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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与思考】揭秘国企腐败“黑洞”
来源：明鉴
发布时间： 10:16:13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有过艰难的改革历程，对国企逐步放权。
　　国企本身，也从相对弱势，到逐步做大做强。
　　然而，在这期间，腐败现象也频频集中出现。
　　如何厘清规律，探究根源，杜绝腐败滋生，已是国企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是稳定国民经济、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确保国家战略产业与资源安全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诸种因素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成为腐败高发重点领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今年，3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消息：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中版教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争玉、世界图书出版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跃明涉嫌违纪问题被立案调查。3月25日，在中央第二轮巡视中备受关注的三峡集团在官网发布了公司主要领导走马换帅的消息。虽然尚无证据表明，此次人事调整与腐败有关，但人们的目光还是不自觉地聚焦到国企腐败上。
　　人们的关注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现代国家公共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公共服务、增进社会福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本应廉洁发展，但近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硝烟弥漫的***败“战场”。
　　触目惊心的国企腐败案
　　虽然一把手贪腐很少受到限制，但真正实施贪污受贿、出卖国家资产等犯罪，还需帮手，这就造成改革开放近40年，不仅国有资产流失如江水滔滔，就在剩下为数不多的国企中，还“窝案”连连！这些窝案不仅造成企业整个管理层烂掉，甚至造成整个行业管理层烂掉！
　　中国移动窝案名单越拉越长。中国移动集团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因涉严重经济违纪被查,至2012年3月，中国移动集团至少有11名高管或相关者落马。而进入2013年，中国移动窝案名单越拉越长：中移动副总裁鲁向东被查，中国广州移动总经理李欣泽于“五一”前夕被有关部门带走，天津移动董事长、总经理权明富落马，广东移动计划规划部总经理孙炼被“双规”， 8月18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龙被检察机关调查。
　　中石油窝案涉及之广前所未有。2012年，中石油总资产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在央企净利润排名多次雄踞第一。2012年世界50大石油公司度排名中石油高居第四。现中石油案涉及人员职位之高、涉事人数之广，其冲击波已超越6年前的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中央候补委员、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刚刚升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李华林以及旗下上市公司两高管冉新权、王道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龙德被带走，一直到天津燃气董事长金建平严重违纪被查。至9月初，中石油已有10名高管接受调查，一大批处级干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铁道部“窝案”引发强烈震荡。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自2011年2月被免职接受调查已超过一年半，其后，铁路系统不断“蹦出”涉嫌违纪和腐败的官员，至今，已有近20名副局级以上干部落马。
　　民航窝案推倒多米诺骨牌。民航局华北局局长、党委书记黄登科被“双规”后，民航局原副局长宇仁录收受巨额贿赂移送司法机关；日，原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志忠在家被抓。随后，多位民航系统及主管民航的官员、企业高层先后被“双规”、立案调查：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原首都机场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刚被调查、深航总裁李昆因涉嫌经济犯罪接受调查，原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等7人被中纪委带走、大连机场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胡志安被纪委正式立案调查。
　　中粮窝案官仓硕鼠大如斗。继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被双规，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纪检组长杨宏杰也被检察机关带走。仅2012年上半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至少有十二位直属库主要负责人犯事。“中储粮河南公司老总陈华社已经不知去向。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林甸直属库发生火灾，过火粮食约5万吨。在此4天前，中央第一巡视组进驻中储粮，这一“巧合”，引发了公众各种猜测和质疑。
　　古井集团窝案：查一案挖一窝。古井集团8件大案被提起公诉，包括原董事长王效金涉嫌受贿案，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郭新民受贿一案，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销售公司总经理朱仁旺受贿案，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基建修缮部原经理李万林受贿罪案，古井集团安徽老八大酒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阮昆华涉嫌受贿案，还有，古井集团原副总裁刘俊德、古井集团原副总裁、安徽古井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李运杰，古井集团原董事、副总经理兼上海 野太阳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飞，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甘绍玉等，古井集团原高管已有１１人涉案。仅月，媒体已曝光的10起贪腐“窝案”，就有357名官员被查办，至于接受审查的还有数以百计。
