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的风筝----亡命天涯路，何处是归途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上回小熊说了现实版的《芳华》故事，这次再来谈谈最近大火的收视神剧《风筝》的幕后历史。
开始讲故事之前，照例总要说点段子拉高一点学术逼格。吃瓜群众爱看就看，不爱看直接跳第二段。
维尼没事喜欢瞅瞅影评，走马观花发现基本都是公知在那无病呻吟，什么党性与人性的矛盾对立，男主的心理困境与纠结云云。
所以说公知本质都是文科生废材，感性思维占据大脑，没有半毛钱实际价值。像维尼这样的技术流凡事都是从事理人情对人物做社会学心理分析。
剧中主角的各种作为从正常人视角看上去是挺违和的，用成语表达，叫做六亲不认。那么问题来了，男主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做？
通常而言，人能做到断六亲的地步，多半受外界环境四字影响，哪四个字？威逼利诱。前者，像剧中那个老四，女儿被绑票为人质，只能被逼出卖兄弟。而后者，为功名利禄，甘为小粉红自干五的也大有人在。其实这两者在心理学上都是正常人。一般人没事都挺好的，要真遇事了，面对压力或是诱惑，基本也就只能是这样反应。
那问题接着来，反观剧中男主，却不像是因为外部压力或是功利欲望而去做那些害人害己害街坊的事。这又是为虾米？从社会心理学上分析，当然有深层次原因。
小熊说学术，文盲也不懂，干脆举个例子，很容易就明白了。例如，你被女友甩了，正常人的反应，蓝瘦香菇，可日子还得过，只能想开点，此妹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走水路。对应表现出来自我创伤修复行为方式多数是两种，一，有点钱的，如同小熊，默默打开通讯录，找出妈妈桑的号码，晚上定个包间，找一群***姐来疗伤。二，没钱?丝，也有办法，拿出纸巾，打开电脑，等熟悉的旋律响起，欢迎光临博彩新体验......瞬间就被治愈了。
但还有少数人群，和偶们正常人不太一样，想不开，临床表现那就多了，一种是抑郁型的，一辈子没做坏事，点解唐唐会这样对他，会在外头找别的基友？于是纵身一跃，把自己融化在文华酒店窗外无尽的黑夜里。还有幻化分裂出反社会人格的，拎了菜刀直奔丈母娘家，搞个大新闻上当天晚报的社会版头条。还有一种人格依赖型也就是所谓信仰者。这型病人多半都是出生优渥，自带傲娇属性，本身又有表演型人格，成长经历一帆风顺，从来都是自信满满，一旦遭遇逆境或质疑，他们既不会自我批评（抑郁），也不会否定自我（放弃），反而会加强自身确信，变成狂信徒。表现出来的病症，就是他非要证明给前女友看，他是对的。这路病人，学名精神病，俗称一根筋，高发于女性人群以及文化艺术界。
有人问，如何医治？祖国医学认为，心病还需心药医，神经要靠神棍带。让她们受洗入教，多被教主神棍们SM几次，痛并快乐着就好了。
例行学术讲座结束，开始彩蛋时间，剧中人物是否真有历史原型？博学如我，点会唔识。让维尼?一一点拨。
首先是男主原型，根本就不是柳云龙式红色卧底，而是正牌CC嫡系，中统六哥。郑蕴侠，老家原籍江西临川县，祖父郑重光于清末任贵州黄平县知县、麻哈州（今麻江县）知州。父亲郑宗尧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加入同盟会，追随炮哥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时期历任要职，晚年在重庆开药店。他本人1907出生在重庆，家族大排行老六，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念书以及黄埔军校求学。文武双全，被陈氏兄弟赏识，加入中统，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滇缅远征军，一路升迁到中统重庆实验区主管（当时中统有六处一区），管理当时陪都下辖18区20县，用现在职位对比，相当于本朝纪委第11室室长。他带人揍过本朝文胆郭沫若，空信封放子弹恐吓过岳不群，砸过报社，烧过老马哥的名著。
49年之后，这位仁兄亡命天涯的经历更是曲折离奇，维尼抄一段好了。
1949年12月20日，我得到杨森密令撤离。接到密令后立即在家仔细检查是否尚有未毁文件，后与母亲、妻子、玲儿共进晚餐。老母和妻子满脸泪痕，哪里还有心情吃饭！我强按住离别心情，若无其事地请母亲和妻女入席。她们不好拂意，坐上桌来，一声叹一口饭地勉强吃完这顿饭。母亲呜咽着说：“我不走，死也要死在一起。”妻子说：“别人都忙着先走了，你七月份就获得批准可以去台湾，发了入境证，你偏要听杨森的话同他一起走，为的是啥？”女儿小玲扑向我怀里说：“爸爸，你要带奶奶、妈妈和我一路走。”我心如刀绞，带着严肃的声音说：“你们都想错了，我是军人，只知道服从命令，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妈妈抚育我几十年的恩情我报答不了，诗竹与我十几年夫妻恩爱是难割舍的，玲儿还小，我也不该抛下不管。但大势已去，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要听我的安排。军情紧急， 一刻也不能停留，我侥幸不死总有团聚之日。”停了一会儿，我拿来热毛巾替母亲抹去泪痕，又拧了一条给诗竹擦脸，然后说：“一家人的生离死别是我造成的，一切望你们原谅，玲儿，爸爸对不起你……”
我抬起手腕一看手表，已是10时整了，一咬牙横下心扶着母亲走向汽车，老人家大哭起来，坐在地上不肯上车，我只好抱起她硬放进汽车里，随手关了车门。一挥手，司机开车急速送母亲去我姐姐家里。
约半个钟头后汽车回来，我要妻子带着玲儿去岳父家里。诗竹泪如泉涌，紧伏在我肩上不忍离去。由不得人了，我硬把诗竹扶上车去，然后抱起玲儿放到她怀里，含着泪说：“母亲和玲儿交给你了，你母女俩好好去吧！不要挂念我，人生没有不离别的，你们保重！我深信总有见面的一天。”
诗竹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向我挥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哭泣。小玲在车里哭着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汽车一阵风去了，我呆呆地低下头，失声哭了。送行的邻居都摇着头走开了。
（他的屋里堂客汪诗竹曾是抗战时期重庆川剧名伶，号称陪都第一美女，剧中李小冉原型，和他分别之后，死于60年代大饥荒，他亲生女儿郑小玲，家族遗传基因强大，虎父无犬女，文革时期是山城两大派之一，反到底的女闯将，改开之后出国经商，现在加拿大是成功女老板）
到达渝舍时，正是夜里11点50分，可以说是准时到达。虽是午夜时分，渝舍内外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十分忙碌，门外大小汽车一长串有30来辆。我报过到后便去副官室领了一支美造强力式快慢机手***，子弹200发、美制纯钢匕首一把。同时叫我的副官蒋浩然、卫士雷刚各领了手提式冲锋***一支，子弹各 1000发，科尔特手***各一支，子弹各200发，司机李增荣领了一支卡宾***、子弹500发，最后又各领了一只急救包，加上我从军部带来的手榴弹20枚，防暴用的催泪弹。这样，我这支小队伍的装备足可应付任何事故和一场战斗的需要了。
所有的人领完武器后，便齐去大客厅吃饭，杨森和他的苗族女人与最小的儿子也是彻夜不眠，都穿上行装准备随时起身。
这时我想起要带饮水，于是叫蒋浩然他们拿着五只水壶去开水房灌满开水，又叫李增荣检查汽车油箱，发觉油箱未装满汽油，心里很生气，斥责他竟在紧急关头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立命他去保管室领回汽油。除油箱加满之外，还将三个预备油箱灌满汽油。同时又加了刹车油、机油才算作好长途行车准备。
