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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节选
内容简介：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反映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以新四军老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根据周恩来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叶飞率领下，于1939年5月挺进苏南东路地区日伪重兵据守的河湖港汊水乡，机动灵活打击敌人，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艰难曲折过程，展现了1939年10月“江抗”主力奉命西撤北上后，以刘飞、夏光为代表的伤病员不屈不挠坚守阳澄湖芦荡斗争，终使芦荡火种再度燎原，此后在谭震林领导下，东路地区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建设再度大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品以抗战时期嵌入新四军指挥员、开国中将刘飞胸部的“一颗子弹”和根据刘飞嘱托创作的描写阳澄湖36个伤病员事迹的纪实文学，以及由此引发的红色经典《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创演为贯穿线，把宏大叙事与细微透视统一于一体，从独特的视角生动揭示了“江抗”苦难而辉煌的奋进历程，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刻生动反映“江抗”历史和功绩的报告文学作品。同时，通过作品对“江抗”的透视，勾勒出新四军英勇曲折的发展历程，在深度开掘中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品以磅礴的气势，生动地描述了以***、周恩来、陈毅、谭震林、叶飞为代表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祸的危急关头，洞察历史风云，把握战局走势，科学制定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大战略，领导抗日军民在因地制宜实施战略中创造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历史进程，艺术地再现了江南水乡实施的敌后游击战争战略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统领全篇的另一条贯穿线，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风采，刻画和塑造了刘飞、吴?、廖政国、夏光、乔信明、杨瑞年等新四军指战员的生动形象，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文学性和史学价值。上海近郊变成烽火连天的战场日，正值江南麦苗青、菜花黄的美好时节，时年25岁的叶飞，率新四军六团700余名官兵，打出“江南抗日义勇军”二路的旗号，冲破国民党限制，从苏南茅山根据地?阳县水西村出发，踏上了东进作战的征程。5月6日，叶飞率部到达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戴溪桥，与梅光迪所率“江抗”三路汇合，成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按陈毅安排，由梅光迪任总指挥，但梅光迪不随军行动，部队由叶飞指挥。东路地区的敌情果然严重。5月30日晨，在江阴、无锡交界处的小镇黄土塘，“江抗”独立支队炊事员上街采办，发现镇上有日军200多人。“江抗”副总指挥吴?和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率领的“江抗”二路二支队(六团二营)进驻黄土塘镇小成巷东南几个村落，侦察员上街被困其中，一时难以脱身。接到赶回驻地的独立支队炊事员报告后，吴?对敌情作了分析，针对可能发生的遭遇战作了紧急部署：独立支队机***连坚守小河土坝；一支队一连进入土坝西侧河岸阵地，二连担负预备队；一支队三连及直属机***连在小成巷村东北角隐蔽待机；二支队在小成巷村西北角布防。考虑到刚改编不久的独立支队缺乏战斗经验，吴?令其随司令部行动，战斗打响后，后撤向南转移。吴?刚作完战斗部署，日军先头部队已向小成巷村方向开进，哨兵鸣***报警后，日军慌忙窜入东侧坟地，架起机***和迫击炮向“江抗”阵地射击，并组织兵力发起冲锋。土坝西侧河岸阵地的一连开火反击，双方隔河形成对峙。这时，90多名日军赶来增援，一连连长谭冬生身负重伤。紧急关头，二支队支队长廖政国冲上坝头，夺过机***猛烈扫射，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廖政国1930年秋入党，同年9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历任连长、副营长、甘孜兵站站长，多次负伤。