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以色列摩萨德 “天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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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以色列摩萨德 “天谴”行动!
日，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闯入奥运村的8名'黑九月’恐怖组织成员杀害。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耶夫人和另外三名领导人设计了报复黑九月的'天谴’行动。他们的目标是11位黑九月头目。执行这次暗杀行动的部门叫作'摩萨德’。在警卫森严的大楼，以色列特警40人，不到3分钟，杀掉了3名头目，和100多名黑九月成员。之后成功撤离。接下来，他们顺利地杀掉了名单上的10名头目。但在第11名头目身上出了问题。而此人，恰恰就是黑九月的头号人物。由于情报错误，他们误杀了一位无辜的普通人，这使得参加当时暗杀活动的6名特工在国外被捕。他们的顶头上司引咎辞职。表面上看起来，暗杀行动由此终结。但暗地里，新上任的领导还在继续追杀最后一位头目。可是这人太狡猾。难道他没有弱点吗？当然有!这时，摩萨德唤醒了一位睡眠杀手（睡眠杀手：平时跟普通人无异。紧急时刻执行紧急任务。）。她极擅沟通，由她接近第11号，没过多久，便与他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在11车子经过的道路上装了炸弹，她亲自引爆，成功杀死了名单上的最后一人。之后，她被掩护离境，从此再无消息。复仇行动终于完结。就连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特工的效率和能力之高。背景资料——激进组织“黑九月”：一手策划并制造1972年“”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隶属于领导的，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与乔治哈巴什领导的以劫持飞机而臭名昭著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相抗衡，争取更多的年轻人来壮大自己，而以“黑九月”为名称则是为了纪念1970年9月当局屠杀数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事件.★背景资料——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一手策划并制造1972年“慕尼黑惨案”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隶属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与乔治哈巴什领导的以劫持飞机而臭名昭著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相抗衡，争取更多的年轻人来壮大自己，而以“黑九月”为名称则是为了纪念1970年9月约旦当局屠杀数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事件。
背景资料——“瓦拉西”会议：的情报部门主要包括负责国内情报的“辛贝特”、负责国外情报的“”、负责军事情报的“阿”等几个互相独立的机构。“瓦拉西”会议是以色列三大主要情报部门保持日常联系与合作的会议制度，会议成员由政府总理、“摩萨德”局长、“辛贝特”局长、“阿穆恩”局长、、***局长等6人组成。会议通常由“摩萨德”局长主持，几位情报机关首脑互相通报最新情况。会议每周开一次，但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是保密的。继续看片。影片中总理桌子一拍，“摩萨德”旋即粉墨登场，全力以赴展开复仇行动的筹划，梅厄夫人甚至还亲自选定执行暗杀任务的行动小组的领导者，即由巴纳出演的男一号（不好意义，我想不起男一号叫什么名儿了）。 ★背景资料——“摩萨德”：“摩萨德”成立于1951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机构迅速成长为国际谍报机构中一支实力、令同行侧目的力量，因其，后来几乎成为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代名词。奠定“摩萨德”执以色列情报部门牛耳地位的，是其所完成的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足以名垂世界谍报青史的经典案例，例如炸毁核设施的“大卫的”行动，例如长途奔袭机场营救百名人质的“行动”，例如从瑞士窃取***图纸，例如突破欧洲封锁偷运200吨到本土的“高酸铅盐”行动，再例如从法国窃取5艘“”的“挪亚的方舟”行动。。。等等等等，其中当然也包括追杀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领导人的“上帝的复仇”行动上帝的复仇”：由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扎米尔主持制定 的一项。扎米尔决心通过该计划除掉 “黑九月”、“”（隶属于巴解组织的另一激进组织）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以使这些组织运转不灵。 首位的是“黑九月”的囊播万号人物??萨拉迈，此人被公认为阿拉法特的“红色王子”，是“黑九月”的创建人，一手策划了“慕尼黑惨案”；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达乌德，“黑九月”的爆破专家，萨拉迈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同谋者； 第三位是马赫穆德?沙里，知识分子，是“黑九月”驻巴黎的，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 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也是个知识分子，诗人，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头头，他被列在第四位； 第五位是教授巴西尔?库拜西博士，扎米尔认定他参与了为“黑九月”提供武器的活动； 第六位是卡?纳塞尔，是“法塔赫”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巴解组织的发言人。