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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七年,能不能变成世界一流?
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办大学,到踌躇满志建设世界一流的名牌高校,中国高等教育既经受着“产业化”后遗症的困扰,又都面临着国际竞争的挑战。
&& 教育圈地运动
立足于通过教育消费拉动经济而提出的高等教育大扩招观念对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做出了最为卓越的贡献。如果不是这一扩招理论,过去5年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不可能在这非常短的时间里翻一番,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以前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目前有近一半的在校生将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扩招,2003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提出高等教育扩招建议的,是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从他的身份看,扩招打着强烈的“经济”烙印。这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最为明显:扩招是与钱连在一起的,最深的记忆是学费涨了,以前上大学只需交很低的学费,现在却每年要开支至少五六千元。
扩招建议的提出,正值中国教育表现出十分紧张的供不应求状态。据统计。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前,我国每年有1400多万名初中毕业生,其中一半上不了高中;每年有350多万名高中毕业生,其中70%上不了大学。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必须扩大教育资源,而前提是需要经费。钱从何来?以前大家把眼睛盯在国家财政上,现在却在盯着国家财政的同时,又瞄准了受教育者的钱包:教育经费原来可以从受教育者身上而来!以前把办教育的任务几乎全部交给国家,而现在大家意识到国家财政难以支持教育的大发展,应该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办教育,要加速民办教育的发展,
面对如此旺盛的教育需求,有敏锐商业眼光的人,发现了教育可以作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来加以运作,他们把教育市场看成一块等待众人切割的大蛋糕,纷纷摩拳擦掌。
上海一家民办学校的负责人告诉笔者,虽然《教育法》明确规定办学不得以赢利为目的,但是,有的民办学校还是纯粹以赢利为目的,把办学作为赚钱的手段,收取过高的学杂费。由于民办高等教育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学生收费,为了能获得利益,办学者在收费标准不能无限提高的情况下,便想方设法降低办学成本,这就导致校舍条件、师资力量等达不到要求,从而影响教学质量。
在民办学校力图用较低的成本争夺教育市场的时候,中国排位靠前的公立学校,也加入了这场市场竞争,抢占教育市场份额。
“记得当初有人提出,名牌大学实行产业化更容易,原因很简单,它们的声誉好,报考的学生多,只要对学生实施高额收费再辅以相应高额奖学金制度,就能很大程度改善学校办学经费紧缺的困难,而且老百姓有较多的银行储蓄,并普遍有着将其作为子女教育投资的打算。但这一观念并没有得到响应,一是来自老百姓的阻力:二是国家对社会稳定大局考虑。后来,重点高等学校对其热门专业的收费进行了20%-30%的上浮,要进就业形势好的热门专业,多出一点钱,大多数人表示接受。另一方面,很多重点院校在当年扩招中也大幅增加了本科学生的招生数量,这一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另外就是办教育产业的考虑。”谈起高等学校近年来的扩招,教育部有关管理人员说。他还补充道,一些重点大学近年来由于办研究型学校,调整了招生策略,维持本科生招生规模,改为扩大研究生、博士生招生规模。
但是,对本科生招生规模的压缩是局限在“计划内”的,也就是国家下达招生计划部分,对于计划外的部分,事实上却有了更大的发展,典型的表现就是网络生教育。现在教育部已经批准45所高等学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这45所高校有相当部分是名牌院校,因为他们有开展远程教育的软硬件实力。这些学校的网络教育学院计划外招生根据社会需要设置专业,招生数量是计划内招生的数倍,收费也高出计划内学生不少,但由于学校的名气,加上招生专业比较热门,受到很多学生的欢迎。另外,这些学校的网络学院几乎全瞄着“社会热点”开班,比如高(中)升本(科)、专(科)升本(科)、研究生进修班等等。由于网络教育不受时空限制,录取时不用像计划内学生那样迁移户口,学校不提供住宿条件,因此有不少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疯狂发展”,大抢生源,“抓到篮里就是菜”,造成目前网络教育管理、发展均存在诸多问题,
重点高等学校除网络教育外的另一方面计划外发展,就是针对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它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基础,同样是办学实力、办学条件及其品牌对考生的号召力。
“重点高等学校发展网络教育、职业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确实有很大推动,因为他们有办学的经验和实力,能够将方兴未艾的网络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推向规范。但是,我们还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那些高校,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也具备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府,花很大力气去发展职业教育、网络教育,是否有利于其本身办学水平的提高?”不少高校的教授提出了他们的疑问。他们认为,网络教育扩大了教育的渠道,促使高校内资源向社会开放,让全民共享,让更多没有条件步人校园的学习者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国内一流高校可以以技术提供方的形式参与网络教育。而用不着花如此大的精力投入,因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在于提升学校的质量,而非扩大办学的规模、丰富办学的层次。教育部已经明文规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从2003年起将只进行***继续教育,而不再招收计划外的“高升本”学生。但是,要让名校网络学院全面退出市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真正做到。