这个出生于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省罗山县、喝着淮河水长大的豫南汉子，在社会底层的炼狱里，锻铸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冲劲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1937年5月，廖政国在武威县组织暴动，攻取永昌县城。西路军失利后，廖政国沿途乞讨回到延安，入抗大学习后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任六团二营副营长，做政治教导员工作。激战中，一支队支队长王萱春命令二连火速占领土坝东侧河堤投入战斗。二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进入阵地，9挺机***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突然，日军迫击炮弹击中了二连火力最猛的苏制转盘机***手，日军士兵趁机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二连指导员赖生弟一口气扔出几颗手榴弹压制住敌人，苏制转盘***重新开火。在一连火力支援下，敌人进攻被打退，赖生弟却被敌炮火击中英勇牺牲。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0余名日寇横尸桥头，其中有一名日军大佐。这时，“忠义救国军”一个支队奉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公然配合日寇前来消灭“越防区作战”的新四军。“忠义救国军”前身是“八o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和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的指令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此刻，在外敌内奸两面夹击下，“江抗”副总指挥吴?杀红了眼，大声呼喊：“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他和廖政国端着机***带领官兵冲锋，日寇和“忠义救国军”在“江抗”部队猛烈冲击下狼狈溃逃。黄土塘遭遇战是“江抗”东进打的第一场胜仗。首战告捷，不仅使日军受到强烈震慑，而且极大地焕发了东路人民的抗战热情。困顿中的人们纷纷睁大了惊愕的眼睛：原来日本人也是可以战胜的！胜利的消息像一股清风，使“失败”“亡国”等笼罩江南上空的愁云惨雾为之一扫。6月1日夜，在“江抗”和地方武装掩护下，吴县渭塘地区的贤圣、倪汇、永昌等乡镇上千名“农抗会”“青抗会”会员，手持锄头、铁搭、洋镐，带上煤油、棉胎，分别到达苏常公路指定路段，联合开展破路行动，烧毁7座公路桥梁，破坏路面10余公里，使公路交通瘫痪了3个月，有力配合了“江抗”东进。6月24日，叶飞和刘飞等领导经过深入研究敌情后，决定奇袭日寇据守的沪宁(上海至南京)铁路和京杭大运河关隘浒墅关车站。作战部署确定兵分四路：第一路由侦察参谋周后荣带侦察排抢占东桥镇，不露声息地把伪军一个中队解决掉；第二路以一支队二连随一路之后直扑浒墅关；第三路向望亭方向警戒；第四路攻击黄棣镇伪水警大队，力求歼其一部。东桥镇得手后，午夜1时许，“江抗”二路一支队(二团一营)担任主攻的二连连长吴立夏和指导员吴立批叔侄俩，趁守敌酣睡之际，分别带领一个排突袭车站东西两侧的日军营房，向屋内酣睡的敌人投掷手榴弹，引爆了汽油桶和弹药箱，兵营顿成火海。企图外窜的敌人被“江抗”部队机***火力封锁，日军警备队长等30人和7名日本职员，干净利落悉数被歼。与此同时，配合袭击浒墅关车站的“江抗”三路部队，也按预定计划击溃黄棣镇江苏省水警二纵队二大队王海宴部，带着几十个伪水警队俘虏胜利而归。焚毁的浒墅关车站破坏了附近的路轨，导致沪宁铁路被迫停运3天。“江抗”夜袭浒墅关一日两战，双双告捷，使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江南新风劲吹，人心大快。历史在这个上海近郊小站续写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一股来犯倭寇在浒墅关遭到痛击并被全歼。300多年后，当年倭寇的子孙，又在这里葬身火海。“江抗”夜袭浒墅关威震江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当时，正在新四军采访的美国记者艾o史沫特莱专门就“江抗”夜袭浒墅关写了一篇通讯，刊登在上海、香港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刊上。上海的《大美晚报》和《译报》也都迅速对发生在上海近郊的这场战斗进行了报道。后来的军事专家认为，夜袭浒墅关车站的意义，在于面向大上海正式亮出了“江抗”的旗帜，向沦陷区人民宣示，敌伪横行的上海近郊和东路地区，终于迎来了敢打真打日本鬼子的部队，从而极大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的信心。