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颜红光”，“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一部《爱国者》，让我们重新认识爱国在当下的时代意义。这部正在热映的抗战群戏，以十四年抗战为历史背景，讲述的是***地下党人宋烟桥成长为英雄标杆“颜红光”，带领各路爱国者奋勇抗敌的故事。

本剧的创作者、总编剧汪海林老师近日在采访中，不仅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幕后故事，而且还表达了其对民族英雄杀身取义精神的致敬，以及对当下“爱国”被污名化的愤慨。汪老师饱满而热烈的爱国情怀与犀利的点评，相信大家读了也会深受触动、深有同感。

另外，熟悉汪老师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他一直是影视圈内的“毒舌”担当，6月30日“观天下讲坛”将邀请这位冷面毒叔，主讲《影视圈 20年目睹之怪现象》，大家如果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留言给我们，。

（采访、整理/ 观察者网 马密坤）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您之前在谈论《爱国者》由来的时候，说过“爱国贼这个词刺激了我”，可否就此谈谈这部剧的的创作初衷？

汪海林：好。这个戏倒是跟这三个字没有直接关系，《爱国者》这个剧名是在创作中定下来的，应该说确定使用这个剧名跟“爱国贼”这个词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历朝历代以往任何时候对爱国者的污名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糟糕。你说抗战期间谁敢说自己是不爱国的？你看当时鲁迅跟几个人论战，他的论敌，也没有一个敢承认自己不爱国，自己是反革命。在当时，这些概念是黑白分明的，从来没有混淆过。

但是，到了今天爱国居然会被冠以“爱国贼”这样一个称谓，这本身就让我非常激愤。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观点不同、社会批评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基本的是非不能动摇。把一些所谓的砸日本车的列为爱国贼，把一些刑事犯罪和爱国扯到一起，他其实就是那样的坏人，跟爱国有什么关系？太嚣张了，这就是一种有意的污名化。

对于宗教狂来说，你会说他是宗教贼吗？你能在基督后面加一个贼吗？你敢在默罕默德后面加一个贼吗？就是说在崇高的名词后面加上一个贼字，本身就是一种玷污、亵渎，它跟它冠以什么名词没有关系。这是一个语义范畴的事情，并且它又含有政治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的交锋，或者是观念上的亮剑。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模糊，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表达鲜明的态度。

我不许看到有人欺负她，我不许看到有人对她有一点点的不敬，我就是要捍卫她！

我没有任何的勉强，我愿意随时为了她献出我的血肉之躯！/《爱国者》台词

《爱国者》就是要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主题亮出来，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鲜明地，一点都不藏着掖着。而且，要大声地喊出来。从编剧到演员，我们每个人都在表达这样的感情。不要怕被说这是不是喊口号啊，你怕什么？这个感情就是要真实地表达出来，这样才能打动人。

观察者网：除了剧名，主人公“颜红光”的名字也很具有爱国色彩，与其说它是一个人物的名字，不如说是一群抗战英雄的代号，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呢？

汪海林：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他的人物原型是东北抗联的民族英雄杨靖宇。我有一个朋友叫王学文，他是个制片人，河南驻马店人。他说杨靖宇的故居在过年的时候很冷清，大家都把他忘了。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就很感慨，说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给他写一个剧。后来我就去了驻马店，开始筹划剧本创作。

杨靖宇，本名马尚德，牺牲时仅36岁

杨靖宇的真实经历是这样，他本名叫马尚德，河南驻马店人。后来去东北做地下工作，剧中包括越狱在内的部分，都是杨靖宇真实的经历，他在抚顺被捕，也是因为有人发传单导致一系列的人被捕，他跟赵尚志、赵一曼被关在一个监狱，后来趁着“九·一八”的混乱越狱逃了出来。

后来他去哈尔滨当了市委书记。当时赵尚志是军委书记，他在抓武装，后来因为被认为犯了错误被开除党籍，马尚德得知消息后就主动提出接任军委书记。其实我认为他是在满洲省委的政治斗争中感到心灰意冷，主动离开了哈尔滨的机关，自己跑出去抓武装，打出了一片天地。