　　国企腐败与其基本属性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国企腐败不仅破坏了价格、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市场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侵蚀了公共部门在社会中的信誉和声望。
　　正因为国企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普遍关注。
　　2000年，斯蒂芬?莫尔在其著作《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中全面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腐败案例与***败努力。莫尔认为，在滋生腐败方面，大企业和政府具备同样的条件，所以，在重视政府腐败的同时，也应关注大企业中的问题。
　　关注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国企腐败的条件和原因。而这种条件和原因既与企业基本属性有关，也同国企发展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英国学者雷曼纳特姆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自诞生之日起便同时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和实用主义的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最明显的特点是，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国有企业既不是完全的公共组织，也不是纯粹的私人组织，它介于两者之间。而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腐败问题多出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结合处。显然，国有企业的双重组织属性更容易满足腐败发生的基本条件。
　　可以想象，如果国有企业利用其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谋求优先竞争地位，那么其就极有可能通过市场垄断、价格差、政府补贴等方法确保自身的高利润水平。这可以理解为垄断领域的政策资源。而这种资源容易导致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趋向深入，国有企业在使用公共资源、分配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大量衍生贪渎机会与腐败风险。
　　因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在组织性质、产权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改革过程中的新旧体制交替与社会文化变迁往往导致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模糊、乏力，甚至造成监管制度上的漏洞。作为公共资源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体，国有企业面临的腐败风险在短期内快速放大。
　　综合来看，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它与政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而增加了寻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隐藏着大量的“权力陷阱”和腐败机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将面临严峻的腐败风险考验。
　　国企***当回应自身组织特点
　　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公共部门在***倡廉建设方面的目标基本一致，即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真正为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福祉服务。所以，国有企业在内部监督、打击腐败、实现廉洁经营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设计，整体上是以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经验为基准的。
　　然而，国有企业毕竟在组织性质、社会使命、运行机制等方面与政府部门有所区别。因此，要实现***效果最大化，国有企业***倡廉工作就必须回应自身组织特点，做到有的放矢。
　　首先，要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国有企业产权结构与行政权之间的密切关联，往往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以企业的方式开展决策部署和经营行为。也就是说，国有企业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非政府部门的延伸。突破口是确立清晰明确的产权归属结构，为盈余分配、风险--决策对称机制奠定制度基础，从而厘清管理者的权益责任关系。当务之急是建立多元化的股东结构，特别是要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参与国企改革，造就一种制约权力的利益杠杆，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具有的那种对自身利益固有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作用于国有经济之上，实现监督权力、遏制腐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其次，要在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治理格局中实现对国企高管的约束与激励。一些学者特别关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以及运行机制与腐败的关系，认为一些不科学的激励机制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具体到国企领域，国企高管是作为国家干部而非具有独立意义的管理者来经营企业的。传统的“官本位”体制机制，使各级政府忽视国企高管的人力资本价值，导致国企高管大多追求官位而非效率，从而容易私欲膨胀、走向腐败。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是对这一现实的最理性回应。一个可行的经验是引入以绩效评价为基础的竞争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培育出日益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国有企业产权明晰之后可以吸取职业经理人公开竞争上岗，让国企高管接受市场竞争的逆约束，从而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并遏制腐败冲动。