一切就绪之后已是凌晨，虽是隆冬时节，但好在是晴天，薄雾中红日冉冉升起。心里感觉这是个行长途的好天气。
杨森家里已是完全军事化管理，吃饭、就寝、熄灯、起床、做早操都听号音行动。这时吃饭号音吹响，大家去餐厅吃早餐，副官用手推车运来压缩饼干，每人五袋，作途中干粮。刚吃完早餐，集合号吹响了，这是整队出发信号。大家跟在杨森后面鱼贯而出，到大门外上车。这时各车均已发动，最先一辆是总务处处长王联奎的指挥车，然后是大卡车，上面站满特务营一个排的武装士兵，车顶上架了一挺重机***，上了子弹转盘。兵车后是几辆辎重车，随后是杨森坐车，我的汽车紧跟在后，在我的车后面是杨森的医生、护士、保姆、家庭教师、厨师、听差一大群，后面又是一个排士兵的兵车。隆隆车鸣向西飞驰而去。这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愿途中不与解放军遭遇，平安到达成都，可说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车行虽速，但为了对付意外情况，我早命司机将吉普车车篷放倒成了敞车，便于观察情况，也便于射击。
我们都穿的是士兵军服，我的少将服装早已脱去，防备失利被俘好隐瞒身份，不过内行从使用的武器上可以分析得出是军官身份。我预防意外带着一包便装，由雷刚拿着寸步不离左右，随时可以换上，成为老百姓。
沿途散兵游勇极为混乱，公路两旁商店早已关门停业，显然是怕遭抢劫。昔日的繁华顿成一派凄凉。
车刚过小龙坎树人中学，进入覃家岗时，我的车子嘎的一声熄火抛锚了，杨森座车停顿一下问我说：“咋个车会抛锚？赶紧修好赶上来，不然前面两座大桥炸毁，你无法通行的。”说完他的车开走了。后面的车超越而过。我下车命李增荣修车，检查了一会儿引擎还是不运转，我自己去踏也踏不燃，用摇柄摇也无济于事，我暗叫一声“糟了”！这时江南面隐约听到炮声，猛想起总司令部参二科、长官公署二处的情报：“共军可能企图由南岸渡江，沿江津斜插成渝公路切断我军后撤部队。”即使把车修好也可能在永川、荣昌之间与解放军遭遇，心一横，命蒋浩然用五枚手榴弹捆在汽缸上，并将全部子弹、干粮拿下放在路边，就自用绳子拴在手榴弹导火绳上，命李增荣阻止散兵前进，又命蒋、雷二人让开卧倒，我牵着绳子退到公路边用力一拉，几声巨响之后吉普车炸得四分五裂，引燃汽油，公路上一片大火。等我转身命令前进时，发现司机李增荣已不知去向，才怀疑起他有意搞坏车子携***潜逃。我这辆车是组建第一军时国防部调拨来的四辆新车之一，使用不到四个月，岂有发生严重故障之理？一定是遭人暗中破坏所致。便命蒋、雷二人在散兵中搜索。哪里有李增荣的影子！他一定是在去阻止散兵前进时借机逃遁。他是我原来的司机王大鑫送家属回湖南衡阳老家后，我报告杨森，然后在总司令部交通处车队借用的少尉司机，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以致有今日之事。
（六哥的命运十字路口，王俊凯母校，前树人中学，现重庆八中，顺便说说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老司机，原来是受地下党命令，故意把车搞坏把他卡下来，结果文革时期，逃不过因果报应，反而被当做特务给斗死了）
我炸毁汽车后顿感茫然，蒋浩然和雷刚凝视着我。雷刚说：“主任，我们向何处去？”我回答说：“你们别急，让我想想，我相信总有一条路让我们走！”
蒋浩然说：“我们不能再沿成渝公路走。恐怕在永、荣之间已发生遭遇战，走小路好些。”我说：“对，我们现在只好向右侧斜插杨公桥，经黄泥坡上高店子，到璧山顺着小川北的山路走，到大足看情况，必要时与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取得联络再说。”
我们急急赶路。当晚10时左右到达虎溪河，距璧山仅20华里。幸好有一家客栈尚有灯光，我们叫开门进去，投宿吃饭。雷刚先给他3块银元，说明走时算账不够再补，绝不少给一文。店主人倒还和气，满口应承，先给我们煮饭弄菜、安顿房间。吃饭时猛然想起赶快到金堂要紧，途中不能久留，便问店主有没有多的米，如有给我们炒15斤炒米作干粮。他很快炒好了，还用油纸包了一包咸菜，我们十分感谢，又给了他5块银元，他连声称谢，在我们临走时他又给了约有一斤老姜，预防途中受寒找不到药。
我们三人武器弹药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人负担都在30斤重量以上，行走起来确实够呛，但***弹又不能扔掉，谁知前途有什么凶险等待着我们？
沿途打听，20军和第1军已过去两天多了，到大足一打听，东、西山两个游击纵队已向永川开去，说是去堵截由江津来的共军。我心里大吃一惊：黄庆云、蒋振南一个是保定生，一个是黄埔生的老军人，怎么糊涂起来？正规军已过完了，自己放弃营寨，既无两侧掩护部队，又无后援，犯兵家大忌，冒进死角地带！共军四野是善战之军，你们那点素质极差的军队岂能抵挡得住？为什么不原地隐蔽，避实就虚？如***地下党员策动地方武装捣你营寨，断你归路，岂不全军覆没！又想到李增荣的可恨，心中怒火燃烧。再又想雷、蒋二人随我多年，名虽扈从，实有深厚情谊，他二人结婚、安家全是我负担下来，特别是雷刚之父住院治病历时半年及死后安葬的费用全由我负责开支。该不至于像李增荣那样对我，但不能不有所警惕。大足毫无留足之处，我们便经中鳌场向安岳清油铺前进。途中突然遇到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由一人家出来走向我们。我一看他们武器在手，帽上帽徽未摘，知道是国民党军人。我拔出手***停止前进，并喊出“装备”的联络口令，对方立即回答“共患难”，知道是自己人了，大家走拢交谈，他们是志农部队（“军统”应变组织），其中一个姓彭的是金堂清白江的人，正准备回家。我说：“我们也是去赵镇与20军、第1军联系的，正好同行。我们七人从武器说够一个加强排的火力，任何情况可以一战，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共患难。”
陡然增加四个人，而又有充分的美式装备，胆子便壮了起来。我们在高楼房街上一家客栈吃了一顿粗面条，略事休息，便向童家坝前进。当上了遂宁至成都的公路不久，在一个大湾地方突然出现一大群人，约有40多个，长衫杂乱，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手持中正式步***、汉阳马***、大手***等武器，把公路截断，为首一人高声喝叫：“站住！看见朱总司令布告没有？要缴***，把武器交出来，放你们过去。”
我问他：“是哪方面的人？”
对方回答：“不管哪方面，我们要收缴武器！”
我一看这伙人全是“黄昏子”，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团，就凭那几根吹火筒想缴别人的家伙，就是半吊子也该摆出一线疏开或散兵群散开，这个样子对方一开***不死一大堆才怪。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便开玩笑说：“弟兄们！武器怎样个缴法？请说明白，我们好照缴。”
那为首的一个说：“把武器***弹全放在地上，每个人敞开衣服，一个一个地检查放你们过去，我们绝不放冷***伤害你们。”
我说：“要得！就这样办。不过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咋办？”那人说：“哪几个不愿意？给老子站出来。”
我把手***一扬说：“就是它不愿意。”