在这个过程中，马尚德听说东北有一个传奇英雄叫杨政武，因为东北人口音的问题，又有些人说叫杨靖宇，还有些说可能是叫杨政委。马尚德受到启发，决定冒用这个英雄的名字，杨靖宇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直到他牺牲，中央都不知道这个杨靖宇同志是谁，但是也把他列为我们抗日的民族英雄之一，而且也是党的七大的20个筹委会委员之一，就是说他当时已经进入***前20名了。尽管被列入这个名单时，他已经牺牲了，但中央并不知道。直到解放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参观杨靖宇纪念馆的时候才发现说这是我同学，他叫马尚德，这才查出他的真实身世。

所以我们就把冒名这个故事写进了《爱国者》，但是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其实，东北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抗日英雄，叫李红光，他是朝鲜劳动党党员，也是我们***的一名党员。虽然后来李红光在抗战中牺牲了，但是他的名字却留下来了，留下的队伍就叫李红光支队。在后来发生的“通化事件”中，东北民主联军镇压日本战俘暴乱，主要依靠的就是李红光支队。

观察者网：所以相当于是杨靖宇的原型，加上李红光的名字，二者结合，于是有了颜红光。

汪海林：对，当时的几个著名的抗日英雄还有李兆麟、周保中、李红光等，我想把他们的名字合成一个新的名字，也做了各种组合和尝试。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说把李红光的名字改一个姓，就叫颜红光，我觉得这个比较响亮，更像一个传奇英雄。

观察者网：既然我们有这么丰富的抗战史料，为什么总会产出一些抗战神剧？

汪海林：抗战神剧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电视剧的高度竞争，战争题材类型单一。在大的舆论环境中，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国共之间的战争只是民族内部矛盾，不应该突出表现，这些观念导致解放战争或者说国内革命战争的片子就减少了。我认为这当然是错误的，它还是有正义与非正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建国后的战争又不让表现，比如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相比之下，民族战争永远是没有争议的，左中右的人都能接受，所以抗日战争几乎变成了唯一的题材。

因为大家都要拍，那么就要比谁更有新意，所以会出现尼姑排、和尚连这样那样的故事。其实有些也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一味地求新、求奇、求怪，就把方向跑偏了，这都是市场竞争的一种表现。

第二个原因是传统的电视观众很爱看战争片，尤其爱看打鬼子的，有这个民族情绪在里面。不论你怎么变着花样来，他都爱看。

第三个原因跟创作者本身的能力、创作态度有关系，因为他一味地想出新、出奇，但是对基本的历史又不了解，又不去深入地钻研资料，就是拍脑门瞎编，因此出现很多跟事实完全不符的情节，被人诟病。

最后一点跟我们整个产业的水平有关系，比如说剧组找不到三四十年代的卡车，就只能把解放牌大卡车改造成八轮大卡车，***械服化道全面不到位。

观察者网：《爱国者》在创作时是如何还原真实历史的？都参考了哪些资料？

汪海林：我们把能找到能买到的东北抗日的资料都看了，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依然觉得还不够。很长一段时间，我还一直阅读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及土肥原的传记，枕边放着《摩托日记》和阿多尼斯的诗集。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把所有跟背景资料相关的地方，都实地走了一遍。为了寻找雪景也费了很大功夫。中国最好的拍摄雪景的地方是黑龙江的雪乡。但是开机的时候已经4月份了，还想找到有雪的地方，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的制片人说我不相信就找不到了，于是开始往海拔高的地方找。

其实在雪乡的南边，翻过一座山还有一个凤凰山，那里海拔高还有雪景，后来成了我们的一个主场景。而且，很巧的是凤凰山曾经是汪雅臣将军带领抗联第十军活动地方，距离我们驻地两公里的地方，就是汪雅臣将军的烈士墓，还有抗联的烈士墓碑。

观察者网：等于说歪打正着，刚好找到了一个取景地，还原了历史场景。

汪海林：对呀，所以说非常难得。凤凰山是一个风景区，但是从来没有剧组去那拍过戏，而且居然还是原来抗联战斗过的地方。其实，拍摄过程还是很危险的，山路晚上会结冰，我们都是大卡车、大吊车，拐弯时稍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剧组每天都要开车上下山，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很辛苦。

这个剧拍了一百多天，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监狱的部分是在常州拍的，那里布置比较完善。我们还到了黑龙江的另一个山，叫金龙山，山上全是蛇，拍戏的时候经常会有蛇在旁边走，我们才意识这里的“龙”是蛇的意思。

