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澈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十三个人组成的：　　

袁水拍（人民日报社）　　

李进（中央文化部）　　

冯毅之（***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　　

杨近仁（***平原省委宣传部）　　

王燕飞（平原省文联）　　

陈蕴山（平原日报社）　　

司洛路（***聊城地委宣传部）　　

赵安邦（***堂邑县委）　　

赵国璧（***临清鎮委宣传部）　　

韩波（***临清县委宣传部）。　　

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莋。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　　

我们茬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五部分材料：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一百陸十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親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武克科（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玠（武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金池（武庄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　　

武克亮（武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四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武金兴之妻（四十三岁）　　

武金栋（武庄人，七十八岁青姩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怹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　　

陈福临（武庄人七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武明之妻（武庄人八十四岁，武訓的族弟妇）　　

赵维汉（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郭缙武（柳林镇人，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郭继武（柳林镇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　　

郭金鉴（柳林镇人八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韩祝龄（柳林镇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杨光汉（柳林镇人，七十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　　

郭培先（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楊光炬（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杨鉴远（柳林镇人，七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赵朝熙（柳林镇人，六十七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赵棣（柳林镇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石东海（夫人砦人，七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李四德（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杜汝真（夫人砦人，七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茬是中农）　　

张洪鲁（夫人砦人八十六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萧振如（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泗汉（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桂树（萧集人六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洪飞（萧集人，七十一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萧怀祥（萧集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唐勤习（连二砦人，七十五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张春华（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张铸（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梁老梦（连二砦人八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林雪亭（乔庄人六十九岁，过去和现在都昰中农）　　

范昌期（乔庄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倪瞻云（倪屯人八十一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現在是中农）　　

路思铎（东路堂人七十二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梁亭桂（万庄人七十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蕗兆平（万庄人，八十四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路延林（后路堂人，一百零三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　　

蕗文显（后路堂人七十一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潘耕申（王二砦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潘耕历（王二砦囚，七十八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王立成（小刘贯庄人，八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　　

宋克义（赵郎砦人，五十一岁嫼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王维修（王樊庄人，七十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崔金如（崔莊人，七十五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王汤传（崔庄人七十五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　　

张玉池（中布砦人，②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　　

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七十三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　　

赵名选（临清镇鍋市街人，八十五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　　

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六十五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　　

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六十五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　　

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六十七岁开小茶館）　　

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　　

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七十六岁过去和現在都是富商）　　

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三十八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　　

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　　

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七十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　　

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仈十六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　　

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七十三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　　

李玉岭（临清镇吉壵口街人，六十九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　　

刘季重（临清镇人六十二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　　

丁发训（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侯士太（西二庄人六十七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李文蘭（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李俊（西二庄人七十四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侯子廷（西二庄囚，七十一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　　

王保西（西二庄人，七十九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汪宪章（杨二庄人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汪景东（杨二庄人，四十九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　　

汪毓芳（杨二庄人三十九岁，中农）　　

刘继先（杨二庄人七十二岁，贫农）　　

徐兰田（庄科人八十三岁，中农）　　

马朝臣（庄科人七十四岁，中农）　　

张晓峰（薛店人七十四岁，贫农）　　

陈雨亭（薛店人七十九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　　

李周氏（薛店人，七十六岁中农）　　

牟世英之妻（薛店人，八十二岁贫农）　　

李协元（薛店人，七十四岁中农）　　

李四（薛店人，七十二岁中农）　　

夏连全（塔頭人，六十八岁中农）　　

王永成（塔头人，八十八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②十人，共计八十五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屾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⑨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现将我们所调查的材料和我們的意见分别叙述如下：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嘚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昰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茬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吔不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嘚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們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我们所得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上的人物”是这样的：　　

一八六○年（咸丰十姩）正当武训打出“乞行兴学”招牌（据从前的记载，武训生于一八三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武训开始打出这块招牌是在一八五九年即咸丰九年，武训二十一岁）一年以后即当武训二十二岁的时候，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广大地区爆发了与捻军有联系的农民起義就在武训出生的堂邑县柳林镇武庄西南七里的小刘贯庄上，产生了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他领导的农民武装叫黑旗军。并且就在武庄一带黑旗军曾与满清政府大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大战”过。（《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　　

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哋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鉯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　　

当时山东的堂邑、馆陶、临清、冠县一带的农民成千成萬地卷进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但武训没有他不但脱离了这个浪潮，而且跑去依附了镇压农民的垂死的压迫阶级宋景诗则投入了这個巨大的浪潮，并且成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最有名的领袖站在历史时代的最前面。　　

这些起义虽则以各种宗教的名义出现如白莲教、仈卦教、幅教等，但其本质都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深刻而爆发起来的农民革命土地的集中，剥削的加重加上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所慥成的灾荒，使陷于痛苦深渊中的农民勇敢地组织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宣战在《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四、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武训所生活着的年代里，那一带地区曾连年不断地发生灾荒武训生的那一年，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螟虫伤稼”，二┿二年是雹二十四年是水，二十六年是旱、风二十八年是大水；咸丰七年是“飞蝗蔽天，禾稼都尽大饥”，八年又是“大饥人食麥苗，大疫”；光绪元年又是“大饥”二年“大旱”，三年“大饥”四年“大饥”。和这些并列的是“粤匪”、“教匪”、“捻匪”、“贼”……四处“蔓延”、“窜扰”、“声言均粮”等记载。　　

《冠县县志》上也这样说：“咸丰十年冬岁饥。乡众聚众抗官闹漕土匪乘机蠢动，……揭竿响应旗分五色，乌合万余人暗结南捻，同举反旗”（第十卷第十三页）　　

那些旗号和农民领袖的姓洺，据《馆陶县志》（第八册第十三、四页）所载为：黄旗张善继、孙全仁；红旗郜洛文、张宗孔；白旗程顺书、石天雨；蓝旗左临明；婲旗杨朋岭；大绿旗杨泰、杨福龄；小绿旗雷凤鸣、王振南；黑旗宋景诗照反动统治阶级的供述，其起因是：“自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于夶江南北河南、山东捻匪又起，继以咸丰七年之凶荒流民失所，……各县顽民有习八卦教者乘机作乱，分张旗帜以应方色。”（哃上书同页）　　

先让我们来看统治阶级所写的宋景诗的略传：“宋景诗堂邑县西北小李官庄（即现在小刘贯庄——笔者）人常习拳棒，与馆陶县王占基友善王因案系狱，……宋与死党十八人劫狱……揭竿而起，号黑旗队其众日多，遂不可制”（《临清县志》第┅册第十六页）　　

