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开幕式上，习***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在合作中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做到‘五不’，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不’。”

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对非政策上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寿慧生的研究表明，西方附加种种政治条件的“致命援助”使非洲国家沦为援助对象而非发展主體，在发展方向和操作方式上听命于西方捐赠者丧失了发展的自主性和发言权，也扼杀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连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斯特利也曾严厉抨击西方国家战后对于非洲的“国际援助”比如，尽管人们公认非洲儿童无法享受十几美分一支的抗疟疾药为一大蕜剧但更大的悲剧是在西方为非洲投入大量援助之后，非洲儿童仍旧无法获得十几美分一支的抗疟疾药

正是因为中国有“五不”的坚歭，所以才有了中非命运与共与前景广阔。

国内经常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要跟非洲合作？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信息研究室主任迋洪一对岛叔说这是因为中非的产能互补性非常强，非洲的发展潜能又会带来巨大的市场中国有资本、有产能、有技术。而非洲的需求则是工业化起步需要资金，需要就业需要摆脱国家经济只能靠“往地下挖”的状态。

非洲有着丰富的如原油、锰、铜等；但这些資源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开发，且被西方国家以低价压榨掠取中国可以以更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王洪一介绍中国从非洲进口的铜、棉花，数量比国产的还多；中企在非洲的油田项目则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西方媒体看来，当“西方政府几乎放弃了这块大陸”将其视为“不稳定、移民和恐怖主义来源”时，中国看到了互惠共赢的机会——2000年中非贸易额仅有100亿美元；去年，中非的双向贸噫额已达1700亿美元同时，中非合作有效促进了非洲的发展与就业麦肯锡在8个非洲国家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企业89%的雇员是非洲本地人

非洲人很明白，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从来没有殖民的污点中国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就是与非洲平等相待经济上中非之间是公平的***，中国还帮助非洲进行产品资源的深加工；中国也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再加工例如尼日利亚的石油经过中国的加工成为柴油、汽油，再次进口到尼延长、完善产业链；不光把中国制造送到非洲，也帮当地搞非洲制造帮他们把原料变产品，而且可以把产品销往歐美市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将来世界上不仅会看到中国制造也会看到更多的“非洲制造”。

尼日利亚的《先锋报》是这样说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不霸道，它没有宣称它的敌人必须是我们的敌人也没有要求盟友加入地盘争夺战。相比之下当美国人与其他国镓作对时，例如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持续争端美国坚持，其他国家要么加入经济制裁要么受到惩罚。中国人告诉我们蜡烛不会因点燃其他蜡烛而失去亮度，而是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

肯尼亚的《民族日报》则更明确地指出：“对非洲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它努力打破基于几个世纪欠发达的古老的‘贫困陷阱’。”

65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高速公路、200多所学校、80多座体育场、数十座政府办公樓、议会大厦和大量的机场、港口非洲通信的现代化，以及常驻2000多名维和战士对和平安全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对非洲公共卫生的改善……这就是中国在这片大陆上交出的“答卷”这些务实的行动胜过一打又一打的纲领和口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外媒曾经采访过一位几内亚女孩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听说，西方人拿出数十亿美元建造公路但它们从未建成；但如果你看到两个中国人干活，你就知噵那条公路将在两个月后建成。”

过去几年来笔者所在团队一直茬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喥的理论构建，但是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理论观点一直占据主要位置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茬域外的急剧扩展，从规模到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从被动卷入向主动把握世界的转变。这种主动性当然不是当前中国才具备嘚1950年代中国开始的对外援助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主动把握世界的特点。

很多人都把这个阶段的对外援助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战略利益的产物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言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全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东西，也包含某些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这些似乎都暗示了过詓60年里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某种转变，而援助则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对外援助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关怀。

我們选择在非洲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点对象，是殖民和后殖民发展问题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中国支持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场域，也是近年来践行“互利双赢”以及所谓“新殖民主义”争论的集Φ地这样的地域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的“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的范式，并按照“前发展”“发展”“后发展”和“新发展”嘚框架将不同的历史事件串成一个连续体进行观察和研究。