青浦东面黄渡地区的淞沪游击纵队四支队许雷生部，因有几分战斗力而颇能耀武扬威，经叛徒戴迪仁牵线与日伪拉上了关系，即将公开投敌。7月19日，在“江抗”副总指挥吴?统一指挥下，“江抗”二路、三路和青浦三支队?力发起讨许战斗，在距黄渡敌人据点四五华里的北张角重创许部，缴获重机***5挺，轻机***数十挺，生俘200余人。激战中，许雷生率余部逃脱，“江抗”三路五支队教导员华企哲英勇牺牲。7月23日，吴?率“江抗”二路七连、特务连和四连一个排，“江抗”二路二支队长廖政国率五、六连和两个机***排，分两路奔袭伪化顽军许雷生部。吴?直取顺家桥，许雷生早已逃之夭夭。廖政国率部黄昏出发，一路疾进60里，消灭顽军几股小部队，但奔袭虹桥许雷生残部也扑了空。收兵回营途中，经过一处非常平坦空旷的场地，有高塔，有洋房，还有铁丝网。廖政国问向导：“这是什么地方？”向导说：“这是东洋赤佬的飞机场。”官兵们一听就来劲，纷纷怂恿支队长：“开开洋荤吧，打几架日本鬼子的飞机可是个大胜仗！”廖政国也动心了：八路军火烧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声威大震，新四军何不夜袭虹桥机场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他来不及向“江抗”总指挥部请示，把张锡能、蓝阿嫩、叶克守等连长指导员找来商量，当机立断决定两个连队分头突击，一***未发顺利突入机场大楼，缴了十几个正在熟睡的伪***的***。随后，廖政国迅速收拢部队冲向停机坪，不顾机场四周碉堡里日军的扫射，在机***排掩护下，蓝阿嫩率五连官兵打开汽油桶点燃停机坪上的4架飞机，而后廖政国率部队立即撤出战斗。第二天，还是美国进步记者艾o史沫特莱，在美国和香港报纸上报道了中国抗日武装火烧虹桥机场的重磅新闻。“江抗”在日军宣称中国抗日力量绝对进不了的地方虎口拔牙，震惊海内外。上海虹桥机场是“江抗”东进作战最远的一个标志点，虹桥机场之战，是“江抗”对社会各界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增的一个转折点，其政治意义和综合效应大于军事意义。火烧虹桥机场的最大战果，就是其政治影响超过了夜袭浒墅关车站，使“江抗”在江南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市民，从上海、无锡等地踊跃参军。《大美晚报》记者舜江起初认为，“上海近郊，日人防御坚固，而且是火网布置得最严密的地方”，“江抗”要挺进上海近郊“是不可能之事”，决定随军东进采访。通过身临其境、耳闻目睹，记者终于明白了“江抗”东进成功的道理，原来“它是有民间基础的地方部队”，“他们的惟一优点，就是与地方人民取得密切的联络。他们并不是消极的秋毫无犯，而是积极的发动民众参战，因为他们的军事动作，配合在政治的运用上……记者经历各省，看到过的游击队与正规军很多，从未见过像‘江抗’队伍与地方人民融洽得打成一片，推究其原因，因为是民众自己武装组织起来的队伍。”随军东进途中，记者常为“江抗”与江南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被感动得无法抑制由内心燃起来的热泪”。他深有感触地指出：“江南人民看得很清楚，拥有民间基础的新兴势力，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中。”日，东路军政委员会主任谭震林在《大众报》发表题为《东路一年》的文章，赞扬“浒墅关之战，虹桥飞机场之行，已使沉默的上海近郊，变成了烽火连天的战场”。叶飞4天连折两员虎将不料，在无锡鸿声里“江抗”武装缴械中漏网并逃去上海的邓本殷的“投诚报告”，帮助国民党比较确凿地搞清楚了“江抗”的真实身份。1939年8月中旬，邓本殷借口身体不适离开无锡鸿声里，抵沪后即向戴笠密报了“江抗”的背景，称“匪首叶琛系新四军陈毅部之团长，派至苏、常一带活动，名为抗日义勇军，实为新四军之干部……现在该部之异党分子宣传赤化，诋毁中央，煽惑民众抗租，扰乱地方秩序，请予剿除，以弥后患。”戴笠接到邓本殷的告密后，速将这一重要情报呈报蒋介石，蒋又把戴笠的密电批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在变本加厉向新四军军部施压的同时，密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静久、“忠义救国军”总指挥俞一则“剿办”“江抗”。第三十二集团军一面调遣新三十师协助“忠义救国军”执行“剿办”任务，一面通过第三战区再次下达禁令：“新四军各支队非由本部命令不得擅自进入金(坛)、丹(阳)、无(锡)、镇(江)以东地区活动”，企图先孤立再消灭“江抗”于东路地区。1939年9月初，“江抗”为执行上级关于开辟澄东，使东路与澄西、丹北地区连成一片的指示，主力部队回师锡澄地区。9月8日，“江抗”三路撤回常熟地区。9月21日，“江抗”主力在江阴县顾山南麓遇到“忠义救国军”第五、六支队和第十支队残部突然袭击，刘飞率“江抗”二路一部自东向西奋力反击。部队突入“忠义救国军”前沿阵地后，刘飞随即跃起，带领部队向山上猛冲。当他挥舞着短***冲到半山腰时，突然胸部左侧中弹，口鼻窜血。