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杜撰秦始皇赵高奸污寡妇有何目的
郭沫若杜撰秦始皇赵高奸污寡妇有何目的
　　从前221年并吞六国，混一天下，到前207年秦王在自己的颈上系上绳子，乘坐着白马素车，捧着的玺符，来到轵道旁，恭候的到来，前后不过十五年时间，一个强大的皇朝就解体了。明人杨慎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如电光石火般短暂，所谓“不啻石火之一敲，电光之一瞥，吹剑之一?，左蜗之一战，南槐之一梦也”(见《升庵集》卷七十)，这真是一个短命的皇朝。而论及原因，汉人普遍认为是由于暴政。如陆贾称：任用刑法，不作变革，最终招致灭亡。在其名文《过秦论》中认为始皇是禁止文书的传播，推行酷烈的刑法，崇尚欺诈与暴力，轻视仁德与正义，以凶狠残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二世是刑法繁复严酷，吏治严峻苛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贾谊的观点也得到了的认同，因此在《本纪》篇末引其《过秦论》以为总评。晁错谴责始皇父子宫室的规模超过限度，贪婪的欲望没有极限。民力疲弊之极，赋敛却仍不加节制。他们还妄加赏赐以随顺其喜悦之意，妄加诛戮以快慰其愤怒之心。法令纷繁芜杂，刑罚残暴酷烈。二世皇帝更是亲自射杀行人，使天下寒心，不能安于其处。董仲舒批评始皇好用残暴冷酷的官吏，赋敛无度，竭尽百姓的财力，百姓四散逃亡，不得从耕作纺织之业，结果群盗四起。班固也指出，世俗传言说秦始皇开始推行暴政，到胡亥时发展到极致。　　　　要知在两汉，出于不同的目的，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指斥秦之残暴，痛恨之下，甚至不肯承认它作为一个皇朝而存在的事实。如扬雄在其《剧秦美新》一文中称之为“秦余”，也就是历史上多余的一个皇朝的意思。班固在《汉书?传》中把秦与新莽并举，称以前秦朝烧毁《诗》、《书》以确立其私议，现在王莽又借六经之事文饰其奸邪之言，正所谓殊途同归，就如同《易经》中所讲的无德而居于高位的亢龙一样断绝了气息。秦朝和新莽所得到的天命因为不是正统的帝王之命，因此也就如同非正色的紫色、非正声的蛙声一样，又如同岁月中由多余的日构成的闰年、闰月，不过是作为神圣的帝王驱除的对象而存在罢了。并且人们对秦朝也极尽嘲笑之能事。司马迁为此在《?六国年表》中指出学者们为所听到的事情所影响，见秦朝存在的历史短暂，便不肯认真考察探究其兴亡的原因，而都嘲笑它。　　更有甚者为了贬低始皇，人们又杜撰了一个始皇是私生子的典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称，早年在赵国为质子时，一方面由于秦国当时频繁地攻打赵国，因此赵国对子楚相当冷淡;另一方面由于子楚是秦昭王次子安国君的庶子，地位低贱，故而秦国也不甚关心子楚，结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不得意。这期间秦国王室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变故，却是秦昭王的太子在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时死了。要说这与子楚也没什么关系，然而想不到的是秦昭王没立其太子的儿子也就是其嫡孙为继承人，而是立了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父亲为太子，这本应是一件高兴的事，但在子楚看来与自己关系也不大。因为尽管被安国君立为正夫人的爱姬无子，但子楚被立为安国君嫡嗣的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安国君的二十余个儿子中子楚排行居中，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优势;并且子楚远在国外，穷困不堪，纵是有心争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却从子楚这萧瑟的处境中看到了巨大的利益，于是为谋取暴利，遂携重金投奔子楚，意欲通过光大子楚的门庭最终使自己飞黄腾达。吕不韦肯在安国君宠幸的人们身上投资，又兼其巧舌如簧，最终居然将子楚这个落魄王孙推上了安国君嫡嗣的位置。他为长保富贵，又设计把自己身边一个已经怀有身孕的绝色女子献给了子楚，以期通过的手段达到长期掌控秦国的目的。这种手段被司马迁称为“钓奇”，也就是钓取奇货的意思。该女子到了子楚那里后，隐匿了已有身孕的事实，到“大期”时，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始皇。　　　　此论一出，再提起始皇，人们往往径以“吕政”名之。人胡宏在其《皇王大纪》一书中称“吕政穷欲极凶”;在其《四书或问》一书中称：“史谓元帝，犹吕政之绍嬴统也。”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称：“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元人陈栎在其《历代通略》一书中称：“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胡一桂在其《史纂古今通要》一书中称：“吕政嗣位，犹?嬴秦之姓”。明人凌迪知在其《氏族博考》一书中称：“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王立道在其《具茨集》一书中称：“吕政纵并吞之谋”。清人秦蕙田在其《五礼通考》一书中认为，司马迁做《封禅书》“意在广陈淫祀以彰武帝之失，而于三代常礼幸存一线于吕政者，反从其略”。然而揆诸史实及常理，《史记》的嬴政是吕不韦私生子之说并不成立。　　如嬴政“大期”而生之说就经不起推敲。关于“大期”，魏晋人谯周和东晋人徐广都认为是指十二个月，如徐广称：“期，十二月也。”谯周称：“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但是正如谯周所言，人多是十月怀胎而生，因此嬴政十二个月才出生，未免与常理过于不符。对此谯周解释如下，赵姬是为了消除子楚的怀疑方才这样做的。