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陆俨少自叙及艺术年表

陆俨少自叙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6年5月第1版

我小名骥，学名陆同祖，又名砥，字俨少，后以字行，改字宛若。一九○九年阴历五月九日生。原住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父亲陆韵伯开一爿米店，他是我祖父少樵公的长子。少樵公出身贫苦，稍长学了生意，后来在南翔镇南市梢借了一间门面，两只栲栳，摆了米摊头，开始经营米业。生意日就兴旺，遂自己造了房子，扩大门面，挂起陆信昌牌号，成为一间象样的米店。我祖父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父亲居长。这样，家庭的一副担子，都压在父亲身上。 据说我父亲读书很聪明，本来想考秀才，从科举猎取功名。他弃读经商，一些老辈都为他惋惜。他虽然做了生意人，但是他的文学修养，胜过一般读书人。也写得一手工整小楷。我有一个哥哥是异母所生。我母亲朱璇是继室，她是长女。我外祖父家在南翔西北乡斜径村，这地方上肥水清，竹树茂盛，是一个有百来人家的大村子。外祖父的上代几代单传，田地不少，有一座雕花的大厅，外面砖刻的墙门，还有旱船，书房等憩息场所。但到了我外祖父的一代，子孙多了，各立门户，把一整套的房屋破坏了。我小时还看到庭前高大的桂花树和玉兰树，后来房份多了，竞把玉兰、桂花砍掉了，在庭造起灶间，把一座很雅致的旱船，搞得不象样子。花墙下面，造起鸡埘；大厅隔壁，喂起猪羊，非复旧时场面。 我母亲三十岁出嫁，做得一手好针线，我少时还看到在夏秋之际拿到太阳下晒的刺绣生活，虽然是些小玩意，然而精致极了。我母亲共生六胎，五男一女，前面几个都是男孩．生下就天殇。我的上面，是个女孩．阴历五月初九日生，不到一年，也就暴病死去。接着我生，不前不后，恰巧也是五月初九日。我父母认为她是投错了女胎，所以女转男身，去了又回来。虽也知道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时刻想念我这个死去的姊姊，慰情于无，就李代桃僵，把我作女孩子打扮。在前清末年，男女都留长发，而我留发梳头，乃是女孩子式样，穿的也是女孩子的衣服。有次要我穿耳孔戴环，我怕痛逃走，号哭不肯，因之没有穿成。此外只是差一点没有缠足而已。取小名日“姬”，字俨妙，号“宛若”。我曾记十几岁时有次夏夜乘凉，我父亲提起“宛若”两字，说是出于《史记·封禅书》中，是个女神的名字，而在当时，用以为号，义涉双关．确切允当，言下很是得意。可知家里人简直把我作女儿看待，我听其摆布，在幼小的心灵上，不免有些别扭。直到五岁上下，快要上学读书了，才改换男装，其时一条辫子已有一尺多长了。只因从小留辫，日子久了，习以为常，故也不觉累赘。一朝剪去，反党异样，而脑后轻便凉快，感到十分舒适，加以还我本来面目，自谓得到一次解放。至是把“姬”字改为“骥”字，俨妙的“妙”字，省去“女”旁，一班比我年小的，就叫我“骥哥”，从此忘却了这一段有乖情性的经历。 我禀性内向，临事迟疑，不善交接人物，无丈夫越厉奋发之志，而写字作画，下笔委婉，少t票悍刚毅之气，不知是否和少时这段经历有关。 我小时欢喜跟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我外祖父有三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名朱炯千，年轻时考中头名秀才，光复前后在上海育才中学任教，不幸三十六岁死了，遗有一女，六岁，名朱燕因。我那时八岁，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十二岁时由外祖父作主订了婚。我岳母蒋梅芬，是我的二舅母。她青年守寡，为人沉静善良。从无疾言厉色，待人极好，善于持家，做事按部就班，不急不慢，但完成得总比人家快。种上十几亩地，喂鸡喂鸭，也喂了猪，生活得很好。 我和朱燕因订婚之后，年事稍长，囿于封建礼法、乡间风气。两人相见，脉脉无言．她见到我总是遇避，知道我暑假会到母舅家来，她也到自己的母舅家去，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常到母舅家去。记得我老师冯超然先生有次问起我的婚姻事情，知道我已订婚而两不接触，他说婚前的时期拉得长，两人相亲相爱，甜密无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象我这样，是太可惜了。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错。 我的岳家，几辈都是长寿，我母亲的祖母，活到九十多岁，我外祖父活到七十九岁，他的哥哥也是八十多岁，其他旁支，也多七八十老人。聚族而居，融融洽洽。我岳母时常送来乡间土产，腌鸡腌肉，甜瓜芦粟，以及各色的饼饵等等。我每读归有光《先妣事略》，说他的外家吴家桥情状，和岁致饼饵等等，联想到我的岳母，以及斜泾村诸老人情状，如在目前，不胜眷恋。我母亲也是—位节俭勤劳的好当家，待人和睦，手脚不停，周围的人都说她好。我小时就是在这两位贤母照护下长大***的。现今她们都早已不在人世，我也是七十多岁的人，回想往事，每唏嘘不自禁。

我老家在南翔镇南市梢，再南不到一里路．就是沪宁铁路。我小时常到铁路旁去玩，把铜币放在铁轨上轧成饼饼；清明时节，在铁路旁废地上放风筝、拔茅针，在茅草丛中捉刺猬。再南一里多路，就是黄家花园，我看着园主黄伯惠把花园建造起来。我认识看花园的工人，常常可以进去玩。拔一些小树苗，拿到家里来种。我家旁边有一方桑园地，桑树十分高大，我常到桑树上摘桑椹。桑园下面，不加整治，以致杂草丛生。夏天，我到树上捉知了，在草丛里捉纺织娘。我家门前，有条市河，我在水桥上捉小鱼，这种小鱼，不过针样大小，捉回来养在陶盆内玩。我家里没有种花的花盆，就在家中砖铺的庭院内，垒石移土。在不到两平方米的范围里，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我把养鱼的陶盆放在花树下面，俯身看鱼儿游来游去，小中见大，情趣无穷。在庭院中间，放上一只缸，种上荷花，捉了蝌蚪放在里面，让它自由游动，也每每看上一个长时间，不知疲倦。