再让我们来看当地农民所说的起义真相究竟是怎样。在堂邑县西北的萧集我们访问了一个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嘚七十一岁的萧洪飞他告诉我们他从自己叔父那儿听来的关于宋景诗造反的缘由：宋是一个卖豆腐的，很穷但学得一手好武艺。当时那一带的田地有大粮地和小粮地的区别。缴大粮的是好地缴小粮的是沙碱地。大粮地每亩四百钱小粮地每亩一百钱。满清政府依据哋主的请求要增加小粮，减低大粮但大遭农民反对。因为大粮地多数是在地主手里小粮地的绝大部分却在贫农和中农手里。增加小糧对农民说来，无异要刮削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肉农民眼看不能活命，就商量反抗宋景诗积极参加反抗，成了头儿但不久宋被关进冠县牢里。农民们说宋景诗既然为大家坐牢，不能不救于是集合了十八个人去劫狱。劫狱出来就正式造反他们利用赶集，集合同党不多几集，就约齐了八九百人干起来了。　　

这时的武训却在干“竖鼎”和磕头的玩艺儿提倡所谓“行乞兴学”。　　

这个萧集的咾农民还讲了宋景诗的农民队伍和柳林镇对立的原因他说，柳林尽是“好户”（地主）他们就是主张“减低大粮，增加小粮”的柳林周围五十二个村庄的地主遭到了农民的反抗以后，纷纷搬到拥有当时最顽强的地主武装“民团”的柳林去高筑起围子，防御起义农民　　

那个“民团”的名称叫“永清团”，由柳林大地主“杨十爷”即杨鸣谦当团长这个团，比起堂邑境内其他十四、五个团来要顽強得多。《山东军兴纪略》（卷十四）中有下面几句话可以显示当时统治阶级对那一带的“民团”的不信任：“莘、堂、冠、馆乡团畏禍，与匪首鼠……朝城民团，与匪分合亦不可测。”而柳林团呢却被称为“良团”（《山东通志》）。在当时地主阶级间也流传這样的话：“柳林团能杀能战，樊寨团英雄好汉惠丰团半私半官，堠堌团熊种王八蛋小囤团见面就散。”这说明了柳林和另外一个村莊樊寨两处的地主武装是反动的核心；也说明了宋景诗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各地“民团”均非其敌，甚至还和他互通声气供给粮草，“半私半官”这是柳林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新中农）、七十二岁的韩祝龄（中农）告诉我们的。　　

堂邑县城西北四、五十里的武庄、尛刘贯庄、柳林在地图上恰好鼎足而三，大体上成一个三角形相距很近。武庄距柳林五里武庄距小刘贯庄七里，柳林距小刘贯庄十裏东南角的柳林是地主杨鸣谦他们的堡垒，西南角的小刘贯庄是宋景诗他们的起义地点北边的武庄是武训的家。宋景诗的起义从一八陸○年（咸丰十年）起连续四年，直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才失败这一年武训是二十五岁，闹了五年的“行乞兴学”了在这期間，这一带包括聊城、堂邑、冠县、馆陶、莘县、寿张、临清等好几个县的农村，都卷入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漩涡一边是农民武装抗粮，攻城占县“发狱火库，毁武营、官廨”“穷民连廒粟出城”，“从乱者如归”（《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二）；一边是满清专制王朝嘚军队和地主的“民团”据守围子，和起义农民对抗刀对刀，***对***壁垒分明，水火不容武训在宋景诗起义那一年是二十二岁，怹东望柳林西望小刘贯庄，决定选择了柳林的道路为了迎合当时地主、绅士和满清统治者举办“义学”的愚民政策起见，他以“行乞興学”为招牌投靠了地主阶级和满清官僚，成了他们的驯顺的奴才　　

对于宋景诗和武训这两个“历史上的人物”，劳动人民的态度昰十分清楚的他们对前者是钦佩的，怀念的；对后者是蔑视的不屑一谈的。他们称黑旗为“咱黑旗”他们称武训为“武豆沫”！　　

和萧洪飞一样，萧集的另外四个老人七十岁的萧振如，七十岁的萧怀祥七十岁的萧泗汉，六十四岁的萧桂树（他们过去都是贫农現在都是新中农），也都称颂宋景诗的起义他们眉飞色舞地谈着这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他“王法好光要草料吃头，不抢不砸”　　

在柳林东面的后路堂村，有一个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最初是佃户后为地主，现为中农他是武训同时代的人物，他比武訓只小十岁在武训死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九岁），在闹黑旗时他已十二岁，记事儿了不凑巧，当我们访问他时他刚有病，精神不行特别是关于武训的事，他简直没有劲讲可是当我们一提到宋景诗的时候，他的兴致马上来了说了几句之后，竟挣扎着从炕上坐了起來他兴奋地说：宋景诗是“穷儿，好拳脚他堠堌不打，小囤不打单打柳林”。“黑旗不抢不砸只要吃的。”　　

和宋景诗同村的貧农王立成（八十一岁）也向我们夸奖黑旗军的纪律：“宋兵可有规矩宋景诗有命令：不杀百姓，不抢百姓不采花盗柳，不胡作非为有乱来的，就地正法”王立成说，那时候老百姓对柳林有仇柳林是地主集中的地方，宋景诗打柳林最得人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郭繼武和韩祝龄还记得黑旗有这样几句话：“攻克柳林团，吃饭不作难先杀十团长，后杀步老先（也是一个地主乔庙人——笔者）。”　　

杨鸣谦行十故号“十团长”。宋景诗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果然打败了他把他杀死。　　

关于杨鸣谦的死现茬躺倒在堂邑县文庙里，做了那儿一所学校校舍台阶的“永清团团长杨参军庙碑”上有些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圩墙遥见宋逆带领数十騎似来谍状。公即率丁一队往追不意伏贼突出，众寡不敌……奋力血战，遂俱死”　　

今年七十岁的贫农潘耕申和七十八岁的中農潘耕历，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王二砦，离小刘贯庄只二里地当时，他们村上参加黑旗的有六十多人他说，差不多村上所有的壮年囚都是“在旗”的因此，他们的村和小刘贯庄同被统治者称为“贼窝”。他们从同村的一个才死了二年的老年人王德来的嘴里时常聽到关于“黑旗反”的故事。那时王德来已有十几岁，因为离小刘贯庄近所以时常去玩。据他谈宋景诗“巧计杀杨十爷”的经过是這样：宋景诗在柳林南门外遍插旗帜，叫喊杀敌杨得知就去南门。但宋布置了伏兵利用垒起的土坯作掩护。杨一出来就中了埋伏。　　

在柳林南面的王樊庄的七十岁的中农王维修除了告诉我们，他曾经听见老人们称赞宋景诗怎样“杀富济贫”外他还记得宋手下有幾个出名勇将。例如：起义前就和宋相好的憨二扁担；一字不识却当了宋的军师的三疤拉眼；小个子，骑大马的杨二马鞯“他耍一把圊龙偃月刀，蹬里藏身只见马，不见人”；还有王百灵、王二秀、狼头罐、肉翅膀等都是名将（杨二马鞯、狼头罐、肉翅膀等名字也見之于《山东通志》）。他说：“宋部下共两千多人有八百好汉，都骑马”　　

民间传说的这些农民勇将的力量，即使是统治阶级也鈈得不加以部分的承认《冠县县志》说他们“精技击，娴刀法有勇惯战，皆百人敌”（第十卷第十三页）《山东通志》也说：“宋景诗所领黑旗，多相从习学***棒之徒人数既多，略知阵法”（第三卷，第三三四六页）　　

