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近况及新作（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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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近况及新作（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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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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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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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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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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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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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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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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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纪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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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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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延林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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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石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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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1939年，这首由端木蕻良作词的《嘉陵江上》在中华大地传唱开来，吟诵着千万失去土地家园的同胞的悲壮心声。这位年轻的作家，早就把自己的人生和创作同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直至终生。9月25日，是端木蕻良诞辰百年的日子。中国作家协会9月21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端木蕻良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主持。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座谈会。
端木蕻良是我国著名作家、红学家，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文联副秘书长、北京作协副主席。1928年发表处女作《母亲》，由此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此后他赴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成为东北作家群的重要作家。端木蕻良一生笔耕不辍，广泛涉猎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多种体裁，在70多年的创作生涯***创作小说、剧本70多部，写下了《科尔沁旗草原》《?鹭湖的忧郁》《大地的海》《大时代》《遥远的风沙》《曹雪芹》等著作，体现了一位作家感应时代、勇于担当的精神。而作为一名《红楼梦》研究专家，端木蕻良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域，在多年辛勤勤恳恳的研究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铁凝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端木蕻良的为人、为文，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作出的贡献。她说，端木蕻良是那个时代年轻的觉醒者的代表，他的一生始终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呼唤光明、追求真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以笔为旗、奔走呼号，为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写下了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充盈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和承担。对故乡土地的眷恋与痴情，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创作了大量讴歌新时代新生活的散文和剧本。上世纪80年代，端木蕻良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他与夫人钟耀群合著的《曹雪芹》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我们回忆那段历史，一定会记起端木蕻良的名字，他是作家，他也是和人民在一起的战士。”
铁凝指出，端木蕻良是杰出的艺术探索者，也是执著的文化传承者和创造者。他是中国较早接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作家，从《科尔沁旗草原》到《曹雪芹》，其创作体现了从世界文学和民族传统中博采众长、在民族经验中探索民族形式的不懈努力。他毕生痴迷红学，不但改编过相关剧作，也撰写过《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颇具影响的研究名作。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停下手中的笔。铁凝希望作家们以前辈作家为榜样，从他们壮阔奔腾、坚韧执著的生命中汲取力量，更深刻地体认自身的使命和职责，为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探索创造。
参加座谈会的作家、评论家、出版家、编辑家及端木蕻良的亲朋共同追忆了先生的生活点滴、文学创作历程及研究成就。其间，大家提到最多的便是端木蕻良为人民写作、与时代同行的文学信念，及其淡泊名利、正直无私、勤奋创造的高尚品格。他为人和善、平易近人，给同事和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即使身处逆境或身卧病榻，他也依然以极高的热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鼓舞了一代代作家、学者。与会者提出，端木蕻良的创作蕴含着对东北黑土地的真挚情感，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埋藏着一位流亡作家对故土深情的回望与思考。他21岁写下的《科尔沁旗草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小说气势宏大、语言成熟，体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具有史诗品格。他对《红楼梦》创作经验的总结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他反对过度解读，提出以“不求甚解”的态度把《红楼梦》当成文学作品来理解，强调“心领神会”的审美阅读与人生领悟。时至今日，学术界对端木蕻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对其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发现与研究。
吴义勤、张庆善、赵大年、吴福辉、田耕、关纪新、张守仁、孙玉明及端木蕻良之女钟蕻等60余人参加座谈会。(来源：中国作家网
文：李晓晨& 摄影：杨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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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伟大的作家会选择往艰难的地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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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观众，一个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的观众，但是孟京辉还是给我带来了陌生感。
”在观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的簇拥下，站在演出结束却余温未消的舞台上，著名作家余华显得兴奋、激动，甚至有些五味杂陈：“我在下面看着，百感交集，不断地抹眼泪，现在眼睛还没干。谢谢所有人！
被誉为中国内地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的余华， 日，将一部抒写了真实而艰苦生活的小说《活着》封笔；
日，长达3小时零5分钟的话剧《活着》，首次被搬进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20年一路走来，台上各位主创、台下众多观众与余华一道感叹：经历了诸多不易，但我们都在共同努力地美好地活着！本报记者在首演后，专访了作家余华。
“没有必要忠实原著”
记者：当年看到电影《活着》时，您提出质疑：“怎么不像我的小说了？
”那么这一次您如何看待话剧《活着》，之前和孟京辉导演有过什么沟通呢？
余华：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管，我不想干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们难免因为对一个东西太过熟悉就把陌生的定义为错的。几年前，我和孟京辉在一个意大利朋友家碰面，他当时说要做《许三观卖血记》，我说可以先做《活着》，之后就全部交给他了。他的想法很多，不断地变化。