我在小时尚未读书识字，就喜欢东涂西抹，画些人呀，狗呀，没有范本，就拿香烟画片照着画。七岁，进嘉定第四国民小学一年级读书。这所学校在家后几十米的土地庙内，只有一个班级。老师是我的大母舅，名朱闻香，他在前清时是县学生员，没有考上秀才。小时患过中耳炎，以致耳聋重听，但教书认真不苟。我读上书，接近了笔和砚，看到教科书上的插图，很感兴趣，就照着用毛笔画起来。在我的上代以及亲戚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会画画的，南翔镇是个小地方，也没有一个象样的画家，所以我画画完全是自发的。我小时不算笨，记得有一堂填充课，要把“无”，“不”两字造成句子，我填上“树上无花，不能结果”，博得老师的称赞。我身体一向不

好，据闻我母亲在怀孕时身体患病，所以我生下来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服了些补品，也不见好。尤其肺弱，时常感冒。 十一岁我小学毕业，到镇上嘉定第二高等小学读书。有次心算比赛，我得了第一，我自己也没料到。听说我父亲心算很好，他去买物，买了一大堆，营业员尚未结帐，他已把总数心算出来了，难道这也有一点遗传基因吗?但在这方面，我没有发展，只有画画，一直爱好不变。我母亲的祖父，爱好书画，家里也有些收藏。我母亲擅长刺绣，在这方面，或者在我母系上有些遗传基因。 我十二岁转到南翔大寺前翔公小学读书，离家一里多路，是可以走读的。但父亲叫我寄宿在学佼内，让我锻炼锻炼，准备毕业后送我到上海去读书。我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上去学校。路过仙经堂，隔壁有一老画家叫沈书林，他的画室就靠街道，窗上镶块大玻璃，我不敢进去，隔着玻璃看他画画。其实他的画是极庸俗的，但我看得津津有味。我在这方面一点知识也没有，也不知道画分山水、人物、花卉。 十三岁时，我家邻居糟坊里的小老板送给我一部《芥子园画谱》，我如获至宝，大开眼界。这部《芥子园画谱》也不是木刻水印的原版，仅仅是巢子馀临摹的石印本，但我觉得好极了，遂如饥如渴地临学。从中知道了一些画法以及传统源流，此外我一无所知，也没有机会接触一些有关画学的书本，实在可怜得很。 我十四岁高小毕业，到上海澄衷中学读书，学校里成立了—些书法、绘画，金石等课外组织。那时中学图画课，一般都教西洋画，惟独澄衷中学教的是中国画，由—位名叫高晓山的老先生来担任。记得有次示范，画一块切下的猪肉，有精有肥，他用笔蘸饱了水，笔头上蘸点红色，卧笔下去，一笔分出肉皮，肥肉，精肉，我觉得新鲜，也从而悟到用水、用色、用墨的道理。学校的图书馆里，有一部有正书局出版的《中国名画集》，只供在馆内翻阅，不能出借，我就带了笔砚，在图书馆内临摹，从而知道中国画传统的源流派别，及其笔墨运用。这些画是无法得见真迹的，但这种用珂王罗版缩小印刷的画片，虽然有些模糊，但终究可以见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说近几十年山水画水平回升，胜过前一个时期，珂罗版的问世，是有功劳的。当然有的人临摹珂罗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无生气，所谓珂版(谐音科班)出身者，自当别论。这部《中国名画集》选得比较精，伪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记载，摸不到头脑有用得多。这部《中国名画集》有三十多册，价值几十元，我买不起，时常到图书馆去借阅借临。我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画传统认识有粗粗的轮廓，这部书是有启蒙作用的。学画之外，我也兼学刻印。图书馆里有一部《十钟山房印举》，不是原拓本，是商务印书馆翻印本，也要二十元一部，我也买不起。其时和我同寝室的同学吴一峰也刻印章，他也买不起这部书，就用拷贝纸复在上面用朱色依样摹画下来，我也学他摹画，积成一厚叠。没有石章，星期天到城隍庙小世界下面摊头上买回一角或几分钱一枚的石章学刻，从虹口唐山路到南市城隍庙，来回一、二十里，徒步往来，要走整整一个下午，回到校门附近，四个铜板吃碗小馄饨。我别无嗜好，只此自得其乐。我的篆刻主要学秦汉印，也学一些清代诸家，兴趣很浓。至于书法，早上四时起床，磨墨练字，初学龙门石刻中的《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后来也写过《张猛龙碑》、《朱君山墓志》等。在一次书法评选中，得过好评。在寝室里没有台子，我就把一只老式大皮箱搁在方凳上当作台子，坐在床沿上临写。 过了一年，和我一样爱好美术的同学吴一峰，还有一位贾镇廷，都转到上海美专去读书，我很羡慕，也想去，但父亲不答允。他说即使要学画，也应该多读些书，读书太少，不宜过早学画，这样我就继续在澄衷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校长曹慕管主张读经复古，为了办学宗旨和《新青年》杂志主编杨贤江打笔墨官司，杨认为这样会让学生中“国故毒”。曹校长不予理睬，每年指定学生自学一部古书。我记得学过《论语》和《汉书·艺文志》等。学期终了，举行国文会考，请校外名人阅卷，名列前茅者有奖。有一次是请浙东名士冯君木来出题阅卷，我考得不错，奖到一部《畏庐文集》和《畏庐文集续集》。

