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者埋头出土文献 破解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发布日期：&| 浏览（）人次&|&&|&&]杨雪梅　　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简牍帛书，古文字学者埋头于海量的出土文献
　　破解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治学者）
　　左图、中图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凡物流形》及其临本。右图为郴州苏仙桥晋简。
　　&学习古文字，最重要的是有字感，也就是说对每个字的结构要敏感，如同画家要对色彩有感觉。&每年的五六月，是高校老师非常繁忙的时节，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黄天树还是抽空赶往济南，给出土文献研究培训班的学员们上课，上午讲甲骨文，下午讲《说文解字》。
　　讲起课来，黄天树从来都是心平气和，即使是对于一些已经十分简化的汉字，也会画出它最初的样子。他一直都不习惯使用幻灯片，觉得要将一个龟板上的卜辞讲清楚，得进行许多前后对比，只有幻灯片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每次外出上课前，都会询问有没有黑板&&而这也是古文字学者们的共同特点。
　　从战国至三国西晋的数十万枚简牍，相当于一本本当时年代的百科全书
　　今年5月至6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展开合作，在济南举办了为期约1个月的2015年度出土文献保护、整理、研究培训班。除了黄天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刘绍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都是授课教师。
　　刘钊的课培训班学员都很喜欢，他讲的是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乍一听，题目甚为生僻，可是学员一听便会上瘾&&&我们都知道马踏飞燕。但是研读《相马经》会知道，那时人们说的好马，一等逮鹿，二等逮麋，三等可以袭乌，就是说好的马是可以袭击乌鸦的。所以马踏的不是飞燕。&
　　下了课，听一听这些学者聚在一起时的聊天，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会说，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清华简的主人，有可能是位历史学家，喜欢历史书籍。而郭店那批简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老师。也不知下一次会碰到怎样的一位墓主。对于他们来说，文字符号的背后是文明的密码。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中，我国仅古代简牍的出土总量已达数十万枚之多，所涵盖范围从战国至三国西晋。2002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里耶古城遗址一号井出土了3.8万余枚简牍，相当于打开了一本秦代的百科全书。
　　山东博物馆自然不会浪费这个好机会，利用周末做了4期齐鲁文博讲坛。刘钊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代的军事软技术&&兵阴阳》，他从黄帝战蚩尤以及诸葛亮借东风等传说和故事讲起，自然地进入到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的对比中。比如《易经》中的&师出以律&，一直以来&律&多解释为纪律，实际上从青铜器铭文、银雀山汉简等各种出土文献来看，&律&应该是音律，当时占卜师会从听到的不同声音来判断是否可以出兵，而&宫商角徵羽&对于军队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吉凶征兆。
　　山东博物馆的卫松涛是培训班学员之一，&从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到简牍帛书，从战国简到秦简汉简，从玺印到石刻，还有出土文献的保护等，这次来上课的都是顶尖专家，我们有机会学习了解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现状。&
　　竹简散乱、帛书残损，整理释读往往穷年累月，耗时甚巨
　　出土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很辛苦，也是大多数基层博物馆馆员每天必须做的功课，自然是授课的重点。李均明正在参与清华简的释读、研究，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他，还在上学时就参加了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后来又相继参加了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长沙走马楼简牍的整理工作，从他手里过的竹简已有数万枚。
　　&以共有2388枚的清华简为例，首先要除霉清洗，依次编号后进行各种科学检测，包括碳14、木质的分析，最后要妥帖地放在无菌的水里。当时确定的保护方案是缓脱水、快照相，然后把数码照片放到投影仪上，逐支进行通读，除了看正面还要看反面。竹简早就乱了散了，不通读一遍，就很难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彻底读一遍，至少3个月的时间，才会有一个初步的概括。&李均明说，从2010年出版第一辑至今，整理进程还不到一半，以后的释读难度还会不断增大。