他认为人从怀胎到分娩需要十个月，嬴政却推迟了两个月，因此称“大期”，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既然称自己隐匿了有身孕的事实，则生嬴政自然应当过了正常的时期，所谓“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常期也”(见司马贞《史纪索隐?吕不韦列传》)。此意为不如此就要露馅，因为赵姬被送给子楚时怀孕当已两个月，若到子楚那里后的第八个月也就是如期十月而生，在子楚看来当属不正常生产，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向后推迟两个月，也就是赵姬到子楚那里的第十个月而生，嬴政就属正常生产，子楚就没有怀疑的理由了。不过此说虽有道理却不高明，因为其他事情尚可商量，生孩子这事却由不得人，到了该出生时，莫说是两个月，就是一刻也推迟不了。显然，嬴政十二个月出生说是不成立的。　　　　“大期”还可理解为是十个月。唐初人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十三中称：“十月而产，妇人大期。”若将此“大期”理解为从赵姬怀孕算起，则其在子楚府中生下嬴政时肯定少于十个月，这就不能不引起子楚的怀疑。但嬴政一出生，子楚即以赵姬为夫人，则显见所谓的“大期”应是从赵姬到子楚府后算起，却是足月而生，子楚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是自己的儿子。情况若是如此，即嬴政属正常生产，则嬴政也肯定不是吕不韦的儿子。所以无论是十二月说或是十月说都不支持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说法。而比较“大期”的十二月说和十月说，十二月说应更符合《史记》的原意。因为持此说的谯周与徐广，尤其是谯周所生活的年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去不远，并且谯周还是一个研究《史记》的专家，故而他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看法应与比较接近。而孔颖达为唐初人，与汉人已相去甚远，看法的可信度上是不能与前两人相提并论的。细究起来，史书之所以地记下嬴政“大期”而生的话，根据现代胚胎学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古人在推算孕期时出现误差所致。考此说应该出自《秦记》，即秦的官方材料，因为像这种琐碎的事情，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而秦代的史官之所以将此事地载入秦的史册，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嬴政的卓异秉性。　　嬴政并非吕不韦之子还可从吕不韦、赵姬(即史书所称的“帝”)、嬴政三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就吕不韦而言，若其果真欲以赵姬来“钓奇”，则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必然会持续加强与赵姬的联系，竭力增进与嬴政的感情，并伺机将自己与嬴政的关系用比较恰当的方式告知嬴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长保荣华富贵，也才符合“钓奇”之意。从当时的情况看，吕不韦也完全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因为庄襄王死时，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国家大事尽在他和赵姬手中，照说他们是既有时间又有机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嬴政的，并且以其行事之老辣，使一小儿乖乖就范应该不成问题。然而从后来吕不韦的言行看，他和赵姬并没有这样做，当时随着嬴政年龄渐长，因担心自己与赵姬私通的事情败露，招致嬴政的报复，吕不韦竟主动疏远了赵姬，不肯再与其私通，此举显然也与“钓奇”之旨相违。对此的解释只能是吕不韦并无“钓奇”之举，嬴政也不是他的儿子。不然后来嬴政也不会质问吕不韦说：“你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有什么亲情?号称仲父。”把他朝绝路上逼，而吕不韦竟拿嬴政没一点办法，犹豫良久，只得饮鸩而死。　　　　吕不韦可称得上是战国晚期的一个能力超凡的政治家，因此关于他被逼而死这事，着实令后人不解：他怎么会在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区区十三岁的小儿将自己的权力慢慢侵蚀，然后再将自己置于死地，竟无还手之力呢?对于这个问题，本人觉得应该从制度上理解。说来说去，吕不韦不过是一个来自东方诸侯的客卿而已，吕不韦再强悍，也是个客人，嬴政再小，也是个主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或者也可以说，嬴政是董事长，吕不韦是总经理，两者在地位上是有着质的区别的，这是其一。其二，自战国以来，权力愈来愈集中，到战国晚期，秦其实已形成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而君主即居于权力的中心，任何敏感事务都需君主认可，或者说有君主的印信才能实行，故而再强的大臣也很难斗过君主。始皇的假父就是那个大阴人后来要比吕不韦更接近权力，不也没弄成事!其三，此时的重臣虽有封邑，但只有经济方面的权力，而无在封邑上组织私人武装的权力，并且封邑随时都可能被君主剥夺，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相比，可说是已被摘除了神力。其四，当时辅佐嬴政的并非吕不韦一人，还有其他很多实力派人物，尤其是手中握有重兵的家族与家族，他们实际一直都是王权的有力捍卫着，也可以说谁做国君他们就忠于谁。也正因如此，这两个家族自秦昭王时起，一直被君主依为左膀右臂，吕不韦若想动嬴政，那是非常难的。所以总此诸点，吕不韦只能眼睁睁看着权力一点点地丧失而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只得饮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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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宣言》连载(108)：睹物思人的吕不韦戈
