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读后感
加缪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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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缪 读后感之一查字典专稿内容，转载请注明出处来源链接:/zuowensucai17661/　　加缪 读后感之二管人用人厚灰学读后感一、我对学术和学修的基本观点上海的文痞周立波说过：“当下，说真话可能要得罪朋友，说假话一定得罪自己，那就让我们一起说说笑话吧!”因学识和表达能力有限，更是因为观点与偏好有所不同，“君子和而不同”，于是，我的回信就当个笑话看吧。在写作方面，我一向自认为、并从来就是对学生们表白：“我写的东西全部都是‘垃圾’，其发表只有一个目的——评职称。然而，在工作中，如能够写出‘垃圾’水平，即达到发表水平，其实也不容易。因为，不但需要数量，而且必须要有质量，既要在一般刊物上、还要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其实，几乎每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正式发表。然而，若欲发表水平，就必须在内容具有一定水平，并在形式上，包括命题、立论、结构、逻辑、格式、修辞、行文等方面达到规范标准(当然，自己掏钱出版另当别论)。所以，希望们努力学习，不但要学习经济理论的内容，还需要学会写论文的形式。最重要的是需要正确的进行自我定位、以尽可能的保持良知和品位。”由于在中国作大学老师，不但要求教好课(我讲课水平自己是无法评价，学生则无资格评判，同行却无需评议),还要求写作。然而，在中国理论界，真正学术的作品几乎没有，都是些或歌-功-颂-德、或宣传注解、或抄袭并凑、或胡编乱造、或装神弄鬼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作者个个都非常气壮山河、牛B烘烘、大呼天抢、不可一世，稍有半点逆杵、几丝不敬、一些诘言，立即就会怒发冲冠、箭拔***张、睚眦必报。因此，从来不对别人作品作任何评论。瓜田李下，脱帽为敬。不仅是文人相轻，主要是避嫌。故，以下仅对相关问题的自省和认识而已：首先，是“稻粱谋”。职业所责，谋取收入，既为自己的肉身生存，更为自己建造灵魂;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的生存，或人性的本质意义，或者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思想。是思想?即认识发现论述事物逻辑与规律、提出社会和的宏观设想和微观见解、反思人类自身诸多缺陷和毛病的审视、评判和探索。斯密说，中，真正保证我们营养的不是面包师的仁，而是他个人对利润的追求。这一思想成为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矗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实上，所有统治世界的真正权威者，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必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经济学家观点的奴隶。狂人执政，自认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是得自于若干年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凡是既得利益之势力和权秉，对其社会的作用，常常被官方宣传得过分夸张，其实远不如思想者对历史、社会甚至现实生活的引导、激励和深刻的穿透力之大。因此，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一个没有思想的国家必然是落后的国家，一个没有思想的学人，肯定是一个无聊低俗的人。我们看到，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屹立于世界的特性，最终一定是民族或国家的思想，民族和国家的差距，在文化的物质形态方面，越来越趋于同化相融和一致，但最后的区别，就在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文化的、形而上的思想差异。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传承与演进，在任何物质方面，都有一个除旧布新、新陈代谢和新旧替代的过程，唯有思想的内涵、特质和内核，一旦产生，将与其产生的民族群体和国家社会永世存活、代代相传，并成为民族国家的特性的标志、烙印和旗帜。因此，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低层次的人，没有灵魂的人，粗糙愚蠢的人。智者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因其拥有高深成熟和巨大的思想，从而获得独特的精神自由，能超越尘世与时俗的价值评价，能洞察、理解和欣赏真善美的优雅高尚和自在。毫无疑问，思想是人类智慧的光芒，是创造的源泉，是生活的甘露，是激-情的动因，是精神的实质。。知识分子的基本质地：1、受过高等教育并具备良好的专业水平。从而培养或自修有科学的思维、认知方法和精神;2、具有高度的社会公共意识和责任感，历史史命感。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最为重要。由此形成自觉和积极的普世主义、世界意识和全人类的境界;3、客观公正的审视分析和探索，时时事事保持对现实和权威进行批判质疑和追究的态度，永远站在正义客观的立场上，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和事物本相;4、永不对权力金钱名声和实惠折腰和臣服，同情弱者，悲天悯人，真善美为人生目标。