记者：对于之前读过《活着》原作的读者，这一次也会不由自主地将两者进行比较，对此您怎么看？
余华：这是我第一次看由我自己的作品改编的话剧，当年话剧《兄弟》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在北京，没有过去看，后来他们来北京演，我又在国外，所以没看成。我要谢谢孟京辉这个团队，为我们呈现了这么好的舞台表演，采用了叙述特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手法什么都有，但绝对不是抽象的，让我们往情感和人物命运方面联想，而不是往思想哲学方面联想。而且演员的演出让我非常感动，个个情绪都是那么饱满，尤其是我要说，黄渤谢谢你！20年前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一直认为福贵是充满乐观精神的一个人，所以才能历经各种苦难挺下来，黄渤将这种最重要的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表演得很辛苦，高强度的演出安排和极繁重的主角戏份对于体力要求很高，接下去还要演10多天，说实话，这不是人干的活儿！饰演家珍的袁泉表演也很精彩，因为表现性格容易，表现内心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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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着》封面
确实，观众难免会对小说和舞台剧进行比较。这次的编剧张先也是很成功的编剧，他曾经说过小说的成功程度越高改编的难度也就越大。但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完全不同，我认为只要能够把自己固有的形式发挥出来就是成功，没有必要忠实原著。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心里没有想法的导演才会忠于原著。孟京辉想怎么改都是好的，哪怕是改成《许三观卖血记》也可以。我在伦敦看过一次音乐剧《悲惨世界》。看之前，我就很好奇这么大部头的著作会被改成什么样子。两个多小时的演出，导演借用《悲惨故事》的故事进行再创作，把舞台剧和音乐剧的形式结合并发挥，类似这样成功的作品还有很多。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今晚之前从未看过这部改编后的话剧，说不知道孟京辉会弄出什么东西来，但您第一次看完后哭了，这么多年后仍然很有感触？
余华：《活着》这部小说解放前的段落是在北京写完的，解放后的段落是回到嘉兴写的。如今已经过去了20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当时写作时的感觉，但对于这部小说感受非常深。后来因为换了很多家出版社，校对重读时曾泪流满面。记得1998年去国外开朗诵会，要选段落----
《活着》是比较悲伤的，《许三观卖血记》是比较幽默的。第一站在维也纳，我读着读着就哭了，翻译也哭了，后来在瑞典朗诵时也哭了。一想到会掉眼泪，再开朗诵会我就坚决不愿意选《活着》。《兄弟》也是如此，我在写的时候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修改时痛哭流涕，边上全是纸，因为几万字是几个月慢慢写完的，修改时则要一气呵成。
“我的书在借它的光，我也在借它的光”
记者：记得您曾经说过， 《活着》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大家都感到活着不容易，但《活着》畅销了20年，同样不容易。
余华：每个作家都会有一本幸运书，如果说我有一本幸运书，那就是《活着》。没有《活着》，就不会有后面的一切。1992年，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今年作家出版社到现在已经印了26万册，到年底达到30万册应该不难。出版20年后还能够一年印30万册的书，出版社的人说新书都做不到。《活着》在台湾出版了18年，现在一年仍然可以卖出四五千册，这对于这个2000多万人口的地方来说实属不易，今年他们还要做20年的纪念版；在美国，《活着》出版了10年，现在每年可以卖出4000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1000册就不错了；在西班牙，《活着》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4次；在法国、德国，《活着》就不像《兄弟》那么畅销；在韩国，《活着》远远不如《许三观卖血记》。但《活着》的销量仍然遥遥领先我的其他作品。曾经我在写《兄弟》时认为，我还能够写出比《活着》更受欢迎的小说，这样比说“卖得好”好听些，因为“卖得好”太商业化了，现在发现这完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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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活着》剧照&&&&&&&&&&&&&&&&话剧《活着》剧照
记者：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余华：这很难解释。应该说，《活着》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本书比作者更有名。其每年出版至少10万册的节奏，已经培养
了一个很大的读者群体。《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都借了《活着》的光。假如没有《活着》，就不会有读者对我其他作品的高度关注。《兄弟》就是这样，一上来销量很猛，但那股劲一过，现在一年也只能卖七八万册，跟《活着》
30万册的差距太大了。虽然20年过去了，但我所有的书都在借它的光，我也在借它的光。
“我不是‘专一’的作家”
记者：很多读者都说好久没有看到您的新作品问世了，谈谈您当下的一些创作吧。
余华： 2006年写完《兄弟》后，我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以中国近40年当代社会发展为背景的，
30多万字，当然之前还有一
部停下来的长篇小说准备写，同时还有几部短篇小说也在动手。我现在的状态是一直跑来跑去，出国太频繁了。这两三年是我作品在国外出版的高峰，《兄弟》刚忙完，又迎来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国外出版商都希望我能够亲自到场宣传。我马上又要去美国，送儿子上大学，回来后还要去挪威、德国。因此，我只能断断续续地写，不过尽管不顺利，我一定要把它们写完。
以前我总想，过10天、半个月就又要出国了，算了，不写了，但现在感到不能这样，否则时间一下子又没有了。于是，最近我开始学会“时差写作”
，在倒时差的一周时间里还写了两三天。我现在一般是晚饭后睡两个小时，然后起来开始写，状态好的话可以写到凌晨四五点，有时凌晨3点就收工了，然后我就会上网看新闻、发微博。我不是“专一”的作家，哪个感觉好了就写哪个，从德国回来写这个，从英国回来写那个，从美国回来可能又会写另外一个了。所以，我的生活节奏是碎的，写作节奏也是碎的。当然这样也有好处，虽然很慢，但都在前进，也许我会集中出版四五部长篇小说！
记者：在微博里，您好像比较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这是作家的敏锐性和责任感使然，还是您个人的兴趣？这些会成为您创作的灵感来源吗？
余华：我觉得写作是需要一种刺激的。微博我已经写了两年多，基本都是我在看到新闻或者消息之后产生的感想，大部分是对时事发表的评论，也有一些是与时事无关的。其实，看新闻是我的爱好。上小学时，我就特别喜欢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那里面有很多小孩子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航空母舰一类的。上初中时，我每天放学不会马上回家，而是特意绕道去邮局，看墙上贴着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因为那时除了报纸，没有别的东西可读。这是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习惯，以前我还订报纸，现在有了网络，就喜欢每天在网上看新闻。
“任何一个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读者”
记者：您说“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否优秀，取决于他作为一个读者是否优秀” ，那么您认为阅读对于创作者而言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余华：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同时也是一个读者。我想，一个创作者的阅读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如果一个创作者总是在读优秀的、经典的作品，他对于自己文字的要求就会相应地提高。在阅读优秀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很振奋，也会想起自己写的东西有什么地方还不够好。通过阅读经典，能够不断反省自己，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这种情况频繁出现。相反地，如果一个创作者总是在读烂作品，就会不思进取，自动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哪怕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会觉得我写的东西比我看到的都要好，误以为写作是很轻松的事情。创作者总是要不断地挑战自我，在故事进行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选择，伟大的作家会选择往艰难的地方走。如果他胜利了，就会有不朽的篇章。另一方面，创作者在写作的推进过程中是作者身份，但在重新审视文字、把握分寸的时候是以读者的身份出来发言的，所以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两种身份在进行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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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活着》改编的电视剧《福贵》剧照
记者：您近期有什么好的阅读体验？
余华：最近一直在飞来飞去，所以这段时间没有读太多的书。有一本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2008年我到法国和意大利宣传《兄弟》时就看到满书店里都是《2666》，
2009年2月去美国宣传英文版《兄弟》时，又看到书店里堆满了英文版的《2666》，好像到处都能见到这本书。在此之前，我还读过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虽然是删节版，还是从英文版转译过来的，但我仍旧很喜欢。另外，新经典文库刚刚再版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又重读了一下印象深刻的段落。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网络小说，在地铁、公交上都能看到他们用手机看得津津有味，能谈一谈您对网络小说的看法么？