　　2014年，学术界最为瞩目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上世纪70年代，当时还不到40岁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就曾与老一辈学者一起，进行了初次整理，后来马王堆汉墓简帛文献的整理工作一度停滞。如今40年过去了，裘锡圭先生已年近八旬，《集成》才出版，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刘钊是《集成》的整理者之一，&由于各种技术原因，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年的马王堆帛书残损严重，有些小碎片比小指头还小，发现哪一页有空缺，就要到碎片里找相应的图纸，犹如高级拼图游戏。由于长期浸水，粘连在一起的帛书，字迹向上、向下或透过帛向上或向下沾染浸润，产生了倒印文、反印文、渗印文等现象。《相马经》是最典型的，通过反印文认出不少字和拼上不少碎片。&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出自荀子《劝学》，大体意思是说没有精诚专一的志向和埋首苦干，就不会有显著的功绩。这句话，被放在古文字研究者经营的微信公号&古文字微刊&的下面，或许正代表了他们的治学态度。
　　现在是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学问也变得更加开放
　　&所有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就简帛佚籍的研究而言，不限于利用已有的简帛释文去谈学术史，而是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与文献学历史学真正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以学术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发现的佚籍，另一方面则以考古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研究简帛，同传世文献对比参照，从而推进学术史研究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当一个说文解字者，多认得多少字，大家更看重的是它对学术史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说。
　　现在应该是出土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胡平生说，既有李学勤、裘锡圭这样的大家，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中青年研究力量也已形成规模。而由11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建立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更是聚集了国内最优秀的&说文解字&者。&作为一个古文字工作者，我们现在非常知足，这些年出土的文献够大家几代人研究上百年都不止。&胡平生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圣人便有此感叹。现在，正是依靠古文字学者们穷年累月地钻研，才能不断将那些出土文献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编辑：彭凤平）[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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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民族文化新闻[转载]（704）《古文字中的“龙”字研究》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俺的图腾！&&&&&&&&&&
古文字龙、帝、王、冠意义及关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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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中的“龙”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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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自强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作好了接受新思想、新科学、新真理的思想准备吗？写这种开创性、革命性的超前论文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同样，读这种论文也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勇气。不然的话，人们就会用错误的过时的传统理论批判它是胡说八道，并把它当成垃圾而不顾。下面是我研究了22年的大历史学成果！博主恭侯你们阅读、讨论、支持和批评！
在这个课题中，我将讨论古文字中的“龙”、“帝”、“王”、“冠”，这四个字的体形、结构、变异，及其意义和相互关系等问题。
我研究时注意到，以往我们一向把甲骨文、金文看作古文字，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它在古文物方面的价值，那就糟糕了。因为，甲骨文、金文都是刻在龟甲、牛骨和铸造在青铜器上的古文字。它们距今都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所以，它既是古文字，又是古文物。而且里面还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重新研究和认识。
我们从前面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不客气的来讲，以往研究龙的科学成果和错误理论，既是我们前进的阶梯，同时，又是束缚和阻碍我们进步的障碍。所以，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吸取前人研究的精华，弃去前人瞎猜的糟粕，发扬成绩，修正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龙和恐龙的研究引向深入和发展。
