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古中国，鲜艳的色彩神奇而富有魔力。每一种基本颜色都有极为广泛的寓意，五色（黄、黑、红、蓝、白）在自然界中同时展现，预示着美好与吉祥。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来自印度支那的五彩鹦鹉、对绚丽落日中隐藏的能量，怀有非同寻常的尊崇。南方的图腾狗盘瓠向世人展示了他神圣的特质——他的皮毛五彩斑斓，因而他的后裔即各种蛮族部落全都“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搜神记》，卷14，页91）但这个美丽的传说并没有告诉我们南越的真正色彩，汉人也从未想到这些色彩被赋予了神奇的特质。
人类对颜色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取决于文化传统，尤其是语言和文学传统。人们或喜乐，或哀怨，其情感与从缤纷的彩虹颜色中作出的选择是一致的。于是就有了中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五色”，以及此后色彩的多种变异。在古代，这些色彩名称的使用都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秋天即为白色，代表悲伤和死亡），直到5世纪左右，人们（至少是文人）才转而关注尤其是强化自然界的各种色彩，将周遭的世界视作一幅色彩艳丽、如仙境般的画卷，一座可以流连忘返的花园，而不是苦行隐士那黯淡且乏味的隐居之地。他们开始从尘封的辞典和珍贵的文选中寻找恰当的词句，来描绘种种神奇的色彩，表达其中的寓意与情感。
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是南方的色彩，最不会首先想到的或许是白色。对扶南人、安南人而言，白色代表了一个无形的圣洁世界：圣洁的舞女是白色的，白裙飘飘、肌肤胜雪，神圣的大象、宝伞和莲花也都是白色的。在汉人眼中，白色同样是仙界的象征。月亮、月亮哺育而成的玉，有灵性的白化动物，最重要的，还有天外仙岛，它们的色彩都是天使一样的白色。圣洁的白色无所不在，没有地域性，也没有任何区别。即使我们忽略其象征性的用法，来看一看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现象世界，那么，白色也是鹤、鹭、鹅、鸥等为人熟悉的北方鸟类的颜色。
但最重要的是，***属于干旱的北方大地，那是汉人真正的家园。***是伟大而乖戾的黄河的颜色，是覆盖田野的黄土的颜色，是从黄土上静静走过的***骆驼的颜色。它是黄褐色、棕褐色、暗褐色；它是那里的岩石、草原和尘土掩蔽的太阳的颜色；它是灰黄、沙黄、枯草黄和土***；对这一片汉族发源地来说，它是古老的、保守的、可以依赖的颜色。可以说，它与南越几乎格格不入。
南越森林的深绿色，浓密的树荫、雾气和距离滤去了阳光的金黄，沉淀下来的青绿色和靛蓝色，可以说是真正南方的色彩。尽管热带花卉色彩明艳，热带森林仍是一大片阴郁。 “绿荫”一词在中古诗歌中非常常见，尤其适合形容南越的幽暗森林。但“绿荫”一词暗含了丝微的***，而诗人们对浓密雨林掩蔽下的世界的特征极其敏感，他们不得不寻找颜色更暗的绿色意象，那浸染着深蓝色与天青色的绿色，正如在乘船经过韶州的途中，胡曾写下了他对南越的印象：
更妙的是，这片炎热而湿润的土地也会同时呈现出绿色与红色。在唐诗中，这种色彩的对比，多数出现于对闪光岩石的描述，这些岩石在某些光线中呈青绿色，在其他一些光线中呈橘红色。在循吏李渤看来，南方宛如一片红色的仙境，或红宝石般的天堂，但他用更清凉、更暗淡的颜色调和了这种红色的景致。湖南的荒原是炎帝的疆土，在其南面，则是原始赤帝的国土，是进入南越途中那苍翠的山峦：
这种红绿对比的使用极其古雅，后来也被诗人们用来形容向广州延伸的石灰岩山。不仅“青山”与“丹崖”的对比由来已久，“黛眉”与“朱颜”的对比也同样历史悠久。画家之技艺也被称作长于“丹青”，用的就是这两个名词的字面意义。这种古老的红绿对比，也被自如地运用于南越的植物意象中，并加以改造和文饰，使之成为颇具辨识度的比喻。
我们意想中的南越的颜色，是鸟类和花卉的红色，以南越茂密常绿植物的青翠色为映衬。当然，朱雀永远是热带森林的统治者。
在早于唐代五百多年前，汉代的祭祀仪式就是如此。红色是一种天的颜色，此外更是天子即“南面王者”的色。通往皇宫的礼仪之门总是南门。就唐初所建的“旧”宫而言，此门为“朱雀门”，通往稍后建成的“大明宫”的，则是“丹凤门”。被允许进入宫城的贵客，经由这些神圣的城门，继而向北穿过一系列大殿，最前面的是一座宏大的听政殿，天子面南而坐，象征皇权的庄严和威仪，而他的王公大臣则面向北面，表示臣服。
此外，红色有充足的理由成为南方的色彩。它不仅在全世界都象征着火，象征熊熊燃烧、滋养万物的太阳，象征着炽热的、维系生命的血液，象征生命本身，而且，它还超越了***，成为代表黄金与黄金国度——带来财富的印度群岛和金地的理想颜色。即使对我们来说，印度支那这块土地也是一块火红的红宝石。在中国传说中，这些都是朱雀统治下的炎热岛屿。在那里，红色的火山自黑暗的地下迸发出来，就像来自破裂的宇宙动脉，人类的足迹因此而更加接近生命的源头。但有时，这种红色的能量竟出现在黑暗的北方天空，成为意义重大的前兆。这无疑更加激动人心，毕竟中国人只能通过典籍记载了解爪哇的火山。据史书记载，公元708年7月24日有极光出现：“赤气际天，光烛地，三日乃止。赤气，血祥也。”（《新唐书》，卷34，页10a）
