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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消息，日前，***中央决定：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黄兴国不再代理天津市委书记，免去其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市长职务，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
　　除了湖北省委书记一职，李鸿忠此前还是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下简称“长江防总”）总指挥。
　　李鸿忠履新天津市委书记之后，长江防总总指挥一职或将又要换人了。
　　李鸿忠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网站消息，6月30日以来，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及江淮、西南东部等地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给部分地区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7月2日下午，长江防总总指挥李鸿忠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持召开长江防汛会商会，详细了解流域雨情、水情、工情、汛情、灾情和当前防汛抗洪工作情况，安排部署长江防汛抗洪工作。
　　这是李鸿忠第二次出任长江防总总指挥一职。
　　此前，他担任湖北省省长期间也兼任了长江防总总指挥一职。2011年，王国生接替李鸿忠担任湖北省省长，长江防总总指挥人选同步变动。
　　此次李鸿忠的“临危受命”，源于湖北省省长王国生今年6月末转任青海省委书记。
　　水利部网站7月3日消息称，鉴于长江流域当前防汛抗洪严峻形势和原长江防总总指挥、湖北省省长王国生调任其他岗位实际情况，长江防总提出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担任长江防总总指挥请示建议。国家防总统筹考虑当前长江中下游防汛抗洪形势和防汛工作需要，7月2日下发通知，同意李鸿忠同志任长江防总总指挥。
　　长江防总总指挥为何由湖北省长担任？
　　事实上，近三十年来，长江防总总指挥一直由湖北省省长担任。
　　据澎湃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1985年以来，长江防总历任总指挥皆为时任湖北省省长，他们分别是黄知真、蒋祝平、罗清泉、李鸿忠、王国生。
　　对此，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聂芳容向澎湃新闻解释，“长江中游将近一千公里的河段基本都在湖北省境内，防汛方面的问题也牵涉到湖北一带。同时，位于湖北荆州的荆江大堤是长江防洪的重点地段，因此，一直由湖北省长来担任长江防汛的工作。”
　　荆江河道蜿蜒曲折，下荆江尤为典型。
　　绵延240公里的下荆江河道，直线长度仅有80公里，江流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素有“九曲回肠”之称。“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荆江从古至今都是长江洪涝最为频发的河段。
　　据荆州新闻网报道，荆江大堤全长182.35公里，属国家一级堤防。聂芳容称，荆江大堤在长江防洪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保护的是江汉平原上千万亩耕地和武汉、荆门、荆州等大城市”。
　　长江防总是个什么机构？
　　长江防总自成立以来历经三次更名。
　　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江委”）长江科学院资料显示，长江防总最早为“长江中游防汛总指挥部”，成立于1962年，当时负责湖北、湖南两地防汛工作的协调指挥。
　　1969年，长江中游防汛总指挥部应长江防汛形势的变化，更名为“长江中下游防汛总指挥部”，防汛管理范围涉及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
　　据《中国防汛抗旱》介绍，长江中下游防汛总指挥部由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长江委负责人组成。湖北省省长任总指挥，其余四省一市副省( 市) 长和长江委主任担任副总指挥。总指挥部的办事机构设在长江委。
　　1996年，指挥部成员增加上游四川省和重庆市, 故改为“长江防汛总指挥部”，负责全流域的防汛管理，协调指挥各地防汛工作。
　　之后，由于长江流域旱灾次数增多，而“长江防汛总指挥部”没有抗旱职能，不能及时有效应对。日，“长江防汛总指挥部”正式向国家防总提出了更名报告。当年12月5日，国家防总批复了报告。
　　更名后的长江防总，依然由湖北省省长担任总指挥。长江委主任担任常务副总指挥，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上海、江苏的副省长（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长江防总办公室循例设在长江委。
　　聂芳容告诉澎湃新闻：“长江防总有两个牌子，一方面它是在国家防总的领导下来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防洪调度、包括三峡水库的调度等；另一方面，长江防总在长江委设办公室，负责长江流域的水利工作，包括水利规划和工程建设，这是在长江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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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新社记者 王健 摄 中新网8月2日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计划在3日的内阁改组和自民党高层人事变动中，起用总务会长二阶俊博担任作为政权运营关键的干事长，并留任外相岸田文雄。挽留住院的干事长谷垣祯一失败后的人事安排显示：比起加强政权，安倍更重视稳定。 日本自民党内出现猜测，认为安倍起用以处事灵活著称的二阶是为了瞄准2018年9月到期的自民党总裁任期，为延长任期布局，自民党内掀起了波澜。伙伴 “接下来会非常繁忙。希望与我党方面协调处理”。安倍1日在官邸与二阶会面，考虑到秋季临时国会将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批准事宜和2016年度补充预算案等进行审议，强调了要加强团结。 “虽然作为敌人令人恐惧，但如果成了伙伴，就没有比他更令人放心的了”。安倍向身边人士这样评价二阶。 据悉，二阶1993年曾和小泽一郎(现为生活党联合党首)一起离开自民党，在新生党等展开活动，在奔波十年后重回自民党。在2006年开始的第一届安倍政权中，二阶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与公明党之间的人脉颇深。虽然在就任自民党高层后脱离了党内派系，但是事实上率领着超过30人的二阶派。 据相关人士透露，安倍在2014年9月提拔得意门生稻田朋美出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时，要求其“总之每天都去见见二阶”。 责编：杨阳实力派 但是包括安倍身边人士在内，很多人非常警惕二阶的政治能量。 二阶派有2名作为“特别会员”的无党派议员。他们都曾参加竞选，与自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对抗。二阶在2014年众院选举中公开支持这2人，在他们当选后向谷垣要求让其入党。 在掌握候选人推荐权和政党交付金分配权的党执行部内，二阶的权力无疑会以安倍的信任为后盾而不断加强。年轻议员不安地表示：“如果他为培养亲信而采取强硬手段，会在党内制造裂痕”。 “铁腕”手法导致人们对总裁任期延长的猜测。延长任期需要经过总务会、两院议员大会、党大会讨论，还要修改党章等。曾是内阁成员的人士预测修改宪法需要一段时间，称“首相大概会借助二阶的实力来延长任期，直至完成修宪”。 成败有时 “要是呆在内阁中，那么到2年后的总裁选举之前都没机会运作起来。我们这一派难道没有成败的直觉吗？”曾期待岸田担任干事长的岸田派年轻议员在得知起用二阶出任干事长后，不禁提高了嗓门。 从2012年第二届安倍政权上台以来，岸田一直作为外相支持着“安倍外交”。虽然外务省认为岸田继续当外相“是最理想的结果”，放下心来，但岸田被指缺乏个人特色，尚未稳固作为安倍“接班人”的地位。在参院人事安排上，岸田派也未能如愿让前参院议长沟手显正出任议长。 岸田曾向身边人士说“成败有时”，计划接受继续担任外相的安排。而在被视为安倍“接班人”之一的地方创生相石破茂的派系中，认为“此次应该拒绝入阁”的呼声高涨。 报道指出，从安倍的人事安排中似乎可以看出：比起培养接班人来，更注重维持“独大”。某资深议员敲响警钟说：“不管何种人事安排都会招来怨恨。如果一意孤行，那就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导致政权陷入困境”。 责编：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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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炼成钢,国尔忘家心虔志诚,心照神交蟾宫折挂