余华：我对网络小说不太了解，因为我不习惯在网上阅读。新闻我可以在网上看，但读小说我还是更倾向于传统的阅读方式。我觉得网络小说是中国特有的，起码在欧美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他们会选择用电子阅读器去阅读传统出版物，另外纸质书籍也还是占很大比重的。因为欧美各国政府会对电子书的价格有相应规定，最少不能低于纸质书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在中国，电子书的价格只有纸质书的百分之十，何况更多的网络文学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对于这种形式，不能简单地说是支持还是否定，因为它根本不容你否定，这是无法阻挡的。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看书。翻书页的感觉特别好，书越读越薄的愉悦是任何电子阅读器所无法带来的。我儿子也喜欢读书，有些书他会自己选择，我也会给他一些阅读建议。前不久我们在伦敦时带着新经典文库中的《百年孤独》，他就是在路上看完的。（来源：中国艺术报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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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向高尚的作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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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黑龙江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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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湖南文艺出版社最近重新出版了您的九部作品，请问您主要做了哪些修订、补充、完善？这些书与以往已出版的书主要有哪些不同？
答：湖南文艺出版社推的九卷本典藏版，同以往的版本没有内容上的差别，但我在文字方面作了仔细修订。不同的主要是这套书的封面设计和书的印制很大气。我不喜欢把书印得太夸张，但作者有时候不得不迁就出版机构。湖南文艺出版社理解并尊重我的出版意见，仅封面设计就推翻了十六稿。
问：从出版《国画》名满天下一直到现在，您一直受读者的爱戴，请问能谈谈这十几年是什么让您感慨最深吗？
答：过去十几年，我感叹最深的是社会环境越来越叫人忧心忡忡。我想肯定是社会治理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我在《苍黄》里专门到一幅叫《怕》的画，其意就是提醒人们应该有所敬畏，有所惧怕。一个社会，道德无底线，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也不怕人间法律，必将导致灾难。
问：您被坊间称为官场小说作家，甚至是官场小说第一人，但您最近说不认同这个说法，请问为什么？您是否认为官场小说作家的身分，收窄了您作品的宽度和广度？您之前在媒体上回答的语焉不详，请详细说一下。
&答：我认为对文学作品作简单粗暴的类型划分，伤害某些作品的丰富性，也遮蔽某些作品的艺术性。哪怕承认文学的类型划分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惟独官场文学遭遇的也是不公正的待遇。学术界可以堂而皇之地研究农业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军事题材文学、女性题材文学，等等，惟独对官场文学则报以冷眼。似乎只要是官场文学，其艺术性必然是粗糙的，其思想性必然是肤浅的。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不是现在才反感官场小说这种说法，我向来都不赞成无聊的文学类型划分。
问：您没有得过鲁迅文学奖，也没有得过茅盾文学奖，又被定义为官场小说作家，您是否认为所有的这些，都使您文学的严肃意义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是贬低？
答：作品好不好，不是作家自吹的，不是官方文件可以规定的，不是评奖可以确认的，不是评论家可以评估的，也不是读者的一时热捧可以证明的。时间说明一切。我的小说被读者读了近二十年了，如果再能让人读上三十年，我敢说它就是经典了。
问：如果您不愿被称为官场小说作家，那么你愿意被称为什么样的作家？您理想中的作家是什么样的？谁又是您最佩服的作家？
&&&&答：我就是一个作家，前面不要加任何修饰，包括著名之类的虚文。我理想中的作家是闲云野鹤，只要带上写作工具，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我目前手头有些俗务，过不上这种好日子。说到佩服的作家，我没法开列名单。我敬重任何人格高尚的优秀作家。
&&&&问：这十几年来，官场小说的销路很好，但也有人说现在官场小说似乎精品不多，似乎也没有作品可以超越《国画》和《沧浪之水》这样的小说，请问您对现在的官场小说的现状怎么看？
答：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对官场小说有足够量的阅读，发表任何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坚信官场文学中必定会有经典之作诞生。这么多作家在写官场小说，现实问题又如此令人关注，不涌现好作品才是怪事。
问：《沧浪之水》前几年已经被拍成了电视剧，请问您的《国画》〈梅次的故事〉《西州月》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可能登上荧屏呢？
答：目前对此类题材在拍影视剧的限制是很严格的。《沧浪之水》虽然被搬上荧屏，但它受到的待遇其实很冤。没有说明电视改编自《沧浪之水》，小说里的人物名字都改掉了，也没有提到用作者是谁。感觉像是遭到暗算。同样的原因，我的小说目前也很难搬上影视。
问：从《国画》到《苍黄》再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请问您在创作上有什么突破和进步？又有什么感想和困惑？谢谢
答：我只是老老实实地写作，没感觉自己有什么进步或退步。当然，不进步，就是退步。我才分有限，很敬佩那些天才作家。所幸自己而耐力和恒心不错，能够长日不辍只是写作。
问：您的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爱戴，但您也一直受到盗版的困扰，您一直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利益，请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好吗？
答：我是被盗版和盗名最严重的作家，对这种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偶尔打过维权官司，只因案件太特殊了。多数情况下只能束手无策。比如说，某著名网站挂着的“王跃文著”作品，半数以上是盗版书和盗名书。有作家同他们打过官司，但他们说自己只是网上卖场，出租网络摊位给商家而已，没有能力管理商家卖的是什么货。法律居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作家面临的是这样的法律环境，能有什么办法？&&&
问：现实中出现了很多“文二代”的现象，他们很小就出版了大量的作品，赢得了很大的名声，甚至成为了偶像，但对他们的质疑在今年到达了一个高潮，主要认为他们在弄虚作假，欺骗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对此您怎么看？您在微博上说，您的儿子也有儿童文学的天赋，但你却不想让他发表作品，就是怕有人说闲话。你怎么看待现实中的“文二代”？
答：我看所谓“文二代”远未到成为现象的地步，只有个别孤例。我很反感网络上为芝麻大的小事吵来吵去，特别是某些揪住别人小辫子就不依不饶，叫人怀疑他们的真正用心。有人不是为了所谓文坛打假，而是“打真”，即打击敢于说真话的人。
问：您经常在微博上发表观点，请谈谈对微博的看法，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推动中国文学以至中国的进步？
&答：一个社会到了靠微博来推动的地步，应是非常可笑了。但是，当民意难伸，真相难见，有理无路的时候，微博还真可以发挥作用。我欢呼有微博的生活，但不希望公理只在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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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新世纪文学生产模式变迁
本文所说的“文学生态”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指文学在特定环境中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二是指这种状态下文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本文着重讨论第一点，并重点讨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及其演变。文学生态，是由文学生产策略(如审美创造和其他类型的写作)、文学传播策略(如文学教育和文学营销)、文学接受策略(文学时尚及其不同类型的阅读行为)之间的差异性构成的。
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自身的内在特质，或者说它的性质和功能也因此发生变化。本文将这一问题按时间线索一分为三：第一，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传统文学生产、文学教育、审美阅读)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第二，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商品经济、媒体叙述中的各种诱惑)的产生和演变形式。第三，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如各种新媒介中的文学生产和阅读)的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和转化关系。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是分析当下文学生态的基本起点，也是分析文学生态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基本起点。它的主要对象，是各级文学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以及相关的主导性文学生产方式、接受状况，以及作家的生存方式等。
这一机制主要包括了几个问题：1.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管理机构及其成员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办公室、书房、基层、生产“车间”)，这种传统的、纯指导性或者计划性的文学生产方式，是年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中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形式，其产品属于“统购统销”型，并不考虑“接受”问题。如今，这种方式濒临消亡，只有在特殊情形下还会昙花一现。2.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出现了与经济生活领域相同的变化。我将其归纳为4种新的生产方式，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企业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做、补偿贸易)。这种生产方式，与前27年纯计划性文学生产存在根本的差别，即这种生产方式中有专项资金的介入，专职作家能在基本收入之外获得一定的资金补偿。下面对这4种过渡时期文学生产方式进行说明。
