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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儒释道文化7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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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文化三论（一）
　　作者简介：?刘立祥（1952- ），山东临清人，解放军西安通信学院教授，全军优秀教师，总参谋部信息化部教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 　　摘 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是三大支柱。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儒释道三家典籍浩繁，流派纷纭，相互渗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尽管如此，儒释道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却清晰可见。儒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担当”，核心是“有为”；释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放弃”，核心是“解脱”；道家的精神旨趣是“顺其自然”，核心是“无为”。中华文化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危机，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丰厚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儒释道；价值旨趣；中华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8-06 　　 　　一、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儒释道文化的特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1］***同志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2］中华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化。其他古文化，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以及玛雅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都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中断或被湮没了，只有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历经百代，盛传不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诸子百家的产生到以儒释道为三大支柱的中华文化格局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群星璀璨、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说是对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生动写照。纵观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在西周以前是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术逐渐走向民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等一些颇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派，到了战国中期，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以及兵家、医家等学派，都产生了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格局。 　　第二个阶段是群星黯淡，一月当空。 　　这轮独享尊荣的当空“明月”，先是法家，后是儒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王朝推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尊奉法家，焚书坑儒，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儒家，除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特别是在公元前140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的正统。 　　第三个阶段是三星参拱，一脉相传。 　　儒家一月当空的尊荣不可能万世永续，它不可能不受王朝更替和最高统治者信仰变换的影响。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释家文化逐渐在中华这片古老的土地落地生根，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陆续在一些王朝占据主导地位。公元七世纪，唐王朝建立，宗奉老子为其先祖，道家地位随之节节攀升，很快位压儒释，日益尊显。此后，儒释道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此起彼伏。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华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容，此消彼长，合力互补的基本格局。儒释道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支柱，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格局的儒释道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儒释道三学之中任何一家的原典都堪称浩若烟海，汗牛充栋 　　儒释道三学书籍数不胜数，仅原典的浩繁就足称蔚为壮观。据考，乾隆三年刊印的集佛家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凡1669部，7168卷；明成祖永乐四年编纂的《正统道藏》，凡5305卷，明神宗十五年编成的《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由北京大学承担的国家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儒藏》的编纂，2003年立项，已编纂推出精华部分281册，收入各种儒家典籍461种，计2亿字，此后还将陆续出版12亿字的大全本。 　　（二）儒释道三学在漫长历史征程的跋涉中各自的学说不断发展，又枝蔓纠结，异彩纷呈 　　三学各自形成了林立的门派，甚或门派之中又立门派，造成了不仅三学各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也造成了每一家内部各个门派之间、甚或同一个门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秉承的观念迥异，虽不无相互龃龉之处，却呈现出不同的人文情怀。 　　就儒家而言，当年孔子在曲阜讲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各立门派，比较著名的有孔门十哲，后来又有战国八派。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儒家的地位渐次上升，又相继产生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唐代韩愈的道统论、宋代的程朱理学、宋明时期的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等等。 　　就释家而言，佛教传入中国，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之分野。大乘分为八宗，小乘分为两宗，每一宗又分出若干门派，例如，大乘的禅宗，下面又有五宗八派。 　　就道家而言，有老子之学、庄子之学、老庄之学，老庄之学与法家、名家学说相结合，又产生了黄老之学。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又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又有王弼、何晏之学，阮籍、嵇康之学，向秀、郭象之学等等。 　　（三）儒释道三学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携手同行，出于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容，彼此的边界模糊不清 　　三学时而相互攻讦，势同水火，使得我们每每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例如，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范畴，历来备受推崇，但老子却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激烈的攻击，指斥礼乃“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3］ 　　三学又时而相互汲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我们很难分辨某一种观点究竟出自于何家之口。以佛学的传入、传播和发展为例，印度佛学变为“中国的佛学”，域外的思想嬗变为中华文化中的独特精神智慧，在其一步步走向中国化的历程中，先是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再同儒家相结合，最终才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在炎黄子孙的心灵里生根开花。例如，以道家的“无”比若释家的“空”；以儒家的“三畏”《论语o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比若释家的“三皈”（教徒对佛、法、僧三宝的归顺、依附）等等。又如，三学都主张“修身”，儒家主张修道德之身，树立道德理想人格，修齐治平；道家主张修自然生命之身，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家国同治；释家则主张修清净功德之身，“寂灭”一切烦恼，实现修身的最高境界“涅?”。 　　唐肃宗时期立于嵩山少林寺的三教圣像碑便是三学融合的一个缩影：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三圣各展神采，和谐相处于同一画面之中。正如班固在《汉书》中引用《系辞传》对诸子百家的评论所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 　　二、儒释道文化的精神旨趣 　　所谓旨趣，即指宗旨或核心思想。虽然儒释道三学每一家都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又往往变化多端，但其各自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仍清晰可见。 　　（一）儒家的精神旨趣是“勇于担当”，其核心是“有为”，用一个字来概括是“敬” 浅论儒释道文化（二）