四年中学毕业后，我再次提出要求专心学画，我父亲同意了。他知道我要学中国画，听人说上海美专注重西画，学中国画到无锡美专为好。一九二六年，我十八岁，父亲领我到无锡，免考进入无锡美专。这事上海贺天健几次开玩笑地揭我的老底，说我穿了一件曲襟背心，跟随父亲来考学校。无锡美专教师有胡汀鹭、诸健秋、王云轩、陈旧村等先生。在同学中我认识了程景溪，他比我大两岁，课堂上同坐一凳，寝室内对床而眠。我搞到一部《画学心印》，两人合点一盏煤油灯，每每看到深夜。记得那时寝室在无锡石驳岸，借得一间厅堂房子。下面方砖地，冬夜方永，两脚踏在方砖上，寒冷如冰，我们就各搞一捆稻草，把两脚搁在稻草上坚持学习。到了将近放寒假时候，沪宁路上军阀对峙，风声口紧，我就不等放假提早回家。因为在校期间对该校教员的水平有所失望，我就没有再去，希望找到当代第一流的画家当我的老师。

其时苏州王同愈胜之老先生在南翔仙槎桥东堍买进—幢洋房，为终老之计。我有一位表兄李维城和王老先生之子王仲来在东北同事，经过李维城的介绍，我带了几幅山水画请王老先生指教。王老先生一见以为可教，我遂有求师之意。他是前清翰林，在湖北、江西做过学台提学使等官，也曾在吴大澂幕下做过事。通西学，学问渊博，在当时有书名，也能画。他对我说，从前王石谷受知于王圆照，后来王圆照介绍给王烟客，烟客死后，王石谷每岁到其墓地祭扫。他把我当作王石谷，而以烟客自居，意思要我学习王石谷。

因为我要学画，王老先生就把我介绍给冯超然先生。他说：“我平生不为人师，冯先生当代画名第一，尔善师事之。”当时冯先生声名极盛，不轻收学生，名列门墙者，都有一些来历。但冯先生对王同愈尊为前辈。敬重甚至，叫他“老伯”，王同愈一言，自无不允，否则以我一介乡下小子，这事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九四一年三月。王老先生亡故于上海，享年七十八岁。抗战胜利后，我几次到苏州灵岩山下绣谷公墓为他省墓，风摇宿卓，不胜西州城门之恸。

一九二七年旧历正月中，我十九岁由王老先生陪同到嵩山路冯先生寓所行拜师之礼。行过礼，冯先生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学画要有殉道精神，终身以之，好好做学问，名利心不可太重。”这句话，对我印象极深，终身铭记在心。他拿出一个临戴醇士的卷子，记得是水墨画，给我带回家临摹。这样，我每隔两个星期到上海一次，把临好的本子请冯先生指正。兴到之时，他为我改几笔。他在深夜作画，凌晨停笔，我是早上八、九点钟到他家，他尚未就寝。此时宾朋满座，高谈阔论。上至国家火事，下至家庭细碎，大抒己见，只是偶然带上有关画学的一、二句话。我们学生坐在旁边静听，所以大家都没有看过他动笔。 这个时候，吴湖帆方从苏州迁住上海。他是吴大澂的孙子，住家即在冯先生对门，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天不知来回多少次。冯先生要我叫他“湖叔”。我生平少交往，到了上海，只到嵩山路冯先生处，或跑跑裱画店，如刘定之和汲古阁等处。那时只有跑裱画店才可以见到一些古画名迹。除此之外，我一处也不去，所以除了几位也常到冯先生家去的如徐邦达、郑慕康等寥寥数人外，上海画家，一个也不相识。

在冯先生处，除了他自己的作品之外，也可以临到一些明清画。冯先生的朋友买画需求审定真伪，多拿到冯先生处请他过目。冯先生手头有了好画，常写信给我，叫我到上海来取去临摹。有次他有一部极精致的王东庄册页，给我临，临好之后，我拿到上海，冯先生一见大为赞赏，认为可以乱真。其他也临过吴墨井、恽香山等明清真迹，比在珂罗版上临得益更多，且也扩大了眼界。其时没有博物馆经常陈列古画，只有到收藏家处可以看到一些。有次冯先生说要带我到庞莱臣家去看画，我十分高兴，但说过几遍终未去过一次。那时偶然在裱画店看到一张王石谷的画，就奔走相告，不比目前青年，见到四王，不屑一顾。今天在各地博物馆，以及展览会容易见到宋元名迹，所以对四王不要看了。实则四王未可一概否定，而应该批判接受。

