵，十九年师配置的特种兵科编制都偏小，如同时期美军一个师配炮兵三团，法军配两个团，日军也有一个团，而国军却只能配一个营；辎重兵只有一营二连，丙种师更只有一个连。
纸面配置寒碜如此，实际配置连纸面都还不如。事实上，国军不少部队在接受十九年改编后，根本就没有师属特种兵科，全靠步兵撑场面，打算等未来军火齐备再增补。师部寒酸，底下的步兵团当然也多名不符实，本来计划团部要配一个步兵炮连，三个步兵营每营要有一个机***连，若落实也算是做到了与一战末期德军步兵团类似，但直到抗战爆发，不少部队还是没能等来装备。
卜福斯 75mm 山炮，国军统一中国后最早购入的新式火炮
十九年编制的弱小，1932 年一&二八事变即暴露无遗，于是国军在 1932 至 1937 年间又多次进行部分调整，挑选素质优秀的中央直属部队，改编“调整师”、“整理师”以及附设在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这类精锐部队的编制思路基本为缩减步兵团数量——大多改为二旅四团，增加自动火力充实特种兵科。
与十九年师相比，调整师最大的优点在于务实，他们的装备就算没有实际拿在手上，也真的处于增添配置的计划里。虽然师属炮兵、辎重兵、工兵、通信兵都只是一个营，但步兵团的火力大为改善，不光团部配属一个小炮连，下属三个步兵营的配属还改成了步兵三连、重机关***一连、迫炮一排。而一个步兵连分三排，每排三班，每个班都分为步***组和轻机***组。后来，虽然小炮的配置不如人意，但步兵每班一挺轻机***到了位，遂构成抗战初期最核心的战力。
国军战前编制同日军甲种师团的对比（点击查看大图）
1937 年抗战爆发，国军虽然以血肉之躯换得政治、战略上的一些成果，但也承受了惊人损失。短短 4 个月，原来的中央军至少折损 1/3，甚至有人估计损失高达 60%。宋希濂的第 36 师为调整师之一，在经历南京保卫战后只剩下 3000 残兵；王敬久的第 87 师在罗店拼掉近 8000 人，9 月 1 日由江苏保卫团官兵得到人力补充，但不到 10 天伤亡又近 5000。
　　日本陆军师团与国军最精锐的第 88 师装备水平比较
补充上来的各省保安团队、驻后方师和无战斗经验新兵，素质当然远不及原来的中央军，但越是消耗装备与人才，国军反而越得扩编队伍，靠人数优势去填补火力、战术上的不足。结果，全国抗敌军队越来越庞大，单位越来越多，指挥调度出现不便。而且，原本就不是日本师团等量对手的国军师，此时更显错位。
于是，在撑过日军攻势凶猛的抗战前 16 个月后，国军重新制定民国二十七年整军方案，改以军为战略单位，撤销旅一级建制，把军师团的“三三”制确立为未来的编组模式。但战时整编不可能全面快速铺开，因而又分甲种军和乙种军，甲种军辖三师，纸面上配有骑兵、炮兵各一团，工兵、通信、辎重、特务各一营，野战医院一所；乙种军辖两师，除一个特务连外没有军属特种兵科。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甲种军与乙种军下辖的师不是同一性质，甲种军师按二十七年新编制或调整师编制，乙种军师则仍是按较弱的整理师或十九年编制。
理论上讲，国军改编后一个甲种军可以跟日军一个师团互较长短，但理论不等于实际。军政部制定师一级编成时，在纸面上都开始考虑因陋就简。按说师属骑兵该是一个连，但马不够，先设成一个排；师属战防炮连如火炮不足，就改成临时配属。步兵团通信连改成了一个排，辎重兵改成驮马或挽马编成。
美籍教官教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受训人员用背带绕过上臂增进射击稳定性，这个技巧虽然简单，国军却一直没能推广到全军
而方案转向实操，缩水更翻了一番，军属骑兵团被缩减成连甚至排，军属炮兵团缩减为营，原定装备是野炮或山炮，实际却只得陆续成立迫炮营。连最基本的***械，国军都配不齐整：
按照编制，一个师要有步*** 2500 枝，轻机*** 172 挺，重机*** 54 挺，迫击炮 18 门；但参加第一期整训的陈明仁预备第 2 师、何绍周第 103 师、丁治磐第 41 师就分别只有步*** 、882 枝，轻机*** 71、98、150 挺，重机***和迫击炮更只有第 103 师配有 16 挺和 10 门，另两个师的持有数都是零。除少数得到特别照顾的部队，其余师的情形也不比他们更好。
面对装备严重短缺的问题，国军统帅部逐渐酝酿出一套更贴近现实的编制来作为替代，这就是后来完成国军编制统一的民国三十一年编制。三十一年编制的长处非常明显：
它首次实现了国军的整齐划一，从此国军不再如从前一般混乱；它也改变了过去“编制表是编制表，编制是编制”的二元状态，令纸面与实际相去不远。蒋介石也发现改编后战略指挥和后勤调度都趋于简单了，很是满意。
国军战时改编编制同日军乙种师团的对比（点击查看大图）
但在这些背后，是缩水到极致的装备水平。凑不够战马的军属骑兵团干脆改成了搜索连；军属炮兵团缩成炮兵营，师属迫炮营则被撤销；各师辎重营收到军部，得以扩展为军属辎重团，但一个辎重营只有两连，其中一个连还得靠人力。
说白了，三十一年改编只不过是国军高层终于接受人多武器少的现实，把现实抬到了明面。它挽救不了国军愈打愈弱的战力，当 1944 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许多如此编制的部队几乎是一触即溃，迅速耗光了手上仅剩的几张牌。
从 1937 年到 1945 年初，国军都处于装备越耗越少，人越填越多的状态，采取这样的编制亦实属无奈。关注军级、师级单位的人会注意到：国军一个单位就像忒修斯之船，八年抗战下来同一个番号换了好几拨人。
唯一的逆转是在中印公路通车后，12 个军 38 个师接受了美国援助的装备，一个军才得以成立一个榴弹炮营，一个师也有了一个山炮营，战防炮连终于配到步兵团，每个步兵营也得到了两门迫击炮、两枝火箭筒、六挺重机***，每个步兵连还有 9 挺轻机***。单从编制看，不考虑后勤家底的变化，这部分美械精锐部队倒是重新赶上了抗战之前调整师的水准——可能还超出一点。
1945年，在中印公路中国边界线上，美国士兵和中国士兵在吉普车前方插上对方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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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IT评论人，曾就职于多家知名IT企业，现是科幻星系创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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