警卫员何彭福和战士小孙哭喊着从地上扶起刘飞，刘飞镇静地问：“背后有没有血？”何彭福哽咽着说：“没有。”“没打穿就没事！”刘飞挣扎着起身冲出几步，又一头栽倒在地。吴?见刘飞负伤，顿时怒火中烧，带领战士们高喊着为刘主任报仇的口号，猛虎一样向山上冲去，将“忠义救国军”击退。山坳里，何彭福含着泪水用绷带横着给刘飞包扎，但刘飞手臂一动绷带就脱落了。在刘飞指导下，何彭福给刘飞做了斜角包扎，后来又去找来一块门板，和卫生员一起，把他抬到隐蔽处。刘飞问：“我们的部队打上去没有？”何彭福说：“部队已经占领了山头，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刘飞脸上露出了笑容。叶飞得知刘飞负伤，火速派“江抗”五路政治处主任张志强把刘飞送往阳澄湖后方医院。张志强原名郑潮涌，化名“老牛”。当时，从江阴、苏州到常熟须乘船走水路。“老牛”找来一条八九成新的木船，放好褥垫，安置刘飞躺下，然后和警卫员何彭福一起，从水上把刘飞送到苏州太平桥伤员转运站。一些人得知子弹是从刘飞胸部左乳头边上打进去的，都感到凶多吉少，认为刘飞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江抗”总指挥部甚至通知部队准备为刘飞开追悼会。但刘飞在伤员转运站经女护理员包蕴打止痛针和清理瘀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换乘小船被转送到阳澄湖上的后方医院。3天后，“江抗”向西北转移行至江阴徐霞客故里马镇(今霞客镇)湖塘里，又遭“忠义救国军”侧击。吴?亲率一个排驱赶敌人，听到山上敌人一挺疯狂扫射的重机******声特别清脆，吴?判断这是一挺新的且很有杀伤力的三八式重机***，因为新******膛紧，所以***声格外清脆。他指挥战士正面佯攻，自己带领十几个战士从侧面悄悄爬上山顶敌机***阵地，一***把机***手撂倒，扑过去夺过这挺三八式重机***，掉转***口向敌猛扫，敌人阵脚大乱，像割韭菜一样纷纷倒下。吴?越战越勇，但由于过分暴露，遭敌集火射击，不幸头部中弹。官兵把吴?抬到马镇时，吴?停止了呼吸。吴?，四川万县人，船工出身，曾在四川军阀杨森部当号兵。他看到红军官兵平等，救济穷人，便寻机投奔红军。一次，他给一名被俘的红军战士找了一身自己部队的军装，与他一同逃离杨森部队。吴?参加红军后英勇善战，曾任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等职。1938年春夏之交，他和刘飞等人从延安调新四军工作，任老六团副团长。刘飞在后方医院得知吴?牺牲的噩耗，悲恸万分。生死契阔，往事如烟。吴?，何等英勇的一条四川汉子！“江抗”东进作战以来，江南日伪无不对他闻风丧胆，谓之“吴老虎”。眼下，在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时刻，他竟然同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永诀！刘飞肺部伤口受到刺激，不由得大口吐血。那两天，医护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江阴之战，叶飞4天时间连折刘飞、吴?两员虎将，悲愤填膺，决定给吴?举行隆重的葬礼。叶飞亲自交代张志强承办吴?后事，声音颤抖地说：“要厚葬！不能亏待他！”张志强到朱家湾地主家买了一口油漆过多年的大寿材。9月24日，叶飞主持悼念仪式，警卫班鸣***致敬，把吴?安葬在马镇周庄定山中庵面向东南的山坡上。1957年，“江抗”副总指挥、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的乔信明，回忆18年前叶飞痛悼吴?的情景，仍清晰如初，历历在目：“当年，我把追悼和安葬的事办好后，又检查了警戒部队。我有点不放心叶司令员，他是很重感情的，一听说吴副团长牺牲，悲痛万分，一到定山湾宿营，立即叫电台架线，向陈毅司令员报告，同时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我怕他悲愤伤身，想劝他早点休息，看他倒在床上，以为他睡了。我也疲劳，倒在床上睡着了，等我醒来，看到叶司令员坐在桌边写什么，眼睛红肿，警卫员悄悄告诉我，首长哭了一整夜。”日，新四军二团团长王必成率部赶赴江阴增援接应，与“江抗”主力在周庄定山会师。鉴于“忠义救国军”步步进逼，欺人太甚，“江抗”有两个主力团，战斗力很强，占据明显优势，“江抗”总指挥部报请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拟于拂晓前向集结在锡北黄梅夹山一带的“忠义救国军”发起反击，并做好战斗部署。陈毅相忍为国前线弭兵新四军军部为顾全抗战大局，缓和事态，以相忍为国的博大胸怀，作出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定。陈毅发电报给叶飞、王必成，下令停止行动，继续西撤。部队官兵义愤填膺，高呼“严惩卖国贼”的口号，纷纷请战。叶飞悲愤地说：“要撤，也要决一胜负再撤！”他再次电请陈毅批准拂晓发起总攻。半夜时分，陈毅急电叶飞、王必成，严令“撤兵集结待命”。陈毅在电报中指示，“江抗”和新四军二团继续向西转移，他本人将前来江阴传达军部决定。