看了你的书后，如果只是你的有感而发、一家之言和随意而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或不想说什么。但是，你一直说是一本严肃、规范和认真的学术之作，我也就不好太不以为然。只是自己才疏学浅、见少识陋和愚顽木纳，更是由于品质低劣、性情狷介和自甘平庸，因此，此信回写还是认真思考了一番，已尽心而为，若有不妥，请谅。其次，各司其职，本份应荆我写东西、说道理，仅是局限于教学工作，纯属是尽专业之职、尽学术良知之责：在阅读、教学和写作中，我认为应当牢记拉贝尔莱的名言：‘学术无良知就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在此写作也是本着这一原则并尽心尽力吧。再次，人各有志，不能强免。在教学中，从来不要求学生们同意我的观点，从来不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学生可完全自觉自愿自由听课，我也从来不上课点名。我讲课只是依据自己可认知的理论、史实、案例，按逻辑和规范讲解。当然，其中有许多观点与社会主流、正统和官方观点相悖。但是，形式上还可有理有据、自圆其说、以理立论，然而，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告诉学生们：学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必须“不唯上、不唯师、不唯书、不唯实，只唯思。”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人类文明、文化和文章从来都是多种、多元、多样的，人类历史和现实世界就是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主观要求必须、应当和确实共有着各种理论、观点、学派。正是这种多元的、多种的和多方面的理论才能构成真理。因而，真理必定一定肯定是丰富多采、包容并蓄和万紫千红的。古今中外，凡是将一种理论、一个主义、一派学问立为唯一真理或终极真理，必定肯定一定是霸道、欺骗和吹牛。因为，在众多的理论观点和学派中，没有一种观点能代表或充当唯一正确的标志。如果有，肯定必定一定是“厚黑”自封、自以为是和自恋的。在实践中，这种自封、自恋和自以为是的真理，绝对不是依据自身的内涵而确立的，一定必定肯定是通过无聊无耻无懒的非学术的政治欺骗、强制，甚至残暴而得呈的。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利益、情感、经历、意志、思维等生活内容和形式，本质上都是独特的、个别的和首要的。在哲学理论中，一切概念都是抽象的，而抽象的概念分为实质抽象与虚拟抽象。“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必须通过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名、有肉身生命和有灵魂(法国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当然，生活中还有“我吃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睡故我在”……各种人生方式，莫衷一是、五彩缤纷。马斯洛的五大需求原理只是一种对N种生活的高度理论概括。但是，唯有“我思故我在”才可能构建有人的灵魂)的人才能实证。除了上帝才有资格为全体人类规定一种真理、观点和思维;也只有上帝才有资格对道理、思想和意识进行最终的评判;也只有上帝才可能为人类生活的指明方向、预知未来、规定模式，而只是上帝的神喻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才是有资格赋予“伟大、英明、正确”的名号;但是、然而、可惜、无奈的是：“上帝已经死了，可是我仍然活着。”(尼采)“从来就没有会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全靠我们自己!”(欧仁.鲍狄矣)“上帝在七天创世纪以后，就不再管理人类了。”(斯宾诺莎)“我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恩格斯)“真理从来不属于任何权威。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每一个都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他认为正确的观点的权利。”(爱因斯坦)我信奉这些道理，因此，在讲课上，只是表明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非的观点。一方面这是我的权利，同时，就是要告诉要作好学问，就必须学习一切理论，尽可能阅读、得知和思考各种学派理论。学习绝对不是逛商店，可以由自己的心愿选择。生活说明：小至一个人的成长或一个家庭的兴旺，中在一个项目的建设或一个企业的发展，大到一个民族的繁荣或一个国家的富强，绝不是仅仅按照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一门学问、一人之说可以成功的。从来没有，永远没有。北宋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一个千年谎言。可以肯定的是：除了上帝，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有能力和有真才实学的能够放言其理论就是救世济民、指引光明或普度众生的真理。当然，在生活中，敢于自话自说、自吹自擂、自告奋勇的人还是很多的。学习和科研不是演小品，只有赵本山之流可以忽悠，而且忽悠成超级大腕、大师和大款。却从来没有一个学者是依靠侃煽、忽悠和夸张能够成功的。还是马克思说的好：“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努力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没有坐十多年冷板凳苦读，不经过数十载实践探索，从无长年点灯熬夜的写作修改，呵呵呵，能够写出好的文章?