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是如何被公诸于众的
[导读]当时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陈结尾，一间黑洞洞的屋子。每隔12秒，会有一滴水从屋顶落下，一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肖像在墙壁上闪现，瞬间又湮灭在黑暗之中。“滴答”的水声，重锤一样敲击着每个参观者的心——持续六个星期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相当于每12秒，就有一个中国人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在南京城陷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的途中，两名日本军官展开了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以先杀满百人者为胜。到攻入南京时，两人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另一个则杀了106人。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当时的日本媒体对这场“竞赛”大肆宣扬，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军刀拄地，脸上挂着日军式的骄横微笑。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百人斩”血色凝结十年之后的1947年，这张让人不寒而栗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发现，随即传回国内。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追捕、引渡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一场针对这两头嗜血野兽的国际抓捕开始了。远东军事法庭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胜利。正义的审判紧随着胜利的欢庆。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举行过后，麦克阿瑟宣布逮捕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108名前日本军政要人被宣布为甲级战犯。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开始了。代表中国出席的法官是时年42岁的梅汝璈，时任立法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浚，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此外，还有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等数位法学家出任助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也让中国检察官的举证工作异常繁重。正式审判之前的1946年三四月间，早已投入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频繁回国搜集证据，同时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法律的人充实力量。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因此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他就是时年仅24岁的高文彬，中国现在唯一在世的东京审判见证者。1945年夏，日本投降的时刻，高文彬在东吴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和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长。由于招架不住各方应酬，他很快就辞职了。就在这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浚。高文彬英语极好，直到现在仍能每天在电脑上和远在美国的女儿用英语聊天。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这里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除了大陆法以外还教授英美法的学校。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恰恰是英美法系。日，高文彬抵达日本，从盟军专用的巴士上下来，步入设在原日本陆军司令部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时，法庭开庭已经13天。“首批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英机，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起初他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很快就被向哲浚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为了搜集更多战犯的证据，高文彬一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三楼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数不清的日本官方档案、媒体报道、机密文件，浩如烟海。1947年的一天，高文彬翻到了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那份报纸刊登了一张大幅照片——拍摄于侵华日军攻入南京不久，两个面带微笑的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高文彬略懂日文，但即便是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可以从那幅照片标题中的日文汉字明白其表达的意思：百人斩……竞争……两将校。