第一，文学的“来料加工”，首先是根据特定的阶段性任务，组织作家下基层体验生活，然后对收集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乡村城市、厂矿企业的第一手生活素材，按照事先设定的价值“图式”进行加工，形成文学成品。
第二，文学的“来件装配”，就是对一些已经出现的“粗料”或“半成品”(比如主流媒介发布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方针政策等)进行文学组装，将政治、政策、宣传等的逻辑转换为“美学逻辑”，融进完整的叙事结构和情节之中。
第三，文学的“来样定做”，是指面对突发事件的文学突击战。其加工程序是，参照给定的样本(即已经存在的经典，比如《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等)进行文学生产。上述三种产品，基本上由国家“统购统销”，并不指望市场。
第四，文学的“补偿贸易”，就是“计划性”相对较少的“个人创作”。所谓“补偿贸易”，就是作家在不具备必要的生活和创作基金的前提下，由国家提供这一资金，作家用一生的文学产品作为抵押的一种文学生产机制。作家必须用自己创造的符合“主流美学”的产品，去偿还个人文学生产所必须的前期投资和借贷。事实上，文学“补偿贸易”中的前期投入并不充分，为了得到更多的补偿，个人的文学生产必须符合另一种质量检查机制(由文学管理机构制定的额外奖励机制)，否则，他们只能另谋出路。总的来说，“一补”比“三来”的生产过程要相对自由一点，但大量“不健康”的文学信息就是在这里混进文学作品之中的。
文学生产的“三来一补”流程，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够加入的，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选择上的非对等性，入选的主动权并非个体，而在文学管理机构。那些不能顺利进入主流文学管理机制的“在编”作家，便成为“双轨制作家”，由国家和市场对他们的文学生产和生活进行双重补偿和限制。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学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传统生产体制之外，产生了以“项目管理”为基础的“签约制作家”机制，重在“产品”质量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产生了相对较好的效果。
但无论如何，这种带有一定计划经济色彩的文学管理和文学生产方式，都与市场经济和文学的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在从事一种“意义生产”，而不是符号的经济学生产。
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是文学商品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的文学商品化，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此后，文学的商品属性日渐显露，这对于当代生活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文学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特别是新型符号生产中对这两者的改写。
物质意义上的文艺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因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具有“交换价值”，人们可以占有它、消费它。而这种产品形式之中包含的精神属性，或者说是一套各种文学要素组合而成的、可以接受和交流的审美形式，使其同样具有“使用价值”。这种有用性或“功能”是由产品内部结构要素(美学规则)呈现出来的，没有这一点，文艺产品就只能是赤裸裸的商品。事实上，在符号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不对等，导致产品的“有用性”贬值，而“符号”价值增值。物质生产领域是如此，精神生产领域也是如此。于是，审美变成了快感消费；意义和价值，变成了意义和价值的复制和再生产。其中一个关键程序，就是符号自身产生的诱惑机制。诱惑机制的最初动因是解放，但它最终也指向了控制。
我们发现，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文艺的双重属性，即它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已经逐渐简化为单一的物质属性。当文艺由“物品”变成“商品”的时候，当它由“审美劳动”变成“商品生产”的时候，当它由一种产生“使用价值”的社会劳动，转变为产生“交换价值”乃至“剩余价值”的符号生产的时候，文艺作为一种特殊产品的“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就变得疑问重重。文艺产品的审美自足性正在逐步丧失。在“交换价值”支配的文化背景下，一切价值都在力图走向某种“无差异性”，以便成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于是，所有的价值及其相关的词汇：自由、苦难、正义、美，都失去了它们应有的语义。在这种语义(词汇)逻辑与市场交换逻辑不断磨合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漠视使用价值(词汇应有的语义)。因此，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符号民主和价值危机，成为今天文艺生产所面临的新课题。
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数量”代替“质量”，成了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标准。复制品代替了原创品，消费和娱乐替代了审美和思考，对图像蒙太奇逻辑的狂热替代了对历史逻辑的连续性关注。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创造性的审美创造产品不断地遭到稀释、拼贴、重组，人们在这种符号重新组合的游戏中狂欢。这就是服从市场“他律”原则的商品交换价值替代使用价值的结果。就文艺产品而言，它的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很大程度上被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取代。与物质生产领域和商品再生产领域不同的是，在精神生产领域，这种替代的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将物品和商品变成符号，将“剥夺”变成“诱惑”，将“需求”变成“欲望”，将供求关系的辩证法转化为“欲望和诱惑的辩证法”。文艺产品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边界，几乎完全消失在符号体系自身的游戏之中。
与此相应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符号商品”产生的诱惑机制。在各类媒介中，我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花样翻新的符号商品，它们试图用技术美学取代意义和价值。人们在被超量生产的符号商品窒息的同时，既来不及仔细甄别这些蜂拥而至的文化商品的质量，也没有能力判别它的价值所在，从而被一种阅读消费的时尚所控制。在这里，新型的文化商品，以它不断更新换代的新奇形式，以及数量上的迅速增殖，模糊了人们的评判标准。
文化产品变成符号商品之后，它原有的意义系统被符号展示价值或商品交换价值所替换。一个常见的错误判断是：文化产品自身的美学价值还在那里，人们通过消费能够得到审美享受。人们误以为，物质生产是因，商品利润是果，忽略了“利润－资本”逻辑对“生产－创造”逻辑的置换和颠倒，更忽略了“符号－诱惑”逻辑对“生产－需求”逻辑的置换和颠倒。
传统物质生产是建立在需求逻辑上的，现代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利润逻辑上的，而当代“符号商品”生产的“诱惑逻辑”，显得更为特殊，它通过掮客般的广告、电视、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激起人的欲望：占有的欲望、趋同的欲望、保险的欲望等。同时，这种诱惑机制，将欲望“叙述”成需求，并成功地诱惑了人们的欲望。所以，符号生产逻辑，是通过诱惑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后马克思时代”。
鲍德里亚曾经描述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交换价值体系”的谱系：1.前资本主义时代交换的只是剩余产品，大量的产品在商品领域之外。2.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生产都在交换之中。3.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将一切都变成商品，德行、爱情、良心、知识、美，都变成***的对象。鲍德里亚认为，针对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依然采用第二阶段的术语(商品、货币、剥削、利润、剩余价值)进行商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没有发现，或者说还没有面临“形式－商品”向“形式－符号”的转变，因而，无法完成从“商品政治经济学”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与商品和剩余价值相比，符号自身并没有恶意，但它比前者“更具极权主义色彩“。符号操控是“利用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
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中的阅读
诱惑是符号生产的秘密，也是当代文化商品的秘密。消费欲望是产生利润的前提，诱惑技巧就是新型生产技巧。最具诱惑性的无疑是图像、声音、躯体语言，以及能够再现这些语言的其他符号系统(比如文字)。最具这种欲望符号生产能力的人，无疑是获得资本和权力的传统文学艺术生产者，还有当代都市的新型符号生产者。揭示这种利润逻辑和诱惑逻辑的生产和流通机制，是对文化商品进行价值评判的基本前提。问题在于，文化的符号生产及其利润逻辑，使得文化的真理价值处于昏死状态。诱惑和欲望的形象伴随着资本增长的喜剧，像一个活跃无比的戏子，在社会的前台不停地狂舞。整体性消失了，结构破碎了，意义暧昧不明了。生产和需求逻辑被交换和诱惑逻辑所取代，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返回(退回)到符号领地。在符号系统中，诱惑消除话语意义，并且使话语偏离真理。于是，符号(文字、图像、声音)被抽空了，俨然成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地方，一个意义的空档。
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接受的重要形式的“阅读”，就不再是纯粹的审美阅读了。本来的个人化行为变成了一个公众化的阅读仪式，书籍成了集体阅读仪式的中介，也就是公众消费的一环。这种“仪式”，将个人化的行为排斥在外。特别是在媒体和广告的作用下，“个人性”受到公众趣味的压抑。有人认为，这种对个人化的排斥和压抑，缓解了经验对心灵的过度冲击，因而既维持了一种公共价值，也阻止了幻想狂和梦游症的产生。因为幻想狂和梦游症患者，常常是那些极端个人化的、排斥集体经验的人。作为公众活动的“集体仪式”，就是对这种导致精神崩溃危机的修补和抑止。然而，这种排斥和压抑的另一种结果，是个人经验不断地让位于公众经验。阅读什么？消费什么？一切都由媒介中的公众趣味决定。最终导致人们对文学商品的消费，成了随从公众趣味的强迫性重复。个人越是无足轻重，焦虑心理越严重，就越容易产生从众心理。个人消失导致的焦虑症，只有在彻底放弃个人性，彻底随从公众趣味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短暂的缓解。当个人的心理节奏完全受控于市场运转节奏的时候，集体官能症就产生了。市场规则只考虑“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畅通，只要能促使这个环节畅通的，都是合理的。如果法律不禁止的话，***、暴力、污秽，一切能让人成瘾的东西，会成为刺激市场流通的因素。
