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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中的中医教育 第四章
作者：muniuyixue / 关注公众号：第四章论争中的中医教育第一节近代中医教育概况有中医教育则中医兴，无中医教育则中医亡。愈至近代晚期，中医教育的重要性愈突出。近代中医界为争得办教育的权力，从清末到解放斗争了半个世纪，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中医前辈边认识，边实践，一面团结中医界同官方的压制，歧视政策以及社会上废止中医的思潮做斗争，一面努力吸取近代医学和教育学知识以求与全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这是近代中医教育史的一条主线。改进中医教育的问题，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便提出来了，但清廷既无暇顾及，民间亦尚无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时为数有限的中西汇通医家，还没有认识到改革中医教育的重要性。辛丑之后，清政府迫于时势再行“新政”，科举废而兴学之风大盛，中医界也迅速试办了一些过渡状态的中医教育事业。北洋政府虽未明令禁止中医立校，但拒中医于教育法令之外，寓消灭于放任之中，迫使中医界觉醒，此后才出现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中医学校。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倒行逆施，禁止中医学校以达消灭中医之目的。　中医界奋起反抗，为争生存、求发展，顽强斗争了十年，至中华半壁河山已沦于日寇铁蹄下，反动政府偏安于重庆，才勉强承认中医可以私立学校。总之，历清末、北洋、国民党统治三代，政府没有给中医教育提供任何支持。可是，近代中医教育事业仍然是不断发展，成就卓著的。回顾一下近代中医教育所走过的道路是很有意义的。第二节清末的中医教育最早提出改革中医教育的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人物之一郑观应。他在1892年前即提出：“宜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各省府州县镇市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充当院长，肄业诸生须考其文理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不分中外，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予执照，方能出而济世。”［1］改良派领袖之一梁启超也提到过：“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2］但是，改良派在百日维新期间并未全面实施其医学改良计划，他们仅奏准大学堂里设一个医学堂，结果只是一纸空文。改良主义者强调的是引进西学。他们不懂医学，更不懂医学教育。对怎样采中西理法同时教授，以及当时中国医界有无这种能力均未考虑。这种改良医学教育的思想还是很笼统的。辛丑以后的“新政”，是在洋务派主持下施行的。洋务派对医学教育从无明确论述。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医科课程。中国医学虽列在首位，却只是29门功课之一［3］，大概是为了体现“中学为体”的方针吧！其实，这和西医院校加一门中医常识没什么两样。当时朝野的注意力集中在引进西学上，讨论医学者只谈如何引进西医，以为只要中西兼备就是改良医学，对中医则多批评之词。真正想到兴办中医教育以发展中医者，还是民间有远见的中医。1904年，何廉臣在最早的中医杂志《医学报》上撰文说：“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先编定教科书，将中医之缺者补以西法……若锐志维新……恐于中国风土习惯难得密合。”［4］何氏强调了教科书对办学校的重要性，提出了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的思想，对锐志维新的思想表示忧虑。他怀疑引进西医就等于改良医学的看法，提出了如何研究中医的问题，说明中医界的认识在深化。当时，编辑教材是第一难题。1906年周雪樵专门提到这个问题说：“今之言改良医学者莫不知注重学堂矣。然医学堂有元素焉，则教员、宗旨、课本是也。教员之选尚非难事……若夫宗旨则中西医不可不通，而中医又不可废弃，合中西而论又不能相通也，则课本之编殆非易矣。”［5］周氏是当时中医界最兼通之人了，对编写课本尚如此犯难，他人更可想而知。应该说，这时的中医界还不可能编写出兼通的课本，西医知识对整个中医界来说还是完全生疏的。中医界也没有办理近代教育的经验。虽然如此，清末还是出现了一些民间办的中医教育机构，可查知者有：1．绍兴医学讲习社 1904年杜炜孙创于绍兴2．女子中西医学院 1905年李平书、张竹君创办于上海3．南洋中西医学堂 1905年创办于吴淞4．山西医学馆 1907年聘周雪樵为教务长6．中国医学会附设讲习所 1910年蔡小香、丁福保创于上海6．中西医院附设研究所 1908年端方创办7．中等医学堂 1908年恽毓鼎创于北京8．镇江自新医学堂 1910年袁桂生创于镇江9．函授新医学讲习所 1910年丁福保创于上海这些机构中，以丁福保函授新医学讲习所旗帜最鲜明，是向中医界介绍西医知识的。绍兴医学讲习社和中国医学会研究所，实际上是中医讨论西医的学术团体，其余各家则粗具学校规模。如镇江自新医学堂的宗旨是：“发明新理、中西会通，造成完全医学之材。”［6］该校学制4年，招收13至20岁的青少年。所设课程在当时可谓中西兼备，故可看作清末最标准的中医学校。上述机构办理的详情暂难查考，这些机构在民元后的文献中未再出现。目前尚未发现，民元前创办的中医学校持续到辛亥以后者。由以上简述可知，清末中医教育尚在试验阶段，思想上还不成熟。当时出现的教育机构和医学团体一样，主要是在中医界普及西医常识，摸索一些办学经验。这为民元以后办学校作了必要的准备。注释［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四，“医道”。［2］梁启超：《医学善会叙》，载《饮冰室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26年版。［3］舒新城等：《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98至599页。［4］《越医何廉臣明经论中国急宜开民智》，载《医学报》1904年第16期。［5］周雪樵：《论宜编辑医书》，载《医学报》1906年第54期。［6］《镇江自新医学堂简章》，载《医学扶轮报》1910年第3期。第三节北洋时代的中医教育民国元年7月，举行临时教育会议。随之，各种学校令陆续在一年内颁布，唯独没有中医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它使中医界第一次感到恐慌并迅速作出反应。最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医学教育政策的，大约是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建人袁桂生。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吾知主持其事者必由一二日本之留学生。夫以留学生之知识而主持中国医科之教育，又乌能合乎中国之国情耶？……窃谓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通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则取他人之长而国粹仍得昌明，不致蹈日本之覆辙。”［1］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确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为蓝本。教育系统内无中医是否就等于要废止中医还有待讨论。袁氏批评新的医学教育法令，完全不考虑中医问题是对的。但他提出的办法仍不出清末中医界的思想。一开始就把全国的医学教育都纳入中西兼备的轨道也是不可能的，尽快兴办教育引进西医是必要的。袁氏已知道日本的汉医濒临灭亡，故提出“取他人之长而画粹仍得昌明”这是就中医教育而言。