此外,一些高校还十分乐意拓展新的教育项目。除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一个MBA学员的总学费达到五六万元,一个EMBA学员的学费达到20多万元,一个工程硕士的学费也要近两万元,从这样的学费收取标准看,人们不难想象为何MBA招生会如此大幅度扩大,有的学校现在一年要招四五百人,连有两到三年企业管理工作经验的基本要求也可放宽:也不难想象,学校为何会在媒体上大肆宣传,鼓励企业高级职员攻读EMBA。在某高校的管理学院,教授们根本不屑于为本科生上课,也极不情愿做什么课题研究,只要为MBA、EMBA上上课,他们就收获颇丰,在其他院系的教师看来,那真是捧上了“金饭碗”。
教育部部长周济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会公平。但
是,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教育的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教育成本的分担。但是,这跟教育产业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同企业等同起来”,教育部长的话,掷地有声,而我们更期待着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身体力行。
一堵拆了又建的墙
1993年3月,北京大学做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决定----将约600米长的南墙推倒,改建为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有人赞叹,也有人哀叹甚至指责。赞叹的人说这是北京大学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举:而哀叹和指责的人认为,“***塔”已被摧毁,纯学术已经离大家远去。
赞叹也好,指责也罢,事实是,推倒南墙,带动了全国高校大力发展校办产业,那段时间,教师下海与学生经商顿成潮流。崇尚学术的校园里,经商致富的反而成了“偶像”,大家只羡慕“财高八斗”,不再管什么“学富五车”。善于总结的人们,还把有形围墙的推倒延伸到推倒观念上的围墙,推倒思想上的围墙,将“打破围墙,盘活资源”、“打破围墙,资源共享”时刻挂在嘴边。《文汇报》在报道北京大学破墙开店时曾经这样写道:“北大告别的不仅仅是一堵围墙,也许还是一个围墙的时代。”
2001年5月,北京大学又做出一个令全国瞩目的决定----不惜损失每年600万元的租金收入,要求南墙商业一条街的商家在2001年8月前迁走,将当年推倒的南墙重新恢复。一位大学教师说,八年来了一次“轮回”,重建围墙,是对教育本质回归的第一步。大学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办企业不是学校的目的,企业办得再多,经营业绩再好。如果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产生不了有影响的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好学校。
但这一次北京大学的举动,并没有像八年前那样得到其他高校的响应。反而有很多高校也正在酝酿着怎样盘活学校的资源,使其产生经济效益。一位教授说,北京大学拆围墙,并不表明其从校办产业领域撤离,正如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所说目前仍必须办企业。北京大学可以舍弃破墙开店的收入,是因为他们的其他校产,比如方正集团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而且他们近年来获得了教育部每年6个亿的巨额投资,相形之下,其他校产经营业绩不佳的学校便很难舍弃这唾手可得的大笔租金收益。事实上,出租学校房产是很多高校校办企业最大的生财之道。与北京大学重建南墙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200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建议通过法律途径取消校企中的高校冠名。他说,高校办企业弊大于利,大学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搞教学和科研。目前高校校办企业名称中的大学名字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取消。潘云鹤院士介绍,高校办企业的初衷一是为了力加快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可以创造利润为大学提供科研经费。但从实践看,却有些事与愿违。比如,浙江大学有20多家校办企业,但其上交的利润成为科研经费的却微乎其微。国内其他高校基本如此。2000年,浙江大学的科研经费是6.25亿元,其中2亿元是国家给的,另外4亿多元是从科研合作企业来的。而非自己的校办企业所创造的利润。一些校办企业利用高校冠名进行不正常的商业炒作,影响了高校间的正常竞争,还有一些校办企业违法经营影响了高校的声誉。他希望国家出台规定,让企业与大学分离,成为社会的企业。已经用大学校名命名的企业,如浙大海纳、清华同方、北大方正、东大阿派等,企业名称中大学的名字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取消。
2003年10月,清华大学宣布,清华将在年内注册一个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取代目前的清华企业集团,统帅清华大学的校办企业。“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等清华大学的校办企业年内将摘掉企业名称中“清华”的金字招牌。现在的清华企业集团与学校是行政隶属关系,相当于学校的一个处,一旦企业出现经营风险,校方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一道“防火墙”。同时,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还是清华校企的控股或参股公司,校方可以通过***股权实现学校资金的投入与退出。有关人士认为,从近期来看,丢掉“清华”的金字招牌对校企,特别是对已经上市或正准备上市的校企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校企改制成果的逐渐清晰化、扩大化,去除种种制度缺陷的校办企业最终将获得“独立做人”的广阔发展空间。
