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网友正在阅读等正觉者；故知般若波罗密多；此故知作前因缘起；是大明咒；世间黑暗；是无上咒；般若如虚空光；是无等等咒；无上圣者；因此唯独般若乃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能即是把握性；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波罗揭谛；此般若波罗密多咒是秘密咒；故均为相应因缘之对号所显各异功用；一；第三部分证道指南；上述般若经文全予讲解；修行法门颇多；首先必须具备真出离心、真信愿行、真戒定慧；加行；凡
等正觉者。六凡众生一切有情。不悟观照般若照见实相般若。故不得觉。外道知习禅定。而不知本源一乘平等中道之理。故非正觉。二乘境者。明了真禅之理。但执于法执。虽然称之正觉。但未证悟一乘平等理性。故非正等正觉。菩萨已破无明。自悟法身即本来面目。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明圆满真谛之理。但体未得圆。无明尚有基因。故而无明未尽。虽称正等正觉。但与佛相比尚低一等。已证等妙觉菩萨者。只能称之「有上士」。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其实诸佛与诸菩萨。均依般若无上智定。同悟五蕴皆空。而所证觉悟。从理上看未似乎没有差别。实际上菩萨所证如十三四之月亮。虽然光辉。而其光比之十五圆月来。不及其明度和圆满。故低一等。非为无上。若证无上。还得依般若智进取圆明。般若不但是诸解脱行者之母。而且是诸菩萨之母。乃至是诸佛之母。所以《小品般若波罗密经》说：「过去诸佛皆因般若波罗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诸佛亦因般若波罗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现在十方无量阿僧祗世界诸佛。亦因般若波罗密得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由是之理了知般若能解脱众生成为圣者。其它别无它法。而佛说的一切法皆为方便之所用。为证第一义谛而表意表相。故得知一切法皆不可得。由于圣者证境证德。差别层次较大。故未圆满者。皆不能称无上正等正觉。而无上正等正觉唯佛堪称。此明诸佛菩提智果竟。亦为无上正等正觉圆满竟。即依般若波罗密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也。
故知般若波罗密多。是大神咒。
此故知作前因缘起。后感应果之词理。知其般若妙智。乃无上真谛。不是用名言、数量、世法之一切能表达其实显功用。故以四咒无量之威神力而表法义。依「般若」及「多」能解脱一切有情。不但照空六凡二乘。而且也是菩萨唯独依之。方能证得正等正觉之母，同时反复告知诸佛亦由般若流出。除此别无成佛之道。因此般若波罗密多是大神咒。神者。神奇异变。妙不可测。咒者「总持」、「真言」之意。总持一切真实不虚巨大威神之力。咒之产生。其机应时乃在诸佛菩萨定慧般若。一念之心通语句。其缘于因缘起基或引鬼神王名号二者。故三业相应念之。即能三洲感应。动其该佛菩萨之心印三密。顿得加持。威光无量。不可思议。犹如推山倒海之大力神王现前。推拿一普通路障。无不应声而解。此经与佛咒无二无别。能驱生死烦恼之魔。所以是真实不虚之大乘咒。
是大明咒。
世间黑暗。大小各异。均有明时。唯独轮回生死长劫黑暗。无有光明之日。而般若智慧光明。能生大明照耀无边。能破生死轮回黑暗。所以称之大明咒。
是无上咒。
般若如虚空光。光高无顶限。其光照耀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一切众生。而无强弱分别之光照。但其光见之不可握。握即是著。著之则无。光上超诸天而无顶际。扩之无有边际。无顶即无更上一层之意。于佛法诸咒中唯独般若至高。故称之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无上圣者。唯佛独尊。三身四智般若圆满。法身之大。无有数据立记。大之无边。报身之显。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种随行庄严。一切诸天圣者无与伦比。化身之变。度脱有情。随类化现。无刹不现。应机说法之菩提幻化无量圣身。而佛虽至高亦是般若所生。故般若又为诸佛之母。
因此唯独般若乃无等等咒。即是无有何等之法。何等大咒可与之齐等。此指般若为咒。而非普通之咒。只在三业相应。量法器之大小。而神效各异速猛无比。是故说无等等咒也。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手地圆满做到应做的事。又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在此指 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缚。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即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观自在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理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原自空。不需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菩萨前者所说显文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因果不昧。后者显咒。咒为梵音密语。鬼神冥王之号。菩萨心应之玄一诵相应。密威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齐受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此般若波罗密多咒是秘密咒。从印度到中华一直都是梵音华文。由于咒为密意。故只能翻 字不翻义。在即度亦不能翻义。若翻义者即执有为句相。则非密义。众生根器大小优劣各异。又缘起之不一而属多相。故菩萨度生。亦当应机说法而使受益。若机不相应。则不能度生。故说经后双显咒。此为应机之便以有情为喻。如大雄鹰与驼鸟。同系鸟类。行动之速均快。但二者于行缘别异。鹰乃展翅腾空飞行。其快速猛。鸵鸟亦能展翅。则却不能腾空飞行。只能平地奔跑。其快速猛。虽二鸟均具快行之能。但行果各异。一平地跑。一空中行。故缘起各异。由因之故。当分教行术。方可受益。又如小学生。不能接受大学课程之道。如是小学生应授以相应之小学课程。大学生则应授以大学课程。如二种学生均坐一堂。那就应以二种课程齐授。方可二者得益。如以无情物体而喻。汽车的轮胎坏了。不能以自行车的轮胎去换。同类自行车也无法将二八圈口轮胎换在二六圈口车轮上。因为车轮之大小各异。应以轮胎之大小各异。相应其号而为换之。方可圆满。又如有甘露二斤。需以大碗接受装之。若相应者为圆满。碗过大则不满。碗偏小则余费。故知小器装少露。大器盛多露。如大小差异不一。则应以相应法露施之。圆满为妙。观世音菩萨先说般若妙义。以显文令受显益。后说般若密咒。令得密益。文中分段中显多义。令其根器大小。分段受益。普皆得益。既然咒义不可作世相文句义解。古德们一致认为咒不可以解义。我今认为咒虽无义。但具有因缘之不可思议谛相。此为真实不虚。今破例而为开示显之。除外道之咒以外。凡佛教咒话实乃诸佛菩萨之心法。其语音语词足与诸佛菩萨相应的。只需三业相应。一念则能动彻佛菩萨之感应。而得菩提加持。有愚痴者或浅智者认为此说好象不实在。这实在可怜。不说是无上智慧功能如是。就是世间聪明也能造遥感器。比如我们常用的***。只要你一按相应的号码。你要求的人将会得到通话。各部***机的号码不同。就等于各种咒语的本尊不一。观音有观音的咒。文殊有文殊的咒。而且每一佛菩萨都有多种不同的咒。而每一咒都有不同的功用。如世尊的秽忌金刚咒与枯木重生咒各有功能。互不能代用感应。功用的差别形成。主要是当时佛菩萨在某种因缘为伏魔、度生、调伏[情」「器」。而三密一念相应对因缘之用。如观音心咒为六字大明咒。并观音化现。以舍字显身。本尊则为四臂。绿度母与白度母。乃是观音当时应众生之苦难。而以悲泪化现。同时显咒为其信息相应。般若则为舍利弗发起因缘。度一解多而显法。
故均为相应因缘之对号所显各异功用。如***之功能。口能对讲。电视之功能。只能对观。电脑之功能主在计度。功能各异。但均得对号操作。方可求得所需之用。受益圆满。持咒亦复如是。有大德说当持咒时。此身端坐或是经行。自然身不行恶。口持咒语。无有间断。自然口不道恶言。心忆咒语。无有杂乱。自然意不起恶念。三业清净。名为修行。此之一说乃为善意。不作评议。今愚见之。由于与之相对本尊不一。故咒语不同。一尊亦具多咒。多咒亦复功用各异。故与本尊缘起心印有关。三业相应方为持咒。三业者即身、口、意。三业合
一。一合无二。则无幻妄。如是为定。定则生慧。慧照般若。实相现前。与佛合一。故与诸佛菩萨三密相应。如如法相。般若密咒如是。要在三业相应（密宗解为瑜珈）受持。即可功德无量。圆满三谛般若。妙证菩提圣道。般若乃双运圆融之理。以上三谛虽事理均具。但事理之外另有事理。故当明了《证道指南》。方为圆妙取证般若捷径之道。此法于古德《心经》开示讲中未著先例。故世人研诵《心经》者颇多。而得般若悟者甚微。今为度生之故。特破先例而为显法指南途径。定夺般若精华。心随法要是也。
上述般若经文全予讲解。今说证道指南。为利生证道。如何实证般若而说。此指证道即指证般若。指南者指明方向的准则仪。如何证般若捷径。一提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很多佛弟子都知道。也有专门受持者。也有听讲者。亦有专修者。更有尽其一生奋力修持。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般若了般若。自我了自我。无有所获。更无所证。临命终时却不能作主。更何况在世解脱。妙用无碍。说到底来是何因缘。唯有二句。在圣因果不昧。在凡因果所缚。故当明了修行二字之真义。修行即是转换因之先后成熟。一切依因证果。因此佛才特别立有出离心、四无量心、菩提心、诸般戒律。即六度万行等专修方法。这些行法都是专起种因结果作用的。离开了他们任你把金刚经、六百卷般若、心经背诵翻烂。也不会证到般若的。如果只是读明经理即能证道。佛也就不会说那么多具体的行持法了。佛说诸行皆是为了行者自修。转换因果。契合经理谛相。双运圆融般若自显。故我说前者般若于文字已明。但明不一定能代表实证。何以故。因众生无始以来。长处轮回。受生死烦恼诸苦之缚。五蕴不空故随行造业。而因果报应。由于属随业报果。故心随业转。不能心转业力。加之业力障盖又出自无明。故尔想证般若。想即成障。欲坐禅定。烦恼、妄心、分别、昏沉、掉举、无明由因感现成障。欲修「彻却」多落空鉴之执。欲修「妥噶」又以光感而作幻心。欲念咒语。口念意散。不去天南海北。就行以妄鉴妄。正欲万念归一。忽又昏昏睡觉、意识梦然。业力现前不由自主。故尔无明业力绝非想断则断。想灭则灭。因此文字般若亦非想懂则懂。观照般若亦非想观则观。实相般若亦非想证则证。何以故。由无始无明盖障、浮覆圆妙圆明真心之故。是故般若特为具大智者舍利弗而说。说一度众。菩萨悲意却非普通众生能证悟的。或略有领悟。也只能根据各位业力轻重、分段深浅而受相对之益。故尔今特告知一切有情。欲证菩提。必证般若。欲证般若。必灭无始无明业力。欲灭无始业力。必从因入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行优果善。去障方能明生。因果依何而证。当以佛说修行而证。故一切胜义之证。不离修行。修者修正。行者行为。即将己之凡夫行为修正而符合佛菩萨所立之中正行条。唯独如此才能转换因果。善因先熟。占其报位。黑业自然无位显报、推之于后。故出障明生。照见般若。以智圆明。若证般若。不离修行。无论何宗何派、何种法要。亦复如是。