终于，中医教育问题由中医界正式提出来了。1913年底，上海神州医药总会等团体，组织了全国19省市响应的“医药救亡请愿团”晋京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允许中医办学校。这是中国历史上，全国中医界动员起来与当局进行斗争的第一次。为中医争得办教育的权力，是关系到中医兴废的大计，应予高度评价。此事发生在汪大燮任教育总长期间（14．2）。　汪氏字伯塘，浙江钱塘人，清朝遗老，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元前曾出使英国、日本，算是见过世面的官僚。以往讲近代中医受压制往往从他开始。其实，北洋政府对中医基本上执行放任、观望政策，和当年日本的汉医政策不同。论近代医史者对此次请愿常略而不确，今谨将《神州医药学报》第二年、第一册中有关内容摘述如下：“纪事：欢送代表大会。十一月初一晚八时，特开欢送代表大会，医药两界到者甚众。首由会长余伯陶君代读张迈荃送行词毕，即谓本会请愿代表叶君晋叔与广东代表刘筱云、北京代表陈春园二君定期初五日启行。此番晋京请愿实为我医药界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前经通函各省征集意见，已得同意者十有九省，并遴选代表会同请愿，足见人心未死，全国响应。诸公此去关系医药前途非浅，望坚心毅力，不折不回，希冀早达保存之目的。次由叶君晋叔谓谬承诸君推鄙人为请愿代表，责重才疏，恐负众望。今又蒙开会欢送，更不敢当。赴都后即会同各省代表，合群策群力一致进行，务达保存中医中药并望政府提倡云云。词意切要，众皆鼓掌称善……。”由此可知组织请愿之大概。请愿前汪氏先有废除中医之言论，但此次请愿之目的则不仅为保存中医而已。主要目的仍系中医加入学系，见下文。这次请愿呈文曾上达总统，国务院批示如下：“查中国医学肇自上古，传人代起，统系昭然，在学术上固已蔚为专科，即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次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医，良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2］批文中极力为其政策辩解，也说了一些肯定中医的话。不仅承认社会生活中需要中医，也肯定了中医的科学性。教育部批文也是如此，一方面坚持中医学校课程不能另立法令，一方面鼓励“以科学为本”“沟通中西”。［3］总之，民国初年确未在立法、行政、财政等方面支持中医，但也没有积极取缔、禁止。上海最早办的中医学校，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承认也可为证。1916年，上海神州医药学会推举包识生晋京为创办中医学校立案。教育部批示：“察该简章所列教程与部定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尚无不合……暂予留部备查可也。”［4］于是，神州医药专门学校于1918年创办。单从该校的课程表看来，的确更接近当时之西医专门学校，故议者曰：“如此教程，外表之课目咸备，内心之功夫尚少，中医西洋化，守旧者有微辞焉。”［5］不久该校以经费拮据而停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虽未自称中医学校，实际是中医教育，不能因其为立案之需要表面上过分西医化而否定其积极作用。丁甘仁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早期中医学校中最成功的一处。该校在北洋政府备案应在1915年。它直接打出了中医学校的牌子，教育部并未顾忌其与教育法令不符，而表示赞同，说明北洋教育部对中医界办教育的要求有所妥协。教育部批示中有：“今丁泽周等欲振余绪于将湮，设学堂而造土，附设医院，兼聘西医，具融会贯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6］内务部批云：“教育都既深嘉许，本部自所赞同，应准备案。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查核可也。”［7］上海道、县均无异词。民国初年，丁甘仁名噪一时，故其校尚未办，课程尚未拟，即能得教育部嘉许，内务部备案，成为此后办中医教育者援以立案的先例。该校因丁氏之名望历久不衰。1926年丁甘仁殁，其孙丁济万等继续主持办理。1931年改名上海中医学院，延续到抗战后。丁氏办校早期偏重古籍，论者谓其“中医根底造就尚属不浅。第科学发达，亦当借助他山。温故而不知新，此为阻碍进步之一端。”［8］其实，该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为近***中医教育者提供了经验和人材。该校的第一任校长谢利恒，早期任教于该校的曹颖甫、丁福保、陆渊雷、祝味菊等人，该校早期毕业生如丁济万、陈存仁、秦伯未、王慎轩、许半龙、沈石顽、张赞臣、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严苍山、王一仁等均为近代中医名家。他们先后创办中医学校多处，其他方面亦各有建树。故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影响深远，论中医教育者多以丁氏办校为首创，良有以也。与上海两中医校大体同时创办者，有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和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两校均维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实为难能。后者在北洋时代从未获得教育部或内务部承认。他们能长期坚持，除教职员不懈的努力外，当地中药界长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是重要原因。近代中医学校无国家的财政支持，大多亦不可能靠学费收入维持，故其经济来源可靠与否往往决定其成败。浙江两中医校是得到药界援助的典型。兰溪一县之地，坚持中医教育数十年，为近代仅有。张山雷先生主持兰溪中医校教务15年，为近代中医教育克勤一生，可谓中医之功臣。早期中医校确有成效者还有，1919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之医学专门学校。该会及该校均得到军阀阎锡山的支持。其设备、师资均较完备。办校宗旨和招生办法均从实际出发，多有他校所不具备者。该校基本建设投资15万元，常年开支靠20万元基金利息支持。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营方式保证了该校不会遇到财政支绌。学生仅缴膳费，在当时公私立学校中亦少见。创办初，先办训练班，迅速培训了400多人，而后正式招生。 是为近代最先得到地方割据势力提倡，并给予财政支持的中医教育机关。自然，阎氏支持此种学校也是出于巩固其地方割据的需要，和他的基本政治方针一致。此校宗旨和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相同：“注重中医、兼授西医，以期发明中医理论，改进中国医学，俾能成为一有系统之科学。”［9］办校人进行了中西医合作的尝试。起初中西医同时教授，后来分班（实则分系）有中西之别，但有合作。学校和附属医院的管理制度均近代化。最后，西医在校内势力日大，1933年即成为纯西医专科学校----川至医专。早期主持该校的人有杨如侯（中医）、杨永超（西医）。1929年，时逸人参与其事，直至抗战爆发。一个中西合作，注重中医的学校，逐渐被西医占据了地盘，显然给时逸人很大刺激，故时氏后来改进中医的思想颇激切。1924年开办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也相当成功。该校 1916年即着手筹备，1918年援河南中医学校、福建中医学校例在内务部立案。创建人卢梓川等深知欲得学校永久，必须经费可靠。故历时8年在省港中医药界筹资，至1924年秋开学。1933年扩建时设附属医院，规模可观。该校设备完善、方针明确，师资力量亦较强，所编讲义在中医界很有影响，可谓近代中医校中突出者。注释［1］袁桂生：《振兴中国药业之计划》，载《时报》日。［2］～［8］陇西布衣：《上海七个中医校的教程及兴亡》，载《医界春秋》1928年第20、21期。［9］《发刊词》，载《山西医学杂志》1921年l0月第3期。第四节论争高潮中的中医教育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社会舆论争取加入学系。