这就是文学阅读由审美转化为“阅读瘾”的过程，“成瘾”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反压抑机制操控的结果。成为“瘾”的对象，就是那些人们在理智上认为不必要的东西，或者那些能让人丧失自我、不能自控的东西。越是理智上拒绝、禁止的东西，越有可能成为“瘾”的对象。在社会文明规范中，这些容易成瘾的东西，通常都是属于禁忌、压抑的范畴。还可以将“瘾”的内容具体化：能强烈刺激神经系统或者兴奋中枢的物质(毒品、酒、烟)，能充分展示低级肉体能力的因素(暴力、***)，能激发原始好奇心的悬念(怎么啦？后来呢？)，以及相关的重复性悬念(抑制与反抑制之间的不断重复)。“瘾”，看上去是一种个人的生理表现，实际上是对社会压抑的恶性重复，因此具有了社会内容。它既在社会之中，又似乎游离于社会。在一个消费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代，它以一种“市场消费官能症”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仪式中，那些貌似正常的“强迫性重复”行为，也就是“瘾”，随处可见。它会以各种隐蔽的、乔装打扮的形式悄悄地出现。在阅读领域，从早期的武侠小说到爱情小说，进化到今天的青春小说、网络小说的“瘾”，使得阅读成了一种身体行为，它抵制和阻碍着其中的意义追问。文学生产商抓住的正是这种阅读心理，以此作为文学生产的基本指导方针，使得
“生产--传播--接受”的渠道畅通无比，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病态的“集体癫狂症”。
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
新生的自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之所以说是“自发的”，是因为它既不受制于传统的指导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又在试图摆脱现代的诱惑性“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甚至不接受文学教育的引导而自发地形成的。这种新机制的生成，首先是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网络和多样化的小型社交群落为媒介，以反传统文学体制的审美趣味和现代商业体制的审美趣味为己任，并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这一群体主要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已经走向社会并参与当代文学生产的“文学青年”，他们已经成为文学的主要受众，并将成为新的文学生产的主力。其中最显著的例证是近年来出现的“小清新”，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阅读方式、审美趣味和对文学市场的取舍。他们看上去温文尔雅，并无一般意义上青年亚文化的反叛性或破坏性，但是，他们审美趣味的变化，是具有颠覆性的。
“小清新”的对立面是“重口味”。“重口味”是他们的父兄辈所迷恋的东西，例如“愤青”们所迷恋的革命文学或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小资”们所迷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等。“重口味”的审美经验，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后果，其根源主要来自西方，如批判现实主义、现代派文学、后现代主义等。被视为“重口味”的有：悲剧性的残酷经验、超越个人经验而指向社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批判为根底的政治情结、对现代异化经验表达无休止的探索等等。
“小清新”更迷恋东方式的审美趣味，迷恋具有古典文学风格的文字，如迷恋汪曾祺和张爱玲的文字、台湾作家的作品、安妮宝贝的文字，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文学，特别是“物语”文学等等。他们认为这种文学形式是纯粹审美的，而非工具性的；是清新的，而非重口味的；是可以缓释生存压力的，而非徒增烦恼的；是属于“治愈系”的，而非“伤害系”的。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词汇、细节、情节和结构，也就是新的文学产品的内在特质，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小清新”一代审美趣味的重大变化，包含着对被西方启蒙文学排除在外的东方古典趣味的回归。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生活，包括写作、阅读和交流，并非单纯地、封闭性地属于文学，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由文学阅读兴趣的变化引起的对影像文化趣味的特殊选择，包括对他们个人行为方式的支配，如服饰的变化，热爱自然、主张低碳环保，对时尚的淡漠、对奢侈品的抵制等等。尽管目前这一类型的文学生产还少见代表性作品，但其中无疑包含着新的发展趋势。年轻一代对文学的取舍，是未来文学生态发展的重要根据。(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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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作家获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文艺类图书综述&
全国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评选中，军队作家有6部作品入选，显示出了军队作家的创作实力。
历史真实的温暖尊重
此次获奖的6部作品：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上、下)，张嵩山的《解密上甘岭》，王筠的《长津湖》，涂元季、莹莹的《钱学森故事》，陶纯、陈怀国的《国家命运》和石钟山的《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其中两部讲述朝鲜战场上的两大战役，两部讲述“两弹一星”的功臣，一部关于解放战争，一部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从时间上看，离读者最近的也已过去二三十年，这似乎会明晰地让人联想起“历史”这个关键词。虽然没有人预存性地这样归类，却无法不面对集体无意识下的结果。
历史的规则在过滤掉众多细节的同时，裹挟而下的主观意愿和感情选择在其中占据难以计数的成分。用一部“没有底本的抄件”这样的遁词来理解历史重述的艰难也许不无道理。年代越久远，那些激情燃烧着的焰火终将向记忆、情绪、众生相等妥协，直到面目全非地插上臆想和理想的翅膀，令人眼花缭乱地飞舞成演义甚至不成体统的戏说。这是规则，历史的规则，所以，以接近事实真相的现场还原便变得弥足可贵。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不会以最为接近和抵达历史原貌的方式会面。比如战争，最能激活灵魂深处的种种不切实际和臆想嵌入，即便在深入人心的史料支撑面前，也会削弱表现的客观性。再回看历史展开下的真实性，更多能生起被尊重的似曾相识的温暖。
如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试图在“历史”的真实性和“文学”的审美性之间求得预期性的平衡。所以他极力做到全面详尽占有资料，以最大的客观性展示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那些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描写、扣人心弦的战略谋划、还乡团的残酷野蛮等等，设若用概念性的语汇述说很难具备客观性，必须使用力避惯常讨巧的方式方法才可有所突破。王树增就是花费5个月时间阅读电报而将真实引向战争现场，以防止根据个人的需要和情感的指向让历史发生些微的走样。如金门战役，这场我军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彻底的败仗，它在作者笔下细致回放且不加刻意回避；董存瑞和他家喻户晓的故事仅有几百字的内容，作家却用去了一个多月查询史料和采访，写作中真实到对话必采用当事者的回忆录或者采访录音。作家的身影非常成功地隐匿到了真实的词句之后。
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在张嵩山的《解密上甘岭》里做得近于无可挑剔。美军解密档案和美军将领的回忆录成为展示上甘岭战役的一个视角。作品在叙述战役开战头天便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的兵力投入这样的事实给予客观认定，“因为这个3.7平方公里陡峭的小山，根本容不下7个营，而且只有一条上山的路。”3个营1个连的兵力投入说法更符合客观事实。真实无疑最接近历史，作家对历史的尊重远远越过情感的倾向性，如一直以来称颂上甘岭是敌人攻不破的战场神话，作家却这样还原：开战到第5天我军就失守了，而开战当天也有好几个山头被攻破。
真相是对历史最好的温暖抚摸，虽然这样的抚摸有时候显得无比艰难。王筠的《长津湖》以小说的形式展示了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的收官阶段----长津湖战役，中美交战双方很长时期内都不愿提及的原因源于空前的惨烈和心理上罕见的噩梦盘踞，战役只有17天而梦魇太多持续了一生。非战斗减员远远大于战斗减员，战争的***林弹雨相对于极寒的天气而言似乎少了太多狰狞。小说基于这样的特殊背景以“非虚构”式的客观性完成极富现场感的历史真实，由此可知作家承受的心灵阵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20军、第27军和第26军与美国海军陆战1师狭路相逢下的强强对决中，从美国公布的资料提及美军伤亡于此次战役的人员看，冻伤减员达到触目惊心的7300人。这个数字表明酷寒天气是非战斗减员的真凶。
《国家命运》和《钱学森故事》均以“两弹一星”题材还原了人物和事件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将心灵和历史的结合无法抑制地强势推了出来。前一部作品并不讳言前苏联的有限支持以及后来的背信弃义，也没有对国外技术封锁和研制资金匮乏造成的困难予以回避，而自然灾害和政治动荡对科研近乎灭绝性的冲击和研制过程中一次次毫无指望的失败，作家均忠实于现实的高度，不作简单空泛的掩饰。而后一部作品回放了科学巨擎钱学森的精彩人生。作品将一位伟大科学家一生从事多个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上领导国家导弹航天尖端科技事业的业绩及崇高的思想境界、高尚的人格品德写得通俗感人。在爱国励志、报效中华、成才有道、人格如金、科学思想和大师风范6个章节中，儒雅高贵、爱国情深的科技帅才真实且富于生命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通过石光荣与儿女们在改革开放中的命运沉浮，尽可能地延续恢复记忆犹新的历史场景，既带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温暖元素，又展现了永远不变的革命本色。