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专程去国民党江南行署谈判。经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商定，双方同时撤出战斗。一场大规模的摩擦战斗终于得以避免。第二天，陈毅由新四军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昼夜兼程赶到周庄定山湾，随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陈毅首先听取了叶飞、何克希等人的情况汇报，开门见山提出，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讲话一律从简，并限制了发言时间。听完汇报后，陈毅作了讲话：“六团东进收获很大，几个月时间部队就发展了几倍，武器装备大改善。但问题是‘吃’得太多，一时还不能消化，部队新成分太多，未经整训。苏南地区铁路、公路、河流密布，敌人的陆海空部队能迅速纠集，而我方不便于大兵团活动，只适宜留少数游击部队，依靠群众，长期与敌人周旋。我们不但要动员长江南岸的群众，还要动员长江北岸的群众，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接着，陈毅传达了党中央和新四军关于发展苏北的指示，提出了“为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口号。经过两天传达学习和讨论，部队上下统一了思想，“江抗”先行撤离东路，转至澄西进行整编。在江阴县西石桥，陈毅继续做好“江抗”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先是在西石桥小学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耐心向与会者解释，“江抗”西撤是为了更好地保存东进聚集起来的力量，去执行党中央确定的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再三讲明了军事服从政治、战役服从战略的道理，并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等重大问题，作了通俗透彻的论述。接着又在西石桥东戏楼广场召开“江抗”全体军人大会。会场上，“江抗”全体指战员以连为单位，齐刷刷坐成一个个方阵，方阵前一字儿摆开擦得锃亮的各式机***，不无骄傲地展露了“江抗”不俗的实力。陈毅在讲话中首先对“江抗”东进抗日的战果表示满意，称赞“江抗”出色完成了人、***、款三大任务。接下来，陈毅阐明了“江抗”西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军队在敌后作战，切忌暴露自己，否则很容易陷入敌人重围而吃亏，要求一切要以抗日大局为重，切勿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危局。陈毅宣布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关于“江抗”西去扬中整训的决定。最后，陈毅又讲到上缴富余***支和向其他部队输送兵员问题。针对“江抗”一些连队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本位主义，他举起一支步***，激昂地说，我们是***领导的抗日军队，决不容许有本位主义存在，谁敢违抗军令，就撤谁的职！就砍谁的头！军人大会后，“江抗”开始整编，撤销原有的二、三、四、五路建制，部队整编为两个主力团。“江抗”一团以原“江抗”二路为主体，乔信明任团长，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廖政国任参谋长，吕平任政治处主任。“江抗”二团以原“江抗”三路为基础，并入“江抗”四路的原胡肇汉部、原杨忠部和原强学曾部，徐绪奎任团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廖昌金任参谋长，杨浩庐任政治处主任。“江抗”上缴军部和调剂给其他部队大宗***支弹药，仅机***就近200挺。富余兵员主要补充给新四军二团。陈毅说服叶飞西撤北进后，如释重负，心里感到少有的轻松。1939年10月初的一天，陈毅到长江最窄处的江阴段勘察地形，选择“江抗”部队北渡地点。宽约3里许的长江江阴段，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素有“锁航要塞”“江上雄关”之称。古往今来，江阴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天，浩瀚江阴要塞风波骤歇，天高地阔，滚滚长江载不尽千秋往事，益发催人生出几多遐思。***曾笑谓陈毅：你打了胜仗总是要写诗的。素来上马杀敌、下马写诗的将军抚今忆昔，感念江南敌后游击战争风涛万里的喜人局面，心中似有千帆驶过。“月下江流静，荒村人语稀。”是夜风清云霁，月华如银，万里长江波澜不惊。