原因有：（一）辛亥后西医发展日速，中医相对削弱。（二）中医界在办教育中积累了经验，但深感无行政上的支持与组织对进一发展非常不利。（三）中西医论争激化，废止中医的呼声日高。是年7至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开会于山西，会上中医界提请将中医加入学校系统的提案共四家：［1］1．江苏省全省中医联合会会长李钟钰，副会长丁泽周、夏绍庭“学校系统应加中医学校之建议”。2．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提议案。3.湖北冉雪峰提议案。4.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杨如侯、赵意空提议案。李钟钰等人的提案中有理由8条。其第三条云：“当今中医院、医校非无创设之人。如山西之改进会及医院、上海之中医学校及广益医院已著成绩。他如浙江、广东亦多有设立者。唯以教育部无中医科目之规定，各行其是殊难划一。恐日久创设愈多，办法不免紊乱，应因势利导。”［2］第五条说：“西医解剖之详、器械之精，中医宜取法。但教育部无中医教科规定，习西医者睥睨自雄，习中医者深闭固拒，中西之界，划若鸿沟，终无调和之日。”［3］上述理由合乎情理，中医界的态度也很现实。当即经大会通过，连同其他三案整理为一，并附上详细之课程表呈请北洋教育部。同年9月至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长沙开第十一次会议，浙江、湖南、湖北三省教育会也提出了类似提案。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团体出面支持中医教育，说明中医教育已颇有成效。湖南提案中分析当时我国卫生发展形势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 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4］实际上，这也是过分乐观的分析。历史证明，此后25年中，全国培养的西医师亦不超过3万。三省提案均经会议通过，而后合一曰：“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案。”案中大呼：“教育部学校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矩镬（按：改为矢字旁）可遵，往此项学校者无学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攻策。故欲振兴中医非办学校不可，非明定课程标准列入医校规程不可。”［5］案中还提出制定课程的具体办法，及建议西医学校内设中医专业等。日教育部召开部务会议，并未对上述两会议决案认真讨论，便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6］数语了结。中医界和教育界共同努力又失败了。消息一出，中医界哗然，纷纷致电教育总长章土钊质问，章氏不予理会。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从中可看出中医教育已趋成熟。整个中医界也日趋一致，颇有一呼而起之势。中医教育当时已形成水到渠成的局面，确实需要教育当局因势利导。中医界和教育界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当局本不应无视现实，况且时机已成熟并无不可解决的困难。北洋教育部继续采取不承认主义，除当政者的错误认识外，废止中医派的积极活动也起到很大作用。反对中医加入学系最力者，为该年成立的上海医师公会。其会长余云岫先做一篇《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批判中医界之提案以造舆论，又认为这是中医界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行动需认真对付。于是，趁当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开会时，动员学术界通电各省教育会反对“开倒车”。余氏并以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医师公会三团体的名义做一篇《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样便把整个学术界、特别是西医界都组织起来了。余氏在《上海医师公会致中华医学会书》［7］中，把中医求生存的斗争说成是“本井蛙之见，挟门户之私”与西医抗衡，号召西医界应“组织一联合会”对付中医。北洋教育部附和了废止中医派的意见，助长了废止中医派的气焰，加剧了矛盾。从此，中西医之争陡然激化。未几，中国政局突变。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国民党叛变革命突然屠杀***人，迅速建立了蒋家王朝。起初，中医界对高喊革命口号的南京政府寄予希望，特别希望能解决中医教育问题。1927年4月，代表中医界舆论的刊物《医界春秋》，专“为扶植国医教育事”呈文南京政府说：“国医界吞声忍气处于北庭教部压迫之下久矣！而其最大之端厥为屏国医于学校系统之外。”［8］一时中医界均喜于形色，纷纷撰文献卫生之策，以为发展中医之时机已至。为取得南京政府的支持，中医教育界又极力谋求自身之改进。鉴于1925年斗争失败，这时注重了教材编辑。1926年底至 1927年初，以李平书、夏应堂为首组织了中医课本编辑馆，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改进并统一全国教材。这个编辑馆一时不能征求全国各校的经验，上海一地也不能集中统一，实际上未达目的。但从此统一教材问题受到中医教育界普遍重视。1928年，中医教育界第一次交流经验，企图统一教材。蒋文芳曾略述其事。“民十七年，召集全国中医学校教务负责人员，组织全国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到者十一校，愚主其事。《伤寒今释》作者陆渊雷先生与《包氏医宗》作者包识生先生各持一端，争论三永日而不能决。广东陈任枚先生、湖北王和安先生因整行装，爰由不佞为之订立原则，成会尽欢。本院教材因以‘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9］这个四句话的方针，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医教育和发展中医的方针。蒋氏已提到，中医界对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意见不一。陆渊雷为采用西医理论之激进派，包识生为力主中医体系保持完整之正统派。这次大争论得出了各派均可接受的原则。但统一课程、统一教材、统一学制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教材编写问题有很强的学术性。此处不谈具体学术。要之，近代中医教材不断改进，力求和近代中医教育宗旨一致，主流是沟通中西。故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之初，仍以《医宗金鉴》等为教材时，何廉臣等人即讥其落后于潮流。以后诸家对此论述尤多。大抵中医界办教育日久者，愈见西医之长。近代史上没有--个著名的医家，办教育时主张可以完全屏绝西医，搞所谓纯中医教育。近代名家谢利恒、恽铁樵、包识生、张山雷、蒋文芳、陆渊雷、时逸人等，都曾手订部分或大部教材。他们的思想在发展，各人在认识上也有距离，但在沟通中西这一点上是大体一致的。因无行政上的支持和组织，近代史上并未出现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各校的教材也因时而异。目前全面搜集当时之教材很困难。有志于中医教育史者或能进一步研究。日，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医界谋求国民党政权支持的尝试失败再次。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根本没能提交大会讨论。反之，汪企张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废止中医案，成为半年后卫生会议废止中医的前奏。1929年初，南京政府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一举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重点要废的即中医教育。