修行法门颇多。今不一一举之。只例一说即可圆满。转换因果之先熟善因。种大解脱之 诸因。消无始之业障。业障远离智光才能显现。才能照见般若妙明。此说并非不念《心经》、不解经意。而必须三业相应一心持经。深解经意。悟其妙理。方为及运之修。若欲求解脱者。
首先必须具备真出离心、真信愿行、真戒定慧。具此决心。方能真正按佛所说实行。今立加行法部分而说。无论为上师的和当弟子的。或以禅为食的。具神通幻妄觉受力的。或聪明超群的。或气功出奇的。乃至智慧通妙的。学佛法不应以神奇古怪为立意。一切神奇古怪说穿了无非万法由心生。一切幻化奇妙之用都脱离不了自我意识幻化。不是第六识感现就是第七识末那意显现。或心识之王第八识阿赖耶出涌。穿墙入壁不足为奇。况复气功之类无稽之幻化小焉者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是之理也。又有以禅理高谈空鉴脱离实际说玄虚。开口一个大圆满。闭口一个无相法。启齿不谈无上步。就求金刚圆满法。不求妥噶化虹光。妄贪金刚喻定诀。乃至念阿弥陀佛。口称善。实际行为做坏事。说实话吧。如果世间法的基本行为都不正。还算不上一个称道好人。狂言妄求之心是没有用的。我的宗旨是一句话。那就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因为佛法是建立在世间六大缘起和合之因的悟谛。所以世间上的一切处事接物、为人、生活、工作、思想、行为等。乃至世间上的起心动念。所有相对事物及意识。都是对自己行为的洗刷。因果的印证。学佛为修行。修行就是以世间上的一切来磨炼自己的修养。更正自己的行为。以自己的行为去应照世间上的诸法。这种应照是科学性的、数学性的。比如要达到一种圣者的境界。规定为一百斤善因名为圣者。那么只具备一斤是不算数的。乃至九十九斤也是不行的。九十九斤只能算九十九斤。毕竟不是一百斤。故不圆满的。要圆满那必须要一百斤。差一克一毫也不能称圣者。因为一百斤又名圣者。所以行者之行是没有半毫虚假可走的。故尔需当三业实际应照。所以应有实际对尘标准。那就是最基本的也要以六度万行、十善、四无量、佛说诸戒为尺度。在这之前。首先得一步一个足印走正世法初基。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诸行。以做到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爱国爱民、爱世界、热爱和平。做到一个社会敬爱的善知识。以此为初因之基本德行。然后方可进修以下加行。如此较易相应。有人问佛教之修行如此善业。不但不杀生。而且思念也不准动一下。那么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坏人、魔妖之辈。不就提供了做坏事、害人民、坏佛法的条件了吗？这里我必须告之大家。佛教固以大悲普度为本。但又具大雄无畏之志。对于那些破坏众生利益、毒害大众生命、以邪说玷污正法正教、制造社会混乱的坏蛋、恶魔。是毫不松手去抗击的。是没有半分毫畏惧的。因为佛法修行是为自觉觉他。故尔为大众和国家即世界的利益。对个别的坏人是不会原谅的。故对坏人坏事、恶贯之行。要向有关正义部门反映的。总之。修行者一切皆是为了利益众生。凡是菩萨之举正是如是行持。故尔菩萨戒之建立魔天震之大骇。以下为证取般若之具体法要「加行」。
凡修行者首先得皈依而后随之发心。并必占了明修行学佛。一为自了生死。二为度脱众生。故当解行以下四句法义三业相应而行。直至生起实相。四句皈依发心即是：
诸佛正法从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诸资粮为利众生愿成佛
于此进入观无常。如初修行人未生出离心者。不依观修无常之法。即不能产生真修行心。更不能依法行持。或遇难即退。故当首具真欲求得解脱之道。急求出离轮回之法。若欲出离轮回。必悟世间幻化假合皆无常性。故当观无常。观无常者。即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有情决定死。无情决定灭。我体四大合。亦复如是义。应于静处前思后想。亲友离别已步黄泉。事时推岁。幼年步入青年。青年转入壮年。壮年归近老年。将入其土。我体正如是理。于无人处静心下来。观一切声响、观流水一去不回头。观当下念头言语已成无常。
而吾将接近亡故。死无定期。一气不来。当下两手空空而入中阴。世间诸有无从带去。我之当下肉体亦复如是。如意念观成实相。则会生起怖畏。此时出离心进入生起次第。于此才明了人生时间短暂。随时可死。方可进入怖畏之苦。此时自然精进用功而不懈怠。不易产生烦法心。修密者于此四部瑜珈自然相应。诸有法门亦复如是。具备出离心后。还必须严守戒律。方可播种善因。转换恶果推后续生。此以三聚净戒为主即是。
三聚净戒者:一、摄律仪戒。誓断一切恶无一恶不断。二、摄善法戒。誓修一切善无一善 不修。三、摄众生戒。誓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于此当静观我既发心学佛。欲脱离轮回诸苦。故当严守三聚净戒不可有犯。
在戒之基础上。还必须以十善作为基因。十善之修。应于实践中静观深思十善。自己是否时时事事均依之三业无异。如佛所云。修法得用无疑。若行持有异当下修正。若不如佛所说而行持。当然修法是没有受用的。故必行于三业实践。其具体十善即是不杀生而行放生。不偷盗而行施舍。不邪淫而修光行。不妄语而说实言。不绮语而说质直语。不两舌而说调解语。不恶口而说柔和语。不贪而修不净观。不嗔而修慈悲观。不痴而修因缘观。在十善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实施四无量心。建立德行。修四无量心。首先得起动果与因的实施。故而四条即是：
愿诸众生永具安乐及安乐因。
愿诸众生永离众苦及众苦因。
愿诸众生永具无苦之乐我心怡悦。
愿诸众生远离贪嗔之心住平等舍。
随意观慈悲喜舍四无量。对诸众生于实际行动中发此四种无量之心。施于实践。尔时当依次第而入。先由生身父母、妻室、夫君、儿女、岳父、岳母、诸亲眷属、带处身边亲近友人。次第而进。随之散于六道众生及法界一切有情。对诸有情。观如往昔互为父母。互为妻室儿女。因缘理信实则如是。故当三业相应于慈悲喜舍。落实于三业。尔时自观次第而进。若于生身父母、妻室、儿女均未相应。口言己行于众生相应。则为假相。未种相应之因。四无量心分三个次第。即是第一、生起次第。第二、圆满次第。第三、生圆环二次第。如有成就其四种无量心者。至少要达到圆满次第。若要解脱受用。必证生圆不二次第。四无量心进入生起次第。便可自知。如见到他人的生死、痛苦、灾难、幸福、富贵、快乐。从内心生得起慈悲喜舍的觉受并付之实施。即为生起次第也。圆满次第是建立在生起次第的基础上的完美境界。四无量心是否真生。可以从事例中自见。例如于行道中见一车祸伤一青年。废一肢体而残。惨状不堪。围观悲欲多泪下。汝亦如是悲心起动。过一时回家则无车祸之觉。早忘九霄云外。餐食如狼似虎。此种境界为普悲感。并非四无量之悲心。假如该车祸所伤者为汝之亲人。其悲伤之心境。却非平平。第一餐决难进食。何来虎狼食举。何以故。尔时多于思之己亲前途。心生悲妄。乃至夜不能眠。奔走求医。劳其筋骨。而不顾诸苦。若真发四无量心者。则应对他人之一切。如自己之一切。此乃菩萨行道必备之德。如证到圆满次第之四无量境。则能众生平等。以三业相应施之四无量实施之用。圆满次第区别于生起次第者。主要在于出之自然行业。不加半分毫厘强求之举。则备四种无量之心。在圆满次第的基础上。进一步则产生生圆不二次第境。此为胜义之谛。即为不染无著之四无量境。与般若有密切相关。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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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汉传佛教传入武汉地区较早。据《古灵山碑》记载：“高冠山(今武昌洪山)汉明帝马师建灵山寺”。寺已不存，碑文早失，无法进一步查考。建国后尚存的最早寺庙当推刘宋大明五年(461年)郢州刺史蔡兴宗所建的头陀寺(原位于武昌江边黄鹄山下的观音阁)，1954年修建长江大桥时拆除。稍后就是南朝梁武帝之子邵陵王萧纶所建的报恩寺(后易名为铁佛寺，武汉解放后因建学校拆除)。
武汉寺庙的修建，始于东汉，唐代有所发展，明清及民国是其发展鼎盛时期。南北朝时由官府直接修建庙宇，到南宋及明清以后，虽由僧人负责修建，但仍然得到官府或军政大员的资助和多方支持。幽济禅院由随州大洪山迁来武昌，宋理宗不仅发帑金，而且赐名万寿禅寺，明宪宗又敕令改为宝通禅寺；莲溪寺也曾得到明宪宗敕赐的匾额和清宣统敕赐的《龙藏》1部；归元寺在道光年间重修之后，皇帝追赐玉玺1方；民国4年(1915年)，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带头捐资修复归元寺，并亲书“归元古刹”、“胜大宏阔”、“三乘广运”3匾相赠。
武汉佛教有以下特点：尼多于僧，丛林在寺庙中占的比例很小，宗派虽有，但界限不明显。1950年统计资料表明：僧、尼的比例是1&#，丛林占全市寺庙总数的7.7%。在丛林中，虽有临济、曹洞派别之分，但他们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各色齐备，混合为一，没有太大的差异。只在讲教理时才涉及宗派的异同，仅从禅堂上所挂钟板而知此庙属于何宗。僧人在这个寺住过再往他寺，退了这家方丈又到那家任职，是常有的事。有的寺庙不仅禅宗内部各派友好相处，而且往往禅净同修，显密共存。
太虚法师对武汉佛教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民国初年，他曾到汉讲经说法。在以太虚为导师的汉口佛教会的影响下，武汉三镇及周边各县相继成立佛教正信会或分支机构，几年内皈依五戒者先后达6万人之多。他创办的武昌佛学院，带动了全国佛教僧人办学之风。太虚主张佛教三大改革，
提倡&&&“人间佛教”，