在某些文学作品中，红色的意象直接明了，与南方紧密相连。韩偓描写一位可爱的蛮族女子，身穿妩媚动人的红衣，令人眼前一亮：“窄衣短袖蛮锦红”。这套诱人的服饰用印度支那出产的一种棉布裁剪而成，因其朝霞般的玫瑰色而得名“朝霞”，林邑王的夫人们常穿着这种布料，并佩戴珍珠和金链。这神圣的红色，人们在南越天空和土地上都能轻易地看到。在前文中，我们已关注了头顶的红色薄雾和脚下的红土。除此之外，还有红色的岩石，比如广州附近的红色山脊，曾有扶南人认为它蕴藏黄金而试图购买，但中国刺史拒绝出售这样一座神山，因为它是南方的守护神。（薛爱华，《一部十四世纪的广东方志》，页79）然而最能代表南越本质的，还是当地的红色花卉和果实，正如欧阳炯在词中写道：
红色的杜鹃花为唐代人提供了完美的南方的植物象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同样如此。白居易可谓是第一位伟大的杜鹃迷，他使得被称为“山石榴”或“杜鹃花”的红色杜鹃广为人知。在文学中，中国这种玫瑰红的杜鹃逐渐成为火焰、鲜血和迷人女子的象征。但也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领略到南越杜鹃的魅力。在韩愈眼中，它们只是一整片看去还有点意思，但根本无法与其北方家乡的花木媲美。（韩愈，《杏花》）孟琯却未被这种酸溜溜的保守观点所左右，他对杜鹃的情感，显然类同于我们对芙蓉、九重葛和凤凰木这些带有异域风情的热带植物的喜爱：
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踯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太平广记》卷409页7a引《岭南异物志》）
但孟琯只是个特例，唐代很少有人能发现这片红色花海的美丽。对南越的汉人而言，总体上说，除了香甜的水果和爽口的饮品外，南方有一种令人不悦的味道。它的芳香使人陶醉，但既不高贵，也不典雅。它的声音或急促而含混，或扰人而可怕。尽管与北方的故乡相比，南方的红色更加浓烈，且与家乡的分布差别巨大，但它还是与汉人的期待有所不同。这是属于南越的颜色，但不是真正的异域色彩。
朱雀是来自远古的意象，唐朝人用它命名神圣的长安城门。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它的出现都是一种上天赐福的吉兆。在中国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有关朱雀、赤燕、赤乌等神鸟的严肃记载。通常，这些征兆的出现，都伴随着官方对其祥瑞的解释。无论以何种外形出现，朱雀都是上天的信使，将朱墨书写的信息传递给人类的精英，即有着非凡功业与力量的圣人和统治者。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信息的传达方式。它是真正的火鸟，体内蕴藏着太阳神圣的能量。有一部古代道教经典《参同契》写道：“朱雀火之化”，并认为它是太阳鸟，通常化身为“赤乌”：
正如刘禹锡所说，这种天使般的红色动物也是热带火热之地的精灵。仰望着赤帝居住的衡山，诗人想象此山“上拂朱鸟翮”。（刘禹锡，《望衡山》）在代表五个方位的鸟类中，朱雀最为不凡。北方的玄鸟，西方的白鹭，东方的苍鹰，以及中间的黄鸟都是后来人为添加的，不具备这种南方神鸟的鲜明个性。
在唐代，红色的热带鸟类被视作真正的神物，南方的首领与王公贵族会将它们进献给宫廷。有时，红色的飞禽也会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京都的城门上，在人们眼中，它们便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鸟儿被赋予如此神圣的意义？尽管中古时期有不少南越鸟类受人关注，但却没有哪一种曾得到过汉人神圣的封号。咬鹃和小太阳鸟都默默无闻；鹦鹉仅仅是一种珍奇之鸟；雉鸡及其同类，只是为宫廷制造盔甲与羽饰提供了实用的羽毛。偶尔有些鸟儿扮演了神圣的角色，但都为时不久。象征祥瑞的古典的朱雀成了一种纯粹而神秘的符号，不会固定地属于任何一种在五岭与南海之间翱翔的鸟类。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红红绿绿的鹦鹉或咬鹃是理想的朱雀化身，因为它们呈现了南方森林的绿色背景，同时也带来了热带花卉的异国情调。
我们尽管对朱雀缺乏特定而具体的形象认知，但仍然可以追问一下：这一古老的象征在唐代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想，还是旧有的观念？特别是，它是否体现了人们的一种愿望——在南越有可能开始新的体验，获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朱雀只是一种挣脱束缚的意象，它闪光的翅膀象征着从危险境地逃离的力量？又或是唐代人在它那艳丽的色泽中，看到了比凡人身体更加完美的形象，一种自我和灵魂的象征，能自由地飞翔于未曾探索过的空中花园？
追问这些问题，不只是追问当唐代人想起朱雀这一形象时，他们的脑中会浮现出什么东西。这么追问，更是为了把握唐人对南越感受的总体特征。这也是为了探寻在来自温带的汉人的想象和渴望中，中古时期的这个朱雀之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在他们的文学中，朱雀之国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
北方的诗歌朴素而粗犷；它颤抖着，伴着刺骨的霜冻，大漠的寒风，朦胧的月色以及草原上的积雪。这个真正属于汉人的世界，严厉、冷静而又正统。但也存在另一种古老的审美传统，欣赏温和、温暖、五彩缤纷的长江流域，但这只为汉人了解更南的南方做了部分的铺垫。对被流放南越的汉人来说，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他会睁大眼睛，盯着各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譬如在高高的树冠下飞翔的巨大的黄盔噪犀鸟，或是从船上飞掠而过的飞鱼。他已经远离了他曾经生活的那片天地，远离了周边的黄土地和桦树、住帐篷的牧民和驼队，远离了周围格局对称的城市和整洁的农田。高山和海洋将他与家人、朋友、平凡的生计阻隔开来，最重要的是，还使他远离了那些早被可敬的传统所神化、被无数宝贵的文献所强化的人物与意象。
