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元末社会犯罪实录”，其内容接近于刑事案卷卷宗，呈现了大量的犯罪细节、流程和技术。

如潘金莲毒武大郎后，担心他死不透，骑到被子上来，假意说我帮你发汗。随后将其闷住死透。这类笔墨已经不像是传奇或者武侠小说，而非常接近于刑事现场描写。

潘金莲和王婆害死武大郎

水浒虽称一百零八将，主体内容还是五个人的列传：鲁智深，林冲，杨志，宋江，武松。这五个人当中，除了鲁智深被通缉在逃，剩下几个都有被审讯、定罪、充军、流放、刺文、下狱的经历。监牢、官司类的事务极其之多。虽然写英雄好汉免不了吃官司，但是官司描写如此之多、细节如此翔实，也很罕见。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比较常规的说法是生于兴化白驹镇，当过山东的县官，追随过张士诚造反。我不懂考据，就从读水浒产生的直观感受，对施耐庵的身份有几点猜想：

1?此人没有在政府高层（乃至州郡级以上）的工作经历，对于朝堂的描写比较苍白。

2?此人对于江洋大盗行事过程，异常熟悉，异常平静，有大量的事实细节。参与张士诚或者其他造反组织的可能性比较大。

3?此人对于刑事诉讼的流程非常老到。而且宋江的宋代原型是个英雄人物，作者却给他在小说里安排了小吏身份，即山东郓城押司。很可能是作者的投影。

我怀疑施耐庵有过元代县一级政府的刑名方面的经历，比如六房书吏中分管刑名，或者是刑名师爷。

我们引用一份当代2013年的《司法判决文书》，是我从司法判决文书网截图而来：

（截图来自司法判决文书网）

然后我随便又翻了一页水浒，第十二回《汴梁城杨志卖刀》：

“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可见内容形式和司法判决风格十分相似。

又，看到杨志被审之后的描写，几乎是专业名词大全。

“推司也觑他是个身首的好汉，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那口宝刀没官入库。当厅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把七斤半铁叶子盘头护身枷钉了。分付两个公人，便教监押上路。”

可以说是一套古代司法流程全景，二十句话用了十九个专业术语，施耐庵对此可谓纯熟。

书中有很多情况，接近于真实经历。如王伦要求林冲投名状一事，近于江湖隐密，施耐庵写了出来。

在古代，资讯传播比较困难，涉及到到江湖隐密，更是很难通过文献资料获取。需要第一手经历资料。根据推测，施耐庵即非参与张士诚造反组织，也很近似一个大型犯罪组织的高级管理层，就是江洋大盗的当家人之一。很多事情可能出自于亲历，以及身边人的故事。

例如投名状，银能染毒（武大郎的骨殖染黑了银子），戴宗的监狱里打杀威棒，以及张横的板刀面馄饨面江湖切口。我们后面评书和武侠看得多了，并不希奇，而水浒却几乎是最早引入了这些概念，他们都是学习了水浒，不再有谁真有此等经历。

又例如王婆教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事情发生在街面，但一定取材于江湖。非常的技术流。这应当是下九流里面的门类。是江湖上拍花、做戏、仙人跳、做皮条客一类的老手段。先讲潘驴邓小闲，又说分三个步骤，小娘子肯拾筷子有几分，你摸了他的小脚有几分。

王婆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

这里面，有章法，有节奏，有过程。今天社会上，仍有人做这门营生，以一整套流程诱引妇女上钩，然后勒索生财。金瓶梅虽然生动，但是也没有如此老辣情节，虽然渔色，并不是江湖手段。 若说这些是水浒作者空想出来，那这份凭空制造的想像力也太吓人了。今天我们看水浒是传奇，当年也许有很强的纪实文学成分。

类比一下，相当于今天写一本书，把整个中国地下社会进行整体描绘，我随便举几个在社会上道听途说的例子：例如偷盗，上海偷车者用台湾的解码器破解锁车（所有车都能解锁），连夜开车到山东和安徽地下车厂，改挫发动机和大架号，喷漆改装，18小时就可以漂白交易，或者***为零件。

例如目前赌场已形成了一套体系。例如设了几重哨卡。第一重流动哨在公安局派出所门口，警车一出门就要报告。第二重流动哨在主要干道路口，第三重在小区门口，第四重在单元楼门前。他们的邀约的方法通常是马老板过来玩玩，来了一起吃个饭，把手机交上来，大家一起到一个玻璃漆黑的面包车上，转了半小时到地方。赌桌每一桌赚的钱，都会抽水百分之五，然后放进赌场老板的铁箱子（由老板亲信小弟用手铐铐在一起），晚上老板开箱。又例如刘慈欣在《三体》中，通过警官大史之口，讲出有人通过一段钢丝绳偷下来一节火车皮的事件。主要要在岔路口通过扳道时的配合，等。