《浅 论 儒 释 道 文 化》国学所提供的精神资源主要是儒释道三家。三家互补，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铸就中国民族性格。 儒、立人旁一个需字,意欲我们要做一个人们需要的人--儒弱而立。释、佛（佛）立人旁一个弗字,弗是不,是要做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佛光普照。道、首（头）下一走字,意欲我们要用脑子走路，思想与自然和谐--道法自然。这三个字明分暗合,都是在讲如何做人.所以中华民族是最会做人的人,如何做人是构筑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根本。一、儒释道都重视个人的人生修养，重视理想人格的实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关切。儒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道家则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主张因顺自然，在人与道的合一中发掘人生命价值。佛家则关心愿望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所带来的痛苦，在克制欲望、追求涅盘境界的过程中体现今生的价值。二、儒释道三家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精神动力，帮助人们追求人生理想境界，也就是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儒家关心天下兴亡，不计个人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以直面现实、经世致用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并把这种追求归结为“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道家不刻意人为，追求自然、完美，主张通过“体道”回归自然境界，无私无欲，把与自然同体、与自然为一，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佛家倡导无私无欲，超脱自在，主张通过行善，引导人们追求“真如”佛性。儒释道三家以各自的方式追求真、善、美，促使中华传统文化而形成鲜明的特色。三、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儒家用“礼”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用“诚意”“正心”、来规范人的内心世界。道家则以“虚寂”“守静”来开发人的自然本性，主张排除杂念的干扰，求得心灵的宁静。佛教则要求人们在心中“念”才起之时，就立即遏制住，不让它生起，从而保持内心的清净。由此可见，重视人生道德，关注心性修养，乃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之所在。 通观儒释道三教，一般就个性而论，强者往往尊儒，智者往往信道，慧者往往崇佛。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儒释道三者都可以满足不同的精神需求。就一个社会而言，当其蒸蒸日上之时，往往视儒家学说为典范；当其陷入困境之时，往往也会从道家或佛教那里寻求解救问题的智慧。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培育过程中，儒家的仁、礼、忠恕、中庸等思想，形成了中华民族温和谦恭、彬彬有礼、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造就了许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仁人志士。道家的自然无为、柔弱不争、功成名遂而身退等思想，赋予了中华民族潇洒飘逸、高风亮节、绝尘而超俗的风骨，造就了许多清新典雅、仙风道骨的“采菊之士”、“竹林饮者”。佛教“慈悲平等”、“自觉觉他”、“去恶从善”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善良、宽容、奉献、无畏的性格内涵。儒道佛三家在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殊途而同归。儒、释、道三家经过约二千年的互动，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成为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 1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三）
儒释道之三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春秋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释家和道家。古来大抵说法是：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确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传统。儒释道之三家，犹如中国传统文化读本《三字经》所谓：“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家犹如三才离不开三光。历史的实践证明，儒释道之三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处于同一时代。这三家的鼻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长久的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拜。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处于同一时代。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70年前后；过了4年，即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释迦牟尼出生；又过了15年，即公元前551年8月27日孔子出生。据说当年孔子曾拜见了老子。从老子那儿回来，孔子三天没有说话。子贡很奇怪，就问老师是怎么回事。孔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能跑的，我可以用网去捉它；能游的，我可以用丝线去钓它；能飞的，我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乘风云上天的。我今天见到老子，他就象龙一样深不可测啊！”儒释道三教的创始人: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张道陵儒教的创始人是孔子，从汉***始，一直把儒教作为国家宗教。儒教是以孔子为先师，圣人神道设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尊王攘夷和上下秩序的国家宗教。儒教以十三经为经典，以古代官僚机构为组织，以天坛、宗庙、孔庙、泰山为祭祀场所，以郊祀、祀祖、祭社稷、雩祀、释奠礼、五祀为祭祀仪式。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出生，其父北印度的迦毗罗城（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南约二百公里处），是该城的城主，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一个小诸侯。15岁被立为继承人，17岁结婚，一妻二妾。29岁出家修行，35岁成佛，讲经说法49年，84岁涅?。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佛教对于中国习俗风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信三世；第二信六道；第三信善恶报。道教渊源于古代巫术，由张道陵首创于四川鹤鸣山，是中国汉族固有的宗教。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尊称张道陵为第一代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武当山（湖北）、青城山（四川）与龙虎山（江西）、齐云山（安徽）合称道教四大名山。张道陵由于规定入教者需交五斗米，因此也称“五斗米教”。由于张道陵开始炼丹修道于龙虎山，于是龙虎山可称为中国道教第一山。如何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法地：人因为有私情，利己之心严重，故有吉凶祸福之邂逅，故应取法深厚、平坦、忠实、大公无私的大地的体性，《周易》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人法地”。地法天：但大地虽然如此，还因势之高低，质之软硬，有沧桑之无常，须取法天道无不私覆、永不衰竭的运化之道，故“地法天”。天法道：但天还有四时变更、寒暑交替之幻化，还须师法生育天地、运行日月、天养万物、无有任何主观意气、感情私心的“道”，故“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最高属性就是自然法则，故“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法则。到此境界，才是人与万物天地与道合为一体。到此境界，正是与道的属性自然法则合为一体。当此时也，天清地宁，河海静默，山岳稳固，阴阳和谐，风调雨顺，万物繁荣。那人间社会呢？天下太平，四海宁静，刀***入库，马放南山。儒释道三家各自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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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由《周易》这本天下第一奇书发展而来，唯物主义，但消极出世型
儒家，由孔子将道家思想拓展而形成，积极入世型
“命由我定，运由我转，无关鬼神乎”这是中国道、儒两家的名言，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都是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是按人数上和老百姓的态度上来说，因为统治中国思想的都是以君臣家国、兄弟义气等方面的，神仙鬼怪只不过是民间传说，用来点缀生活。)即使是现在，真正的教徒数量我们都可忽略不计，所以，才叫道家、儒家、释家，而称为道教、儒教、佛教的较少(境外的佛教不算)，国人一直是把道儒佛当思想系统看待。