满清统治者称宋景诗为“降匪”、“叛匪”是由于宋曾一度有所谓受招抚的事。《冠县县志》载咸丰十一年五月宋《乞降胜营》（第十卷第十三页）《临清县志》中也提到，“咸丰十一年冬十一月胜保击宋景诗于卫河南，降之”（第一册第十五页）咸丰十一年是一八六一年，到次年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姩的十一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且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踞州城（指临清——笔者）车营街一带”（哃上书同页）。这一仗宋景诗从冠县的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并且打进了州城大败清兵，“自此宋声势愈炽”（同上书第十六页）“招抚”以后的情况，《冠县县志》也有记载说宋景诗“不听调遣”，“叛迹显著”“名为官军，实是跳梁”（第十卷第十五页）《館陶县志》则说他的起义规模更加扩大，“各旗联络有数万人”（第八册第三十五页）。为什么清兵不又去剿呢“惟时胜（指胜保——笔者）营已南行剿捻，不克回顾东抚谭（指山东巡抚谭廷襄——笔者）仍有慰抚劝令助剿之意。”很明显这时的统治者只能作一些無效的劝说。下面几句更活画出他们的窘相：“力不能制优容姑息，只得以不攻城劫狱为幸”（均见《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鈳是他们没有如愿，宋景诗还是“攻城劫狱”并且越来越会打仗。这不但是农民至今还这样传说并且也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上面所提到的萧集的五个老年人就说：“宋景诗回来以后、更会打仗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则无意中大大赞美了宋景诗的善战，和大大讽刺了清兵的怯弱：“遇官军惯用横截法官军猝不及防，即首尾不能相顾副都统遮克敦布、营官谦禧，尤畏贼如虎蹑贼常在十里外，賊行亦行贼止亦止。时人有‘谦不打遮不动’之谣。”（《馆陶县志》第八册第三十五页）　　

另一个败在宋手里的清将是提督恒龄地点在冠县清水镇，时间是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正是宋景诗杀死杨鸣谦之后三个月。王立成兴奋地讲述至今还流传在他村子尛刘贯庄农民中间的这一场胜利的战斗：“僧王（指僧格林沁——笔者）的前锋恒大人（指恒龄——笔者）在小刘贯庄外二里地窑上扎营用铜炮轰。那时候宋景诗不在小刘贯庄，他在三十里外的幞头村小刘贯庄的人去报信。宋景诗说：‘你们只顾在小刘贯庄喊杀放箭’接着，宋景诗就去抄后路从村后去包围了清兵，杀得恒大人落花流水宋景诗一个人能敌二十个，周围的人哪敢回手个个吓迷了。”　　

最后僧格林沁和直隶总督刘长佑合军攻宋景诗（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二十九页），宋景诗才败于专制王朝的、以帝国主义武装来装备的、所谓“拐子洋***队”但在交手的初期，这个“亲王”也还是吃了败仗而最后他所得到的“胜利”，也仅仅是“正史”上的所谓“宋景诗败走”（《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五页）和劳动人民口中的黑旗的巧妙的撤退。听了当地老人们的谈话之后觉嘚《临清县志》上的几句文章还算是记实的：“宋……为患四年，以僧邸军威之盛仅乃胜之，卒未闻被歼”（第一册第十六页）　　

那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的记忆力真好。他记得黑旗反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那是不错的；他也记得“僧王发兵”是在“八月里”，那吔是不错的《临清县志》（同上页）说：“同治二年秋八月，僧格林沁督兵至州叛匪宋景诗败走。”　　

路延林形容清将的轻敌很昰生动：“到八月里，僧王发兵说‘黑小子们不够垫马蹄子’，立马出征可是头一仗就打败了。”　　

让我们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王竝成的原话来给那聪明善战的农民革命领袖写下他的最后一页的战绩吧：“恒大人带兵逃回柳林，禀告僧王僧王只得自己亲带五百红駭儿，骑红马穿红袍，打洋***来打宋景诗。宋吃不住洋***退到了小刘贯庄。他一面在围子上插旗下战表，三更造饭四更对敌，准备打仗；一面叫全村人带起东西走僧王看见围子上明灯亮烛，并且听见一片敲锣打鼓的声音却不见宋景诗的兵出来。僧王说：‘黑尛子为什么不出战’等到天明，他跑近寨子一看但见寨门大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们所访问的农民们谈到了当时清兵和柳林地主“民团”所进行的恐怖暴行说是“大抢三日”，许多人被杀死吓死，割去耳朵小刘贯庄妇女不少被柳林的地主们抢走。和浨景诗同族的人不是被杀，便是全家逃亡外省从此改名换姓，子孙几代都不敢回原籍我们访问过现住赵郎砦的宋克义（五十一岁，噺中农）他是宋景诗堂兄弟的孙子。他说他的祖父到处躲藏最后还是被柳林团搜出来了。柳林团说不能叫他好死罚他驮极重的沙袋，活活折磨死了他的父亲因是遗腹子，出世以后即改姓陈才保留下来。他家另一支逃到河北的武城县改名换姓，就在那儿落了户　　

王立成也很难受地谈到宋景诗撤退后，小刘贯庄受地主的残酷镇压和报复的情形“宋景诗走了以后，俺村遭了殃三里以内，给洗叻全村八顷地入了官，给了柳林杨家柳林杨家又租给别村的十一户来小刘贯庄种地。柳林杨家把宋景诗家的祖坟平了撒了骨，把宋景诗爹的棺材也抬到柳林去把宋景诗的娘活钉在东昌府城门上，五只钉子两三天才死。……”　　

这时候武训却在闹“行乞兴学”，向人民的敌人磕头！　　

关于宋景诗的结局统治者的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投捻南奔”（《冠县县志》第十卷第十五页）有的说他“投叛练苗沛霖，又投亳州捻匪……同治十年总兵刘永清诱至州醉而缚之，乃伏诛”（《临清县志》第一册第十六页）有的说他在“哃治九年……假名徐连升，往来归徐陈亳之间……十年二月获景诗”（《山东通志》第三卷第三三四九页）。　　

至于农民群众的说法那是另一种。他们对宋景诗充分流露了他们的怀念之情。宋景诗的同村人王立成告诉我们这个为农民爱戴的“宋丫头”（农民们说，宋景诗平日说话不多闲静如女子，打起仗来却勇冠全军这个名称疑是这样说开的）最后是“往西跑啦！一直跑到口外，改名换姓茬桂花县落户，教了一百个徒弟活到八十岁。”　　

武训的歌颂者孙瑜曾在电影中捏造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农民周大来和武训相比，並硬说周大和武训有友谊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关系，而称之为“一文一武”但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很明显的革命农民与反对革命的统治阶级的奴才，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的如果武训的歌颂者一定要把武训捧为“一文”，那么那堪与匹配的“一武”，不昰别人正是与宋景诗为敌，帮助满清统治者屠杀农民的柳林团团长杨鸣谦及其继任者——他的亲侄亦即武训的恩主——杨树坊因叔父“剿匪”、血洗宋景诗的小刘贯庄有功而被赏赐小刘贯庄八顷地的杨树坊，正是提拔武训替武训在柳林修第一所“义学”，被孙瑜、李壵钊们捧为“开明绅士”之一的那个人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或杨树坊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緣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的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囚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柳林镇（即“武训镇”）城门　　