鬼都不信!这就自然想到杜子美的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例，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虽然，在现在的书市上，各种高论层出不穷，各样高人争先恐后，各式书籍如潮波涌，但是、可是、只是有几点几人几本能够算是正经、严谨和规范的东东?基本上是戏说、乱说和瞎说。王国维说：“学术不分中西，不分有用无用，不分先后。学问只分高下、优劣。那些只崇礼一家之说、而尽力贬低别家之论的人，只是为自己的不学无术而找个借口吧。”(当然，作为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者，我在学习和教学中，尽力恪守泰戈尔的论点：“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应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由此，我从来不争论，不否定别人的看法，也不参与任何学术讨论。如果遇到朋友有兴趣的，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相同都则一说一悦了之。有异见，我沉默。当然，对泰戈尔的话，我以为还需要反思的听：“我会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但并不等于就同意你的观点。”也算作在职业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点修养吧。)第四，我非常爱清洁。在人类社会，其生存、运行和发展，都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进行。一般存在着两种基本法则，即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对此，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认同的。然而，分歧却在于哪一个法则是本源?问题本质就是现实生活服从理念原则呢?还是理念原则服从现实生活?在“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理论中，第一次公开、明确和坚定的宣称：在共和国中，一个民-主、明智和权威的政府，必须是按照生活的自然法则来建设社会法则，即理念原则必须服从现实生活。这与康德的“人永远是终极目的，而绝不能成为工具”的思想完全一致。同时，也是“天赋人权”的人本主义的核心内涵。人本主义最明确的论点，就是针对教皇、国王、大主教、贵族等权贵阶层那种高高在上，总是以上帝的名义、并自以为最智慧、最高尚、最优质自居，对下层臣民和百姓，不仅在政治统治上，而且在生活行为上，甚至在语言和思维内容方面都企图严格规范、限制和界定(以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最典型)，从上向下发号施令、发布命令、发表指令。而在中国，恰恰有一帮人，读了几本书，或是当了个小芝麻的官，或是挣了几两金子，或是干脆什么都不是却自我膨胀，于是，总以高人、牧师、教头、领导、圣贤、智者、天才、能人等等自居，也学会了说教、布道、指示、点化、引路、明理。这些人真不知道吗?中国讲究为人“立业、立德、立言”，子曰：“三十而立”可仅仅是指立业，纭纭众生，能立德者凤毛麟角，至于立言者，那得“八百年才能出一人”。最重要的是，这帮最爱好对社会、对别人说三道四的人真的不明白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之欲，慎施于人”。在现代国家，人人平等，“我的生活我做主”，除了傻呆弱智，凡正常的人都知道自己应当如何生活，是好是坏自己担当，鞋子合脚与否只有本有知道和有权要求更换!一个人如果违法乱纪，自我国法党纪处理。因此，我个人认知和为人的准则是：管理好自己，有条件热心的去帮助别人(还是老范的名言：达则兼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绝不去自觉自愿一厢情愿厚脸懒皮的去说教别人。亚当.斯密说的好：“在政府中掌权的人，一般最容易自以为是，即常常对自己所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和正确而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任何的批评，更不允许它的任何一部分出现偏差。这些当权者总自认为是社会的精英而比其他民众要更高明、更聪明或更优秀。他们似乎认为自己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的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然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被人手摆布的作用，并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和内容意义。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生活大棋盘中，如果每一个人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棋子，却都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或是政府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政策的行动原则。如果政府政策的原则与公民个人生活原则相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能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走出巧妙和良好的结局。