倡导“工禅”、“农禅”，认为信徒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他的这些主张，在武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后正信会慈济团的善举就是在他影响下的
直接成果。
武汉解放以后，佛教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逐步发生变化。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广大僧尼在政治、经济上获得解放；改变原来拈阄产生方丈的方法为民主选举；组织僧尼参加劳动以生产自救，逐步形成一批有益社会、有益自养的生产单位，僧尼也在劳动中改变过去靠经忏、施舍和租课而寄生的生活方式。广大佛教信徒经过学习和参加社会变革活动，提高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
随着寺庙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自救活动的开展，原来十分分散的小庙林立的状况已很不适应佛教自身的发展。1958年，按照既照顾信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又便于生产劳动和进行管理的原则，全市僧尼从272个寺庙集中到16个丛林之中。武昌大小庙宇的僧尼分别集中到宝通寺、莲溪寺、龙华寺、九峰寺、卓刀泉寺5处；汉阳集中到归元寺和铁佛寺；?口区集中到宝慧寺和护国寺；江汉区集中到栖隐寺上、下院(观音寺)及广讲寺3处；江岸区集中到古德寺、清济寺、双慈寺、法船寺4处。不久栖隐寺上、下院合并，双慈、法船与古德寺合并，成为14处。（表4--1)
&“文化大革命”中，佛教界受到极大冲击。从扫“四旧”开始，各寺庙全部被迫停止活动。&除归元寺的佛像及五百罗汉得以幸存，其余寺庙佛像全部被毁，寺院被占作他用，归元寺也一度改为翠微公园。僧尼被迫换装“还俗”，有的人还成了“专政对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平反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冤假错案，宗教职业人员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保护。有关部门归还了全部寺庙和房产的产权，并对8处寺庙和1处居士活动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归元寺、宝通寺、莲溪寺相继修复后，对外开放，恢复宗教活动。佛像开光，方丈、住持升座，都举行隆重法会，参加法会人数分别有千人左右。归元寺于1983年恢复中断了30多年的传戒活动，以后又进行了两次。宝通寺也进行了1次传戒。4次共新戒四众弟子1&500多人。3个寺庙还分别开办了僧伽培训班、爱道培训班，培养年轻的僧尼。恢复龙华寺、铁佛寺、清济寺，卓刀泉寺和正信会为老尼众集中点。寺庙恢复开放后，除满足宗教信仰者宗教生活外，还吸引着更多的国内外的观光客人。归元、宝通两寺分别在年各启建了1次水陆大法会，成为1949年后的首次。
建国后成立了武汉市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及武汉市佛教协会。武汉市佛教协会于1955年成立，到1989年共召开代表会议6次。筹委会和协会做了大量工作，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政策，代表佛教信徒的合法权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对信徒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守法教育，组织信徒生产自救和搞好自养事业，做好外事接待工作，真正起到了党和政府联系佛教界人士的桥梁作用。佛教界的代表人士，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表4--2)
【寺庙】寺庙是僧尼供佛、居住修行和信徒参加佛事活动的场所。僧或尼聚居的有一定规模的寺庙叫丛林，丛林有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和制度。小庙则是住持人师徒相传，一般所住僧或尼5--8人，且多为尼众的庙庵。民国20年(1931年)为武汉近代佛教鼎盛时期，曾号称有大小寺庙317所，丛林21家，僧尼达4&000人。
武汉三镇稍具规模的21处丛林中，17处都是明、清及民国初年修建的。从三镇看，武昌地区寺庙修建早于汉口，武昌的9处丛林，8处是明代以前修的，另一处也建于清初；汉口的10处，有7处建于晚清及民国以后。武汉大小寺庙的分布，以武昌最多，汉口次之，汉阳最少。(表4--3、表4--4)近代社会公认的武汉佛教四大丛林是：汉阳的归元寺，武昌的宝通寺、莲溪寺，汉口的古德寺。
汉口佛教正信会所，是全市居士集中进行佛事活动的地方。居士是指接受三皈五戒的在家男女信徒。陈铭枢、李书城、沈肇年、陈志纯等都是曾在正信会参加过佛事活动的居士。&“文化大革命”中，武汉的寺庙全部遭到破坏。“文化大革命”以后，宗教政策得到恢复并落实，寺庙已全部退还。经过大规模维修，归元寺、莲溪寺、宝通寺分别于、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正信会作为居士活动场所也于1985年开放。龙华寺、铁佛寺、清济寺、卓刀泉寺经过修缮，成为老年尼众集中居住、修持和学习的场所。古德寺尚待腾退修缮，才能恢复开放。
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于汉阳区翠微横路20号，建于清初，有湖北首刹之称。
归元寺经多次增建，始具丛林规模。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浙江?川僧人白光、主峰募捐，购得王章甫的葵园为基地开始创建。首先建起焚化尸骨的普同塔，检化无主尸骨。3年后建成禅堂、大雄宝殿、客堂和斋堂。康熙三年(1664年)建成祖堂、韦驮殿和方丈室，遂取《楞严经》中“旋元自归”、“归元无二路”之意定名为归元禅寺。因白光到京山县滴水洞另修庙宇，推主峰升座为首任方丈，继续主持寺的修建工作。至康熙八年，建成老藏阁、钟鼓楼。康熙十三年(1674年)观音堂、云水堂、内外寮舍、三塔院及大小山门落成。经过16年的努力，蔚然成为一大丛林。道光十四年(1834年)汉镇李祥兴施款修建24间呈田字型结构的罗汉堂，咸丰二年(1852年)毁于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募化钱款修复。光绪十八年(1892年)开始重建罗汉堂，请得黄陂艺人父子重塑五百罗汉，历9年竣工。辛亥阳夏保卫战中，归元寺为起义军粮台所在，遭清军炮击，绝大部分建筑变为废墟，唯罗汉堂、老藏阁、普同塔三处幸存。民国4年(1915年)重修大雄宝殿，1922年新藏经阁落成，1927年念佛堂及其他建筑亦相继修复。
武汉解放后，年又经过多次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归元寺被迫停止宗教活动，幸殿堂和佛像得到保护未遭毁坏。曾有群众组织准备占据其中，也有人想在寺中办工厂。当时留在寺中任管理员的昌明于1968年4月上书周总理，始得保全。以后一度改为翠微公园供游人参观，1979年将寺庙交由僧人管理，恢复宗教活动。
归元禅寺坐西向东，&(图3)山门悬挂红底金字“归元禅寺”直匾(因道光皇帝追赐玉玺一方，钦定上赐玺者，寺额可以直书)。1915年归元寺重修后，当时任民国政府副总统的黎元洪写了“归元古刹”(现悬挂在天王殿门额)、“胜大宏阔”(现悬挂在大雄宝殿内)两匾相赠。新藏经阁落成后，黎又赠“三乘广运”的横额(后毁于“文化大革命”中)。
归元寺的殿堂是多次增建而成，不如一气呵成紧凑，但高低起伏，疏密相间又自成一格。山门的位置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北面东，韦驮殿却面东偏南，名曰“烈马回头”，隐寓“悟逆行正”的禅机。全寺现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殿舍200多间，分南、中、北院。中院是寺的主体部分，前为放生池，中为韦驮殿。再进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内有一海岛观音像，主体前倾，国内仅有杭州灵隐寺海岛观音像能与之媲美。两殿之间形成院落，南厢为客堂，北厢为斋堂。大雄宝殿之后是禅堂。南院是罗汉堂，在田字型的罗汉堂内，依次排列着五百尊泥塑金身罗汉，坐卧起伏，千姿百态，喜怒哀乐，神情各异。北院是藏经阁、大士阁和念佛堂所在。藏经阁后为翠微峰，阁前院内有放生池和翠微井，在放生池东侧，供奉着台湾同胞送来的观音大士紫铜雕像。藏经阁是两层歇山式建筑，双檐高耸，气势非凡。楼上收藏有多种版本的佛教经典7&000余卷，内有暹罗亲王所赠巴利文小乘藏，日本政府赠的和装大正藏，慈海法师赠的藏文经典，以及精装大藏续刊频伽藏真言丛书、二十四史大正藏续藏。还有唐褚遂良书《圣教序》拓本，柳公权书《金刚经》正楷拓本和珂罗版本，明段志珑用菩提树叶绘制的菩萨像谱，清竹禅绘制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谱等珍贵文物。楼下为文物陈列室，有北魏石刻、唐代观音以及历代雕塑的其他佛像，还有名人字画及各种法器。正面排列着三尊玉佛，中间一尊是缅甸信徒赠送的一米多高、重达一吨多的释迦牟尼玉像。图3汉阳归元禅寺
创建寺庙的白光、主峰法师，是禅宗曹洞宗三十一世传人。佛教史载：曹洞宗传至清代，有寿昌、云门两大派，归元寺属云门下百丈明雪旁出的一支，同鼓山、焦山并称为清末曹洞三支法脉。建国初期，果祥任方丈，为曹洞宗四十六世。后弥宝法师任方丈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由昌明法师任方丈至今，昌明法师师承临济宗。据统计，归元寺常住僧人1931年为200余人，为全市各寺庙之冠，1950年尚住有百人。
大革命时期，雪峰方丈与董必武常有交往，他亲自接待***人吴德峰、耿丹、罗荣桓、王平章、魏人镜、刘什衡等人在寺内开会，并为之巡逻。抗日战争期间，立明方丈号召并组织僧徒北上参加义勇军抗日。
归元寺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其经济实力为各寺庙之最，历代护法捐赠不少田产和山场，供寺庙维修和扩建。每年农历正月间，罗汉堂门庭若市，七月间焰口忙不暇接，佛事活动收入颇丰。寺内常住及挂单僧人总有两三百人之多，成为近代鄂、豫、湘三省佛教的传戒中心。过去年年定期传戒，一直持续到1948年，每期受戒人数多则四五百人，少则一二百人。在归元寺受戒的弟子遍布全国，远及港、澳及东南亚。清代驰名下江的焦山定慧寺禅宗大德福毅、澄洮，当代名僧慈舟、持松都“受具”于归元寺。国内著名高僧大德月霞、园瑛、慧明、慈舟、持松、太虚等都曾先后到此讲经说法。1927年如海法师在寺内还办过僧伽学校。1948年传戒活动中断，1983年重新恢复。1983年12月、1986年1月、1988年12月分别传戒3次，参加受戒的有武汉市和湖北省27个县及江西、湖南、广东、贵州、安徽、浙江等省的四众弟子共有900余人。1989年启建水陆道场七永日，活动甚为隆重。1983年夏季举办僧伽培训班两期，培养学僧30名。