陈毅不由得诗兴大发，挥毫草就《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有作》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日，整编后的“江抗”开赴扬中岛，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为新的挺进纵队，曾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的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曾任新四军先遣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的张藩任参谋长。原“江抗”一团和二团，分别编为挺进纵队一团和二团。(摘自《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高建国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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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看完这篇文章心情如何
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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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微信—***面对两名歹徒，但他只剩下一颗子弹，他对歹徒说：谁动就打谁，结果没动的反而挨子弹，为什么？_百度知道男子被车轮压住，当场没了生命体征，小孩大声哭喊。
这批“高标准二人间”住宿费也是普通四人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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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撕鬼子、子弹拐弯、武器穿越、造型炫酷……在一些抗日“神剧“里，这样的“雷点”比比皆是。但为什么我们抗战打了十四年，为什么我们领土沦丧，伤亡惨重？ 尊重历史，才能不重蹈历史。中国之声微信推出——《撕开神剧看抗战》系列，告诉你真实的抗日是如何艰苦卓绝。 今天推出第三篇：《多少颗子弹能打死一个日军？》
　　以神***手为题材的抗战剧很多，也非常吸引观众的眼球，主角或天赋异禀或自学成才，***法不但如神，简直是神得不得了，完全不浪费一颗子弹，这咱都懂，影视剧嘛，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可以理解。但如果像《神***》中展现的那样，***里打出的子弹能在空中大转弯，完全违反了这个世界的正常物理规律，就是对观众智商的侮辱了。
　　想要训练出一个神***手，是需要大量练习和弹药资源的，但实际上，在抗战时期，中国军队非常缺乏系统的训练，甚至连***支弹药也十分短缺。训练不到位，战士们也不可能个个都天赋过人，因此，在真实历史中，想要击中一名日军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么，抗战八年，总共消耗了多少颗步、机***子弹？多少颗子弹才能打死一名日军？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得出精确***，但根据一些资料，可以整理出一个基本的情况：
　　国军高级将领白崇禧在总结淞沪会战败原因时，曾谈到：“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这样的差距，实际上贯穿整个抗战过程。
　　常德会战500-1000余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1943年末常德会战后，国军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曾检讨称：第六战区士兵平日“忙于实战不需要之业务，消耗训练时间，以致作战准备不充分”，“各部队之射击教育尚嫌不足，每遇好机不能获得充分歼敌之效。此点从我所消耗之子弹与敌伤亡数之比率即可判断之。”
　　常德会战中，中国军消耗的子弹（步***、机***弹）达1700余万颗。若按国民政府当时公布的日军伤亡数据（“3万左右”），那么，约500多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若按日军公布的数据（“减员万余”），则需1000余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长沙会战至少25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1939年末，第一次长沙会战之赣北战场。根据第九战区前敌司令部报告，“消耗步、机***子弹数：步***弹989220颗、轻机弹725931颗，重机弹920630颗、手***弹20214颗。敌军伤亡数：约10100名。”