　　再次，要全方位加强监督，改善监管。市场经济的实质是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进入与充分竞争，所以，从规则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规则经济。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政府的简政放权，也意味着要建立复杂的监管体制。因此，加强立法，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遏制腐败的必然选择。从整体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在“法制化”的旗帜下启动的，并日益追求法制的科学化和完备性。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修补制度笼子，关好国企高管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同时，要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因受政府行政行为习惯的影响，国有企业往往沿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面对市场，管理者绩效不透明，不易被观察和评价。对此，一定要促进信息对称，将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压缩腐败滋生的空间。
　　最后，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对国企腐败零容忍。党的***以来，国企***“捷报频传”，但形势依然严峻，不容掉以轻心。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深化机构改革，新设第五纪检监察室，剑指央企，重拳惩治国企腐败的思路十分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加大办案力度，形成威慑，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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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人 作者：杜文（查看更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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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被查打散华润中层干部:在集团地位就像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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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育宁曾表示，招商局留下的最重要的是创新的精神。这一创新基因能否嫁接到华润的改革进程中值得期待 CFP 供图　　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被带走调查，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临危受命，这个相对低调的接棒者能否实现华润平稳过渡？　　4月23日，头发花白的傅育宁出现在香港湾仔港湾道26号的华润大厦。对他而言，这个地方并不算陌生，因为此前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期间，他与时任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时有接触。不过，这一次傅育宁不再以客人的身份出现。　　此前，因涉嫌贪腐及包养情妇而遭他人举报的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被中纪委带走调查。随后，华润集团对外宣布，其董事长一职由傅育宁接任。由于招商局集团与华润集团同属驻港央企，而傅育宁是从基层逐步升迁至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所以有华润集团内部职工认为，上级对傅育宁的这一任命将有助于华润集团的军心稳定。　　对于傅育宁来说，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任命，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从企业体量来看，截至年底，华润集团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分别为招商局集团的2倍、5.6倍和1.7倍。前者主业多达7个，所处领域比仅有3个主业的后者复杂得多。更重要的是，现在华润集团正处在风口浪尖，人心浮动。　　不过，傅育宁的性格有能“抗压”的特点。据熟悉傅育宁的有关人士介绍，在下乡插队期间，为了晒麦子，18岁的傅育宁要把200斤重的麻袋扛到房顶上去，本以为自己不行，但当老乡把麦袋放到他肩头时，他咬着牙站了起来。　　数年前，傅育宁接替秦晓出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之时就有人怀疑，这个相对低调的接棒者能否维持秦晓在任期间的发展速度？对此，傅育宁的回应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企业，在其最高负责人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应当理性地总结过去，同时更重要的是向前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还有哪些新的想法。”招商局这几年的发展事实证明对傅育宁能否管理好招商局集团的担忧有点多余。　　不过，这一次，形势更加复杂，傅育宁能应对好执掌华润的新挑战吗？　　傅育宁的“阳光”　　能否驱散宋林的“阴霾”　　“太吃惊了，完全没想到。我印象中的宋林，除了穿衣打扮略显花哨，其他都还不错。我认为他是最有能力的央企领导之一。”一位曾多次近距离接触宋林的人士甚至使用了“偶像坍塌”的说法。在华润集团，宋林有着教父般的崇高地位。即使在中纪委宣布宋违纪后，《企业观察报》接触到的数位华润员工仍然表示，宋林工作能力强，很不错。　　华润前任董事长陈新华认为，宋林“与宁高宁一样能干，一样有强烈的主人翁态度”，“他思考敏捷、工作勤奋、做事有激情，他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都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 .　　宋林还经常在公司网站上发表署名文章，针对公司文化等议题发表看法。“据我所知，这些应该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有员工表示，宋林的经营、文化理念在华润集团影响深远。　　当然也有媒体报道，宋林执掌华润后，被指态度嚣张，行事霸道，引起集团前任及现任高层不满。　　2013年7月，当遭受第一次举报时，宋林的强硬态度曾稳定了华润的人心。当时，华润战略管理部助理总经理张春在《华润》杂志上撰文称，“华润经受负面舆情攻击的时候，40余万华润人并没有被吓倒……公司不但没有出现任何危机，反而成功粉碎了某些居心不良之人的阴谋诡计，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业绩。”因此，当遭到举报的宋林果真出事之后，其拥趸们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外经贸大学教授范黎波表示，一把手出事会对企业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像华润这样拥有数千家实体企业、员工超过40万的超大型企业而言，其所带来的冲击更是不容小觑。　　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而被带走调查，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傅育宁临危受命，这个相对低调的接棒者能否实现华润平稳过渡？　　