话音未落，便是一个连发，击中那人腿部，那人倒在地上。我没有存心打死他。雷刚他们六***齐发，顿时撂倒六个，可能有两三个被击毙了。那群乌合之众见头头儿受重伤，便慌乱起来，一阵乱***毫无目标地瞎打。我们早已利用地形掩蔽好了，根本伤不了。我想赶路要紧，和这些地头蛇缠战不休，会误了我们自己的事。这时风向正朝他们吹去，我从挎包里拿出一枚催泪弹掷过去，眨眼间催泪剂散发，那伙人有的捂眼睛，有的弯腰呼叫，顿时大乱，我叫雷刚他们六支冲锋***齐向对方上空扫射惊压住他们。我高声说：“我们是中央军的尖兵班，大部队随后就到，你们真想死我就用毒气弹送你们回老家。”一面说一面从挎包里再拿出一枚催泪弹，高举起来做投掷状。这时雷刚他们又是对空一阵扫射。这一招真收到了效果，那群人抬的抬死尸，背的背伤员，从小路进入深沟走了。我暗叫一声“侥幸”，便向施家坝方向疾进。
施家坝是个较大场镇，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我们去一家饭馆先交了四块银元再吃饭，这样省了许多口舌，店家也放了心。饭后休息片刻由一个姓彭的做向导，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直趋金堂。
这一路平安无事。
到达金堂青白江是第六天的上午。老彭家住在距街两里路远的河边，品字形三排茅屋，正中是长三间，左、右各有两间配房，最后是厨房、猪圈，四周茂林修竹，十分清静，恰好是单家独户，适合我们暂住。他父母健在，还有哥嫂和两个侄儿女，是农民家庭。彭大爷为人十分江湖，看情形可能是汉留中的舵把子。但我们不便盘询，大家心照不宣。他全家老幼对我们很客气。
我们是来这里避难的，自然首先要解除主人在接待上的负担，即命蒋浩然先送去30块银元，交彭大爷暂作食宿费用，走时再补。
第二天我们六个人分批去青白江街上理发，同时购买点儿日用品，并给彭大爷买了两斤烟叶和冰糖，给彭大哥夫妇和小孩各买一段衣料。这里是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场镇，还有两家茶馆和杂货店，三四家饭馆兼客栈。我们去茶馆喝一阵茶才回彭家去。在回去的路上看见彭大哥也上街买了些肉、菜之类，便和他一道回家。
当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彭家对我们如此热情，我们很安心地住下来。饭后在闲聊中听彭大爷说20军、第1军在金堂反水，军长向廷瑞、副军长吴泽都去新都学习去了。还听他说了一些别人告诉他的成都陷落的情况。听了之后，我心里有个谱了。
当夜我们三人都未睡觉，围坐在床上研究去路，他二人没有主意，一切听我主张。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相比，我是有家难投，你们可以回家，父母妻室儿女都担心你们，即使共党要抓你们，也不会杀头。我认为你们回家是上策。我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总可以找个地方藏身，不过要求你们严守秘密，大家共事多年，有一定的感情，相信你们不会对不起我的。你们知道金堂人是喜欢玩***的，我的想法是把两支冲锋***和你二人的好***卖了，各留一支手***在身边备用，卖成钱大家好谋生活出路。成都很复杂，你们身上有***，不能去，直接回家好了。我必须进成都探查一下情况，如有不测，我身上有两支***，拼个一比二算了。看样子彭大爷是有来路的人，明天请彭大爷帮我们把***卖了，你们买套便衣换了路上方便些，你们身上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国民***，路上是不会有麻烦的，你们以为如何？”
他二人听后齐声说：“主任安排了就是，我们没有意见……”我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两个老是主任主任地叫我，我早说了，大家生死与共，情同结义弟兄，叫我大哥有何不可！”
蒋浩然说：“习惯了一时改不过口来。”
我说：“在外面你们这样叫我，岂不误了大事。如你们有机会到重庆，请到家里看望我母亲和你嫂子、侄女，要她们不要挂念我，大不了一个死字，人生百年还不是个死。”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向彭大爷讲了我的意图，他满口答应做成这事。他说：“某方面正要买这种扎实家伙，保管一说就成。不过价格上须得商量一下。”
我说：“事到如今只好半卖半送，绝不使你为难，我们自会酬谢你的。不过请对方付银元或川板（四川造的银元），其他不要。”
彭大爷和对方交涉后，回来和我说：“两支冲锋***带子弹500块大洋；两支手***和子弹、手榴弹300块大洋，给600块现银、200万元人民币，你意如何？”我同意了。
第三天早上对方来了四个人，虽是老百姓装束，但一看便知是跑江湖的人，即将银元和人民币点交。那时是旧人民币，200万合现在200元，票面又小，折合起来有一大捆，装在布口袋里，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四个人将***弹装入木箱内抬上鸡公车推走了。
我到彭大爷上房，请来所有的人对他们说：“我们三人承彭大爷全家照应很感谢，特送彭大爷、彭大哥夫妇各80块钱，三位朋友各20块，两位小孩各20块，共260块请各位收下。”他们都不推辞收下了。随后我给了蒋浩然、雷刚各150元；我自己留下200元，人民币三人各收一份在路上方便些。他二人也无话可说。这时我已换上长袍，是个商人打扮。我对彭大爷说：“明天请暂时借两套便衣给他二人换上，好去城里买衣服。我们的军服全部送给你们。”说完便给了40元交他二人买衣服。
下午他二人回来说：“在城里看见向廷瑞穿着共军服装坐在吉普上，看样子是由成都方面来。”我问：“他看到你们没有？”他们回答说：“一见到他，我们便调转身背着他，汽车一晃就过去了。”
我心里叹道：“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第二天吃过彭大爷家的饯行早餐，我们三人便分道扬镳，各奔活路了。临行前一天，承彭大嫂细心想得周到，给我缝制了一根六七尺长的白布串袋，装上120块银元围在腰间，又缝制了大小手提布袋各一个，小的装放毛巾、牙刷、口杯、电筒，大的装上80万元旧人民币，鼓囊囊一大包。他们又送给我一个蓝布裹肚，刚好别上两支手***和六个预备弹夹，穿上宽大棉衣，脚穿老青布棉鞋，头戴毡窝帽，是十足的小商人打扮。吃了午饭，我去青白江镇上买了一本流水账簿，在上面乱写些收支情况，算是一切停当了。
翌日清晨吃了早饭，辞别彭家老幼，到公路汽车站搭上金堂到成都的公共车，在成都北门东站下车，直到八宝街姻伯王元虎家里。他是原川康边防军第三师师长。1946年改任四川省新兵训练处处长。到他家里见到他岳母----周外婆，她对我说：“你王姻伯起义了，现在到新都学习，你姐丈王贯三（九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也起义同去新都学习去了，你姻伯明天要回来的。”周外婆安顿我住下之后，我便去附近一家茶馆里喝茶，想听一听成都的各种情况。第二天王元虎回来见到我便说：“你咋不早些来，早来了我把你名字添到起义人员名册上，你三哥我都给他添上了。既然来了，住在家里再说。”我听了之后，心里一惊，他既已起义，难免会说出我的情况，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陪他吃过中饭，他坐上汽车走了，我趁周外婆上楼之时便提起包不辞而别，到三桂街一家较清静的小客栈找个僻静单间住下。身上有化名“何安平”的国民***，一点不困难便办好住店手续。老板和堂倌都是汉留中人，我用暗语接上头更为方便了。
装啥像啥是特工的基本要求，我不时拿着流水账簿用小算盘哗哗啦啦地算账，有时还约一两个经纪人来客栈谈生意，老板、堂倌和同栈宿客都认为我是生意人，大家叫我“何掌柜”。