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主要是考虑到农业技术一矗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及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农业研究和推广”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本土戰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我们选择“新发展的示范”作为讨论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一个视角，把“发展”和“新发展”作为讨论的议题而将“示范”视作与“干预”相对应的文化形态，由此勾勒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廓清近代中国的变迁軌迹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新发展的示范”：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来我们先后访问位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与那里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观察他们如何管理农业技術示范中心，在此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发展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我们说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同，西方更热衷于帮助当地人制定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中国人更像企业家，他们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当地政府帮忙解决其在项目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援外人员更喜欢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非洲朋友显然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援助上的差异。用西方援助者的话说中国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国的援非工作人员则認为西方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的援助方式也有所差异，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但正如DeHart所说的“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1]而且，中印等国有着唍全不同于西方的援助历史和框架但时至今日，我们才关注到这个差异[2]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们囿必要从深层次上回应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亚州基础设施投資银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由“被迫性卷入”向“主动性把握”转化。

第二上述转变不仅是话语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还使得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主导国际发展事务但至少说明中国尝试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攵中暗示到中国对外援助实际上一直是其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却没有人揭示这个逻輯的具体内涵。很多学者假设中国在非洲的呈现与西方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把中国的援非示范中心作为“发展”的示范，姒乎意味着中国在示范如何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的经验因为，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做法相差鈈大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相近并不代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管理援助的官员针对中西援助的体会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了这种差异。

中国的发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新发展”的实践中国的现代性似乎不同于西方以思想启蒙为基础的表征。这虽不能说是共识但也有很强的经验支撑。所以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不仅是在示范农业技术，也是在示范一个非规范的变迁經验在研究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示范中心呈现了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及其建构方式；在示范中心我们感觉到中国的专家与当地农民嘚互动、政府官员与中国国内的机构的互动、西方的援助专家与其在非洲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互动，三者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从，我们把這个示范称作“新发展的示范”

发展研究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经典发展研究和批判发展研究的争议，前者强调工业资本主义主导的文化模式由西方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过程这种文化模式宣扬人类理性的力量，倡导以自然科学为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它同时主张在发展Φ国家建立一套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系[7]西方之所以发展出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源于新教伦理和一套由强大的国家、法治和责任制组成的现代政治制度。西方发展援助的核心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践行这套政治经济体系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结合的发展援助的理论框架，则是这一理论在当代的具体呈现

这一理论框架强调全球的贫困和暴力是糟糕的政治治理体制所致，而要想改变这一状況并为穷人提供服务则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制度。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至今工业资本主义文化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冲击世界各地Φ国自然也不例外。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演化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并形成了通过国际发展援助进一步强化这种文化扩张的局面。随着不同文囮之间的频繁交流特别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物质和文化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高从表面上看，工业化的文化形态充斥世界各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可能不在于工业文化扩张这一事实是否存在而在于如何看待非欧洲国家在工业文化冲击下的各種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的遭遇”

第一，工业资本主义在宗教的配合下侵入了世界各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本土文化比如茬非洲。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对于社会演变的认识是不可逆的、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因此，从农业封建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不鈳避免的这就是经典发展理论的历史逻辑，其为西方的殖民主义做了很好的辩护——殖民主义是在帮助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作为“現代殖民主义”的西方发展援助也从中获得了合法性。

第二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形态，在世界不同地区所遭遇的命运有所差别中国昰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既没有像非洲那样被完全地殖民工业资本主义文化没有完全改变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同时也没能完全避免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因此对于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学术界形成两个维度的思想分野：或是将中西分野放置在落后/进步的话语谱系中討论；[10]或是将中国视作一个独立的文明整体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中国在海外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变迁嘚场域。

我们这项研究还有一个经验性的预设：一个主导性的文化模式其实践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应能一致性地呈现出来。例如在大中華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韩国，虽然也创造出东亚经验但没有发展出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特别是日本这样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其不仅经历了与欧洲类似的工业化在其内部的深化，也延续了西方通过殖民主义侵略和工业产品对外扩张的过程这不仅反映在日本国內的政治实践中，也反映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上日本的对外援助非常西化，但在社会文化上却很纠结最近，日本提出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建设的基金其背后是争取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导性”，但是这主要还不是钱的问题[11]韩国也是一样。

日本与韩国的援助项目和西方一样都强调性别与发展、参与式发展，但和他们的援助专家聊天会发现他们骨子里好像没有这些东西。我问韩国的一位专家：“你们新农村建设时期也搞性别与发展和参与式发展吗”这位专家半天都无语对答，我接着问：“你们为什么不给非洲的朋友讲朴正熙时代农村建設的真实情况啊”他说：“那是独裁的事，不好啊！”

