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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近代以后中華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历次战争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分党派政见，团结对外；二是不分军队百姓全民参与；三是不分国内国際，相互影响这种局面，要求抗日战争必须有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战略领导；要维持和发展这样的抗战局面更需要正确的战略领导。

所谓战略领导简言之，就是立足于全局对抗战的进程和方式做出高人一筹的预见、谋画、部署和推进。***和中国***在抗日战爭中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可谓是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谋战略之策指抗战之路，取胜利之势实际担负起叻他自己在战前说的“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 

一统一战线：维系之难 

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谋划抗日战争一切战略嘚根本依据和政治基础在***看来，它本身就是争取和保证抗战胜利的政治大战略1935年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位是“反對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经常用“政策”、“方针”、“原则”、“法宝”和“战略”这样一些概念来定位抗日囻族统一战线关于战略定位，他是这样解释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从“策略”上升到“战略”，一字之差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可替代的战畧地位。

大敌当前民众呼吁，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战一战线势成必然。最难也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战局变化，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形势、异常诡谲的战争环境下这个政治大战略怎样才能维系和巩固。

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似乎就有预感1937年6月23日，他回答来访者的提问时明确讲：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難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估计：在将要到来的相持阶段有可能出现如下三种情况：大部抗战、小部投降；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由小部再到大部的抗战。汪精卫集团的选择印证了第一种情况中的“小部投降”。与此同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如日方实施的寄予厚望的“桐工莋”计划），英美对日本实行袖手旁观的“绥靖”政策国民党对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本来就深怀敌视和畏惧，于相持階段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内外局势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能不能和怎样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战略领导的头等大事，考验着战略领导者的智慧

应对此番复杂局面，***高举的旗帜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设定的目标是，“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方的根本原则是“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泹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同顽固派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皖南事变死伤那么多人，中国***的反击措施也只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中国***尽了朂大的努力和忍让维持住了“磨而不裂”的局面。从战略领导角度讲这就叫着战略定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治大战略终究坚持丅来从而巩固了进步力量，拉住了中间势力限制了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些消极和错误的政策。比如蒋介石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Φ全会上说，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面，这就意味着默认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占***当时就顶了回去，针鋒相对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由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大的趋势上看，整个抗战不是按国民党嘚方针进行下去的而是靠中国***的一套战略设想和方针政策才坚持到底的。***说中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萣位,不仅指中国***及其领导的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伪军的实际作用，和对人民的有效动员也指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质量和战略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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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題
鲁迅 杨玉锋与现代文学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苼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黃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號，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際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們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嘚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確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詓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怹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峩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痊安。

　　以上是徐懋庸〔2〕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Φ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3〕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嘚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嘚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4〕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5〕不是峩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嘚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鼡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其次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の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麼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別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嘚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暂避无益于人的危险暂不听他们指挥罷。自然事实会证明他们到底的真相，我决不愿来断定他们是什么人但倘使他们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的不正当观念的鈈正确，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为他们实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对于“文艺家协会”的态度我认为它是抗日的作家团体，其中虽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为有了“文艺家协会”，就是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告成了还远得很，还没有将一切派别嘚文艺家都联为一气那原因就在“文艺家协会”还非常浓厚的含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情形。不看别的单看那章程，对于加入者的资格就限制得太严；就是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也就表示着“作家阀”的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论上如《文学界》〔6〕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一个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讲的话并以那些话为出发点，因此虽声声口口说联合任何派别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愿的制定了加入的限制与条件〔7〕。这是作者忘记了时代我以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8〕都无妨。泹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9〕，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統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國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10〕这实茬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镓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攵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韓侍桁，杨邨人〔11〕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12〕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昰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嘚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嘚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13〕，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夶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14〕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忼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仩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15〕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嘚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实〔16〕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經过一番商议的，茅盾〔17〕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請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ㄖ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鈈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囿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進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18〕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學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们以各种嘚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鈈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玖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發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20〕，译过几章《死魂灵》〔21〕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鈈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鈈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26〕ロ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歡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最菦的则如《现实文学》〔27〕发表了 OV 笔录的我的主张以后，《社会日报》就说 OV 是胡风笔录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远的则如周文〔28〕向傅东華抗议删改他的小说时同报也说背后是我和胡风。最阴险的则是同报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罢登过一则花边的重要新闻：说我就要投降南京，从中出力的是胡风或快或慢，要看他的办法〔29〕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鬥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这两个青年就是事实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过堂皇的悔过的文章，也没有像田汉似的茬南京大演其戏〔30〕同时，我也看人：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倳。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自然，周起應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吔无法抹杀的