他与哈姆沙里、兹怀伊特和库拜西有所不同的是，他毫不隐瞒自己与“黑九月”有往来； 第七位凯马勒?万也从不隐讳自己负责“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搞破坏活动； 第八位是?尤素福?纳杰尔，又名叫阿布?尤素福，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专门负责“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位是穆罕默德?布迪亚，他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也是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巴黎的知名人士。但是人们只知道他是位艺术家和寻花问柳的，却不知他是“黑九月”的外交部长； 第十位是?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之间的联络官； 名列最后的是瓦迪?哈达德博士，扎米尔认为他是“黑九月”的高级谋士，只是拿不准他究竟是一条“大肥鱼”，还是一只微不足道的“‘。不过，为了表示以牙还牙，为被杀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抵命，死亡名单要凑足11个人，这样，他就注定要被列入死亡名单了。 “上帝的复仇”行动自1972年10月杀死瓦埃勒?兹怀伊特开始，到1979年1月除掉“红色王子”阿里?哈桑?萨拉迈结束，前后历时六年有余。***击兹怀伊特　　第一个被干掉的是“死亡名单”上的第四位：瓦埃勒?兹怀伊特，他是“黑九月”在意大利的头头。　　日夜里，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出来回家。在公寓门厅里，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出现在兹怀伊特面前，一名特工用英语问道：“你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吗？”问得很随便，而且很有礼貌。扎米尔曾对他们说过：“要和目标套近乎，好像他就是你的亲兄弟一样，让他自己暴露身份，然后再拔***，拔出***来就要立即射击。”　　兹怀伊特毫无防备，没带***，也没有保镖。两个特工几乎同时扣动了***，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弹。　　摩萨德为杀死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头头扎米尔认为很值得，旗开得胜。　　杀人***　　哈姆沙里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娶了个法国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住在巴黎一套公寓里。　　但是，有材料证明他策划了多起恐怖活动，包括“黑九月”事件。　　哈姆沙里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警卫跟着，并事先为他“清扫”路面。公寓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警卫暗哨。用暗杀兹怀伊特的办法来干掉哈姆沙里要担很大的风险，而且，在杀死他的同时，还要避免伤害他的妻子和女儿。因此，扎米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直接交火，他们商定了一个更巧妙的安排，借助摩萨德的军械师和爆炸专家来完成。　　日，一名特工乔装成管道工，破坏了哈姆沙里家的***电缆。第二天晚上，一位技师开着一辆工具车来了。在检修***期间，技师把一枚新式炸弹偷偷放到了***机底部。拿起听筒，炸弹还不会起爆，只是解除了保险，还须有无线电信号遥控，才能引爆。　　12月8日上午8点25分，哈姆沙里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送女儿上幼儿园去了。　　两天之前，哈姆沙里曾接到过一个“意大利记者”要求采访他的***，他们已约好今天在一个咖啡馆里面谈。那个记者说，他一到咖啡馆，就往他家里打***。　　现在，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了，哈姆沙里拿起听筒，对方说明自己是“意大利记者”后，问他是不是哈姆沙里本人，哈姆沙里刚回答了“对，是我”，***机爆炸了。　　暗杀小组的特工们躲在附近的工具车内，看到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寓所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哈姆沙里并未当场身亡，在医院里苟延残喘了一个月后，才死去。　　弹簧炸弹免伤无辜　　对“死亡名单”上的第十位人物----侯赛因?阿巴德?希尔的“处决”，是在塞浦路斯进行的。希尔的职业是东方语言教师，他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　　日，扎米尔得到情报，希尔将于次日去塞浦路斯，他已在一向住惯的奥林匹克饭店预定了房间。当天夜里，暗杀小组捷足先登，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　　1月23日晚上，希尔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　　暗杀小组的爆炸专家决定在希尔的床下多放些炸弹。可是，住在希尔隔壁的是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他们是到塞浦路斯来度蜜月的。爆炸专家拍着胸脯保证说：“绝对不会危及隔壁房间。”　　给希尔准备的是一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弹簧隔开。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但是，人体的重量足以压低弹簧，使螺丝碰到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　　1月24日早上8点刚过，希尔外出。暗杀小组的两名特工偷偷溜进他的房间，把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的金属弹床绷上，并破坏了卧房内床头罩灯的开关线路。这样，在远处的摩萨德特工看到卧房的灯熄掉时，就可以断定希尔上床就寝了。　　晚上10点，希尔回到奥林匹克饭店。