　　照此算来，约25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不过，研究表明，这一报告中的日军伤亡数水分很大，这次战役自日军发起进攻开始，到日军从容主动撤退，战场主导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应该不至于有伤亡日军万余人的战绩。
　　滕县保卫战至少16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
　　1938年，滕县保卫战。据第122师代师长王志远（师长王铭章殉国）的报告，一方面，共消耗步***子弹12万余颗，机***子弹2.7万余颗，大小快***及手***子弹1.7万余颗；另一方面，“击毙敌共约千余名”。
　　这样算来，约需16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同样，关于日军伤亡，该报告水分也很大。攻击滕县的日军濑谷支队，也是后来台儿庄大战的主力日军，这个支队总数不过四千余人，若仅在滕县一战就被击毙“约千余名”，那么之后肯定没有实力继续进攻至台儿庄，更不可能成为台儿庄之战的日军主力。
　　上面这三个例子，分属会战、战役、战斗三个层次。自战斗至会战，档案材料所显示的命中率，层层递减。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军基层战斗单位的汇报，在毙伤敌军数据上，水分都比较大；上级单位统合数据后，若不设法挤出相应水分，甚至可能出现日军伤亡数目超出其总投入兵力的怪事。弹药消耗层层累加，日军伤亡层层挤水，射击命中数据自然层层递减。
　　1941年，潼关国军某部训练照片
　　抗战八年消耗步机***子弹18亿颗，约计每3700颗杀死一名日军
　　概括起来看，自1937年7月至1946年1月，抗战期间，中国军各部队，累计约消耗弹药（仅包括步***、手提机***、轻机***、重机***子弹）18.2亿余颗。
　　据军政部部长陈诚披露，抗战期间，国军“毙伤敌人二百余万”；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则称：日本陆军伤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后勤部队伤亡340000人、空军伤亡4280人。
　　日本厚生省1956年的调查数据则显示，从日到日，日军在中国关内战死40.46万人。不过，上述战死者并非全部死于战斗，日本史学家藤原彰曾参加侵华战争，据其亲历及研究，有相当部分日军死于疾病。
　　换而言之，即便以何应钦所提供的数据来看，抗战期间，中国军也须消耗600颗子弹，才能击中一名日军；而需要3700颗子弹，才能杀死一名日军。
　　值得一提的是，据何应钦的统计，国军弹药消耗，以年间为最多。至1938年12月，已消耗步、机***子弹7.2亿余颗，占总消耗约五分之二左右。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都属于前后参战部队达百万上下的超级会战，消耗巨大。
　　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国民政府自苏联、瑞典、德国、比利时等国，共购进步、机***子弹约4.6亿颗，虽远不足以弥补战场上高达7.2亿颗的巨大消耗，但仍然十分可观。
　　1939年之后，因弹药库存耗尽，且弹药补充能力极为有限，国军弹药消耗量骤减。而且，由于欧洲战场形势变化，自德、苏等国购入弹药的途径断绝，美国转而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武器援助国，但数量远不能与1939年之前相比。
　　自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美国援华步、机***子弹，仅2.14亿颗，其中1.64亿颗被史迪威拨交给了印、缅中国远征军，以满足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中国国内部队仅得0.5亿颗。
　　如此，就不难理解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公开抱怨：“中国军队自与盟国联合作战以来，所得援助之实际数量，几不足供英美军一师作战一星期之用。”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军队的弹药供给，主要仰赖自制。
　　长城线上的***抗日部队
　　由此可见，在真正的抗日战场上，我们不仅不能让子弹拐弯，也并没有那么多“神***手”，连基本的弹药需求也不能保证，如果都像神剧里那样一***撂倒一个“鬼子”，这场战争何苦要打十四年之久，丑化敌人就是丑化自己，也是对中国军民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十四年顽强抵抗的否定。
　　作者：柴婧、郁悦（实习）
　　编辑：夏文
　　资料来源：腾讯“短史记”、百度百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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