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一群“猛兽”，到处屠戮杀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对于凡人来说，第一反应自然是远远避开，可是也有这么一位勇士，在宋末元初，他以一人之力，一直苦心劝说“猛兽”，拯救了数百万汉人和无辜百姓，使他们免于被蒙古人屠戮的命运。

他的名字，叫做：耶律楚才。在乱世之中，上百万汉人，因为他，得以全活了性命。

而蒙古帝国和元朝的最终崩溃，根本原因，竟也跟他有关。

公元1233年，新崛起于草原之上的蒙古人，以势如破竹之势到处攻伐屠戮，转眼间，金国的中都汴京（开封）岌岌可危，受到战乱波及，避居汴京的军民转眼激增至100多万人。

对于蒙古人来说，杀死他们，灭亡金国，抢掠金银珠宝、女人和奴隶，是长期以来驱使他们发动战争的原动力。

一场屠城大战即将开始。

关键之际，耶律楚才站了出来。

耶律楚才对新继任的蒙古大汗窝阔台说：“天下虽然得之于马上，但却不可以马上治。仅靠杀伐屠戮，无法治理一个新兴的国家。”他并且劝窝阔台说，逃难的百姓，只要愿意来降，都应该赦免他们。由于耶律楚才的力劝，汴京被攻下后，窝阔台一反常态，并没有屠杀顽强抵抗的上百万军民。

▲后世流传的耶律楚才像

1234年，金国被灭，由于战乱，百姓四处逃难流亡，这此中，绝大部分是汉人，对此窝阔台又非常恼怒，并且下令，凡是逃亡的百姓及其收留资助者，全部“灭其全家，乡社连坐”，对此耶律楚才再次进谏说：“这些人都是大汗的子民，他们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况且怎么能因此就杀害连累其他人呢？”

窝阔台有所醒悟，最终撤销了追杀流亡百姓的诏令。

耶律楚才，是契丹皇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从他的祖父开始，便在金朝做官，耶律楚才从小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军队攻占燕京（今北京），早已听闻耶律楚才贤名的成吉思汗特地召见他，身材修长、声音洪亮、并且“美髯”，有一把大胡子的耶律楚才，给成吉思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成吉思汗奸贼地说，辽国和金国是世仇，我要为你报仇。

对此耶律楚才却说，历史已久，加上我的祖父、父亲，我们已经为金国服务三代人了，既然做了他们的臣子，又哪里还能找君王报仇呢？成吉思汗对此十分赏识，便将耶律楚才留做辅臣使用。

▲剧照。耶律楚才力阻蒙古人肆意杀戮

当时，对于金国的百姓和汉人来说，蒙古人无疑是一群赤裸裸的吃人野兽，在历史的现实中，对于这样一个新崛起于草原之上的民族来说，法律和仁慈那是扯淡的事，只有草原那一套物竞天择、杀伐屠戮的原始规则，才是他们心中的法典。

因此成吉思汗和新崛起的蒙古人，往往“生杀任情，至拏人妻女，取财货，兼土田····杀人盈市”，对于这群从大草原刚刚进入农业文明腹心地带的猛兽来说，当时已经汉化的金国，这片土地上的金银珠宝、土地、女人，才是他们垂涎三尺的东西，因此进入中原后，蒙古人“所在长吏，皆得自专生杀。百姓稍有忤意，则刀锯随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遗者。”

对于蒙古人来说，杀人越货、凶残屠戮，是多么快活的事，对此耶律楚才经常是“闻之泣下”，并多次奏请成吉思汗，请求不要轻易妄杀百姓。蒙古人当然难以完全执行，对此成吉思汗下令说，杀人可以，但必须事出有因，且先行报告，否则“违者罪死”，于是，蒙古人的“贪暴之风稍戢”。

但屠戮的本性，怎能轻易改变呢？

梁羽生在他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写了以凌未风为首的“七剑”们，眼见明末清初天下暴乱，满人四处屠戮汉人，因此仗义下山协助抗击满人，对于七剑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他们则是救民于水火的武侠。

如果说梁羽生的七剑只是小说，而耶律楚才，则是真实的历史中，拯救汉人和天下苍生于水火的文侠和政治家。

因为要使猛兽变***，你只能文而化之，而不能以武攻之。

但成吉思汗终其一生，始终难改从草原带来的血腥习惯。

1209年，他在攻破金国的中都（北京）后，将满城军民数万人全部杀光；

年，成吉思汗在进攻花剌子模帝国过程中，又先后指使蒙古军队，屠杀了至少上百万平民，其中英勇抵抗的不花剌城和撒马尔罕城军民，更是被屠城杀光；

1227年，就在临死前，由于非常恼怒西夏军民的顽强抵抗，成吉思汗下令，破城后，要对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进行屠城，一个不留，尽管也曾有人阻止，但蒙古军队仍然忠实执行了他的命令。

因为对于还没开化的蒙古军队来说，杀戮是一种快感，而抢掠女人和财富、奴隶，更是他们战争的目的。

耶律楚才终其一生，都希望能将蒙古人，从一群野兽，驯化成开明的人类；用文质彬彬的语言来说，就是帮助蒙古人创立制度、引向文化。

▲传世书法：耶律楚才汉化程度很深

在攻灭金国后，蒙古人将大量金国百姓（绝大部分是汉人）掠为奴隶，即使是读书人也不能幸免。对此耶律楚才借口要扩大国家的财赋收入，通过检括户口，将这些奴隶释放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使他们摆脱当奴隶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又在俘虏和奴隶中大量搜救儒士。