时代英雄的激越壮歌
英雄情结是每个时代无一例外的精神期待，激活着沉寂或正准备沉寂的理想。但让英雄形象生动起来并非易事。离开时代的英雄形象难以个性化，这就需要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力争保持最大的克制和真实，在高扬一种壮歌的激越时实现既不拔高也不跟风的客观呈现。
《解密上甘岭》最着力的还是对于战场上双方反复争夺较量过程中军人各自表现的描述，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45师以及后来配属的12军31师官兵坚韧勇敢、不怕牺牲、夺取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和豪迈激情，张扬的英雄主义精神令人震撼和感动。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牛保才等众多英雄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形象既属于那场战役，又是一曲激越的时代壮歌。英雄无视死亡，不等于死亡可以无视。作品写英雄陈治国在敌人猛攻8号阵地时，重机***的扇形弹幕压得战士们无法还击，他在7号阵地上马上调转***口支援，架设机***的合适位置便是他蹲下来的身体，他大喊副连长，“你快点儿打，敌人上8号阵地了！”
英雄总和百折不挠、顽强奋斗等词汇契合成坚实可信的时代个体符号，像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等因一个伟大梦想而聚集起的民族精英，在某一特定时期将他们提到主宰国家命运这样的高度毫不为过。《国家命运》描写部队官兵无怨无悔的牺牲奉献和巨大功绩，作品对普通人的刻画和关注特色鲜明，如丁健飞的执著、坚韧，张洁的羞涩、泼辣等，虽笔墨有限却具体细微、准确到位。《钱学森故事》中同样以科学航天绵延而来的磨难审视英雄的定义。蒋英走进探视间看到的钱学森----“头发凌乱，面色苍白、憔悴，脸上满是痛苦，身体疲惫不堪，往日挺拔高贵的身姿茫然无存。”数天毫无尊严的监狱生活已将著名科学家折磨得失形、失语。而人格的尊严却在祖国科学的春天里转化成倾其毕生报效祖国的崇高信仰。
这种为英雄所作的脚注在王树增和石钟山的作品里均有明晰体认。前者在大视角、全方位叙述中真实且耐心地梳理出一个个英雄。他们大到高级指挥员，小到年轻战士，面对生死、胜败、信仰、利益等时都达到了共有的高度，这是那个时代特有且并不久远的精神品质，高唱着激越的英雄壮歌。作品写二排长吕绍德：“浑身是血，已经无法站立，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指挥作战，直到血流殆尽。”可以想见，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在支撑他一边流血一边指挥。生命此刻于他已经纯化成信念、责任和“为老百姓打出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道理”。后者关注老革命石光荣，平凡的英雄视角是以希望儿女们延续自己的军人理想展开的，军人家庭的光荣传统被他决不放弃地坚守，但现实总是因无法预料而变得游离掌控：三个儿女顺应时代想独立发展，忙于家事的石光荣与蘑菇屯的老乡们有了新型的关系，有亲情、战友情、乡情，也有矛盾有琐碎。
叙事技巧的自然流动
叙事技巧的巧拙关乎作品呈现出的艺术特质、思想功力、逻辑意向，关乎故事情节的内在推力是否能不着痕迹地接近理想化解读。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延续的“非虚构”写作风格无疑是成功的，笔下的人物生动可感且事件进程安排得急缓、粗细有度，关乎人物命运，关乎战事进程，关乎战场胜负。作品一如既往地讲究叙述语言、叙事技巧和视角转换，持续用力于细节的耐心掘进和发现，作品因其氛围感和画面感而充满令人羡慕的张力。
解放战争中牵涉的人物众多、地点多变、战事频繁，王树增在写作上用大背景勾勒以明晰历史的大势，以小细节凸现历史大势，细节放大局部，局部的真实增强现场感。大事件中捕捉到小人物，小人物撑起与众不同的叙述品质。如，国民党军队方面向我军阵地喊话：“你们快投降吧，人这辈子为了啥，还不是吃喝玩乐……”指导员田广文对“吃喝玩乐”这个词异常反感，马上扔过去一颗手榴弹。田广文为什么反感“吃喝玩乐”？就是因为贫苦的农家出身，16岁参加八路军的生死经历，懂得比其他战士更多的道理，作品用扔手榴弹的动作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强烈爱憎。
王筠的《长津湖》在点面结合上采用了虚实结合的叙事技巧：人物的内心刻画为虚，实际资料为实。所有的人物不管是志愿军营长吴铁锤还是美军上校哈里斯，包括麦克?阿瑟，作者均以冷静、理性的方式予以叙述。如乘坐专机视察部队的麦克?阿瑟和随行的沃尔顿?沃克等人的轻松自在、谈笑风生，甚至颇有耐心地写到了他们的“镶着金边的油渍麻花大檐帽已戴了多年，稍显破旧”、“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和“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作家不厌其烦的细节透视恰恰印证了他对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真实状态和特色的理解。
这样的细致描写和场面还原，在《解密上甘岭》中也有触及。持续43天之久的轰炸使上甘岭上“土全被打松了，一脚踩下去就没到膝盖，机***都架不了”。若非真实史料和合情合理的细致分析，这种场景远不能叙述得如此自然流畅。在《国家命运》中作家则以自然、充沛的激情和过人的笔力架构宏观与局部、历史与现实、感情与理性相互映衬的框架，精细再现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壮举。作品在平实的自然叙述中几乎没有高调和抒情，但并不妨碍志愿军将士们形象的高大和威严。《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也介入了较为理性的叙述审视，在清晰交代和不事张扬的基调中稳步推进情节，转换视角。而《钱学森故事》用精细、平整的笔法梳理和展示“中国导弹之父”的不平凡人生，全方位、全视角完成了文字所能触及的叙述可能，从天到地，从开到阖，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战士检查发现插头接点里有一根5毫米长的小白毛的紧张，看到钱学森用纸巾包好这根小白毛带回北京的谨慎等。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曾说过“彻底的真诚是与作家行业相联系的荣誉形式”。作品的品质和作家的品质相伴而行，无论如何曲折，军队作家的6部作品荣膺榜单总让人感到“青山霁后云犹在”，终能“画出西南四五峰”。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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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金鹰奖军队获奖作品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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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九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已落下帷幕。从斩获大奖的《中国1921》(最佳电视剧)、《中国地》(最佳导演)、《辛亥革命》(最佳编剧)等佳作中，人们不难感受到这次金鹰奖的主旋律氛围。重温部队单位参与创作出品并获得奖项的四部作品(优秀电视剧《远去的飞鹰》《奢香夫人》；优秀纪录片《走向海洋》；优秀电视文艺节目《阳光路上情满怀----2012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应有怎样的惊喜和期待？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阳光路上情满怀----2012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下称双拥晚会)既是一场盛大庄严的献礼庆典，又是一次华美纷呈的艺术盛宴。双拥晚会走过23年，如老艺术家阎肃所言，“双拥晚会是军旅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建设先进军事文化的一面旗帜。”双拥晚会永恒的主题是军民鱼水深情，歌舞类和语言类共计14个节目，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第一个新春的双拥舞台充满了动感和新意。
由华谊兄弟天意影视、总政歌剧团等联合出品、根据真实历史人物高志航事迹改编的抗战传奇大剧《远去的飞鹰》，体现了当下影视作品中抗战史观的新标高。该剧不仅以精良的制作水准客观地还原了中国第一代空军的历史面貌，目不暇接的爆炸和空战场面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与之并行的是它以极强的主题韧性和包容性，从民族大义高度来立足和着手，进行了一次勇敢的突破，塑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生动鲜活、有情有义、极具个性张力和个人魅力的航空英雄形象。爱情与友情、忠诚与信念、独特性与多样化无一缺席，并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亮眼表现。文戏武戏间节奏轻重和切换，尤其是高志航与张学良、宋美龄、周至柔等著名历史人物之间的碰撞，充分说明了主创们驾驭主题以及结构故事的不俗手法。
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电视剧《奢香夫人》则将目光投入到600余年前的大西南边陲。作为彝族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元末明初的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以其智慧、勇气、真诚、坚忍和宽容，为彝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剧的成功之处亦在于对奢香夫人形象的丰满诠释。虽在题材方向上与《远去的飞鹰》一剧大不相同，但对民族性的创新和重塑上的着力却异曲同工。贯穿全剧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为该剧打下了结实稳健的叙事基调，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和青睐。同时，该片制作严谨精美，使人眼前一亮，正因如此，该剧以服饰、场景的突出表现摘得了这次金鹰奖最佳美术奖桂冠。
由国家海洋局和海军政治部联合拍摄的纪录片《走向海洋》一经播出，迅速引起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关注和肯定。从文化到文明，从典籍到观点，从环境到生态，从地理到人文，从民生到军事，从战争到思想，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解说精彩，文字简洁准确，厚重而又不失灵动；影像材料多为实地新拍，遴选细致，手段多样，独辟蹊径而又别开生面；逻辑性和纵深感强，饱含强国情怀而又不乏大国隐忧。前后8集，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确做到了观点与实例的统一，具有鲜明的军事文化印记。《走向海洋》的获奖说明了一种创作态度的胜出：撰稿和前期准备两年，拍摄和后期制作3年，前后5年时间，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部极具精神深度的精品力作，在普遍浮躁的影视生态中显得鹤立鸡群。《走向海洋》的获奖也证明了一种思考方式的胜利：我们尽力地认识海洋，也从中看到了对海洋的不够认识，惟有自知认识不够，才能让人们产生深化认识的诉求。通过《走向海洋》，我们认识到这种诉求已刻不容缓。
