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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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审判”
“秘密控告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却为当局所认可；在很多国家里，由于制度的软弱，它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
意大利18世纪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经典法学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第15章，专门谈到了秘密控告这一司法现象。秘密控告及刑罚制度在当时的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曾一度非常盛行。在该书第一版，贝卡里亚曾以“在某些意大利城市中那些诬陷的嘴巴”来形容“秘密控告”一词，虽然随后的版本删除了这句话，但这已足以体现出贝卡里亚对这一司法现状的极度厌恶。
贝卡里亚是西方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篇幅不大，影响却极为深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对刑罪原则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书中关于秘密控告的相关论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在他身后约一个半世纪，以其无与伦比的深刻洞察并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因为卡夫卡的诸多作品都隐含了秘密控告与审判这一写作原型或主题。
卡夫卡大学修读的专业是法律，这或许是他在后来的写作中常常有意无意运用到司法主题或意象的原因之一。
根据牛津大学德语教授、卡夫卡研究专家罗伯特森的观察，无论在小说还是其他文本的写作中，卡夫卡对社会机构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社会机构是指各种起不同作用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公司、政府机关、医院等，现在尤其指那些号称为了其成员利益，而违背他们的意愿对他们加以限制的机构，如养老院、疯人院、监狱等。
20世纪后期，相继有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或社会学家对这类机构展开了极为精彩的论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诸多关乎正义以及与训练相关的机构（如监狱或军队）如何影响、制约被迫进入其中的人。而卡夫卡对机构的关注比这些学者更早，他的作品对社会机构做了深刻而敏锐的分析，不仅揭露出机构对成员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更在其后期作品中探索了一些抵抗和逃避这些机构的可能性及其方式。
卡夫卡笔下的机构，最触动人心的有两种类型：家庭和法院。前者显然植根于他与父亲之间持久而紧张的家庭关系，后者则可能源自他大学时的专业背景。
1912年9月完成的《判决》，对卡夫卡而言，是其个人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后两个月他开始创作他的另一部经典之作——《变形记》。
《判决》中对年轻主人公本德曼完成死刑判决的，是他充满了超现实主义特征的父亲，作品中身着睡衣的父亲形象既是起诉人又是法官。另一部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失踪的人》，则以一系列审判为脉络安排结构，其中的第一场审判来自男主人公卡尔的舅舅：因为卡尔做了件忤逆之事，而被舅舅判处永不相见。这种冒犯和惩罚的模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轻微的过失，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结果却遭到严厉的极其过分的处罚。
对卡夫卡而言，所谓“审判”，更像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某种普遍的原型，它几乎无所不在，荒诞而神秘，而发出审判的则可能是任何某个权威的个体或机构。这样一种“审判”的存在，也昭示着我们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某种基本境况。
如果说在其标志性的作品《审判》中，对那位平凡的银行职员约瑟夫·K发起诉讼的还有一个虽然神秘但毕竟具象的法庭，那么在《城堡》中完成这一审判职能的则完全抽象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无所不在的威权及观念体系：
土地测量员K一天晚上来到一座村庄，村庄隶属于一座城堡，K在这里逗留必须有城堡伯爵的许可，为此K必须晋见城堡官员克拉姆，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无论K如何努力，他都无法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城堡官员——别说克拉姆，甚至连城堡的大门，他都未能踏入半步。尤其荒诞的是，向他发出工作邀请的，恰恰就是这位城堡官员。
同卡夫卡的其他长篇作品一样，《城堡》最终也未能完成，根据米兰·昆德拉的猜测与分析，K最后很可能被处死。
毫无疑问，类似于《审判》中的约瑟夫·K，《城堡》中的K同样也处于一种被审判的地位，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你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如果你试图为自己的存在增加某种分量即添加某种自由时，你所付出的代价便是——名誉扫地乃至命丧黄泉。
　　 虽然卡夫卡的作品并不适合直接用来图解现实，但当我们仔细阅读并领会其作品的精神本质后，我们还是会不得不慨叹卡夫卡作品中描述的世界，与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何其神似，而这或许也正是今天的读者，尤其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我们，依旧那么热爱卡夫卡的根源之一。
　　 “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这僵硬的肢体正在走向死亡，如果我们还想在铁的桎梏之中表演异想天开的舞蹈，卡夫卡的作品就会给我们带来力量。”作家残雪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今天继续阅读卡夫卡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卡夫卡与中国
寒夜读书忘却眠，
锦衾香尽炉无烟。
美人含怒夺灯去，
问君知是几更天？
这是卡夫卡在给未婚妻菲丽斯的信中引用的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他至少有四次提到了袁枚。卡夫卡还读过《南华经》、《论语》、《道德经》、《聊斋志异》等。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一次战斗纪实》就与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后他又创作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往事一页》、《万里长城建造时》、《一道圣旨》和《中国人来访》等，其余作品也常常与中国文化思想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相似性。
《一次战斗纪实》中的“胖子”是卡夫卡逃离现实想象的化身，这一形象则来源于布袋和尚（弥勒佛），也令人联想起中国的皇帝，而胖子所坐的担架则是“轿子”形象，卡夫卡对胖子之死的叙述受到了李白诗歌以及李白之死的影响，而“我”的形象则源于中国瘦弱书生的形象。
“万里长城止于中国的最北端……”1917年3月，卡夫卡在布拉格狭窄的犹太旧城区他那间小屋里，写作天书《万里长城建造时》：修建长城的目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建长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筑。领导者让每一队劳工在砌完500米后就调往另一个地方。这种“分段而筑”的办法似乎与修建长城的目的产生了矛盾——一道奇迹般的大墙，从西南到东南，跨越帝国的北方边境，但充满缺口，从不连贯，这样又如何起到防御作用？充满缺口的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门。
“长城非但不能起防御作用，这一建筑物本身就存在着经常性的危险”。这里呈现了后现代的解构——“中国人有某些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特别明确，而有些又特别含混。”
《万里长城建造时》没有写完，戛然而止。梦幻总在无端处开始，又在无端处结束。长城、皇帝、奔波在帝国大道上的领导者、在荒野筑城或在庭院纳凉的百姓，整个帝国像亘古天幕下苍老的浮云，神秘而遥远。
在此小说中，卡夫卡洞察到中国强大的官僚系统。长城的建筑实质上与中国的国家机构密切相关——在这个结构中，讲究的是秩序、迷恋权威、相互猜忌、冷漠、自我审查、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与之伴生的强烈的功利主义——个人利益至上。（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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