此案一出，废止中医派即大拆中医教育之台。汪企张撰文“唤起习旧医的青年子弟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文中“奉劝误入歧途的青年子弟及早回头，免得后悔”，［10］得意洋洋，颇以为此一举中医必灭。岂知适得其反，中医界空前团结，全国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废止运动。反应之快，规模之大，在学术界为仅见。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决议案以及请愿书中均把争得中医教育权当做重要内容。可是，第一次请愿后，教育部、卫生部反而变本加厉，通令中医一律不得称学校、医院，而改称传习所、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中医界义愤汹涌，1929年12月召集更大规模的全国会议，再次派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愿。此次请愿惊动了蒋介石，他煞有介事地让国民党政府文官处答复代表立即撤消教、卫两部之布告。可是，代表们一散，立即转而支持教、卫两部的立场。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大耍两面派手腕，使轰动全国的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一事无成。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加强了各中医校之间的联系。为进一步谋求统一，1929年7月再次在上海中国医学院，召开中医学校教材编辑委员会。到会医校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东光汉中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苏州中医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河南中医专门学校共九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陈任枚主持会议，上海中国医学院秦伯未为文书。此次议决课程有：生理、病理、内科、药物、外科、方剂、诊断、解剖、国文、妇科、医经、幼科、伤科、喉科，眼科、针灸、医学通论、党义、卫生、外国文、细菌学、医学史、军事训练、推拿、法医学、花柳病学、产科、医化学等共29科，并将各科时数，教法议定。会上交流了各校的教材，全国医药团体总会负责收集新教材分发各校参考，而后再集中修改，定为课本，为再次请列中医教育入学系做准备。1928年及1929年两次教材编辑会议标志着近代中医教育已经成熟。完全依靠民间的努力，联合了全国的中医学校，在统一中医教育方面迈了一大步。这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1925年至1930年，各地又创办了一些中医学校。其中最突出者为上海中国医学院。该校由上海市国医公会创办。首任校长章太炎，秦伯未、蒋文芳、包识生、朱鹤皋等名家均曾主持过校务。两次教材会议均由该校发起组织，足见其领导人有远见。“一?二八”沪战之后，该校短期停办，后迅速复原，维持至抗战爆发后。注释［1］参看《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1期及《山西医学杂志》期。［2］、［3］、［4］《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之文件》，载《中华医学杂志》1925年第1期。［5］《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案》、载《中华医学杂志》1925年第6期。［6］《关于请求中医加入学校系统消息四则》，《教育部部务会议》，载《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1期。［7］《上海医师公会致中华医学会书》，载《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第1期。［8］《本社呈国民政府文》，载《医界春秋》1927年第11期。［9］蒋文芳：《本院教育方针及今后之改进》，载《国医文献》1936年年刊。［10］汪企张：《唤起习旧医的青年子弟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载《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卫生刍议》第1版，第200页。第五节中央国医馆时代的中医教育1931年成立的中央国医馆，是南京政府平息中医界反对浪潮的权宜之计。焦易堂（字希孟，陕西武功人，南京政府立法院委员，国医馆馆长）等应时而出，以支持中医自命，一时获得中医界的拥护。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三年多无所成就，受到中医界的激烈批评。1934年后，它开始实行某种行政权，成为管理中医的半官方准行政机构，情况稍稍改善。在中医教育问题上，中央国医馆先是采取向教育部、卫生部妥协的立场，受到中医界的抵制。总之，国医馆成立后，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的斗争改变了作法，成为争取中医合法化的一部分。日，南京政府颁布《西医条例》，这给了国医馆一个很好的借口：制定《中医条例》以示中西平等。《中医条例》中自然要有关于中医资格的条款。从中医学校毕业的医生既是合法的，这些学校也自然是合法的。此后的局势大体上照此设想发展。只是拖了很长时间，经过很多周折。其间，中医界上百种期刊、报纸致力于舆论宣传，几乎在每一次较重要的国民党党、政、教育、卫生会议上，中医界都要通过各种渠道提出请求解决中医和中医教育问题。中医界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社会上对中医的支持，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从书面上承认了中医教育的部分合法地位。当然，这不能保证实施，此后国民党政府，特别是教育部实际上仍不承认中医教育。国医馆成立后，关于中医教育的大事如下：1933年焦易堂主持拟定了《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十条，《国医条例草案》六章二十六条。案成之后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等29人的名义，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60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将此案先后交行政院和立法院审查。时焦易堂在立法院颇有影响，故迅速通过。但行政院为汪精卫主持，仍坚持原立场，以为无另拟“国医条例”之必要，于是，该条例不能颁布。中央国医馆1931年即设学术整理委员会，1934年又设教材编审委员会，终因困难重重或任人不当，在学术上无重大成就，尤其未见有教材编出。1935年5月，中央国医馆通过“国医专科学社及国医研究所立案暂行标准大纲”，所拟课程有：“（甲）基础学科1．解剖生理学 2．卫生学 3．病理学 4．诊断学 5．药物学 6．处方法 7．医学史（乙）应用学科“1．内科学 2．外科学 3．妇科学（产科学） 4．儿科学（痘疹科学附） 5.眼料学 6．喉科学 7．齿科学 8．针灸科学 9．***科学 10．正骨科学（金镞科学） 11．花柳科学 12.法医学”［1］此种课程貌似西医学校，中医界批评它削足适履不无道理。但此后中医教育总算有了一个办校纲领，也是向教育系统靠近了一步。大纲第一条规定：“国医专科学社以教授国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国医研究所以研究国医之高深理论为宗旨。”第四条说：“专科学社招收学生资格，为曾在教育部立案之公私立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2］大纲把中医学校分三级，相当西医的中专、大专和研究生院。招生标准限定中学毕业，实际上是把中医教育纳入了近代教育系统。大纲公布后，国医馆又专门行文强调招生资格。