待到完全看完这篇报道，高文彬的肺都被气炸了。报道的标题是《百人斩超记录》，署名“记者浅海、铃木发于紫金山麓”。文章这样写道：以南京为目标的“百人斩竞赛”这样少见竞争的参与者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在十日的紫金山攻略战中的对战成绩为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十日中午，两个少尉拿着刀刃残缺不全的日本刀见面了。野田：“喂，我斩了一百零五了，你呢？”向井：“我一百零六了！”两少尉：“啊哈哈哈……”结果是谁先砍了一百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一百五十人怎么样？”两人的意见一致了，十一日起，一百五十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高文彬说，“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中国检察官提供的南京大屠杀确证就达2400多件。每一件证据背后便是一个血淋淋的控诉。而由于日军严密的消息封锁，这些血写的事实，高文彬也是直到东京审判时才得以知晓。面对一份份“不忍多读、不忍多想”的血证，高文彬心中郁结，义愤难平。《东京日日新闻》的这篇报道，无疑是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但是，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结束，这份证据已不能再呈送。而且，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军衔很低，也不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资格。如此残暴的两个杀人狂，难道就此逃过惩罚？高文彬说，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战犯分为A、B、C三个等级，国内通常译作甲级、乙级和丙级。所谓A级是“对和平之罪”，即计划、开始、实行侵略战争的犯罪，东条英机等人属于此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B级是“通例的战争犯罪”，即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C级是“对人道之罪”，即指战前、战时的杀害和虐待。B、C级战犯交由各国的军事法庭审判。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注定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审判。高文彬随即把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转寄回国给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那场丧绝人性的“百人斩竞赛”在其发生10年后，终于被公诸于世。残暴的“勇武传”野田毅是侵华日军第16师团片桐联队富山营副官，向井敏明是同一部队炮兵排长，两个人的军衔都是少尉。1937年时，野田毅25岁，向井敏明26岁。两个人约定进行的“百人斩竞赛”，以先杀满100人者为胜利，而获胜者的奖品，仅仅是一瓶葡萄酒。高文彬发现的那份《东京日日新闻》，只是日本媒体对“百人斩”报道的其中一份。根据这一发现，中国代表团很快搜集到了大量的同题报道。其中，《东京日日新闻》更是对其进行了持续关注。这些报道不仅时间、地点明确，杀人过程及数字清楚，而且同时还配发了照片。人们常说，报纸是历史的记录。战时的日本媒体，津津乐道于残暴的“百人斩”，视屠戮为勇武，为残杀唱赞歌，让每个有良知的人不忍卒读，却也“忠实”地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白纸黑字间，血色弥漫。《东京日日新闻》的连续报道，勾勒出了这两个人的杀戮线路：“野田少尉在距无锡八公里的无名村处冲进敌人的碉堡斩了4名敌人先扬威名。”“向井少尉奋然而起，在当天晚上冲进横林镇的敌阵和部下一起斩了五十五名。”在无锡至常州间，向井敏明劈死了56人，而野田毅则杀了25人。当年12月2日，向井敏明与野田毅随队攻打丹阳。他们一路上逢人便杀，一共又杀死了70名中国人。其中，野田毅杀死了40人，而向井敏明杀了30人。日本随军记者追到向井敏明所在的部队采访，向井敏明说：“野田毅追上来很多，我不可以掉以轻心。”到达句容时，向井敏明的杀人记录达到了89名，野田毅达到了78名。到了南京紫金山一战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记录全部超过了百人，分别是106人和105人。因为分不清究竟是谁先达到了100人的纪录，分不出胜负，两人又约定，看谁先杀到150人。现在翻看这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在愤怒之外，不禁也让人心生疑问。日军在侵略中国期间，有着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现在能够发现的反映日军暴行照片，虽然也多是由随军记者拍摄，却绝大多数都盖着“不许可”的红章，不允许公开发表。而“百人斩竞赛”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却为何堂而皇之地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鼓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程兆奇告诉记者：“这样的报道是日军特有的‘勇武传’，宣扬的都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和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细看这些报道就会发现，在“百人斩竞赛”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戮对象被有意地“模糊”处理了，统称为“敌人”，给人的感觉他们是在战斗中“勇猛杀敌”。两军对垒，消灭对手越多，作战就越勇敢，功绩越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勇武”。然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真正的杀戮对象，更多的是战俘和平民。在战斗中杀死对手与残杀战俘、平民，性质完全不同。