新中国成立，归元寺僧人随着土改、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在寺内也废除了封建压迫制度，发挥了“农禅并重”的传统，逐步转入生产自救，种水田、糊纸盒、经营火葬。在水田征用后，又创办起素食堂、茶亭。除老、病者外，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寺内还住有僧众72人。
“文化大革命”后，归元寺成了远近信徒参学拜佛的圣地，也成了中外人士参观游览的良好处所。春节期间，每天参观、拜佛的，有时多达数万人，门票收入成了归元寺重要经济来源。归元寺逐步实现了以寺养寺、以寺养僧的自养局面。归元寺还先后接待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欧洲共同体主席詹金斯、日本国总理中曾根康弘、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国家首脑和贵宾。1984年，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和武汉市佛教协会会长、归元寺方丈昌明，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印度访问，成为本市佛教界建国后出国访问的第二人(第一人是1961年随喜饶嘉措率领的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的弥宝方丈)。1989年他还应邀到香港参加太虚法师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湖北省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公布归元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经国务院审定为全国汉族地区开放的重点寺庙。
宝通禅寺 宝通禅寺位于武昌洪山南麓，始建于南齐。洪山古名东山，故寺原名东山寺。唐贞观年间(627--649年)进行扩建，改名弥陀寺。南宋端平年间(年)因金兵南侵，湖北随州一带沦为战场，经朝廷同意，将原在大洪山的幽济禅院移至武昌，在弥陀寺前扩建，宋理宗赐名万寿禅寺。元代大德、至正年间(年)曾数次扩建，至正十六年(1356年)毁于反元起义的战火之中。明初，楚昭王奏请朝廷同意延请浙江龙门海禅师重修庙宇，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宪宗皇帝敕赐“宝通禅寺”名。(图4)崇祯八年(1635年)，楚昭王九世孙璧山侯朱蕴溜扩建弥陀殿，新建二十四间罗汉殿，重塑五百罗汉像。礼部尚书贺逢翌撰文纪其事。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起义军攻打武昌时，该寺又毁于战火，唯大殿及宝塔幸存。清康熙十五年至三十年(年)，巡抚张玉如增修在前，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总制毕山复兴于后，仿北京西山诸刹建制，规模宏大壮丽，为武昌诸寺第一。咸丰初年又毁于战火。现存建筑是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绪五年(1879年)期间重建的。民国13年(1924年)持松法师任宝通寺方丈时，又在后边修建了法界宫和瑜伽堂。
寺后宝通塔原名灵济塔，始建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一说为至元七年。至元二十八年竣工。因纪念开山祖师灵济慈忍大师，故名灵济塔。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塔随寺改名宝通塔。因坐落在洪山，后人又称之为洪山宝塔。清咸丰年间兵火中，宝塔顶部被毁。同治十年至十三年(年)，总督李翰章拨炮铜万斤，巡抚郭柏荫拨款，并劝捐督修。修复后的宝塔比旧塔高5尺，飞檐易木为石，护栏改木为铁，塔下围廊改用八方石，修山门台阶200多级。塔7层8面，每层各面有窗口，窗外环以铁护栏。塔高44.1米，塔基周长37.3米，塔顶宽4米。塔内石外砖，仿木结构，由下而上，逐层内收，威武挺拔，有“数峰天外塔上塔”之誉。塔与所在的万寿禅寺工程之巨，设计之巧，时称鄂中第一。塔有石级盘旋而上，每层都有专名。依次为一柱擎天、二仪高下、三山半落、四顾茫茫、五云多处、六合清朗、七级浮屠。登塔远眺，极目楚天，两山对峙，二水分流，重湖环布，高楼林立，三镇英姿尽收眼底。
宝通禅寺坐北面南，殿宇建筑依山就势，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经历代兴建，有正殿六重，堂阁百楹，自下而上为山门、放生池、圣僧桥、天王殿、大雄宝殿、祖师殿、藏经楼。至此中分，右为禅堂，左为方丈室。侧后是铁佛殿、华严洞、华严亭、法界宫和宝塔。主要建筑为砖木结构，歇山顶形式，斗拱飞檐，彩绘雕栋。法界宫的建筑独具风格，屋顶起亭，造型象征五佛方位，上盖黄瓦。整个建筑群，布局得当，结构严谨，错落有致，称为“武昌第一巨刹”。
宝通禅寺历为禅宗临济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延请觉音法师任方丈后转为曹洞宗。而法界宫、瑜伽堂又为密宗。宝塔下的华严亭，相传为弥陀寺旧址，为禅僧闭关习定的关房。寺僧荣妙即在此刺血合金恭写《八十华严》。名僧无念禅师曾任宝通寺方丈，留有圣僧桥遗迹。&
辛亥革命时，蒋翊武任护理战时总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宝通寺。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谭人凤曾以宝通寺作为使署，进行南北谈判。山之东有公墓，北伐中牺牲的官兵葬于此。大革命失败后，王仲友烈士曾隐藏在寺内，出寺后仍被胡宗铎、陶钧杀害，方丈问贤为此也被捕入狱。后来王、江(佐芝)两烈士的遗体由莲溪寺方丈体空和尚及问贤方丈秘密收拾埋葬。 宝通寺因历代帝王官府的护持，积有大片田产，除出租外，和尚也参加一些劳动。土地收入是宝通寺的主要经济来源。武汉解放后，源成方丈拥护土改政策，主动将寺有的120多担田和170多担地退押清算，将土地分给农民。继而组织僧众开茶社，办素食堂，经营火葬场等以生产自救。后又组成武昌第一毛巾生产组，逐步发展成光辉毛巾厂、国营武昌手帕厂，源成任副厂长。1959年大鑫和尚由三佛阁转到宝通寺担任方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他响应大搞副食品生产的号召，除发动寺内僧众开荒种菜外，又创办了食用菌的生产基地，菇床由80平方米发展到1&800平方米，从培养菌种到生产蘑菇、香菇、草菇，全由僧人自理。不仅创造了财富，而且推动了全市宗教界食用菌的生产。他们生产的菌种远销到湖南、黑龙江、青海等省。为帮助外来学习人员，还义务办培训班14次。
1958年全市僧尼集中时，武昌各寺庙的佛像、文物都集中宝通寺。最珍贵的是铁佛寺唐代天宝年间铸造的3尊(两大一小)铁佛和宋代孟珙所铸铁钟。“文化大革命”中宝通寺受到损害最大，佛像被毁，寺庙被他单位占用，僧人被迫还俗，3尊铁佛全部被毁，唯铁钟犹存。雄踞山门的1对明初精雕石狮也被砸破，后经精工粘补，始复原如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占用单位逐步迁出，殿堂经过修缮焕然一新，又重塑佛像、罗汉金身，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恢复宗教生活，道根法师担任方丈。佛像开光，方丈升座，都举行了隆重法会，参加者有上千人。宝通寺历来为禅宗道场，以坐禅为主，很少佛事应付，遵从祖训每60年传戒1次，上次传戒为1931年，古德寺方丈澄照、光孝寺方丈本焕均是1931年宝通寺戒子。宝通寺现有常住僧人50多人。
宝通寺依山修建，环境优雅，空气清新。寺后古树参天，一片郁郁葱葱，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于绍兴年间(年)登山植松。山上有泉水数处，最著名的叫“白龙泉”，泉水清碧甘冽，因常有乳峰涌起，故又有“乳泉”之称(今干涸无存)。历史上文人墨客的游览题咏甚多，山上尚存东山赋摩崖石等八景。宝通寺1959年被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开放的重点寺庙。洪山宝塔于1956年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莲溪禅寺 &莲溪寺位于武昌古绿瓦窑盘龙山，即今傅家坡涂家岭，现为尼众丛林。
莲溪寺创建年代有唐代和明代两种说法。据民国10年(1921年)所立《武昌莲溪寺记》石碑记载：“莲溪寺者，武昌附郭东南之胜境也，……自唐、宋以来称曰盘龙山莲溪寺者久矣。”据此，应为唐代所建。又有一说是明代所建，《江夏县志》称：“莲溪寺明建清修，光绪中再修。”寺内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所立石碑两方，亦称“创自前朝”、“创自先朝”。故有明建清修之说。但近几年出土一块残碑，碑载耶律鼎衡、耶律开三的亲属乐捐土地与莲溪寺，请寺僧豁然代为看管耶律氏的坟墓。这块残碑证明在元代已有莲溪寺。
元朝末年，莲溪寺毁于战火，明代重建。近出土石幢记载：“列国楚王三太子创建”。据此，莲溪寺为明代楚昭王朱桢之三子永安王朱孟所重建。成化十年(1474年)宪宗皇帝敕赐匾额。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大修，明末又全部被毁。清康熙年间，法融长老主持重建。由于寺在市郊盘龙山，地势较高，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寺庙屡建屡毁。咸丰六年(1856年)兵火又使莲溪寺成为废墟。寺僧方正结茅蓬于废墟之上，供奉香火30余年，看守荒地山场，保护遗迹。方正圆寂，茅蓬为一游方道人曹永贞寄居。光绪十五年(1889年)道人主动告请地方官绅，将山场水田交还僧人管业。道明和尚应缁素和乡绅之请，由武昌县寒溪寺移锡莲溪寺，将私蓄的2&000余金加上募化所得在废墟上重建寺院。经30多年艰辛，扩建殿宇寮房数十间，塑佛像，安僧人，按照丛林规模定期传戒，使莲溪寺逐渐发展起来。现有寺庙殿堂，就是此时依宋元规格所重建。