潘校长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清华大学的做法,也很有革命性。可是,其他高校的反映并不热烈。一高校分管校产工作的副校长说,著名高校的校名是含金量极高的无形资产,一些校办企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业绩,很大程度是因为背靠高校这座大山。而且,有的学校还因某一著名企业品牌获得新的声誉。要想使从学校冠名中获益匪浅的企业放弃这一冠名将是十分艰难的。其实不但企业不同意,学校也不定愿意,有关教育主管部门也未必希望这样做。高校办企业并不是长远之计,但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加入WTO,有关部门还希望高校校办企业能够有一番大作为呢。清华等少数学校当然可以做,但其他高校能否做到这一步,还很难说。
关于校企的理想与现实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国家发展高校产业的动机与实际效果。
期望一:弥补教育经费不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很紧张,国家的拨款连支付学校教职工的工资都不够,学生收费也很低。拿北京大学来说,一年仅教育方面的支出就需要4个亿,但国家只有不到1个亿的拨款,缺口达3个亿左右。在彼时全民经商的环境中,高校办校产的最初目的。就是要自己赚钱改善学校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
某高校一校产公司负责人说,客观上分析,学校发展校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办学经费的困难,国内一些大学从校办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其财政预算的20%-30%。这部分收入是教职工薪酬和其他教学费用的主要来源。但也要注意到,从总体上看,高校校产中能盈利的最多占1/3,其余2/3要么持平,要么亏损。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家高校的校产利润总额占了全国高校的近1/3。
“仔细算一算,如果政府的教育投资没有增加,学生收费状况没有改变,到了今天。即使将所有的校产利润一分不留地上交学校,北京大学校产的收益最多也只能弥补教育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根本不可能有余力改善教师的收入,更遑论资助教师进行科研活动了。他们的北大方正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创了一个印刷时代,带动了二个产业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就更不用说了。”一位大学教授如是说。高校靠办企业来自救是行不通的。高校办学需要钱,但是不应该由自己直接去经营企业来获得,而是应该建立一套有效的获得办学经费的机制。对于公立学校来说,国家的投资是办学经费最重要的来源,其次是学生学费收入、校友和社会捐赠收入以及学校基金会收益。学校可以将宣传自身形象、寻求经费赞助、运作学校基金等事务委托给专业人士,完全用不着把赚钱的事情交给自己的教师、教授。
期望二:改善教职工待遇
这是一些校办企业尤其是院系所办企业“出笼”时,最能打动教师的理由。高校教师工资低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不想脱贫致富?在高校兴办校产时,一批敢于冒险的教师首先下海经商,而守在岸上的人们也愿意承担他们留下来的工作量,因为他们办企业上交的利润。应该带来教职工整体收益的提升。
“我并没有感到校办企业给我们的教工带来了多少好处。当然,不可能一点也没有。也许是年终奖金里多了三四百元,也许是组织我们外出旅游聚会一次。这能算什么改变?”某高校一位教师说,他所在学院有几位教师利用学院的名誉和资源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每年上交给学院30万元,学院老师有100多位,即使把这些钱全部发给教师,每个人也不过3000元,而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再看看搞校产的几个老师,既是学校的教师,可以评职称,又在企业里赚钱,而且由于他们有钱,与领导的关系很不一般。评起职称来比一般教师容易得多。
期望三: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
学校开办企业,可以促进教师的科研成果产业化。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逐渐重视,整个经济形势的持续升温,以及有偿教育的风起云涌。高校办学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得到了相应改善。此时,在很多学校高层人士的眼里,高校发展校产的意义便转化为“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他们希望通过校办企业直接对学校科研成果实施产业化,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产学研一体化观念的提出,使校办企业的存在具备了充分的理由,有的高校甚至提出了学校要成为三个中心:教学、科研、产业。
“有的人一听高校产业,就以为那是高科技企业。其实,高校校办企业赚钱的招数,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学校的‘金字招牌’去开发学校的房产资源。真正发展高科技、靠高科技赚钱的高校企业屈指可数:把学校教师的科研成果成功产业化的,更是个案。”某高校产业集团总裁说,高科技企业如果方向选准了,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大,肯定赚钱,可是这样的高科技项目很难找。北大方正算是成功的一个。但除了激光照排系统之外,它在过去几年时间中尝试开拓新的科技服务领域,都未取得多大业绩。
在高校产业中,很多所谓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能真正带来收益的其实就是房地产和教育培训。利用学校所处黄金地段的地产资源以及通过优惠政策获得的低价教学用地,高校除了破墙开店大量出租房屋,还自己搞起物业经营。除非经营者太没水准或者违法乱纪,否则这些项目是稳赚不亏的。