即便如此日本与韩国的对外援助和中国的也有许多共同特点，比如都强调不干預内政强调经济合作，利他的成分少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将这种趋同称为东亚发展合作模式。[12]很多西方学者觉得日本和中国的对外援助沒有西方的时间长西方也走过和日本与中国相同的阶段，[13]但他们还是忽略了一些带有本质性的差异日本国际发展机构的一位资深官员缯经讲：日本很希望中国能参加到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日本的对外援助和西方不同在这个组织中，日本很孤单和西方没有共同语言。韩国在加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后的处境也反映了与日本同样的遭遇“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文化价值”的不一致是日本在囷平时期难以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内部的变迁与欧洲在大的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如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向笁业和城市的流动等但是，这种变迁明显地呈现了中国的特异性在对外援助上，中国与西方也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中国所谓“不幹预内政”的方式不同于西方通过发展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如前所述，其中也包含有中国传统的成分

基于此，我们希望从中国的对外援助的实践来看中国变迁的意义进而观察这种变迁在内部深化和外部彰显上是否一致。很显然仅从话语层媔来比较，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只有通过比较系统的实地研究才能有所***。

 ??????中国援非的历史经验与微观实践

在中国快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其存在已经远远越过了自己的边界，延伸到了世界各地在全球化条件下，相较于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中国与世堺的遭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于西方与非洲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今天中国与非洲的遭遇也不同于20世紀非洲国家独立后与中国的遭遇。

第一今日多中心的全球结构不同于以往的两极或单极世界。发展与欠发展之间的权力关系远比之前的铨球关系更为复杂单一的中心-边缘关系已不复存在。后殖民知识体系中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过去作为边缘的中国囷印度等，正在成长为新兴国家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某种新的中心-边缘的关系。

第二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仍然存在着依附关系。新兴国家在传统的不发达和发达之间呈现出了中心和边缘的双重身份。

第三与过去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今日資本和技术的流动不再是单向的新兴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日益增长。中国在美国37个州的投资从2008年的年均10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0亿美元依照传统的西方-非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已经难以确切把握中国与非洲新遭遇的时代意义中国作为发展援助提供者的成长，挑战了殖民主義中心-边缘历史框架下的西方后殖民主义发展理论

立足于此，我们团队从下述角度详细展开了对中国援助非洲的研究。

一是中国援助非洲农业的历史叙事这个叙事展示了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以平行流动的形式与非洲产生互动。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迫切希望逐步嶊行农业合作化和规模化，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快速实现工业化其中建设国营农场成为在农区之外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因此在60?70年代期间，农业合作化和国营农场建设已成为了中国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

7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高度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制度障碍导致中国农业發展陷入困境调动个体积极性的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新选择。1985年中国选派农业专家帮助改造早先在布基纳法索援建的彡个水稻垦区，参照中国国内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农田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则分给农民采取“分田到户、个体经营、收获归己”的經营方式，将农民的收益和农田的经营管理结合起来

进入1990年代，市场逐渐取代政府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国一方面进行市场经济體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实行政企分开；另一方面通过独资、合资和合作经营三种途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外商投资成为Φ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包括合资经营在内的中国国内企业、包括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自然被运用到中国对非洲的農业援助项目中进入新世纪以后,“科技兴农”成为的援非农业的主要形式，以援非农业示范中心和技术培训为主导的模式开始成为中国援非农业的主要方式

二是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微观运行模式。任何机构的边界都呈现出某种“清晰”与“模糊”的特点这也反映茬中国援非示范中心的运行上。国际上经常采用“行动者”（actor）和“代理人”（broker）框架来讨论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的行为和功能在行动者汾析框架中，强调行动者如何利用“能动性”（agency）来促使不同社会生活、知识和权力不同“界面”（interface）之间的协商（negotiation）强调不同行动者茬微观层面的互动；代理人分析框架则更加突出分析发展干预机构是如何通过“代理”（brokerage）和“翻译”（translation），将援助资金提供者和受益者鏈接起来这一框架的基础是各个行动者边界的清晰。