中古时期南越文献的常见主题，是恐惧、刺激、财富、腐败、中毒、神秘、魔力和幻象等主题，并通过瘴气、蛮人、异域珍宝和鬼怪出没的森林等刻板形象表现出来。鲜明的印象，艳丽的色彩，已经成为某些游客行记的标志，但大部分人在思考这片新土地时，还只能使用陈词滥调。
面对南越的洞穴和蛮人，许多北方来的官员都怀有强烈的殖民者心态。他们务实而且现实，甚至在作严谨的博物学笔记时，也时时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感。对少数痴迷于南越如画山景的官员来说，总有一些事物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对那些冒险的园林家和猎奇者来说，则有另一些事物能吸引他们。
像张九龄那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影响力也不大。
可能只有一种人会真正欣赏南越的异域特质，他们有敏感的心灵，渴望一种全然不同的完美，而这是辉煌的唐代典范所没有给予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心怀内疚。直到唐代灭亡，南越都不曾出现过卢梭、洛蒂和康拉德这样的人。那里的官员、士兵和贬谪的政客更象是特诺奇提特兰的西班牙人，而不是在东京的法国人。
在先唐文学中，诗歌里所写的古老的南方意象，往往有习见的南越背景，充斥着有毒的植物、蜿蜒的虫蛇、人形的猿猴与猴精、赤色的天空、黑色的森林，以及巫术、神秘和困惑。到了唐代，诗人们试图改弦更张，描写荷塘旁边、木兰舟中，慵懒而面色绯红的越女，以及雾中的神女，只有一部分获得成功。
直到九世纪末、十世纪初，随着唐帝国的瓦解，一种新的综合体才成为可能，它介于楚辞所开创的乐观浪漫主义和柳宗元、张九龄等人的自然主义审美之间。当北方人发现与世隔绝的南越也可能有其优点之处，这种改变就产生了，而事实上，他们的父执辈和同辈早已领略过这些优点。于是突然间，南方不再是炼狱或魔窟，而成了神圣的避难所。这个省份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浪漫氛围，展现在李珣和欧阳炯那令人久久难忘的诗句之中。旧有的意象直到此时才得以扭转，并被注入新的生命——朱雀化身为红袖飞扬的南越女子。
然而，这种本土的异国情调仅仅是过渡性的，它连接的两端是古老的殖民帝国与最终多姿多彩的文学舞台。全新的地域、居民、语词所带来的全新体验，能够及时地转化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全新形象。这片热带的伊甸园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部分地化作现实，但它依然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崭新的比喻和精神画面，流向北方，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这些满身尘土并且保守的陆地居民，一直不停地转变，直到能够接受任何形式的世界，能够接受每一种希罕的经验。
朱雀，作为一种虚构的意象，虽然一直被加于新南方（无论这南方指的是哪里）身上，但却从未完整地存在过。这只东方的火鸟，是柳宗元眼中理想的飞鸟，它静静地筑巢于张九龄的心中，精确而亮丽地呈现于李珣新浪漫的词作中，它只能泛泛地、抽象地，存活于唐代以后的语言和文学作品里。
对薛爱华的唐朝研究有兴趣的澎友，推荐延伸阅读译者程章灿的序言：《四裔、名物、宗教与历史想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及其唐研究》：/162358/widget/notes/8717941/note//
核心地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当时中国世家大族居住之地，三国时是吴国戍守石头城部队营房所在地。
乌衣巷是晋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第，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冠盖云集，走出了
等文化巨匠。乌衣巷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紧密相连。
人民政府恢复了乌衣巷，挖掘、展示乌衣巷源远流长的历史，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
纪念馆。历经千年的沧桑，如今的乌衣巷已不复昔日的繁华，没有豪门士族的觥筹交错，取而代之的是游人探访王谢华堂踪迹。
三国时期，乌衣巷是吴国戍守
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国号“魏”。
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通称蜀或蜀汉。
东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史称东吴，当年秋七月，孙权将都城由武昌（今湖北鄂州）迁南京，取“建功立业”之意，将秣陵改为
。孙权是史上第一个建军都南京的皇帝。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晋军攻占
，孙皓投降，吴亡，改建业为