　　从1999年至今，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累计已近30万亿元，这里面地方政府拿走了多少，被征地的农民又分到了多少?
　　这涉及到“土地财政”中一个重要问题，即土地的增值收益是如何分配的?所谓土地增值收益，就是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增加开发强度而新增的纯收益。
　　一般而言，土地出让总价款在减去了地上附着物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土地开发费和相关业务费等五项费用后，剩余金额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它包括支付给农民的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也包括政府收取的各类税费和获得的出让金纯收益。
　　失地农民补偿相对较低
　　当前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是什么样的情况?比较被公众认可的观点认为,总体上，目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政府占有份额较高，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占有份额较低。
　　根据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2008年的一项研究，以全国土地出让为例，1995年全国每公顷土地出让金纯收益为66.1万元，其中政府获得47.2万元，集体和农民获得18.9万元，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2.5:1。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扩大到9.7:1。
　　集体和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直接原因在于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幅度远跟不上地价上涨幅度。
　　廖洪乐的研究显示，年间，土地出让价格上涨了3.6倍，而征地补偿标准却只提高了0.5倍。如果与政府商业用地出让收入相比，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会更低。根据2007年对东部某市的调查，政府征用农民水田、集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用于商业开发时，政府与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分别为48：1、98：1和196：1。
　　不过，也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在全国，比例不高)，集体经济组织用自己的土地搞工商业开发，其土地增值收益部分主要由集体和农民占有，国家在增值收益中分配的比例过低。
　　最近几年来，城市建设用地价格迅猛上涨，而征地补偿标准却没有做出相应调整，新增提高的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也有限，致使集体和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事实上，农民为改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做出了艰难的抗争。最近十年来，农民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近年来,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转变现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党的***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要求，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廖洪乐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转变目前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并不容易，既得利益集团不想做出改变，城市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是相关主管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或部门权力考虑，都不愿意做出改变。
　　政府的理由：增值归公
　　造成当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现状的根源，除了利益格局和利益群体已经形成，不愿改变现状，此外还有理论层面的分歧。
　　在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结点主要是农地转非的增值归属。目前主要有三种理论观点，第一种是“增值归农”论，第二种是“增值归公”论，第三种是“公私兼顾”论。
　　不过，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至今，增值归公的理论一直被多数地方政府所采用，并延续至今。
　　这也有现实背景，自1994年我国开始推行分税制，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分成比例调整，地方财力实际上收到积压，支出压力开始加大，当时无论是中央抑或地方政府的主流看法均是土地出让收入要为城市发展做贡献。
　　《中国土地年鉴页显示，北京199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37亿元，其中征地费仅619万元。
　　曾担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的李元2005年在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一文中表示，“主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全部归于被征地农民”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土地利用和管理的规律，实行起来难以操作，当前也不宜采用。
　　“有一些人甚至写文章说，政府通过征地剥夺了农民几万亿。这样的宣传是错误的。因为它混淆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不同的价格。”李元称。
　　他认为，农用地由于收益低，因此价格低。建设用地由于收益高，因此地价也高。这种土地的升值，是由于政府代表社会的投入所致。有的地块，眼前政府虽未投入，但由于被代表公众利益的规划确定为建设用地，具有了升值的机会。这种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归于国家，用于社会，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原则。
　　李元认为，建设部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每年仅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政府就要投入40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在获取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方面确有许多的不规范，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要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归于被征地农民，那只能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和混乱。当然，政府在土地增值的使用上，要照顾农村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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