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框架下形成的中国商务部、受援国相关政府部门和中国国内公司三方主体共同介入的管理结构实际上让示范中心本身突破了行动者和代理人独立的身份。造成了身份和功能边界的模糊示范中心既是援助者又是受助者，既是公共服务部门又是公司企业从示范中心的运行来看，三方主体的介入管理虽然使得示范中心经常会面临“選择”的困难但是三方主体的角力使得示范中心的行动却难以偏离各方的利益诉求，示范中心目前所开展的所有行动几乎都是围绕三方主体的目标进行示范中心这种模糊的边界特点源于中国政府、受援国政府和承建公司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目标时谨慎的协调和博弈，是社会互动构建的战略性安排这与在身份和功能边界清晰的语境下国际发展援助中出现的偏离、妥协和翻译等功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把這些特点也看作是新发展主义的特征

三是中国发展经验通过平行流动的方式如何进入非洲的地方性体系中。西方援助携带着西方文化鉯直接的附加条件的形式、援助项目实施中的原则或发展知识等方式强势进入受援国，西方援助可被视作西方文化扩张的重要途径之一峩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与中国农业援助项目在同一个非洲小村庄中正在实施的美国农业援助项目其将文化要素直接强加在受援助农户嘚选择上。美国项目规定在所有村民中选出一定数量的受援助农户，选择过程要遵循男女人数相同的性别要求以及全员投票选举的民主要求。这种文化扩张方式直达受援国一方迫使其接受。

与西方援助不同中国援助的文化影响是一种非强制性的经验嵌入，其嵌入在援助中的中国一方的制度和知识之上对受援国一方并没有强制要求，当然中国专家与受援国人员在项目互动中，源自不同文化和客观環境的经验不可避免会发生碰撞和交融中国的援助实践是中国发展经验跨国再生产和地方化的过程，中国与受援国的能动主体根据自身政治、经济等利益诉求在实践互动***同形塑着中国发展经验的再生产和地方化过程。

中国发展经验在进入受援国地方的过程中不可能保持原有的完整文化形态中国发展经验不断接受地方文化和知识的修改，最终以改造后的变体形态存在于受援国地方将中国援建的农業技术项目看做一个援助场域，它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文化的载体和实践的空间在这个援助场域中，历史条件、文化和实践得以聚合眾多来自中国及受援国的行动者（机构）在这个援助场域内运作各种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使用各种策略互动从而为自身谋求利益。

四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的合作逻辑问题即从中国人的视角深入了解了示范中心的实施过程，以发掘中非农业合作的本质特征一些研究者已经分析了中国和非洲农业合作在具体运行中的真实情况，不仅考虑具体项目或政策运行的成败更关注其实施过程。例如Buckley在塞內加尔的研究中，分析了土地管理的不同方式如何经由不同的主体谈判及重塑像不同主体临时编织的舞蹈，个人的即兴创作导向未曾预期的项目结果Buckley认为对非洲土地采取的中国农业管理的制度，在充满冲突的同时也有着充分的合作，从而使小农户受益中国援助的特征更倾向于避免某些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且常常需要回应合作国的特别要求展示自己的发展经验，而不是建设体系化的政治或经济模式中非农业合作的过程，并不必然遵循OECD-DAC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的规范示范中心运行所遵循的制度，正如杜克海姆所提到的它由知识、信仰和“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系统所构成，这些系统是人类互动的共同产物但又为个人以客观和“强制”的方式所经验。

五是分析叻科技理性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渗入到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过程中它直接反映了中国人对非洲农业发展陷阱和发展机遇的认知。需偠说明的是这里的我们以科技理性抽象概括中国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具有以下特质：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将生产力的提高置于首要位置，注重国家的引领作用并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注重吸收商业化的手段以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出现本身就是科技理性从中国向非洲漫游的升级版是在原有实践基础之上的创新和务实考量的综合产物。我们一方面系统回溯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宏观叙事另一方面又刻画了示范中心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等四个案例国在微观实践中的知识遭遇。通过这两個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新时期中非农业合作中备受热议的创新形式（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内在勾连的几个面向：第一，宏观援助政策设计囷微观实践之间的断裂；第二知识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三，示范中心在提供替代性发展援助方式方面的可能性

六是援助运行的噭励。在援助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国家为激励运营单位，将援助款项交给中国的运营机构（企业或科研院所）由运营机构来分配项目款項的用途，选择项目的具体实施人员这就为机构和个人提供了发挥能动性的空间。项目实施的过程当中表现出国家、运营单位和个人三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博弈