冯先生有—位外甥名张谷年，比我大几岁，随冯先生学画也早于我，当时是冯先生门下的高材生。有次我和张谷年侍坐在旁，冯先生指着我两人说：“中国山水画自元明以后，流传有绪，不绝如缕，一条线代代相传，现在这条线挂到我，你们两人用功一点，有希望可以接着挂下去。”冯先生以正统自居。他的画取法文、沈，下接四王，明净整洁，不愧大家。但他不希望学生象他，时常指着我说：“人家学生象先生，我有不象先生的学生。”不难理解，有些人总希望学生象老师，越象越好，不象就不高兴。我有如此开明的老师，对我以后蓄意创新、自立面目，是有很大意义的。所以冯先生真是我的好老师，如果我有点成就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冯老师。 王同愈老师，对我也是谆谆善诱、爱护备至。我自从拜冯超然先生为师之后，每月去上海两次外，其余时间，都在南翔，经常到王老先生家。他家距离我家不过一里多路，过仙搓桥，沿河往南不数十步，一带围墙，中间一座高大红瓦的大厦便是他家。后来又添造书房一大间，延顾廷龙为蒙师教授王老先生的小儿子以及孙儿辈。王老先生是顾廷龙的外叔祖，此时顾廷龙尚未考入北京大学，不过廿来岁。专冶金石文字之学。我三、五天去王老先生家一次。王同愈先生在上海书画界有很高的地位，卖字之外，兼亦卖画，其时已七十多岁，有人请他画，他就叫我为他代笔，依照张谷年的卖画润格，付给我代笔费。其时我才二十岁，王老先生说我应该在年轻时多读些书，我就每天晚上读杜诗，对旁的诗家，都是读选集，惟独杜集，最为心爱，故通体读过一遍。我也学起做诗来。王老先生教我学做诗，宜从五律入手，我读杜集中《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仿照着做了《游王氏园林》十首。我曾向乡中一名秀才先生学做诗，就把这《游王氏园林》十首请这位秀才先生改正之后，再请王老先生看。王老先生说还是原作好，他应该是你的学生。当然这是他有意鼓励我，提高我学做诗的兴趣。 无锡美专的老同学程景溪，是青浦沈瘦东的学生，其时在无锡一家绸庄做帐房。他做诗有功力，尤其对宋诗有研究，设想新奇，出人意表，每发前人所未发。他把做的诗寄给我，我或步韵作答，以提高写作的水平，诗简酬答，得益不浅。后来他移家海上，在一家染织厂办事，我和他时相过从，直至今朝五十多年交谊不衰。 学诗之外，我也学古文，尤嗜太史公《史记》、《韩昌黎文集》。王老先生教我读《世说新语》，我也学做散文。记得王老先生在侨寓南翔时，沪宁线上又因军阀内战，风声紧急，王老先生到上海暂避，走时不带什么行李，只捧了一部宋版《文选》到上海。过了一段时间，时局又平定下来．我在南翔写了一封信给王老先生，中有一段说“节届中秋，江乡景好，红树丹枫，颇有诗情画意，大人何日归来，一领清景乎?”后来王老先生回到南翔，说我这信写得好。那时我不满二十岁，这封信也写得极平常，只是他鼓励我。他说：“可惜你迟生五十年，否则的话，我将怂恿你应举求功名。”我说生性无功名想，不会去应举，他说这种事不由自主，就是他自己本来也不想应举，到其间自会有朋友、亲戚来敦促去考，这样他就糊里糊涂考上了翰林。他虽然是前清翰林，但脑筋一点不冬烘。有次他讲起《红楼梦》，能够把书中的回目都背出来，没有一点道学气。遇事通情达理，我从未见他有骄傲做作，或盛气凌人的时候。我生长乡间，不接触官场中人。也从未和一般缙绅辈周旋，完全是一个乡巴佬，所以不懂礼貌。有次新年，我去拜年，长揖不拜，王老先生很诧异，因为苏州规矩是要跪拜的。于是我以后贺年都是行跪拜礼。其时王老先生已是七十多人了，我才二十岁，他说和我是忘年交。他有事，总写一便条差人送过来，称我“俨少兄”。这种便条，前后我积有一百多张，丁丑之变在逃难路中遗失了，至今思之，不胜惋惜。他回苏州，熟人问他在南翔有否朋友?他说有一小朋友，能诗能画。王老先生其实是我最实在的老师，就因为他一生不为人师，所以在名义上不收我这个小学生。他的为人，给我影响很深，在学问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他有些收藏，如王石谷，王原祁等真迹都借给我临，还有一卷王烟客长卷真迹浅绛设色极精到，也给我临，临好之后，他给我题跋。我临的这个卷子保存至今，每一展视，回想前事，怀念曷已。