佛家，唯心主义，强调自身修养。比如那个“风动、帆动、心动”的故事。
不过，经过一千年的融合，在宋代，道、儒、佛已经三位一体了:以道行、儒礼、佛法为灵魂的影子在每一位华夏子孙身上都可看到
3-2 21:32 回答者: feiyan52199 - 初入江湖 三级 我觉得应该是老子主要讲的是心道，孔子主要讲的是人道，释家主要讲的是天道。
因为道家讲的是清净无为，即心无杂念;儒家讲的是仁;而释家讲的是轮回，即天道，最出名的一句就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 学习路上必备的交流学习网站 莘莘学子必备的交流网站----学习辅助网 www.5730.net茶文化与儒释道（五）
茶文化与儒释道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的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文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境界，这就是茶道。唐代诗人们品茶,已经是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尝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 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茶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又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醒脑的作用,使茶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 在《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茶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茶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六）
仁 礼仁：仁爱。 “仁者爱人”。“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孔子的最主要核心思想是仁爱思想，包含了原始人道主义的成分，重理性、道德、人生的人本主义等，在不同的情况下不一而论。例如：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礼：礼节。 孔子认为，“礼”是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及相应的礼节仪式。其主要作用是区别差异。在礼的前提下进行调和，而不是将等级取消进行混同。 例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仁”、“礼”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礼”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孔子之后，“仁”、“礼”思想被历代思想家、儒士“损益”，已经大为变化了。但“仁”、“礼”思想却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历史土壤之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儒家的“礼治”主义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儒家的“德治”主义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儒家的“人治”主义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 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七）
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有些人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儒学概观儒学起源儒学乃中国文化之主脉，是为国人，不可不察。 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或为术士说，或为殷遗民说，或为保师说，不一而足。唯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述较为确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孟子、荀子于原初儒学之发展各有建树，世称三圣人。孔子思想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乃原初儒学之创始人。孔子思想博大精深，究其根底，仁字唯一。故孔门之学，可称之为仁学。仁有三义，一曰仁者爱人。无论老幼贵贱，凡属人类，皆有可爱之处。爱人之道即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之忠。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为之恕。二曰克己复礼为仁。礼为周礼，尊亲为本。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弟悌乃理想社会之秩序。尊卑贵贱亲疏长幼乃爱人社会之规则。三曰君子之仁。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世传《论语》二十篇。孟子思想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鲁国邹人。孟子以心释仁，断言心仁必性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也。恭敬之心，人皆有之，礼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智也。四端出四德，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以义行仁。笃信，仁为人之安宅，义为人之正路。王道仁政之论，颇具民主精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人共性之说，亦为百代哲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著《孟子七篇》。荀子思想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战国赵国人。性伪之分乃荀子理论之支柱。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故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化性起伪，积善不息，可以通于神明，参于天地。人皆可为尧舜。荀子以礼释仁，隆礼重法。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矣。法者，治之端也。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不乱。与天人合一相违异，荀子主张天人相分，人可制天。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著《荀子三十二篇》。董仲舒的尊儒 秦皇不仁，焚书坑儒，圣文埃灭。延至西汉，董仲舒诸人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主张，确定儒学之典籍诗书礼易春秋为士人必读之经典，始有经学之说。是时儒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神道互陈，原初儒学之道统几断绝。唯太学生郑玄（127--200），今古文经兼通。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使学者略知所归。世人称之为郑学通学。汉末以降，玄学盛行在先，儒、释、道鼎力在后，儒学独尊地位不再。迨至宋明，儒学复兴，史称新儒学。程朱理学 宋明新儒学分为两支，一曰程朱理学，二曰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将孔孟之政治伦理思想之人性论起点，升华至追问世界终极存在之本体论高度，促成儒学质的飞跃。宋明理学之祖师周敦颐（），熔铸老子之无极、易传之太极、中庸之诚意、五行之克生、阴阳之调和为一炉，创制了无极而太极之本体论。程颢（）、程颐（）两兄弟，少小受业于周敦颐，自周敦颐处继承颇多，但决不拘泥。天理是二程哲学体系之核心，程颢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天理人心固有，用敬涵养，致知进学，即可理心会一。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存天理而灭人欲。著《二程全书》。宋明新儒学中，朱熹（）是集大成者。朱熹乃二程四传弟子，于二程天理思想之基础上，融入北宋思想家张载（）之气学说，构建了一个完整独特的朱子学。理是本，气是具。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而后有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一分殊，一多相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一物两体，一分为二。化而裁之存乎变。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革尽人欲，复明天理。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陆王心学陆九渊（），将儒家思孟学派之学说与佛教禅宗思想相结合，并承袭程颢天即理之观点，提出了心即理之命题，乃儒家心学之开山。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著象山先生全集。王阳明（），深受南宋陆九渊心学之影响，集儒家心性学说之大成。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心即良知，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生。著《王文成公全书》。粱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新儒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会通西学，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个思想流派，学界称之为现代新儒学。以粱漱溟、熊十力、牟宗山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陆王学（新心学）。