打着名牌高校一流师资的旗号进行教育培训则是高校这几年来的生财之道。从面对高中学生的高考复习班、面对自考生的自学考试助学班到面向考研学生的考研复习班,从研究生课程进修到国际合作研究生培养,从计算机培训班到外语培训学校,高校动足了教育培训的脑筋。
租借一些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的公房,组织一批名牌高校教师、教授,教育培训其实十分简单。学费收入高,薪酬待遇高,教师水平高。考核标准高。生意火爆的教育培训机构一般都奉行这“四高”模式。报酬一高,不愁招不到好的教师,也不担心教师不认真上课,只要学生提意见,随时可以让教师下课,来应聘的教师排着长队呢!正因如此,它们可以招到更多的学生,可以提出更高的收费标准。一些比较注重持续发展的培训班。还建立起学费分成制度,将学费的50%作为教师的酬劳。
对非学历培训而言,学生大多冲着教师的名望而来,名校名师坐堂,那是招牌菜。想赚钱就得请到有名望的老师,最好是相关考试的“命题小组成员”。高校中参与高考命题、自考命题、MBA入学考试命题、研究生入学考试命题的老师,是高考复习班、自学考试复习班、研究生考试复习班的“宝贝”。一节课的讲课费就是上千元,半天的收入就达到两三千元。有的老师年讲课费甚至超过百万。
在教育培训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也不是每一个培训点都能请到最优秀的教师,不要紧,只要有几位教授捧场照样赚钱。其实能请到货真价实名师的培训班很少,大多数都是夸大其辞,对一般的教师进行全方位包装,在招生广告中大打名校名师牌。标榜这些老师有多厉害,能够押准多少题。实际上这些任课老师在高校里也许是非常普通的一员,他们的学术水平并不高,但由于头脑活络。社交能力强,懂得照顾学生的胃口,便也成为教育培训机构的“宠儿”。学生们在这些口若悬河的老师面前。难以提出“验明正身”的要求。即使在参加考试后发现几乎一道题也没押准也不可能去找培训班打官司,毕竟很多学生参加培训班就是为了买一个心安。
教育培训的红火也折射出高校正规教学的困难。一些教师奔波于各个教育培训点赚取高额讲课费,对学校的教学十分不认真。笔者知道一位教师,他既给考研学生上数学复习课,又给高考学生上高考复习班,每半天1000元,他说时间就是金钱,这些课上得很熟了。钱不赚白不赚。
至于学校的课,他尽量换到两天之内上掉,其余时间就安排给了培训班。还有的教师干脆把学校里的课私下转交给其他教师,自己则全中国到处“飞”,上午在上海讲课,下午就飞到深圳,一到机场马上被某一考研复习班的人接走,晚上立即上课。要是飞机晚点。那深圳的培训班就得取消或者推迟,因此经常可以看到复习班贴出告示称某著名教授由于飞机晚点不能准时赶到。
由此看来。与其说高校企业促进了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还不如说它使高校教师劳动力“产业化”。高校企业的存在与否,其实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产生不了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同济大学一位教授说,在欧美发达国家,围绕大学崛起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由某大学直接经营的,但是它们的核心技术往往依赖大学教师提供,大学在与企业的合作中,始终没有偏离教学与科研。企业可以将技术开发任务委托给大学,大学的教师、硕士生、博士生也可以到企业里去兼职,但兼职的任务是进行产品研发或者咨询,企业给予了大学师生锻炼、实践的空间,同时也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反观我国,很多教师、学生到企业里兼职是为了做企业的形象代表。或者是干一些与专业研究完全没有关系的活儿,诸如迎来送往、市场营销等等,某乡镇企业就到某著名大学里找了几位教师去当副厂长、副经理,然后打出广告说“百年名校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期望四: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高校直接投身产业。不仅是高校在当时环境下做出的选择,也是政府有关部门对高校寄予的期望。高校的校办企业得以如此迅猛发展,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正是这种支持给予了高校大力发展校产的暗示。在知
识经济浪潮向我们涌来时,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发挥高校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把高校作为科技产业化的重要阵地。而校企由于与市场经济接触紧密,自然成为关注的重点。
***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事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工作。支持发展高等学校科技园区,培育一批知识和智力密集、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使产学研更加紧密地结合。
截至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校的5451家校办企业中,学校独资企业有4793家,约占90%。这种资本构成方式与现代企业要求相去甚远,学校承担着企业发展的无限责任,经营风险极大。另外,大部分高校校办企业是由大学老师直接出任领导,他们中很少有人具备管理经验,企业之所以能够运作,一是如前所述开发房产之类稳赚不亏的项目;二是在学校内部环境运转。受到的社会考验少(即便是高校上市企业,股市对其总体评价也是“高校概念股,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劣,四年预亏”)。
有关专家指出,学校应该承担与其角色相应的社会职责,学校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不是直接的校产企业效益,而是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以及科研成果来实现的。
期望五:促进学校办学实力的全面提高
办企业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投入本校教学科研工作,促使高校整体素质上水平,何乐而不为呢?事实证明,这只是教育管理者的一厢情愿。