寺院坐北向南，一进为弥勒殿，东为祖堂，西为禅堂，背面为韦陀天将。二进为大雄宝殿，供奉丈六金身释迦牟尼佛坐像。三进为大彻堂，上为藏经楼。入山门有一天井，厨仓等附属建筑都在东边。整个寺院建筑结构严整，布局得当。
清宣统三年(1911年)莲溪寺奏请获准，请回《龙藏》一部，并制有部分藏经木刻版，可自行印刷。民国初年体空方丈在此创办湖北华严大学，为当时全国佛教最高学府。体空任方丈期间，于民国17年(1928年)以武昌张之洞路(今紫阳路)的八腊庙为莲溪寺下院，开办过湖北佛教讲习所。八腊庙被毁后，又以文佛阁为下院，能海法师任方丈在此传法讲经。居士李书城、胡觉生、韩大载都来此讲经说法。文佛阁是丛林中的密宗道场。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经常在寺内与张国恩、恽代英、李汉俊、包惠僧、王平章、蔡以忱、李书城等人秘密接头，受到体空方丈多方掩护。吴德峰、张复初在八腊庙接头时，体空发现情况有异，设法掩护吴、张脱险。有几位烈士被害后，都是由体空方丈和下院当家问贤法师收尸掩埋。
莲溪寺在1952年曾两次关闭，由道根法师主持恢复。当时常住僧人有50余人，为生产自救，兴办草织品厂和火葬场。“文化大革命”中，莲溪寺佛像被毁，殿堂被占用，僧人还俗就业。1985年各占用单位迁出，殿堂进行了大修，重塑全堂佛像，确定为省级重点开放的尼众丛林。由比丘尼慈学法师任住持。
莲溪寺地处城郊，环境幽雅。相传寺内竹园之后有楚昭王三子之塔，现已无存。四周山地原来古木参天，葱茏茂密，曾有“林章”之称。寺后现存古树数株，为“林章”幸存遗树。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莲溪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德禅寺 古德寺坐落于汉口黄浦路上滑坡74号，修建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原名“古德茅蓬”，由隆希和尚创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扩建。民国3年(1914年)，龙波和尚将其改为丛林，取寺名为“古德禅寺”，并为首任方丈。1916年始建天王殿、客堂、斋堂、寮房、方丈、禅堂、觉幻社。1921年始建大雄宝殿及观音堂、云水堂，历时13年方成。为武汉地区四大丛林之一。
古德寺坐东向西，山门上原有黎元洪写的“古德禅寺”匾额，山门后是天王殿，殿后是一院落，有一小花园，再进是大雄宝殿。此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仿缅甸“阿难陀寺”式，殿基占地5&000平方米，殿高16米。殿顶有象征五佛四菩萨的9座佛塔，塔周围有96个莲花墩和二十四诸天菩萨像。殿内正中供奉释迦牟尼、药师、弥勒3尊佛像，像后为西方三圣，左右为二十五圆通及文殊、普贤菩萨像。整个大殿威严肃穆，建筑结构雅致大方。寺院的左侧为方丈室、觉幻室、观音堂、藏经楼等，右侧为僧寮舍、客堂、斋堂等。寺后及左侧空地曾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整个寺院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有3&600平方米。古德寺主要建筑物的造型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古德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关闭，佛像及文物全部被毁，殿堂改作他用，大雄宝殿、客堂、斋堂、禅堂等先后改建为生产车间。1986年市人民政府确定将产权归还佛教协会，占用单位武汉照相机厂正在腾退之中。
武汉市人民政府于1959年将古德寺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任方丈是澄照。
汉口佛教正信会会所汉口佛教正信会在民国18年(1929年)之前称汉口佛教会。1920年成立之初，先后租借夏口县农会(慈善堂)和安徽会馆为办事处。因地方狭窄，不适应开展活动，遂自建会所。1921年副会长王森甫居士将其兄琴甫自置的位于汉口栖隐寺隔壁之承启堂地基100平方米施舍会中。旋由会员分头募捐，始得于8月开工，10月底前栋竣工，遂迁入使用。举行几次法会之后，仍感不敷使用，商议继建后栋，由会长李隐尘等居士于腊月十六日柬请武汉政商各界会商，当场与会者随喜捐助，约得万金。除偿前栋工程欠款，余者即作建造后栋之基金。后由胡子笏之媳胡汤佩琳女居士舍其全部嫁奁以助之，并刺血画观音大士像，石印4&000多张功德券赠会发售，共得万余金，使工程圆满完工。1923年农历除夕前3天会所全部建成使用。
会所建筑呈口字型，四周是殿堂，中间为天井。正殿位于后栋二楼正中，供释迦牟尼佛像，两边“止单”墙上挂百佛画像。农历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的共修之期，都在大殿进行。前楼讲堂是传经说法的地方，可容500人。东三楼为密坛，密宗信徒每月初十、二十五日会供期在此举行。西三楼供奉阿弥陀佛，供净土牌位。楼下正殿为说法堂，供有缅甸佛教协会赠的5尺高玉佛一尊。殿内可容600人。前栋楼下是接引殿，供丈六金身接引佛，能容200人，护法殿供8尺韦驮立像。其他塑像一般从丛林法式，唯楼房结构有别于其他寺庙。正信会在长江中游地区活动了几十年，其影响居国内在家学佛团体的前列，为武汉佛教活动的又一中心。1952年后，陈铭枢任该会临时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离汉后公推韩大载为代主任委员，沈肇年、陈志纯为副主任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正信会停止活动，大部分文物集中到归元寺，佛像全部被毁。1982年成立了以朱志刚居士等11人组成的正信会恢复委员会，1985年浴佛节正式恢复了宗教活动。
【佛学教育】武汉佛学教育，分为月霞的寺院系和太虚的学院系。
月霞法师是湖北人，民国初年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主要讲授华严经，并兼及其他。在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多办有华严学校。武汉的莲溪寺、九莲寺办的华严学校及普度寺办的法界学校均属这一系。
太虚法师是浙江人，主张佛教改革，提倡“人间佛教”。早年在江浙推行僧伽教育，一再受挫，后讲学武汉，取得四众支持，于民国11年(1922年)首先开办武昌佛学院，为后来创办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奠定了基础。太虚一生兴办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了很多僧才。武汉的四个尼众佛学院属太虚一系，这些学校规模虽小，但都较有影响。
武昌佛学院及世界佛学苑武昌图书馆 &民国10年(1921年)底，太虚因接管杭州净慈寺叠生故障，便想在武汉设立一个培养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1922年春，经李隐尘提倡号召，陈元白奔走联络，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间接支持，得到武汉、荆州、宜昌居士的赞同，集30余人作为创办人，每人每年认经费400元，创办起武昌佛学院。选得武昌通湘门外千家街(现炮兵学校院内)黎元洪的族叔、川汉铁路总办黎大均的空宅，商得大均之子宅主黎邵平的同意，以15万元购为院址。经呈报湖北省教育厅批准，并报教育部备案，于当年浴佛节在汉口佛教会举行典礼。太虚任院长，梁启超(时在中华大学暑期讲学)任董事长，李隐尘为院护。学制为专修科，各省学生陆续来院报考，出家、在家兼收。招得学员60人，后增加到80余人，还有住院旁听的，最多时达100多人，7月16日正式开学。课程采用日本佛教大学教材，管理制度参用佛教丛林办法。原定3年毕业，后改为2年。1924年毕业学生80余人。第一期学生毕业以后，学制有所变动。改专修科为大学部，另成立研究部。原专修科毕业生入研究部深造，留级的同新招学生入大学部。1924年秋两部同时开学。1926年因政局动荡而停办，院址的大部分房屋为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军医处占用，直到1932年才全部收回。
1928年改武昌佛学院为世界佛学苑筹备处，王森甫任董事长。次年办研究部，规模很小，男女生共30余人。1930年停办。
1932年军校迁走后，即着手筹备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作为建立世界佛学苑之第一步。夏季太虚大师赴川讲经途经武汉之时，图书馆正式宣告成立。方本仁任董事长，董事新增陈经、贺衡夫等商界巨子，法舫代馆长。经费收入比较稳定，研究员增加到20余人。研究工作分为佛经考校科和佛学编译科。此外还设有《海潮音》月刊编辑部、《正信》半月刊编辑部。因合格的研究员太少，开办了预习班，年两次收研究预习生。馆藏图书经多方征集采购达2.24万种、2.42万册、1.11万卷，大藏经有6种之多。
1938年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教职人员均随政府西迁。图书馆一部分图书寄存汉口福来洋行，留在馆内的大部分经书都被日军劫走。馆址也被日军兽医队占用，房屋损失大半。抗战胜利后，又为国民党十八军兽医队补给站接管，苇舫法师奉太虚大师命筹备复兴武昌佛学院，几经交涉，始发还图书馆馆址。经过修缮，1946年9月法舫法师从锡兰回国主持院务，佛学院又恢复招生。先后招研究生20余人。经费主要靠正信会支援。
武昌佛学院及世界佛学苑遍研大小乘经论，不专一宗，但仍以唯识为长。民国时期全国办佛学院蔚然成风，武昌佛学院起了带动作用，培养的学僧遍布全国。法舫、法尊、会觉、默庵、观空、光峰、净严等都是第一期毕业的学僧。印顺、谈玄、尘空、本光、苇舫、竺摩、止安、月耀等都是当时的研究人员。毕业生中致力于佛学教育者甚众，净严创开封佛学社，后赴河南佛学院之任，芝峰主讲于宁波白湖佛舍，量源办拈花寺佛学院，克全办狮吼佛学院，大醒代闽南佛学院院长之职5年，法尊主持汉藏教理院教务，寄尘主持九华寺佛学院和岭东佛学院教务，现月主持常熟法界佛学院教务，会觉、满智、芝峰先后主持闽南佛学院教务，法藏入藏，超一赴西康，墨禅留日，光宗、了参赴锡兰，体参任教于印度国际大学，法舫任教于锡兰大学。
武汉解放后，学院经济无着，学僧多转到中南军政大学学习，部分人员留下办大雄小学。1953年院址因建立炮兵学校被征用，馆藏文物及佛经佛像分别移交文物部门和归元、宝通、三佛等寺院。
武昌佛学院女众院、菩提精舍、八敬学院、栖隐女众学院都是武昌佛学院一系，均为接受汉口佛教正信会支持的佛教学校。