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儒家，形成了新程朱学（新理学）。梁漱溟（），为现代新儒学之先驱。尊孔崇儒，于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中，断言调和持中的儒家文化最有前途。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学哲学本体论的奠基人，开创新唯识论，被世人称之为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的集大成者。牟宗山（），以康德哲学为范本，完成了中国儒学道德的形上学之重建，强调儒学道统之内圣，应顺乎现代化之潮流，开出科学学统与民主政统之外王。冯友兰（），以贞元六书为标志，以真际实际两世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为骨架，构筑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新理学体系。 两汉儒学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以后武帝推行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宋明理学 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明彖》），“依乎天理”人间世》注），“天理自然”，“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近代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近现代新儒学代表儒学也走向了衰落。此时，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力、经济、政治、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下，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奋身而起，为救亡图存而斗争。而此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冲击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从而到了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局面。康有为一方面在宣传当时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时，总要引经据典地到中国传统儒家孔、孟的学说中去寻找合适的言论，以证明他所推行的那些社会改革方案也正是我国古代圣贤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对儒家孔、孟学说做了许多新的解释和发挥，使其符合于当时人们所了解的西方文化，并以此证明他所推崇的传统儒学是完全合乎时代潮流的。康有为对于儒学，特别是原始儒学孔、孟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认为，传统思想文化中有某些基本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去掉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位主张变革维新的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和君主立宪制。所以，康有为自始至终是借儒家孔、孟思想来宣传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的，而不是为君主专制主义作论证的。同时，在康有为把儒家孔、孟思想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乃至幼稚可笑的地方，但是也不能否认，其中多少包含着某些为使传统儒学向现代转化的探索和努力（也许这种探索和努力还不是自觉的）。但是，康有为为儒学现代转化的探索并不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还是要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思想修养层面的儒学捆在一起。他不仅根本没有想过要把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儒学区分开来，甚至主张把儒学改造成为宗教，并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这些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为正在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奋斗的人们所接受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更多的人则是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关心儒学命运和前途的学者，下，来解释儒学，发展儒学，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而他们的共同愿望，也可以说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大都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冯友兰的体系，就是在吸收、贺麟的“新心学”《乾坤衍》，他所构筑的哲学体系，我认为应当称之为“新易学”体系最为恰当。他在这个体系中，“易”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发展。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乃至五十年代初），是现代新儒学发展活跃、丰富、有理论深度和价值的时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尚存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现代儒学发展的理论深度和体系影响很值得研究。 道教起源 在社会危机面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大众渴望摆脱苦难，但又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他们就希望借助宗教得到精神安慰，甚至幻想一种宗教来拯救自己。而无能的统治者又只能用宗教来麻醉自己、欺骗民众。这样的社会条件为道教在顺、桓时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自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起了一套天人感应 的神学体系。此外，董仲舒还步巫师、方士的后尘，制定了求雨、止雨的方法。董仲舒的 天人感应论 ，把儒学神学化了，从这一点说，汉代的儒已经不再是先秦的儒。刘秀利用谶纬登上皇帝宝座后，更把谶纬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之后的白虎观会议，用谶纬解释经义，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谶纬神学得到广泛的流行和应用，成为东汉时期重要的社会思潮。这样的历史背景，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两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也加快了道教的建立过程。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道家之学倍受朝廷尊崇、神仙方术广为流行之际，佛教被看作是方术的一种而得以在社会上流传。在东汉时，人们还往往将佛教与黄老并举。道教简释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主要思想《易经》为伏羲、周公、孔子三圣创立，伏羲创造了八卦，周文王创造了六十四卦,孔子则为易经作《易传》，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总源头，是诸子百家的开始。东汉时形成宗教，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因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故名。东汉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时宗教形式逐渐完备。奉老聃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即《老子》）、《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奉三清为最高的神。要人脱离现实，炼丹成仙。历史发展道教的始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将中华民族的祖宗----黄帝作为其源头。 至殷商时代，史前时期的自然崇拜已发展到信仰天帝和天命，初步形成了以天帝为中心的天神系统，遇事便由巫祝通过卜筮以向天帝请求***；原始的鬼神崇拜已发展到以血缘为基础，与宗法关系相结合的祖先崇拜，其祭祖活动定期举行。当时国家和社会均受巫祝支配。周代鬼神崇拜进一步发展，所崇拜的鬼神已形成天神、人鬼、地祗三个系统。并把崇拜祖宗神灵与祭祀天地并列，称为敬天准祖。盖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4.三官大帝即天、地、水“三官”。“三官”在早期道教中就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汉末天师道为病人祈祷时需举行“三官手书”仪式，即将病人姓名和服罪之意写于纸上分别送呈天、地、水三官。南北朝时期，“三官”又与“三元”相配而成为“上元天官紫微大帝”、“中元地官清虚大帝”、“下元水官洞阴大帝”。5.玉皇大帝：在早期道教的《真灵位业图》中，有“玉皇道君”和“高上玉皇”之名，但其阶位却并不高，仅排在玉清三元宫右位的第十一及第十九位。道教多将玉皇视为“三清”之下的“四御”之一，以为他是地位仅次于“三清”的“总领宇宙主宰之君”，其职能是“承三清之命，察紫微之庭”，“小事专掌，大事申呈”。6.文昌帝君：文昌本是星名，亦称文曲星或文星，汉代则专指天上文昌宫的第四星----司命星。神仙来源 一、来源于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的崇拜物1、自然崇拜 天、地、日、月、星辰、雷、电、风、雨、山川、河流等都作为信仰对象，神化而加以崇拜。2、图腾崇拜 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3、鬼魂崇拜 例如阎王、黑白无常、鬼王等。4、 生殖、 祖先崇拜 例如黄帝、三皇五帝等。二、对圣贤崇拜的承袭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有“圣人”、“贤人” 崇拜。