“教育者就该一心搞教育,教育者办企业。无论出于何种理由都说不通。”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说。在他看来,高校经商,纯属不务正业。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下滑最厉害的时期,究其原因是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为何会不足?因为高校把精力分散到不该关注的事务中去了,对产业尤为关心。
高校办企业,往往收获的不是学校的声誉,也不是大把大把的办学资金。而是一些莫名奇妙的麻烦甚至官司。某高校领导说,他对学校里居然有60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感到很纳闷。其实,细究起来,这些公司成分之复杂、运作之混乱、管理之松散更应该让他觉得纳闷甚至愤懑。翻阅报纸时,人们经常看到一些打着学校旗号的培训班在招生。但这些名头响亮的培训机构。其组织者却并非学校,而是某个社会人士或者教师独立运作,纯属“承包”性质,给高校某一部门交上个几十万元以获得冠名权,其他经营全由自己说了算。他们自己找房子、自己聘老师,办学处于毫无监控的状态。由于校舍全靠租借,老师全靠聘请。办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有的培训班教务安排混乱,老师经常不到位,授课质量差,且授课时间“短斤缺两”。除非学生忍无可忍提出诉讼,校方一般很难知道居然还有这么一家挂着学校校名的企业。也就是说,赚钱归他们,麻烦找学校。
除了培训班以外,还有一些教师、教授,研究出某项科技成果,便认为可以办公司赚钱,于是随意将学校名字加入公司名称,由于学校没有任何有形资产的投入,因此基本上很难从这些公司得到收益,而一旦公司违规操作。往往就有人找上门来要学校承担责任。某高校法律顾问说:“前几年高校企业发展很快,一些教师只要提出申请成立公司,学校都会批准,对这类公司起什么名字也没有严格限制,没有考虑怎样保护学校的无形资产。这两年来,学校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基本上已不允许新成立的公司在名称中出现学校校名,但是以前冠学校校名的企业太多,问题还是很棘手。”
“学校直接办企业,使校园里到处充斥着商业的味道,潜心向学的人大家都想方设法捞钱,心态极其浮躁。”上海交通大学一位教授说。学校的重要使命是教学与科研,不能舍本逐末。破墙开店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学校周边环境一塌糊涂,这里绝对没有聚集什么高科技企业。而是网吧、饭店、发廊林立,***书刊、***碟片、假******招摇过市。虽然学校会同社会有关部门进行了一轮又一轮整治,结果仍然是过不了多久便死灰复燃。
拍拍脑袋和胸脯,我们要建世界一流
只有正确的定位才能保证稳定而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高校的发展也不例外。让我们以急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高等学府为例,试着探讨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问题。
国内许多高校提出要建一流大学,但这几乎是“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目标。而为了迎合领导的需要,获得政府的拨款,应付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某些高校在拍了脑袋之后又狂拍胸脯,于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立时呈一派欣欣向荣之势。然而在虚火上升的口号过后,这些高校心态的失衡、定位的盲目与规划的粗疏便显露无遗。
对于国内一流高校将自己定位于“研究型大学”,于是压缩或者维持本科生规模。同时急剧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做法,一些教育界人士也表示出担忧。据某些高校提供的资料显示,国内一流高校中“一流本科生,二流硕士生,三流博士生”的情况并不鲜见,以至于不少跨国企业挑选硕士生、博士生时,首先看的不是他们现在毕业的学校,而是过去的本科就读学校。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本科教育质量良莠不齐,一流高校的本科生生源相当好,本科教学实力也较强,而其他层次高校的本科生教育质量相对较弱。二是各校就业形势相差很大,一流学校本科生的就业形势不错。毕业生要么选择直接就业,要么出国继续深造,因此报考国内硕士研究生的比例相对其他学校来说就偏低:基于同样理由,一流学校的硕士研究生毕业报考博士生的也不多。相反,其他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就业形势不理想,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以图“曲线救国”便成为这些学校毕业生的重要选择。这就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生生源不尽如人意。三是我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本身也存在相当问题,需改革。
在二流生源的基础上当然难以矗立起一流大学。如果高校连招收硕士生、博士生都有点“抓到篮里就是菜”的心态,那么创建一流大学将是十分艰难的。要使生源一流,就需要对下述三点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并且在高等教育实践中自觉付诸行动:一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教育普遍上水平这一基础。一流大学的建立不是孤立事件。基础教育的模式不改变,素质教育不能切实推行。高等教育便成无源之水:而不重视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教学,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的培养质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少数学校的事,而应成为教育界共同的追求;培养创新人才,不是研究生阶段教育的特别任务,而是所有各阶段教育都必须坚持的人才培养思想。二是争取吸引世界各国的生源。能够吸引大量的留学生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三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是决定因素,只有不懈提高办学质量,才能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一流的生源与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要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明确自身定位,要加强对世界著名大学的研究,对其进行战略预测,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自身情况,制订出更为科学、客观的战略目标和对策。