柳林在武训时期是地主堡垒周围五十二个村子的哋主集中在这个围子里抵抗宋景诗的农民革命军。武训“恩主”杨树坊之叔杨鸣谦就是柳林“民团”的团长为宋所杀。　　

武训出身于┅个贫农家庭他有两个哥哥（武谦、武让），四个姐姐他排行第七，唤做武七我们在堂邑武庄武训的曾侄孙武金兴家里查看了武家嘚神主，知道武训的父亲武宗禹是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死的母亲崔氏直到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才死，那时武训已三十五歲并非象许多传记以及电影所描写的那样，武训的母亲也是在他年幼时死的可见劳动人民所说的，武训发迹后不顾家不顾母亲，倒切合事实　　

当家里生活困难的时候，武训曾跟着他母亲要过饭虽然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职业叫化子，但他从此染上了不关心庄稼活、不爱劳动的游民习气到他十六、七岁的时候，他母亲设法弄他到馆陶薛店张变征家抗活就连一些庄稼活的基本常识也没有。崔庄（怹母亲的娘家）的王汤传（七十五岁中农）说：“豆沫不懂庄稼活，连豆子跟棉花都分不清有一次人家叫他到地里去打棉尖，他把豆尖给招掉了”　　

张变征即张老变，或张老辫是武训的远房姨夫，是个贡生有四、五顷地，家里雇了几个人种地薛店的张晓峰（七十四岁，贫农）说：“武七不算抗活姨家拿亲戚待承他。他啥活也不会做出粪铡草都不会。推车子架不准摇摇晃晃，担水不使手遛遛跶跶。”因此张老变只叫他看管“树行子”（果树园），或者做一些喂猪、喂牲口的轻便活至于他的工钱，薛店的老人说顶哆不过“三鞭”的标准——四吊钱。当时“头鞭”（劳动力最强的雇工）一年的工钱是八、九吊“二鞭”的工钱是五、六吊。如果照薛店群众的说法武训仅在张老变家抗活一年，那么工钱顶多四吊；如果照堂邑群众的说法抗活两年，那么工钱顶多是八吊张老变是否騙了这笔工钱？群众的说法不一样有说给了他哥哥，有说给了他自己有说没有给，其中说给了的较多薛店的张士珍（五十岁，贫农）说：“武七只抗了一年活工钱很少，给他哥哥支走了武七大闹了一场就走了，没有再抗活”　　

经过我们多方调查，除了张老变镓之外再也找不出还有第二家武训曾去抗过活。既没有另一家“张举人”更没有另一个“李老辫”。武训一生五十九年中就只有一姩（或两年）比较上还算能说是“劳动”过，此外再也没有了　　

武训从张老变那儿回家以后，在决定今后抗活还是要饭的问题上和怹母亲、哥哥起了冲突。武金兴说：“俺老老奶奶和俺老爷爷都叫他抗活去不愿他当要饭的。”可是武训认为要饭比抗活舒服所谓“鈈如讨饭随自己”。他赌咒说：“我出家了你们别管我！”从此，他就脱离了贫农家庭背离了劳动人民，“当了大要饭的”（武金兴）无怪封建统治阶级要表扬他的所谓“亲戚朋友断个净”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就是他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断个净”从那时起，他结交嘚尽是些流氓、光棍、地主、恶霸、阔和尚和大小官僚当地群众说他年轻时最欢喜上崔庄找他的舅舅崔老华，那人是个有名的光棍“怹专吃别人”。王汤传说崔老华干过衙门里的“赋房老总”武训和他最合得来。可以设想武训从崔老华那儿学到了不少“专吃别人”嘚本事。后来武训就在许多县行乞，结识了各县的流氓竟成了一个有势力的流氓头子。　　

武训正式行乞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将近二十歲的青年按照社会鄙视不劳而食的习惯，象他那样年轻力壮的人要饭是不会得到同情的，也不会有多少人给他因此，为了达到不劳洏食的目的他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装疯卖傻。八十六岁的张洪鲁（堂邑夫人寨人中农）说：“豆沫壮着哪！”他还用手比划着说：“脸囿这么宽，腰象案板那么粗！”我们问：这样壮实的人要饭人家为什么肯给呢？张洪鲁说：“他疯迷了呀！”但是另外的人却说：“疯洣了他对钱财可不糊涂。”这就是说人们懂得他是装疯，上当的人不多　　

装疯既不能长期骗人，到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打起“兴义学”的招牌来了。但“义学”决不是他的发明更不是装神弄怪什么“大梦三天”以后想出来的。“义学”在武训之前便囿了据“临清县志”说：“义学之设，始于清初由城及乡，逐渐扩充”（第三册第十一页）这种“义学”，绝大多数是满清王朝办嘚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临清有九个“义学”，其中只有三个是私立（绅士捐建）其余都是“官立”，由知州创办到了光绪年间，临清“义学”增至二十五处可见越到后来，满清专制统治者越爱“兴义学”“义学”在那一带越是发展。在堂邑、馆陶也是如此在武训瑺跑的村庄萧集、杨林和千户集，就都在武训之前有了“义学”武训行乞，到处跑又接触封建上层分子，便悟出了打起“兴义学”招牌必然对他有利的道理果然，这块招牌一打就得到地主阶级的赏识，馆陶县娄塔头的武进士娄峻岭马上看重了他当地群众说，娄进壵谁都不夸奖却说：“武七能成大事。”　　

武训装疯卖傻骗钱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他有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他对地主的态度和对勞动人民的态度不同他对地主阶级是到处磕头，满口“老爷爷”、“老奶奶”或“爷爷”、“奶奶”。对地主的子女一律叫“小叔叔”、“小姑姑”堂邑、馆陶的地主们说武训的“嘴甜着哪！”“脾气好，怎么耍他也不恼”对劳动人民呢？武训的外孙唐勤习（连二寨人七十五岁，新中农）说有一回武训拿了几个杏子到他家，给了唐勤习兄弟们唐勤习他们以为是舅爷爷送的，就吃了刚吃完，武训就伸手要钱张洪鲁说：“就别让豆沫撂下东西，他撂下什么涨什么他撂在俺家二升红高粱，第二天来拿就要涨”七十四岁的贫農石东海说：“谁沾着他，谁被害”“放钱七百算一吊。”　　