一天在东御街遇见20军的郭光甫、冯云村二人，狭路相逢，无法避开，只得打招呼。我先将二人一军说：“两位几时到的？我已向军管会自首登记了，你们登记没有？没有关系，登记后交代了就没事。”
他二人说：“你不知道20军起义了？我们年老多病，给我们起义证明，我们准备经商，你几时来的？住在哪里？”
我说：“才来两天，住大面铺乡下。”交谈之后便各自分手走了。我心里想他二人又是起义的，会不会检举我？心里又生一个疙瘩，幸好先将了他们一军。
这时成都较为混乱，摘掉帽徽的散兵游勇成群结队。虽然建立了军管会，但军队不多，大部分去附近县清剿暴乱的土匪去了。***和保甲、机关人员全部留用，只有一两个军代表指导工作。看得出当前主要的是办理自首登记、清查户口、抗美援朝宣传、募捐运动等。有些特工虽然自首了，但是把手***丢到望江楼河里和御河里，有的丢在水井里，被军管会押着又去取出来，光着腿下水摸寻的情形十分狼狈。我也混在群众中观看，因为他们是土特工，不会认识我。我心里琢磨这只是暂时平静，暴风雨即将到来。一切就绪之后，必然有大逮捕、大镇压的行动，我必须提高警惕，街上行走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意是否引人注意。我每天都是到华新街邮政局对面一家小饭店吃饭，店主是潘文华的厨师，潘起义后辞掉很多佣人，他便开饭店为生，此人好讲话，表示自己啥都知道。听他谈城防司令盛文和稽查处处长周迅予带了一批人进西康打游击，警备司令严啸虎被捕了，潘文华在广元起义是潘新华策动的；潘是地下党员，我当特工十年今天才晓得他是***党员。
我想到刘文辉反水后，将部队布满川康边境，特别是进康道路，堵截逃康的人和部队，凡是进去的人必遭捉住，是相当危险的。如盛文他们真的逃进两康，必被刘文辉捉住请功（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我只有逃到云南找李弥和余程万，他们兵力雄厚，已拖到缅甸境内了，卢汉已通电起义，必然会将乘飞机逃往香港、台北的人在飞机降落昆明机场加油时全部逮捕。但边境某些地方可能逃得出去，边境少数民族喜爱武器，将这两支***作交换可能放我过去。只要找到李、余二人便好了。在正府街正娱花园茶社碰见原市党部执委骆继常，我们只是以眼神会意并不答言交谈。他离去后我看见市党部财委会主任邹立先来了，我调转身，他未看见我。难道他们常在这里聚会吗？岂不是一抓就是两个？怎能如此粗心大意！
我走到内姜街，这是一条小巷，行人不多，突然有人拍我的肩头。我一惊右手急伸入襟内，手腕立刻被封住。那人说：“是我！”听其声便知道是遇上尤绍五了。我说：“你昏了！”他是中统局专员，当特工时间比我早，要不是他手快，手***一亮出来我二人身份就暴露了。他挽着我悄声说：“到别处谈话去。”我随他去到任家巷对面白家祠茶馆，找个角落坐下，他对我说：“我住在东大街新川旅馆楼下1 2号房间。你去登记没有？”
我反问他：“几时到的？咋没有跑出去？你去登记了吗？”，
他说：“没有，见别的熟人就说登记了。我的汽车在路上出故障来迟了，叶青负责在发飞机票，他已飞走了，我没有走成。你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八宝街亲戚家里。汽车咋会抛锚？你事前没有检查车子吗？”
他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这里不便说话，我们到旅馆去谈。”
我心里想，难道同我汽车一样情况？显然是地下党人的统一计划，心里不寒而栗。我们到了新川旅馆他房间里密谈起来。他问我：“究竟怎么办？”
我说：“自己的事自己明白，共党无时无刻不在要我们的命，我不想自投罗网，只好各谋出路，藏得了就藏，抓着了一死了之。你认为怎样？”
他沉默一会儿说：“只好碰运气了！”看来我是不能在成都再待下去了。最后的决定是逃向云南。混得出国境与否在此一举。横了心后把两支手***和弹夹连裹肚一起包好藏在我堂妹家里，当然是背着她藏的，没让她知道。在她家吃过早饭便到安乐寺市上去，这里是金银和香烟市场。我泡了一碗茶坐在那里准备将100块银元兑换***民币，便于买货物和途中使用。由于要看一下行市，便只兑换了 50块，在茶桌上同几个金银贩子闲聊。约有个把钟头时间，突然外面坝子里的人狼奔豕突地向里跑，后面是一些共军端着***在追赶，口里高喊：“站住，不许动！”我大吃一惊，全身冷汗冒出，暗叫一声：“糟糕！家伙未带在身上，只有束手被擒了。”这时，那个带队的军官操陕西口音喊：“坐着的一律不准动！”我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坐着不动，那些共军在站着的人身上挨个搜查，搜出许多银元向几个大口袋里装。我才知道是抓扰乱市场的金银贩，七上八下的心才落下来。搜完站着的又来搜我们坐着的，我衣袋里的50块银元全被收去。这会才庆幸自己没有带上手***反而救了自己。一直搜到下午四点钟才搜完，把我们押上外面的十几辆卡车，挤得满满地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我们被押到南郊衣冠庙，这是原来戒鸦片的勒戒所，有点像监狱。我们被分别关进房屋里，地上铺的是稻草，大家垂头丧气坐在草铺上。工作人员一个个登记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登记完后全体在院坝里集合，十个人分为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当组长，宣布我们犯了扰乱金融罪，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留下，每人每天缴5000元伙食费，组织学习政策。谁表现得好、学习得好便先放谁回去，但要写保***，保证以后不再犯法。我心里想住几天倒可放心，这儿倒是个安全的防空洞。
我被关在第三间屋子里，这里便是第三组，组长是个20来岁的青年人，他被没收的银元最多，有500多块。他哭笑不得地说，他只搞了四五天。我对他说：“你搞了四五天，不消说赚了钱。我却是来兑换人民币，不是当贩子的。”他真沉得住气，组织学习军管会取缔金银市场布告很积极，发言和认识也好。
（成都安乐寺，清末民初时期是四川地区最大金银钱币兑换交易市场，49之后变成中心菜市场，如今则是红旗商场旗舰店）
我们每天三餐，早上咸菜稀饭，中晚餐是一大盆粉条、豆腐、白菜带猪肉的大杂烩，吃了饭就学习。所长是个陕北的老红军。第二天改为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上午去外面打扫街道，通水沟，锄杂草。我心里暗自好笑，我真的是个扫（少）将了。下午晚上又学习。
我被关了八天才放出去，我急忙到堂妹家里去拿包袱。她问我：“六哥，这几天哪去了？”我说：“到金堂去准备买叶子烟摆小摊子。”说完拿着包袱走了。我决定第二天离开这里去大足龙水镇买铁货，因在学习所听人说云南畅销大足铁货。这天下午我未外出，睡在床上考虑路线。由云南到缅甸的道路我是熟悉的，当年去印缅视察远征军军邮时走过，大小道路、场镇都知道。决定了路线之后，托店主同去街公所找到留用人员赵干事，店主叫他“赵师爷”，送了他三条威斯克香烟、三瓶绵竹大曲，他给我开了到云南销售铁货买回白药的证明。又去买了一把雨伞、一双胶鞋、一支手电筒。晚上客店收了堂，请店主和堂倌去街口一家小馆里喝酒，表示感谢照应和帮忙。回来算清店钱，第二天一早我出东门向大足方向去了。长路行走的要领是第一天不能走得太快，路不要走得太多。要活动筋骨关节，适应途程逐渐增加。所以，离开成都当天，我只慢行70里便在龙泉驿山顶鸦雀口公路边上一个小客栈歇宿。第二天行80里到简阳东门过沱江，在对岸公路边小客栈住下。我借故洗衣服，到河湾处一瞧四下无人，便将裹肚和两支手***、子弹、弹夹一齐丢到河里。手***不能再带在身边，很危险，凭***、证明便可通行了。