此外，在两度摘得金鸡奖之后，走过近30年影视生涯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表演艺术家岳红凭借在电视剧《抬头见喜》中的优秀表现，首次得到金鹰青睐，荣获观众喜爱女演员奖。继2008年《喜耕田的故事》之后，空政电视艺术中心表演艺术家林永健以《我叫王土地》再获金鹰奖观众喜爱男演员奖。剧中，他对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河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地商、水利专家王土地进行了精彩诠释。
获奖的四部作品既具备了鲜明的军旅文化特征和艺术气质，又带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体裁取向。双拥晚会显示了文化春天万众一心的欣荣气息。《奢香夫人》《远去的飞鹰》分别从古代历史和现代战争史出发，塑造了一男一女两个英雄形象，突出的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相近的感人魅力和宝贵品质。《走向海洋》是对认识中国海洋和世界海洋格局的一次整体性爬梳和前瞻。反观当下文化生态，影视已经成为传播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文艺形式。总的来说，四部获奖作品的确呈现出各自不同、差异明显的艺术方向，凸显出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整体性诉求，它们的内涵和实质，都是以高度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坚持主流价值观念的艺术表达。在影视产业化改革浪潮中，整合文化资源，集中优势兵力，走进历史幽微，贴近官兵生活，进行深度创作，深信军事影视大有作为，也必将大步迈进。(来源：文艺报朱寒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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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璞：真实依然是最有效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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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忠实散文集《接通地脉》&
陈忠实的散文集《接通地脉》是他2007年至2009年3年来的创作小辑，分为散文、论说、对话三辑，分别是对日常生活的感悟、记录，为作家朋友写的序言、评论，以及与媒体的对话、问答。
继近年来接连出版《凭什么活着》《我的行走笔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等散文集后，陈忠实又为大家奉献出这部更加日常化也更加真诚的书写。就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这是一次接通地气的书写，一次真诚的文学交流和人生倾谈。年近七旬的作家此时洗去铅华，拂去一切伪饰，甚至完全抛开写作技巧，像见惯繁华纷纭之后最终归于质朴淡然的老人，坐在温暖的春日阳光下，吸着他钟爱的雪茄，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心绪碎片娓娓道来。
如果说《凭什么活着》是作家富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白鹿原》的创作心得，那么，这本《接通地脉》则是对前面几本书的拾遗补缺、详尽回望和细密倾谈。穿过几十年的时光，老作家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更加详尽而清晰。作家的心灵、情感、所思、所念，始终没有离开他出生、成长的土地----那一道成就他的“原”。陈忠实细细讲述他和那块土地的关系，他在那片原上的成长、思索、挫折、坚守、突围、耕耘----这耕耘包括在土地上的耕种，也包括纸上的播洒与思索，甚或二者相互交融、渗透。散文集读罢，让人觉得作家是用农民对待土地最虔诚的挚爱、最辛勤的劳作和最固执的坚守在耕种文学的庄稼。
《白鹿原》20年长销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雨的淘洗，不但没有被遗忘，没有被无情的时光带走，而且随着各种题材的改编、演绎而历久弥新，带给人们不断的思索和讨论空间。我们从这本散文集中可看出，也许真的如陈忠实所说，没有什么奇迹，也没有什么秘诀，一切都是思索和辛勤的劳动所得。这本书中所呈现的，并没有高深莫测的玄机，更无所谓的“武林秘籍”，有的只是最简单、最质朴的道理，只是这道理早已被大家漠视。从书中我们可看到，让陈忠实走向成功的，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做到的，一般人认为是最“笨”、最落后、最吃苦的办法。
上世纪80年代，陈忠实成为专业作家的同时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回到白鹿原乡下自家的老屋里，种着生产队“赠给”他的二分地，当起了“荣誉村民”兼专业作家。村人的家长里短，跟他商量求助；红白喜事，请他去料理一番。他把自己融入土地里、融入村民间。在他的生活中，没有文人的优越清高，也没有采菊东篱下的自我吟唱，有的只是朴实自然的乡野生活。“河堤内侧的滩地里是汗流浃背忙于做事的男人和女人，河堤外侧的沙滩上是割草放羊的孩子，我往往在那种环境里感到不自在，很难生出古典和现代才子们赏山阅水的情致来”。在写作《白鹿原》的时间里，“只有专注的体力劳作，成为我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写的人物的有效举措之一，才能保证晚上平静入眠，也就保证了第二天清晨能进入有效的写作”。《白鹿原》中的那些人物，那些命运起伏、情节跌宕，时时控制或者折磨着作家，“令我眼前一黑，钢笔颤抖……我在二分地的包谷苗间、大葱行距间重归平静”。可能这就是作家和土地的关系，这就是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这种关系质朴而真实地影响着、推动着作家在文学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
当然，如果说一个人想写出好作品，就只能回到土地上去，这结论也过于简单，而且过于粗暴了。也有许多终身生活在土地上的作家，相反，土地却成了他们的牵绊和屏障，不能使他看向更高远的地方。回到土地、坚守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形式。能写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说到底是作家的思想和勇气。思索和反省，永远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品质。在《阅读自己》这篇文章中，陈忠实透露，40年来，他所有发表的作品，都要自己再阅读一遍，因为他会像常人一样，“陷入自我欣赏的得意。自然，也会发现某一处不足或败笔，留下遗憾”。阅读自己，更多的是出于想要调整、改进自己的愿望。有的评论家在评论陈忠实的小说时曾说他有“说破主题”的毛病，看到这种评论，陈忠实“竟有点脸烧，含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范，我犯了大忌了”，“把此前发表的十余篇小说重读一遍，看看这毛病究竟出在哪儿”。作家由此展开反思，陷入沉静，“这是最难忘也是最富反省意义的一次阅读自己”。作家在为《白鹿原》收集素材的时候，查阅县志，那一本又一本的“贞节烈女传”让他在静夜里震撼、胆战心惊，这一个又一个连完整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女人，让作家陷入沉思，不禁想要为她们鸣不平，于是，小娥的形象在心中慢慢明朗起来。
生活有了，反思有了，勇气有了，勤奋有了，积累也有了，那么，成就精品最重要、最有效的力量是什么呢？“真实是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偏离更未动摇过的艺术追求”，“艺术效果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作者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真实，并一直这样坚守着真实这道壁垒。在古今中外写作的历史上，能够真实地讲述自己，绝对是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或许，这是成就《白鹿原》的关键原因。
不但在写作中是这样，在平日的生活和为人处事中，真实也是作家保持的一贯态度。当记者问他，是否会为自己出一部自传或者传记，他明确回答“否”。“这类自传写作的基本一条是真实，然而要达到真实有诸多障碍。既然如此，不如不说不写。我对某些自我评功摆好以至自吹的自传，阅读的感觉是无言，警示我别做这类蠢活”。说到底，真实，这是一个作家始终清醒的坚守。
自然，有许多人认为技巧、才华、独特的题材、热门的话题是写作取胜的法宝，运气好者，也曾投身期间，带来过或多或少的胜利以及眼下的实惠。社会日渐浮华和快捷，真实似乎早已被一些聪明人抛弃，然而陈忠实却一直坚实地站在地上，真实地表达，依然是他最有效的书写方式。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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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周友斌散文集序
说到散文写作，我个人主张是不能虚构，你没有去过黄山，可以写黄山记游吗？你没有去过黄果树可以写那里的大瀑布吗？虽然没有去过岳阳的范仲淹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虽然没有去过庐山的张大千画出了庐山长卷，但这种创作方法终不足取。散文创作是要一如周友斌这样的“在兹念兹”，读者对文章的态度亦是可信才可看，散文尤其是这样。
我和友斌生活在同一个省份，我在北边，他在南边，是一南一北，但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他游钓于山西，是，先在天津的《今晚报》一篇一篇地读他的随笔，尔后，才由朋友那里知道他生活在山西之南的河津，河津是山西最南端的城市，一过河津，迎面而来的山川风物便不再是山西。当年我从陕西带一部车入山西还要坐轮渡，在渡口边的小棚子里待了许久，喝了茶，吃了石子饼，虽然来不及吃著名的黄河大鲤鱼，但知道了黄河里边最好吃的鱼其实是长着数根长须黑背白腹的鲇鱼。招待我们喝茶的当地人说“要吃就吃鲇鱼，谁吃鲤鱼，一吃一口土腥味！”河津民风之质朴淳厚由此可见。友斌就生活在这里。
友斌的散文，或者说是随笔也可，情思是浩浩汤汤，一如黄河之水，很开阔，而行文却总是质朴，语言上很家常，家常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境界。沈从文评论文章，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家常”二字。他认为好文章是要“家常”的。我也以为，家常的文章不好写，一是要有那样的心气，二是在语言上要敢于“素面朝天”。沈从文、汪曾祺之好，就好在行文放松而家常，再加上终老于日本的民国才子胡兰成，其文章之好，也好在“家常”二字。我们写文章并不是在那里搞哲学讲座或是宣讲神旨，家常应是最好的行文态度。问题是，许多人一执笔为文就往往“家常”不得，家常的另一种说法是“口语风”，明清小品乃至三十年代的小品写作发扬了这种风气。“家常而质朴”是友斌的随笔散文给人的第一印象。这里说到“口语风”，写散文要“口语文”，但这“口语风”要不流俗才好。