暗杀小组的一个成员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为的是搞清楚确实没有别人和希尔一起进入房间。　　大约20分钟后，希尔窗内的灯光熄灭了，暗杀小组的头头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未上床躺下，因此等了两分钟才发出“动手”的命令。可是他的命令还是下得太早，当手下的一名特工揿动遥控器的按钮时，什么也没发生。　　那位爆炸专家在心里默默数到10，咬着牙再次按动按钮。　　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朝着街面袭来。饭店里的其他人，包括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皆安然无恙。那对夫妇的房间与希尔的房间仅隔一堵薄薄的墙壁。墙的那边，希尔和他的床都已化为灰烬。　　凶杀发生在街头　　摩萨德马不停蹄，继续从“死亡名单”上勾出第四位牺牲者，他就是第五号目标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目前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他常到欧洲去，负责“黑九月”在欧洲的武器炸药等事项。　　摩萨德很快就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4月6日晚，库拜西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刚走近皇家大街，摩萨德的两名特工就紧紧尾随其后。另外还有一名特工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　　库拜西显然已经察觉到有人盯梢，但对于“黑九月”的这位军需官来说，他胆子太大了。他在十字路口的红灯下站住。　　两名特工赶上来了，“喂，库拜西！”一名特工用希伯来语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俩手中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响了。库拜西倒在人行道上。　　尾声：“上帝的复仇”谢幕　　1973年4月，摩萨德策划了一次最大胆的行动，派遣突击队奔袭远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巴解总部，不但打死三名刺杀名单上的“黑九月”成员，还打死100多个巴解武装分子，炸毁巴解总部大楼。仅仅过了2个月，他们在巴黎炸死了“黑九月”的外交大使布迪亚。1977年，摩萨德的内线用毒巧克力杀死了哈达德。1979年1月，让摩萨德付出巨大代价的萨拉迈也死于美女特工的汽车炸弹下。　　日，死亡名单最后一个目标阿布?达乌德在波兰一家旅馆遭到突然***击。刺杀达乌德本不是这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但当他偶然在旅馆里认出了这位“黑九月”头头时，一时冲动便开了***。　　“上帝的复仇”行动至此落幕。一场历时九年的追杀行动，成就了间谍史上一段经典传奇。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恐方式，也给摩萨德招来一片非议，在国际社会饱受诟病。资料来源：大众文艺出版社《摩萨德行动档案》、九州出版社《二十世纪著名间谍》等　　摩萨德简史　　“摩萨德”（MOSSAD）又称秘密情报局，是以色列为协调全国的情报机关和它们的情报活动，于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创建的。它是以色列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情报机关，统辖着以色列的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局、外交部调查局、***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归总理直接领导。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五处、苏联克格勃一起，被公认为全球谍海的四强。　　摩萨德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相当严密，就连历任头目的姓名也被列为最高机密，他们通常要在退休多年后，才能公开其旧身份。摩萨德的首脑由以色列总理直接任命，无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每周开一次例会向总理汇报工作，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有权不经通报就可以直接晋见总理的“特殊阁员”。　　摩萨德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内阁负责，它根本不需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去同财政部门打交道。不过，以色列国力有限，不可能维持庞大的情报机构支出。因此，摩萨德组建了相当精干的特工队伍，而精干、高效也正是摩萨德的最大特点。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南端海滨，有一座很不起眼的陈旧的棕褐色小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总部的工作人员约2000人，设有8个处。　　摩萨德还有200多名精悍的突击队员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破坏和营救等特别行动。另外，摩萨德有大约名专职或兼职的特工人员活动在以色列以外的世界各地，他们一般都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具有极强的间谍工作能力。　　摩萨德大多在一些合法机构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如大使馆、公司、商务处、旅游局等。其职责主要是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情报，从事对外的暗杀、破坏、绑架和营救特别行动，以及五花八门的特殊行动：既有暗杀、劫持和破坏，也有骗诱偷窥等。　　据说，摩萨德总部内有一幅100多英尺长，由计算机控制的壁式地图，以色列的敌人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活动，都能以一个个亮点的形式在这块地图上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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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以色列反恐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关键词:以色列& 安全环境& 恐怖威胁& 反恐政策