1237年，经过耶律楚才等人的大力倡议，蒙古帝国在金国境内恢复了科举，对此耶律楚才下令，凡是被掠为奴隶的儒士，要允许他们参加考试，如果拒绝放出这些儒士，则奴隶主要被处死。最终，耶律楚才为蒙古国“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耶律楚才以他的良心和智慧，保护了大量的汉族知识分子。

对此，明清两代的学者都非常感激耶律楚才，明代学者张燧记录说：“（蒙古）胜国初，欲尽歼华人，得耶律楚材谏而止。”清代学者柯劭忞更是说，蒙古初入中原，政无纪纲，人民惶惶，生命旦夕不保。而“耶律楚材以民爱物之心····卒使中原百姓不至践刈于戎狄，皆夫人之力也。”

公元1227年，一生征伐、杀人无数的成吉思汗铁木真去世，在混战争夺两年后，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最终夺得汗位。

当时的蒙古仍然是一个大部落联盟，对于大汗，各个部落的首领只是礼敬，但并没有敬拜汉人皇帝的那一套繁缛礼节，对此耶律楚才找到成吉思汗的二子察合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当时已经去世），对他说，你是大汗（窝阔台）的哥哥，只有你参拜了大汗，别人才会跟着服从。

随后，察合台以汉人君臣大礼参拜了窝阔台，蒙古部落内的各位王子和首领也随之相继参拜。

对于耶律楚才来说，这颇有点像西汉初年，朝堂经常喧嚣吵闹，叔孙通帮助刘邦制订礼仪制度，使得刘邦感慨“这才像是当皇帝的感觉”。

但要转化刚从草原上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不是设立一套礼仪制度这么简单。

对于蒙古人自身的落后和随性，成吉思汗是有着认识的，因此在生前，铁木真将耶律楚才推荐给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成吉思汗和窝阔台，都非常器重耶律楚才

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耶律楚才出任刚草创的蒙古帝国的中书令，这是一个类似宰相的职位，耶律楚才由此开始执掌财政和文教大权，

随后，他积极为整个蒙古帝国“定制度

、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

，希望将蒙古帝国，从一个原始的游牧文明和奴隶社会，提升成一个推崇文化的封建帝国。

由于以耶律楚才等汉化知识分子的努力，蒙古帝国最终得以逐渐转型，尽管这种转型非常艰难，但耶律楚才打下的基础，仍然为忽必烈后来建立元朝奠定了文化和制度基础。

对此窝阔台曾经说：“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

尽管蒙古人也对金国、宋人的封建行政系统进行了学习，但这只是停留在对于行政机构和财政系统上的简单学习，在内在的本质上，蒙古帝国从来没有真正汉化过。

到了晚年，窝阔台也不信任耶律楚才，此后，他被排挤边缘化；1241年，窝阔台去世，此后乃马真皇后掌握大权，耶律楚才更是被晾在一边，最终于1244年抑郁而死，终年54岁。

耶律楚才去世后，政敌诬告说，耶律楚才当了这么多年宰相，全国的贡赋有一半都被他贪污了，乃马真皇后随后命令手下去查验，才发现这位一生都对蒙古帝国忠心耿耿、不贪财的臣子，家里根本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

耶律楚才死后，蒙古帝国的汉化徒有其表，根本难以进行。

在忽必烈登基后，蒙古帝国的守旧派甚至派人质问忽必烈说，蒙古的风俗本来就与汉人不同，现在你（忽必烈）留在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蒙古的旧俗制度，又要怎么办？”

而即使是忽必烈本人，也怀着深深的民族歧视，并继续鼓励将蒙古帝国和元帝国的子民，分成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进行歧视性的统治。

耶律楚才主张平等对待帝国子民的愿望和努力，也几乎全部作废。

▲耶律楚才死后，后人一直怀念他

到了元帝国晚期，丞相伯颜在主政时，不仅停罢科举，而且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伯颜还向元顺帝建议：“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尽管杀五姓汉人最终没有实行，但残酷的民族压迫，已使得帝国风雨飘摇、狼烟四起。

1368年，由朱元璋派出的徐达大军最终攻克元大都（北京），至此，蒙古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宣告结束，尽管日后北元和蒙古的势力仍然继续残存，但耶律楚才所谋划、并终其一生为之努力，希望建立的汉化蒙古帝国，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对此乾隆皇帝在评价耶律楚才时说，一个国家要“开国承家，创业垂统”，就必须有“通经明道、规模宏大之臣为之立法垂猷，使子孙有所鉴，成宪而持永久”，而耶律楚才就是这种具有历史眼光的名臣。

只是，蒙古人并没有珍惜耶律楚才，而在实践上，更是在践踏他的思想，继续肆无忌惮地屠戮、歧视汉人，以致蒙古帝国最终崩溃。

怎么说，这到底是汉人的不幸，还是幸运呢？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

杉山正明（日本）：《蒙古帝国的兴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勒内·格鲁塞（法国）：《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张绥：《中国人的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邓之诚：《宋辽金夏元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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