一九二九年，我二十一岁，阴历九月廿六日我和朱燕因结婚。新房设在南翔南市老屋内，寝室旁边又辟一小间，作为画室，中设一画桌，旁陈一榻，榻上堆置印刷品书画册子。我没有收藏，只有一些珂罗版印的画册、碑帖。我少时不太用功，晚上从不作画，灯下读书，最迟九时即就寝。日间作画，也时作时辍，每在作画气闷时，即出去散步。有时我妻朱燕因听不到声响，以为我在用心作画，开户视之，不见人影，原来我到后面土地庙内小学闲散去了。她知道我又去小学校，习以为常，不问可知。其时教师不再是我的大母舅，时常更换，后又换来一位姓朱的教师。这位教师不学无术，在一张通告上别字连篇。我看到好笑，认为自己是这所学校毕业出来的校友，不能视而不见，就在上面用铅笔为他更正，并批上“小子知之”等不客气的句子。学校前面不远，住着一位前清翰林，名陈巽倩。此人武断乡曲，动了民愤，后被***决。他当时是南翔镇南市的一霸，建有一座风翥楼，娶_r能唱京戏的小老婆，他自己拉胡琴，丝竹之声，在小学校里清晰可闻。这位小学教师就到陈巽倩处去告状，说我有意侮辱他。陈巽倩对我父亲说知此事。我父亲深深责备我少年气盛，锋芒太露，必致后患。他在《聊斋志异》中捡出一篇《辛十四娘》给我看，用广陵冯生因众辱楚银台公子而为其所构，历尽苦楚的事迹教育我，说“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当引以为戒。此事对我震动很大。以父亲爱子之心，谆谆教诲，我本应坚决改正，而耿直傲兀之性一时难移，以致后来还因此吃苦头。 一九三○年阴历九月廿六日，我婚后刚好一年，生了一个男孩。因是早晨生，取名晨晨，学名陆京，取其“大”的意思。朱燕因是独生女儿，常带了孩子回娘家去，我也同去。清溪一曲，田畴平展，村舍掩映，竹树扶疏，得以深深领略到乡村风味。我岳母又是贤慧勤劳，终日手脚不停，田间回来，带些瓜果分给家人吃。又能做菜，平日饴糖饼饵．都是自制。我在乡间，十分清闲自得。 我在家无事，不惯空坐，总是手执一卷，但读书很少系统，乱抽—帙，涉猎而已。于古文好读《史记》，下及韩、柳、欧阳修、苏东坡以至归有光，皆所耽习。于诗好李杜集，以及李长吉、李商隐诸选本。一篇上口，咀嚼涵泳，觉历代宏篇名著，撷其精英，移之于画，无非佳制。而读本易致，随处可以搞到，不比名画绝品，难得寓目。窃以为学画而不渎书，定会缺少营养，流于贫瘠，而且意境不高，匪特不能撰文题画，见其寒俭已也。我得到王同愈先生的指导，一面读书，一面写字，和画分头并重，互相促进。我自己有一个比例，即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我知道的东西不多，不会琴，不会棋，也不会其他娱乐，只有此三营有癖嗜，而且常常鞭策自己，要学得好一点，把诗、书、画三者．当作我一生的寄托，锲而不舍，定下目标，以不辜负诸位老前辈的期望。 王老先生再教我做小品文，要我读《世说新语》。我因为学画山水，所以加看《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更多看柳宗元《山水记》、《苏黄题跋》等，注意字不妄下。取其简要清通，明洁隽永。一画才成，辄题数行，二者互相发明，寄托遥深，成为有血有肉的组成部分。使览者心驰画外，同时又增加画面的形式美。 九 好景不长，当时民族危机四伏，尤其“九·一八”之后，日军步步进逼。山海关外已沦于敌手，关内也是风声鹤唳，燕巢幕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南翔古猗园竹枝山上。邑人筹建一亭，缺其东北一角，取名缺角亭，想将来收复东北失地。再补上一只角。但在当时，瞻望前途．一团漆黑，是否能补上，大家都说不出。虽然我有时也义愤填膺，吟涛泄愤，但毕竟书生无补。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侵犯上海，滥施轰炸，惨绝人寰，引起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炮火连天，震耳欲聋，我在南翔，首当英冲。当时只有仰息于上海租界，我随父亲母亲迁到上海。由南翔进入租界时已近黄昏，夫气转凉，我肺素弱，感冒风寒。到了上海，咳嗽大作，历时一月有余，一直不愈，无法平卧，转辗床褥，困顿之极，这样就种下了我气喘病的根。痼疾在身，至今五六十年纠缠不愈，这也是日寇对我的摧残。要记在日寇的帐上。后来战事中止，回到家乡，一片焦土。我家老屋虽幸尚存，但门窗全无，只剩空壳。收拾劫余，重置炉灶，父亲米店也已关闭，时常听到他的叹气声。王同愈老先生一去上海，也不回来。在南翔无可谈诗论画切磋之人，时局至此，亦无此心情。我独往独来，虽在市廛，而荒江寂寞，有置身沙漠之感。 一九三三年我廿五岁，四月间父亲去世，料理丧葬，过时而哀。老二女孩阿曼生，取名陆辛。一九三四年春，我的小学同学金守言在浙江武康县上柏山中办农场，他约我游西天目山。我先到他住的上柏山中。只见满山松树，中间茅屋几间，溪水从屋后泻下，潺潺有声，山光鸟语，清幽绝尘，每晨起，空气中散发着阵阵松树清香，令人贪婪地多吸几口。我肺弱，伤风感日，长年不愈，住了几天，感冒霍然好了。宿疾一去，精神振奋，四体舒适。这种新鲜空气，比药还好。于是金守言说山中地价不贵，可以种植的山间平地，不过十元一亩，劝我买下二十亩，也可以办起农场来。我说农事不懂，他说在他附近买地，他可以帮我代管。我计算一下，不免有些心动。 在他家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自上柏山出发，先到杭州，转乘杭徽路长途汽车，至藻溪下车，步行二十里，到达山麓禅源寺。这是一座大寺院，和尚有几百人，房屋宏伟，有几百间，寺后柳杉皆大数十围。在寺中宿—宵，明发上至老殿。十里间，松杉夹道，交枝接叶，日光下漏，衣袂尽绿。到了老殿，破屋几问，荒废已极，病僧一二，生活其间。吃了中饭，游倒挂莲花，峭壁直上，势极岐增，为西天目最胜处。又至狮子口，危屋倚岩而筑，于此看云海最好。傍晚下山，再宿禅源寺，计宿两宵，吃早饭两餐，晚饭两餐，餐宿费每人共五角，真是便宜之至。早饭后步行二十里，回至藻溪，在车站上看到有去歙县的车子，一问人家，到歙县可上黄山。于是两人商量，决定趁便往黄山一游。 到达歙县后，必须徒步走一百二十里，才能上黄山。走到杨村时，已是下午四时许，天黑如墨，阵雨将至，遂进村向农家问讯有否住宿之处。走进一户农家，只有几个小孩，没有大人，言语又不通，于是转身出来，继续赶路。走出村子，忽闻后面大声吆喝，要我们停下来。往后一看，有一、二十人，手持器械，上身赤膊，我们以为遇到了强盗。及至近身，却是一群青年农民，误认为我们是坏人，因而结伙赶来。一场误会，经过解释，虚惊化为热情，他们邀请我们两人到一所小学校内歇息。时大雨如注，倾盆而下。吃过夜饭，和一位小学教师同睡二屋。屋内放着一具空棺材，老鼠上窜下跳，加之雨声不绝，雷电交加，终夜吵扰不止。好在走路辛苦，勉强睡得。一早起来，雨过天晴，四山宿云未收，涧壑奔流，四处是水。赤足前行，于下午一时许到达汤口，浴于温泉。这是一个四方池子，和石涛所图者，并无少异，只是上面盖有瓦顶。可蔽风雨。三时许浴罢，拾级上山，道路倾欹，极不好走。渐走渐黑，抵文殊院已近八点钟。摸黑进去，屋内灯光如豆，一二老僧．拿出几个烧饼，给我们充饥，草草供具，一宿无话。明晨起身，开户出视，莲花莲蕊诸峰四围拱揖，不类人间，真同仙境。此时天都峰路坏未修，不能登攀，遂经莲花沟、百步云梯、鲫鱼背，于中午到达狮子林。山中绝无游人，只是我们两人。踽踽而行，也没有向导，所以一路名胜，遗漏甚多。狮子林在松林中间，老屋倾圮，一个中年和尚，面有菜色，他也没有东西给我们吃，煮了一些面条款客。下午径始信峰，也未知排云亭、飞来石等名胜。夜宿狮子林，被头甚脏，而隔壁似有撕纸之声，一夜不绝，未能好睡。翌晨循九龙瀑而下，根本没有道路，在大石上左右跳踯，觅得归路。黄山之游，遂告结束。从此我万才再一次见到名山，感到祖国的伟大，油然起爱慕之心，下山之后，仍由来路回歙县，中间宿潭渡，在一家宿店过夜。两人睡一晚，吃夜饭早饭两餐，结帐不过共五角钱，在皖南当时如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所塌小四行的钞票不能通用，只通用中国、中央两银行的钞票。而我们手头无零票，拿出一张中国银行五元票，宿店老板无法找，跑遍整个潭渡镇，也兑换不出五元大票。最后由老板娘到一家油酱店里买了一瓶酱油，恳商之下，方得零票，于此可见当时山区之闭塞，民生之穷困。