在龙水镇买了些剪刀、小刀、剃刀、铁锁、门扣、顶针等小铁货装了一挑包箩，足有四五十斤重。买点货物不过是遮手，多了自己挑不动，如请人挑，别人看起就扎眼，成老板了。
经过荣昌、隆昌，斜插泸州直奔川滇公路。在泸州南门候渡时听人纷纷说：“今天在广场公开审判镇压专员罗国玺。”我心里一惊：“他咋未逃走！”罗国玺曾任过重庆稽查处处长，后调升泸州行署专员。心里不禁一寒，如我这次溜不出国境，不知哪天也会落此下场。
做一行得懂一行。江湖帮会内幕我深知，小***却是外行。尽管跟几个老铁货客同行，顺着场期赶起走，但对于铁货的许多知识却是不懂。两天后就被他们看出破绽。这天赶江门场生意好，晚上我们四人同住在靠码头河边的一家栈房的一间房里，几天来混熟了，在烟酒方面我对他们不在乎。我请他们去到对面一家冷酒馆喝酒，他们平常不过是两盘沙胡豆下酒，我特别买了一大盘油花生、四个皮蛋、十块五香豆腐干，一斤白干酒，他们高兴极了。老胡开口说：“何哥跑江湖是没有话说，搞我们这一行怕是头一回，不客气说，‘黄昏’得很。”
我说：“兄弟原是开个小铺子，解放了饭馆不好做，才来跑云贵这条路。”
大家说：“难怪！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懂‘展’（内行话），在外面要吃亏的。”
我说：“一丈二加八尺----两丈（仰仗）三位哥哥传经过脉。兄弟感激不尽。”
几杯酒下肚又散烟，他三人话匣子就打开了，给我讲了许多这一行的规矩、行话，尽欢而散。
我们四人每天顺场赶起走，好几天才到叙永县。永宁河穿城而过，把县城分成东西两半，一座石拱桥连通东城和西城，也叫河东河西，县城叫双城镇。这是多民族的县，苗族最多。
我们又赶了五六天的场才到赤水河，这里属叙永县，是川黔交界处，过了赤水河便是贵州毕节的高山铺。我们住在箱子街栈房，开栈房的多是四川人。毕节是个大县城，很热闹，出生意。我们准备在这里住三天再经威宁去云南。就在第三天的早上我们上街一看惊呆了，满街是共军和干部，县城四门紧闭。店主说：“威宁、大定、黔西、赫章闹土匪，攻占了县城，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全部撤来毕节，到云南去的交通截断了。”
这夜我彻夜不眠，反复思考：看来不是三五天能平息下去，如在此等待，事后必然严查外路人，如硬往前行被土匪截断去路，前进后退都成问题。将来共军四面围剿，一定会大清查。如被发现，认为是我在策动，那我就难说得清楚。想来想去只有往回走，身上有去云南的证明，又有沿途完税税票，前面闹土匪是事实，我退回来不会引起麻烦。打定了主意，第二天我对他们说：“土匪这样凶，我要回家免遭危险。”辞别他们后就挑起担子往回走了。走了两天，行到金银坳垭口地方，树林里一声大喝：“娘×干啥的？跟老子站住检查。”随声拥出十几个人，有的拿马刀，有的端长***，***栓拉得哗哗响，把我围住，我知道遇上土匪了。为首的一人说：“给老子捆起来再说。”上来几个把我捆了。为首的那人命两个人押我，另两个轮换挑担子，直训我：“规矩点，你要不老实，老子们打你一个穿眼子。”
他们押着我走了四五里山路，来到一个破庙里，这就是他们的“司令部”。有几个人在劈树枝烧火煮饭，还有两个在大砂锅里煮狗肉。他们把我拴在柱头上，才搜我身上，把四五十万元人民币全搜去，又清点包箩里的铁货，我的***、证明和买货***税票他们横看顺看搞不清楚，便揉做一团塞在我荷包里。有一个人拿着一支马***看着我，其他三人倒在草铺上吸鸦片烟。我心里好笑，我在重庆卫戍区一次就组织了七八个游击队，一二十万支***，却没料到栽到几个小毛贼手里，真是阴沟里翻了船。我心里思忖着如何脱险。
那三个过足了烟瘾就高谈阔论起来：“今天财喜旺，胡司令回来定有重赏。”约莫是下午一两点钟时，庙门外一阵叽叽喳喳，闹着来了一大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个黑大汉腰里插着一支土手***，煮狗肉的那两个笑嘻嘻地说：“胡司令大哥，狗肉煮好了，等着你哟！”
我便高声叫喊起来：“胡司令大哥救人呵！”他听了一惊说：“你是干啥的？”先前那人抢着说：“是个铁货客，财喜旺得很。”胡司令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我赶忙说：“胡哥！弟兄们弯（捉）了弄上龙背（山上）来，胡哥高抬龙袖亮个膀子，东西相送，把兄弟抛了（放了）。我是小生意人，家里上有天老（父亲），有老柴（女人），还有春儿（娃儿），望胡哥打个让手。”
胡司令听我拿了上复之后，一摆手说：“不要紧，把他溜开。”说完走到神前火堆边坐下烤火。另外的人给我松了绑。胡司令把手一招要我走过去，指指他旁边的石头说：“是本家人义，是本堂口的弟兄伙，是龙盘起是虎卧起，你落座。”
我一抱拳说：“兄弟得罪了！”便坐下来烤火，好一阵手脚才暖和过来。胡司令说：“一笔难写两个胡字，放你回家就是，各地都在打王岔口（指共党），路上遇到游击队就说是胡春山的本家兄弟，保你通行无事。”我向他抱拳说：“山不转路转，河水相连，***跟胡哥打的字旗，求胡哥把空担子给我好摇‘线子’（走路方便）。”他即说：“你挑起走就是。”我如释重负，弯腰挑起担子向他说：“胡哥。我兄弟开摇了（走了）。”说完，我顾不得腹中饥饿，便急忙下山向燕子口方面走去。
遭劫金银坳
遇见土匪的当天早上我只吃了一顿玉米糊糊，土匪那样一折腾，哪里去找饭吃？从土匪“司令部”里放出来，我只顾想着早点脱离险地，一口气走了二十来里，双腿便不听使唤，腹中饥肠辘辘，感到疲乏不堪。天色早已黑尽，大约是晚上八九点钟时候，真是才离险地，又入绝境。
我勉强拖着走了一阵，蓦然见到远处有灯光闪烁，想必定有人家，只好拖起沉重的双腿，一步一踉跄地向灯光处奔去，越向前走灯光越亮，说明方向没有走错。又摸进一座竹林才看清楚是一排五间瓦房，闹土匪看家狗被打来吃了，走到大门口听不见狗叫声。我上前敲门，好一会儿才打开，一看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口里嘟囔着：“我都被抢走了，你来做啥？”我有气无力地说：“***子！我不是土匪，是被土匪抢光了的落难人，想借宿找点吃的明天好赶路回家。”我一面说话一边挤进屋去，这时走出一个年约五六十岁的老大爷，我摘开包箩盖子请他看，不等他说什么我便朝火塘边走去烤火，铁架上吊了一个砂锅，里面熬的是草药。
大爷说：“这年头老百姓遭殃呵！家里有病人，我啥都被抢光了，要救你也是莫办法。”
我问他：“是大爷啥子人病了？”
他说：“是我屋里人，病得好扎实。”
虽然没有食物下肚，火烘暖了身体，精神稍稍好点。我展眼望屋里家具，估计是个小地主家庭，虽然被土匪打劫，可能事前隐藏了一些东西，土匪一闹起来难道不作一些打算？他说光了，可能是舍不得，也可能是家里有病人心里烦躁不愿多事。我婉言相求说：“大爷，我真是落难人，你随便给点吃的，我送你一件衣服。”一面说一面脱下罩衫来。他说：“出门人时时难，我真的一颗粮食没有，我煮点老酸菜汤你喝，衣服不要你的。”
我说：“那真感激你啦！日后自会报答你。”
这时那姑娘惊慌地从屋里跑出来说：“大！娘烧得很凶，嘴皮部烧破了。”一面说一面哭泣起来，她大听了急得团团转。见他父女俩那样着急、那样悲伤，我也心里不忍。猛想起我临走时带了十片美国盘尼西林片，藏放在棉衣下摆折缝里，那妇人发烧正该服这种药，何不给她服下两片试试看。我对他父女说：“我多少懂点医道，身上还藏得有点药，你领我去看看大娘的病再说。”
他们领我到内屋，病人躺在稻草里，我近前一看，她满脸发红，口干唇裂，呼吸急喘。用手一摸，额间烧得烫手，起码是39度以上的高烧。不管怎样，先退烧总是对的。我向姑娘要来剪子把衣缝剪开，取出药来，让病人先服一片，要他们让病人多喝开水，如有效验再吃一片。
姑娘不知啥时走出去了，手里端着一瓦盆玉米面，还有棵洗得干干净净的大青菜。她到厨房去煮青菜糊糊，不多时就热腾腾地发出诱人的香味。他们请我去厨房吃，我一连吃下三大碗。饥饿中的人吃到这种美食，精神陡增，真所谓人是铁饭是钢哟。