为了能够解开秦俑坑“吕不韦戈”之谜，首先要全面认识一下吕不韦这个人。应该说，吕不韦绝对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是中国古代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是一位才华横溢，富有理想的决策人物。他先做了三年秦庄襄王时期的宰相，接着又担任秦始皇时期九年的宰相，在这短短的十二年时间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将秦国治理得有条有理，为秦国的繁荣昌盛，为增强秦国的综合国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宏伟事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他实行了开放、开明的政治制度，广泛招纳天下三千多名贤良哲士，前往咸阳商议未来治国的方略，他撰写了一部经典巨著《吕氏春秋》，又在成书之后决定将其全文，挂在“咸阳市门，悬赏千金，请诸侯游士，能增减一字者，赏千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够像吕不韦那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战略、富民之策，统统公诸于世，并且以重金方式，广泛地征集“逆向”意见的做法，实在是非常罕见，又是非常可贵的。
为什么吕不韦对于秦国未来的发展、对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大业，会有一种殷切的期待，会倾注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呢？这是一个人们很难全面了解的问题。其实一直就有传言，说秦始皇的出生地是赵国邯郸，她母亲是赵国美女，是当地巨商吕不韦的宠姬，吕不韦为了接近入质赵国的秦公子，去实现自己政治图谋，经过一番权衡，就将已有身孕的赵姬献给秦公子，秦孝文王即位三天便去世，秦公子登上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又去世，邯郸出生的嬴政即了王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庄襄王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汉书?五行志》记载“至于始皇，果吕不韦子”；《汉书?王商传》记载“吕不韦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秦始皇是吕不韦和赵姬所生，不是出自于野史，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坊间谣传，而是存在于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等官方的正史之中。
《史记》中，有“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的记载；《汉书》中，将秦始皇名字直接写成“吕政”。此外，在南朝《史记?集解》和唐朝《史记?索隐》里面，都有“吕政者，始皇名政，是吕不韦幸?有娠，献庄襄王而生始皇，故云吕政”的记载；在宋代的《皇王大纪》中：有“吕政穷欲极凶”的记载；元代的《历代通略》中：有“嬴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的记载；元代的《史纂古今通要》中：有“吕政嗣位，犹?嬴秦之姓”的记载；明代的《四书或问》中：有“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的记载。；明代的《通鉴答问》中：有“至吕政而法令益苛，诗书尽废”的记载；明代的《氏族博考》中：有“况吕政受命，寄身不常”的记载；明代的《具茨集》中：有“吕政纵并吞之谋”的记载；明代的《泊庵集》中，有“秦之亡以吕政”的记载；清代的《五礼通考》中：也有“三代常礼幸存于吕政者”的记载。
以上众多确凿无疑的史料记载，可以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是从两汉时期开始，在历经了唐宋元明清的漫长岁月之后，虽然秦始皇是继承了秦庄襄王的王位，是嬴姓家族的法定接班人，但那些都是公开场合上官方的身份定位，只是秦国法典上必须明载的世袭制度，这是任何人都是不能随意抗拒和不遵的。而所有这些并不能改变秦始皇身世存在的隐痛、不幸的阴暗面。两千多年来吕不韦和秦始皇之间存在的这层割不断的血脉亲缘关系，一直是被世人公认，始终未能冲淡模糊，秦始皇的真实姓名叫“吕政”，不断记录在历代的文献之中。因此人们都认为吕不韦确实是秦始皇的亲生父亲，都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什么叫私生子呢？私生子又称私子，《逸周书?注》上有记载“私子，庶孽也。”私子就是由野合、或者无有效婚姻受胎所生之人，它一般不为正统宗族社会所承认和接纳，所以私生子常被斥之为孽种、或者野种。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私生子一直被视为耻辱，尤其是婚外情所生子女，常常使家族蒙羞。秦始皇虽然高居王位、地位显赫，不可一世，正因为他有“私生子”的烙印，背地里总有人要对他指指点点，直到秦朝灭亡之后，他那“私生子”、“吕政”的忌讳，当然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了。然而，人们想象不到的是，在两千多年以后的中国，对于秦始皇的“私生子”、“吕政”问题，却有人掀起了一股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翻案风，一时间中国众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小说家以及数以万计的媒体，纷纷发表研究文章，一致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的名字绝对不可能叫“吕政”。他们声称：过去凡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的，纯粹都是一些反秦、仇秦的人士，为了丑化和贬低秦政而提出的一种异端邪说。这其中郭沫若先生可以说是最积极、最卖力的一个了。他在《十批判》一书中，列举三大理由否定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