因为自己别无他长，当时卖画又极端困难，故常为生计所扰。象冯超然、吴湖帆等名家，当作别论。一般画家，靠开展览会过活。所谓开展览会。不一定要画得好，第一要靠有人捧场，看阔佬的面色，必须迎合他们的心理，阿谀奉承，得其欢心。有人甚至把卖画比作***，其实有钱人一般看画家不比***高。我厌恶这种卖画生涯，最好傲一个自作主张、不因人热的国画家。但是家中薄产，不足以赡家，养不活一家老小，终须另行想出一条生活之道。遂想到朋友金守言的建议．办农场倒是一条出路。我母亲三十岁出嫁，当闺女时靠针线生活，积有一些私房钱，后来投资族中合股经商，有些赢利。我说服母亲，拿出钱来到上柏山中买山地二十亩、荒山二十亩，办起一个小小的农场。种了十亩燕竹，十亩梨树。又种些茶叶等作物。造了三间瓦房，作终老之计。地点在上柏山福庆坞。此地东离杭州四十公里，西去莫干山麓仅十余公里，又在公路边，交通便利，距市集近，伙食品供应方便。上柏山是莫干山的支脉，在山顶上可以望见莫干山主峰的房屋。当时一年在莫干山避暑所费，就可以在上柏山买几亩地建造几间冬暖夏凉的草屋。于是招徕了一批上海人前来买地，前后竟有十几家。我的朋友金守言就是其中一家。我去之后，老师冯超然极力赞成。他说有些学生学画之后画卖不出去。最后一条路到银行去做文书，只有我独出蹊径，身居山中，将来年老也可以出来卖画，那就身价不同，所以说我这条路走得对。王同愈老先生知道之后，也托我买了几亩山地，写信给我，有“把臂入林”之语。我时常往来于杭沪道上，平常几个月住山中，其余时间，托给金守言代管。

我家父亲死后，母亲当家。我心想将来办了农场，不再卖画，可以做到衣食给足，那末画卖也好，不卖也好，自己要怎样画，就怎样画，不必仰息他人，受人之气。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除了办农场，做些轻便能胜任的工作，还是一心钻研诗、书、画三者，以期有成。我种了十亩梨树，十亩燕竹，集杜诗“修竹不受暑，红梨迥得霜”为联；又集陆放翁句“野老逢年知饱暖，山家逐日了穷忙”为联，悬之壁间以明志。福庆坞内原有几家土著，炊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此时苏州费新我也来买地，与我隔涧为邻，已垒石为屋基，尚未动工建屋。抗战军兴，此事遂废。我与费新我本不相识，仅知名姓而已。解放以后，在沪上邂逅，同是文艺界中人，言及此段因缘，相与大笑，引为巧遇。 一九三四年我二十六岁，此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既陷东北，凶焰日张，平津也早在其觊觎之中，旦不保夕。有人劝我北游，说当今不去，后日沦为异域，欲去不能。于是我觅得张君为伴，于五月初，作北游之计。乘津浦路先至徐州，观古淤黄河；再至曲阜，参观孔庙、孔林；然后至泰安。由岱庙登山，经南天门，至玉皇顶，已近黄昏，得观日落之景。翌日黎明登日观峰，日未出，四山皆黑，东方一抹鱼肚白，天风渗然，凛然起栗，寒甚，乃拥棉被出看。须臾，一轮红日，跃然而起，甚为壮观。在家出发前，有人介绍说泰山后山甚佳，乃至后山，只有一尼庵，未见胜处。乃废然而返，即下山，还至岱庙侧，见有芦席棚，里面说唱正开场。一女子在唱山东快书，如莺声呖呖，清脆悦耳，意必妙龄女郎，及至散场入看，乃一黄脸老妪，深以为异。于是钦佩北方语言声调之美，想到《老残游记》中所述听黑妞说书一段，至为亲切。翌晨继北行，至济南，游大明湖，登历下亭，观趵突泉。然后北经天津至北平。在一胡同中(名已忘)临时租到房屋一间为落脚点，预计住一个月。逐日游玩北平名胜古迹，街坊市集，如故宫、天坛、中山公园、团城、中南北三海、西单东单，西四东四等处：又至青龙桥看长城，妙峰山观太行山色；西北至大同，观云冈石窟。大同至云冈约三十华里，公路未通，乘人力车前往，一带平冈，四周黄茅白草，满目荒凉，并无建筑，而佛像断肢缺头，残损已甚，任其荒废，无人管理。回至北平。束装就道，归途经天津乘海轮经烟台、威海卫而至上海。前后约五十天，此我远游之始。得观山海之大，通都大邑关隘津梁之宏伟。而念此壮丽河山，险阻不守，强敌窥伺，长驱直入，危不可恃，心实忧之。 我生长大江入海处。千里平原，不见高山巨谷、长林飞瀑之胜。前此虽游过天目、黄山，不过东南，北游归来，乃大开眼界，看到多种山的典型风貌，不同皴法，不同树法，以及山的走势，丘壑位置，并记在心，参酌往昔前人笔墨，及其位置经营，看他们观察实际，如何增损变换，创造新法。得到启发。既到实地观察，落笔就胆大，运用自如，少有顾虑，不比尚未到过，只听人讲，或照相介绍，总是心虚，落笔犹豫，胆子不大。于此可见，学画山水得到一些传统技法之后，必须到外面去看实景，历览名山大川，心胸扩大，意境自高。 一九三五年我二十七岁。五月中，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二届全国美展。除现代人作品之外，展出故宫以及私人收藏历代名迹，其中精品有一、二百件。我特地去南京观看，住在表兄李维城家中，朝夕到场观看，前后一星期有余。先大体看一遍，然后择其优者一百幅左右，细心揣摩，看它总的神气，再看它如何布局，如何运笔，如何渲染，默记在心。其中最所铭心绝品，如范宽《溪山行旅图》、董源《龙宿郊民图》、李唐《万壑松风图》、郭熙《早春图》、传董源《洞天山堂图》、宋人《小寒林卷》，以及元代诸大家，如黄子久《富春山居图卷》、赵松雪《枯木竹石图》，高房山《晴麓横云图》等等。我早也看，晚也看，逐根线条揣摩其起笔落笔，用指头比划，闭目默己，做到一闭眼睛，此图如在目前，这样把近百幅名画，看之烂熟，我自比“贫儿暴富”，再不是闭门造车，孤陋寡闻了。后来在上海预展赴伦敦中国画展，也有故宫名画，伪教育部在重庆也展出过故宫名画，如巨然《秋山问道图》、赵松雪《鹊华秋色图》等。我总是仔细观看。不放过一切看画的机会。人家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我说“熟看名画三百幅，不会作画也会作”。这样仔细看，逐笔看。也是一种读法，其效果等于临摹，而且如果仔细的看，胜过马虎草率的临，收益还大。有些人说我对中国山水画有些传统，认为一定临过很多宋元画，其实我哪里有机会临宋元画，如果真的有些传统工夫的话，也是看来的，而且看得也不多，解放以前，也仅仅是以上几次而已。就是我仔细看，看进去之后，就能用到创作上。当今七十多岁，还在吃这些老本。 看古名迹，还可提高识辨。看到了第一流的作品，以此为标准，此后再有看到，用此作比较，好坏就一目了然。眼光提高了，再加以相应的肌肉锻炼，手就跟上来，这样就前进了一步。我自己感觉到，看一次名迹，手中就提高一层。这些好画，无不从生活而来，自古大家无不在传统的基础上，看山看水，做到“外师造化”，然后有所取舍，加入一己的想法，所谓“中得心源”。我这几年走过不少路，也看到一些名迹，对学习山水画，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也可说我这几年，是关键的几年。