这个戏从创作到跟观众见面，花了将近六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几次建组又解散了呢？一是有些导演包括挺有名的导演都说这个戏太难拍了，而且很辛苦，场景太多，格局太大，打戏也多，怕拍不完。二是我们的一线演员都不愿意接，因为同样的时间他们可以挣更多的钱。张鲁一和佟丽娅已经是一线的名演员了，他们决定接这个戏，特别难得，而且两个人也很认真，很投入。

佟丽娅饰演舒捷、张鲁一饰演宋烟桥

观察者网：是的，张鲁一和佟丽娅这对CP已经圈粉无数。作为一部抗战群戏，剧中一些小角色的表演都可圈可点，只是平均每一集就要死一个帅哥也太狠心了吧，这样的设定是有意在强调什么吗？

汪海林：哈哈哈，我保证后面死的肯定都不帅。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很长时间以来很少有人去写那些春秋大义，赵氏孤儿也好，刺客列传也好，那些人让我感动。我觉得中华民族的风骨在这，这是我们民族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看到抗日战争大量资料以后，杀身取义这样的信念让我很受触动，有时候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为了一句话去赴死。

牺牲的帅哥还不止这些……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资料，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知道我们抗联有好多机器，像那种生产布匹的机器以及印刷机什么的，为了保护这些机器，被服厂的女战士要扛着那个机器过河，她还有个三岁的女儿，当敌人在后面穷追不舍的时候，她把孩子放在岸边，先把机器搬了过去，很快敌人追上来了，他们就这样当着一个母亲的面，把孩子劈成了两半……我们的女战士流着泪也要继续战斗，这些都特别打动我。

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一切值得吗？我觉得现代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总是在瞻前顾后，反复衡量利弊、得失。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戏就是要讲一种精神，就是杀身取义，这是一种很崇高的信念。

《爱国者》开场里面刘沛牺牲，大家都在说他死得是不是有点不值？我觉得这可能跟剪辑方法有关系。其实在第一版里，有三个平行时空的对接，分别是刘沛和张鲁一先后前往教堂，以及日本人布下重兵等待猎物上钩，这样一来刘沛牺牲的说服力就很强了，因为他必须抢在张鲁一到达之前，把有陷阱这个信号传递出去。

后来可能是制片方他们认为剪得太碎了，怕观众看不懂，其实改成现在这样一个单线叙事以后，反倒让一些观众理解不了刘沛为什么要去牺牲。不过这些都不太重要，它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环节。我主要是想讲这个人的意志，在他的意识里面，张鲁一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他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他有更重大的使命，我的生命在这些使命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我看到有网友说，他就这样抛下自己的老婆孩子走了，难道他不爱他的老婆孩子吗？我是想写出那个时代一帮人的那种精神，也许现在的人理解不了，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因为你现在不需要面对那种抉择，这是一种幸福，但你不能忘记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抉择。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海报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名字，共有632位演职人员，第一眼看上去非常震撼，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汪海林：因为这是所有人都付出努力的一个创作，我们包括制片方在内都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海报中有所体现，而不是唯明星论，这跟某些剧一味地捧明星、追明星的做法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明星自己也比较低调，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要绕着他们转，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创作者，当然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也不突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挺好的风气，值得整个影视圈注意。

再者就是我们始终有一个口号，即“我们都是颜红光，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在剧中因为日本人始终找不着颜红光，最后所有人都变身颜红光，全民皆兵、全民抗战，所以这个戏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写全民抗战，再一个就是写十四年的苦难辉煌。在创作过程中，我就有意识地要强调十四年抗战，刚巧中央也下了决定，教科书包括以后的正式定论都把八年抗战改成十四年抗战。

这个戏是从12年开始创作的，我当时就想写一部十四年的东北抗战史诗，我希望它有史诗感。我想它是一个人的史诗，也是一群人的史诗，也是一块土地十四年的史诗。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在诟病，说东北人不抗日，其实不是的，他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前两天，我看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有一期节目，讲的是一位95岁的抗联老兵在全国寻找曾经的战友。抗联全盛时期多达3万余人，抗日战争胜利时只有几百人，到现在仅剩4个人了。从3万人到最后的4个人，这些特别打动我，我觉得有必要去表达。