4月22日，华润置地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即日起，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副主席王宏琨因个人健康理由辞任，并辞去本公司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职务。王宏琨今年刚46岁，远不到退休年龄。有人据此认为，这意味着在宋林出事之后，华润内部一场更大规模的人事地震即将发生。　　“现在公司的中层干部已经被打散，要重新站队。大家都很惶恐。”华润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对《企业观察报》表示。　　或许正是出于这一担忧，在“全面主持华润集团公司”期间，总经理乔世波认为华润正面临着非常沉重的时刻 ，他要求华润管理层一定要全力以赴维护大局稳定，努力防止影响企业和谐稳定的情况发生。　　随即，华润高层在周末走访了旗下包括、华润水泥、华润、华润万家、华润医药以及华润燃气等六大战略级单位以稳军心。　　宋林被查在市场上引起巨大反响，并对华润系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了巨大冲击。仅4月23日一天，华润系在港上市的5家公司市值就蒸发185亿港元。　　对于傅育宁而言，恢复社会对华润的信心或许并不困难。因为他上任的当天，华润企业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但如何凝聚华润内部的人心或许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据介绍，宋林在任期间，非常重视华润的文化建设，他甚至把文化作为华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他看来，“无论是央企、民企，还是外企，走向衰败的真正原因必然是文化出现了问题。”“阳光、简单、诚信”等几个词汇，是宋林为华润找到的几个文化关键词，其中诚信最为他所推崇，他称：“取信于民，以诚待人，是企业发展的基石。”　　在企业文化具体执行过程中，宋林认为，“可以给高级管理人员讲理想，讲使命，但对基层员工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企业的温暖，感觉到‘家’的温暖，愿意为这个组织去努力。”　　在某种程度上，华润和宋林的努力是成功的。华润集团助理总经理兼华润置地董事长吴向东讲述过这样的故事，他说：“前段时间我见过华润置地一位年轻同事的家长，这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已经动员家里的亲戚总共买了三套他所在城市公司开发的住宅，他对华润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口称“诚信”、“善”、“阳光”的宋林，却在现实中反其道而行之，这无疑与华润的企业文化背道而驰。前述华润北京办公室员工称：“如果宋林被举报的那些事情是真的，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华润的文化体系了。”　　或许是巧合，傅育宁在招商局期间同样推崇“阳光”般的企业文化，在这种企业文化中，其内部关系是简单、透明的，大家彼此之间不需要应酬。　　问题是，现在傅育宁的“阳光”能驱散宋林事件给华润员工带来的阴霾吗？　　华润并购战车　　会驶入金融领域吗？　　2013年，华润集团在《财富》世界五百强中排名187位，在国务院国资委综合排名第六，其消费品、医药、电力、地产、水泥、燃气六大实业板块均在国内有相当的影响力。以消费品中的啤酒为例，华润雪花啤酒年销量超过1000万吨，占有中国啤酒市场21.7%的份额，是中国乃至全球销量最大的单一啤酒品牌。而雪花加入华润大家庭，不过20年时间。　　与啤酒一样，华润的很多产业都是这样构筑起来的。并购，成为华润快速发展的最重要方式。　　对此，宋林认为，外贸出身的华润发展成为多元化企业，是顺利成章的事，而“多业务组合可以使华润的业绩呈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特点，面对经济危机有更好的抗风险能力。”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宋林的上述判断得到了事实的有力支撑。　　由于国内产业公司大都缺乏资本，而华润依靠香港资本市场的支持，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当华润认为某一行业集中度不高且市场潜力巨大的时候，就会迅速介入。万科、三九、万家、双鹤、等知名公司，都考虑到华润能帮助自己进行全国扩张而投入了华润的怀抱，并由此获得了华润的投资。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13年，华润集团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20倍、17倍和25倍。2013年，华润集团的总资产收益率(经营利润/总资产规模)为4.9%，比10年前高出0.46个百分点。　　因此，尝到甜头的华润在并购这条道路上是欲罢不能。截至目前，华润旗下企业数目达到2300家。快速的收购中，冲突不可避免。　　业内人士称，华润这种看似无序的扩张，其实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即宋林在2005年提出的微笑曲线理论，其并购主要集中在坐标轴的两端中，一端是接近资源的行业，另一端是接近客户的行业。这其中，水泥、燃气属于前者，地产、啤酒、零售属于后者。　　一位熟悉华润的人士告诉《企业观察报》记者，身高1.83米、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宋林，在收购的战场上豪气纵横。华润收购万家初期，宋林担任董事长，万家创始人出任CEO。然而，这位创始人脾气暴躁，动辄喝令手下“滚出去！想明白了再进来”，这与华润文化格格不入，双方的冲突也为企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宋林只能炒掉CEO.　　另有媒体报道称，由于不接受华润并购三九的方式，一批三九员工持续地对华润高级管理层进行举报，而此次导致宋林落马的华润与山西煤矿交易的原始材料，就是由长期跟踪华润动态的部分三九员工提供给媒体记者的。　　中投顾问高级顾问刘建修认为，华润集团现在旗下业务地域分布广、产业跨度大、业务关联度低、母子公司管理复杂化，这将成为傅育宁上任后的巨大挑战。　　其实，傅育宁早就面临过这样的挑战。　　据报道，招商局集团一度涉及了16个以上的产业，关联度低且不控股。1997年至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傅育宁协助当时的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完成了业务架构大调整，对于非主业和主业中的非控制性业务进行出售，帮助招商局度过了风暴。其间，傅育宁时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最终“未老头先白”，“我白发一半是因为遗传基因，一半是因为劳累。”　　此后，招商局确立了核心业务的三大原则：第一，要有良好持久的市场支撑；第二，招商局要在这些方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第三，招商局有一定的资产积累。经过筛选，招商局形成了现在交通基建、金融投资、三足鼎立的产业结构。对此，傅育宁表示，“招商局现在产业定位清晰、管理架构扁平，在中央企业中利润贡献水平逐步提高，受到了国资委的表扬。”　　一位分析师由此认为，傅育宁时代的华润集团，可能会从之前的疯狂扩张转至较为理性的重内部发展阶段。腾祺投资管理董事沈庆洪则表示，华润集团旗下的业务分布清楚，其发展模式和运营方面在一段时期内未必会出现很大的改变。　　在设计微笑曲线理论的同时，宋林还提出了产融结合的构想，即把微笑曲线两端带来的客户资源和财务资源整合、转化为价值链，连接两端的就是金融业务。 “如果打通了这一环节，华润通过并购带来的增长就可以转化为价值，华润将实现新一轮的爆发。”