武昌佛学女众院及世界佛学女众院 武昌佛学院所办的女众院是全国第一个女子研习佛学的道场，系民国13年(1924年)李隐尘居士等捐资创办。1928年武昌佛学院改名为世界佛学苑筹备处，女众院也改名为世界佛学女众院。1933年方本仁夫人李德慈女士任董事长后，筹集资金，院基益显稳固。始由李德本女居士主持，李德瑛女居士协助。1926年北伐军围城，各董事及办事人员均他去，由李德瑛女居士坚守其院。李德瑛曾留学日本美术专科，毕业回国从事女子师范教职员数年，后皈依太虚法师，一心研究佛学。在女众院任监院时，得学界出身的定成法师共办，后德瑛剃度出家主教务，定成任监院。女众院除讲授佛经外，兼教授科、哲、文学等。1934年，德瑛法师年迈退院，定成法师也另有他就，继任者为杨德肇、蔡超爽二女居士。后由定初任主持监院，增加英文、数学课程，成绩颇著。1948年定初积劳成疾，经董事会推举法澄法师继任监院。女众院每期3年，学员20--40人。1948年，大部分学生转入汉口栖隐尼众学院。 &菩提精舍 菩提精舍系比丘尼众修学道场，以“养成比丘尼众弘法才德，摄化在家信佛女众”为宗旨。为湖南比丘尼恒宝于民国21年(1932年)创办，校址在武昌大朝街。恒宝自任舍长，尊太虚法师为导师。招收比丘尼及受三皈五戒茹素者，3年毕业，不收学费和伙食费，每天都有劳作课(缝纫、种植、烹饪)。共招2个班，1938年武汉沦陷时停办。
八敬学院 八敬学院于1932年由超荃、德融等比丘尼创办，取佛教“八敬”戒条之意。院址在?口王家墩原私立育婴堂旧址。后超荃退出，由德融独办，请范纯惠女士代教务，能空负责训育，分研究、补习两个班。研究班系前菩提精舍之学尼，补习班为前正信会女子补习班学员，授一般课程。边学习边劳动，自给自养。抗战时因武汉遭轰炸停办。
汉口栖隐尼众学院 &汉口栖隐尼众学院创办于民国37年(1948年)初，苇舫任院长，定初主教务。第一届学员均由武昌女众院转来，经过1年学习，连同武昌女众院的两年一并计算，有40人毕业。第二届继续招生30余人。武汉解放，学生半工半读，一边学习，一边织袜子。最后全体师生(除超荃外)转入武汉市妇女缝纫工厂，学院遂告结束。
汉口华严学校 汉口华严学校是九莲寺办的一所佛教学校。了尘和尚于1922年(一说为1923年)在寺内创办华严大学。慈舟、戒尘二法师任教。农历八月十八日预科开学，九月初十日华严大学正式开课，有学僧30余人，于1924年4月毕业。课程除讲华严经外，兼讲其他经论，后因故停办。到1932年乘空法师任九莲寺住持，成立九莲僧学苑，专收年小可造就之沙弥或比丘，授以佛教初等课本及其他浅显知识和音乐、体育课。
华严学校是月霞法师倡导的。慈舟和戒尘都是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华严大学教授的学生。
武昌华严学校 武昌华严学校全称为“中华佛教湖北华严大学”，于民国16年(1927年)由当时担任湖北佛教会理事长的莲溪寺方丈体空法师创办，校址设在莲溪寺，体空为校长，刘非为副校长，问贤为校监，妙阔、济周二人主持，聘请性彻、机通、体如等为教职员。持松法师每年从上海来汉讲课两月，武汉大学张少圃教授英语。学生最多时有六七十人，3年毕业。该校也是月霞法师办学一脉的延续。
普度寺法界学校 1948年，武昌武胜门外普度寺住持同体和尚为纪念月霞百岁冥寿开期传戒，并筹办初级法界学院，专收初学学僧，共30名，未终期即停办。普度寺为唐代古刹，清末月霞法师住持时复兴。
【经济来源】武汉解放前的佛教寺庙，总体讲在经济上是比较困难的。除宝通寺、归元寺等几个寺庙有一部分土地出租、以租金弥补其支出外，其余多数都是靠经忏佛事活动收入来维持生计，僧尼生活比较清苦。有民谣说：“归元寺的戒，一天八百拜，吃的糙米饭，咽的臭腌菜，跪的青石板，睡的黄花菜”。武汉沦陷期间，汉口栖隐寺尼众生活发生困难，遂在山门贴上告白：“本寺断炊，发心打饿七七天”，不日招来红十字会负责人和新闻记者。报载：“栖隐寺四十八位寄生虫，已无米下锅，求四方援助……”虽然得到约五石米解决燃眉之急，却使尼众感到羞辱。
武汉解放初，市佛联筹委会一成立，就组织广大僧尼走自力更生的路，生产自救。
栖隐寺的尼众于1950年春成立织袜子小组，借正信会二楼作车间进行生产。因销路不好，改做缝纫，为3604工厂加工服装。后并入武汉市妇女缝纫工厂，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赶制军需用品，既支援了前线，也解决了尼众的生活困难。直至朝鲜停战，工厂才解散。
市佛联缝纫加工厂于1951年2月在十方寺成立，四众弟子200多人参加生产，赶制抗美援朝军需物资，直至朝鲜停战。
正觉寺、极乐寺组织起毛巾生产组，1955年同宝通寺办的毛巾生产组合并，1956年组成第五毛巾生产合作社，宝通寺方丈源成任主任。
位于?口区的楞伽寺组织起无线电压塑件厂，1955年改为佛力童装生产合作社，1956年转入市第十童装帽生产合作社，超荃任主任，慈学任副主任。1958年转国营康乐帽厂，慈学任副厂长。1961年又转入汉桥童装制帽社，不久又合并到电子工业局所属的电子零件十二厂，慈学任副厂长兼工会主席。三佛寺大鑫方丈筹资办佛联装订合作社，僧尼96人参加劳动，1956年转市第十装订合作社，无碍任主任。1958年转入国营新华装订厂。
市佛联装订组成立于1955年，1956年改为市第十四装订合作社，有僧尼110人，朱志刚任主任，如理任副主任。1958年转入国营汇文装订厂，至今仍在。朱志刚任副厂长直至退休。
1955年佛联纸盒厂成立于归元寺，14名僧尼参加，果敏、瑞光任正、副主任。1958年并入国营汉阳纸盒厂，1961年又退回为生产合作社。
三佛寺同区民政部门合办的安瓶生产组、制盒组，后与有关工厂合并改为红光玻璃厂和东风印刷厂，有30名僧尼在印刷厂工作。
归元寺同道教、居民委员会三方合办的生产组，以后转入国营湖北省新汉医学玻璃仪器厂，有20名僧尼参加劳动。
古德寺澄照和尚办的洗把厂与广讲寺办的社会福利综合厂合并，以后又并入武汉市自行车二厂，有僧尼78人参加劳动生产。广讲寺还办有群争纸盒厂，12名僧尼参加劳动，1962年停办。
江汉区寺管会办的力生缝纫厂有31名僧尼，宝通寺办的棉麻加工厂有38名僧尼，后分别由满春、中南街接管。
以上这些生产组织经历了合作化阶段，有的并入国营企业。参加生产劳动的僧尼，改变了“超出三界外”，“关门修行”的状况，有的成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日《长江日报》以《出家人的喜悦》为题，报道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说：“社会主义高潮涌进了寺庙……，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不妨碍社员们宗教信仰，他们白天有固定做宗教仪式的时间，他们的口号是：生产、学习、宗教活动三不误。”
由寺庙办的企业并保存下来的有：
归元寺1956年开办的素餐馆一直受到香客、游人的欢迎。“文化大革命”中经政府拨款扩建，改名为“云集斋”素餐馆，厅堂焕然一新，有素席及快餐供应，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好。1979年由归元寺收回，交旅游服务部承包经营至今。
宝通寺素餐馆创办于1957年，“文化大革命”中区政府接管并用数万元进行扩建，增添设备。1978年统计，有固定资产6万余元，流动资金2万多元。
宝通寺、归元寺、莲溪寺和广讲寺办的火葬场，正信会办的殡仪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大多停办，有的被接管。
“文化大革命”后，房产租金收入成为佛教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1958年佛教界出租的房产统一由市房地部门经租，少数经租费用作补助僧尼生活之用。从1985年元月开始，这部分房产(约40栋，8.62万平方米)全部由佛协收回自己经营。至1988年的3年中，共收租金68.64万元，除用于房屋的维修之外，用于宝通寺、莲溪寺和正信会的维修共计人民币45.45万元。近几年，对4处危旧房进行开发改造，不仅使危房变成新房，而且增加了面积，从而增加了佛教自养能力。
归元寺、宝通寺恢复开放以后，门票收入成为寺庙收入的又一重要经济来源，特别是归元寺，每年门票收于超过百万元，本寺的维修费用主要靠这些经济来源。
【团体】武汉的佛教团体，包括寺庙联合性质的佛教会、四众弟子联合组织的佛教协会和居士团体的正信会。
汉口佛教正信会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时间跨武汉解放前后的居士团体，参加正信会活动的有不少知名民主人士，在武汉地区影响比较大。 &中国佛教会湖北分会和抗战胜利后的湖北佛教整理委员会只存在到武汉解放前夕。这个组织虽然成立较早，具体工作却不多，主要活动在武汉。建国前，武汉虽然有一个汉口佛教会，却没有覆盖三镇的全市性组织。
武汉沦陷期间，日本侵略军曾通过亲日僧人成立日伪佛教会，受到广大爱国佛教徒的抵制。 &建国后，武汉市佛教协会的成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筹备阶段，成立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它为佛教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工作基础。它把分散的200多个大小寺庙和居士团体组织起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生产自救，度过了当时的生活困难。第二阶段是佛教协会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一阶段省、市佛协合署办公，是佛协全面开展活动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四届代表会议到80年代末，这是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开创新的工作局面的阶段。
汉口佛教正信会 &汉口佛教正信会是一个以弘通佛法、昌明佛化为宗旨的佛教居士团体，成立于民国9年(1920年)。开始定名为汉口佛教会。1929年各寺庙的联合组织中国佛教会湖北分会成立，接着又成立了汉口佛教会，为便于区别，遂改名为汉口佛教正信会。正信会是取太虚法师倡导的“树立正信，破除迷信”之意。
1920年秋，太虚法师说法于汉口安徽会馆，武汉居士遂有组织汉口佛教会之提议。经过筹备于同年9月在红十字会会所举行成立会，通过了章程，推举李隐尘为会长，尊太虚为导师。会务工作设宏教、修持、利世3部。1929年改为总务部、护法部、研究社、宣化团、慈济团，修持部等6个部门。1934年李子宽任理事长，又增设了青年部。武汉沦陷期间，李子宽居士去了大后方，正信会活动基本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逐步恢复。武汉解放后，李书城任理事长。经过严格登记有会员122人。1952年，会长制改为临时管理委员会，陈铭枢任主任委员。陈离汉后，公推韩大载代主任委员。