&&&&&上个世纪，***经常说自己是秦始皇，于是对秦始皇的评价就成了路线斗争的分水岭，谁说秦始皇不好，谁就有影射***的重大嫌疑。谁如果说秦始皇是个私生子，无疑是在贬低、或者抹黑秦始皇的光辉形象，出于维护秦始皇正面形象的需要，私生子的帽子是必须加以彻底否定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凡是说“秦始皇是吕不韦亲生儿子”，大多都要受到炮轰，受到谴责，要被指责是“没有科学的精神”。郭沫若的三大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经不起人们推敲的。要推翻这个历史旧案，总得拿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有人终于找到一个最关键、最有力的对抗性材料了。陕西有一位作家写信给陈景元，就坚定地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所生，其主要理由是：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之中，有“至大期生子政”的史料记载，所谓“大期”就是“足月”，既然是“足月”而生，就意味着秦始皇不是早产儿。
如果“至大期生子政”，赵姬“足月生子”的说法是对的话，就没有理由认定秦始皇不是“子楚”所生。这里什么叫“大期”，就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了。平心而论，如果是十月怀胎、十个月生子，可以称为“足月”的话，那么有人怀胎十二个月，既然十二个月生子，岂不更可以称为“足月”了？应该说，最有权威性的解释，就在《史记》之中，当人们打开《史记》时，看到它的原文是：“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生子政。”如果从“舞者与居”、“知有身”、“献其姬”、“匿有身”等文字去看，吕不韦还真是秦始皇的父亲。而对于“大期”的含义，《史记?集解》中，有“期，十二月”的记载；在《史记?索隐》中，有“人十月生，此过二月，故云大期，既云自匿有娠，则生政固当逾常期”。在《左氏?僖?十七》中，有“期，限也，梁赢孕过期”这样的记载。&
中国古代史料，甚至还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载。比如《汉书?昭帝纪》中，有“及生帝，有奇异”的记载，《昭帝纪?注》说“十四月乃生。”《汉书?赵??传》中，有“赵??太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昔尧十四月而生，今?弋亦然”的记载，《国语?郑语?注》说“孕，任身也。”可以肯定，历史上妊娠十二个月、十四个月生子的现象，是一种不可否定的存在。应该说，超过十月生子的现象，虽然不是非常的普遍，或许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概率，毕竟还是客观地存在于人世之间，所以有人要用当代一般的医学理论，要去否定“十二月生子”、“十四月生子”的任何可能性，或许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既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比如，有的人生出来就有一根尾巴，有的人生出来就有两个头，这一些都是超出常人的怪异现象，既然出现不可思议事情，人们就应该承认它，正视它。
说秦始皇“十二个月出生”是有可靠出处的。这十个月和十二个月，就有一个明显的时间差，它证实赵姬对秦国公子，确实存在两个月的隐匿期，看来《史记?吕不韦传》中的有关记载，应该是完全可信的。除非有谁能够对《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左氏?僖?十七》有关“大期”的解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除非有谁还能够以其它确切的、有可靠出处的史料，来证明秦始皇根本不是吕不韦儿子之外，任何建立在想像、推测基础之上的否定性观点，大多数人恐怕是不会接受的。儿子登上秦国王位，自己当上秦国宰相，作为亲生父亲的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唯一剩下来的事情，就是全力支持和帮助秦始皇，去建立卓越显赫的“盖世功勋”！秦始皇的宏伟事业和吕不韦的最大心愿，是息息相关的，是连成一体的，是牢不可破的，这也是实现他自己一生最大梦想和追求的唯一途径。
吕不韦确实是把秦始皇，当作是自己的“命根子”对待，那么秦始皇本人对于吕不韦，又是怎样的态度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太子政，立为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什么叫仲父呢？在《荀子?仲尼》中，有“桓公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智也，安忘其怒，出忘其雌，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的记载。《注》：“仲者，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号为仲父。”秦始皇本人就是一个大孝子，特别孝顺自己的母亲，不管母亲做过任何事，都不影响他“唯亲、尊上”的品格。这与吕不韦长期的影响、培养和教导，有着直接的关系。秦始皇的相貌、性格、为人、办事、决策，乃至于一言一行，不仅与吕不韦形似，更与吕不韦神似，这是天生的、永远改变不了的。吕不韦对秦始皇是恩重如山，秦始皇对吕不韦是言听计从，两人的相处犹如父与子，论感情当然是亲密无间。从邯郸生下秦始皇开始，吕不韦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秦始皇。