下面，我们就根据搞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发扬成绩，修正错误”，重新评头论足的研究一番“龙”、“帝”、“王”、“冠”。这四个古字的体形、结构、变异，及其意义和相互关系等问题。
在这里，我们首先研究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并对“帝”、“王”、“冠”诸字逐个进行比较研究，我们从下图诸“龙”字上看到：
（甲）……………………………………………………………………………（1）
（金）……………………………………………………………………………（2）
（金）……………………………………………………………………………（3）
（金）……………………………………………………………………………（4）
（金）……………………………………………………………………………（5）
（金）……………………………………………………………………………（6）
（玉）……………………………………………………………………………（7）
（注：很糟糕，这些古字图片，我传不上来。这对读者了解我的观点，就很不直观。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第一行，是9个甲骨文“龙”字。
第二行，是8个金文“龙”字。
第三行，前4个是金文“龙”字，后4个是甲骨文“龚”字。
第四行，是10个金文“龙”字。
第五行，是1个金文“龙”字。
第六行，是2个金文“龙”字。
第七行，是2个玉器“龙”字。
我们从古代这些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和玉器上的龙字结构来看，它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值得我们推敲研究。第一个特征是，龙字头上有一种“鸡冠”状的物质。甲骨文多用“▼”或“￥”形符号表示；金文多画成“鸡冠”的形状，也有的画成“圆球”状，即“Ο”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反复的思考过，难道龙头上真有这么一个美丽的“鸡冠”吗？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它出水首先为人所见的就是这道风景。我们根据前面研究龙的成果知道，“鸡”和“龙”是有很亲的遗传关系的，如鸡头上的冠、腿上的爪、以及它下的蛋，这三个方面都保留了龙的特征。根据这些遗传信息，美国学者曾正确的认为，禽类动物是从恐龙进化来的后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观点，恐龙没有绝灭，是有一定根据的。
反过来，这一事实又说明了，“鸡”的老祖宗“龙”，确实是一种有“冠”的动物。根据鸡的这一显著特点，我们又知道，“鸡冠”这种美丽的装饰品，几乎是公鸡垄断的“专利”。因为公鸡的冠，又大又红，非常诱人。而相反，母鸡的冠，低微不明，如同虚设。所以我们从这一事实上可以推想到，头上有冠的就是公龙，头上长“圆疱”的可能就是母龙。
我们又知道，古人的甲骨文龙字，是一种高度进化之后而简化了的文字。所以它的笔划力求精简；相反，金文龙字，则是古代工艺美术品的一部分，它的形状力求象形。因此金文龙字又可以说是一种图画文字。所以，金文龙字着重于“仿生”方面的艺术形象，使“字”尽可能的逼近真“龙”和它头上的冠状物质。
我们都知道，现在使用的汉字，是从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逐步演变而来的简化文字。而我们研究的这些古龙字，则是从二三千年前的文物：龟甲、牛骨、青铜器和玉器上摩下来的。因而可以相信，这些龙字都是古人长期认可和普遍使用的古字。我们由此又可以想到，龙字的形状绝对是“仿生”的。这也就是说，龙头上的“冠”状物质，应当是一种真实不假的东西。如果那“冠”是古人强按在龙头上，原本是没有的东西，而在求实的古代学者面前，这种造假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人豢养过龙，可以看到龙，并可以用文字和龙进行比较。所以古文字、古文物上标明的“龙冠”，反映了龙头上确实有“冠”状之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龙头上的“▼”或“￥”形符号，或“鸡冠”状的东西，是一种绝对存在的事实！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又从古文献方面得到了印证。
如《庄子?达生》云：“委蛇……朱冠。”
《山海经?海内经》云：“延维……冠，旃冠。”
郭璞《山海经注》又云：“蛟……顶有白瘿。”
这些文献明确的告诉了我们：龙头上确实有一种“冠”，或“瘿”的物质存在。我们把各种证据这样排列在一起，很容易就能发现古文字、古文献和古文物三者都记载了龙有“瘿”、“冠”的事实，这就使得各种证据得到了相互印证和统一。
既然龙头上确实有一种“冠”状物质，古人又从古文字、古文献、古文物三个方面都明确的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老老实实的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呢？
但遗憾的是，在实际研究中，我们看到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个事实，不提这个重要问题。这样一来，各种相同的资料就不能统一。因此，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有关龙的资料就被分开来研究了。这样就缺乏有机的联系，失去了比较的对象，学术发现也就不可能。特别是长期以来古生物学家执意把“龙”和“恐龙”严格的区分开来，硬说“龙”和“恐龙”是两码事，没有关系。这就无形中把“龙冠”这种古生物学家早就发现了的“恐龙”头上的“顶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由于人们在几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对同一种事物作孤立的、隔断的研究；这就使学者们不能把各种一致的资料归纳起来作系统的比较研究，结果很多错误也就这样产生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隔科如隔河”的道理。