　　论文摘要:以色列建国后，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的以色列反恐政策也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以色列反恐政策体系来自其长期的反恐作战，并深受其文化经历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综合性以及崇尚“先发制人”等特征。虽然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其社会的正常运转，但由于其反恐斗争仅是巴以冲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在巴以冲突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它不仅无法走出诸多反恐“困境”，也难以获得反恐战争的最后胜利。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是国际社会中受恐怖主义危害较为严重的国家。这种独特的安全环境促使其在长期的反恐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恐政策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以色列所面临恐怖威胁的演变，追溯其反恐政策的形成过程，并对其反恐政策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以色列与恐怖主义问题
　　由于中东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很难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有国内学者倾向于把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和以色列政府的报复行为都作为恐怖主义来看待。此观点以胡联合为代表。[1]
　　从国际上看，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对以色列在反恐问题上的行动持有异议，并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宗教和民族挂钩，但同样对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恐怖暴力活动表示反对。然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大多数伊斯兰人士认为，应当区分恐怖主义和反对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坚持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攻击是“正义”斗争，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则是“国家恐怖主义”。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早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一贯反对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是一回事，反对占领的民族斗争是另外一回事。”[2]作为阿拉伯国家联合组织的阿盟也多次发表声明，表示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属于“民族解放”行为。阿盟在1998年通过的《阿拉伯制止恐怖主义公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强调各国人民具有开展一切手段反对外国占领和侵略的权利，包括开展武装斗争以解放其领土，争取自决权和独立权……”[3]
　　在以色列，学界和官方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也不尽一致。以色列前总理贝京认为，评判自由解放斗争和恐怖主义有两个标准:目标和方法。他认为，“恐怖分子屠戮平民”，“自由斗士解救生命并且冒着自身的生命危险去赢得解放。”[4]有“反恐大师”之称的以色列右翼政治家内塔尼亚胡认为:“界定恐怖主义不能根据罪犯的身份及其借口，而应当由其行为特征来界定的。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平民的故意攻击。必须把这一点与战争行为中由于攻击战斗性目标而导致的过失性伤亡区分开来。”[5]以色列国际反恐政策研究所(ICT)专家鲍阿斯?加纳(Boaz Ganor)则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故意使用和威胁使用暴力，袭击平民和民用目标，以达到目的的行为。”[6]总体上看，以色列学者倾向于把针对平民的故意攻击和军事行动中的过失性伤害区分开来。在当前阿以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区分无疑带有为以色列在报复性行动中造成的平民伤亡进行辩护的成分。