当时吴湖帆的画有天下重名。他设色有独到处，非他人所及。我有八字评他画：“笔不如墨，墨不如色。”如果也走他这条路，研求设色，虽然他的法子可以学到，然其一种婉约的词境，风韵嫣然的娴静美，终不能及。人各有所禀赋，短长互见，他之所长，未必我亦似之；而我之所长，亦未必他所兼有。我自度禀赋刚直，表现在笔墨上，无婉约之敛，是诗境而非词境。他主娴静，而我笔有动态，各不相及。所以如果走他的路，必落他后；而用我所长，则可有超越他的地方。同能不如独诣，于是我注意线条，研求笔墨点线，笔笔见笔，不欲以色彩取媚。绝去依傍，自辟蹊径，以开创新面目。正因为突出线条，所以不用重色，少施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以免掩盖笔迹。这样我的设色，也不同于吴湖帆之设色。即使青绿设色，我也有自己独特之风格。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吴湖帆有一小手卷，共十二段．每段请一画家画他的斋名一处，其中也要我画一段，且指明要画大青绿。我不用吴湖帆的青绿法，吸取敦煌以及唐画勾线，参以赵孟頫、钱舜举法成之。即在青绿设色中也突出线条。刘海粟一见大为赏识，谓可作宋画看。 我有倔强劲，自有想法，不欲蹈袭前人，所以后来我画梅花，也以线条见长，屈曲奇古，疏枝淡韵，不同一般。有人说我发干学陈老莲，我自认有学他处，但不尽同，他发枝线条，纯用中锋，而我中锋偏锋互用，以求变化。陈老莲用两笔圈花，我则一笔圈成。有些象石涛的方法，但我用整饬一变石涛的烂漫。我主张为学当“转益多师是我师”，集众家之长。而加以化，化为自己的东西。画如此，写字也同样情形。写字切忌熟面孔，要有独特的风貌。使览者有新鲜感党。而临摹诸家，也要选择字体点划风神面貌与我个性相近者。重点要看帖，熟读其中结体变异、点划起倒的不同寻常处，心摹手追，默记在心，然后加以化，化为自己的面目。我初学魏碑，继写汉碑，后来写兰亭。最初学杨凝式，旁参苏、米，以畅其气。但我对此诸家．也未好好临摹，不过熟看默记，以指划肚而已。杨凝式传世真迹不多。我尤好卢鸿草堂十志跋，但也未临过，不过熟看而已。杨凝式书出于颜鲁公，但一变而成新调。黄庭坚说：“世人竞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丝栏。”就是称誉其不是死学，而化成自己的新意。我们学杨凝式。也应该学他的精神，在他的基础上加以变化。所以我学杨凝式。不欲亦步亦趋，完全象他。因之有人看到我的书体，而不知其所从出。这是我的冶学精神，不拘书法、作画，贯穿终始，无不如此。

一九三六年我二十八岁，上柏山中经过几年的经营，燕竹渐渐成林，梨树嫁接之后，逐年长大，高过人头，山中房屋也鉴本落成。这年冬天，乘一只空船前往德清装荸荠之便，把我的一些家具，主要是燕因的嫁妆运到山里。过了年．即一九三七年，我二十九岁。春天，老母、妻子、两个小孩都移家到山里住。我山中的家离开公路不到半里路，到上柏镇约二里路。早上我骑了自行车