而造成这种学术尴尬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知识局限”。因为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往往把古文字、古文献、古文物三者分开来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学者将三个方面记载的“龙冠”和“恐龙”之“顶饰”作过比较研究。因此，也就没有学者真正认识到“龙冠”和“恐龙顶饰”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物质！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我们从甲骨文、金文中还看到龙有一张大嘴，几乎成“八”字形。难道龙真有这么一张可怕的大嘴吗？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张大嘴会给古人造成多大的危害啊！
关于龙的这一潜在的危险，郭璞在《山海经注》中记载说：“蛟……大者十数围，能吞人”。《初学记》卷七引《祖台志怪》云：“苍蛟，吞噬人”。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云：“蛟能害及人畜”。我们知道郭璞等人都没有见过甲骨文、金文中的龙字，但他们是怎么知道龙有一张能吞人的大嘴呢！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这些史料只能说明郭璞他们很可能亲眼见过活生生的蛟龙，以及它的大嘴。所以，他们才能写出这样真实的史料来。
第三，甲骨文、金文都描绘了龙有一条修长的，并能象蛇一样弯曲自如的脖子，它几乎占了整个龙字的三分之二（1）。对于这一客观事实，郭璞又明确的记载说：“蛟……似蛇，细颈”（2）。许慎《说文解字》又说：“龙（颈）……能短能长”（3）。《山海经?北山经》则称龙为“长蛇”（4）。《淮南子?本经篇》称龙为“修蛇”。然而，关于这一事实，我们从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化石中也能看到：四川马门溪龙，体长22米，却有一条10米长的象蟒蛇一样的长颈！现在我们把古文字、古文献、古文物记载的长颈蛟龙，与四川马门溪龙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古人记载的蛟龙，其实，就是“恐龙”中的“梁龙”之类。同时，它也就是美国学者麦克尔、鲍威尔；刚果学者玛尔色林等在刚果泰莱湖看到的恐龙露出水面的那部分头和颈。从这一事实来看，古龙字完全是模仿恐龙伸出水面的那部分长颈、头、冠的形象而造。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从甲骨文、金文描绘的龙字上看到，龙字的以上三个显著特征，恰恰和郭璞《山海经注》记载的“蛟”、《庄子?达生》记载的“委蛇”、《山海经》记载的“长蛇”、“大蛇”的特征是一致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古文字、古文献、古文物记载的“龙”的这三个显著特征，和四川马门溪龙的这三个特征也是吻合的。因此这些事实有力的证明了，“蛟龙”即四川马门溪龙刁遗之事实。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成果，超出了龙字本身的研究范围，把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这四个不同的学科里的有关龙的相同证据都有机的联系了起来。这就为龙即恐龙研究，在古文字学里又找到了一个新证据；同时，也为这一研究的学术链条增添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新资料。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已经非常幸运的接触到了现代科学的最高机密和学术成果！我希望你们比我们更上一层楼，比我们这一代人更聪明！更有创造精神和开拓勇气！这样中国科学才能发展，民族才能昌盛，社会才能进步啊！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学者风范 |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致苏庚春的一封信_国家博物馆_传送门
学者风范 | 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致苏庚春的一封信
国家博物馆
于省吾()是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也是文物鉴藏家。他字思泊，号双剑?主人、泽螺居士、夙兴叟等，辽宁海城人，1919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后任奉天萃升书院院监，“九一八”事件后移居北京。据其自传所说，他到北京后，其父将家中旧藏的三十多箱书籍,先设法运至大连，然后转运北京。因为有这些书朝夕相伴，他开始喜好古器物和古文字，并逐渐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29年至1949年间，他先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均讲授“古文字学”。1955年，由匡亚明聘请其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古文字考释和典籍考证。自此以后，他便长期移居长春。一生中，他担任过多项和古文字有关的学术职位或荣誉头衔，如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主任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语言学会顾问兼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出版了包括《尚书新证》、《商周金文录遗》、《甲骨文字释林》、《双剑?尚书新证》、《甲骨文字诂林》等在内的多部学术论著，在学术界影响深远。