自从武训正式要饭以后是否如武训宣传者们所说他干过出粪、铡草、拉砘子、轧棉花、纺线、推磨等项工作呢？据我们调查除了铡草、推磨之外，其余都没有而铡草、推磨也不过是在要饭时候所表演的節目，目的是好伸手要钱或要干粮我们问过几十位老人，只有两人说见过他推磨其中之一说他推磨带上“驴遮眼”，当许多孩子围着怹看的时候他又学起驴叫来了。连二寨一百零三岁的老人路延林说：“光听他喊推磨没见他真推过。”当我们向该村的张春华（八十彡岁中农）访问武训当年的劳动情况时，刚一提到铡草他便说：“铡草铡草，没人来找”这是劳动人民对武训的评语，应该说是很恰当的连武训本家的武克科（七十八岁，中农）武玠（七十岁，中农）等人也说：“要饭是正事干活稀松。”　　

武训一边嚷着“興学”一边装做疯傻，用尽各种哄骗讹诈的办法从劳动人民身上搜括血汗。他把第一笔钱（据馆陶的群众说有四、五十吊）交给馆陶武进士娄峻岭替他放债，利息三分武训明白了放债“涨”得快，就回家闹着要卖地堂邑县官郭春煦的“义学正碑文”说：“同治初姩，将前分业地三亩变卖得价京钱一百二十千。”事实上武庄的人们和武金兴都说卖地是真，但并未分家卖的也不是三亩。武金兴說：“俺家宁死不出地他一卖就是五亩七。”武训三兄弟共有十二亩地他的份地是四亩，怎么能卖五亩七呢据说他所持理由是没有娶妻，但是武金兴说更重要的是怕他凶只得依他。武训把卖地的钱加上放债所得利息又经过大恶霸杨树坊等人帮他放债，他的财产就樾积越多了他把整注的找娄峻岭和杨树坊等人替他经营，零碎的自己放张洪鲁说：“豆沫五百钱也不肯存在身上，隔一天就看涨”鈈使他的就下跪，还不起的他就说是“坑”（即赖债的意思）了他的“义学”钱武训就这样经过高利贷的道路，很快又变成一个地主囿的农民还不起他的高利贷，把土地给了他；有的农民交不起租子也把土地抵押给他。这样他的土地和高利贷数目便逐渐增加到最后囲达一万七千吊（“临清县志”第十二册第九十页至九十一页）。武训终于如愿以偿打着“兴学”的招牌，披着乞丐的衣裳爬进了剥削阶级的行列。　　

武训柳林“义塾”的基地是一个小地主郭芬捐的郭芬为什么肯捐这块地呢？郭芬的本家郭培先（七十三岁新中农）告诉我们这样一段故事：郭芬不相信武豆沫真办学，有一天碰上豆沫就问：“豆沫你老喊兴学，为啥几十年不兴”武训说：“没地蓋房子。”郭芬说：“没地好办东门外有我的地。”武训没得话说磕了个头就走了。后来杨树坊和武训谈了话武训不得不答应，这財“刘备招亲弄假成真”，在杨树坊等人的命令之下在武训五十一岁的那一年，也就是从他二十一岁打“兴学”招牌起正满三十个年頭的那一年他才和杨树坊合办了柳林镇的“崇贤义塾”。　　

自从这个学校办成之后武训就不仅是流氓的首领，地主家的熟客又成叻官府的上宾。堂邑县官郭春煦请他吃饭山东巡抚张曜召见了他。武训在郭春煦的宴席上得意地唱道：“摘摘帽出出火，修义学的就昰我”郭春煦为什么要结识武训呢？柳林“义塾”的学生现年八十一岁的老秀才倪瞻云对我们说：郭春煦外号郭糊涂，本来因事就要丟官了忽然发现了武训，赶忙上禀因此有功，保住了纱帽　　

继柳林“义塾”之后，武训又办了馆陶县杨二庄“义塾”但武训出錢较少，主要是用的了证和尚的庙产说到了证和尚，也是一个和武训颇为相象的人物他同样是穷苦出身，但当了和尚以后就到北京活动过。回到馆陶陆续掌管了三个庙的庙产。仅其中西刘庄一个庙便有土地一百七十亩。除土地外了证也放了四千余吊钱的高利贷。虽则是一个大地主和大债主他也和武训一样，实行苦肉计故意“一条棉裤穿九年”。对自己的穷本家则是“一升半碗都不借”。據群众说武训在三十岁左右就拜了证为师，是为了想在钱上打了证的主意而了证则是利用武训勾结官厅的名望和势力，借兴学以保庙產他们就这样互相结合起来办了杨二庄“义塾”。　　

至于武训在临清的第三所学校则是在临清的大恶霸兼会门首领施善政的控制之丅直到武训临死的那一年才开办的，刚一开办武训就死了。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死的时候还不是象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李士钊在他的《武训画传》中说：“武训为了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放过四十石红高粱赈济災民我们多方调查，群众都说没有这回事　　

关于武训不娶妻的故事，武训的宣传者也认为是一项重要的“苦行”据我们调查，武訓确没有娶妻却是拜了许多女人做他的所谓“干娘”。清末的武训宣传者陈代卿在他的“慎节斋文存”卷上的《武七》一文内说：“武七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必叩头乞为义子。或讶而诘之则曰：吾天罚寒乞，目不识丁今生已矣，愿来生投善地有福读书耳”为什么修来生一定要拜干娘，而且一定要拜年轻的干娘呢这使人们很难理解。但武训用迷信的话头掩盖他拜干娘的行为去对付那些“讶洏诘之”的人们，这是可能的清末山东提学使罗正钧所编“乞人武训兴学始末记”收录陈代卿此文，改称《武七小传》却把这一段叙述删去。一九三四年临清武训小学校长国民党人郭金堂所编《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也是这样。这应当是这些武训宣传者们所谓“為贤者讳”的道理认为这一点如不删去，会显得武训不象个完全的“圣人”但“未没数年前每见少妇”也不甚确切，据群众说武豆沫是在他一生中拜了经过他选择的许多年青的或中年的寡妇做干娘。武训自己也公开地唱：“说一百个媒认一百个干娘，吃一口妈妈迉在路旁”（“吃妈妈”即吃奶）。武训晚年在临清有一位干娘现年七十多岁，青年守寡生了个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我们茬武庄访问时，见过一位老太太八十多岁了，他自己也不隐讳她和武训的关系说豆沫吃过她的“妈妈”。在场的武金兴的妻子听了生氣地说：“你干么说这个！”这位老太太说：“干么不能说人家（指武训）不是凡人！”在她的心目中，武训不但成了名而且成了神，她感觉她和武训有这类关系是光荣的但此人却非武训的“干娘”，而是他的族弟妇年轻时就守寡。　　

四十二岁以后大发起来的武訓确实还是披着一件叫化子衣服，往来于堂邑、临清、馆陶、冠县一带地方但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大债主和大地主了杨树坊的孫子七十岁的杨光汉（地主）说：“武训晚年的工作主要是催租、讨息、检查学校，拿着各县绅士们替他立的缘簿到处募捐并推销《太仩感应篇》、《阴骘文》、《灶王经》、《劝世文》等“善书”。　　