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教育界一直以来的梦想。而将这一梦想的实现提上议事日程,则是最近十余年间的事情。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建设规划,当属“211”工程和“985”工程。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教委提出“211工程”的设想,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学科点。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211’工程要争取有若干所高校在21世纪初接近或达到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术水平。”从1995年起,“211”工程全面启动。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重点建设61所高等院校,安排建设资金130多亿元,其中中央专项资金近28亿元。
日,李lan清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下一个世纪,我们要力争有一批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两天以后,***出席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大会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他同时指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造就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我国高等教育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也因此被称为"985',工程。
当年的北大百年校庆上,北京大学提出,要用17年时间,在2015年左右将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1999年7月起,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分别签订协议,决定重点投资若干所大学,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世界一流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建设目标是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2001年4月,清华大学在90周年校庆大会上提出,要在建校100周年之际,即2010年。将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中国首所世界一流大学。就在社会各界期待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世界一流大学时,2002年初,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对包括诺贝尔奖、Nature和Science论文、科研经费、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等在内的十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对相关各项指标赋予不同权重进行量化处理后,认为我国名牌大学和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差距极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原创性成果、教师质量、科研经费投入和国际化程度,具体来讲,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应处在世界大学体系的200-300名之间,而其他若干所名牌大学则处在300-500名之间。根据这份报告,预计到2025年左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可能进入世界大学体系的前100名,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2002年5月,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专家通过“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占研究生比例对照表”和“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一流大学在Science、Natum上发表的论文数对照表”,跟踪我国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他们的观察结论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较,中国一流大学距世界一流大学又远了一点儿。”具体的论据是,在人才培养方面,2001年度,被观察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在校研究生总数是24501人,其中外国留学生546人,外国留学生比例为2.23%;比例最高的是北京大学,为4.49%。2002年度,上述四所大学在校研究生总数是29552人,其中外国留学生562人,外国留学生比例为1.90%;其中比例最高的仍是北京大学,为3.07%。以上数据显示,2002年度,中国一流大学外国留学生比例比2001年度略有下降。在科学研究方面。1997年至1999年,中国理学排名前六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在Science、Natum上共发表了15篇论文。1998年至2000年,上述六所大学在Seience、Nature上也发表了15篇论文。该指标的统计数据与上一年度持平,其中,清华大学数据为零。