宋林如是说。　　相较之下，招商局集团在金融领域涉足时间较长，其证券、银行在业内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实力。目前，金融部门实现的利润占到了整个招商局集团利润的50%。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关冠军认为，傅育宁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以来，招商局集团完全做到了实业与金融的互动发展。　　因此，在北京兰德咨询总裁宋延庆看来，招商局的特长在金融领域，华润的特长在贸易、实业领域，二者有较强互补性，“这也很可能是任命他为华润新董事长的原因之一”。　　关于华润面临的问题，宋林曾指出：华润的经营难点在于营业额和净利润。营业额的增长点靠金融和医药，现在拉后腿的可能是零售，而零售经营一旦吃力就要考虑关店，这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营业额。其次在净利润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次增长周期，华润盈利的难度因此增大。　　华润所面临的这两个挑战，现在理所当然地要由傅育宁来应对，人们关心的是：傅育宁能带领华润爬坡过坎、再创辉煌吗？　　傅育宁的创新基因　　能嫁接到华润的改革中吗？　　三九药业曾经是一家因为扩张不当而濒临破产的央企，后被华润重组。5年来，这家企业起死回生，市值增长50%，利润增至原来的3倍多。　　在分析三九药业巨变的原因时，华润三九总裁宋清认为，市场化改革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以考核机制为例指出，“在老国企体制下，一帮人经常会为了完成多少指标而讨价还价。有时候明明业绩能增长20%，为了预防意外，报指标时可能会报15%，然后再按照领导要求涨到18%，结果皆大欢喜。但华润从来不在数字上提要求，而只是明确一年要做哪几件事。事实上，方向明确了，事情做好了，指标自然也就完成了。”　　多年来，秉持“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企业定位，华润在充分市场竞争的七大领域建立了行业领导地位，可谓国企中的纯市场类企业，加之总部位于香港，其对市场化的认知可以说是非常深刻。汇丰环球银行香港及大中华区主管刘哲宁评价华润说，在中国企业里，华润的管理理念是跟国际最接近的，同时又非常了解中国的市场需求，也是将国际管理理念与中国的市场需求融合得最好的。　　华润集团助理总经理兼华润置地董事长吴向东也认为，华润可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央企。不过吴向东也指出，华润毕竟是国企，体制内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优点、缺点、特点，在华润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和体现。　　以用人制度为例，他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华润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制度，集团的干部队伍由岗位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的职业经理人组成，但由于受限于国家政策，华润在经理人长效激励机制建设方面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尚未实行国际上常用的职业经理人中长期激励方式----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华润创业首席执行官洪杰则认为，华润过去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的因素而不是体制、机制上的必然，不可复制且很难持续。　　华润集团战略管理部高级副总监余忠良认为，华润的成功如想持续，必须在体制上有所突破。他建议，华润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可以探索业绩股票、岗位分红权、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完善与业绩考核紧密挂钩的经理人短期和中长期激励机制，而这正是傅育宁的艰巨挑战之一。　　余忠良判断称，今后国资委对华润集团的管理方式将很有可能定位于“以管资本为主”，届时华润可以考虑在保持目前战略管控型业务(SBU)的基础上，增加资本管理型业务(PE和公募基金)，打造战略管控型业务与资本管理型业务双轮驱动的新业务组合。　　与华润一样，招商局集团同样极富创新意识。　　改革开放早期，招商局率先投资中国大陆，在深圳蛇口进行了企业制度、土地制度、激励机制、人事制度等一系列创新性的改革和探索，为社会进步尤其是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傅育宁曾表示，“招商局留给我们后来的这些人最重要的是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的精神。”　　正是秉承这一精神，傅育宁出任招商局董事长之初就透露，希望激励机制和公司的业绩能够挂钩得更直接一点。他认为，员工的工资超过自己，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尤其是在，因为它反映了这个行业的特点。　　执掌华润，傅育宁的创新基因能嫁接到华润的改革进程中吗？对此，不少业内人士充满期待。
　　　　“一边是大量并购带来的高增长，另一边也是许多问题被蓄积的过程。”原华润集团驻京某中层这样评价宋林时代的华润。　　现年51岁的宋林，出身普通家庭，22岁进入华润实习，后在多部门历练，2001年以来，晋升颇快，并最终在十年前获任总经理，六年前成为董事长。　　而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在被多家媒体、多位媒体人曝光、举报后，被中纪委调查落马。　　业务员宋林1963年，宋林在山东出生。据媒体报道，其父母在大学任教，童年时的宋林，曾在乳山农村的三叔家寄居上学，也曾经常在假期被送到那里，和村里的孩子一样劳动。周围人的记忆中，彼时的宋林似乎颇为内向、胆怯，但读书成绩优秀。　　1980年，宋林从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4班毕业，之后考取同济大学固体力学专业。据其中学校友的一篇回忆文章，宋林在中学时除学习成绩不错之外，似乎并未给人留下太多印象。至于大学，在那个刚刚恢复高考不久的年代，是一个所有人埋头学习的所在。　　据同济大学相关资料和宋林本人回忆，宋林是在1986年毕业的，但毕业前一年，宋林便进入华润实习，并最终留在华润。　　华润集团，这家1938在香港成立、最初以“联和行”为名的商行，实则是当时抗战时期中国***及爱国人士在香港的诸多物资传送点之一：大量来自海外爱国人士的物资和资金汇聚其处，再设法进入大陆，支持抗战。1948年，该商行在合并其他几家商行后，更名“华润”。其现在的公司资料介绍称“华”字取意中华，“润”则意指润泽万物。　　解放后，华润依然留在香港，其“业务”延续了之前的特点。尤其在1952年后，华润被指定为中国各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划归中央贸易部管理，即为国家进行相应的“贸易”，这也成为在之后的经济封锁之下，国内稀缺物资获取、赚取外汇极为重要的渠道。　　在宋林进入华润实习之前的1980年，改革开放让这家企业的“外贸总代理”地位迅速瓦解，其业务开始向自营贸易转型。而1983年华润总部大厦在香港落成时，华润也正式开始了现代化企业管理，公司改组为华润集团。　　宋林最初所在的石油部门，实际上为上世纪70年代大陆向香港出口石油而成立。宋林曾回忆说，他成为正式职工后，便因为总部位于香港，常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之间。