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死，皇上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
西晋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司马炽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管理扬州、江南等地。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次年，司马睿被推戴为皇帝，定都
）。大臣王导住在这里，后来便成为王、谢等豪门大族的住宅区。司马睿之所以能立足于
，顺立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再延，系得力于王导的谋划和周旋，以王导为代表的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庭都居住在孙吴乌衣营旧址，此时
的乌衣营已改称为“乌衣巷”。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而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派的鼻祖，他与谢氏后裔的大诗人谢惠连、谢朓，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谢”。朱雀桥横跨
，是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旧日桥上装饰著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
唐朝时期，乌衣巷沦为废墟。
曾一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商品繁盛，民殷物阜”。人们又在倾圮的王、谢故居上重建“来燕堂”。其址在乌衣巷东，建筑古朴典雅，堂内悬挂王导、谢安画像。士子游人不断，成为瞻仰东晋名相、抒发思古幽情的胜地。
人民政府恢复了乌衣巷并重建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王谢故居。
乌衣巷的得名有很多说法。
时期的禁卫军驻地，由于军士悉穿乌衣，由此得名乌衣营，后改乌衣巷。
第二种说法：东晋时期王谢两家居住于此，而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彰显身份尊贵，所以得名乌衣巷。这种说法在南京民间广为流传。
第三种说法：来自南宋时编纂的《
》，称刘禹锡诗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乃是误笔，原是“旧时王榭堂前燕”。南京曾有个名叫王榭的人，以航海为业。海船失事，他误入乌衣国，娶妻生子。后来，王榭独自返回故乡
，为了怀念乌衣国的时光，便将所住的巷子更名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xiá)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花】此为开花之意，做动词用
【乌衣】燕子，旧时王谢之家，庭多燕子。
【王谢】王导、谢安，晋相，世家大族，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
即今之南京）巨室。至唐时，则皆落不知其处。
边冷落荒凉长满野草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晋代时王导谢安两家的堂前紫燕，而今筑巢却飞入寻常老百姓之家。
【赏析】这是刘禹锡怀古组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诗人通过对夕阳野草、燕子易主的描述，深刻地表现了今昔沧桑的巨变、事故的变迁，隐含着对豪门大族的嘲讽和警告。
诗歌开头两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乌衣巷”在今南京市东南，
南岸。东晋时王导、谢安等豪门世族就居住在这里。“朱雀桥”在乌衣巷附近，是当时的交通要道。可以想见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热闹繁华的盛况。但而今桥边却只有“野草花”。一个“野”字，揭示了景象的衰败荒凉。而“乌衣巷”又处在夕阳斜照之中。“夕阳”之下，再加一“斜”字，有力地渲染出日薄西山的惨淡情景。
诗歌开头用了工整的对偶句，写今日的衰败景象，它与昔日的繁荣盛况，形成强烈对照。
前两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是一种候鸟，春来秋去。从前燕子飞来，总是在王、谢等豪门世族宽敞的宅子里筑巢。如今旧世族的楼台亭阁荡然无存，这里住着的都是普通的百姓。燕子也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诗人在第三句开头特地用“旧时”两字加以强调，巧妙地赋予燕子以历史证人的身份。在第四句中再以“寻常”两字，强调今昔居民截然不同，从而有力地表达了沧海桑田的巨变。晋代豪门世族的覆灭，暗示当代的新贵也必将蹈此覆辙。
这首诗通篇写景，不加一字议论。诗人从侧面落笔，采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语言含蓄，耐人寻味。