野田毅曾在家乡鹿儿岛县一所小学作报告，他说：“报纸上所说的乡土出身之勇士，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占领战壕后，对里面的人喊，你！出来！支那士兵愚蠢，都出来了。我叫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很明显，这是在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屠杀。由此更可以看出侵华日军的野蛮、残酷、毫无人性，屠杀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俘虏，即使是列强时代制定的国际法也坚所不容，更不要说违逆战争伦理和人性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百人斩竞赛”所使用的武器是日本武士刀。报道中说：“在剑道三段向井少尉腰间的是一把名为‘关孙六’的名刀，野田少尉的刀虽无名但却是一把祖上传下的宝刀。”武士刀是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特性中最具代表的标志物，被日本媒体着重宣扬。这反倒说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百人斩”不可能是在战斗之中。即便是在冷兵器时代，以一人之力能斩杀敌人百人也不可想象，而在***炮对战的时代，日本军刀再锋利，也敌不过迎面飞来的一颗子弹。它能砍杀的，只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其实，在这些“勇武传”背后的血腥和残暴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把全民族煽动到癫狂的年代，这样的报道却成了“振奋人心的英雄事迹”。“百人斩竞赛”让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成了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审判日到来时，“英雄”惶惶如丧家之犬。天网恢恢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又称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是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10个专门审判侵华日军战犯的军事法庭之一。时任庭长的石美瑜原是江苏省高等法院法官，因受命主审汉奸陈公博、缪斌案，表现杰出，以少将衔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长。收到高文彬寄回的《东京日日新闻》时，石美瑜刚刚主持完成了对谷寿夫的审判。谷寿夫是日本第6师团师团长。日军第6师团和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在的第16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实施者，两个师团当时主攻南京中华门一带。城破之后，谷寿夫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指挥部队，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暗无天日的血腥惨案，30万中国无辜生灵惨遭屠戮。谷寿夫被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决于雨花台。而中岛今朝吾在这场正义审判到来之前，已于1945年死去，为日本军国主义陪葬了。尽管已经见到了太多的残杀和屠戮，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以“百人斩”为游戏的残暴还是震惊了石美瑜。他马上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要求引渡这两人来中国接受审判。按照程序，国民政府电告中国驻日代表团，让他们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其实，这两只野兽本来是有可能在日本被中国军人亲手绳之以法的。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应由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的要地实行占领，以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武装)和降书的具体实施。国民政府组建了一支1.5万人的中国占领军，准备派驻日本。但在一个13人组成的先遣队赴日后，这支中国军队却再没有机会登陆东瀛。他们很快被投入到蒋介石挑起的内战战场上。那支先遣队就成了唯一的中国驻日军事力量。他们后来的工作，主要就是引渡日本战犯回中国受审。而单凭他们13个人的力量，要在战后一片衰败、混乱的日本国内找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自然是不现实的。好在驻日盟军获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残暴行径后，对抓捕工作非常重视，很快发出了通缉令。调查和抓捕由盟军总部调查科直接负责。此时，“百人斩竞赛”已经过去了10年，一直活跃在侵略战场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是否还活着，也没有一个确定的***。高文彬说，那时候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普遍有一个矛盾的心态，这两个刽子手死一百遍也偿还不了他们的罪恶，但是大家都盼着他们还活着，要让他们活着接受中国人的审判。很快，盟军总部调查科给中国代表团反馈了一个重要线索：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还活着，而且肯定在日本。根据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在南京沦陷后，这支部队根据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人，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屠杀。仅仅在12月13日这一天，就杀害了2万多战俘和平民。