　　对以色列面临恐怖威胁来源的界定，既是以色列反恐政策的起点，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以色列反恐政策的重要内容。以色列建国后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以色列面临的恐怖活动主要集中于边境地区和以色列国内，表现为针对以色列军事或者平民目标的小规模跨界袭击，并且多数是有国家支持(State-sponsored)的行动。巴勒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游击战士试图通过这种跨界攻击引发以色列民众之间的畏惧和恐慌情绪，破坏其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同时诱使以色列国防军进行军事报复，进而引起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这种攻击某种程度上带有中东战争后遗症的性质，但是也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第二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恐怖攻击活动已不再局限于边境地区和以色列国内，开始出现国际化的倾向，跨国性的绑架人质和劫机事件开始增多。在缺乏活动平台和外交支持的情况下，由于担心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可能会被国际社会遗忘，巴勒斯坦激进武装组织和其他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共同策划了一系列绑架人质和劫机事件。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这一时期带有宗教、民族极端主义色彩的暴力袭击急剧上升，简易型火箭袭击和自杀性爆炸袭击逐渐成为暴力袭击的重要手段。1982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并占领黎南部地区，以军的打击使巴解组织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大为削弱。然而，以军的占领却导致黎南部另一抵抗组织----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真主党很快兴起。1983年真主党发动了首次“自杀式恐怖袭击”，由于自杀式袭击“容易实施且十分‘廉价’”[7]，这一“优点”使其很快成为诸多国际恐怖组织争相效尤的理想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巴解组织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逐渐放弃暴力。然而，坚持武装斗争的哈马斯等激进组织迅速崛起。真主党、哈马斯以及杰哈德等激进组织一道，从北部和南部以及内部被占领土三个方向对以色列安全构成了新威胁。总体来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这轮暴力攻击的目标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 1.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占领区的相关目标; 2.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有关目标; 3.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定居点及其设施; 4.以色列的海外目标，包括驻外使馆、跨国企业以及国际犹太社团等; 5.以色列国内的其他“软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源自以色列极右翼势力的恐怖主义也开始重新抬头。以色列专家认为，这些极右翼恐怖分子从另一个层面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为“个人或者地下犹太恐怖分子将会危及以色列的政治稳定，并有可能诱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上升，乃至导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8]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以色列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直在不断演变:其性质逐渐从传统安全威胁转变为传统与非传统相交织的安全威胁，其行动区域也逐渐从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地区扩展到全球范围，而活动手段则从常规的暗杀、爆炸等逐渐发展为自杀性恐怖袭击和火箭袭击等非常规手段。
　　二、以色列反恐政策的发展
　　恐怖威胁的改变会促成反恐政策的新调整，但反恐政策调整与恐怖威胁演变并不一致。总体来看，以色列反恐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年为第一阶段，这是以色列反恐政策的形成时期。针对建国初期来自阿拉伯国家游击战士的跨界攻击，以色列曾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在收效不大的情况下，本?古里安政府于1953年开始采取报复政策，在直接消灭武装分子的同时，试图以“非对称报复”攻击阿拉伯国家以制止它们资助从事暴力袭击的激进组织。这一时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对恐怖分子的活动中心及其设施进行打击;其次是对恐怖分子窝藏区域进行连带性破坏，以遏制民众窝藏或者帮助恐怖分子;最后是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展攻击行动，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并促使他们放弃对激进势力的支持。1967年，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专门建立了巴勒斯坦“线人”网络，以便使国防军和其他安全机构能够严密监控被占领土。一般认为，到1967年前后，以色列的反恐政策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年为第二阶段，这是以色列反恐政策的完善和发展时期，大规模和大范围的军事报复开始成为其主要政策选择。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以之间逐步实现和解，以色列周边安全形势大为改善。以色列领导人对形势作出如下判断:今后巴以冲突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民族、宗教间而非国家间冲突，由此阿以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减少，但是与恐怖分子之间的“低烈度冲突”(Lower IntensityConflict)将会成为主要战略威胁。