以及《上清众仙真记》、《真灵位业图》、《无上秘要》的“道人名品”等列尧舜禹三王，殷汤、周武、齐桓公、汉高祖、刘备等帝王，和诸子圣贤孔丘、颜回、墨翟等。三、教派因素对道教神仙谱系的构建也有重要影响道教教派众多，从创教之始，在至上最高神上就有所分歧。早期的五斗米道创教时，以太上老君为教主，供奉“三官”，从而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寇谦之的天师道，由于其享“天师之位”，受“清整道教”之命，得《云中者音诵新科之诫》20卷，均假“太上老君”之名，为此，他依然崇奉太上老君就成为必然的了。 太平道开始创教时，後者则崇拜黄老，供奉“中黄太乙”。东晋中後期，上清派、灵宝派相继出现，新出现的《上清》《灵宝》经中，不再尊太上老君为至上神。上清派以元始天王或太上玉晨道君为最尊，灵宝派以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地位最显，有的经书也列太上老君，但其排列地位稍次。後来在各派协商，融合中提出“道不可无师尊，教不可无宗主，故老君师太上玉晨大道君焉，大道君即元始天尊之弟子也。”的共识，正是在这种师徒关系下，使他们成为三位一体的“三清尊神”，为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最高神。另外，各派又有自己的创派真人、主祭神灵等。道教在吸收各种原始宗教、民间宗教、神话传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仙谱系，并与原来的地方宗教或融合，或形成总支形式。道教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时常与其它宗教、人们的倾向愿望相互影响。几千年间，中国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个教派间虽然也时常有矛盾，但没有爆发过大的宗教战争，这是值得庆幸的。门派组织所谓“山”就是通过食饵、筑基、玄典、拳法、符咒等方法来修炼“肉体”与“精神”，以达充满身心 的一种学问。食饵----是利用补药、酒及日常饮食以加强体力，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筑基----是利用静坐法以控制精、气、神，进而增进体力的一种方法。 玄典----是以老子、庄子思想为基础，进而达到修心养性的一种方式。 拳法----是以习练各种武术以增强体魄的方法。 符咒----是一种通灵、修炼的法术，其主要作用是避邪镇煞、趋吉避凶等的一种方术。总而言之，“山”就是利用打坐、修炼、武学、食疗等各种方法以培养完满人格的一种学问。医所谓“医”，是利用方剂、针灸、灵治等方法，以达保持健康、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方剂----是利用各种药物制成散剂、丸剂来治疗疾病和修炼的一种方术。 针灸----针法和灸法和合称，是利用人的脉络、气血循环的原理，刺激患部，来治疗疾病的方术。 灵治----利用掌握人的心灵（心理状态），进而以治疗人疾病的一种方术。也就是现所称谓的“心理治疗”。总之，“医”就是利用方剂、针灸、灵治等方式，以治疗人的疾病的一种方法。命 所谓“命”，就是透过推理命运的方式来了解人生，以穹达自然法则，进而改善人命的一种学问。推命所用的主要著作有“紫微斗数”、“子平推命”、“星平会海”等。其方式就是以人出生的时间和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总之，“命”是以推定人的命运，进而达到趋吉避凶的学问，从而改善人类发展的需要。相 所谓“相”，一般包括“印相、名相、人相、家相、墓相（风水）”等五种，以观察存在于现象界形相的一种方术。印相----就是观看人的印章，以取定命运的方法。印在中国，以前是权力的凭证。名相----是以人的姓名或店铺的名称，通过五格剖相，同时运用命理等结合来推断吉凶发展的一种方法。 人相----又分为面相与手相两大类，通过观察面、手部的纹线与气色而了知人吉凶、病理的一种方法。 家相----也就是阳宅的风水，以观察其格局，进行分析来推断对人类所居住的吉凶的一种方术。 墓相（风水）----也就是阴宅，以通过选地安葬祖先，而达到对后代子孙荫庇的一种方术。总之，“相”是对眼睛所看到的物体作观察，以达趋吉避凶的一种方法。卜 所谓“卜”，它包括占卜、选吉、测局三种，其目的在于预测及处理事情，其中占卜的种类又可分 为“易断”及“六壬神课”。占卜----所谓占卜，是以《易经》为理论依据，结合天、人、地三界所相互制约而推断吉凶的方法。 选吉----主要著作以《奇门遁甲》为代表，通过布局、布斗、符咒等结合，处理事物发展不吉的因素， 其主要运用于古代军事。 测局----主要著作以《太乙神数》为代表，通过十二运卦象之术，是推算国家政治命运、气数、历史变化规律的术数学。 道教修持：★内 丹★养 生★武 术道教修持，古代有许多名称，如修道、修真、修为、修养、养生、卫生、长生术的话等等。不一而足。现在一般称为“修炼”、“修持”或“养生”。修持的含义，就是修性炼命。性指精神，命指肉体，修炼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对精神和肉体进行自我控制，达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崇高目的。道教礼仪条文明确下来，违者必罚。而礼仪则是道士最起码的举止规范，违者则视为品行不端。 属于道教仪范部分，道教的礼仪内容很复杂，小到日常称呼，大到出入行走。凡事都有一定的礼仪，同时，一个修道或奉道者的外在礼仪风范也是其道德修养的体现。 道教人物招降并举。后又因太平道领导张鲁投降，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迁入北方居住，汉中的大批信奉五斗米道的民众也随之迁入北方，促成了五斗米道由巴蜀向北方传播。随着魏晋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活动有极大的戒心以及对宗教活动的禁止，五斗米道在道教律令上以及规章制度上极不完善，组织涣散，号令不一，其发展处于停滞。但是在其巴蜀地区及江南地区部分民间道教组织却在形成发展传播之中。如陈瑞领导的巴蜀天师道团，江东的于君道，帛家道，李家道等。另外魏晋之际一些神仙方士的活动这些都促成了道教的传播与分化过程。第三章 葛洪与魏晋丹鼎道派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三十五岁时完成《抱朴子》内篇及外篇两部文章。内篇论述神仙药方，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的仙道学说，外篇论述人间得失，世事经国治世儒术等。其师承关系为：左慈-葛玄-郑隐-葛洪。其主要观点就是神仙是存在的，凡人可以通过学仙修道成为神仙而长生不死。强调人人后天学仙修道的主观动努力即立志，明师，勤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指出行气在在生气之时，即从半夜以至日中的六个时辰。一天中的另六个时辰是死气之时，在死气之时行气无益。练习时要循序渐进，开始时以鼻吸气，以口微吐，做到吸多吐少，还要吸吐无声达到自己的耳朵听不见，鸿毛放在鼻口之上而不动，要尽量延长吸气后到开始吐气的时间。初学的人心中暗数到一百二十，再微微吐出，渐渐练习到能数一千或更长。最后达到能不以鼻口嘘收，如在胞胎之中，就算掌握了胎息之法。另记述守玄一之法可以分形，即分身术。一人可以分身出现数十个本身形象。这种分形之道又叫镜道。分形术可以通神，自见其身中三魂七魄，还可接见天灵地祗，驱役山河之神。另外葛江师授奇宝即：《三皇内文》为符道之书之首，它与《五岳真形图》是最重要的符咒之书。三皇内文可以禁辟恶鬼，疫气，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等。可以召见司命司危五岳之君。《五岳真形图》是一种作为符咒使用的平面山岳示意图。后来变成纯粹的符咒。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的问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站在上层道教的立场对早期道教所做的历史总结。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后世的道教影响很大，成熟了丹鼎派，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第四章 东晋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在道教史上，东晋南北朝是一段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道教由于门阀族阶级的改造，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革，从早期原始幼稚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当时中国的南方，是道教发生变革的主要地区。东晋以来，佛道二教兴盛，需要有大批的新的经典传播其教义。佛教的经典可以向印度求取，而道教只能改造前代的书籍以及供鉴佛教的经文了。东晋以后新的出的道经以《三皇经》《灵宝经》《上清经》这三组道经最为重要。即三洞真经。以五行思想为基础的来构造道教修炼方术，是上述东晋灵宝诸经共同的特点。因而形成了灵宝派，注重斋戒科教，劝善度人，是灵宝派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一派的形成与南朝了陆静修，宋文明等道士有密切关系。《上清经》是东晋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组重要的道教经典。上清经的问世及传布，在道教内部开创了一个新的派别----茅山上清派，陶弘景成为南朝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其内容为心中存想神至面前的存思之术最有特点即存神炼形之术。当今搞符咒术的必须学会存想之术。说明人体中有五神，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志，肾藏精，五藏尽伤则五神离去。陆静修生于公元406年，为晋安帝二年。他是南宋前期著名的道士。为了适应当时门阀士族阶级的需要，对江南天师道组织进行整顿并与神仙道教融合，成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也成为奉持三洞经典为特征的新道教的大师。建立完善了道教斋醮仪式。他首先创立了在道教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道教典籍的分类方法。即将道书分为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大部类。三洞四辅不仅是一种道书分类法，同时也包含着区分道经品级高低和排列道士阶级次序的意思。如修太清法仅能成仙,修灵宝者可以成真，修上清者可以成圣。陶弘景生于公元456年。历经南朝的宋、齐、梁三个朝代。在当时称其为山中宰相，道门学者。南朝时期的达官显贵纷纷拜于其门下，足见当时之显赫地位。陶弘景在实际研究操作中严谨地将养生术，炼丹术，医药学用之于实践，为道教上清派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他将茅山(今江苏南部原句曲山)建成道教上清派的基地与中心。所以上清派在后来也被称作茅山宗。奉魏夫人或杨曦为第一代宗师，以《上清大洞真经》为本门正传，供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同时也研习灵宝，三皇及天师道经及法录。