而有来自华润的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指出，宋林曾称这一阶段他的角色类似于基层业务员，且最初赴港实际上是因为公司的会议和培训。　　“后期他就正式驻港，但还是类似于业务员性质。”前述华润原驻京人士称，宋林在进入公司的前十年，虽然有职务上的变化，但其总体工作而言，是非常基层和业务化的，并未涉及到管理层面。　　关于早期的工作，宋林在历年公司内部培训中都有提及，但鲜有详述。他自己的说法则倾向于将其概述为一种难忘的磨练和学习，是他成长中比书本教育作用更大的一种经历。　　救急与转型　　来自华润的资料显示，宋林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华润石化经理、高级经理，后又提升为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后期出任华润集团公司董事、企发部总经理及华润投资开发公司董事长。　　“担任石化经理，是他熬到了，不能按外边人说遇到了贵人。”前述华润人士称，宋林对于石化业务非常熟悉，且论资排辈地看，彼时宋林在华润下属石化系的升迁，是完全与其能力及经历相符合的。　　进入90年代后期，华润将整个发展方向对准大陆，在时任董事长陈新华带领下，整个战略布局出现大调整，相应的组织架构、人事变化较多。当然，这也被认为是宋林能够得到晋升的重要契机。　　更大的机遇，则出现在2001年。当年，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创业股价持续低迷，市场批评不断。甚有舆论指向华润总体战略调整，认为其调整幅度和速度均有失衡。　　当年11月，宋林被任命为华润创业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作为宁高宁的助手谋划华润创业的新发展模式。此举在后期的业内评论中，宋林被形容为参与救急，但宋本人则再三声称这是一次全新的历练，也是高层对他的一次“恩遇”。　　关于这次任命的说法，除救急之外，还有难以求证的传言是，宋林在此时结交多位贵人。　　此后华润创业业绩转好，宋林也因此获得显眼“成绩”。此后，他相继出任华润置地、华润励致、华润电力主席、中国华润总公司总经理。华润系香港6家上市公司中，宋林曾执掌4家的帅印。　　“后期这一系列职务变化，很容易让人感觉是在锻炼，为了一个更高层的任职进行的锻炼，因为每个任职的时间都比较短，而且跨界比较大。”华润人士称，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华润内部已经基本明晰宋林未来职位所在。　　宋林在华润不断晋升的同时，“再造华润”战略，也以一种眼花缭乱的方式在大陆进行着----并购速度和所涉领域之多，迄今堪称罕见。记者早年采访三九并购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当时由于三九与某国企存在债务纠纷，华润为加快并购，竟迅速做出资产置换方式以解决阻碍，其举动令当事另一方国企领导惊叹不已，但也颇感忧虑，认为其扩张速度和方式太过迅猛，担心在华润并购之下后期资本、人事配置上出现隐患。　　但这些担心似乎并未出现，人们随即看到的是，2004年，宋林被任命为集团总经理。对于这一变化，至今盛行的说法，依然是宋林遇贵人相助。有趣的是，记者曾遍阅华润内部刊物，发现宋林在多数时候的“感恩”言论中，并未提及陈新华。　　扩张与隐患　　据称，宋林在2008年担任董事长之前，其整体管理多为延续前任，但在人事方面则较多改变。公开信息显示，宋林将之前的内部“培训营”升级为“华润大学”，并以年龄段分班，以期在人事上各专业方向进行更好融合互动。但此举也被认为过于泛化，批评者认为仅在高层、总部进行此类尝试即可，但对于下设各个盈利板块，此类尝试非但作用不大，反给人以拉帮结派之嫌。　　此外，宋林的侧重点更多在金融，他在讲话、撰文中多次强调的，便是认为集团总部应充分发挥投资撬动作用。另据报道，宋林似乎在走出华润的场合中，也非常乐意与人细谈金融相关事务，远不像一般金融人士那样谨慎言谈。　　查看关于宋林的新闻报道，亦不难发现其不仅大谈金融，更就一些民生经济、问题多有论述，这似乎让他和其他央企舵手形成了较大差别。当然，这很难与其早年的内向以及陈新华评其“老实”所能联系起来。他自己则在内部培训中也提到了这种变化，并认为这是一种比知识、技能层面更重要的升华，他还勉励受训员工应有与此时企业扩张相匹配的自我扩张。　　但宋林更延续了前任的实业扩张之举，过去十年中，宋林的成绩仍主要以在大陆的实业并购为主。　　以山西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宋林在2009年与当地主要官员会面后，签订向山西长期投资1500亿元大单，其中又在之后与晋城签订450亿元投资协议----当然，从披露信息来看，这是一种战略协议，但比较华润与其他地方而言，这样的战略协议依然罕见，更多时候，华润是一个以抓准时机、有明确目标的猎手。　　“很难说这个时候已经明确要张新民的矿，但总体要为华润电力找上游资源的思路是有的，所以应该理解这种战略协议，是对一个能源大省大方向的锁定。”前述华润人士称，他曾就这一协议前后与山西及华润总部高层人士多次谈论，他所获得的信息是，华润在山西寻找优质矿产的同时，内部还主张并购方式上要有所调整----此前的许多并购中，后期对被并购公司的人事、财力配比调整，被认为有太多“宋林式”做法。　　该人士还透露，他所知的金业并购案中，应该是张新民通过某领导找到了宋林，进而让这次并购火速成行，并出现了罕见的大金额提前支付。　　寄望与坠落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么大的并购，相关监管在哪里？除非这件事本身就是被宋林或者说宋林背后的什么人主导，所以才会这么快。要么就是之前一贯的高效并购，已经形成了某种不再顾忌决策机制、监管机制、相关法规的惯性。”上述知情人称，目前来看，前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因为宋林此次被调查时所提及的“违法”一说，显然应与金业并购之举直接相关。　　宋林担任董事长后，曾多次强调华润的企业文化为“简单、坦诚、阳光”，并将人事中的“对经理人要严，对职员要善”总结为企业文化的重要根基，甚至，他在论述领导力时，开始谈论选择继任者的问题----这被当时的部分华润人认为，宋林可能已经预知自己还要有更为重大的晋升。　　“于华润而言，他是董事长，但于国家而言，他就更要注意自己的经理人角色。”现任职华润某下属公司高层助理人士称，媒体曝光、新闻人举报以来，宋林与某些领导亲近的传闻愈多，有时候连公司内部人都认为，这样的信息有时候可能是宋林自己炮制出来，用来稳定人心的，但同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宋林在2004年后，对权位的寄望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为大胆。　　佐证这一说法的，除了前述已经被广泛质疑“爱发宏论”外，最近又有香港媒体曝光其在任董事长时，经常豪宴权贵，奢侈之至，超乎想象。而此前媒体人实名举报信息中，亦较为细致地指出宋林与其情妇交往情况，且称该情妇在某国际金融机构内专门打理设计华润和宋林个人的业务。(中国经营报)