这些事实还不是高等级犯罪，也不是成组织性的犯罪，放在水浒不过是鼓上蚤时迁，石将军石勇，催命判官李立之流，而《水浒》所写，其层级相应于当时的社会，远比我描述的这些事件要高，要更加的现实狠辣。

后世对水浒多有改编，多是出自价值观和目的不同，篡改了《水浒》的本来面目。历朝历代出于各类目的，逐渐把一部犯罪事实集成之作，包装成一本中国的英雄侠义之书。把一些真实的黑暗人物，改成了“英雄”。把“乾坤生我泼皮身，天生就是爱杀人”的事情，说成了“朝廷黑暗，被迫无奈”。

例如林冲在被王伦要求纳投名状下山杀人，两天都没有下手。在一九九八年版央视第8集里，这个细节被改成林冲看见过路人非常可怜，不忍心下手。而原文是，林冲被王伦要求纳投名状，林冲说，“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写”，朱贵解释，是“到山下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便无疑心”。林冲说的是“这个也不难”。

林冲第一天没看见过路客人，比较闷闷不已。第二天，“伏到午时后，一伙客人约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林冲又“不敢动手，让他过去”。

林冲不忌讳杀人。而且人多还不敢下手。这是比较真实的。生闷气也是等不着人。央视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这个人物。

又比如几版电视里，郓哥都改得正义天真。而书中卖梨的郓哥向武大举报，也并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嫌王婆“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意思是半点油水也让别人吃不到，坏了我自己的营生。这里的郓哥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其老到世故已经浑然天成。

后来武松找他作证，先拿了五两银子，他心道，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陪他吃吃官司何妨。一个在街头窝爬滚打的少年，正当有此气质。施耐庵就这几笔白描，比之少年杨过还要老辣几倍。

《水浒》在审美上，呈现出一种法医式的平静，又有一种法官式的冷峻客观。能够无态度、无预设、无是非善恶、无价值观倾向、不下结论地观察整个流程。对于杀人、劫掠、毒杀，有一种不动声色、一步一述的气质。这使得《水浒》有一种纪录片式的美学气质。

《水浒》与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美剧《绝命毒师》《冰血暴》，昆汀的《低俗小说》，杜琪峰的《***火》，巴西三部曲的《上帝之城》，以及内地的《追凶者也》《无证之罪》（不是《教父》这类传奇式作品）这些作品气质相近。不过这些作品的境界，始终没到水浒的“无情”和客观审判式的态度。因为他们毕竟是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来的，水浒的作者是真正的亲历者，而且是大盗。《上帝之城》对于贫民窟的屠杀，《告白》里的未成年相互虐杀，《湄公河行动》里的儿童轮盘赌，这些作品虽然残酷，但是导演们还有一层“惨痛激烈”的心理。

而水浒作者极其凶恶，极其平静，极其无情，习以为常，乃至有一种淡看杀人的味道。甚至异常轻松，津津乐道。《水浒》如果翻译成当代社会语言，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消受，单是李逵随手把儿童脑袋砍成两半就吓走了一半观众——这和曹雪芹之写红楼梦近似。

红楼梦前描写相府的爱情故事，大都是“非贵族”的书生所写，大概就是女驸马、西厢记、醉打公主这种戏文，相府千金如何看中了哪位书生。红楼梦写出来。把所有的空想的戏剧性传奇都淬炼殆尽，提供了大量写实、极尽的真实、海量细节的轰炸。原因非常简单，且不论文学水准，曹雪芹乃是荣国府类型生活的亲历人。而同理，施耐庵是江洋大盗、杀人劫掠事件的当事人，自然见惯不惊。中国从春秋起，有良好的史官传统，也就是一种“纪实”的传统。如孔子所说“述而不作”，不作评价。

《水浒传》对于自身的态度，是非常节制的。全书除了招安后第一回，陈桥驿宋江斩小卒之外，我没看到施耐庵为了情感安排任何情节。技术上有细节，他会多写两句。对于悲惨苦痛，生死离别，他从不描述，绝无闲笔。

虽然我认为客观展示已经是最大的意义本身。但是还是有人会问：既然作者全书毫无态度，既没有悲愤和批判，也没有歌颂和意义。那他写这么一本书的目的在哪里？我的猜想有两个。

1?学习司马迁。古代文人多数有此目的，例如蒲松龄也称自己是异史氏，在序言中写是替鬼怪精灵写作《幽冥之书》。施耐庵的意图是，将自己亲见亲历的江湖人物。无褒无贬，给整个地下社会做一部史记。以“史官”的态度替黑色世界做列传。这是一本杀人者本纪，逃犯世家，江上劫掠者列传。

2?示现地狱。也许水浒有一个深层的哲学目的。就是展现佛教所说的六道里的地狱道，修罗道。或者就是所说的大杀大奸大恶的“婆娑世界”。从第一个主人翁鲁智深这个人物的杀戮和开悟，智深有一套即将圆寂，临终前的偈语，也许是作者的本意：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原载“知乎”，观察者网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