但是，如果这两种原则并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冲突，这盘棋就会下的非常艰难和危机四伏，不但政府的权威存在维持的危险，最严重的是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陷入高度的混乱和灾难之中。”所以，我以为，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说的话太多了、写的东西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别人我无权、无理、无意去说什么(上课那是工作，没办法)，只有对自己：“打扫卫生，从我做起”。二、学术的实质。我以为，无论进行何种学科的研究，也无论其有无、多少或高低，都应当本着相同的精神：自由、独立和求真。(一)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从政治哲学意义上讲，可称为“狼的教育”，即是用谎言、统一和强制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教育。政治权力的中心即是真理的中心，政治权威的标准就是学术的标准，政治统治的需要就是教育的目标。我个人认为，这种教育是是非非是我等平民小物不必不需不能正确评价的。但是，生活的理性和做人的良知，让我本能的意识到：这种教育(包括宣传)最可恶的两面派，表里不一和虚伪霸道。请看：1、我们耳熟能详的“白毛女”、“半夜鸡叫”、“刘文彩”、“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的‘亩产十万斤粮’、‘一只老母猪生63只小猪’、‘超英赶美’”、“胡风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等等，无数的唯物主义事实表明，除非我是白痴、疯子和傻瓜，否则，让我如何相信那些“革命的、唯物的、红色的、正统的”东西?王朔有句说的最好：“别老拿别人当傻子。谁也不比谁傻!”因此，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和道德(我从来自认为是个表面道貌岸然，心中一肚子“反动”、崇洋媚外、***和小资的内涵。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买有多本的女姓裸体画册。有全本《金瓶梅》，有中国第一性学者的《张竟生文集》，有世界著名的性学专家《海特性报告》。其他更多。)，但千万不要怀疑我的智商。我一再告诉学生们，切记鲁迅的告诫：“青年人读书，最好少看、不看-中-国书，多读西方书。”除了专业的西方经济学必读，还需要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卢梭、伏尔泰、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阿奎那、叔本华、尼采、罗素、弗洛伊德、休谟、谢林、萨特、加缪、黑格尔、康德、边沁、杜威、本雅明、哈贝马斯、波普尔、罗尔斯《正义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斯密《道德情操论》、韦伯《经济与社会》、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穆勒《自由宪章》、布坎南《宪政经济学》、马斯洛《人本主义》、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杜兰《人类文明史》(24册)、托伦斯的《神学的科学》，看马克思的书，一定要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要将这些经典阅读，才可能自我塑造成半个灵魂(那半个是由生活经历而造就的)。如果读中国的书，建议去读鲁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潘光旦、柏扬、李慎之、钱钟书、王国维、陈寅恽马寅初、金克木、王元化、邵燕祥、顾准(顾准的《文集》主要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然到了1998年北京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李锐、王小波、杨小凯、杨继绳、龙应台、钱理群、卢跃刚、薛涌、曹天予、章诒和。当我将这些书阅读之后，虽然没能超凡脱俗、物我两忘或意境化臻，却是基本上能有个自知之明，懂得了在学问上，特别是在人的精神境界上何为。于我这种人而论，永远“沉默是金”!于是，“有为有弗为，知足知不足”。佛学最核心的要义是：“色即空，空即色。人生实苦，万事皆空。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因此，用佛理借喻：“学问很平常，但平常不是学问;学问很虚空，但虚空不是学问;学问很自信，但自信不是学问。”2、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 1989 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什么是后极权主义 ? 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 ( 注意：绝不是法治 )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心”。 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哈维尔在其著作中曾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 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 ? 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 ? 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 ? 