正信会面向社会，以在家学佛的男女居士为主要联系对象，宣讲佛经，发展会员，广施善事。其主要活动有：
成立讲演所，请海内外大德讲论佛法。先后在正信会讲经说法的有太虚法师、圆瑛法师、能海法师、持松法师、蒙古白普仁喇嘛、西藏多杰格西、西康诺那呼图克图、贡噶活佛、热河马加活佛以及日本觉随阿黎等，弘传显、密教法。每次讲法以后，都有上百甚至几百人皈依在佛教门下，先后皈依的五戒弟子有6万人之多。
经常性的佛事活动。除农历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为通常的共修之期，初十、二十五为密宗会供期的活动外，每年八大纪念日都要举行隆重纪念仪式，请法师讲经或聚众打七、或共同研究佛法。
创办佛教刊物，设立佛经流通处。佛教权威杂志《海潮音》月刊多次在此编发；1932年创办《正信月刊》，连续出刊7年，武汉沦陷时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复刊；1947年创办《佛化报》。正信会的佛经流通处，流通经典，还举办佛教讲习所，培养宣化团的弘法人才。 &组建慈济团，开展慈善事业。常年送医送诊，不收药费，自制救急水、痢疾散、正气丸广为施送，冬施棉衣，夏舍凉茶。特别是1931年武汉大水成灾，设粥棚2处，每天就食者达500人次。抗日战争期间，组织救护队、掩埋队巡回为遇难者服务。1940年创设殡仪馆，为武汉第一家。1947年创立佛化小学(后改名为弘化小学)。
正信会的活动不仅影响全国，而且知名世界。日本大田僧正、锡兰佛教代表打那拉法师、伦敦佛教会副会长鲍尔温博士等都曾来此访问。
在太虚的影响下，武汉附近各县，如孝感、应城、黄陂、鄂城，监利等都成立了正信会分会或念佛堂。1922年武昌佛教正信会成立，武汉沦陷后，遂告消失。汉阳佛教正信会1934年成立，1955年修长江大桥时会所拆移即结束。
湖北省佛教会 民国18年(1929年)4月全国佛教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上海觉园举行。武汉佛教界出席代表会议的是莲溪寺体空和尚。会上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湖北分会相应于同年10月在汉成立，定名湖北省佛教会，会址设在武昌候补街正觉寺内，活动中心为武昌王府口八蜡庙由督军萧耀南捐资修建的湖北佛教讲习所。分会负责人是体空和尚，主要成员有：宝通寺问贤和尚、归元寺雪峰和尚、香山寺海境和尚、九莲寺了尘和尚、圆照寺松岩和尚、十方寺新明和尚、古德寺龙波和尚、三佛阁大鑫和尚等。
汉口佛教会 1929年10月中国佛教会湖北分会成立以后，汉口佛教会接着成立，会址设在香山寺，由海境和尚负责。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迫近武汉，海境组织起僧众救护队，自任队长，下分4个大队、12个小队，爱国教徒120人参加；由30多人组成护理队，由慈圆法师任队长，请红十字会传授护理知识。1938年5月，救护队在三镇人民的欢送声中北上。武汉沦陷后，该会活动停止。
汉口佛教居士林 &汉口佛教居士林是从汉口佛教正信会中分离出去的一个居士组织。
1931年武汉大水成灾，正信会成立了慈济委员会，办理救灾事宜。在救灾中，朱普贞、夏俊文等18人同会长王森甫的意见不一致，酝酿另立组织名曰净业莲社。1932年居士王恒茂愿将萧家巷房屋1栋卖给莲社，净业莲社始正式成立，朱普贞为第一任社长。1934年，太虚法师改净业莲社为汉口佛教正信会第一莲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全体社员会议，改莲社为汉口佛教居士林，并把原来的社长制改为理监会，选举李书城(时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为理事长，沈肇年、陈志纯为副理事长。1953年能海法师在此讲经，听众有六七百人。1958年合并于汉口佛教正信会。其活动主要是宣讲佛经，办理慈善事业。 &印光法师永久纪念会武汉分会 1943年8月，在汉皈依印光的弟子百余人，响应上海总会之号召，“依教行持专修净宗”，经宝通寺的问贤提倡，共同筹备，着手登记，即宣告分会成立。首任会长问贤，后以灵岩来的源彻法师为会长。会址设在武昌弥陀院，因汉口的信徒较多，第二年即迁到汉口民权路老凤祥慈记金号二楼，因楼房狭小，又迁到清济寺。1948年在铭新街宏春里筹建平房4间、佛堂1座，1950年落成。纪念会每星期日共修，多为汉口商界江浙籍人士。1945年成立的汉川马口怀西莲社(有社员480人，皈依者300多人)，1947年汉川梅城卿成立的安养莲社(有社员百余人，受三皈者80多人)，都隶属于分会。1958年分会合并于汉口佛教正信会。
湖北省佛教整理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内政、社会两部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后湖北省政府社会处指定沈肇年、李书城、苇舫、龙波、普?、博雅、大鑫等7人为湖北省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1946年3月召开成立会议，以李书城、苇舫、普3人为常委，苇舫任负责人，会址设在武昌三佛阁。整理委员会在武汉进行寺庙登记，以示“整理”，但并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后代之以18家丛林的一年一度春节团拜会，轮流设斋聚会，共聚一堂，实为当时各寺庙的联谊活动形式。以后汉口正信会和武昌佛学院也应邀参加了团拜会。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武汉解放。
武汉市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武汉解放以后，为了改变全市佛教丛林和小庙“各自守旧，散漫无稽”的状况，由汉口佛教正信会沈肇年、王达五、陈志纯、张吟秋等居士提议，多数丛林长老赞同，经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组织起武汉市佛教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于日在汉口佛教正信会举行，推举王达五(汉口佛教正信会副理事长)为主任委员，陈志纯(武汉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普?(莲溪寺方丈)、斯德(九莲寺方丈)、为智(真如寺当家)为副主任委员，大鑫等14位和尚和居士为委员，吕九成为秘书。办公地点设在汉口佛教正信会。筹委会下设秘书组、调查登记组、审查组。以后又增设生产组和妇女组。筹委会的成立，使武汉市佛教界在家、出家的信徒开始有了统一联合组织。
筹委会成立后，对全市寺庙及寺产、土地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在登记的基础上，将全市僧尼组织成61个小组，成为佛协的基层组织。成立了政协学习委员会佛教分会，组织信徒学习时事政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有关活动。1951年元月，全市佛教四众弟子2&500多人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示威游行大会，陈铭枢居士任大会主席，并发表《佛教徒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的讲话。后成立佛教抗美援朝委员会，组织制作慰问袋，为庆祝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定1周年组织了游艺晚会，组成宣传队上街进行4天宣传，还组织僧尼学习《共同纲领》，认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除思想上的疑虑。
筹委会废除丛林的方丈制，改为革新委员会。1950年3月，由各庙僧尼进行民主推举，19家丛林中，15个方丈当选为革新委员会主任。
组织生产自救。武汉解放后，各寺庙香火减少，特别是一些小庙，多数都比较清苦，生活均发生困难。对年轻符合就业条件的26人，由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帮助介绍工作，对即将断炊的信徒转请民政部门发给救济米，对大多数寺庙则组织生产自救组织，增加收入。
组织僧尼及居士352人参加武汉1954年的防汛救灾工作。防汛胜利结束后，经防汛总指挥部核准，宝通寺、归元寺等5个寺庙荣获二、三等红旗单位称号。
佛教筹委会和佛教正信会也开展了“三反”运动。之后，筹委会改组，韩大载居士(湖北省参议院参事)任主任委员，陈志纯、为智任副主任委员。
武汉市佛教协会 &1955年8月武汉市第一届佛教代表会议在武昌宝通寺举行。到会代表听取了筹委会工作报告，通过了章程和爱国公约，成立了武汉市佛教协会。选举出第一届理事38人，常务理事13人。大鑫(宝通寺方丈)任会长，弥宝等4人任副会长。
武汉市第二届佛教代表会议与湖北省第一届佛教代表会议于日在武昌省人委礼堂召开。与会代表考虑省、市组织有协作合并的必要，便选举出湖北省暨武汉市佛教协会及理事46人、常务理事16人，会长由弥宝(归元寺方丈)担任，大鑫等6人任副会长。为便于面向全省开展工作，同年10月将省佛协同市佛协两块牌子分开，仍维持一套领导班子。&武汉市第三届佛教代表会议与湖北省第二届佛教代表会议于1962年10月在武昌一起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国佛协第三届全国代表会议精神，学习了国内外形势和宗教政策。到会代表推举理事47人(市33人)、常务理事17人(市14人)，弥宝连任会长，超荃等4人任副会长。市佛教协会从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1年里，组织佛教徒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坚定接受***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并按照出家人除专修禅定可择独静处以外，“不许离群独居”的佛制，改变全市寺庙“混居闾巷，杂处俗众”的状况，于1958年实现“僧尼生活集体化”，将260多个寺庙合并为16个丛林；寺庙的生产劳动组织逐步实行合作化，有的合并到国营工厂；全市佛教界有10人分别被选举为省、市、区人大代表，10人担任省、市、区政协委员；宗教活动方面，各寺庙早晚课照常进行，1957年夏历四月初八各寺庙举行了释迦牟尼2&500年涅盘纪念活动，宝通寺佛像开光，组织佛教徒学习佛学知识，拟定佛学研究班规划，举办业余佛学知识学习班；接待国内外大批来宾参观，宣传了国家宗教政策。
“文化大革命”期间，市佛协工作被迫中断。
