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需要超越毛邓的意识形态
郑永年:中国需要超越毛邓的意识形态
中国需要一种超越***与***时代的意识形态,能够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在新的时代里,如何拟定方案重建社会主义,将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最重要考试”。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前天(20日)起举办为期两日的2016IPP国际会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昨天在会上发表题为“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演讲,谈及意识形态对国家经济行为的影响。
郑永年举例说,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对于亚洲四小龙、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倘若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前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要比后者深刻,郑永年称,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法治建设较好,政府与企业之间存有边界,
政府不能随意去干预经济生活;同时,发达国家企业的自治程度较高,企业界有能力抵制国家的干预;而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这一能力相对较弱。
郑永年表示,意识形态有一种道德性的含义,一些政治人物推行的经济政策即使失败,仍可用意识形态进行论证,因此,某种方面来说,意识形态是失败者的
有效武器,中国改革开放前,类似“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与思想,就是用意识形态来论证不合理的经济政策。
分析中国的状况时,郑永年说,中国实际走过两种意识形态,在***时代,意识形态主导一切,这尤其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斗争,尽管早期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但后来慢慢激进化,最终导致出现很多问题,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被“曲解”的社会主义、“贫穷社会主义”。
中国经历的第二种意识形态,是在***掌权之后的转型。郑永年指出,当时***对意识形态的态度是“不争论”“说不清楚,就不要去说,直接去做就
行”,但事实上,***时代也有意识形态,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就是为了论证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的
***后来提出的“市场经济是工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可以用”,也是对这一理论的论说,及至***时代与胡温时代,都继续沿用这一观点。
这一意识形态发展至今,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认为“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其他方面似乎不那么重要”,以及社会公平公正、贫富差距等诸多社会问题。
“唯GDP”论在中国显然无法持续下去,那么,未来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郑永年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已经论证不了现有的社会问题,
这一理论本身也要发展,目前中国需要一种能够超越***跟***时代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要回到***时代来搞阶级斗争或是搞分配,也不是说***的意识形
态不再需要改变,不能简单把两种加起来,或是重新选择另外一种。
他指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已是事实,执政党管理上需要兼顾各方面,从这个方面来说,有必要回到***的“实事求是”,以一种开放的精神来对
待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思潮与社会意识形态,在新的时代里,拟定方案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非常重要,也将是考验中国领导人智慧的“最重要考试”。
博主评论:一个社会若是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将必然导致社会逐渐混乱直至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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