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人们最看重的是亲情、孝道，对于那种不讲亲情的“不孝之子”，从来都没有好的名声，都要受到天下人的诅咒和鄙视。吕不韦在《吕氏春秋?孝行》之中，对于“孝道”这两个字，特别做了以下的阐述：“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其实，这是他在给秦始皇上了一堂很特别的“家教课”，当然吕不韦所说的这一番话，字字句句都带有强烈的针对性，都充满着对秦始皇寄予衷心的期待。在如何处理父与子关系的问题上，刘邦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司马迁在《汉书?高帝纪》之中说得好：“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由此可见，吕不韦当年积极提倡的孝道精神，完全被后代继承了下来，并且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孝道在社会意识中具有崇高地位，无论如何都会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它代代相传直到如今。
什么叫做“孝道”？“孝道”就是指“善事父母之道”，这是人性中的主体特征。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用“孝道”限制后人的行动思维，就显得不适宜了，即使古代当碰到“忠孝不能两全”时，“孝”字虽然左右不了形势。不管怎么变，有一种“孝道”是绝对不会变的。从世俗观点看：黑发人送白发人，是很正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很不幸的；而让白发人去陪葬黑发人，则是天理不容的。这里所说的黑发人指的是儿女辈，白发人指的是父辈之人。无论是何人、何时、何地，父母辈是绝对不能想象，说是可以给自己的儿女去进行陪葬的。什么叫做陪葬？用人去陪葬是其中的一种，用书写真人的名讳物品去陪葬是另外的一种。中国一直就有所谓“睹物思人”的说法，而“睹”就是看见；“思”就是思念，“睹物思人”的意思是，看见了已经死去、或离别之人留下的东西，立即就会想起这个人，在这里面充满悲凉和伤感的情调。
人们都知道，小狗有灵性、老马能识途，只要主人对它好，尽管一时走失了、走远了，这些动物都会千方百计回到主人的身边。动物都能知道，这一个世界上有真诚的亲情，经常会做出许多让主人惊讶的报恩之举，更何况人与人之间存在有一种血浓于水的天性和本能。人的一生认识无数人，和无数人相处，除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兄弟或姐妹，谁还能算是至亲至爱的人，算上家人以外的话，那就是知己、朋友、同学和其他要好的人。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清明时节、中秋月夜，冬至之日，迎春过年，人都会想起自己的亲人，会以各种方式寄托思念。所以，人是一种有感情的动物，如果没有正常感情，就要被人斥之为冷血动物，一定会被人咒骂为“不是人”。重要季节到了，会纪念故人，有时在街上看到路人手捧一束黄菊和白菊，也会知道他这是用来祭奠亲友；人们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件先人用过的物品，也一定会睹物思人。
唐代裴?在《传奇?颜睿》中说，“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宋代石介在《徂徕石先生文集》中说，“倚鞍思骏骨，抚辔念绿?。”看见亲人的物品，会引起一系列的记忆，会思其种种恩德；看见一副马鞍，会对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战马，产生无限的伤感之情。所以“睹物思人、睹物思亲、睹物思情”，都是存在于人世间最感人的可贵品德。这时的人，是见物如见故人，对于他来说，物与故人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其物如故人，故人如其物。这也就是说，每当看到故人留下的一样东西，一定会想起和这样东西有关的人和事，哪怕这样东西，并不是常常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只要一看到了它，就会想起那个人的点点滴滴，甚至还会不时进入你的梦乡，让你“睹物思亲常入梦，训言在耳犹记”。虽然夜里常常梦见故人故物，但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梦境，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寐”，都是白天常思念故人而引起的。
先人、故人、友人，虽然都已离去，但只要见到他们留下的物品，总会深情加以追忆，常常会触景生情，所谓“见字如见人，见物如见人，见信如见人，见书如见人，见画如见人”，这种思念之情，是一种天生的、任何人都磨灭不掉的道德精神。应该说，对于自己祖先的名字，对于对于自己长辈的名字，对自己尊敬之人的名字，在日常使用和书写行文的时候，不但不能直呼其名，而且也不能使用这些人的名字，碰到必须涉及这些人的姓名时，不能读本音，不能写真名，而只能以“改读、改说、改字、改音”，或者减少笔划方式，有意地进行以回避，将真名进行隐蔽，这是中国古代普遍的避讳现象，也是我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礼仪习俗，这种做法被称之为“读白”。在《公羊传?闵公元年》中，有“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记载，避讳最初的本意，其实都是很善意的，都是对君主、长者、老者、贤者的敬仰和尊重。