虽然数据仅供参考,但是用数据说话的方法,还是非常醒目地凸现出我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在可比性上的差距。再细究下去,其实这些量化比对的前提是质的均衡,比如关于教师人数、博士生人数、硕士生人数的比较,就是基于“不同高校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具有平均相当的教学科研能力”这样的假设而进行的,但我们都知道,我国高校的教师素质、学生质量很难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提并论。再比如关于留学生比例的比较,是基于“不同高校的留学生具有平均相当的能力、素质以及相似的求学目的”这一假设,然而大家同样知道,我国留学生到国外大学进修,大多是为了学习、掌握科技能力,而到我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的目的则主要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为今后与中国打交道作准备。
面对这些数据,各方意见纷纷----
老百姓说,还以为北大、清华已经接近世界一流了,现在才发现居然只排在200-300名之间,差得远啦!
高校老师说,说北大、清华进入了200-300名,其他学校进入了300-500名,还算是客气的,大学老师谁不知道,按高校眼下的水平和状态,离世界一流,绝不仅仅是一两百个位次的差距!
高等教育研究者说,我国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能建成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时候能建成,哪些大学能首先建成,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不可能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视各大学自身发展情况而定。我们的大学应该在与纵向的比较中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与奋斗目标,而政府应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一种自由与竞争的环境,不要过多介入各高校的具体事务。当初日本也只确定了东京大学一所高校作为政府重点投资建设的对象。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需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高校领导说,说实话,经过这几年的国家重点投资,我们刚刚脱贫,比起世界一流大学每年上十亿美元的各种经费,我们的办学能力还很有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靠很多年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得到国家更多的投资,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已明确表示,北大提出17年办世界一流大学,但17年不一定能建成。
这才是理性的态度。实际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的科研经费同样相去甚远。据2001年的统计数据,斯坦福大学科研经费为4.3亿美元,麻省理工学院为4.2亿美元,哈佛大学为3.3亿美元,哥伦比亚大学为2.8亿美元,耶鲁大
学为2.7亿美元。而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为7.5亿元人民币,浙江大学为6.1亿元人民币,上海交通大学5.0亿元人民币,北京大学3.3亿元人民币,西安交通大学2.2亿元人民币,复旦大学2.1亿元人民币,南京大学1.3亿元人民币。而就是对这一悬殊的数据对比,也有很多人表示怀疑。
大学究竟该有多大?
自1999年至日,短短3年时间中,全国共有104所高校涉及40桩合并案,其中85家合并成22所大学,19家合并成8所学院。
这是我国高等学校经历的最大一轮合并热潮。为什么要合并?因为要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从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对比中,发现我们现有的学科布局结构不符合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比如被纷纷并入各高校的医学院就是为了让这些高校从学科布局上看起来更像世界一流大学。因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绝大多数均设有医学院或医科,况且21世纪是生命学科大发展的世纪。在这些合并过程中还产生了一句绕口令似的流行语:世界一流大学不一定都有医科,但是世界一流的医科一定来源于世界一流大学。
“国家希望通过高校间的合并或联合,改变以前条块分割、资源浪费的局面,但是高校之间的合并,能真正做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很少。行政而非自愿行为的并校实际上导致了更大的适应性成本,这包括可计算成本和不可计算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地理位置变化的成本和心理落差适应的成本,将个性和差异整合成共同发展目标的成本以及重新划分既得利益的成本,如果政府拨款不能满足这些适应性成本,合并后的大学就将迅速消耗原已稀缺的自身资源。”某高校管理学院一位长期从事战略管理研究的教授说,北京医科大学为什么要并入北京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为什么要并入清华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为什么要并入复旦大学?一些大学的名字用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人们实在难以看出这种行为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必然联系。据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领导和大多数教职员工对并入清华不但丝毫不感兴趣。反倒忧心忡忡。据工艺美院的教授称:其实清华最看重的只是工业造型设计和环境美术这两个专业。某大学在2002年的招生宣传中提到第一志愿报考该校医学院的学生将享受录取线降十分的优惠政策,可尽管如此,最后招进来的学生中仍有不少是被调剂到医科专业的,对学医一点兴趣也没有。这让医学院的教授们哭笑不得,原来独立建制时期,报考这所蜚声海内外的医科大学的学生多的是,分数也并不低,现在是怎么了?