于省吾晚年像（图片引自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网站）和其他古文字学家如容庚()、商承祚()等人一样，于省吾也雅好鉴藏文物。他自言购买古器物“意在鉴别真伪，从事著述”，但后来“趋于玩物丧志，深感忏悔”，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遂将所藏古代文物***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1977年，则将所藏的王宠《泥金草书扇面》、《元人双钩竹立轴》、《王国维致雪堂书札册》等明清书画59件捐赠给辽宁省博物馆。虽然如此，他一直和文物、博物馆界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在1952年还一度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他和书画鉴定家张伯驹()、张政?()、启功()、杨仁恺()、史树青()、苏庚春()等人过从密切，与诸家均有书信往还，从其致苏庚春短札便可略窥一斑。于省吾致苏庚春的信该信信封及内笺均由圆珠笔写就，收信人地址及姓名为：“广州广东省博物馆苏更春”，寄信人为“长春吉大历史系于寄”，邮戳漫漶不清，信封为“文革”时期常见的红色主题“革命圣地延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信书写在彼时常用的信笺纸上，右下角印着纸张型号与印制时间：“50克书写纸，16x50。长印，”。全信如次：更春同志：来函得知近况安善，至慰远怀。你邀我去广州参观文物，我很赞同。但我近来工作较忙，没有重要理由，亦不能随意远出。将来有机会再说可也。晤及王贵忱同志，祈代为问候。又王贵忱同志上月来信，求我为欧初同志写字。我近来患感冒。俟痊愈当即写寄。祈费神转达为盼。匆复，顺致敬礼!省吾手启，。收信人苏庚春，字更淳，一字更春，河北深县人，早年在北京琉璃厂从事字画经营，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誉为“琉璃厂书画鉴定四家”，郭沫若曾赞其“年少眼明，后起之秀”。1961年，他南下广东，先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1983年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苏庚春中国画史记略》、《明清以来书画鉴定家选》、《犁春居鉴稿》和《犁春居书画琐谈》等。于省吾致函之时，时年八十岁，而苏庚春五十二岁，时任广东省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从事书画鉴定与文物征集等工作。信中所言“邀我去广州参观文物”，这种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由于苏庚春在书画界的特出地位和影响力，他经常会邀约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和鉴定家南下，或观摩藏品，或创作休养，或考察写生，或交流办展，以故像李可染、邓拓、周怀民、亚明、谢稚柳、启功、黄胄、吴作人、肖淑芳、李苦禅、何海霞、魏隐儒、何镜涵、傅抱石、宋文治、陈大羽、魏紫熙、傅二石、傅小石、陈佩秋、关良、程十发、黄幻吾、朱屺瞻、唐云、郑乃?、黄独峰、王康乐、应野平、邓白、马?、刘九庵、杨仁恺、徐邦达、王季迁、傅大卣、冯先铭、耿宝昌等人都是该馆的座上客。他们在观摩藏品之时，也为该馆留下了珍贵的墨宝。苏庚春正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为包括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南方很多博物馆征集了众多名家翰墨，可谓功德无量。信中提及之“王贵忱”，其时为广东省博物馆职员，喜好钱币收藏与研究，后来则兼事书画收藏与图书版本研究;“欧初”曾任广州市市委书记，也兼擅书画文物收藏，出版有《五桂山房诗文集》、《欧初书画集》、《欧初自用印及藏印集》、《我亲见的名人与逸事》、《五桂山房藏元明清书法集、《五桂山房藏古书画题跋选》、《五桂山房集》等。于省吾《行书七言联》作为一个学养深邃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兼擅书法。其书底蕴深厚，洋溢着一种学问文章之气。该信札虽然为硬笔所写，但可看出其运笔老辣，人书俱老的气息，从侧面可见其书法之功底。在笔者所见于省吾的其他书札如致杨仁恺的十数通(见《沐雨楼来鸿集：杨仁恺先生友朋书札》)中，亦可见这种风格。他尚有多件书法作品存世，近年在拍卖行也出现他的书法，大多为行书，偶尔亦可见到金文、甲骨文，用笔圆润，结体劲健，与信札有异曲同工之趣。他主编的《甲骨文字诂林》亦是其亲笔题签，亦可见其平淡冲和而内蕴颇深的风神。很显然，能到达此境界，不是从临池中可以轻易获得，而是其长期浸淫于学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自然流露。这种纯学者书风，在同时期的学者如容庚、商承祚等人作品也经常见到。从书信内容中亦可知，王贵忱曾代欧初向其求字，说明他的书法在当时书画收藏界也小有名气，受到藏家追捧。此外，近日在读书时，无意间发现诗人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文集》里有一首《题于省吾山居读书图》诗。诗云：“玩世穷年簿领间，茅庵佳处托荆关。藏身一影如文豹，雾雨层层海上山”。陈三立卒于1937年，此诗至少写于此年或此年以前，此时于省吾四十岁左右。据此可知，于省吾早年亦兼擅绘事，可惜现在已很难见其画作了，想必别有一番风雅。(本文作者朱万章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原标题为《古文字学家的书法魅力----于省吾致苏庚春》，原刊载于《收藏》2016年第6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编辑：李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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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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