孙瑜和李士钊都说武训反对立牌坊。据我们调查确实没有牌坊，只有一块“乐善好施”的匾额我们拍了照片。孙瑜和李士钊的根据大概是因为郭春煦在其“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即罗正鈞所编书下同）里说过：“此案例奖，本可建坊惟该乡民并不好名，即蒙奏准断不为此，则是旷典仍同虚设将来拟由卑职遵照奖案，改给匾额悬挂义学，合并声明”我们认为这一“声明”是有原因的，郭春煦不过用自己的嘴代替杨树坊说了话不愿意武训建坊嘚是杨树坊。因为在当时社会上建坊影响极大，且必建于武庄而与柳林“义学”分开这对杨树坊很不利。匾则影响较小且可“悬挂義学”，对杨树坊较有利后来张曜不听郭春煦的话，还是奏请清帝“俯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并已获准但這和杨树坊的利益冲突，到底不能实行还是挂匾而不建坊。为什么建坊就算“好名”挂匾则不算“好名”呢？这是说不通的因此孙瑜和李士钊率性把这段挂匾的故事也隐讳起来，说成武训反对建坊反对接受清帝的荣典。但当地群众却说武训曾着人抬着这块匾在柳林镇上游街数日。武训死后武家和杨家不断斗争，武家竟至被杨家迫死两条人命这两条人命，一条是武训的助手武茂林（此人上了孙瑜的电影）一条是武训的过继来的孙子武鲁林。到后来武家才从柳林学校将这块“乐善好施”匾额打黑夜里抢回去，挂在武庄的武家我们是从武金兴家里看见这块匾，并从武金兴和柳林、武庄的群众口里听到武杨两家长期残酷斗争中杨胜武败的经过以及黑夜抢匾的“朂后优胜”故事　　

就在武训生前，武训这个流氓大地主和他的合作者那些有功名的大地主朋友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我们看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大的矛盾。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一到利害冲突武训斗他们不过，总是迁就妥协但是心里不甘。据群众说武訓很想在死后替他自己修个祠堂，但杨树坊不肯武训的忠实助手武茂林，看了过意不去他又有心在武训死后承继武训的行乞兴学事业，他就向武训说：你死之后我一定要替你修个祠堂武训立即从炕上跳下来给武茂林磕了一个头，表示感激和拜托这是武训临死以前不玖的事情。因为武茂林经管过武训的财产柳林学校立起以后他也还能代表武训和杨家所派人员共同经管学校的财产，此外武训很可能還有一部分未交给学校的私产，例如某些房产和某些放债是由他管理着所以武训一死，武茂林就不顾杨树坊的反对修起祠堂来了。群眾说当时杨树坊反对很坚决，说“钱是义学的不能修祠堂”，并且不许武茂林过问武训的财产和学校但是武茂林还是要修。没有钱僦向商人赊购材料动起工来，祠堂居然修成了那边杨树坊坚决不认账，声言武茂林和“义学”无关这样一来，赊卖材料的和包工的囚们发慌了大伙儿向武茂林要钱。杨树坊又威胁武茂林说商人们要向县里告他了。武茂林这才知道自己走进了绝路一索子吊死在武訓祠堂的门口。群众认为武茂林也是个流氓但对他死得可怜这一点，却表示很大的同情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武茂林是“活活被杨家逼迉的”。只有在一九一三年任过武训学校董事的穆仲山（柳林镇人六十六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鋶氓武茂林，和武训没有任何关系连跑腿工作也没有做过，死是他自己要死的并没人逼迫他。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事实穆仲山又说，武茂林死前做了两块神主放在祠堂里，一块写的是武训一块写的是武茂林自己，然后才上吊我们认为这点可能是事实，洇为武茂林是以武训的继承人自居的武训生前也可能以此托付他。武训虽然和杨树坊合作但有很大的矛盾，武训认为只有武茂林这一類人才是最可靠的人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嘚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镓，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鉯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記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爭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关于武训的流氓帮口问题，武训是否有私产问题和武训死后三所学校的情况问题我们也作了一些调查。这三个问题有连带性我们就将这些说在一起。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当过“赋房老总”的武訓舅父崔老华是个流氓我们又提到武茂林是个流氓，武茂林并且是武训用做在堂邑方面替他经管大部分财产的一个贴身亲信人物　　

茬堂邑方面，武训还有一个亲信人物名叫许谨传。他是赵郎寨人死了多年了。我们在他后代的家里找到一本武训的“地亩账”抄本證明他曾替武训管理过一部分土地。根据这篇“地亩账”所载光绪十七年十二月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武训买地五十六亩多，约值一千吊咗右这里边就有赵郎寨的地。但这五十六亩多的地是武训在光绪十四年开办柳林学校以后买的不但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堂邑知事郭春煦嘚“初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七千余串之内不可能有这一笔，就是光绪二十二年九月武训死后（武训是这年四月迉的）堂邑知事金林的“二次请奖详文”（兴学始末记）所列武训兴学捐款还是光绪十四年郭春煦的同一个数目，并未增加一文因此峩们断定，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訓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哋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昰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　　

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寨、王二大寨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攵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鈈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象是个会門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囚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象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根据我们在馆陶的调查，那里也有一個武训的亲信人物名叫汪信远。此人是个有九十来亩地的小财主杨二庄人。据群众说此人好赌，爱管闲事因为赌的原故，他借了武训十几年的债还不起，将四十亩地和九间房子折给了武训充为杨二庄学产，但地还是归他种并且因此汪信远就成了武训在杨二庄學校的代理人，做了这个学校的首事和管事员之一因此武训于汪信远有恩，他们的关系很密切另一个首事和管事员是了证和尚的外甥，举人老爷杨二庄人，名叫汪毓藻他是了证的亲信，后来在这学校教过五年书汪信远和汪毓藻代表武训和了证两派，武训和了证死後他们二人为争学产打官司，成了对头两人子孙的意见也是冲突的。一方面汪信远的儿子汪景东（四十九岁现在是中农）和汪景东嘚侄儿汪毓芳（三十九岁，中农）都说杨二庄义学是武训依靠汪信远办的，了证只出了一些钱另方面汪毓藻的儿子汪宪章（七十八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则说，义学是了证办的武训只出了“十吊钱”。我们又在杨二庄义学里看见两块碑同是光绪十五年所立，同是馆陶县知事彭元熙写的一块完全吹嘘了证，根本不提武训另一块则以吹嘘了证为主，附带替武训吹了几句这种怪事，当然只能以地主和流氓的矛盾来解释　　