刘禹锡的感慨源自这条古巷曾居住的王、谢两个显赫的宰相家族：一是王导，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另一位是谢安，指挥淝水之战，以少胜多，打败符秦百万大军。作为一代名相，王、谢足以令后人追怀，更令人惊奇的是：王、谢家族人才辈出，他们居住的这条古巷，还有“王家书法谢家诗”的风采。王羲之与另外两位大书法家王献之、王洵，书法成就登峰造极。衣巷名贯古今，不仅因为王导、谢安居住在这里，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灵运，谢朓”也住在这里，还因为王谢两户大家族，在这里居住了三百年，出现了一批对晋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两大家族的人物参与重要政治事件，对历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出发，步过秦淮河上的文德桥，撇下风韵诱人的媚香楼往西南行数十米，便可以看到乌衣巷的题字和树立的诗碑了。巷子是窄窄的，用青砖铺的路面，两边则是矮矮的仿古建筑风格的民房。一切似乎都很普通，普通得令许多不知情者都以为它只不过是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而已。一条静静的，有点怀旧情绪的巷子。
然而它并不普通，因为它不是别的小巷，它是乌衣巷。
我们把历史回推一千七百年，回到三国东吴的时代。那时南京还叫做建业。如果说越王勾践筑越城是为南京建城之始的话，当时的建业只有八百年的历史。那时，建业远没有今日南京这样大的地域，整个东吴的都城只是在鸡笼山，覆舟山一带展开。那时孙氏王朝的统治者还在传说中的太初宫里居住，那时的秦淮河要比今天的宽很多，碧波荡漾，水光粼粼。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他们的都城今后在历史上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六朝的金粉，秦淮的艳色还要等上几百乃至上千年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那个时候，传奇的夫子庙，明城墙还只是一片平地。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在秦淮河边的这条小巷里，已经有一队队的身穿黑衣的士兵在居住，操练，谈笑了。这里是东吴禁卫军中的乌衣营所在地，自然而然的，人们便把这条小巷称为乌衣巷。后来又有人说这乌衣二字其实是来自王谢子弟之爱穿黑衣，我便觉得虽然风流，总不如这东吴衣甲来得深沉和有意味了。
走在乌衣巷内，两旁的建筑一律漆成白色的墙壁。配以古色古香的黛瓦屋顶，门窗檐楣，颇有古巷的味道。这些都是不久前秦淮区政府根据古代建筑风格新建的房屋，同秦淮区明清建筑群相得益彰。进了巷口一转弯，就可以看见“
”四个金色大字在雪白的墙上很是显目，随之的一所朱门大府，又高挂“王谢古居”大匾的，则无疑是那传说中的王谢堂府了。于是不禁让人又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的句子来。
无疑，乌衣巷的一砖一石，都是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紧紧相连的。而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历史，又无疑是同整个东晋王朝的历史，乃至中国的整个文化史紧紧相连的。
首先是王导，东晋王朝建立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大臣。起初是晋室琅玡王司马睿的安东司马。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的统治一朝内土崩瓦解。王导审时度势，认为天下大乱，能振兴晋室的唯有司马睿。遂倾心推奉，为之谋划。是他劝司马睿把都城移到了
，今天的南京），为东晋打下了立国之本。是他依靠北方士族的力量，团结到江南士族，协助司马睿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他历任晋元、明、成三帝的宰辅，用“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方针，保持东晋的安定局面。作为晋室中兴的元勋，王导功大无双，一时风光无限。据说司马睿登极那天居然要把王导拉到他身旁同受百官朝贺，民间更是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权势薰天。
这位东晋的开国元勋，他的府第就在乌衣巷。
其次是谢安，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曾隐居东山，以诸葛自喻，直到四十多岁才赴任丞相，从而创造了我们词汇中“东山再起”这一成语。上任之初就成功阻止了桓温的篡位之举，太元八年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奇迹般的一场战役：淝水之战。以8万精兵击败前秦苻坚100万大军，从而奠定南朝300年的安定局面。在这场被认为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战役中，谢安挥洒自如，尽显风流。据《晋书-谢安传》载，当淝水之战的捷报传来时，他正在与人下棋。看完军书后面无表情，继续落子。别人忍不住问他，他只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其镇静如此。
这位挽狂澜于既倒，救东晋社稷于将倾的人物，他的府第也在乌衣巷。
第一次，乌衣巷吸引了历史的目光。
