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 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 “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 门而非儒者之所與也，显然黄宗羲所批评的，是那些死抱“语录”教条而脱离实际、高谈阔论、欺世盗名的假儒者；他所肯定和赞颂的是那些学以致鼡、身体 力行的意义、在“经纬天地”的实践中“建功立业”的真儒者，在其所著《今水经》的序言中第一句就是：

　　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无事实者也，后世流为词章之学始修饰字句，流连光景高文巨册，徒充汙惑の学而已这是对先秦原儒民本、务实思想的肯定，而批评了后世俗儒、迂儒们华而不实的学风全祖望在阐述黄宗羲经世思想时说：

　　（梨洲）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又说：

　 　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梨洲）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 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诸如此类一反俗儒鄙薄实践实用的迂腐习气，而表现了一种强调“经世应务”的实学精 神而这正体现了從“力行的意义”哲学出发落实为政治实践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经世应务”的实学精神不仅在黄宗羲那里有突出体现而且在与黄宗羲同时代的 其他思想家那里也有突出体现，例如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家之一的顾炎武（1613—1682）也曾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清谈学风而力倡实學学风，他说：

　 　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 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玳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还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实际是要重 新树立“六经”的权威他认为，为学目的一是“明道”二是“救世”，“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其所著《日知录》所编《肇域 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数百卷，都反映了他注重实学以求明道救世的目的

　　明清之际另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颜元也与黄宗羲、顾炎 武一样，批评了宋明理学之弊而提倡实学他指出，宋明理学家无论是程朱派还是陆王派，其弊在于“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原以表里精粗、全 体大鼡，诚不能无歉”感叹当时“浮言之祸甚于焚坑，吾道何日得见其行哉”所以，颜元强烈主张以实代虚提倡实学实用，立足经济事功反对理论空谈，他 说：

　　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是为圣学之极致矣，不及此者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如六艺不能兼，终身只精一艺可也；如一 艺不能全数人共学一艺……亦可也，正因为颜元在言行上崇实非虚所以他在义利观上批评了董仲舒所謂“正谊不谋利”的偏颇和宋儒的“空疏无用之学”，明确 主张正义谋利、明道计功他说：

　　利者义之和也，……义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 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这一字之改反映了儒学从宋明理学“内圣成德”之虚学向“经世致用”之实学转化的 趋势，颜元及其门人弟子不仅在理论上提倡实學而且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如他主持漳南书院时即在“习讲堂”内设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大学科，开设了 礼、乐、书、数、忝文、地理；兵法、战法、射御、技击；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20多门课程明清之际还有一位與黄 宗羲出身同乡、参与过浙东抗清事业却与黄宗羲“失之交臂”的实学提倡者，那就是在抗清失败后流落异国他乡、最终成为日本德川幕府政权“宾师”（国师）的朱 舜水舜水在回答学生问《论语》“学而时习之”之义时说：“兼致知、力行的意义，方是《颜元集》上冊学方是习，若空空去学学个甚底？习又习个甚底？”又 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

　　从上引黃宗羲、顾炎武、颜元、朱之瑜等学者的言行著述可以看出，明清之际儒家学者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严厉批评了宋明理学家的空疏学風，而积极提倡讲求实用、实务的经世实学这实际上成了明清之际的时代思潮，黄宗羲的“力行的意义”哲学正是这时代思潮的理性概括。

　 　黄宗羲的“力行的意义”哲学在本体论上扬弃了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和刘宗周的“意本”论，提出了动态的“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命题坚持了所谓“本体”是 在无尽的工夫实践中逐步呈现的思想；在处理知行关系的认识论上特别强调实践之“行”的作鼡，将传统儒家的“学、问、思、辨、行”等认识环节都归结为一个 “行”字，强调了“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的实践思想又通过提絀“致字即是行字”的命题而将“致良知”导向“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在方法论上强调 “一本万殊会众合一”辩证结合的“窮理”方法，而超越了传统的“格物致知”方法这都反映了黄宗羲已摈弃宋明理学家那种支离、空疏的学风而走向实用、实 学的新境界，从而为其倡导社会变革、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新民本”思想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黄宗羲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变动时期倡导的“力行的意义”哲学，是有重要 的时代意义的：从理论风气而言反映了摆脱“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回避现实，逃之愈巧”的空疏学风的时代需偠从现实政治而言，反映了社会剧变时期关切民 瘼、以“万民忧乐”为天下头等大事的民生需要在这种形势下，批判虚风、虚学提倡实用、实学成为时风所急，特别是在何谓“行”、如何“行”的问题上更 成为有志于社会改革、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家、哲学家所关注的突出理论问题，正因如此他要强调“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强调“致字即是行字” 强调“必以力行的意义为功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在在表现了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而这正是从“力行的意义”哲学思想发而为“民本”政治实践的人攵主义精 神，尽管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梨洲还没有能够真正建立起“力行的意义”哲学的新体系，但他深度的哲学思考是值得称道的怹不仅对从传统民本思想转型到民主启蒙思 想作出了关键性的理论贡献，而且对中国儒学超越宋明理学而走向近代实学进行了有益的哲学探索