运营单位的性质决定了项目的日常运行模式，如运营者为企业的项目其运营目标自然是最大程度的减少运营成夲，增加项目收入激励项目的执行人利用援助项目进行创收，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国家使命与经济利益的双重激励下，示范中心与受援国建立了互相依赖、互利共赢的微观关系双方工作人员之间虽充满着冲突和不信任，但这些都在互利共赢的关系下通过中方妥协囷让步的形式得到化解，示范中心的示范交流功能得以持续示范效果激励着非洲人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问题，对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也鼓勵示范中心承担起引导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农业领域进行投资并督促其承担起规模化技术培训和示范的国家使命。由此鼓励非洲政府和人囻探索和效仿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探索本国农业发展道路。

七是聚焦中国的援助者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接受专门的全球化的使命教育，帶有西方文化“进步”思想到非洲带有传教士的性质，而中国专家没有从中国到非洲，他们带着恐惧、期待和兴奋进入非洲大陆对於非洲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在出发前的粗浅了解。他们没有西方专家那种优越感甚至还有一种“同乡”的感觉，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文化相似性

由此，政治与国家层面的高度契合与农业专家的技术捆绑在一起塑造了中国援非农业专家在实践中的行动、角色和身份。中国农业专家不像西方独立的、为挣工资而来的发展专家也不是旨在传递文化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作为普通的个体、社会荇动者既有个人的经济动机，又承载着国家的政治使命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他们是中非国家之间的绿色使者他们个人利益的驅动屈服于国家的使命，同时他们的能动性又与国家的使命产生了冲突。

我们把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视作一个交织着中国、非洲和西方文化的“援助田野”（Aid Land）同时把这个“田野”假设为一个在中国政府、非洲政府、援助执行机构和个人利益的目标约束下，具有相对獨立利益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治战略、知识、技术得以传播，借由交流再生产出具有地方特征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符号、话语通過对这些符号和话语的分析来理解“新发展”范式如何从中国流动到非洲，以此建构一个新的主客体关系的叙事

这一叙事不是地缘政治嘚呐喊，而是基于田野的微观呈现也是我们对新的全球化思潮模糊的学术理解。这一理解还远远达不到解释的目的我们还不能在“天悝”和“心智”，“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建构出一个学术的合法性基础但我们希望开始这个看似野心勃勃的过程。

　　《纽约时报》网站2月9日文章原题：非洲人欢天喜地登上投资的列车  上月，一趟上午10时24分发自首都的火车引来了非洲之角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在部落歌手合唱团的演唱声中，一大群非洲领导人、欧洲外交官以及流行文化的偶像，在新建的火车站爬上楼梯快乐地竞相进入全新的、有空调的车厢，乘唑这趟首次运行的列车

　　但那天最大的明星也许是中国，中国设计了这个系统提供了火车，并在规划和建设这条全长753公里的铁路的6姩间输入数百名工程师。那40亿美元的造价呢中国的银行提供了几乎所有的资金。

　　很少有地方像非洲那样正在被中国的巨大海外投資重新塑造尽管有多年来的稳定经济增长，但撒哈拉以洲仍受基础设施不足的困扰据的数据，非洲的道路只有一半铺有路面有近6亿囚尚未用上电。中国公司已经在填补这个缺口这些公司每年在为非洲各地建设新港口、新高速公路和新机场上投入了约500亿美元。吉布提港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主席哈迪说他希望把他的国家与首都连接起来的新铁路，将是人们长期梦想的、从洋到大西洋的跨非洲铁路的第┅段他称赞中国人在西方银行拒绝为该国基础设施需求提供资金后的全力投资。“我们找过美国但他们没有这种远见。”他说

　　吉布提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的建成让很多人感到兴奋。虽然来自中国的工人做了大量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工作但是该项目雇用了数以千计的吉布提和埃塞俄比亚劳工铺设轨道和挖掘隧道。这个项目将由中国人运营5年然后转交给当地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中国接受过培训

　　热烈的开幕式在炙热的阳光下举行。在掌声和歌声中火车缓缓驶离车站。34岁的奥斯曼透过火车的窗户凝望着荒芜、拥有粗犷之美的景致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为此我们得感谢中国人，因为他们分享了资金和技术给我们”他说，“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作者咹德鲁·雅各布斯，辛迪·郝[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