而在整个南京大屠杀过程中，这支部队杀害的中国人总人数在16万人以上。其中，又有多少中国人成了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刀下冤魂，无从计数。日，日军第16师团主攻南京中山门，在重炮的猛烈轰击支援下，12日，16师团占领了紫金山主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站在了紫金山脚下，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拍下了那张臭名昭著的照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第16师团成为进攻菲律宾的日军第14军主力。后来，16师团驻守菲律宾莱特岛。1944年，莱特湾海战之中，美军登陆莱特岛，第16师团被歼灭。这支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野蛮军队，终归灭亡。根据日本厚生省资料，莱特湾一战，日军第16师团被歼灭13158人，俘虏620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战俘名单之中，二人后被美军遣返回了日本。国际宪兵首先来到了向井敏明的老家——日本山口县玖珂郡神代村，却没有找到向井敏明的下落。日本军队的建制一般以招募士兵的籍贯为依据，各部均为所谓的“乡土部队”。这里有不少和向井敏明同一部队的日本老兵，他们缄口不谈自己在侵华战场上的毫无人性的暴行。国际宪兵拿着向井敏明的照片挨家询问，没人知道这个嗜血恶魔的下落。在野田毅的老家鹿儿岛，得到的***一模一样。国际宪兵还曾按照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名字去“按图索骥”，找到的却是几个重名的人。线索就此中断了。不过，就在搜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过程中，国际宪兵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了另一个杀人恶魔——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日军攻入南京后，他手持一把“助广”军刀，开始了另一场“百人斩”。从南京中华门到水西门，他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日，田中军吉被国际宪兵抓获。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却似乎人间蒸发了。他们再没有侵略战争时的“风光”，也很清楚自己那些“英雄行为”在战后意味着什么，只能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被美国飞机轰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日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很多日本妇女被迫沦为***。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无事可做，就在路边摆摊维持生计。正是这份“新职业”，让野田毅落入了法网。日，在日本琦玉县的一个不起眼的集市上，摆地摊讨生活的野田毅被国际宪兵偶然发现。此时的他，头上裹着白布，一副典型的日本小生意人模样。被国际宪兵扣住时，野田毅并没有马上就范。他装出一副听不懂国际宪兵说什么的样子，毫不配合。直到国际宪兵把翻拍的《东京日日新闻》举到他眼前，野田毅才垂下了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侵华战场上就“携手并肩”，回到日本后仍有联系。通过对野田毅的审讯，向井敏明随后落网。审判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引渡到中国，关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迟到的正义审判。将这些兽行累累的杀人狂魔交给被他们摧残蹂躏过的中国来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其实有过顾虑。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曾回忆，在引渡谷寿夫之前，驻日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专程找到了他。卡本德告诉梅汝璈，他很担心中国是否会给谷寿夫一个“公平审判”。卡本德很清楚，对这样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犯，每个中国人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仇恨很可能会让中国不能理智地进行审判。不过，卡本德同样清楚的是，谷寿夫等人的罪行死不足偿，最终下场在审判前就已经明确了。所以，他又给梅汝璈补充了一句：“至少做出个‘公正审判’的样子。”梅汝璈的心绪其实和每个中国人一样。他刚刚抵达东京的时候，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也在日本，以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拔剑在手，动情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心头之恨……”作为法官，必须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在东京审判中，梅汝璈没有因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恨而丧失这个立场。同样，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这些满手鲜血的战犯的审判，也绝不仅仅是做个样子，履行程序。对谷寿夫的审判，几乎就是完整重现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过程。审判长石美瑜率法医深入雨花台、万人坑等现场，掘冢验尸，收集了大量证据。今天海内外引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大多是石美瑜担任战犯法庭审判长时所收集的。判决书所列谷寿夫罪行，合计2784件，件件都有确证。而对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审判相较而言就简单得多了。