古代避讳有四类：一是国讳，是当朝帝王的名字不能够直呼。比如东汉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下诏，门联不许有福临两个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还要避讳之名，如西汉的名雉，所以大臣遇到雉，要改称野鸡。二是官讳，是指下属对上司称“大宪”、“宪台”，而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所以称之为宪讳，下属要讳上司及其父祖的名讳。三是圣贤讳，是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的名讳，有的朝代也要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四是家讳，是指避自己父母和祖父母之名。与别人交往之时，应避对方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陈垣在《史讳举例?序》之中说，避讳之风“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两千多年。”古代“避讳学”，成为必须认真做到的大事情。古代社会规定在言语、公文、书籍、试卷上不得犯讳，如有违禁不遵，便是一种欺君罪，不敬罪，忘祖罪而遭受处罚，会受到公众遣责。
名讳是严肃的事情，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在中国古代是贯彻始终的，它使人不敢有任何不轨之举。学术界一般认为避讳起源于西周，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时期已有大夫有关取名六忌的见解。当时，为避孔丘名字的讳，文献中只称“孔正”，在古文献中有时候，在丘字的右边，另外加一个耳朵，就变成“邱”字，有的甚至在写“丘”字时，故意省略其中的一笔，或各种方法并举，正好说明在周代，虽然开始兴盛避讳之事，但还不够完备，一直到秦汉时期避讳制度，才真正建立、完善和严格起来。不但生前要讳名，人死后也要讳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要遵循此俗，不得违抗不遵，并作为社会生活的禁忌。为了避秦庄襄王“子楚”的名讳，必须将“楚”，改成“荆”；为了避赢政的名讳，一定要改“政”为同音的“正”，所以在秦国和秦王朝，又必须将“政月”改为“正月”、或者“端月”。
古代避讳是随处可见，无处不在的。司马迁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五十多万字的《史记》中，找不到一个“谈”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了避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在书中找不到一个“泰”字；汉高祖的名字叫刘邦，《汉书》为了避讳，于是把所有“邦”字，都改成“国”；汉武帝的名字叫刘彻，司马迁《史记》中就将“彻”改为“写放”；汉文帝的名字叫刘恒，《史记》就改“恒山”为“常山”。名讳之风在唐代更盛行，唐高祖名渊，所以《黄帝内经太素》里，改针灸穴位“太渊”为“太泉”；&唐太宗名世民，就改“世”为“代”；唐高宗名治，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六《鉴药》就改“治身”为“理身”。袁世凯最忌讳“元宵”两个字，因“元、袁”同音，“宵、消”同音，“元宵”听起来像是消灭袁世凯，于是在1913年元宵节前，袁世凯下令将元宵称“汤圆”。对家中长辈不能直呼其名，即使平辈也不可擅呼姓名。
在《礼记?曲礼上》中，就有“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记载。自秦汉时期开始，古代君主之尊，更变得无以复加，皇权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名字，当然不能随便称呼，随着皇权和宗法制度的日益加强，此后避讳现象的日趋严格，甚至被明文写进法律。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尊长的名字同样不能轻易书写。比如唐朝法律就规定，谁要直呼皇帝的名字，那是犯了“大不敬”的罪，那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清代的乾隆二十二年，有一位退休的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在族谱《大彭统记》上，刊登河南段昌绪家存吴三桂的文告时，乾隆隆的名讳弘历不缺笔，成为彭家屏自杀及段昌绪斩首的罪名。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王锡侯编篡《康熙字典?凡例》时，不避康熙、雍正、乾隆名讳，结果就依照《大逆律》定罪处斩。避讳像一张罗网，使人们言行，时时受到监控，稍有不慎，就触犯刑律，轻则遭谴，重则罹祸，乃至要灭家灭族。
看见故人的东西，都要那样地思念他，如果有写着父亲名讳的器物，当然也是父亲存在的一种象征，在儿女的陪葬坑里，存放着许多有父亲名讳的物品，同用他父亲来陪葬，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一直宣称，秦俑坑中的“相邦吕不韦戈”是在吕不韦担任宰相时，代表中央一级机构亲自督造的兵器，说明他还是朝廷握有实权的行政首长，他的地位和声望都是空前巩固的，他当然也是“叱咤风云、至高无上”的风云人物，即使兵器上需要刻上四级管理的机构和人名，人们也不能直呼“吕不韦”的名字，更不能直接在兵器上，铭刻“吕不韦”三个字，因为这样做的本身，是直接违犯“官讳”行为，是对于吕不韦本人最大的不敬和藐视。从这个角度看，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都不可能是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时制造的。之所以会在许多兵器上出现他的名字，肯定是在他免去宰相之后，后人对他所做的一种恶作剧。
“三年相邦吕不韦戈”由于“相邦”两字没有避刘邦的名讳，它应该是秦朝灭亡前的铭刻，又因为犯了“吕不韦”的名讳，所以它应该是吕不韦免相之后的铭刻，至于戈是什么年代铸造的，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秦始皇确实是秦俑坑真正的主人，如果这一些“吕不韦戈”确实也是秦俑坑内的“原配兵器”，那么以此为由去认定这些“吕不韦戈”，就是为秦始皇陪葬的结论，应该是不会有错的，如果说这真是一种“父亲为儿子陪葬”的异常现象，人们也只有看着、忍着，只能去抗议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和荒唐。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切都会是真的，不会相信秦始皇真是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要这么去做，没有任何理由要如此作践自己、糟蹋自己，而让自己背上一个“父亲为儿子陪葬”的欺凌先祖的恶名，仅仅是为了一件在青铜戈上的铭刻，从而输掉自己难得树立起来的好名声，这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吗？