一声“战友你好”让人泪奔

观察者网：跟其他抗战剧相比，您觉得《爱国者》有什么不同？

汪海林：以前我们也有相关的影视作品，但是我觉得那些作品相对概念化，也很正，没有找到一种戏剧的诉说方法。影视作品必须要靠人物形象来打动观众，而不是只靠精神本身。影视传播的特征和规律就是要塑造好的形象。《爱国者》这个戏有更好的戏剧结构和人物形象。

《爱国者》在哲学上、美学上都有我的一些探索和思考。人物创作要往人性的深处挖掘，往哲学层面提升，这是国产电视剧需要努力的方向。也许我们做得还不够，但至少是一个探索，这是我们有别于现有国产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至少有追求。

跟众多抗战剧不同的是，我觉得《爱国者》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文学化，我追求文学化的表达，我希望塑造一个文学形象，而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化的形象。

比如说，男主角宋烟桥为什么选择要去作颜红光？我在研究杨靖宇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成为杨靖宇以后，实现了人格的自满自足。我把这个身份转变放到宋烟桥身上，他最终成为了他梦想成为的那个人，尽管他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原来是一个严谨的、自律的，不抽烟、不喝酒的特工形象，像精密的仪器一样，非常理性。但他要成为颜红光的话，就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要去结交各色人等，就要和山林里那些强盗土匪、绿林好汉们在一起，需要靠他的狡猾、心机、豪爽去团结一切能团结的人。于是，他终于成了另一个人，成为颜红光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回到过去，他成为颜红光的代价就是他必须要死。

我还发现在历史中，杨靖宇居然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朝着日军的腹地进攻，当时的游击队都是往北跑，进入苏联就安全了，只有杨靖宇反道而行，我觉得他发起的像是一次自杀性的攻击。那一刻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伟大男性的形象。

其实，创作这个戏我也有一个野心，或者说是有一个追求。就是希望塑造新的中国男性荧屏形象。因为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中国荧屏没有正经的男性形象，更多的是一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形象，把中国男人塑造成窝囊废、小气鬼，或者是大傻X。

观察者网：张鲁一把前后两个角色的转变演绎得很好，他原来是一个西装革履，一丝不苟的精英特工，后来留了胡子显得粗犷、锋利了很多。

汪海林：就是粗犷，而且完全放飞自我了。有一个网友跟我说，汪老师你塑造的这个革命者形象就是我心目中革命者真实的形象。

我想革命者身上一定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枕边放着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切格瓦拉本人也是个诗人，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很多灵感。革命者都是诗人和梦想家，同时也是实干家，这些特点都集合在了颜红光这个角色身上。

张鲁一的基本素质过硬，他不是表演系的，是导演系，所以跟一般演员比，他对人物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他更有整体的观念。从宋烟桥到颜红光，他等于演了两个人。一开始他就跟我探讨了很久，这两个角色的差异在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宋烟桥为什么想成为颜红光？包括他的前史，比如前女友牺牲对他的影响等等。

我觉得很多革命者，特别是革命领袖都具有一些浪漫主义气质或者伤感忧郁的气质。宋烟桥前女友牺牲后，他一直挥之不去，所以他时不时地会写一封信。这个信没有收信人，也没有收件地址，他知道邮局最终会把这些死信捣成纸浆，但他还是会写，他实际上是写给虚无，这是他心悸的某种表达。

我一天天爱上了这座城市，如果你来了，你也会喜欢的。有的人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他们不知道寻找本身就是意义。我的信寄往天堂，而我不信世间有有地狱天堂，那么，我给你的信，其实寄给了虚无……而我，却反对一切虚无。人是多么矛盾的动物啊。

丈夫清早带着午饭出工，夜深了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听着屋外的风，等待着那个风雪夜归人……（宋烟桥 信件摘录）

当佟丽娅饰演的女主发现他总是在写这种信以后，她偷偷地看了信的内容。然后，有一天男主居然收到了回信，就是女主写的，女主也没说自己是谁，但是她以收信人的身份告诉他应该走出来。后来男主就不再写信了，他知道是谁回的这个信，但是他俩谁也没有点破。

实际上，这是一个男女主角互相拯救的故事。女主是一个弃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当着她的面，收了别人两块大洋把她卖了，当时骗她给她吃一个糖包子。后来男主角觉得她从事的工作太危险，因为他前女友就是这么牺牲的，所以骗女主让她去苏联，也是给了她一个糖包子。