　　　　4月17日18点3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就在前一天，宋林在华润集团官网还刊发个人声明，针对他人对自己的举报称，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　　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已有十余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而从4月16日至22日一周内，共有至少6例企业高管被调查、逮捕或定罪。据有关媒体统计，仅2013年，便有逾30名国企高管“落马”，涉及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多个领域。　　国企高管因腐败问题频频落马与国企高管角色定位、国企监管和国企高管个人行为两面化密切相关，从制度和高管自身都呈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两面性特征。只有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才能有效地减少或杜绝腐败。　　角色两栖行政与市场地位并存　　国企高管频频落马，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力度的加大，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国企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监管的乏力。　　近日最受舆论关注的是涉嫌违法被查的华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林。宋林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宋林本人的副部级级别和央企华润的巨无霸地位，另外，华润又是著名的“红色国企”，有着浓厚的革命基因。　　宋林走进公众视野源于去年《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举报其在山西省煤矿并购案中涉嫌渎职。王文志第一次举报后除了华润集团的回应外，并未见到相关部门的反应。今年4月15日，王文志再次举报宋林包养情妇，并在自己的微博发布了照片。4月1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宋林除了华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外，还有******代表，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等头衔。华润是53家副部级央企之一，宋林自然也属于副部级干部。　　在宋林任职期间，华润迅猛扩张，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并购重组。对于急切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来说，宋林自然受到很多省市官员的青睐。据媒体报道，宋林到一些地方考察，当地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会高度重视，并亲自出面接待。　　在另一端，宋林又是拥有40多万员工、资产规模达到万亿的华润掌门人，同样让市场人士不敢小看。　　据王文志举报，华润收购山西煤炭大亨张新明的煤矿出资达120亿元。这种动辄出资百亿的企业在中国并不多。市场关注也是情理之中。　　宋林这样享受行政级别又深度参与市场的国企高管有很多便利条件在资本和行政权力之间纵横捭阖。　　事实上，国企高管天然就有打通政府和市场的便利。　　2013年10月被宣布涉嫌犯罪的陕西榆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荣泽还是市政协委员、***榆林市第二次党代会代表。河南省委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予鲁曾任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副局长，2006年12月调任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予鲁身兼第十二届代表。　　有些国企高管任职之前曾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程序及党政官员的心理，也善于同政府各级领导打交道。如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曾经出任宁波常务副市长、浙江省计经委常务副主任、宁波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石化之前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官员。　　如果把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在发展企业上，无疑会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但如果用在谋私利上，就是为虎作伥，危害更大。　　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同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相比，国企高管的权力更多、更大，调动资源的能力更强。这就导致了一个在国企经常出现的现象：“一把手”说了算。企业决策管理缺乏民主和监督。　　英国学者雷曼纳特姆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自诞生之日起便同时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以及经济和实用主义的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国有企业最明显的特点是，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国有企业既不是完全的公共组织，也不是纯粹的私人组织，它介于两者之间。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腐败问题多出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结合处。显然，国有企业的双重组织属性更容易满足腐败发生的基本条件。　　任免权两分监督缺位导致专断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三权制衡，股东会、监事会和董事会分别行使这些权力，保证每个权力正确运用。但很多国企高管是各级党组织按政府任免党政干部方式来任命的，他们往往对任命的上级组织负责，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何况许多国企还没有这“三会”。而监管部门权力难以企及，就是国务院国资委对一些副部级央企领导监管也面临尴尬处境。　　这就形成了制度设计上监督权是存在的，但现实中监督权旁落导致监督缺失，最终是有监督责任的没有监督能力，有监督能力的没有监督责任。这是央企监督权两面化的特征，实质导致了监督缺位。　　这样，符合现实和逻辑的问题就是，高管在企业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分析落马国企高管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　　宋林任华润董事长期间曾自诩为“总经理杀手”，自己对外称7年解聘了10个部门经理，这种作风被人视为雷厉风行。但这也表现了国企高管在企业中专断一面，宋林的自诩也表现出握有大权后生杀予夺的得意。　　2013年被宣布调查的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徐龙，在任职期间随意改变任免干部公开竞聘制，任免干部经过“公开竞聘包括群众评议、领导评议和上台演讲多个环节”的做法，而是直接进行任命。对人事任免权一个人说了算。而在具体业务上，“广东移动每年有近200亿的采购金额，徐龙对于5000万以下的采购则有一票否决权”。　　落马的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在任职期间，个人独断专行名声在外，曾经某公司领导约见陈同海，仅谈了40分钟他就同意出资2亿元入股，决策非常随意。　　被判处死缓的广发银行珠海分行原行长屈建国在任职期间，通过各种手段变相套取公款，分行的副行长、中层领导并非不知情，但他们明知屈建国的行为违反财务制度，却无一提出反对意见，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单位内行长的权力大到不受制约。　　