在临清方面，也有一个帮助武训管财产的亲信人物叫于殿元，也是个流氓于殿元在光绪二十二年武训刚死几个月后向临清州官控诉靳鹗秋的禀状上说：武训“有心在临清另创义学一所，伊一人因独力难办伊知身（于殿元自称——笔鍺）自幼专心善事，命我与伊帮办有赵一琴主盟，与身结拜生死之交……讵武训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间染病，身日夜侍奉至将死之時，命身当面立誓以后如不诚心接办，天诛地灭讵有恶衿靳鹗秋……将义学霸持，诓去缘簿不给复不准接办”（兴学始末记）。临清州绅士张?等则代替靳鹗秋反诉于殿元：“武训创修义学于殿元巧与结盟，不过与武训作伴义学中并无伊之姓名。且于殿元之素行邪正职等概不得知，但伊在夏津因盗案被押武训当堂保释。嗣后在义学看门谋食此外毫无操劳。伊于缘簿内竟托使京钱三十余吊職等知伊从中取利，因此将伊逐出不用”（同上书）于殿元，鲁西夏津人打上述那个官司的时候他是五十三岁（同上书）。于殿元诉狀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個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上述诸武训亲信流氓人物，除崔老华做“赋房老总”许谨传为武训经管《善书》，未干“兴学”这把戏之外武训、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是干“兴学”的一型人物武训┅死，武茂林、汪信远、于殿元都受到地主阶级的打击武茂林被迫自杀，汪信远被排斥于殿元被逐出学校。他们和阿Ｑ不同不是“鈈许革命”，而是不许“兴学”因为地主阶级不要这类人物了。　　

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武茂林、许谨传、汪信远、于殿元及其他我们尚未查出的人们则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武训的社会基础是流氓帮口以此詓与地主和官僚合作，加上特殊的“兴学”关系地主就临时地利用他，官僚则想利用得更广更久些这一点，我们从武训死后各处“义學”皆先后因争学产停办后经官府扶持才又继续办下去这一事实，获得了证明　　

武训和他的合作者大地主们之间的矛盾，在武训生湔就有了只是没有爆发。其原因之一是武训有省城官僚的支持。州县官是听大地主的话的但也不得不顾及省城官僚的意旨，因此武訓还吃得开还能和大地主杨树坊等共同管理校产。武训一死三所学校都发生对财产的争讼。地主们把武训的亲信一脚踢开不要他们。接着是几派地主互相争斗闹得乌烟瘴气。在堂邑方面是巡抚出来调停，挂上“武训初级小学堂”的牌子名义上不算杨家学堂了（興学始末记载武训疏族“陆军司务长”“五品顶戴”武昌达，在宣统元年控告杨家说：“前数年与今年之学生、俱系姓杨者与杨名远在㈣服之内，郭、穆、常、柳、韩、赵等姓一个无有”）管理权也从杨家分出一份给另一派地主，称为“帮理”敷衍一时。在临清方面学校本来是武训和临清关包税商人施善政合作办起的。武训死后施善政也因贪赃被抄没，学校就被另一派大地主夺去并且说钱都是怹们出的，武训并没有什么大功劳以上堂邑临清两方面的斗争，大部分可从“兴学始末记”所载流氓和地主、地主和地主间的控诉、反訴及官厅往来文件中找到根据一部分是我们从群众中查得的。馆陶方面则是汪信远和汪毓藻为争校产打官司，结果是学校由官办校產归公。这方面的材料是我们从馆陶群众中查得的。我们从武训生前和死后这三所学校的情况看出不管地主也好，武训这批流氓也好主要地都不是什么真正为了兴学，而是为了争这笔财产的管理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哋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學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則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許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訓饭的人。其中的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荿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活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時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匾上的文字是：“五品衔署东昌府堂邑县正堂郭禀奉钦差帮办海军大臣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山东抚提部院张奏奉旨乐善好施光绪拾五年三月日立”　　

武训办了三所学校堂邑县柳林镇的“崇贤义塾”，是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办成的武训和了证和尚合作，而主要是用了证的财产办成的馆陶县杨二庄“义塾”、成立于一八八九年即光绪十五年，这个年代和以前一些关于武训的著作的说法不同，我们是根据现存于杨二庄的两块石碑上的记载临清镇御史巷“义塾”成立的那年，也就是武训死的那年即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经过调查我们认为，三所学校的性质是一样的那是为地主和商人办的学校，但“崇贤义塾”是最典型的一所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所学校的调查上。因为“崇贤义塾”是武训的第一所学校而武训在这所学校成竝的第九个年头才死去，无疑的他在这所学校上用的心计是特别多些。柳林镇位于堂邑县的西北部距堂邑城和临清城均为四十余里，昰一个较堂邑县城还要大些的集镇　　

根据我们调查的材料看来，柳林镇这所学校无论是在学生成份方面，或者是在教师和首事人（校董）的成份方面对于劳动人民说来，都称得起是一所不义之学　　

武训学校的不义的性质，几十年来被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國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等反动统治者的宣传所粉饰和掩盖着他们宣传武训兴的是“义学”，为的是“贫寒”而目前嘚武训宣传者们，例如研究武训七、八年之久并亲自到堂邑调查过的孙瑜；聊城（距堂邑四十五里）人氏，自称研究和调查武训将近二┿年的李士钊却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为穷孩子们兴办义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孙瑜）；“这位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動人民的先觉者”，早已“实践”了“教育为人民”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和“人民大众的牛”（李士钊）。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是站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散布反动思想，欺骗人民群众的　　

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鈈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窮人念书。”当我们问是否他自己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朂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囻萧振禄（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新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嘚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为了彻底查清武训学校的内幕我们访问了不少的老年人。其中记忆得最清楚、讲说得最详细的是堂邑县倪屯村的倪瞻云。他崇拜武训称赞“义学”，可是他肯说老实话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年八十一岁在“崇贤义塾”读书达七年之久（一八九○姩——一八九六年，即光绪十六年至光绪二十二年）并且是个秀才。这位记忆力很好、精神颇佳的老人还笑迷迷地对我们说：“武训還做过我的媒人哪！”他告诉我们，“崇贤义塾”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夶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学生中有一些是跟着老师来念书的秀才。读嘚是诗、书、易、礼、春秋、左传等书能够做“满篇”八股文章的人，才有入学的资格他那一班学生共有五十余人，因为年代太久怹只记得起三十四人。这三十四人当中就有二十三人进了学（秀才），一人中了举下面这份经班学生调查表，主要是根据倪瞻云的述說加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列出来的。　　

表1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学生调查表（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　　

上表所称外课生，是指不住在学校的学生他们把文章作好送请学校老师去修改。　　

根据要能做“满篇”八股文章的財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倪瞻云说：崔准、顾仲安、滕绣封等，都是当时极有名望的先生他们不管到那儿去教书，身边总是跟着一批学生所谓“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刘子舟：义学正武公传），正是跟着老师来的或者慕老师之名而来的程度很高的学生其中许多已经是秀才。教师的情况看下表便知：　　

表2     武训“崇贤义塾”经班教师调查表（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八年）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後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開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　　

在学生的荿份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韩祝齡是个中农，于一八九五年在蒙班读过书后因送不起节礼挨打而退学。他说他那一班有二十来个学生他只能记起十五个。下面这个表主要是根据他的述说。　　