女主走到半路上，就有不祥的预感，其实她拿到糖包就很害怕。男主并不知道她的身世，审查资料才发现她是一个弃儿，她最害怕的就是被人抛弃，现在等于是组织抛弃了她。我们写戏是这样的，追忆角色的童年不能太机械，但是因为女主去苏联要接受一系列审查，这样男主了解女主身世的情节就顺理成章了。后来男主赶到了中苏边境，把她截了回来，俩人的感情马上就上升了。所以说这是两个灵魂互相拯救、共同前行的故事。我们也费了很多心血去写他俩情感的这条线，尽量使它自然合理，符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我们对反派的塑造。像岸谷雄一这个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叫岸谷隆一郎。他一开始是一个基层小***，他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颜红光的红星符号，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符号，可能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那种火星。他自己又很上进，就一直在追这个案子，后来被特务机关发掘任用。

岸谷雄一有一个逐渐黑化的过程，他原来至少还是一个有追求的，痛恨贪污受贿、阿谀奉承的年轻人，就像刚进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但他在为军国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人性一点一点泯灭，最后变成了一个恶魔。而他的老师横烟，在中国混了很多年，已经越来越像一个老于世故的坏中年人，各种贪污受贿、吃拿卡要，没追求、没梦想，有一天混一天。

横烟贪财，岸谷雄一怼其堕落

观察者网：嗯，这几个反派人物设定的层次还是很很鲜明的。

汪海林：是很鲜明的。到最后抗战胜利，像岸谷雄一这样的人会剖腹自杀，而横烟这样的却是打着小旗儿欢迎苏军进城，他是那种混在人群中，在任何时代都能有办法活下来的那种人，活下去就是他最高的人生目标。

对另外几个叛徒的塑造，我们也尽量把他的丰富性、复杂性写出来。像前面的王振祥，他在日本人的威逼下叛变了，但是他其实还留有余地，有一个脱身的计划，就是我既不跟日本人合作，我也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党组织。他想尽办法想要存活下来，而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做汉奸。

王振祥出卖的是教堂联络点这条线，但他并不知道这对他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不知道他出卖的那把钥匙就是用来救他性命的，这是一个命运的悖论。所以最后当他知道一切真相时，而且还有那么多人为他死了，他才意识到命运的荒诞，所以这也是一个悲剧或者荒诞剧。我们对剧中很多角色以及情节的设定，在哲学层面都有更多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国产电视剧在哲学层面上太浅，需要提升。

观察者网：《爱国者》共有50集，对于剧本创作来说是个大工程，我注意到是您带领4位年轻编剧合力完成的，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是否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合作机制？

汪海林：对，创作团队来自喜多瑞公司，喜多瑞本身就是一个由编剧组成的公司，股东也都是编剧。从头到尾一直跟下来的编剧，其中一个叫吴天，包括剧组他也一直在跟。还有一个参加了第一稿的写作，后来有别的事就去忙别的了。另外一个编剧也是断断续续地跟了下来。最后有一个女孩，她是学日语的，像中间有些日本人的台词，我们找到了一些日本的谚语，很多台词做了汉语化的处理，她做了蛮多贡献。她是在开机前一个多月加入的，也一直在辅助跟组编剧。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包括创作思路、人物形象、大的情节建构，以及一些重点桥段，我们每一集每一场都要由我组织他们开会确定下来，然后由他们写好发给我，我再做调整修改，最后定稿成为剧本，但是在拍摄过程中还不断地会有调整和修改。

观察者网：我见过一张您办公室的照片，门上写着“军机处”，我想我大概知道这个组织架构了（笑）。

汪海林：哈哈哈，闹着玩的。这种很像TVB的架构方式，就是一个大编剧带着几个小编剧一起工作。其实，国内很多知名编剧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只是说他们有些可能还没有给那些编剧助手们署名，或者署在不太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自己就是一家编剧公司，我们也希望年轻编剧们尽快成长，能够自己挑起一些大戏，一般来说我们都会保证他们的署名权，包括宣传什么的也都会带上他们。

观察者网：好的，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期待您6月30日“观天下讲坛”的讲座，最后祝《爱国者》收视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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