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 对此，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矗“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 ? 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 哈维尔的***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 LIVINGI***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不知读过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建议一读，而中国有一本书《墓碑》，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出版社。)3、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缺失和最大的劣根是对人性、人权和人命的轻视和否定。从政治制度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是礼制人治政治，讲究内圣外王、循礼守节、忠君取义，由此构造世界上最严厉持久的皇权为本、“官本位”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制度。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自古到今，中国政治是“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即表面讲礼仪和贤圣，实质是强权暴-政。在这种礼法专制下，根本没有任何个人的地位和权利，个人只是专制机器的一个零件。《红楼梦》贾元春省亲：不是她先向长辈请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跪迎她这位贵妃，“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另，历史上最聪慧者属“三国”诸葛亮，他说：先帝创业末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吾蜀汉国力困乏，现正处危急存亡之关头。然朝廷各臣毫不懈怠，军中将士舍身赴死，全是为报效先帝也。本人更是“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见，全国国民，只为个死人活着。唯一的权利就是为死人献身。圣贤如此，何况百姓。但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中国在几千年里，以国人为统治对象，具有“主仆”相互需求的共鸣。鲁迅认为：其实，中国只有两种人，一是主子，一是奴才。除了如皇帝子孙之外，凡要当主子，必须先当好奴才。即“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许多文人大讲儒学，宣传儒学，并企图应用儒学对青年人进行教化。“国学大师”季羡林甚至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已经主宰世界好几百年了，也该轮到中国文化了。因此，未来世界必定是由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统治、引导和主宰世界。人类文明的前途就全靠儒学了。”(真不愧为国学大师，居然能够为人类社会指明发前程。我建议，下回修改“宪法”，必须将儒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合并一起，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将是超“季”赶“于”的最大块垃圾。就凭借这块大垃圾，卖给中宣部，怎么也应当给我个科长、处长、局长、部长随便乱挑啊!)。其实，这完全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各代王朝的政治文化专制的传统，将儒学作为“臣服”的理论，向百姓们灌输之。由此，也可让学古汉学专业的学者们乘机闹俩钱儿花花。鲁迅曾对中国传统文化作过最深刻、最尖锐批判，将其归结为“吃人”两字。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宴。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文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了。”对孔子儒学，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对广大民众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但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至多不过是怎样当好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马克思说：封建专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实践证明，人的一切智慧、思想、欲望、感情等都生成于个体独立的自身。没有独立之人性，不可产生独立之精神、独立智慧和独立创造。没有人格的独立，就不会有自由之思想，没有自由思想，人何以能进步创新？又何以有国家之兴盛。对此，梁启超百年前深有感悟：“今世之言独立者，或曰拒列强之干涉而独立，或曰脱满洲之羁轭而独立。