可以想象，乌衣巷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大臣的宅邸，作为贵族士大夫的集居地，该是怎样一副热闹繁华的景像！高门大宅，宝马香车。白天画檐若云，晚上灯花如雨。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豪族的院落，这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线。今天当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都会惊叹那时候王谢两族子弟的文彩风流。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再没有哪两个家族可以涌现出那样多的人物在文化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恐怕再没有哪个地方会像乌衣巷那样，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集中了那么多的史笔留名的身影。人们常说千古风流，首推魏晋人物晚唐诗，东晋南北朝的乌衣巷里，哪怕我们只轻轻一瞥，也已是星光满眼。 谢安，刚刚提到过的淝水之战的指挥者，少年就以风流倜傥闻名。史载他好为洛下书生咏，因为有鼻炎所以声音浓浊，竟成为时髦，导致人们都捏着鼻子学。其性格文静有儒将风度，除了东山再起的典故与其有关外，投鞭断流，风声鹤唳等由淝水之战出典的成语亦是拜他所赐。
谢道韫，安西将军谢奕之女，有名的才女。曾经用“未若柳絮因风起”来形容雪，传为名句。后来嫁给王羲之之子王凝之，对其平庸感到不满，感叹：“实不知天壤之下，竟有此王郎”。成为成语“天壤王郎”的出典。
谢灵运，谢安的孙子，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山水诗流派的鼻祖。其诗被誉为有如芙蓉出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流传千年，不知倾倒过多少文人墨客。
谢惠连，谢灵运的族弟，南朝宋的诗人。当时颇有文名。
谢眺，又称小谢，南朝齐的诗人，高祖为谢安之兄。山水诗的发展者，极负诗名。据说梁武帝萧衍就曾说过：“三日不读谢眺诗，便觉口臭。”唐朝诗仙李白对他极为推崇，诗文中屡屡提及，赞颂不已。后人甚至有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的说法。与谢灵运谢惠连并称“三谢”。
王族方面，书圣王羲之名满天下，他是王导从弟之子。作品《兰亭序帖》向来被认为是“天下第一行书”。
王献之，王羲之之子，亦是书法名家。有“小圣”之称。与其父合称二圣，都是书法史上一流的人物。
王氏中的王徽之，王凝之也都不是无名之辈，各种故事流传至今。
另外，当时在建康的名流还有著名的诗人颜延年、沈约、鲍照，编《昭明文选》的萧统太子，著《文心雕龙》的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成语“画龙点睛”的主角画家张僧繇。如果把范围再放宽，更可以举出数学家祖冲之，天文学家虞喜，化学家葛洪，医学家陶景弘，哲学家、著《神灭论》的范缜以及高僧法显等等。这些人在建康，或多或少地都会同高级住宅区--乌衣巷发生关系。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如余秋雨所说，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中，乌衣巷亲眼地目睹了这一切。这是乌衣巷的幸运，它的名字随着这一大批天才的青史留名，已经同样被写进历史，再也抹不去了。
今天重修后的王谢古居，分为来燕堂，听筝堂和鉴晋楼。“来燕”取自当年谢安以燕传信的故事，听筝堂是当年晋孝武帝临幸谢宅听谢安弹古筝之地。“鉴晋”则分明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意思。匾额上的大字均以隶体书写，大有魏晋遗风。建筑里面有着东晋的雕刻展，东晋起居室，淝水之战的壁画，竹林七贤图和顾恺之作品洛神赋的复图，以及仿兰亭的曲水流觞渠等。也都颇可以重见到魏晋人物的风采。而楼上则是个秦淮历史的展览室。
走出王谢古居，仍然回到乌衣巷的那条青石小路上来。两旁青砖小瓦，回廊挂落，一栋栋建筑起伏有序，浑然一体，应该是很优美壮观的了。可仍然让人感觉有些不适，觉得太新了，反倒希望它有些沧桑的味道才好。刘禹锡的句子不知怎地，好像总是在心中徘徊不去。
六朝的金粉和风流，给秦淮河和乌衣巷涂抹上了最绚丽的色彩。然而，随着一个时代的坍塌，乌衣巷的神话，乃至金陵六朝帝王都的神话盛极而衰。
公元581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金陵城破之日，六朝宫阙一朝焚毁。大火连绵，数日不息。为了防止在金陵出现割据，金陵被降为到一般州县的地位。此时的王谢显族，早已颓荒败落，那似乎流光溢彩的秦淮河，也已不复往日风采。隋朝国祚甚短，不久被大唐所灭。兵火连年，战乱不断，于是六朝的古迹，繁华的往昔被摧毁得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断垣残瓦，满目疮痍。乌衣巷的高府华第早就踪影无存，遍地野草，焦土昏鸦，只有淮水仍在，也只是流淌着一片凄凉。
乌衣巷似乎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或许多年以后，只有从前人那意兴遄发的诗句里，只有从六朝那流金错彩的骈句中，我们才能重新找到有关它的只言片语。想像它的如梦繁华，然后发出一声巴比伦式的叹息吧。
可是就这一片废墟，竟然还是有人来。
而且来的还不是一般的人。
李白，崔颢，刘禹锡，杜牧，李商隐，韦庄。唐朝最伟大的几位诗人，到金陵一游。
南唐之后，宋元两朝，仍然不断地有人来。
王安石，周邦彦，朱敦儒，萨都剌，等等。宋元最有名的几位词人，来金陵登访。