人世间的事情，本身就是异常复杂的、多变的，一定要用一个公式、模式，去看去套，往往要出大问题、大错误的。任何时候，都要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实事是求精神去对待，才是一个最正确的态度。当年吕不韦之所以被免除宰相之职，完全是由于母亲后宫生活失当而造成的，经过大臣茅焦以人不能有“不孝之行”的道理劝说之后，秦始皇将母亲重新迎回到咸阳宫。尽管吕不韦和太后有微点，但秦始皇和他们之间的血脉关系，始终是不能割断的。从“吕不韦不可能为秦始皇陪葬”这个角度看，秦俑坑出土5件“吕不韦戈”，或许是一件好事，正是由于在秦俑坑发现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器物，还真的能够在秦俑坑和秦始皇之间，进行一种有效的切割和分离，成为否定“秦始皇兵马俑”的一个合乎情理的有力凭证。袁仲一能够举出多少例子说明，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陪葬的吗？这种人伦混乱败坏的事情，历史上恐怕是不可能找出来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上，有“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的记载。意思是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凡是官方督造的任何兵器，兵器上都要铭刻督造者的“官名”。什么叫“官名”？官名就是官职名称，在《汉书?贾谊传》中，有“定官名，兴礼乐”的记载；在《后汉书?隗嚣传》中，有“政令日变，官名月易”的记载。所以这“官名”指的只能是官职名称，而不是官员自己的名字，因为，官职是随时可以叫的，而名字是不能直呼的，尤其是下级对上级，更应该是如此，如果直呼其名，直刻其名，这是犯上的、犯讳的不敬行为。所以将《秦律》“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的规定，尤其是由吕不韦督造的兵器，都以为是一定要刻上吕不韦的名字，那是一种错觉，吕不韦的官名是丞相，刻上“丞相”、或者“丞相吕”都是合乎礼制的，而真的出现“吕不韦”三个字，那就有问题了，这一些兵器肯定不是真正在吕不韦督造下生产出来的。
应该说，在各地出土的青铜戈上，凡是直接刻有“吕不韦”名字的，都不会与吕不韦本人有任何的关系。因为这些青铜兵器的铸造，都是与《秦律》之中只刻官名、不刻人名的规定，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俑坑中除了五件青铜戈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了，这就说明“吕不韦戈”和秦俑坑大部分兵器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时空隔阂”。而正是在俑坑里出土有“吕不韦”三个字的青铜戈，才能将大量的、无铭文的、无“吕不韦”三个字的俑坑其它兵器，连同俑坑本身的建造年代，就与秦始皇的执政时期，更与吕不韦的当政时期无情地进行了“切割”。这种分析、判断和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它有秦代正式的法律为依据，又有历朝历代人人必须遵循的避讳传统为背景，所以在秦俑坑出土的刻有“吕不韦”名字的兵器，即使在秦朝和秦代，它本身的存在，也是一种违反秦法、违背传统习俗的行为。应该说，这样的一种论述是很经典、很有权威性的。
退一步而言，如果有谁能够证明，无论什么人的名字，包括秦始皇、吕不韦，都可以随便呼叫、?便书写，那么“吕不韦戈”的存在，就是正常的现象。这里，牵涉到一个严肃问题，就是秦国到底有没有实行避讳制度，如果有这一制度，那么他们的名字，确实是不能任意呼叫、书写和铭刻的。从这个角度看，俑坑里的“吕不韦戈”中，这“吕不韦”三个字，被下属明目张胆地刻到器物上，毫无疑问是严重的犯讳行为。陕西一位徐姓作家致信博主，就提出了以下的看法：“您说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应该是吕不韦失势，不当相邦以后制造的，您的哪一些避讳、或者说他位高权重，就不应该直接用吕不韦的名字给戈定名等，这些说法是不存在的，因为吕不韦位高权重，也不过是个丞相，湖北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的‘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上面，都刻有夫差和勾践的名字。夫差和勾践都是王，难道地位还不如吕不韦？”意思是，王的名字都能刻，而丞相的名字为什么就不能刻？
徐先生信里直言：“博主文章的问题很多，没有必要细说了，原本想在您那篇博文后面留言，又怕引起其他网友对您的打击。作为一篇网文无所谓，若是出书还是要多了解些才好。所以希望您斟酌、慎重！”意思是，除了秦始皇“大期”及“吕不韦戈”是不是应该避讳之外，其它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为了避免引起其它网友对博主的“打击”，还是不公开为好。然而博主回信道：“您的观点意见，全都看到了。我倒是希望将它发到我博客评论中，我一定会认真做出回复的。也希望您能将意见写得详细一点，深入一点。学术官司嘛，打的就是文字仗。”不久之后，博主致信徐先生说：“我在博客上，已经对您‘大期”’和‘越王剑’两条意见，进行了回复，请您仔细看看，多挑毛病，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学术交流、学术讨论，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事情，如果秦俑馆也能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那该有多好啊，可惜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一个多星期过去，怎么不见您有新的评论文章？”