大爷领我到左边一间屋里去睡，床上除谷草外什么都没有，我和衣而卧，身子倒下去便入了梦乡，不知是什么时候，忽然一阵叫声把我叫醒，我睁眼一看，大爷父女站在床边。我心里骇了一跳，是大娘吃药无效病重了吗？只见大爷喜滋滋地望着我说：“大哥，这药好灵验，烧退了一大半，现在叫饿要吃东西。”
我听了心里一喜，说：“先吃点稀饭，不能吃多了。”我又给了他一片药让病人马上服下。
那姑娘脸绽笑容，说：“大，我去把那个拿回来煮给先生吃。”说完转身飞跑而去。
不到两个钟头，姑娘端上一大碗腊肉、一鼎锅萝卜汤、一钵两造饭（大米玉米混合），请我上桌吃饭。我想这大爷也懂未雨绸缪，不先藏起来今天大家哪有吃的。
当天下午大娘高烧完全退尽，已无病态，不过还感到精神疲乏。一家三人对我称谢不已。我说：“在府上叨扰得很，明天我要回家去。”他们也不留我，只说：“兵荒马乱，早点回家好。”我听了心里一阵默然，心想天涯何处是我家……
临行，大爷送了我四五斤大米、四五斤玉米面、一方腊肉、约有一斤的砖盐，我称谢辞别上路。
时乖命蹇的人到处都遇坎坷。行到营盘山，只见关口一带军兵四布，他们是由泸州开来的一营共军，围剿川黔边境的土匪，代号叫“长江大队”，营部驻在营盘山街上，听说这一带土匪已被剿灭，要开到赤水河去。街上哨兵见我是从贵州方面来的，又是空担子，把我挡到营部盘查。我把遇土匪抢劫的情况如实说了，又把我的***、通行证、买货***、完税税票给他们看了才放了我。放我走之前，一个文化干事把我的所有证件登了记，特别是***和那张通行证反复看了又看。我只好大起胆子在营盘山找家栈房住了一夜，表示我心里无鬼，也不惊慌。第二天吃了饭才动身，走到公路弯头，见到十几具尸体，听人说是***毙的土匪。
智脱营盘山
我离开营盘山直奔泸州。经过叙永，我不进县城住店，因为剿匪期间城里驻了许多共军，便前赶30里到老君驿才落店歇宿。一副空担子也不吃力，亡命几个月肩挑磨炼，五六十斤重量也不在乎。带有肉、盐、米，吃饭方便，我是往回走，不是去时一样顺场赶场，很快到了泸州。我四处观察，看样子是平静，实际上相当严紧，如住城里很扎眼，便过江到小市石栏杆一家清静小客栈住下。向幺师把袍哥言语一拿（说），便把我安在后面一个小单间，只有两张床位。向幺师一问，店老板姓冉，是仁学大爷，很讲义气。幺师已向冉大爷代我走了言语。解放后袍哥不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几百年传统规矩江湖义气还是牢不可破的。我由此得到很大的方便。
第二天过江到城里，把昨夜取出藏在棉衣领子里的两只戒指中较重的一只带到一家银楼兑换，讲来讲去议成150万元一两。这时仍是旧人民币，不过有了大额票面的，我那戒指本重五钱他死活只称了四钱六分，明是吃我的便宜。我要了70万大票5万小票回到客栈，给幺师三包红金牌香烟，我们的交情就较前深了。我考虑一夜之后，先进城去买了1 000把篦子和1 000把木梳，都是泸州特产。晚上同幺师闲聊，他问我是不是回成都？他说：“最近这里干龙眼肉（桂圆）价很疲，能带点回去是有赚头的。”我想这倒可以，这东西中药铺要，居家也用得着，就去以3 000元一斤价格买了10斤，买多了担不动。
这天下午，幺师安了个姓王的单身客人来同我住一间屋，对我说：“王哥是卖根根（云南一枝蒿的江湖话）的本堂口的哥弟伙，人很落教，同你住一屋有个伴。”
晚上幺师送了号簿回来，王哥约我们去对门馆子宵夜喝酒。三个人越说越热络，江湖忌讳，不能随便清人下脚（询问来路）。王哥听说我是成都方向的人，就对我说：“我是由成都来，经过重庆，看这两处情况‘丁对’（不好），听人说要大清查很紧火，我才奔泸州准备进雷马屏做生意，听说那边也有事，就在这里住下了。”我回答说：“我是小生意人，有***有证明，怕啥子。”他二人听后相视一笑，大家都不再说什么。晚上我睡在床上想，只待几天听风声再说，有人问就说还想买点货。
这夜我办招待请王哥和幺师，还是在对门馆子喝酒。冷烧腊味很咸，我喜欢吃的卤蛋更咸，回来喝点凉茶后肚里不舒服，已是半夜时起来去解便。刚翻起身，见王哥还没睡，正在拿起一颗印向一叠信笺纸上盖，我仔细一看那“朵朵”（江湖话指印）是用干肥皂刻的，我心里便有底了：王哥原来是搞“龙票”（指官府文件的江湖话）的里手。我翻身把他惊动了，想藏也来不及。他镇定得很，对我一笑，手向我一招，我近前在他耳边悄声说：“我要出恭得紧，回来再说。”我回来时他已把东西收拾好了，从身上摸出两张空白“龙票”给我，接过一看是“四川省绵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用笺”，上面是油印的“居民外出证”。他对我说：“何哥，送你两张留在身边有用处的。”我欲擒故纵地说：“我有证件的，你留下抛出换方（江湖话拿去卖钱）。”
他接口说：“你哥子莫装，看得出你是跑棋盘子（指当兵）的，是不是撇撬撬（佩剑）拿‘弯把子’（手***）的‘帽顶子’？（官）？”
江湖人重义气，多隐瞒反而使人多心。我只回答一句说：“真神面前不烧假香，我是‘冷子’（兵）垮杆了，跑点小生意求生活。”他说：“何哥你是懂家子，紧溜不是办法，要相个方位塌起才稳得住，石缝缝才卡得住‘摆尾子’（鱼）。我是说内心话。”
我听后心里琢磨：我那证明是假名字，现在各地大体正规了，那些留用人员只是暂时利用，新人员到齐了不仅要叫出去，还要交代历史写自传，一过照妖镜就原形毕露。人总不是天上掉下来，就是从地上生出来的也要刨个根根。既然他姓王的能推心置腹，我又何必如此令人多心，便把空白证明接了过来。当夜在床上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仔细分析在营盘山长江部队那个文化干事，为什么要把我的***、证件登记下来还问我的来路？共党的工作方法我多少清楚点，不说主管部门，就是党员个人也有调查统计的责任，遇可疑之事、可疑之人要加以分析，如照登记线索顺藤摸瓜查下去，岂不真相大白。狡免尚有三窟，我何不将这东西利用起来，再来一次改头换面，断了以前的蛛丝马迹，这样会安全得多。第二天，我找来笔填上“姓名：刘正刚，籍贯：绵阳，职业：小商，前往本省各地经营行商小贩”内容。我为什么改名“刘正刚”？其含意是留下姓郑的一点刚气。人生百年皆是死，亡命之徒哪里栽就哪里死，哪里死了哪里埋，当初吃“特”字饭还不是在血盆里抓饭吃，把“九斤半”（头）别在腰杆上玩儿！
证明上的那方印很难看出是“贾家楼”的产品，上面还有政委×××，镇长×××的签名和私章，可说是硬火。有了这张“信天游”的证明，我心里便踏实起来。
第二天我起身时未见王哥，一看床铺叠得好好的，问幺师，说他今天走得早没有惊动我。我向幺师说：“王哥走了我也要开踩了，我们弟兄后会有期。”
幺师说：“你有担子，何不坐船方便些？”我说：“就准备这样走。明天上路多承你早点叫醒我。”他哪里知道我不愿坐船的原因，船上三面朝水一面朝天，一旦有变，插翅难飞，在旱地上能瞻前顾后宽展得多。
幺师很重义气，特地买了两斤黄粑送我作干粮。我算清店钱，辞别幺师，过江进城，又过南岸蓝田坝沿江向合江方向行去……
我再次改头换面，拿着硬火证明挑起担子，沿着长江南岸直奔合江，逢赶场便摆摊子做生意。我对摆摊子已有了一定的知识，心里想千把篦子、梳子，让人自由买，啥时才能卖完？我动脑筋想出一个跑滩匠带“拖子”的办法，找了一块一尺多长、七八寸宽的薄杉木板，把篦子当锯子锯木板，几下便锯起缝口，使人看起来篦子很坚硬。这一来便扯起篷子了，加上表演和胡扯一通，买的人多了起来。赶一个场拉上几篷大有搞头。到万盛摆摊子时我发现一个秘密：这里虽属南川县，但紧连贵州桐梓县边境，山里乡民多迷信，一些老大娘来买梳子，把梳齿一双一双地数，择买双数的。我问店老板娘，她说：“那是打亲家讨媳妇送女家上头梳子，齿齿要选双的，成双成对。不用篦子，篦子同‘避子’是同音，不吉利，你该把双齿的择出来卖高价。”我恍然大悟，便如法炮制，清出有200多把双齿的另摆一处。
到了南川县城，我大起胆子摆了两天摊子。重来旧地回忆前事，不禁感叹万端......