　　1974年马阿洛特惨案发生后，以色列国内进行了讨论和反思，并于1975年将国内反恐怖作战任务转交给国内安全部门承担，以色列警方为此专门组建了多支专业反恐特种部队。同时，军方特种部队也开始加强反恐怖与人质营救等方面训练。1977年，以贝京为首的右翼利库德集团组阁后，将“以牙还牙”的报复政策转变为“先发制人”的预防性出击政策，并将反恐战场从国内和边界地区扩展到了国外。80年代末，以色列开始面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起义(Intifada)问题，与此同时真主党和哈马斯取代巴解武装力量成为对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威胁。在此形势下，以色列判定其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低烈度冲突”，包括自杀性攻击等。为应对这些新挑战，以色列又相继改组和新建了一批特种部队。1980年，以色列组建了反恐怖作战训练中心(707部队)，专门对国防军特种部队进行城市反恐作战训练。此外， 80年代初，以色列安全总局专门设立了针对国内“极右翼”的部门。1990年，以色列颁布了代号为“天空军队”的反恐作战训练大纲，对各部队在反恐作战中的职能、分工及其地位进行了明确界定。
　　年为第三阶段，这是以色列反恐政策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时期。1993年8月，巴以双方签署《奥斯陆协议》，中东和平进程启动，以色列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有所减弱。为避免破坏刚刚开启的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进程，以色列在反恐过程中采取了“克制”立场，只是对暴力袭击活动进行有限反击，避免深入周边地区对激进暴力组织的基础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
　　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起义再度爆发。行伍出身的沙龙总理借用“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反恐大旗，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反恐政策:首先是更为广泛地遏制措施，通过大范围的宵禁、摧毁房屋、增设路障、截留巴当局税收等办法遏制起义;其次是更为猛烈的报复政策，使用各种现代化武器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和“定点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亚辛、兰提西等都在这些行动中被击毙;最后是推行打击与防御并重的政策，坚持修建隔离墙和执行单边撤离，同时加强边境城市、大城市和主要目标的安全防卫工作，以隔离办法降低自身人员伤亡。
　　2006年7月，以色列政府与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装再度发生冲突。以军利用军事优势，对真主党发动了全面军事打击。但是，以色列这次军事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北部主要城镇如纳哈里亚、太巴列、海法等都频频遭受攻击，以军自身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这次军事冲突促使以色列重新思考其传统反恐战略，一方面开始强化情报搜集和侦听能力，以增强应对“低烈度”冲突能力;另一方面重新思考各军种作战职能分工及其战备部署，加紧完善国内导弹防御体系。当前，以色列国内正在就安全政策问题展开新一轮辩论，国内民众对于“节制”政策的批评不断增多，一些人认为:“要实现以色列的长期和平与安全，必须回归到威慑政策”[9]，这场辩论将会促成以色列安全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色列通过不断完善其反恐政策，在各个领域进行反恐斗争，但仍然无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其原因就在于以色列遭受的恐怖威胁均源于巴以冲突这一政治问题。
　　三、以色列反恐政策的特征『本文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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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反恐政策是一个完整复杂的体系，涵盖了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司法等各个方面，不可能逐一详述。就总体而言，其反恐政策呈现出三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首先是“防患于未然”的先发制人原则。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采用“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可以减少自身遭受的损失，牢牢地把握斗争中的战略主导权。“先发制人”政策强调两点:情报的高度准确性和有效性，选择进攻时机的合理性。以色列通过高效的情报和监控系统，很多恐怖活动在尚未开始之前就已被以色列方面破坏，用以准备恐怖活动或者训练恐怖分子的设施和器材也会被以方安全人员捣毁。以色列惯于采用的“非对称报复”也可以视为其“先发制人”政策的重要组成。通过对恐怖组织进行“非对称报复”，威慑对手发动新的攻击。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先发制人”的安全战略思想是与其国家和民族的独特经历紧密相连的，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犹太民族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四处流散，倍受欺凌，在二战中又经历了纳粹大屠杀这样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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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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