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中医界和来自全国的数十个中医团体代表2600多人向大会请愿，要求中西医平等。会上因有冯玉祥等82人提出：“政府对中西医应平等待遇以宏学术而利民生案”。其三条内容之一，即应准中医办学校。此案经大会通过，两月后《中医条例》公布。然中医学校问题至 1937年仍无消息。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焦易堂等53位中央委员提出“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提案虽经通过而抗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西窜。遍地烽火中，中医界仍不忘中医教育。1938年，偏安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发了《中医学校通则》，时逸人叙述此通则的由来颇详，摘引如下：“‘八?一三’后，全面抗战开始，政府西迁。适其时余由晋至汉，晤及焦易堂先生。据云……中医校立案指顾可期。汉口冉雪峰、谢汇东诸同志力促余一同赴川，专为中医校立案进行之手续。冉氏对于中医校加入教育系统问题尤饶有兴趣……抵渝后，乃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假中国制药厂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焦易堂、张仲岳、陈文虎、冯志东、饶聘卿、冉雪峰、胡书成及下走共八人。当即推定冉、胡、张及下走四人负起草责任。几经修改，几经讨论，历时多日方告完成，由中央国医馆及卫生署函送教育部。第一次经过大概如此。嗣因教部久不见复，往返催询至再三，并由卫生署推冯志东、张仲岳及下走三人赴教部继续接洽，拟订中医之教育规程，乃经半年之搁置未获进展。嗣教部有医学教育委员会之组织，中医参加者仅二三人而已。陈文虎先生乃邀同人成立中国医药教育社……对前拟之中医教学规程底稿改名为中医学校暂行通则。因规程之公布当据法令，无法令可援只得改为通则（与教育部公布之通则异）。处此非常时期，教部虽将中医学校通则公布，而后进一步成一国立中医专校尚无确定之期限。凡吾中医界同人，当念此项通则公布之非易，除督促教部迅速成立中医专校外，私立学校亦宜依法进行立案程序，毋负此中医专校立案之机会也。”［3］至此，中医为图存为发展奋斗数十年才得到半合法的权力。此时公布之通则亦明显西医化，文甚长不录。抗战一起，大片国土沦丧，国立大中专校多奉命西迁，星散者亦有之。中医学校则尽属私立，大部分在沦陷区，向国民党逃亡政府呈文备案已无任何意义。八年抗战中，中医学校关闭者固多，亦有惨淡经营保存下来者。如北平两国医学院即始终未辍。虽不免在伪政府立案，但医药如饮食为民生之不可或少，国民党政府既不给任何支持，私立学校在侵略者的淫威下也别无出路。近代中医历尽沧桑，终至未泯，或以其与广大民众一息相通而得以共命运。近代以来，中医界到底办了多少中医学校？这些学校培育了多少人材？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没有留下一点官方统计资料。解放前出版的各种年鉴，统计中均查不到中医教育的内容。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奋斗，中医事业终于后继有人确是事实。学校教育不是近代培养中医的唯一途径。更多的中医也许是靠自学和师徒相传而来。但是，学校式的教育确实代表着中医教育的方向。因资料有限，仅把一份极不完善的近代中医学校一览表附后（见附1）。关心近代中医教育史的人或许能从中得出一个粗略的印象。空白和错误之处待来日补正。博雅时贤倘有见教则笔者幸甚。注释?［1］、［2］《国医专科学社及国医研究所立案暂行标准大纲》，载《医界春秋》第101期，1935年5月。［3］时逸人：《中医校立案问题》，载《复兴中医创刊号》1940年1月。第六节近代中医教育的特点略述近代中医教育史之后，可知它与古代中医教育有别。我们显然不能把延续到清末的太医院教习厅归入近代中医教育。太医院式的教育自古相沿，至少可以上溯到隋太医署，千余年中并无本质上的变化。其特点是：（1）学校式的教育仅限于皇家太医院，完全是贵族化的。民间医生则由师徒相承的方式产生。唐代之后，有过地方医学没施，均不健全，不稳定。（2）教学内容是纯中医。近代中医教育也不是从近代史一开头就有。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和中国近代教育史相适应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从不同的立场上认识到列强的强大，是由于它们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要引进科学技术，改良教育是必由之路。故此时逐渐出现了一些洋式学校。此前无所谓近代教育，更无所谓近代中医教育。那么，1871年同文馆里开设医科是否可看作近代中医教育之始呢？这个问题可进一步讨论。作者认为，同文馆医科的目的在于引进西方医学，看作中国人自办近代西医教育的开端更为恰当。同文馆于1900年归入京师大学堂，其医科于1907年取消而把学生全部送往日本留学，可见其性质了。（二）近代中医教育受西方医学的刺激逐步发展中医教育采西医之长，最初可能是在学校的组织形式上，更重要的是：1．近代中医学校几乎无例外的要设必要的西医课程，无例外地要涉及中西医学术争论。2．近代科学教育的特点是教育社会化，学校组织严密，分工精细，教学内容要求统一、系统、条理和循序渐进。中医教育也渐渐移植了这些东西。故即使不考虑教学内容的中西兼备，还有一个教育统一的问题。在统一学制，统一教材，统一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必然要对整个中医体系进行系统整理，以适应教学的要求。学生们这时要学的既不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几本经典、注释。所以，办教育的过程，也是全面研究中医的过程。近代中医研究的成果虽不理想，但这些成果均立即引进教育，中医学校是近代中医界交流学术的最重要的基地。中医报刊杂志的作用则和中医学校相辅相成。这样迅速地、大规模地交流学术，也是受西医启发的。（三）近代中医教育起步较晚近代中国自1860年后缓慢地输入西方科学，至甲午后，特别是庚子以后出现了爆炸性地输入西方科学的局面，医学方面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中医学术体系的庞大，在中国不是输入西医取代中医。中医要发展，要办教育，又不能无视世界潮流，所以，必然要先有一段中西医互相了解（当时主要是中医了解西医），而后才能采西医学术之长，仿西医办校之法开办中医教育。笔者所见资料中，庚子之后出现的中医教育组织尚处于过渡状态，并且迅即星散。辛亥后的中医教育基本上是重整旗鼓，另辟途径。近来有人发现早在1885年福建已出观中医学校。［1］大约这种学校更接近于古代教育。总之，近代中医教育是在辛亥前后受到政治、学术上的刺激，为求改进、求发展，与时代相适应才真正出现。直至近代结束，一直受着当政者的歧视，困难重重，却此伏彼起辗转不衰，说明中医在中国仍有很强的生命力。附Ⅰ 近代中医学校一览表［2］按：以下表格内容暂存，用旧版书交稿。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绍兴医学讲习社1904 绍兴 杜炜孙南洋医学堂1905吴淞附于南洋中国医院?山西医学馆1907周雪樵1907年聘周雪樵为教务长女子中西医学院1905上海李平书?张竹君中西医院附设研究所1908端方中等医学堂1908北京恽毓鼎曾经奏明朝廷奉旨学部知道中国医学会附1910上海蔡小香设医学讲习所丁福保镇江自新医学堂1910镇江袁桂生函授新医学讲习社1910上海丁福保向中医界介绍西医私立黄墙中医药学校1914江苏嘉定朱阆仙河南中医学校1917福建中医学校1917该二校资料不足故创办年代存疑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17 上海老西门 丁甘仁谢利恒 至1930年共15届360余人 附有广益、华隆两属医院。1931年改名上海中医学院[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浙江中医1917 杭州 浙江药业公5 至1937 又说年专门学校柴木巷司范雯年共500余人 创办，不确兰溪中医1917 浙江 诸葛少卿 初名公立中医专门专门学校兰溪张山雷学校。又说1919年创办。经济上受药界支持神州医药1918 上海北浙 余德勋5 因经费不足，不久专门学校江路停办山西医学〓〓太原〓中医改进研〓共约〓1933年改为川至医专门学校〓究会杨如侯4?