茅山派的形成标志着自葛洪以来江南士族道教徒以神仙道教改造旧天师道团，创立官方化的正统道教的完成.。弘景还完善创立了道教的神仙体系，为神仙排定座次。形成三位一估的三清尊神神说。即玉清元始天尊说上清经；上清灵宝天尊说灵宝经；太清道德尊说三皇经。在这一时期内道教又引进了地狱的概念。北方癸地有罗酆山，有六座鬼神宫府。陶弘景将错综复杂的神仙系统统一归纳，集成一本《真灵位业图》。将道教出现的近七百名神灵的名讳称以图谱的形式一一列出。其目的在于使修道者明白：超现实的仙真鬼神世界里也有明确的等级秩序。在这一时期，道教与佛教与儒教三教鼎立，为了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争夺作为正宗思想文化的地位，儒、道与佛教之间的矛盾斗争愈来激化，三方展开的唇***舌战与辩论。尽管这样，三方又总是能够彼此调和的原因在于三者都可以为封建士大夫所接受，能够被士大夫们兼容并举。综上所述，东晋南北朝的道教变革，从葛洪到陶弘景，基本上告一段落。道教经过这一时期的改造，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教义理论和经典文献，建立完善了自身的科戒仪式和相对统一的教会组织，丰富发展了修炼方术，形成了独特的神仙信仰体系，并扩大了在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完成了从民间宗教向官方正统宗教的演变过程。在西晋以后，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十六国北朝境内，也出现了道教改造旧天师道的事件，形成了寇谦之新天师道和楼观道派。北魏初期，佛教与道教同时发展壮大，但由于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听信寇谦之与崔浩之言，又加之随着北魏统一战争的进展，新征服的关中都是佛教兴盛之地，僧侣地主交通官府，妨碍国家政令统一，甚至有参与叛乱可能，这些都促成了太武帝决心镇压佛教势力的原因。公元444年正月，太武帝诏令灭佛，杀尽佛门弟子。同年九月发生了诛杀高僧玄高事件。后由于崔浩失政被诛杀，寇谦之死去，至公元548年，北魏分裂后，道教与佛教在论较中失败，北齐政权诛灭道教，提倡佛教，从此新天师道团消亡了，于隋唐时期流行的道教宗派，主要是南方的上清派及北朝后期兴起于关中的楼观道了。楼观道在北魏孝文帝时起以梁谌、王嘉、王道义、陈宝炽、李顺兴等为代表正式形成楼观派。此派受到南方上清派的影响颇深。在其兴盛发展过程中，陈宝炽、韦节、王延、严达等著名道士起了重要作用。在唐朝时期，楼观道成为与上清派同样的待遇的御用道教流派，具有融合南北方特点的道教，在学术上形成了注重实用而不尚义理辨析的特点。楼观派虽然受到南方上清派的影响较深，但在神话老子方面却继承了北方天师道的传统。在佛教、儒教、道教三者的关系上，辩论空前激烈。虽然经历了道教被废除，但是道教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奠定了成为封建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编 隋唐道教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我国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因隋文帝幼时由尼姑养大，自称我兴由佛法，对佛教非常重视。规定三教的次序是佛为先，道为次，儒教为末。在唐皇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居三教之首。唐末的吕洞宾、钟离权成为后来内丹派的祖师爷。第六章 隋唐道教重玄哲学与政治魏晋以来不大受道教重视的老庄著作，列入道藏太玄部首经，成为唐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道经。道教在唐代建立起了相当系统化的道教哲学体系。重玄之道即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性是指众生禀赋于道或道同一的不变之性。众生即是道，道中有众生，一切有形，皆含道性。 在唐代崇奉道教，既有政治上的利用，也有帝王个人的信仰，但仍旧以政治利用为主。其一是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帝王的目的。其二是利用道教的一些法术来佐国济民，其实质是利用宗教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其三是利用道教劝善惩恶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其四是利用道教来抑制或反对佛教、巫教等教派的流传和发展。其五是利用道教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国之略和养生之道。其六是利用道教神仙方术以求长生成仙。自南北朝以来，魏武帝崇道抑佛，梁武帝尊佛崇道，周武帝毁佛抑道，隋文帝先佛后道，唐初是崇道抑佛。武则天是先佛后道，唐玄宗崇道抑佛。这些当时的大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的崇奉道教，从而把道教推向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第七章 唐代道教心性论的形成唐代前期，道教在理论建树的总体与精深方面，有不足之处，常处于佛教下风。此时，道教中的博学之士以中华文化中的道家老庄之学为本位，吸取佛字中的义理精华，加以融会贯通，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理问题提出了诸多新解释与新观念，形成新的道教义理之学。成玄英的道教重玄思想即其代表。探讨成玄英的重玄学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师承于江东重玄诸家而加以深化完善的玄与又玄说，二是独得于魏晋郭象之玄学思想而加以改造提出的道教自身的自然独化说，三是深化道教哲学理论的道性与真性说。李荣是继成玄英之后又一个在重玄思想领域内有独到学术研究和贡献的道士。他著有《老子注》现已失传。他认为至真之道是虚极之理，无声无色，无形无名，即不能用语言表达也不能和心灵来认识。然而它却能包容一切事物，弥罗整个宇宙。既然世俗的正面认识方式不足以表达真道的存在，那么只能从反面的否定方式来以体认。真道作为实体，不生不灭，从时间上讲是不常不怕断，从空间上讲是无象无形，从运动变化来说不盛不衰，无所相待，绝对长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实体，时空与运动变化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而道排除了所有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它相对，因此，这样的真道其性质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精神实体。李荣将道解为虚极之理是他在道教义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司马承祯(公元647-735)号白云子，他的道教哲学思想可归纳为：1.道本元气论。就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2.注重生命科学与养身健体修炼。他又将道教的心法修炼分成敬信，继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七个步骤来完成。第九章 唐代道教的经戒传授 道教派别多种，每派中法师品位都有高低之分。所以传授的经文也不同。一般地讲教外人士多称在俗弟子，尊奉正一教后可成为清信弟子，清真弟子，正式入道可称为正一道士，由正一道士再晋升洞神派三皇弟子，无上洞神法师；然后再成为高玄派高玄弟子太上高玄法师；再迁为界玄派升玄内教弟子，升玄法师；再上一级成为洞玄法师，洞真法师，三洞法师，大洞法师。只有得到洞真法师尊号后，不管原属于何派，均可再受大戒，登上道教的最高一级法师的职位。第十章 唐代道教的法?传授 正一盟威法?：它是南北朝以来正一天师门下法?的总汇集。它又称做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宝?。太为最大最高者，上是指太上老君，三者指天地人三才，五者为黄中总数，元精固守。正一法?始自张道陵，经南北朝寇谦之，陆修静的整理使法?适用于道教各派的传薪，斋醮活动。学术界称唐代为道教外丹的黄金时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封建统治者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这极大的信推动了道教外丹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道教外丹术的历史发展本身。因为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以什么药物作为还丹原料这一问题上主张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丹道流派，最重视炼制和服饵黄金，丹砂的金砂派；主张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的铅汞派；以及硫汞转炼合成的硫汞派。很多炼丹实践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中以神符白雪丹，黄帝九鼎丹，老君还丹最为著名。第十二章 唐宋之际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 修道成仙是道教修炼的根本目的，也是道教宗教观念的核心。道教神仙思想的变迁同样反映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演变。唐代安史之乱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动乱时期，造成了道教内容的改变和道士成份的改变。此时奉道求神仙的人大致有这样几类：一是隐于山中，不求闻达。二是精究方术，全性保真，或炼丹合药。三是身情异术，逃于形骸，和光混俗，隐于市井的。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给修道之人的队伍中又增添了两类人：其中一类是仕途无望，归隐山林，到道教中找寄托。有的是辞官不做，逃于世外。这种结果造成的影响，为南宋道教全真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其神仙思想就是：神仙可成的思想发生动摇。第二是神仙的出世与神仙的救世变成神仙不高高在开界，神仙可下世救民于苦难。这也影响到了道教金丹思想向内丹思想转化的过程。在全真教里神仙已不再是远离世外超出凡间的了，而是可以变化升举，长生永驻的幻人物了。神仙的神奇色彩少了，人性的色彩多了。三教合一是唐宋时代宗教思想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也同样表现在宋代形成的吕洞宾信仰中。由于吕洞宾信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宋代形成的全真教南北宗都把其信仰吸收到自己的教派来。全真教南宗创始人张伯端，北宗创始人王重阳，建立起他们与吕洞宾的师承关系来。内丹术全让全真派占去，正一派只余下传统的鬼神崇拜与符咒之方术了。这一时期也出现的八仙的传说。