这样的日军低级军官，直接实施屠杀的刽子手，罪行清晰，罪证充足。但是站到了被告席上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还是对他们所犯的罪行百般抵赖。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公审，审判庭设在励志社大礼堂（即现在的江苏省会议中心黄埔厅），一起受审的日籍战犯有四个，另外二人是田中军吉和高桥坦。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研究南京大审判历史的胡菊荣介绍，开庭当天，法庭布置得简单而严肃，虽然当时正下着雪，但闻讯到场旁听者很多，足有三四百人。审判从10时开始，一直延续到14时30分。10时10分，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李元庆、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检察官李璿，主任书记官施泳，翻译官刘芳、王仁明等鱼贯升庭，首先提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到案。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记载，到庭时，向井敏明穿米色西装，白衬衣、黑领带，脚穿皮鞋。野田毅则着军装，身材矮胖，短头发。二犯皆浓眉鹰鼻，一副凶相。11时，法庭开始提审战犯向井敏明。庭审记录记载，当法官问日攻打南京时，被告是否在中岛部队任少尉队长之职时，向井敏明答非所问地举起右手发誓说：“不是撒谎，下面是事实。”法官对他厉声呵斥后，他才老实地回答说是中岛部队少尉炮兵队长。法庭继续问：被告在紫金山山麓与野田毅做杀人比赛，《东京日日新闻》上登有他以杀人做娱乐的新闻，并刊登有照片，被告认罪吗？向井敏明随身带着自己在攻打南京时手绘的一幅地图，上面没有南京城区。他狡辩说自己不曾到过南京和句容，只到过无锡。他说在无锡时遇到随军记者，“《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法庭将当年英国记者在南京所目睹之日军暴行中记载有关杀人比赛的部分念给他听。向井敏明竟又回答，这些报道他是半年后才知道的，并非是采访他写成的报道。野田毅更是对“百人斩竞赛”之事矢口否认，坚称根本没有这回事。法庭向他出示了《东京日日新闻》上他和向井敏明手持杀人武士刀的照片和报道，他仍然抵赖说，那是“记者的想象”。这时忙不迭地撇清自己，当年在家乡小学做报告时得意洋洋地说“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时，野田毅恐怕不会想到，终有一天他要为那些刀下冤魂血债血偿。另一个杀人狂魔田中军吉，同样是百般抵赖。法庭出示了一张他挥刀砍下中国平民头颅的照片，他竟然说照片是在做假。他的理由是日军攻陷南京时是冬季，而照片中的他上身只穿着衬衣。且不说照片中其他细节能够确证他杀人时确实是在冬季，他只穿衬衣杀人的真实原因，说出来只会更让人切齿：他可能是杀人杀得热了，或者是觉得这样拍照更“精神”。那篇报道的记者曾写道，田中军吉嫌记者的拍摄角度不好，又从各个角度、不同姿势分别杀了几个人，供记者拍摄。庭审到最后，无论证据如何确凿，事实如何清楚，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也是抵死不认。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法庭有足够的证据对他们进行宣判。14时10分，法庭再度开庭，石美瑜审判长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据记载，几名战犯听到判决后，均沉默不语，向井敏明更是面色陡变，垂头丧气，当年威风凛凛之“武士道”神情，顿时全失。另一把凶刀日，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起大幅布告：“查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罪证确凿，业经本庭依法判决，各处死刑，遂于本月28日正午12时，由检察官将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等3人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刑场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合丞布告周知。”次日一早，残雪初晴，南京市万人空巷，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道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人们要亲眼看看，能以杀人为乐的这三个人究竟是人是鬼；人们更想亲眼见证，这三个人为自己欠下的累累血债做出偿还。日12时，三声***响，结束了三个罪孽深重的生命。三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可以肯定，在日寇践踏蹂躏中国的漫长的14年中，类似的杀人狂魔绝不止这三个。还有多少把日本军刀，被中国人的鲜血浸透？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台湾“国军历史文物馆”展出了一把日本军刀，刀柄上用日文刻写着“南京之役杀107人”。刀刃已经残缺，显然是砍杀过多所致。这是当年侵略者炫耀自己杀人成果的罪恶印记。这把刀的主人是谁？数字上的接近让很多人猜想这把刀就是向井敏明或是野田毅使用的凶器。然而研究者考证的结果并非如此。“百人斩竞赛”中，向井敏明杀了106人，野田毅杀了105人。现在的所有资料，都没有留下对两人所用军刀去向的记载。向井敏明使用的军刀是一把名叫“关孙六”的日本名刀，野田毅的佩刀虽然无名，却也是一把家传的宝刀。刀在深刻影响日本民族性格的“武士道精神”中，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关孙六”和“家传宝刀”都会有特殊的印记。而“南京之役杀107人”之刀，只是一把普通的日本军刀。原南京大屠杀研究会会长高兴祖查到了那把刀的来源。1945年冬，时任国民党第16军22师辎重兵营营长的余鸿成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第一旅团的全部军马。