李lan清在回忆高校调整决策始末时曾以四川大学为例谈到了大学合并中的校名问题。他说,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的合并是比较早的。“当时两个学校都认识到合并的好处,但为了校名问题颇多争议,最后为了不影响合并工作的进行,抹了一下稀泥,起了个名字叫做‘四川联合大学’。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校名很不以为然。有什么必要把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四川大学’的‘品牌’加上‘联合’二字呢?有一次我们去四川考察,对此发了议论。我说这个校名我听了就不顺耳,似乎不像一个正规大学,倒有点像***业余大学。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校名争得面红耳赤,生怕被人家吃掉。一个校名就能代表谁吃掉谁吗?我认为校名越简单越好,简洁响亮。‘四川大学’不是很好吗?没想到这一善意的批评很见效,全校师生一致拥护仍沿用‘四川大学’的校名。”
合并对于高等学校的发展来说,是一条向外快速扩张的道路,其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在于环境、时机是否成熟。正所谓事物的发展均有其自身规律,外力的作用必须尊重这一规律。而短短三年内如此众多的高校合并事件,是否都遵循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呢?可以说,我们看到了世界一流大学当前的办学格局、办学规模,却没有去深入研究它们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人家今天的规模是在岁月的积累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由于对学校发展的研究不够,在合并、建设的时机,合并、建设的方式,合并、建设后的调整、融合、协调、管理等方面,我国一些高等学校并没有进行充分考虑,有的甚至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加上办学风格的差异、人事关系的复杂、多校区管理对精力的分散,我国一些所谓“强强联手”的结果是,要么原有各单位各自为政互相干扰,要么某一单位连同其优势特色被彻底同化瓦解。当然“强强联手”也有聊以自慰的成果:
学科更全了,学校“综合”了,相关数据的绝对值增加了。在所谓合并中,倒是那些以大“吃”小、以“强”吃“弱”。以及一些小规模地方性院校之间合并的案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对调整与合并的迫切需要,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在于它的办学质量而不在于它的办学规模,所谓学科比较齐全,那是相对而言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可能样样有,样样强。一所大学如果能在整体学科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有三五个学科具有世界一流的影响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切忌贪大求全,应该集中力量,在优势学科领域实现突破。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投入,如何进行明智的、有选择的投入的问题。从管理学角度说,这就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照搬别人的学科模式而盲目膨胀自身的办学规模。在一些高校教师中流行着这样的话语:“我们在想办法长胖,却没有精力去长高。”可谓传神地表达了我国某些高校合并后的现状。
“跨越式超常规发展”。这是伴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提出的“口号”。听上去似曾相识,让人想起几年前城市里建筑工地上悬挂的彩旗:“多干快干提前100天完成任务”。而如今,工地上的标语已经改成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我们的高等教育又当如何呢?我们提出要“超常规”发展,但其实只要做好了“常规”动作,用符合教育“常规”的思路来建设高校,用世界一流的“常规”标准----比如世界一流大学的年办学经费可达10亿美元----来要求高校,我国高校的发展就将自然步入一个健康快速的进程。有些常规是不能违背的,有些基础是无法跨越的。必须看到,近年来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不断下滑,基础研究领域也很少有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成果。虽然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名誉教授、顾问教授,还高薪约请了一些社会杰出人才担任特聘教授,表面上大师云集,精英荟萃,风光无限,但实际上,诺贝尔奖获得者给予学校的最多是一年一天的礼节性来访,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合作,其他所谓杰出人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不是说这些工作学校不该做,它们能为学校赢得更良好的国际形象、更广阔的运作空间,但是与此同时高校最基础环节的建设决不能被忽视,这包括每位教师一间办公室、充足的图书资料、良好的实验环境等等细节。很多杰出人才到了学校却干不了活,其原因就是查不到相关的资料,做不了相应的实验。检验学校办学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标准,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师来访,而是学生质量是否得以提升、科研成果是否具备更高的含金量、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能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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