杨永超〓600人〓学专门学校明道医校〓1922〓长沙〓郑守濂广东中医药〓1924〓广州大〓卢梓川〓5〓1937年〓至1937年〓1933年开办附属医专门学校〓德路〓陈任枚〓约500人〓9届约300人〓院颇具规模中医学校〓1924年前〓成都西玉龙街共和医道大学〓1924年前〓山东厉城广东光汉中医〓1924〓广州〓赖际熙〓5〓1937年〓至1937年〓该校创办人多清遗老但制度颇详课程亦佳药专门学校〓藩茂林〓450人〓共8届〓西安私立医学校〓1923.8〓（东北）〓见1931年《东北年鉴》729绍兴纶德中医专门学校〓1924〓绍兴〓王蕴如〓5〓首届招生50人[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铁樵函授中医专门学校〓1925〓上海〓恽铁樵?上海女子中医专科学校〓〓上海〓丁甘仁?夏应堂〓1929年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福州中医?大学〓1926〓上海〓朱少坡?谢利恒〓不久改组为景和医科大学景和医科大学〓1927〓上海〓徐小圃?祝味菊〓未及正式开学即因战争中断汉医学院〓1927〓上海〓丹溪学社?陈无咎〓汪精卫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曾支持该校，但不久停办福州中医?学社〓1927?年前〓福州〓1932年郑?迈庵重办?中医学社〓后改为三山国医专门学校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天津〓张锡纯中国医学院〓1927〓上海虹口靶子路〓上海国医公会秦伯未包识生〓约4200人〓1936年招第18届每届毕业约30人〓章太炎于建校初挂院长名，“1.28”后停办数月，1935年改由朱鹤皋主持广东梅县〓32停办〓广东汕头〓黄公幸等中医学校〓1934复办〓梅县城内〓创办张基文等复办[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福建龙岗国医学校〓1928〓龙岩县西门内〓张萱〓附设益民医院，该校处苏区、白区交界，处多次停办四川隆昌国?医专修馆〓1928年前〓四川隆昌〓周禹锡中国医药?专科学校〓1928〓北平〓陈芷皋〓首届一个班北京医药?学校〓1929〓北平〓肖龙友?孔伯华北平国医?学院〓〓北平〓肖龙友?孔伯华〓4〓共毕业10余届700余人〓北平、华北两国医学院之前身均为北京医药学校1930年华北国医〓〓北平〓施今墨?等〓4〓人〓共毕业16届600余人〓施今墨另筹华北国医学院1932年开学?上海中医学院〓1931〓上海〓丁济万〓5〓即前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校〓〓上海〓陆渊雷?章次公〓初由恽铁樵任校长，半年即辞去四川高等〓1930〓成都〓华龙举国医学校〓宁夏街梅县中医养成所〓1930〓广东梅县〓张基文等梅县新中医学社〓1930〓广东梅县〓肖梓材[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1931〓福州〓蔡人奇〓5〓约80人〓1936年首届36人〓又说1933年创办温州仲景国医专修社〓1932〓温州〓1934年1月有该社一周年纪念特刊出版未见详情?汉口国医药学社〓1933年前〓汉口〓谢汇东〓1933年由湖北国医分馆接收改为湖北国医学院?福建仙游国医学校〓1932〓仙游城内〓温敬修〓4〓1936年首届毕业18人中华国医专门学校〓1933〓香港〓香港国医会湖北国医专科学校〓1933.9〓湖北武昌北城角〓李素明等〓1936年首届16人江西国医专修院〓1933.9〓南昌罗家塘〓南昌神州国医学会〓3〓预本科两班近百人〓1937年首届毕业〓1936年改名为江西中医专修学校招生至第5班该校有实习医院、图书馆、办有院刊经济上由医药两界支持苏州女科医社〓〓苏州长春巷〓王慎轩〓共约700人〓分实习函授两部办有妇女医学杂志。1933年改名苏州国医学社。1934年改名苏州国医学校[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办州国医学校〓1933〓苏州长春巷〓王慎轩?唐吉文〓4〓1934年在校两班〓该校附设中医诊所编译馆，1936年设中医研究院福建国医?专科学校〓1933〓福州〓福建国医分馆陈天民等厦门国医专科学校〓1934.3〓厦门下禾路〓吴瑞甫〓1939年首届29人〓该校又名福建医专1939年出版讲义四种?江苏省立医政学院〓1934〓陈果夫〓校中有中医系为四系之一南京药学补习学校〓1934〓南京〓李冰如〓2〓进修性质资金由各药号摊派湖北武昌国医讲习所〓1934〓武昌三道街〓黄稷丞?万仲衡?先办速成班一班南京国医传习所〓1934.5〓南京长生祠〓陈逊斋〓首届100人〓该所设有补习科郑县国医学校〓年首届毕业广东军官学校?中医训练班〓1934〓军校主任〓直属省政府在广东省国医学院内培训广东省立国医学院〓1935.8〓广州一德路〓广东省政府主办院长黄焯南〓1937年改组，此后不详[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广西南宁区?医学研究所〓1934.3〓南宁邕宁县〓刘惠宁〓6班225人〓1940年该三校合并为省立医药研究所，1946年改广西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广西梧州区医学研究所〓1934.10〓广西梧州?桂平镇〓廖寿銮〓4班173人广西桂林区?医学研究所〓1940〓韦来痒〓1班22人广西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1940〓南宁〓陆均衡〓1940年65人〓附有中药制剂室、附属医院、该校持续至解放初甘肃省国医训练班〓1934.9〓柯与参湖南国医专科学校〓1934〓长沙望麓国〓刘岳仑?吴汉仙〓3〓每年两班?共120人〓1937年首届毕业?思明国医?研究所〓1934〓福建思明〓林德星〓每星期日上课，为进修性质徽州国医学校〓1935〓安徽歙县〓黄育庭?江友梅?翟济生?张耀东〓附设有中医院，翟、均为华北国医张学院毕业生广东私立华夏中医学校〓1935〓江贞[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福建建瓯国医传习所〓1935.8〓建瓯县?鼓楼〓黄焕宗保康国医学院〓1935年前〓湖南常德〓张右长重庆国医传习所〓1935〓四川重庆山东国医专科学校〓1935.10〓济南城内?舜庙街〓郝芸衫〓医药两界合办济南国医学校〓1935〓济南〓何英?胡沛然〓何、胡均为华北国医学院毕业生该校附于济南国医院中国针灸学?研究社附属讲习所〓1935〓江苏无锡〓承澹安〓1936年首届毕业16人〓该所1926年着手办理，中间停顿1933年案在中央国医馆立新中国医学院〓1935〓上海爱文义路〓朱南山〓4〓设附属医院并聘用西医淮阴国医学社〓1935〓江苏淮阴城内〓王慕阳等〓2〓1935年招男女学生各20余人〓1936年报道学生众多校舍不够用北平中药讲习所〓1935〓北平〓雷震远〓为北平中药界组办，业余培训各药店学徒，共培养200余人[LM]续表校名〓创办时间〓关闭时间〓校址〓创办或主持人〓学制〓在校学生数〓毕业学生数〓备考格致药物学校〓1935〓北平〓刘翰臣〓具体情况不详，刘氏为药商北平中医师资讲习所〓1935〓北平〓周价人沂水乡村医药传习所〓1935〓山东?沂水〓赵恕风〓3〓首届12人〓1934年备案沂水中医学校〓1936〓同上〓该校约系沂水乡村药传习所改名四川国医学院〓1936〓编有医药改进月刊，其余不详化中新国医学院〓1936〓汉口广州保元?国医学校〓1936〓广州〓伍少斐?梁翰芳〓4广东顺德?国医学校〓1937〓广东?顺德上海中医?专科学校〓1938〓上海〓陈无咎、余无言、时逸人、张赞臣〓1941年首届毕业23人〓有《上海专科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专刊》甚详[LM]注释：［1］参见《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原载《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二期，作者：林乾良［2］本表资料来源主要有《光华医药杂志》、《医界春秋》、《中西医药》、《苏州国医杂志》、《国医公报》等杂志及各有关学校校刊。因系零星资料凑集而成，缺略甚多，有待补充。属函授性质者仅取两家，因资料不足为据者，未列入。附Ⅱ 部分学校课程1．中国医学会附设医学讲习所［1］解剖、生理、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本草在内），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处方学（中医处方在内）、诊断学、医学史。