友斌的散文，其文心所指一如国画的散点透视，不专门集中在某一点上，是什么都有，谈吃谈喝，谈地方风物或闾里乡情，或者是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亦多持批评态度。说到批评，也不做厉声厉色，《说真话》《关于诚信》便属于此，是温柔敦厚的底子，哀而不怨的态度，比如《说真话》这篇随笔的结尾：“国外有句谚语说：‘无论如何都要说实话，然后拔腿就跑。’对于我们身边的朋友，说完实话，你准备往哪里逃？”简单的一句话，让你出一身冷汗。《关于诚信》这篇随笔中有这样几句：“知道一个身边的人，在街面上开着个小商店，说起自己以假货骗人的事，居然以此为荣。向人说起她十二岁的儿子如何巧妙地把假烟卖给顾客，说得眉飞色舞，一脸自豪。她几次说道：“我儿子真是太聪明了。”这“聪明”真是让人从心底生寒。这亦是一种批评，高明的批评。刀不血刃，已取人性命。
友斌的散文，其语言是功德林的“素斋”。很少有“大荤重味”端给读者。总是淡淡的，其谈吃的篇什颇获我心，虽是谈吃，却有情感在里边，不是贫白的在那里谈吃。如：“我小时候常吃的一种葱花面做法就简单多了：面条在锅里一滚后捞出，加上适量的开水（不要原汤，取意清淡）。先放好盐醋，然后用铜勺烧开清油，放入切细的葱丝、调料炸至焦黄，淬入碗内。此一淬乃是关键，油须烧到，葱丝须炸焦，淬时要趁热，入碗后听得见响声。这种面做出来，油星、葱花浮在上面，很是好看，而且香气四溢，吃起来清爽利口。小时候，父亲晚上下班回来，自己和一小团面，要做这样的葱花面。我们都已经睡下了，闻到淬葱花的浓烈香味，食欲又给勾出来了，但父亲只做一碗，我们只好在被窝里干眨眼、咽唾液。”我现在经常做给自己吃的“上海葱油面”和友斌说的面差不多，只是多放了一些大海米在里边，要用油先炝一下，然后再炝葱段，葱要切大段，这样的面，简单好吃。而友斌写吃面，又介入了生活的艰辛，他的父亲，把那碗面吃到嘴里，想必夜已经深了吧，这又有点小说的味道。再如《热锅子》这篇里的这几句：“吃完热锅子之后，多数乡人是不会立即就将嘴边的红油揩去的。走在集市中间，看见一位嘴角沾着红油的人昂首挺胸地走过去，便知道这人是刚吃过了热锅子。在乡人眼里，肯坐下来慢慢地吃一碗热锅子的人，那一定是殷实富足的人家了。曾几何时，连嘴角的红油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写文章有时候真是一如作画，一笔下去，墨分五色才好看。友斌的散文具备了这一点。
读过友斌的这本散文集，我倒想到小说上去了，我以为友斌应该写写小说。时下专攻散文的作家多矣，但总是越写文路越窄。我一直以为，一个作家是不能专攻散文的，散文应该是大厨手中的“小菜”，其“大菜”应该是小说。二是我以为作家的“土壤”应该是“文化”，而不是所谓的“生活”，人人都有生活，而未必人人都能写小说，写小说还是要靠“文化”，写散文，尤其是这样，是要以“文化”为底而不是“生活”。或者可以说小说更偏重“生活”，而散文却是要偏重“文化”，这也是只可意会的事，如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是越说越说不清。
&&&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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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文：母仪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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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说我是一个孝子，但我清楚我不是一个孝子。对待老人，钱可以多给，好吃好喝可以多买，但是“色难”。色难二字是前贤的总结，意思是要我们和颜悦色、始终如一地与长辈说话。太难！
窗外下大雨，很想念母亲，止不住眼泪流。两年来，母亲总是靠在沙发上，看儿子的背影写文章、临帖。每写一幅字，贴上门板，让母亲点评。母亲多数时候说不咋的，嫌字写得“歪歪扭扭”。我说你要夸儿子，夸就容易进步。从此，我每写一幅字，母亲就说好，好，真好！近来的字长进不大，因为母亲不在了，没人夸我了。
那夜朋友来访，抱怨我未将我母亲去世之事告知。我说人在悲中，想不到，也不想报丧，只在博客上贴母遗像。我请他不必自责，我的大学同班，也没来一个吊唁啊。都不知道。这也是谨遵母训。母亲健在时，经常告诉我，一切事自己做，除非万不得已，能不麻烦人就不要麻烦人。母亲从不讲排场，也从不让给她过生日。每年来西安，她都是独自逛街。把钱给她装上，要她打出租，但她舍不得花钱，没打过一次出租。她坚持步行，连公交也很少坐。怕她走丢了，我将家里和单位的***录在纸上，装在她口袋里。许多乡下进城的老人走丢了，但母亲没有半次走丢。她转遍了西安的寺院，许多我们至今也没去过。母亲还跑到长安的兴教寺（该寺安葬着玄奘骨灰）办了个“皈依证”，于是逛所有的寺庙都免费了。独立自主，不麻烦别人，包括不麻烦亲人，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
记得当年乡里人每每看见我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就高兴地送到我家。母亲自然一概保存。一张日的《商洛报》（《商洛日报》前身）即是其一，上面刊登着我的台湾版散文集自序。送母归乡入土后，我从家里的小皮箱----母亲当年的唯一陪嫁里翻出来的。母亲用这张报纸，包着一些她认为珍贵的东西，诸如我写给她的信、布票、粮票、分家时的契约、林产证、我的独生子女证，等等。纸包里有张毛笔字，出自我五爷之手，是写给我的“影格”，内容是中医药理。我能清晰地记得，这是1964年的事，在我六岁的那年。
母亲写字认真、清爽，我上大学后，母子间常通信。母亲常常抱怨自个儿的字怎么也写不好。因为连续搬家，母亲写给我的许多信，不知塞哪里了。母亲解放前念过三年半私塾。小的时候，她常给我读小说。我不认为她这是有意“培养”儿子，而是打发艰难的时光。如《薛仁贵征东》《司马茂断阴曹》《樊梨花》《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红楼梦》《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三家巷》等等，这些书对于儿童的成长，有什么“励志”可言？许多字不认识，母亲就连猜带蒙。读书的时间，通常在白天生产队里干完活，晚饭过后，睡觉之前。冬天读书，一定在夜晚的煤油灯下，坐在劈柴红火的炕洞口旁。
母亲一生崇敬文化，最看不惯我拿报刊杂志乱涂鸦、垫屁股。凡是字纸，她一概折叠好，整齐码放。可是见我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书报刊，简直近于灾害，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任我处置了；同时叹息我们乡下，许多国家干部、教书先生的家里，竟没有几本书。
前年秋天，母亲来***，说她再也不能一个人生活了。她只要能自理，那就决不在城里多呆一分钟。她割舍不下她一手缔造的家园。她热爱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她习惯于土地的奇异芳香。她快乐于跟鸡鸭狗猫说话。但是她老了，业已弱势了，必须“投靠”子女了，一如人在少儿时，不得不“投靠”父母一样。
于是，我接她进西安，住进儿子的大书房里。可是儿子的书都是“砖头学问”、“阳春白雪”，母亲没兴趣看，想看也看不懂。她只翻一本佛经、一本老皇历。高居23层，所以，她经常临窗，送目秦岭，思念山林与土地，口里念叨着二十四节气的轮换。
今年春节过后，母亲身体日衰一日，再也没有气力独自下楼、上街转悠了。所以我们一下班，都是尽快赶回家陪她。来了客人聊天时，母亲就坐在跟前倾听，间或插话。她从不坐沙发，而是永远坐在小矮凳上，姿态低微，以此敬重来客。只是她的插话让人哭笑不得，类似提审犯人，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么事（什么）工作”、“你有几个娃”。有时则点评电视新闻，“南方水灾又死了好多人”，“美国很怪，各过各的日子嘛，为么事到处打别人”……人老了寂寞，逢人就想多说话。
母亲偶尔也看儿子写的书，戴着老花镜认真看。三页书看两天。问她这书写得怎样，她不吱声。问多了，她说：“你一个大男人的，写得这么细细末末。”语气是批评。儿子一笑了之。母亲接着说道：“《红楼梦》也是这么写的。”但是她的神态，她的语气，那可断然不是表扬。不过这话要是让行家听了，会认为母亲是个了不起的评论家呢。
鲁迅曾给他母亲买过张恨水的书，捎回去供老人家消磨时间。鲁迅自己，是不看张恨水的。我没有鲁迅的细心，我疏忽了母亲这类“劳动人民”的阅读口味，否则，我会给母亲买几本金庸、二月河的小说。可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子欲孝而亲不在啊。人生总是充满了遗恨。
&&&&&&&&&&&&&&&&朱鸿：御宿川上林苑的一个点&
御宿川就是今之王曲川。有方志专家考察，其起于王曲镇，达于施张村，是?河入?河的谷道，东西向，长大约15公里，宽大约2至4公里。窃谓此观点是可取的。
日16点以后，我由当地朋友引领，下神禾原南坡到此一览。雨尽而晴，白云在天，草木出土为绿，有难得的朗润。从王曲镇开始，?河虽迂，执意向西。顺流几乎都植白杨，秋风萧萧，滩窄滩宽，夕照空明。田野广种玉米，一片葱郁。村子常在岸上，农民多坐门口。有一个少妇穿白底蓝花连衣裙，面街站在房檐下，双手按腹，以顺时针方向揉搓，自显风度。过胜利村，朋友指出，这就是王甲斌在1953年建立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地方。柳青有一部小说，反映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大红，其主角粱生宝便以王甲斌做原型。盘桓感慨一番，便随朋友继续走柳家寨、新庄、温国寺、立元村、甫店村、递午村、曹村、上王村。
御宿川为终南山和神禾原所夹，樊川为神禾原和少陵原所夹，不过御宿川比樊川大，农民说：“王曲川一个弯，胜过樊川一个川。”御宿川平坦广袤，几无丘堆。西去一直有终南山相伴，黄昏霞飞，晰见南五台、石贬峪、天子峪、黄峪、沣峪。
我17岁曾在长安县杜陵公社蕉村大队第一生产队劳动，有雒队长派遣我和田永华到王曲公社来，调查一个入伍青年的社会关系，之后还有几次过王曲镇，其皆不如这一次御宿川之行印象清丽。
秦辟上林苑，汉取代秦，汉高祖刘邦拒绝丞相萧何的奉劝，仍维持了秦上林苑的规模。汉文帝和汉景帝皆于斯游猎。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刘彻一再微服赴上林苑射猎，夜出暮还，好击鹿豕狐兔，搏熊，狂踏庄稼，遭民呼骂。有一天，汉武帝由侍中常侍武骑和待招陇西北地的***子陪同，在终南山下一带狩猎，民以受扰，也不知道他是当朝的皇帝，冲过去围攻。陪同的人乱中竟喊?杜令在此，不料真正的?杜令匆匆而至，就要捉拿他们。俄顷败露，陪同的人气急败坏，居然挥鞭欲打。?杜令大怒，随员也厉色呵斥，遂泄然收手。当是之际，陪同的人迅速出示汉武帝所用之物，以证明上在此，忙护汉武帝离此而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武帝指示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做一个计划，扩张上林苑，使他不扰民，民也不碍他。东方朔谏汉武帝不扩张为好，因为民以终南山所产为生。虽然刘彻奖励了东方朔，不过朔的建议未采，上林苑按计划广开了。
杨雄有文章说：“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这是诗人的表达，年代也久，不易明白。按何清谷先生的研究，上林苑之边界，东南至今之蓝田县焦岱镇一带的鼎湖宫，其南依秦岭西折，西南至今之周至县辖区的长杨宫和五柞宫，西北至今之兴平县田阜乡一带的黄山宫，其北沿渭水东折，延伸到泾水和渭水交汇之处，东北至?河和灞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方位是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
上林苑有离宫70所，车马万乘，以应天子之动，禽兽百种，以应天子之取，花木数千余种，以应天子之赏。茂陵有袁广汉，其极富，在今之兴平县一带建园，植奇花异木，巧禽灵兽，其以罪而诛，这一切便都归了上林苑。
御宿川属于上林苑的一个部分。其中有御宿苑，闲人免进。皇帝游猎，往往也率皇后和妃嫔共行。以汉长安城之远，晚返不得，便居这里的离宫，此之谓御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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