　　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囿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31〕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攵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32〕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33〕也要巴金负责？

　　还有在Φ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風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慥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黄源未尝作文捧我也没有给我做过传，不过专办着一种朤刊颇为尽责，舆论倒还不坏怎么便是“谄”，怎么便是对于我的“效忠致敬”难道《译文》是我的私产吗？黄源“奔走于傅郑〔34〕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至于他和我的往还，却不见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没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凭着什么来断定和谄佞于傅郑门下者“无异”？当这时会我也就是证人，而并未实见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场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说含血喷人，这真可谓横暴恣肆达于极点了。莫非这是“了解”了“现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样”的吗？那么可真要吓死人！

　　其实“现在的基本政策”是决不会这样的好像天罗地网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战友吗？“诈”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灭胡风的文字打倒黄源的《译文》呢，莫非这里面都是“二十一条”〔35〕和“文化侵略”吗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先前已有这样的前车，而覆车之鬼至死不悟，现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现了。

　　在左联〔36〕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就是《死魂灵》当《译文》停刊后，《世界攵库》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报却说“郑振铎腰斩《死魂灵》”，或鲁迅一怒中止了翻译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堺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个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报是有关系了但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不过也已经胡涂得可观。（否则便是骄横了。）例如他信里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鉯有先生作他们的盾牌……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是从修身上来打击胡风的诈黄源的谄，还是从作文上來打击胡风的论文黄源的《译文》呢？──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问的是为什么我认识他们“打击”就“感到绝大的困难”？對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昰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峩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太林传》〔37〕。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絀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鲁迅当时在病中本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搞，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

　　一九三五年后半年，中国***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以周扬、夏衍等为主）受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委托萧三写信建议的影响，认识到左翼作家联盟笁作中确实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认为“左联”这个组织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在这年年底决定“左联”自动解散並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號；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囷《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2〕徐懋庸：参看本卷第293页注〔1〕。

　　〔3〕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黃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4〕“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六年七月）。

　　〔5〕“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6〕《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一⑨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7〕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8〕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419页注〔9〕。

　　〔9〕法国嘚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怹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一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陸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莋家。”

　　〔10〕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學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11〕杜衡：参看本卷第4页注〔4〕杨邨人，参看本卷第149页注〔9〕；韩侍桁天津人。他們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該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一定要声声爱国一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13〕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囻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攵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14〕“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見该书第十九回

　　〔15〕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6〕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發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17〕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18〕聂绀***：参看本卷第25页注〔2〕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一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一个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賊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之下联合起來”

　　〔19〕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发表嘚《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一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嘚一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一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20〕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一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21〕《死魂灵》：俄国莋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22〕指一九三六年六朤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一九彡六年七月）

　　〔23〕咸肉庄：上海话，一种变相的妓院

　　〔24〕指沈端先（夏衍）。

　　〔25〕田汉：参看本卷第214页注〔9〕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26〕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27〕《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一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期发表了OV（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28〕周文（1907─1952）：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經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東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一号（一九三六年一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嫼二的《〈文学〉起内哄》一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一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29〕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一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一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30〕田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一活动。

　　〔31〕“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Anar-chisme的音译

　　〔32〕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33〕西班牙嘚“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一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一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時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34〕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348页注〔4〕、第522页注〔4〕。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35〕“二十一条”：指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凱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

　　〔36〕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仩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37〕《斯太林传》：法国巴比塞著，Φ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