2．上海中医专门学校［2］一年级：生理、本草、医语，国文、书法、缀法。二年级：生理、本草、伤寒、方论、国文、书法、缀法。三年级：金匮明理论，杂病心法，温热方论、国文、书法、缀法。四年级：实习、温热、四诊心法、妇科、幼科、外科、医案、国文。五年级：专重临诊。3．神州医药专门学校［3］预科：国文、医语、德语、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内科学、药物、化学、修身、体操。医科：德语、化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医化学、卫生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药物学、内科学、儿科学、外科学、皮肤病学、花柳病学、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产科学、精神病学、针灸科学、修身、国文、体操。药学科：化学、药用植物学、生理学、分析学、卫生化学、细菌学、裁判化学、药局学、药品鉴定、调剂学、药化学、机械化学、药品工业学、矿物学、国文、修身、德文、体操。4．上海汉医学校［4］预科：国文、中国医学史、论医学通、生理解剖学初步、博物学、心理学、药物提要。专门科：内经、难经、伤寒论、药物应用学、医学前提、医轨、生理解剖学各论、医量（以上为第一年科目）。脉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人科学、儿科学、伤寒杂病科学、临诊实习（以上为第二年科目）。本科：本草分类、先医学案，脉因证治、临证处方、本科纲要（以上为第一年）。本科系统研究，著述论文，临证处方，病笔记（以上为第二年）5．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5］修身、国文、生理、病理、药物、诊断、妇科、产科、幼科、内科、外科、喉科。6．神州中医大学［6］预科两年；中国医学史，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药物学、内科学总论、外科学总论，诊断学、法医学、修身、国文、体操。本科两年：内科学各论、外科学各论、妇科学、幼科学、眼科学、喉科学、花柳科学，各科实习、药物实习、处方、手术、专科（分内、外、妇、幼、喉、针、眼、伤、药物九科）。7．苏州国医学社［7］党义、国文、英文、生理学、卫生学、医经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方剂学、治疗学、医案学、内科学、女科学、儿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喉科、伤科学、针灸学（前16种为必修科，后4种为选修科，如欲修后4科须加课一年）。8．山西医学传习所［8］医经、伤寒、温病、金匮、针灸、杂症、儿科、外科、解剖生理、药物学、病理学、内科大意、外科大意、英文、产科大意、体操。?9．上海中国医学院［9］党义、生理学、解剖学、组织学、诊断学、治疗学、理化学、内经、难经、药物学、病理学、伤寒、金匮、温热、细菌学、妇科学、儿科学、产科、外科、实习。10．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0］党义、医学通论、医学史、全体生理（中说）、生理学（西说）、解剖学、卫生学、药物学、方剂学、伤寒学、温病学、杂病学、诊断学、病理学、儿科学、痘疹科学、妇科学、喉科学、眼科学、外科学、伤科学、花柳病学、针灸学、化学、西药概要、西法诊断、国文、日文。11．广东光汉医学社［11］第一学年：党义、国文、医学史、医学通论、药物学、解剖学、理化、外国文、军事学。第二学年：党义、国文、药物学、内科学（伤寒、杂病、瘟病）、病理学、诊断学。第三学年：党义、国文、药物学、内科学、外科学、病理学、诊断学、医经、方剂学、军事学。第四学年：党义、内科、外科、方剂、妇科、幼科、卫生学、针灸学、法医学、医经、临症实习。第五学年；党义、医经、产科、眼科、针灸学、伤科学、花柳病学、推拿科学、临症实习。12．湖南国医专门学校［12］公民、国文、体育、外国文（日、德）、物理、化学、生物、生理、解剖、卫生、医学通论、医学史、病理、诊断、药物、处方学、内难学、内科（伤寒、金匮、温病、杂病）、外科学、妇儿科学、花柳科学、法医科学、西医概要、选科、实习。13.广州保元国医学校［13］预科：党义、国文、医学史、医学通论、杂病、药物学、卫生学、生理解剖、救护、温病。本科第一年：党义、国文、伤寒、温病、金匮、诊断、内经、病论、妇科、儿科、方剂、药物、病理、生理、难经。第二年：国文、伤寒、温病、金匮、诊断、内经、妇科、生理、眼科、喉科、儿科、难经、麻醉科、病论。第三年：外科、伤科、花柳科、法医学、针灸、临床实习、卫生行政、病论。（共30科）14.华北国医学院［14］基本系（第一、二年）：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药物学、病理学、医经、党义、国文、外文、物理、化学。临床系（第三、四年）：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皮肤花柳科学、卫生学、针灸。15.北平国医学院［15］中医：医学大意、内经（灵素）、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儿科、医学史、医药、瘟疫、针灸。西医：解剖学、生理学、诊断学、细菌学、西药学、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眼科学、儿科学、妇人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皮花科学。注释［1］参见《中国医学会附设医学讲习所简章》，载《医学会报》1910年合订本。［2］、［3］、［4］、［5］、［6］均参见《医界春秋》1928年2月、3月号《上海七个中医学校的教程及兴亡》。［7］参见《苏州国医学社第一学期纪念刊》第65页，1934年1月。［8］参见《山西医学杂志》，第三期，1921年10月。［9］参见《医界春秋》1928年第27期，张子恒《上海两中医校之比较观》。［10］参见《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刊》，1936年。［11］参见《光华医药杂志》4卷，2期，1937年。［12］参见《湖南医专期刊》创刊号，1935年6月。［13］参见《光华医药杂志》4卷，3期，1937年。［14］参见《光华医药杂志》1卷，1期，1933年。［15］参见《中医学院制之实际与检讨》，载《国医砥柱》1946年第2期。附Ⅲ 近代中医教育家传略谢观（）字利恒，江苏武进人，少承家传舆地之学，读经史古文兼精医经、经方，年21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5年后任两广督学，于广州数校教授地理3年余，辛亥前后两度供职商务印书馆，编纂地理书籍30余种。1908年主持上海澄衷学校，该校因之振兴。辛亥后掌本县教育2年，有政绩。1917年丁甘仁延谢氏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校长，首创课程，编写讲义，为海内中医校之则。1925年膺聘为神州中医大学校长。1929年中医界两次为废止中医抗争，谢氏均为请愿代表。1935年后闭门谢事。主要著作除所编地理讲义及《中国医学大辞典》之外，有《中国医学源流论》、《中国医话》、《中国药话》、《澄斋医案》等，后编为《谢利恒先生全书》。谢氏两度任商务编辑，富教育经验，通旧学，精医学，集数家于一身。尤为难得者即谢氏为中医界第一位近代教育家。丁氏创中医学校之初，聘谢氏主持校务，可谓得人。《中国医学大辞典》为近代文献研究之最大成就。《中国医学源流论》为谢氏医学思想之代表作。该书言简意深，近现代医史著作罕有其匹。书中着意阐发中国学术演变与医学变迁之关系，见解过人。评价各流派、各家得失全面而中肯，不狃俗见，不附和西说，其观点多为后世宗，人以为是真能知中国医史之大家。张山雷（）名寿颐，江苏嘉定人。家清寒，性至孝，因母病而志于医。嗜读书，先自学，及有成乃赴沪上从名医黄醴泉治内科3年。继至黄墙从疡科名医朱阆仙学外科且助设黄墙医校。此时编辑《疡科纲要》讲义两卷。1919年，兰溪知县盛鸣焘筹办兰溪中医专门学校，次年遂聘张氏为教务主任，自此专心临诊、教学凡15年，1934年以劳瘁卒。主持兰溪中医校教务期间，诸凡教材均其手自编订，日间应诊、授课，著述每在夜半之后。兰溪一县之地，中医教育历久不衰，皆张氏克勤奋斗之功也。