到了涪陵，我住在秋月门外一家客栈，当夜来人盘查，我亮出证明平安无事，可见那老王颇有预见，他可能是“军”字号的人物。在这家客栈住了两天，因赶东北方向的场是水路，住这里不方便，又移至东门河边柴码头一家客栈，同本地商贩一起赶消溪、自家、韩家沱、焦溪、南沱等乡场。在县城，我到一家药号以17 000元一斤价格买下十斤龙眼肉，为作长久打算，我制办了被盖、农村用的蓝底白花土布毯、垫絮和夏季衣服等物。我为什么选定涪陵来潜伏呢？其一，哥老会在涪陵、酆都（今丰都）、万县等地势力很大，尽管解放将近半年时间，哥老会的秘密活动还十分顽固，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其二，估计缉捕我的人员必然认为我远走高飞，逃到几千里甚至万里之外，决不会来仅离重庆360里的涪陵，在他们眼皮下隐藏。西南公安会议对我曾有“生见人死见尸”的指示。所以我故布疑阵由川西到川南绕到黔西走了两三千里，又拐回川南，大迂回到川东，又向西到涪陵潜伏。其三，如有动静，我可以由乌江经秀山黔江去湘西大山，或鄂西老山里隐藏起来。
恰巧这时小河边（乌江和长江汇合处）凉塘乡的上渡口，有一家私人经营的“川东制服厂”业务尚好，要雇临时工，通过哥老会码头关系，我便混进厂去当临时工，免去披星戴月地赶溜溜场。待在厂里少外出感到安全点。不到三个月，偏遇上业务主任陈世德看我很不顺眼，多次找我的麻烦，不久成立川东总工会，工会的人和军代表常来厂里，日子益发紧张，我很熟悉共党重视成份的规矩，会说些"我们工人阶级要当家作主"之类新名词，加之又不怕流汗水苦干，不久居然成了厂里积极分子。一天厂里开"诉苦大会"，诉苦的人一个接一个，声泪俱下。
"刘正刚！"军代表突然在叫我！
军代表："刘师傅，请你到台上来，诉诉你受旧社会的苦！"
我慢慢走上台，心里飞快地想："妈的，要我诉苦--老子该诉啥子苦？"
军代表是个河南人，走过来拍我肩头说："刘师傅，不要紧张，慢慢说就中！你从为什么要从家里逃出来讲起，肯定就中！"
"为啥子从家里逃出来？还不是你们龟儿子打过来罗！"
我只得说家里很穷，外婆生病发高烧，我去摸外婆额头，烧得烫手！家里却又冷又饿又没钱，只好在火塘边吊的破砂罐上骨骨嘟嘟熬点草药救外婆。砂罐里草药没熬好，外婆已惨叫一声死得梆硬罗。伤心得手上砂罐落地，哗啦一声摔得稀烂……
"诉苦大会"隔不久来了些长寿县"农会"中人，高吼："把长寿县漏网大地主黄南垓抓回去审判！"风风火火把黄厂长绑回老家斗争去了……厂子有停产趋势，我趁机通过师傅提议资遣我，厂里同意了，发给我三个月遣散工资60万元（旧人民币）。我便离厂仍然去赶溜溜场。
涪陵、酆都、武隆、赤水等地暴乱的土匪，经过围剿，镇压了匪首吴锦城、张三久等之后，涪陵紧了起来。我看这阵势不对劲，怕要大清查，又得知湘西开始围剿，鄂西也如此，两处都是险地。于是我决定另走一条路，拿着证明和厂里的资遣证去城区政府换了证明，声称去湖北宜昌投靠师傅，实际是企图到广州越境外逃……
东下宜昌的证明既已到手，我便考虑如何行动，如搭轮船去宜昌，只有民康一条船行驶渝宜线，但是由重庆港起航，重庆上船的人多，万一遇见认识我的人岂不糟糕！最好搭木船，就是分段走也好。我去北门河边码头向仁字公口执事拿言语请帮忙找木船。真是无巧不成书，正有本堂口吴茂山、李福安两位舵爷的木船承运八一三火柴厂两百箱火柴到宜昌。我同执事去找到吴、李二人，一会面，他们满口承认，当面扯回销说：“刘哥是本堂口哥弟，搭船是‘顺带公文一角’，莫来头！‘巡江钱’都不收你的，只给一方（万）钱给火仓况树堂三哥柴米钱就是。”
我说：“仰仗三位拜兄，‘巡江钱’是要给的。”
他三人齐说：“要‘巡江钱’就见外了，袍哥说话不掉底，你哥子搬行李来，明天一早就开船。”
我回栈房给了租金，捆好行李，去黔清街一家烧腊铺买了五斤烧腊，三斤卤牛肉，五斤白酒，便挑起行李上船。况树堂已给我在马门口（头仓门）三只木箱上安好铺位，我整顿好铺位之后，打开包袱拿出五包香烟分给船上艄公和吴、李、况三人，并说：“今晚造粉子（饭）我兄弟‘团仓’（满请）‘抿纠头’（酒）‘浆片子’（吃猪肉），搭宝舟占备各位了。”
紧挨我铺位的是两夫妇和一个小女孩，互相攀谈得知男的叫姜玉清，女的叫廖忠玉，女孩叫惠群。抗战时他们逃难到贵州务川县濯水区，跑小河生意，现在迁回山东郊县老家。姜老乡人很随和，爱讲话，闲聊中将濯水地方的人事、环境、习俗说得十分清楚。我过去也曾听龚愚、徐钟奇谈过濯水情况，现在更加清楚了。
当夜我们在船头上摆开酒菜，围成两个圈子，大家都是跑江湖滚“青龙背”（水道）的，毫不拘束，开怀畅饮。我不喝酒，用一碗茶代酒陪他们，大家喝得十分高兴。第二天拂晓吴茂山“裁牲”（杀雄鸡）烧神福，在船头上贴鸡毛、奠酒、敬镇江王爷后开舟。孟夏时节江面清风徐来，早晚还有点凉意。我同姜玉清夫妇盘腿坐在自己铺位闲谈。
船到酆都管营门码头停泊，况树堂要上岸买木柴和一大罐豆腐乳作路菜，我与他同去，这天是场期，很热闹，我给惠群姑娘买了两张花手巾、一把花蒲扇，她非常欢喜。
孟夏时节江水渐发，下水船行速很快，第三天薄暮时分到巫山北沱靠岸歇宿。我站立船头凝目眺望城南那幢高楼，那是我内弟汪家昊和他岳丈吴厚庆开的吴玉记药铺。睹物生情，往事历历在目......逃到宜昌的第二天，去铁路坝轮船公司打听开往汉口的船，经过二马路碰见原重庆市政府很多熟人，他们都是张笃伦的老部属，同宗乡亲，见到我既惊讶又热情。有位姓张的副官问我啥时到的。我回答说：“来一两个月了，住在老黄陵庙亲戚家，家里有病人来城买药。”
他接着说：“你认识的某些人都来到这里了，要不要去会一下？”
我说：“正想见他们，我把药送回去，看病人情况怎样，我后天下午一定来，你住在啥地方？”我们再去会他们，公馆里许多人和莫科长、伍参事都在这里。”