道教神仙思想的演变，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更新。宋代全真教的出现正是这一更新的结果，全真教能建立道教丛林，使道教开始有了统一教团组织和明确的传法世系，元代以后道教基本被划为正一与全真两大派。从此也就结束了前代道教散乱芜杂的存在方式。宋辽金元时期，四百余年间，道教进入了一个发展变革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民族矛盾尤为突出。道教的兴盛，发达，与贯穿这一时代的民族矛盾关系至深。继唐以后，宋代是中国道教的又一个繁荣时期。总体来说，宋朝各代对道教是信而不疑的，这对道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央集权的政府内设立中央道录院，高士是指志行高尚之士，炼师是指一般道士。师号是政府代表皇帝赐给僧道的称号，它具有赐的政治特征，道号是为学道或好道之人的别称，自行随意而取的称号。综上所知，宋王朝采取是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限制宫观数量，防止社会直接生产者减少。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道教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内丹的传承第一代为钟离权，如《混元仙派图》，以下第四代是两宋内丹方面最重要的人物系出于刘海蟾门下：李练，张仲范，蓝元道（养素先生），马自然，张伯端，张继先，王庭扬，刘列，陈仲虚，小郑真人，麻衣道者，陈抟等。其中陈抟为五代末北宋初道士，通三教之学，多所师法。张伯端为金丹派南宗之祖。代表作为《悟真篇》，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后人尊称为南宗五祖，一述张伯端一系，主张一已清修。内丹的盛行，使传统的丹鼎道教改变了其贵族专利品的性质，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吧普遍接受的东西，从而产生了内丹派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教团南宗，全真道，这是丹鼎道教的一大改革，也是宋元道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概观张伯端内丹学，大略以禅道结合，先命后性为特征，主张从传统内丹修命之门入手，修命时强调须用先天精气为药物，炼精气须用元神所主生真意为主人。 道教名山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由于佛教理念很圆满，近期信仰人数快速上升。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世界上的很多人。但同时，佛教对人文社会也有着一定的优良影响。佛的定义“佛”是无量诸佛的通义，是广义的。“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换句话说：佛是大智、大悲（或谓全智、全悲）与大能的人。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佛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换句话说，佛就是一个自己已经觉悟了，而且进一步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觉悟，而这种自觉（觉）和觉他（行）的工作，已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佛教的发源及其发源地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00多年的古印度（天竺、身毒），距今2600多年。当时印度有八个小国，其中一国王名净饭王，有太子名悉达多。悉达多太子见众生轮回生老病死，生起大悲心，19岁时舍弃王位，出家修行，为了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而后圆满究竟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是名为佛陀，意为觉者。后来佛陀应周围的弟子、国王、大臣、人民百姓的请问，而为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为说解脱生老病死苦烦的办法，后来被其弟子记录下来，是为经典。佛陀于世间说法四十九年，说大乘佛法经典约三千部，小乘经典约二千部。佛陀于八十岁时，度缘已尽，即入涅盘。之后约600年，于汉明帝时，佛经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历朝皆有人往印度取经。 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大乘经典，流传入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小乘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日本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中国。佛教是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的宗教。佛教是世界上唯一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唯一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因果报应的宗教。佛教是唯一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 传入中国六祖慧能是禅宗的发扬光大者，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慧能以后，禅宗广为流传，于唐末五代时达于极盛。禅宗使中国佛教发展到了顶峰，对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净土宗 净土宗，佛教宗派之一。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宗派。因本宗以称念佛名为主要修行方法，希望藉着弥陀本愿的他力，往生于西方极乐净土，所以又称为念佛宗。该法门以信愿念佛为正行，净业三福、五戒十善为辅助资粮。净土信仰是佛教的基本信仰，大乘各宗多以净土为归。佛法西来，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建立莲社，提倡专修该往生净土的念佛法门，又称莲宗。唐代善导大师也是净宗重要倡导与推动者，被奉为净宗第二代祖师。净宗历代祖师并无传承法统,很多还是宗门教下的大祖师，均为后人据弘扬净土贡献推戴而来。中国净宗十三祖分别是：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宏、智旭、行策、实贤、际醒及印光大师。每一个时空皆是缘起性空，法就存在于每一动点、每一角度，行住坐卧皆是法的展现。眼见耳闻，于一切生灭无所住著，念念消归自性，归无所得。三法印系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十大宗派 八大宗派系指大乘的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及净土宗，若加上小乘的俱舍，成实二宗，是一般盛行的十大宗派。祖师大德苦心判摄，乃为方便众生明了佛法奥义。无论哪个宗派，皆有其难能可贵之处，应平等视之。但弘扬正法，仍需因缘具足，切勿非人是己，致失佛法本旨，所谓“诤与道相违，不可不慎”。修习者亦当随机拣择。盖佛法固有深浅偏圆之别，并无好坏是非之分，彼此尊重，尽份发展，更能促进正法的兴盛。佛法本一味，原无大小乘之分。但因应不同根器，对厌离世间之苦，只求自了者，说解脱生死之小乘法。对悲愿深重，欲自觉觉他者，说大乘法。此乃因材施教，也是佛教能延续至今的原因。大小乘之争历千年而未休，大乘轻视小乘，斥为焦芽败种。小乘则谓大乘非佛说。小乘严格持戒，以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微密观照为修行方式，其精神值得敬佩。然而，大乘也绝对是佛说。《圆觉经》、《楞伽经》的内容，与祖师证悟的境界毫无乖异，即可得知。否则《净土圣贤录》记载之往生事迹，与禅宗祖师的成就，又当如何解释？大小乘思想上的分水岭，在于：小乘认同四大为实，但以析空观破此执著；大乘则认为，四大乃是心的影像，是清净自性所影现的假相，无实体可得。小乘的观空，却非易事。欲达到大乘的圆满大寂灭处更难。两者并无对错，只是思想不同，唯有互相尊重。只要契机，便能受益。 切不可忘记，佛教是一体的，总之，佛弟子当以开阔的胸襟，容纳异己的存在，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才能摈弃山头主义、门户之见。因为重点不在护持[某人]，而在护持[整体佛教]，护持[正法]佛经由来 佛陀入灭后，第一个夏季，在阿?世王绝对保护下，五百阿罗汉会聚于王舍城七叶岩，以大迦叶为首，举行第一次结集。这时的法，即是经，由阿难诵出，律由优波离诵出。阿含经的渊源，即导源于此时。律与经为同一渊源，故其取材诸多相同。佛灭百年顷，因东印度吠舍离比丘提倡新佛教，遭保守派反对，于吠舍离城，会集七百僧众，以耶舍为上首，举行第二次结集。这次结集以讨论律为中心。佛灭后二百三十年顷，于波咤利弗城，依阿育王命，以目犍连帝须（不是神通第一的那个目犍连，此大师名为目犍连帝须）目为上首，举行第三次结集，于是三藏教法始行完成。[6] 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一、佛是人而不是神 遍看全世界各个宗教，除了佛教之外，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不是以超人的“神”格自居的。这个神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他主宰着人类的吉凶祸福，它操纵着万物的生死荣辱。人类只有匍匐在他的面前，赞美与讴歌，把一切成功与荣耀归于万能的神，信仰他的才能上天堂，反对他的只有堕入地狱，绝无抗辩申诉的余地。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他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要请读者们注意的是：“唯我独尊”的“我”字，并不是单指的释迦牟尼本身，而是指的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人在宇宙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释迦牟尼将他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与才智。释迦牟尼认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成败荣辱，决定于自己的行为之善恶与努力与否。没有一个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推入地狱。赞美与讴歌不能离苦得乐，只有脚踏实地去修心养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净化、升华，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释迦牟尼也不能像变戏法似地点石成金。