张氏著述甚多，刊行者有《本仁堂医药丛刊十五种》：其要者如《重订中风校诠》二卷、《脉学正义》六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二卷、《钱氏小儿药证直诀笺正》二卷、《全体新论疏证》三卷等。其余尚有讲义十余种未刊行。又手订兰溪校之教学大纲为：“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脉理学、药物学、药剂学、诊断学，为七大纲。其生理学以新学说为主，而采古说之可以汇通者参证之。卫生学则采近世之新学说。”其他五纲多衷中参西。是以兰溪校之教育成绩可佳。其于学术持衷中参西立场。如云读《内经》“削肤存液、卖椟留珠”可也。又以为《伤寒论》“方论可解、可用者不过十之七八，有必不可通之处，不必强为敷衍。”张氏以振兴中医为已任，一生临证、治学、著述不间寒暑。临危时自作挽联曰：“一支半生，精诚所结，神鬼可通，果然奇悟别闻，尽助前贤，补苴罅漏。孤灯廿载，意气徒豪，心肝呕尽，从此虚灵未泯，惟冀后起，完续残篇。”山雷与盐山张寿甫、慈溪张国华齐名，时人以为“名医三达”云。杨如侯（）名百城，江苏泰兴人，少孤而嗜学，弱冠入泮，后肄业南菁书院，归而设帐。秋闱屡战不售，于是弃举业博求群书，自兵事、刑律、方舆、泉刀、医方、训诂、音韵、农政、性理、导引延年无所不周，尤精小学。时海禁渐开，知非科学不足裨国计，遂潜心理化等新学。宣统元年应山西法政学校之邀赴晋。辛亥后任警务卫生科医员，后益致力医学，学问大进。1919年受聘为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理事兼编辑主任，1921年该会设医校，杨氏主持中医部教学。杨氏认为中医之长在气化，西医所精在体象，欲治医学非从《内经》入手参合西说分门别类纂成一有系统之科学不可。又力主中医界应重视学校教育，逝世之夕犹以中医列入学校系统案未获教育部承认为憾事。主要著作有《灵素生理新论》、《气化新论》、《肝病病理学》、《脑病新论》等十余种。蒋文芳（？-1958？），祖籍江苏武进，幼时随父离乡至上海江湾镇定居。家世业儒而通医，至文芳益渊博，精内、妇科，有医名。蒋氏热心中医、尤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抗战前长期主持中国医学院之教务，于上海医界颇孚众望，曾任神州医药总会委员及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秘书长。1929年，南京政府欲废中医，蒋氏为“三?一七”大会组织者之一，并当选为请愿代表。除任教及诊务外，曾主编《长寿医刊》。时逸人（）江苏无锡人，民初迁镇江。时氏自学成名，少年即蜚声医林，1928年于上海创江左国医讲习所，同时兼各中医校讲席，名大振。次年应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之邀赴晋任该会常务理事，主编《山西医学杂志》并兼医学专门学校（后改为川至医专）教授。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遂避难南行，先后至武汉、重庆等地行医，其间曾参与“中医学校立案通则”的制订。后再赴上海主编《复兴中医杂志》，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1941年日寇占领租界，遂再返山西在太原行医谋生。1948年受施今墨之请主持南京首都中医院直至解放。解放后，时氏曾任教于南京中医进修学校、江苏中医学校。1955年受卫生部聘请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1961年派赴宁夏任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兼宁夏医药卫生学会副会长，1966年6月在南京病逝。时氏主张融贯古今、中西汇通、创造新医学，著述甚多。其创见虽少，但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于近代中医教育尽力尤多。王慎轩（1899-？）浙江绍兴人，少孤，家道中落。1920年勤工检学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与章次公、余鸿孙等同年，系该校第五届毕业生。1927年开业于苏州，遂定居。同年创苏州女科学社，后改名苏州国医学校，设实习、函授两部，先后毕业七 百余人。1933年改称学社，次年复原名，1937年夏苏州沦陷，遂停办。办校之外，王氏又创苏州国医书社。1930年前亲自编订、出版《内经生理学》、《内经卫生学》、《中西病理学大纲》、《内科诊断学》、《女子生理学》、《女子卫生学》、《女科病理学》、《女科诊断学》、《女科治疗学》《产科病理学》、《产科诊断学》、《产科治疗学》等计23种，尤以妇产科讲义见长。1931年选辑《中医新论汇编》，风行一时。王氏办校以“昌明国医、参究科学、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学术上力主汇通。著述善采众家之长而少创论。为昌明学术曾有中医研究院之设，然不久抗战爆发，未及有成。解放后，曾任教于南京中医学校。1959年赴北京中医学院执教，1964年退休回苏州，晚年笃信佛教。余无言（）名择明，江苏阜宁人，少时随父余奉仙学医，弱冠执业于乡里，宗仲景学说，擅伤寒、杂病及中医外科。1928年开业于上海，曾问学于著名西医俞凤宾。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为近代中医界治西医较深者。1930年与张赞臣合办联合诊所，共同主编《世界医报》。1937年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聘陈无咎、丁福保为校长，自任教务长，培养后学不遗余力。1956年受聘于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曾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室，其间主编中医教材9种。其他著作有《伤寒论新义》、《金匮要略新义》等6种。包识生（）名一虚，福建上杭人，父知医，至识生益精。年20出而应世，著伤寒章句，旋游粤东，所至有医名。鉴于中医衰微，慨然有振兴中医药之志。民国元年至上海，组织神州医药总会，民国三年发起医药救亡运动，请求保存中医药。1916年为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赴京立案，多次为中医学校加入学系奔走。又主编《神州医药学报》多年，并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包氏学术宗仲景、尚经方，谨遵成法，主整理改进中医而反对以西说研究中医，故与陆渊雷等不合。有《包氏医外医宗》八集，自伤寒、杂病至治疗、药物自成一家。秦伯未（）字济之，号谦斋，上海人，家世业医。伯未自幼诵医书，承家学，1919年就学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该校第四届毕业生。其间受学于名医曹颖甫，医理、诗文均得薪传。毕业后，应诊之暇，仍精研，益进又同包识生等创设中国医学院，兼该院及上海中医学院教席。解放后，投身人民卫生事业，1955年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同时任教于北京中医学院，至1970年含冤逝世。秦氏青年知名，终生治学不辍，从事中医教育凡50年，经验宏富，于近现代中医教育贡献尤大。年23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即为上海中医界器重，乃上海国医公会创始人之一。年28有《清代名医医案菁华》刊行，此后曾编辑中医讲义八种行世。解放后有《中医入门》、《中医临证备要》、《谦斋医学讲稿》等多种书籍刊行。终其生，文章著述约计千万言，“文革”前之中医界尊为泰斗。秦氏既毕业于中医学校，受时代之熏染，早年提倡中医学术革命，以为“中医真理决不是全在几部古书里”。致力于中医理论之整理工作。1927年，中西论争激化时，撰文云：“深愿中西医界各本至诚，研几精义，先择其可通者而调剂之，继将其不可通者评判其得失，庶有沟通之望”。30年代力主阴阳、五行、运气等说不可废，但论争文章不多。至其晚年，医道益精，兼通西医，知常达变，善于总结。勇于创新，虽处方稳健，每能出奇制胜，是不惟以教学见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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