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曰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首先人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必须指出，从汉朝的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儒学在中国一直是正统学问和权威思想。其实，儒学的内容未必比其他学说更高明多少，它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国学的至尊地位的唯一原因，就在于它的核心思想和根本作用，就是在于教化芸芸众生当好奴才，或者说当个好奴才。如果它真的如于丹、易中天之流吹的那么高明有用，那早干嘛去了？还非得等到两千多年以后才能显出智慧管见、博大精深吗？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无理的和厚颜的吹捧与霸道的、自恋的和意淫的效仿，其实目的只是在于：一是由此用阿Q精神来表明中国过去的强盛而掩盖现在的“阳萎”和低能;一是愚民政策，如此宣传的结果就是“全世界70亿人，只有我们14亿中国人最聪明、最高尚、最先进、最优秀，其他的56亿人都没学习过儒学，都不识汉字，因此，都是大傻瓜、混球和懒汉。再进一步：在14亿中国人中，只有少数精英和高-干才最明理、懂事、能干，而绝大多数草民百姓(我就在其中)，都不知道自己应当怎么生活?怎么教育后代?怎么工作?真的非常需要领导们和精英们大发慈悲、在百忙之中，向我等下人略施恩泽，教导、指点、训化、告示、通知我们如何去工作、去过好日子、去听从服从顺从领导和精英们的启示、教育和统治。4、关于目的与手段。康德对人性有一断最精彩的论述，他说：“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任意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所以，人并非仅仅是主观的目的，因我们的行动而存在，对我们具有一种价值。人而是客观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之作为存在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就根本没有什么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则，是一个最高的实践原则，从其中可以推导出一切原则来。所以，实践的铁律就是下面这句话：你的行动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永远当作目的看待，决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人，是一个主体;他有能力承担属于他的行为。因此，道德的人格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受道德法则约束的、有理性的人的自由，即意志自由是人的本性。”在此，我借用一下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来说明问题。国际关系学问世后，最早立世扬名的就是理想主义。一战后，西方各国急需总结经验教训，许多人出于欧洲传统哲学思维意识，将18世纪启蒙学说和19世纪理性主义翻腾出来，企图找寻解释现实国际冲突***。他们认为，要根本避免世界大战，就必须按照人类共同理性和道德原则建立起规范的跨国性世界组织，即所谓“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以“人性向善”为理论前提，以永久和平和道德规范解决国际冲突为原则目标，以康德思想为核心。康德认为，人类社会虽分隔为不同民族国家，却存在一种共同理念、理想和理性，即对正义、自由、善良与平衡的追求，对生存与世界和平的一致认同。这些精神道德的东西是至高无上、普世共有和永恒不变的，并在国家决策和国际行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拯救世界和保障和平的国际主义正是这些道德和理性忠诚与的最高原则体现，是人类最大慈善行为;相反，战争是违背这些道德与理性的罪恶。康德有句名言：人永远不应是工具。他在其名著《永久和平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如何处理国际关系中政治与道德在国家间交往的关系。他认为，怎样处理“你要聪明或狡猾如蛇”的政治原则和“你应老实善良如鸽”的道德原则之间矛盾，是国家间最棘手的两难问题。康德主张道德优先，鲜明表现出他的理想主义立常他说：尽管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个命题包含着一种理论，可惜是实践中常与之矛盾的理论。可是同样理论命题：诚实要比任何政策更好，则没有任何异议可以驳倒它，而且确实是一切政策必不可少的条件。道德守护神是永远不会向权力守护神让步。政治家不足就在于总把道德看作纯粹理论和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在国际上表现为把永久和平仅仅看作一种美好愿望和可能。康德针对这种消极观点指出：现实中，人们早已不寄希望有“政治的道德家”，但却可指望有“道德的政治家”。康德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政治的道德家”真实面目，他认为，使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让道德顺从政治利益，另一种是让政治服从道德。所有政治道德家实际是选择第一种方式，政治道德家从道德政治家望而却步的地方开始，即将人性本末倒置，或者说“用车来拉马”从而使道德服从政治目的，最终为政治牺牲道德。也就是说，政治道德家都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伪善者，他们所讲道德是一种假道德，或者说是一种手段道德。因为他们在以下几方面破坏了道德，而成为破坏理性、破坏权利原则的“务实政治家”。