相关专家分析称，国企高管腐败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审批、审核、业务发包等权力，在决定业务承接方、聘用服务方中收受业务单位或个人的贿赂。在经营管理业务过程中，通过虚增购销环节、虚增业务费、虚构承租人等方法侵吞公款。　　如果有足够的监督制衡的权力，国企高管腐败机会将会减少很多。很多漏洞会被堵住。　　2000年，斯蒂芬?莫尔在其著作《权力与腐败----政府和大企业的腐烂核心》中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腐败案例与***败努力。莫尔认为，在滋生腐败方面，大企业和政府具备同样的条件，所以，在重视政府腐败的同时，也应关注大企业中的问题。　　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总结陈同海教训时认为，第一条就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一些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　　专家分析，国企产生腐败，原因就在于权力运行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造成国有企业内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缺失，企业日常管理中预防和监督机制的缺位。也就是说，权力没有置于监督之下，而是发生变异，形成权力自由化、权力个人化、权力商品化的怪现象。　　生活双面化台前幕后的巨大反差　　国企高管权力过于集中不仅在职务上面形成了滥用，在生活方面也出现了腐化现象。这又导致了腐败的加剧，形成了恶性循环。　　据王文志举报，宋林通过情妇杨丽娟进行利益输送，利用个人影响为杨丽娟谋取职位。而杨本人及其亲属名下，在境内外拥有十亿元以上资产，在苏州、常州、上海、香港等地拥有大量别墅等高档房产，在境内外银行有巨额存款。　　被判刑的陈同海的罪名之一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为其情妇谋求利益。　　而除了情妇问题上，落马高管在吃喝玩乐上也表现出放纵的一面。　　这些落马高管一方面是国家干部、企业的领导者，需要遵守党纪国法，但又不能克制个人贪欲，往往形成了双面化特征。一方面要博得组织的信任，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在台前和幕后判若两人。而很多国企高管确实是通过各种伪装骗取了信任。　　宋林曾经很受华润集团前任董事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的赏识。陈新华对宋林曾经评价：“他思考敏捷、工作勤奋、做事有激情，他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都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宋林在被宣布调查之前，一位国企的老总评价宋林是一个能力很强、作风很正派的领导。　　作为华润的“一把手”，宋林喜欢自己动手写东西，在华润网站经常发表一些励志或公司治理理念方面的文章。在公众面前，宋林是一副低调、儒雅，极具市场化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士。　　宋林曾被评为2012年中国改革年度人物，日，受香港特区政府委任，宋林获任太平绅士(行政上称为“非官守绅士”)。在《财富》杂志201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中，宋林排名第20位。　　在宋林形象闪闪发光的另一面，是包养情妇和大吃大喝等腐化行为。　　4月15日，王文志在举报材料中曝光了宋林与情妇杨丽娟的两张照片。据财新网报道，杨丽娟模特出身。《山西晚报》前记者李建军称，宋林还有另外一个更年轻的情妇，同样也是模特出身。　　香港媒体称，宋林在职期间，常在香港湾仔的华润总部宴会厅宴请政商权贵，豪吃22头吉品乾鲍、苏眉、冬虫草炖汤等名贵菜式，更豪饮每支约8万至12万元的法国勃艮第顶级红酒，一餐饭随时饮五六支，估计每餐最少花费60万元。　　有传在湾仔华润总部设有最少三个秘密酒窖，珍藏大批名贵红酒及茅台，总值过千万元。　　华润内部人士称，宋林曾经一餐饭花费高达150万元。　　在形象表现两面性的不仅仅是宋林，很多落马国企高管也是如此。　　原建行行长张恩照，被熟悉的人认为“是一个为人忠厚、靠个人奋斗成才的典范。” 但其受贿19次，金额达400多万元。　　近日，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广州市白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前董事长兼总经理彭华昌，为人低调，在群众中的口碑一直不错，案发后，有的员工表示惊讶：“彭总平时人很低调，想不到他会沉迷***，还收黑钱。”　　落马的义煤董事长武予鲁曾经对外称，自己一分钱不拿。　　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在任时生活极为奢靡，从打网球到打高尔夫，每逢周末，要么是北京、要么是海口，来回都是头等舱。中石化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每月私人交际费达120万元。　　国企高官奢靡消费的另一个常规项目，就是“养情妇”、“包二奶”，甚至大肆嫖娼等腐化堕落行为。　　现代公司治理去双面化　　从中央到各级监管部门也一直在进行探索。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需要从体制进行改革，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并落到实处。才能减少和灭绝国企腐败。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专家在接受《法人》采访时认为，随着一些国企高管贪腐案件的相继公开，国企高管腐败出现了三个新特点：一是涉案“一把手”多，犯罪数额巨大。近年来，各地发生的国企高管贪腐案件，当事人不少都是企业“一把手”。如，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龙，广东新广国际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日晶，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等。 第二是贪腐集体化，群体蛀虫案件不断增多。在国企高管贪腐案件中，窝案、大案不在少数，行贿受贿互相交织。如广东新广国际重大经济案件中，除新广国际原董事长、总经理吴日晶外，被查的还有原副总经理章望生、财务部原总经理冯志标等高管人员。他们互相利用，共同谋划，形成利益均沾的同盟。在古井集团腐败窝案中，古井集团先后有10多名高管被查处，受贿时间跨度多的达17年，涉案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第三是手段多样化。隐藏于日常经营活动中。　　针对部分国企高管贪腐问题，这位专家认为，当前一些国企“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机制不健全、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等是主要原因。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首先要把“笼子”打造得更加牢固。　　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才是关住权力的“笼子”，央企通过董事会治理试点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经验，一些经验也值得推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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