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联络官代表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事后，余鸿成每把刀都抽出来看过，其中就有这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刻有“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凶刀。而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所在的日军第16师团，在1941年已被派往菲律宾战场。日军军官从来刀不离身，可以断定，“南京之役杀107人”之刀的主人另有其人。据余鸿成回忆，他看到这把刀上刻的字，登时觉得全身发冷。后来，他把包括这把刀在内的5把日本军刀上交了军部。这把凶刀被当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收藏，之后辗转带到了台湾。魏炳文之子魏亮将这把刀***给了博物馆。据魏亮回忆，他小时候曾拿着这把刀砍树玩。碰撞时的震颤，让缠绕刀柄的丝线中震出了许多暗红色的微粒。长大后，知道了这把刀的来历，魏亮才想到那是凝结在刀柄上的中国人的鲜血。此后每每回想那一幕，仍不寒而栗。“南京之役杀107人”的凶刀，现在作为罪证陈列在博物馆中，寒光逼人。而它曾经的主人，又一个杀人如麻的屠夫，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他很可能逃过了历史的惩罚。阴魂不散“百人斩竞赛”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惨剧，原本该在日——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伏法的日子就画上句号了。然而55年之后，这段残忍的历史又沉渣泛起，上演了一幕要为杀人狂魔“恢复名誉”的丑剧。2003年，“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向井千惠子等3人，以侵华战争期间报道“百人斩”一事损害这两名日军的“名誉”为由，起诉日本《每日新闻》、《朝日新闻》两家报社和原《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要求谢罪并赔偿3600万日元。该案经过多次开庭，历经2年多的审理，终于在日，由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请求。值得注意的是，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是以“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宣判书指出“无法认定报道内容系捏造”的同时，居然表示“(‘百人斩’)作为历史事实还没有定论”。“百人斩竞赛”是南京大屠杀具有代表性、象征性的事件。在日本，妄图否定“百人斩”史实的不仅仅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后人，而是大有人在。日本国内，甚至形成了一个指称“百人斩竞赛”为虚造事实的“虚构派”。他们著书立说，试图从各个方面证实“百人斩”的不可能。日本右翼“虚构派”的观点和所谓“论据”，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当时是战争，“战时和平时对‘残虐’的把握完全不同”，在战场上杀敌是正常的行为；“面对在钢筋混凝土掩体里端着***的敌人，拿着日本刀是无法对抗的”，所以不可能是事实；《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是夸大表现；没有目击的中国证人；日本刀的“物理局限”，等等。“这些说法没有一点站得住脚。”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程兆奇告诉记者。从战争会带来大量人员死亡的角度说，“平时”和“战时”的确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战时对“残虐”可以放任。禁止虐待战俘的陆战法规早在1907年即已公布，对平民的“残虐”行为严加禁止，更是列强时代即已有的世界共识。如果说《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夸大表现，选择杀人比赛这样的暴虐行径来夸大，也足以证明当时日本民族心态的扭曲。至于“没有目击的中国证人”之说，其实无需一驳，能看到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杀人凶相的，只怕都成了他们的下一个刀下冤魂。对日本刀的“物理局限”，“虚构派”论述最为充分。日本右翼主要认为日本刀“不是主力兵器”，只是“装饰品”和“工艺美术品”，“日本刀的致命缺陷是非常容易损耗，用一次就几乎成了废品”，“只有外行才会以为日本刀可以杀人”。程兆奇指出，这实在是日本人对日本刀的“妄自菲薄”。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刀具，日本刀的锋利和耐用也是举世闻名的，更何况军刀。日本权威出版物《日本刀概说》这样评价：“日本刀的特色被公认为实用是因为不会折断，不会弯曲，而且特别锐利，特别耐用”。当然，握在侵华日军手中的日本刀更是杀人利器。“日本刀当然不能对抗掩体里的***，但砍杀手无寸铁的战俘和平民却是异常锋利的。”程兆奇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百人斩”诉讼事件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历史大肆“翻案”的一个缩影。就像军国主义在日本阴魂不散一样，否认侵华日军暴行的言行时常在日本出现。就在前不久，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还跳出来说“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一样，南京法庭对“百人斩”的判决，具有法定的严肃性、有效性和正义性。血写的历史和公理、正义不容改变，也不会改变。当年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曾在庭上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读来，也可以为“百人斩”审判做出历史注脚：“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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