忽然间，金陵怀古就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诗词题材了。忽然间，它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专门的课题，成了一种特有的，一个洋洋大观的体系。这在文学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忽然间，中国的文化出现了一个奇观。
李白来到金陵，他登上凤凰台，眺望白鹭州，然后说：“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登金陵凤凰台》)
杜牧来了，他夜晚停泊在
上，听见弦歌声声，于是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又是句千古名句，又是首千古名作。
而乌衣巷，则终于等来了刘禹锡，等来了“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等来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铅华洗去，落尽了飞红。六朝的脂粉随着秦淮河的河水东去再不复返。繁华的旧梦随着笙歌的散尽再不重来。乌衣巷已然物事两非了，那原本富丽堂皇的朱雀桥边，早就杂草丛生，颓败不堪；那原本庄严气派的乌衣巷口，只剩下如血的残阳夕照。当年的王谢世族几多风流人物，如今却安在呢？这里只有一片废墟，摇摇欲坠的矮房里住着最最寻常的百姓。只有那飞来飞去的燕子，好像还似曾相识，是为了见证这沧海桑田而留下的吧。
全诗看似藏而不露，可是历史的苍凉，人世的无常，富贵荣华的白云苍狗，功名荣辱的身后寂寞在这首七言绝句里被剖白前所未有地透彻，前所未有地沉痛，无奈，充满了宿命感。
文学史在这一刻记住了乌衣巷。从这一刻起，后世所有的文人，学者，官吏，学生，百姓，只要他或她面对文学，就无法逃开乌衣巷的名字。
刘禹锡在离开前最后望了那残破的巷陌一眼。他却不知道，那一刻，乌衣巷在野草和废墟中重生了。那一刻，乌衣巷不再需要任何砖瓦去重建，它已经得到了永恒。
除了《乌衣巷》，刘禹锡在金陵还留下了其他名句。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
李后主的悲剧过后，宋朝元朝的词人又来了。
怀古》在三十多首同名词中脱颖而出：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据说苏东坡读到这首词后感叹：此老乃野狐精也。
宋词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则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悲壮：
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
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西河-金陵怀古》)
元朝的词人萨都剌更是把怀古一题发挥到淋漓尽致：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
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
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
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满江红-金陵怀古》)
乌衣巷和王谢堂在这些千古名作间被升华了，乌衣巷已经不再是一条小巷了，它已成为金陵兴亡的象征，更已成为古今变迁的代言。乌衣巷在不知不觉之间，有了一种沧桑的，带着历史深沉的气味。乌衣巷，已经深深地刻入了中华文化的肌肤之中，融入到它的血液里面，再也分不开了。
于是，乌衣巷是否依旧繁华或者还是一堆废墟，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否还有这么一条巷，都已经没人关心。只要有它的名字在，就会有人千里来吊，就会有人感慨着赋出一首又一首的新诗或新词，甚至会有人无端端地因它而落下两行清泪来，作为对文化深深的祭奠。
如果说王导和谢安令乌衣巷不凡，王羲之，王献之，谢灵运令乌衣巷不俗，那么刘禹锡，周邦彦和萨都剌则令它不朽。
一堆废墟的传奇般的不朽。
然而至此乌衣巷的故事仍没有结束，因为南京实在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
朱元璋来了，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南方起家的皇帝，他把都城定在了南京。被今人视为珍宝的南京城墙修建起来了。然而朱元璋死后没过多久，明成祖朱棣起事，把建文帝赶下了台，然后拖着大批的珍宝美女到北京筑他的紫禁城去了。
于是南京似乎无事了，秦淮河两岸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达官显臣，豪商巨富，纷至沓来；琼楼玉阁，舞榭歌台，鳞次枳比。白天烟花流水，晚上月照婵娟，虽然已没有了乌衣巷，秦淮也似乎又回到六朝时的鼎盛了。野草和夕阳已经从人们的眼里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椒蓝红粉，画舫妓楼，纸醉金迷。虽然秦淮河边还有一个叫吴敬梓的人在奋笔疾书，想用一部《儒林外史》来表达些什么，可是根本没人听他的，也没有人理睬他。“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在明眸流盼里，在觥筹交错中，刘禹锡用笔深刻在文化骨子里的乌衣巷，好像要一点点地被这桃花美酒腐蚀掉了。直到有一天，大明江山突然开始土崩瓦解。