有关“大期”的问题，博主已经进行了详细地论证过，不知徐先生现在还有什么话，应该对博主说明的。博主希望徐先生继续关心这件事，如果有新的材料能够驳倒博主的观点，那么博主也一定会真诚接受、并且也会认输的，一定会修正自己原来坚持的那种观点的，任何人搞学术研究，为的是弄清学术是非，不是要跟谁赌气，有错必纠、坚持真理，这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谁能这样做，谁就是好样的，谁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说到勾践剑和夫差戈上的铭文，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它已经摆到台面上来，就不能采取一种驼鸟式的不承认态度，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终于有了一个眉目：勾践剑的铭文是“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勾践已经被“鸠浅”替代了，越王勾践的真名都被改字、改音了，难道还不是货真价实的避讳行为？吴王夫差的名字，是否也能?便叫、?便刻，而不必进行避讳的？人们看看以下材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目前世存的吴王夫差剑，总共有九件之多。
比如：河南辉县吴王夫差剑、湖北襄阳蔡坡吴王夫差剑、湖北省博物馆馆藏吴王夫差剑、洛阳中州吴王夫差剑、安徽寿县吴王夫差剑等，都被认为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这十个字的铭文。其实，在清代学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上，对于吴王夫差剑的铭文内容，早就已经有“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这样的考证。另外在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经过对吴王夫差剑的铭文内容的考证，也认为是“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这样的十个字。相信人们都看到了，在这一些铸铭上，吴王夫差的名字，都已经变了、改了，都已经以“吴王元差”的面目出现了，难道这还不是货真价实的避讳行为？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吴王夫差矛、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的铭文上，都有“自用”这样的两个字，意思是这些兵器都是吴王、越王自己使用的、或者是自已直接下令铸造的，既然属于“自用”的性质，那么自己对自己，也就没有避讳和犯讳的问题了。
&&&对于“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的铭文，存在的疑问实在太多了。人们首先要问，为什么吴越两国，都有在兵器上刻“自用”的现象，中国一直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相隔十里生活风气不同，相隔百里两地习俗不同。两国君主都以“自用”方式，在兵器上铭刻的行为，是让人费解的。另外，既然吴王夫差本人需要有贴身的“自用”兵器，问题是这世存的九件“夫差剑”，有一件长59.1厘米，其余都在40厘米左右，如果它们真是夫差“自用”的兵器，到底应该是多长的铜剑呢？根据《周礼?考工记》记载，长度为60厘米，称“上士之制，上士服之”，长度为50厘米，称“中制之剑，中士服之”，长度为40厘米，称“下制之剑，下士服之”，不足60厘米的，只能是“中制之剑”，不足50厘米的，只能是“下制之剑”，难道不可一世、称霸诸侯的吴王夫差“自用”的御用之剑，竟然还是“中制之剑”、甚至是“下制之剑”？
&&&不论越国还是吴国，当时拥有最精良的兵器，是更轻便、更锋利的钢铁兵器，而不是青铜兵器。《越绝书》中，有“楚王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命风胡子往见之，使作铁剑，因成龙渊”的记载，《战国策?赵策》中，有“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的记载。所谓“吴干之剑”，就是吴国最著名的制剑工匠干将和莫邪，当年亲手制造的钢铁之剑，如果吴王夫差真的要“自用”，也只有以钢铁材料去制造，才是符合时代的潮流，才有获得“王剑”殊荣的真正资格。古代那些被称为“切玉如泥、削铁如泥”的兵器，毫无例外指的都是钢铁兵器，而与青铜兵器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孔丛子?陈士义》中，也有“秦王得西戎利刀，以割玉，如割木焉。以示东方诸侯。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剑，用之切玉如泥”的记载。
&&&《书?费誓》中，有“砺乃锋刃”的记载，意思是研磨兵器使它始终保持锐利状态。兵器锋利不锋利，要看刃部锋利不锋利，兵器刃部锋利不锋利，要看刃部能不能不断进行磨砺。钢铁兵器越磨越锋利，而青铜兵力则越磨越不成器。白居易在《与韦丞相同入南省》中，有“早年同遇陶钧主，利钝精粗共在熔；金剑淬来长透匣，铅刀磨尽不成锋”的诗句，铅刀就是铜锡合金铸造的兵器，这种兵器不断进行研磨，即使将它磨尽了，也不能使变成锋利的刃部来。另外还要请人注意的是，在众多“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铭文上，有一个被人长期忽视的“攻”字，“攻”是攻打、讨伐的意思，所以“攻吴王元差自作其夫用”的本义，就是当年为了攻打夫差，由某些人特意制造的“自用”兵器。那么是谁要攻打夫差呢？勾践被俘，在国内秘密策划起兵抗吴，这些不同尺寸的青铜剑，就是当年越人用来征战夫差时所使用的实战兵器，而不是吴王夫差自用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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