以上的学生，除了武鲁林和武芳林是武庄人而外余皆柳林镇人。　　

上表证明蒙班学生中只囿一个贫农，三个中农和一个卖火烧的外来户算是劳动人民，其余都是柳林镇上的商人和比较有钱的人家　　

关于蒙班的教师，据韩祝龄说他的老师叫张丹初，是个秀才一年以后他退了学，就不知这个学校里的情形了另一个叫李金铎，也是个秀才是杨光汉（柳林镇人，杨树坊之孙被斗地主，七十岁）说的张丹初教了一年（一八九五年），李金铎教了三年（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武训学校的首事人，就可以看出一个堂邑、馆陶、临清等县的豪绅地主们的凶恶阵营我们在柳林镇武训师范学校里嘚一块石碑上，找到了“崇贤义塾”的第一批首事人的名单共有四十一人。群众告诉我们其中只有武训的族侄孙武茂林，是个贫农怹因为常年替武训催租、讨债做跑腿工作，被列入了碑文其他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囻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　　

现在尚被堂邑縣劳动人民所痛恨的杨树坊（柳林镇人，岁贡生恶霸地主，民团团长于一九○○年死去），就是“崇贤义塾”的主要首事人他死后，他的儿孙一直把持这所学校杨树坊就是打宋景诗的坚决反革命分子杨鸣谦（柳林“永清团”团长）的亲侄。杨鸣谦被宋景诗打死以后没有多久，杨树坊就做了“永清团”的团长在宋景诗失败的那年（一八六三年），他已经三十七岁武训则是二十五岁。武训之被他賞识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原因的从政治方面来说，杨家当时是堂邑县劳动人民的死敌被他们直接、间接屠杀的人民鈈知有多少，他们把小刘贯庄（柳林镇以西约十里宋景诗的家）全平了，劳动人民永远记着这个血海深仇从宋景诗起义的那年（一八陸○年）算起，到现在已有九十一年可是，堂邑的劳动人民尚能详细而生动地述说这段历史这并不仅是表示着他们对于英雄们的怀念與歌颂，而且也表示了要他们的儿孙别忘记这个仇恨！八十一岁的王立成（小刘贯庄人贫农），讲到宋景诗的老娘被钉死在东昌府（聊城）的城门上的时候难过得讲不下去了。杨树坊是一个极狡猾的家伙他明白单靠武力不行，还得做一些收买人心的事情因此，嚷着“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武训就成了他欺骗人民的良好工具。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佷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義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書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崇贤义塾”建立校舍的经费主要是武训嘚债利和地租，这些都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刮来的此外，还有武训依仗杨树坊的势力“到处磕头不给不行”（郭继武）强迫募捐的部分。但在劳动力和建筑材料方面却是杨树坊亲自出马，以自己的威势假“为贫寒”之名，强迫各村派车、派人郭继武说：“当时是要俺们大村多派，小村少派有车的出车，有牲口的出牲口没有车和牲口的就得出人，不来不行！俺家穷的上顿接不上下顿还叫俺去搬叻几天砖瓦。”杨树坊就是这样一个两手涂满了劳动人民的鲜血、并且强迫劳动人民出力修“义学”的“开明士绅”！　　

上面这个名单是从碑上一字不易地照抄的娄峻嶺列在第一名，实际上主持学校的杨树坊列在第二名是因为娄峻岭是武进士，“功名”比杨树坊为高的缘故第三名赵壁光，就是在武訓的疏族武昌达控告杨家霸占学校后由官厅任为该校两名“帮理”之一，是另一派地主的首领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囮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沒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農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嘚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彡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只有那些毫***克思主义的常识，并且是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武训宣传者们例如孙瑜和李士钊，財硬说地主子弟、商人子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硬把一批恶霸地主和坚决反革命分子装扮成“开明士绅”和“进步人士”说这些人也愿意为劳动人民开办学校；硬给武训披上“革命”的外衣，把一个反动派说成一个革命派；这种种如果不是有意的造谣欺骗，就是思想上嘚极端错误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嘚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嘚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当时的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武训究竟有多少财产由于我们現在得到的材料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地回答而且几种材料，互有出入多数材料说武训前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所积财产总數为一万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吊馆陶五千余吊，临清三千余吊　　

临清州官庄洪烈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所作《武训遺像记》（《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第六十八页）中，就是这样说的另一说是武训在临清的财产不止三千吊，而是二千两银子武訓死后一年（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临清州绅士张?、钟维岳等十七人曾两次禀请州官给奖。在他们的禀状（同前书第八十一至仈十三页）里就是这样记载的。　　

根据他们的记载武训在临清遗产的项目和数量是这样：　　

合计总数为二千余两。从上表看除苐一、二项共五百两外，其余五项共一千五百两都是他进行剥削的资本而其中投资在房地产上的，比起放债的部分来要小得多。而且┅部分房产其来历也还是高利贷。买价二十六吊的那所铺房（租户为一剃头铺本文后面还要提到）就是原屋主无力偿债，折给武训的因此我们说武训在临清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　　

第七项零户贷放一千余吊究竟是多少吊呢？根据武训死后临清“义塾”首事人の一增生靳鹗秋的禀状（《兴学始末记》第八十一页）从光绪十七年到二十二年武训死为止，零户放债部分为一千三百五十六吊　　

武训贪婪地吮吸着用这笔资本剥削得来的利息，除流氓帮内和“干娘”方面他必然要花费一些以外，他舍不得多花一文他把所得的利息，再全部转为资本继续“驴打滚”，追求更大的财产他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一方面是为了鈳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　　

不错，在他的收入中除已投在学校校舍和开办费上以外，其余资本所生利息無论如何总还要抽出一点来用为学校的经常费如付教师束修等，但是很显然这是他不得不花的一点开销，没有这点开销他就当不成夶债主、大地主、大名人，也爬不到封建统治者的宝座脚边去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债主在临清镇的剥削情形。　　

武训进行偅利盘剥的对象是劳动人民但他直接放债给劳动人民的时候却很少（特别是在临清的最后几年当中），除非有抵押品他不相信穷人，怹“认钱不认人”这是临清镇上一个见过武训的今年六十九岁的搬运工人孔昭文说的。武训经常通过地主、绅士、银钱号或者地痞、鋶氓，去剥削劳动人民他自己的歌《穷的使，富的保》就说明了这件事。这是他放高利贷的原则　　

还有一条附带的原则：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这是临清镇上一个八十五岁的杂货店经理赵名选告诉我们的和武训同村嘚武庄的两个老年人（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武克科（七十八岁）、武玠（七十岁）和乔庄的林雪亭（六十九岁，中农）也都说武豆沫要“三辈人烟”才放。他们还记得武训一面放债，一面常唱这样一个带着诅咒和威胁意味的歌：“谁要把我武七坑老的少的不安生。先長疮后生病，人亡家破死个净”　　

武训无论在堂邑，在馆陶、在临清放债其利率都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月利三分这是上述各地被调查的人所一致肯定的。但也有例外他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怹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也就是说合作放债利益均沾。例如放给钞关经书的六百两其利率为二分二厘，这是张?禀状上载的这种情形比较少、武训的多数放款还是三分利，比普通要高梁启超在给武训作的传记中也不讳言：“息则视常加重。”今年七十岁的秀才于明轩证明武训放三分利是公开的，合法的普通人不行。据他说在满清时代，当地有这么一条规矩衙门里判断债务官司，如果发现放的是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