这一段历史是一段传奇的历史。这中间经过了多少斗争，抵抗，挣扎，呐喊，多少人为了民族的气节舍生取义，已经是不可能数清的了。今天的历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在明亡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腐败到了极点，精神上堕落到极点的明王朝，却反而在临终前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悲壮和慷慨。今天我们读史，对当时发生在十里秦淮边的传奇故事几乎有眼花缭乱的感觉。突然之间，所有的道德理念全都翻了个个；突然之间，烟花女子成了历史的主角。明亡的历史如果仅仅是刑场上的袁崇焕，仅仅是煤山上的崇祯，仅仅是史可法的扬州城，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悲壮。可是如果还有奋身想往水池里跳的***柳如是和嫌水太冷不能下的大学士钱谦益，如果还有为忠义奔走的说书人柳敬亭和终于投降的公子候方域，如果还有李香君传奇般的溅血桃花和最后无奈的“桃花扇底送南朝”的喟叹，我们可以说出的就不止是悲壮 ，更有悲哀了。明亡的历史是前所未有的沉痛的历史。
于是金陵古都除了沧桑兴替的慨叹，更开始多了悲凉苦痛的色彩。
又过了200多年，1842年，清政府在南京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不久太平天国兴起，定南京为天京。相持11年后，清军于1867年破城，大屠杀，并放火焚烧。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定南京为临时国都。经过十余年军阀混战后，1927年复都南京，此时秦淮两岸早已是藏污纳垢，混乱不堪。
再过10年，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展开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秦淮古溪为尸体填塞。六朝胜地付之一炬，金陵王气黯然尽收。南京几乎到达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冥冥间似乎又是一个轮回。从盛极一时到繁华落尽。
只是这次不再仅仅是历史的兴替，这次更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这次人们凭吊的不再只是荣辱兴废的感慨，更是生死存亡的感悟。这次，不再是乌衣巷的盛衰或金陵城的盛衰，这次，是中华民族的盛衰。
站在乌衣巷口凭吊这段痛史，心里明明知道乌衣巷自唐以来便已多半废弃，明清民国的战事血火，似乎与它扯不到一起。可又始终无端地觉得它也应是这些悲惨历史的见证人，觉得如果要在乌衣巷口怀古凭吊的话，这段历史是理所当然包括在内的。于是猛然发觉在脑海中，乌衣巷和金陵已经紧紧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突然又觉得那些千古的吊亡感怀诗，不管是在哪里作的，何时作的，也都与乌衣巷紧紧连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我深呼一口气，抬眼望去。只见天色渐晚，暮霭沉沉。
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4月，解放军占领南京。
1984年起，政府开始冲洗
的污水，使之碧波重现。并开始建设秦淮河旅游风光带。
1997年，乌衣巷荒废千年以后，终于还是和王谢堂一起重建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而更早些时候，诗人笔下的那早已湮没的朱雀桥也已再次跨立在秦淮河上。位于原来的
和武定桥之间，仿佛存心要勾起游人的情绪般的。
十里秦淮又开始喧攘如初。
夕阳西下，乌衣巷变得沉重起来。巷子的另一头通往的是
，然而如今因为秦淮变窄，再也看不到李白笔下“二水中分白鹭州”的景色了。于是从原先的路返回，迎面看到的秦淮河依旧美丽，河中依然有画舫灯船，河对岸的明九龙壁流光溢彩，栩栩如生。两岸上，媚香楼，得月台，晚晴楼的招牌是那么地诱人。夫子庙前也依旧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突然觉得，秦淮河应该一直是那样美丽的，不管人事是兴是衰，她总是可以那样地风情万种。难怪明末爱国诗人顾梦游即使在明亡后回游秦淮，依然有“杨柳风千树，笙歌月一船”这样清丽的句子；难怪朱自清和俞平伯在那样的年代，怀着那么浓的愁绪去写秦淮河，笔下仍然流出醉人的风韵来。就好像中山陵总应该是雄壮的，莫愁湖总应该是艳婉的，夫子庙总应该是热闹的一样。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金陵的历史，金陵的感叹，金陵的伤痕，金陵的沧桑又该向何处去寻呢？
回头再看了一眼乌衣巷。那块诗碑依然屹立。上面的字笔走龙蛇，遒劲不凡，是***的亲笔书法，录的自然还是刘禹锡的那首名作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突然又相信，乌衣巷如同秦淮河一样，也是一直没有变过的。自从诗人落下了他手中的笔，乌衣巷就注定了要承担这个城市乃至这个文化的感叹。无论它是兴，是衰，是新，是旧，还是一堆废墟，乌衣巷的形象并不因此而改变的。有和无都是虚幻，乌衣巷已经是永恒。
于是不禁笑自己刚才的拘泥。转身离去，眼前仿佛又出现1300年前，诗人奋笔疾书的身影。那一刻，乌衣巷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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