他主张“要收获什么，就先要栽种什么”。他不能使一棵莲雾树长出苹果来，你若想收获苹果，就先要播下苹果的种子。释迦牟尼只不过是告诉你如何栽培，以便来日有丰硕的收获，但栽培的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动手。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次），无非是为我们指出一条“成佛之道”----自己创造最彻底圆满的智慧与人格。但这一条路却是要自己凭着毅力、智慧、恒心去走完它。所以佛说：“工作须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二、佛是真平等者我说佛是真平等者，并不是信口胡说的，我们先就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来观察：谁都知道释迦牟尼时代的印度，社会分成婆罗门、贵族、平民、奴隶四大阶级，而贵为太子的释迦牟尼眼见社会阶级的不合理，毅然树起平等的旗帜，主张废除阶级对立，倡言众生平等。我想对“无缘大慈”与“同体大悲”的意思，在这儿做一个简单地叙述：（一）无缘大慈：佛教主张不但对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慈爱，如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等；同时对跟自己没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也要慈爱，如跟我从不交往或素不相识的人，也一样地关怀爱护。“无缘大慈”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礼运大同篇》所说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意思。 （二）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宙间一切众生看***我一体，休戚与共、骨肉相连。最后我要加以说明的，也就是最能表现佛教“真平等”精神者，就是佛教平等的观念，并不只局限于万物之灵的人，佛教反对“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都是被创造来给人饱享口腹”的论调。一切动物临死时的悲鸣哀号，真是惨不忍睹，恸不忍闻，连孟子都要慨言：“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佛教更进一步地肯定，这些被我们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滥捕乱杀的动物，无不具有佛性----一种来日可以成佛的潜能，纵使人与其他动物之间，在形体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权利上，在佛性上却是平等的。就像一个穷凶极恶或是愚蠢无知的人，他亦具有“人性”一样，我们要以“人道”来对待他，用“人道”来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说：“天有好生之德。”又说：“万物与我并生。”都是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平等思想。只是没有佛教说得如此透彻罢了。三、佛不是生而知之者释迦牟尼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他姓乔达摩，名叫悉达多，西元前六世纪生于北印度，亦即今天毗邻尼泊尔南方国境，卡德曼多约二百公里处伦明丽的地方。 他在二十九岁那年舍弃了即将可以继承的王位，出家学道，寻求解脱人生苦恼的方法。六年后，也就是三十五岁的时候，释迦牟尼在尼连禅河旁的菩提树下证得了正觉，正确而透彻地觉悟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我简单介绍佛陀修行的经过，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各位，释迦牟尼同我们一样都是平凡的人，他能够藉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万万的人类也都可以群起仿效，依照他所垂示的教法修行而证果。释迦牟尼----他祗是人类无数的先知先觉之一，而我们是后知后觉者。佛与我们的不同，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的不同，只是在一个“觉”字的不同罢了。即韩愈说的：“闻道有先后。”四、佛教不承认有顽劣不可教化的人佛教承认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认为真正的“犯人”不是罪恶，而是无知，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无知（佛教叫“无明”）所引生出来的。因此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开导、启发众生，就变成佛的责任了。佛关怀众生，“如母忆子”，不但不忍心众生身受地狱之苦，而且广发,,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誓愿。（菩提是“觉悟”或“正道”的意思，证菩提就是得道或成佛之意。）五、佛不是独一无二的，人人皆可成佛 “佛”只是对一个觉悟者的通称而已。就像我们称能够“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为“教师”一样，教师不只一位，人人可以做教师，处处可以有教师。同样的道理，佛不是单指释迦牟尼一个人，人人可以成佛，处处可以有佛，而人若想成佛则需自然，万万不可急于求成，要心如止水，要破除贪，嗔，痴三毒。只有这样就会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立地成佛。其外，不只这个世界有佛，宇宙中无数个星球上都可以有佛。六、佛教不承认有创造万物的神 其实佛教对于讨论这一类对人生没有利益的问题，（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并不感兴趣，因为宇宙是无始的，也是无终的，人们殚精竭虑去追求“宇宙的第一因”，将是枉然的，徒劳无功的。当你千辛万苦寻求到“第一因”时，你势必发觉在它之前还有一个“因”。如此循环不息，周而复始，你永远寻求不出一个固定不变的“第一因”来。 同时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如果你还是要钻牛角尖，那么当你还没有追求到“宇宙第一因”的***时，你可能已经死了。然而，佛教说“色即是空”，这“空”字并不是“空空如也”的“空”，也不是“一无所有”的“空”，而是一种含着“妙有”的“真空”。宇宙万事万物，没有一件不是因缘暂时聚合生成的，没有一样是永恒不变的。七、佛法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佛法有三藏十二部，八万四千个法门（法门就是修行的方法）。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为适应众生的根器，为对治众生的烦恼而创设的。如果没有众生也就不需要有佛法了。佛法如“药”，众生没有烦恼的“病”，药就不需要了。 佛法传世逾二千五百余年，能适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众生，这就是他能够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所致。而这种教育方法，正是佛教的特色之一。八、佛法既不是入世也不是出世佛教讲的道理，虽然最终的目的是“出世”的，但它和“入世”的精神并不抵触。（所谓“出世”并不是脱离、逃避世间，而是改造这个世间，重建这个世界。）佛经上所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恰如觅兔角。”就是说明修行要在人间，觉悟也要在人间，每一个有心向道的人，他不可能厌弃这个世界，逃避这世界上的人类，而“独善其身”地修成正果。因为一个人要想成佛，他除了具备聪明智慧之外，还要有广大的誓愿悲心去普渡众生。要以这两种“悲”和“智”交互运用，相辅相成，做到彻底、圆满的境地才能成佛。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从修行一直到成佛，既没有“入世”，也没有“出世”，因为一直是在这个世间进行的呀！九、佛教没有排他性佛教认为一切宗教，祗有教义深浅的区分，很少有好坏邪正的差别的。任何一种能够存在世上千年以上的宗教，一定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否则这个宗教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同时也被时间的浪涛所冲失了。 在佛法传世的近二千五百年中，佛教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与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十、佛教是民主和自由的佛教礼仪 1、入寺：入寺门后，不宜中央直走，进退俱当顺着个人的左臂迤边行走，入殿门里，帽及手杖须自提携，或寄放为佳，万不可向佛案及佛座上安放。2、拜佛：大殿中央拜垫是寺主用的，不可在上礼拜，宜用两旁的垫凳，分男左女右拜用，凡有人礼拜时，不可在他的头前行走。3、阅经：寺中若有公开阅览的经典，方可随便坐看，须先净手，放案上平看，不可握着一卷，或放在膝上。衣帽等物尤不可加在经上。4、拜僧：见面称法师，或称大和尚，忌直称为"出家人"、"和尚"。与僧人见面常见的行礼方式为两手合一，微微低头，表示恭敬，忌握手、拥抱、摸僧人头等不当礼节。向他顶礼时，假若他说一礼，不可再继续强拜，凡人礼佛、坐禅、诵经、饮食、睡眠、经行、入厕的时候，俱不可向他礼拜。5、法器：寺中钟鼓鱼磬，不可擅敲，锡杖衣钵等物，不可戏动。6、听经：随众礼拜入座，如己后到，法师已经升座，须向佛顶礼毕，向后倒退一步，再向法师顶礼，入座后，不向熟人招呼，不得坐起不定、咳嗽谈话，如不能听毕，但向法师行一合十，肃静退出，不得招手他人使退。佛教慈悲利人为本佛教最大的美妙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六度万行利益无量众生，三觉圆满庄严国土。佛教的伟大无私奉献众生，为众生长夜黑暗的明灯，以成千百年来无数众生得度而安乐之。 一：慈。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慈，众生有苦，而救度之，爱惜众生，施济贫苦，扶持病人，急难相助，使登快乐彼岸。 二：悲。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悲，众生不请，自来度脱他的苦恼，福荫群生，用妙法门斩断烦恼根，入究竟乐。 三：喜。于诸众生心生欢喜是喜，施财物、施法门令大众解脱、施无畏令大众心灵安乐，众生才会法喜充满。 四：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舍，舍掉自己享受贪欲，送给众生令他饱满。 自利利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教。(方海权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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