这种不讲基本理性和道德的政治家，实际上有一套自己特有的实用政治道德，或者说权术诡辩原则：一是先发制人，先行动然后再借口，即抢先抓住夺取权力的时机，然后再强词夺理地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这种政治家惯用手段已成为一般规律;二是对自己凡属不道德的所作所为死不认帐，即对所犯罪行绝对不承认;三是对与自己争斗对手实行挑拨离间，即通过帮助弱者而离间强者，使各方都成为弱者，最终不得不臣服于阴谋者的强权统治之下。康德将道德与理性视为做人行事的最高准则，同样也应当是政治家的最高原则。他提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即使世界面临崩溃，也要保持诚实。根据这一原则制定了政治领域或公共权利的“行为公式”：“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开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之所以说革命是不正义的，就是造反的人从不敢公开宣布他们的造反计划。”因此，真正和平条约必须是能够公开和公开签订的。康德思想成为理想主义最重要的原理。而在现实中，常有利用道德外衣来掩盖夺取利益本意的现象，即打着美丽善良和真理的旗号，却为了卑鄙肮脏的目的。所谓“挂羊头卖狗肉”。“人们闭上眼睛，一味疯狂征战，打着道德原则、理想或上帝的旗号，毁灭国家，破坏文明。”摩根索指出，对这种打着“替天行道”大旗而行一己之利，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劣行径，是可以轻易揭穿的。就是运用“强力即利益”原理，把所有国家都视为追求强力和利益的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大家都一样，都是“狼”，如果有“羊”的面孔，那一定是为追求自己利益而“化妆”的狼。那么，学术是手段还是目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术从来都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作目的看待。宋朝的皇帝宋神宗曾亲写《劝学篇》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颜如玉”，早已成为中国一切文人的座右铭，学得治国术，贾与帝王家。经邦济世、学以致用。学术与同大侠手中的刀***、武士的棍棒、屠夫手中的利刃。大器者封候拜将、光宗耀祖，小成者买房置地、喝酒吃肉。西方文化将人的肉体与灵魂相对应，而中国把人的肉体与“心”相对应。灵魂是西方人论的核心内容。古希腊苏格拉底把人的本质归为灵魂，是人的内在自我，而灵魂特点是精神和理性，是能够自我认识的理性。灵魂包含智慧、善良、道德、、忠诚等一切人的美德和品质。以后，基-督教的人论中，人是灵魂与肉身统一体，灵魂是人性决定因素，“灵魂不朽”。因此，西方人生哲理认为，人生应当更重视追求灵魂的纯洁、高尚和善良，对智慧的追求是人生首要的美德，而学术是智慧的重要体现。因此，学术本身就是人生的目的。西方人对肉体的感官满足或失意、舒适或困苦不必十分在意。在新教伦理中，吃仅是人身获取营养和能量的形式。我们中国文化人论中，没有灵魂之说。儒家将人的精神层面解释为“心”，即人是身体和心组合而成。孟子曰：“仁，人心也”。“心”的存在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表现的，归宿点仍是“三纲五常”礼教。所以，中国的“心”与西方的灵魂有本质区别：(1)灵魂是本在、独立的;心则是后生的，由外部人际关系培植的，并随人际关系变化而变化的。(2)灵魂是理智的，是人的理性和精神存在形式;而心是以情感为内涵的概念，人心叵测即是最确切注解。(3)灵魂是永恒的，不因肉体生灭变化而动，灵魂是人身主宰;而心完全依附从属肉体，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人论非常看重现实生活的肉体内容和形式，锦衣还乡、钟鸣鼎食、酒池肉林、“人生食、色、性也”。因此，中国拥有世界最丰富、最讲究和最精彩的“吃文化”。同时，传统意识使人喜欢在物质享受上相互攀比，在人际关系物质利益上患得患失，“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要肚子有食，肉身太平，万事大吉。一个过于重视吃的人是没出息的人，同理，一个太重视吃的民族是个没出息的民族。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搞学问必须靠权力和金钱，相应地，搞学问也就是为了权力和金钱。否则，只是书呆子或书生。而在现实中，脸皮最厚、嗓音最大、口气最坚硬的就是那帮新儒学者。马马的，君不见，这帮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从吃喝拉撒睡行穿住甚至性-交，到阅读写作开会语言，等等，几乎一切形式和内容，由表及里、从上到下，完全选择、争夺和享受着西方文明文化文教所带来的物质技术的产品物品和商品，都已经彻底国际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却在大讲要用儒学做人。真是装孙子也要有点技术含量，演戏也应当化妆一下，蒙人也得讲点形象啊!也别太直白、太无耻、太小儿科了吧!这就是最经典的国产精英作法：总把别人当傻瓜，自己最聪明。梁启超说：“一切所谓新学家者，之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即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之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十有八-九，动机已不纯洁。作为敲门砖，用过后则全抛之而已。”在经济研究中，什么是终极目的，是否为目的而可不择手段?能否应用理想主义来解释经济现象?经济人要不要道德?。这在方法-论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各种理论中，将市场的效率与公平、功利与道德有机协调地结合起来，最出色者当属马克斯.