武汉市第四届佛教代表会议于1980年12月在汉阳归元寺举行(自本届开始，省、市佛协代表会议分别召开)，市委统战部余金堂部长到会祝贺。出席会议代表听取了万松亭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动积极因素，为实现祖国四化建设而奋斗》的佛协工作报告。会议修改了章程，选举出理事37名、常务理事15名，昌明当选为会长，曾泰等5人为副会长。
武汉市第五届佛教代表会议于1985年5月在汉阳归元寺举行，同时庆祝市佛协成立30周年。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胡照洲到会讲话，曾泰作了佛协30周年的报告。选举出理事39人、常务理事17人，昌明连任会长，曾泰等5人为副会长。
武汉市第六届佛教代表会议于1989年6月在汉阳归元寺举行。市政协主席王哲南、副市长高顺龄、市人大副主任陈中浩及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王功安到会祝贺，市委统战部江水生副部长致词，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范守方局长就宗教政策和佛协工作讲了话。会议选举出理事37人、常务理事17人，昌明继续担任会长，副会长由曾泰等5人担任。(表4--6)
佛协这一阶段主要是协助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对几个重点寺庙进行大修并相继开放；原来由房地部门经租的房产收回由自己经营，增强自养能力；为开放寺庙的佛像开光、方丈升座组织隆重法会；协助归元寺、宝通寺恢复停顿30多年的传戒活动；培养年轻的具有宗教知识的僧尼，使一批接班人健康地成长起来；全面开展对外交往活动。
【公益事业】武汉佛教界首开公益慈善事业先河的是汉口佛教正信会。该会弘扬“人间佛教”思想，以工商业人士作为后盾，发挥慈济团的作用，在佛教界兴办公益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
正信会慈济团 慈济团是正信会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专门机构，它的前身是佛教会利世部。自副会长兼慈济团主任钟益亭任职以后，积极推行社会慈善事业。他把汉口工商界同正信会联系起来，除自己解囊、会员***外，也向社会募集资金。慈济团的慈善事业主要有送诊施药，解困济贫，赈济灾民，并且救护伤员，掩埋受难者。民国27年(1938年)武汉遭到日机大轰炸，慈济团组织救护大队，下设3个分队，同红十字会一起抢救伤员，掩埋受难者。1945年底，郊外浮棺遍野，又组织掩埋队，在一个多月里，掩埋500余具露尸，火化800余具无主尸。慈济团1930年开办的殡仪馆为武汉首创，这个殡仪馆一直工作到武汉解放之后。 教办小学 寺庙办新式小学，是受全国的影响，也是由僧伽教育发展而成。
归元寺小学 民国16年(1927年)由如海和尚创办，同时办的还有僧伽小学。后僧伽小学停办，一般小学坚持下来。如海自任教导主任，校址设在新藏经阁。武汉沦陷期间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学，校址移到普同塔右边，校长由方丈兼任，招收学生100多名。1950年教室一度为省荣军学校占用，李先念省长亲自批示退还。后来小学与寺庙在经济上分开，校址迁到西桥，改名为西桥小学。政府统一接管后，改名为翠微小学，至今尚存。
十方小学 1928年由十方庵创办。
圆照小学 1931年圆照寺所办，后改名为济众小学。武汉沦陷期间停办，抗战胜利后恢复。
九莲小学 九莲寺办的僧学苑停办后，改为九莲小学。武汉沦陷期间停办，抗战胜利后恢复。武汉解放后由政府统一接管。
弘化小学 是汉口佛教会于1923年由李慧空创办，原名佛化小学，次年改为弘化小学，北伐战争中停办。
大雄小学 1922年武昌佛学院成立时设有小学部，后停办。1928年春恢复小学部，报教育厅重新立案，定名为平民小学。王森甫任校董会主任，李实秋任校长。学生供给书杂费，无家可归者留校食宿。教职员多为义务职。学生逐渐由20人增到65人，多为菜农和城市贫民子弟。抗战胜利后恢复，改名为大雄小学，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均备。1951年学生达184人，教职员有9人。1952年因经费来源困难，董事长张吟秋呈请市文教局接管，改名为市十七小学。 &栖贤小学 &1947年由栖贤寺创办，是武汉寺庙办的最后一个学校。
另外，汉口佛教居士林也办有初级学校两所，一在朱家巷上首上元会内，一在五马路道运化学社内。后均交公办。
各寺庙办的其他慈善事业 归元、宝通、莲溪、广讲等寺都办有火葬场。莲溪寺于1962年又投资将原来的土窑改造为现代的火化窑。“文化大革命”开始，莲溪寺火葬场为市殡葬管理所借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时归还。其他的火葬场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办。这些火葬场当时担负着武昌、汉阳地区的大部分尸体火化任务。1954年防汛期间宝通寺火葬场为有困难的灾民免费火化尸体37具，对穷困户和军烈属减费优待，还义务火化无主腐尸多具。
1950年为皖北、苏北、河南等地灾民募化寒衣。
1951年5月汉口重划区发生特大火灾，全市僧尼捐人民币59万多元(旧币)、寒衣60余件、杂物29件。
1954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为农村分洪区灾民捐赠寒衣507件。有些棉衣不适合农民穿用，遂发动尼众连续4个昼夜进行改制。栖贤寺腾出殿堂迎接380多名灾民居住，又在院内搭盖棚子，使3&820多人有了栖身之所。
1989年，昌明方丈支援灾区500套衣被，众僧尼为灾区捐款数万元。
【友好往来】武汉寺庙接待国外来宾，在50年代就已开始。起初主要是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府、文化代表团，以后西方国家的代表团逐年增多。先后接待的外宾有前苏联、朝鲜、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代表团、参观团、艺术团及专家，还有缅甸、法国、锡兰、荷兰、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黎巴嫩、希腊、墨西哥等国家的文化代表团、访问团、参观团、议会访华团、亲善使节团及个人。其中属于佛教信徒和团体的有法国阿难陀和尚、马来西亚进香团、印度尼西亚华侨进香团、柬埔寨华侨佛教徒，他们分别到归元寺、宝通寺、栖隐寺进香。缅甸佛教代表还在宝通寺举行了宗教仪式。据统计，年市佛教界共接待了近30个国家的4&023名外宾。还接待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洛希罗夫等贵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际交往、旅游事业更加活跃。1980年武汉市佛教寺庙接待的外宾、华侨、港澳台同胞就有746批、1。11万人次。其中接待各国外宾352起、5&914人次，接待海外华侨125起、1&639人次，接待港澳台同胞287起、3&596人次。
来访者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柬埔寨、蒙古、印度、缅甸、瑞典、西班牙、意大利、前苏联等。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黄知真省长的陪同下访问归元寺，对五百罗汉及玉佛殿一一敬香礼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及副总理拉贾拉等一行80多人，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副省长李夫全陪同下到归元寺礼拜进香。来访的贵宾还有：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国防部部长布朗和夫人玛丽伊丽、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欧洲共同体主席詹金斯、日本外相安倍、英国曼彻斯特市议会议长古来汉?斯君、市长鲁宾逊女士、泰国僧王等。来访的佛教团体有：日本佛教大学校长道瑞良秀率领的日中友好访华团、日本大正大学“日本智者大师足迹寻访团”、美国“万佛圣城”法界学院比丘尼朝山团、新加坡星洲念佛社、韩国观光团等，他们是专程参礼或参观佛教寺院的。缅甸三宝弟子奉献的玉佛，由宝通寺辟玉佛殿专为供奉。来访者表达了友好的愿望，日本旅游团团长小林喜一郎说，他32岁时曾驻扎在归元寺，今天特来忏悔侵华战争时的罪过。
港澳台同胞来访者接踵而至。台湾星云法师率领的“台湾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探亲弘法团”一行61人，于1989年4月来汉到各寺庙观光礼拜。1988年，以广慈法师为首的台湾朝山团一行13人，到归元寺、宝通寺朝拜，他说：“有寺、有和尚、特别是有青年新僧，太高兴了。”来访的还有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的圣一方丈一行、台北开元寺台湾朝山团、台北大雄精舍明光法师率领的明光访问团、香港沙田中文大学学生会佛教研究会习研生活体验团等。明光法师从台北送来的观音铜象，现供奉在归元寺的西院放生池前。
武汉佛教界代表人士也曾多次出国、出境访问，影响颇著。
1961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友好代表团应邀访问缅甸，参加缅甸建国12周年庆典，随同的有以喜饶嘉措为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省及市佛协会长、归元寺方丈弥宝也为代表团成员。1984年，归元寺方丈昌明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同上海玉佛寺真禅方丈一起访问了印度，参观了10个邦的名胜古迹，朝拜了18个圣地和寺院，被印度友人誉为“80年代的玄奘来了”。
1989年末，应香港法住学会的邀请，昌明方丈赴港参加纪念太虚法师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同来自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美国的佛学专家及哲学教授共同研讨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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