我听了心里一紧，暗想他们这些张家湾、张家堰的张氏人物，跟我一样是无头苍蝇瞎撞一气，不知眼前就要挨苍蝇拍子。这些人都是安陆和咸宁帮的，张笃伦任重庆市市长时，张氏门中同族、同乡几乎占满了一个市政府，有人讽刺说：“什么市政府！是张家祠堂、湖北同乡会。”
我分析他们可能是安陆和咸宁待不下了，才来宜昌，万一情况不妙，可进四川或经老河口去河南，这些人在重庆不过是泛泛之交，现在不知深浅，纵不出卖我，也要防抓一个招出一大片。这是个危险地方，像个火山口。我一夜未眠，思考如何办，一横心想倒不如折回涪陵，城区政府那位王主任很好说话，找他说明情况冒充是廖忠玉的表弟，到濯水投靠他们设法住下。主意已定，正好民康轮由宜驶渝，我买好到涪陵船票立即上船，找个僻静处打好铺位蒙头便睡。半夜里一阵铁链碰撞仓板的响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是六个共军、两个公安，押着两个年约四十的人，除上了手铐之外，还上了脚镣，镣链拖在仓板上发出哐啷的响声。夜深人静才押上船来，必是重要人犯。走在最后的一个共军像是领队人，手里拎一只大旅行袋。我注意一看，上面拴的签子是铁路局的，标着“广州----汉口”，我心里琢磨可能是在深圳偷越国境被逮捕的。广州我是不能去的了，破釜沉舟、孤注一掷去濯水，一切听天由命吧，不能再像游魂一样不落根了，生死在此一举。
我在涪陵下船，他们未动，想是解回重庆的了，但我不认识此二人。
我仍去柴码头原住客栈住下，然后去城区政府找王主任，向他说：“到宜昌一问才知道师傅病死了，师母回了娘家，只好返回，我无处可去，只有去贵州濯水投靠表姐一条路了。”王主任很同情我的遭遇，给我换了去濯水投亲的证明。叫我去派出所签字加章，很顺利办好了迁移手续。
第二天我乘小火轮到羊角碛，经武隆、棉花坝，在江口遇到回濯水的背脚夫姚明清，结伴同行，不几日便到了濯水。
潜伏濯水镇
“表姐”廖忠玉夫妇既然回山东去了，我来濯水当然见不到他们，“投亲”的奥妙只有自己一人知道，就是廖忠玉夫妇也不知道我这个“表弟”要来濯水投靠他们。
濯水是一个只有两百来户人家的川黔接壤的山区集镇，民风淳朴。一时间我来“投亲”的信息传遍了全镇，许多人都为我着急：“投亲不遇，又无钱财，怎样生活下去！”老乡们与廖忠玉夫妇关系较好，七嘴八舌安慰我：“有迁移证就不要紧，这地，四川人多，做个小生意求生活算了。”好心的何大娘很慷慨地说：“我家是栈房，你住下再说，出门人多困难的。”我听了之后正中下怀，称谢不已。
我落脚在何大娘家，有了食宿，心里安定起来。何大爷在税务所当交易员，第二天同他去区里上户口，又在税务所办了百货摊贩执照。开始赶场的第一次，我清出离涪陵时买的针线、梳篦等小百货，数量不多，不够摆个摊子，何大娘给我一个小圆筛子摆上，端起串街，这地方有个习惯，宁愿价高点也买熟人的。我初来乍到，一副生面孔，一文钱未卖到。在玉皇阁街口被人一挤，筛子里的二十几盒火柴掉在水沟里，我一气返回何大娘家倒头便睡。何大娘说：“你咋不把火柴捡起来？放在灶头上烘干，一样可用的。”我准备去捡回来，她说：“不去了，别人早拿走了，只怪你不懂，要慢慢学才行。”
何大爷将我介绍给这里的几个外省人，他们是老杂货客，我同他们一起赶溜溜场。各场的道路渐渐熟悉了，最初一段时间生意不好，不敢去饭店吃饭，用针线换鸡蛋和包谷粑充饥。现在同他们一起在栈房吃饭了，来这里做***的涪陵客商有十多人，认识之后，他们赊货物给我卖，临走时结账付钱，很得照顾。何大爷夫妇为人极好，关心我视为家人。
山里人好客，逢年过节都邀我去家里过年节，热情厚道，回忆起来十分感激。
我庆幸在这里定根下来。到1951年，土改、清匪反霸、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农会和群众以我是贫民小贩，给我和一个姓张的合伙分了一份田地，有七背谷子和十五背包谷土。我二人只赶场做生意，田地给了一个姓雷的老贫农种。
我在濯水既是贫民成分，又做小生意，人地越来越熟，安安稳稳混到1958年……
大风大浪虽易避，小事小处露峥嵘。国军在大陆最后一个将官是如何暴露的呢？说出来真是闻者落泪，听者伤心，还是因为有文化。组织上看中他，公私合营之后让他去供销社当会计，结果他写的一笔好字被人怀疑，有一次钢笔笔套掉了，他脱口一句成语，不翼而飞。结果招来塌天大祸，小贩出身怎么会出口成章，会说成语。吓得小熊赶紧把微信里的头脑王者删掉，可不敢暴露自己了。
之后劳改十五年，有人说，那之前隐名埋姓逃亡八年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意义了，逃亡至少躲过了对手借肃反剿匪杀人立威的节点，被捕时刚好是八大，政策转向怀柔统战宽松期，这就保住了性命。之后赶在大跃进前进去，又成功躲过大饥荒和文革，贵州在周林主政时期大饥荒也是重灾区死了五十多万，文革武斗时期贵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也搞死了不少。他发配回原籍四川芙蓉煤矿劳改，起码有犯人定量伙食，饿不死，死老虎又不会有人来揪斗他。也算是躲过劫数。75年教主龙体不安，于是大赦天下以积福，顺利出来，之后改开，海外他亲女儿是重要统战对象，于是安排他入政协安度晚年，身边则是逃亡期间娶的第二任妻子邵春兰以及养子一家陪伴。活到102岁高寿，耗死了自己所有的曾经敌人。人生如此，也是够本了。
下面接着是继续讲男二号宫庶原型和女一号韩冰原型，文盲注意跟上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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