韦伯。他说：“一切关于人类行动的基本要素的严肃思考首先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意欲某事物，要么是由于它本身的原因，要么是由于它可以作为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加可欲之物的手段。通过科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准确知晓手段对给定目的的适用性。在我们当时的知识范围内，鉴于我们能确定何种手段适宜或不适宜达到既定目的，因此，我们可依此来估计用某种手段达到目的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现有的历史状况的限定内)可以间接地把目标的设定本身评定为或是有实际意义的，或是根据现有情况评判为无意义的。进一步说，当看起来先定的目标有可能达到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这样的结果，即，由于所有事件的相互依赖关系，手段的应用除了带来预定结果的最终实现之外，还会产生其他结果。最终，我们必须赋予行动者以这样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权衡他的行动导致的结果与目标究竟合意和不合意。”于是，韦伯认为，问题的解决是以预计到其他价值的损失来衡量，即达成任何一个意欲的预期目标，都必须要考虑其代价或成本是什么?“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追求的每一个目标都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任何良好、善意和理想的目标，其结果也会附带来某些作为负效应的成本。”我们绝不能只要将目标描绘的光彩夺目、天花乱坠和宏伟壮观，就可以忽视、轻视或根本不谈实现目标的“成本”，即绝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或者绝不就当将人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为此，韦伯强调：“任何有责任感的行动者必须深思熟虑，绝不能忽略对行动目标及附带结果的权衡。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技术批判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使这种权衡分析成为可能。然而，在决策中应用这种分析却不是科学力所能及的任务，而是行动者，即有所欲求达到目标的人的任务。决策者是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个人的品行及其世界观在各种价值中做出比较和选择。科学只是可以帮助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都意味着在它们的结果中拥护某些特定的价值，并同时反对另一些特定的价值。选择行动本身则是他自己的责任。”任何决策不仅是科学的方法，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即权利必须与责任相对应。不负责任的决策，是不需要科学精神。或者说，只有负责的决策，才会要求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偏好加强国家看得见之手，即用行政权力来垄断和管理市场经济。这不仅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一个经济理念和国家理性问题。在国家越来越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的现代经济中，经济目标和手段的问题，关键在于必须确定正确的“国家理性”。，简单地说，立宪的国家理性，或更准确地说立宪国家的理性。”美国宪政学者弗里德里希认为，国家的理性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是一种立宪意义上的国家，宪政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宪政是国家观念的根本要素。从宪法或宪政的政治维度上探讨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实体的理性，已不是技术性方法-论问题，而是政治道德的价值性的问题，用马克·韦伯的话来说，国家理性已不是一种工具理性，而是一种价值理性。国家决策往往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任何国家都是公共利益集合体，并具有不同于个人的功能、结构和目的。例如，国-家-安-全和生存是无可争议的目标，所有国民理应尽责;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公民，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目标、追求和权利吗?如果动用国家权力统辖所有个人意志，必然形成“强权就是公理”，个人由此仅为赤裸裸的工具而丧失人的意义?根本问题在于国家执政者决策是否永远绝对正确呢?历史并非如此。无数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统治者从来都是高举为国家、为百姓、为民族、或为真理正义的大旗，而行动与结果总是不尽人意;或本意就是欺骗，或因低能低智，或运气不佳，造成对百姓的伤害。我们看到，一切战争和内乱，最终的受害者总是平民百姓。编辑提醒:请注意查看“管人用人厚灰学读后感”一文是否有分页内容。原文地址如果需要看更多相关内容，请多多支持本站，向您的亲朋好友推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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