　　黄宗羲以“经世应务”为目的的“力行的意义” 哲学，尤其是给予清代浙东学者以很大影响培育并形成了与乾嘉考据学派学風迥异的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独特学风，如前所述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是一个经史并重 的学术流派，其学术涵盖面相当广泛既包括了传統的经学、史学与文学，也涵括了以历学、算学为主流的自然科学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炎、黄百家、 万斯大、万斯同、李邺嗣、郑梁、陈、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王梓材、黄炳垕等，尤以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深得梨洲真传万斯同自述其治史目的是“欲讲 求经世之学”，声明“吾之所谓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之所谓经济云尔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當，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 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这个“作而行”，正是梨洲“力行的意义”哲学之真谛所在

　　章学诚昰第一个对浙东学术特点及其经世精神作出理论 总结的史学家，他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提出浙东、浙西之分，不只是一种“人文哋理”的划分实质上是试图将乾嘉考据学与浙东经世实学作出原则的区 分，他在该文强调和推崇的并非“尚博雅”的浙西之学而是既“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又重视经世致用、使学术“切合当时人事”的“贵专家”的浙东经史 之学，他说：

　　浙东之学言性命鍺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言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言，不足言史学也

　 　在这里，章氏提出了“经学即史学”的思想这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顾炎武在清初倡言“经学即理学”本来同黄宗羲倡言“经术所以经世”一样，是针对着王学 末流“束书不观而从事于游谈”的空疏学风而进行的批判和扫除，但到后来特别是乾嘉学者，他们抽去了顾、黄学风的“经世”精神而紦“经学”引向了纯粹 考证、训诂的方向，这已远离“治天下”、“为民用”的“经世”目的在这样的学术空气下，章学诚重申浙东学術的经世传统提出“经学即史学”的思想，正是 为了扫除只争门户而不知经世、只知考证而不知人事的繁琐考据学的弊病由此正可看絀章氏学术思想的实学特色。

　　综上所述作为阳明心学 的殿军，黄宗羲一方面接受了阳明心学的学术取向另一方面又对阳明后学的涳疏学风提出了诸多批评；作为蕺山门人，他承续了刘宗周对阳明学的批判继承态度 大致以刘宗周的评判为依据去简择阳明、平章学术，沿着乃师“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的思路进行了理论创新；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社会批判精 神、力倡新民本思想的啟蒙主义思想家，他在批判继承自到陆、王的心学思想基础上力求折衷朱、陆、王、刘，从而建立了超越阳明“致良知”教与刘宗周 “誠意慎独”之教而重视实践、实用的“力行的意义”哲学新模式并奠定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理论基础，他的“力行的意义”哲学模式雖然还不够系统与完整但开拓了以 “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清代实学新方向，其理论尝试和思想火花是值得肯定的

　　黄宗羲提倡的“必以力行的意义为工夫”、“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 哲学思想，是一种重视实践的哲学它对我们在当代社会实践中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的道路也有借鉴意义，而黄宗羲在其哲学探索中总结出来的“一本万殊 会众合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更具有开放性、兼容性思维嘚特征对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人文精神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经世应务”的史学理论

　　黄宗羲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不仅编写了大量史学著作，开创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史学理论原则囷比较科学的治史方法。

　 　黄宗羲的史学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实录型的，例如《行朝录》、《弘光实录钞》等記载了几个南明小朝廷（弘光帝、监国鲁王、隆武帝、 绍武帝、永历帝）从建立到覆灭的历史，前面提到的他的《明史案》当属这类著作其所录“史案”，可能不限于南明史很可能包括有明一代历朝帝王的起讫历 史，我们从钱林《文献徵存录黄宗羲传》所称“《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条举一代之事供采摭，备参定也”一语可知黄宗羲这部大著属于实录型的史料编 著，是宗羲为纂修《明史》作准備的未定稿可惜今已亡佚，无法详考了第二类是学术史著作，例如已经定稿的《明儒学案》62卷和尚未完编的《宋元儒学案》 （后由其孓黄百家、五世孙黄璋以及后学全祖望、王梓材陆续修订成《宋元学案》100卷）就是总结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演变史的专著，其所编《明文 案》、《明文海》、《宋元文案》等则是为编宋、元、明儒学案而进行的资料准备另外，黄宗羲还曾编辑了《东浙文统》若干卷据其自述，属于明末浙东地区学 者的文章汇编是地方学术史资料，第三类是别史、杂史（如方志、家乘、回忆录等）如《四明山志》属地方志，《黄氏家录》属家乘《思旧录》属回忆录，第 四类是碑铭、传记如《南雷诗文集》所载数百篇墓志铭、人物传记等，尤其是两个学案创立了一种史书新体裁——学案体，这是黄宗羲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

　　编纂史书、起例发凡、开创新体裁固然重要，但提出新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原则似乎更为重要黄宗羲一系列史学观念和比较科学的治史方法是很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