到镇上去买菜。上柏镇西南接莫干山余脉，东北乃湖州水乡，所以山中野货和水乡鱼虾在市上都能买到。上柏是武康县中最大的一个集镇，我认识一位老中医名张之石，在镇上开业，我每天到镇上买菜，在他家歇脚，他总泡茶款待。 当时一般自上海来上柏的人，人都作暂时居住之计，取其冬暖夏凉，所以造的是草屋。我因全家来住，有终焉之意，所以造的是瓦屋。一排三间：明窗南开，正对小山，清泉一缕，□□绕阶鸣，杂植花木于其上；大门北向，门外修竹数十竿，樟木一株，长松三数本，下俯小池，迳路穿竹林而过。我从山涧掘得兰花数十丛，植于竹下，春来花发，香溢林表一山溪外横，过小桥，即梨园竹林，日读书、劳动于其中，以冀苟全性命于乱世。

讵知其年秋间，日寇步步进迫，风声日紧。我悬念岳母犹在南翔山间，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即我妻朱燕因，事急无人照顾，我遂与燕因回至南翔，迎岳母来山同住。不久燕因忽患伤寒症，数十日粒米不进。山中别无他医，友人张之石日来诊视，不见好转，我忧心如焚。正在此时，“七七事变”起，京杭线上，兵车昼夜不止，谣言一日数起，上柏山中势不能安居。燕因虽在伤寒后期，危险已过，但胃纳仍不佳，又怀孕在身，无法乘坐轿子，乃卧于棕棚之上，由二人肩负而行。遂迁居离上柏山二十里地安吉境内簰头镇。其地在深山之中，交通不便，四面竹林茂密，认为可以暂避。住了一月左右，风声日紧，同来有四、五户人家，商量之下，认为再住下去，道路一断，就无法再走，总觉不妥，遂决计再行。此时燕因可以坐藤倚，以两竿抬而上路。经临安、富阳而至桐庐，改雇小船溯江而上。深夜至衢州，城门未闭，遂舍舟登陆，奔至火车站。适订一列火车西行，乃搭车而西。在火车上，我遗失皮箱一只，有王同愈老先生给我便条百余纸，虽千金不易，惋惜之至。直至南昌，转南浔路至九江。一路过去，日机尾追轰炸。在九江也不太平，坐守逆旅，毫无办法。在江边泊有帆船，知他们将去武汉，乃搭船而行。江上风急天寒，蜷缩舱内，以至汉口。同来几户人家打算乘粤汉铁路火车去广州，再由香港转回上海。我想上海四周沦陷，已成孤岛，去也无益．我不能当日寇顺民，由于中华男儿的义愤，才冒险出来。别人逃难，大部有所凭藉，只有我拖了一家六口，上有老，下有少，无依无靠，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此地。此时汉口外围时遭空袭，也非乐土，不能久住。在汉口街头适遇表弟朱联雨，他在南昌兵工厂作，工厂内迁，押运一批器材去四川重庆。他在汉口，还有一些耽搁，由同来吉先生押船继续西行。此际在汉口根本买不到往西的船票，我一家遂附了兵工厂押运船，上溯西行。到了宜昌，我想总可以喘一口气，遂租了一间房子，办起炊具，等待燕因分娩。过了半月，燕因临盆，生了一个男孩。他是我第三个孩子，因在逃难中所生，取名“阿难”，又在男孩中行列第二，故名陆亨。我家在我一辈，以“祖”字排行，所以我名同祖，因为我和祖父生肖都是属鸡的。我哥哥因祖父亡故之时还在母腹中，尚未出世，只听见祖父的声音，而不见面，故名聪祖。我儿子一辈以一点一划排行，大儿名京，二女名辛，三儿名亨，取元亨利贞之义。燕因分娩倒还顺利，而我母亲，年近七十，忽患肠胃病，痢疾不止，延医服药，真是雪上加霜。在宜昌生了孩子，已是阴历十二月中，准备过了新年再作打算。不料才过十二天，宜昌又被炸。在街上看到被炸伤员接连抬过，血肉模糊，惊心怵目，惨不忍睹。况且每天有警报，提心吊胆，遂决计再走。此时我知道表兄李维城在重庆任第二十兵工厂厂长。取得联系，遂由兵工署驻宜昌办事处，弄到船票，扶了两老，怀抱新生的小阿难，全家西行。

一九三八年二月到达重庆。到了重庆，在城内怕轰炸，在乡下怕土匪，计无所出，不得已去投奔表兄李维城，以雇员名义在秘书室任事，住在厂内宿舍，稍得安定。到了夏天，敌机时来轰炸，重庆常在警报之中，兵工厂也是目标，于是计划疏散。在厂后山凹内圈地建房，大兴土木。我被调至营缮科工作，认识了营缮科科长王冶，及技术员陆孝杏。他们两人都是唐山交大毕业，酷好文艺，知道我是逃难而来，不得已而在厂内任事，他们欣赏我的书画艺术，于是相得无间，从不以下属待我。我的家也搬进和疏散地点相近的刘家花园大院内。不多久，工厂扩展福利事业，计划办起农场，种蔬菜，养猪、养牛。我介绍朋友金守言从上海来到重庆，任农场主任。李厂长把我调到农场任事务员，因为在熟人下面办事，可以随便些。但是我也从不偷懒，帮助金守言经营农场记工，记帐，领料接洽工作等等。不过在空闲时间可以写写字，看看书，或者在家里画些画。积得一些数目以后，在两路口上面租到会场举行了一次个展。开个展我没有靠山，也不会交际，所以成绩是不好的。但也碰到一些知音人，认识了陈树人、陈之佛、沈钧儒、常任侠等诸位先生。后来我也去看过丰子恺先生，他住在沙坪坝，在一个平冈上造了几间草屋，前后矮篱遮护，记得还养了几只鹅。丰先生平易近人，因无人介绍，我便自己闯进去，他不以我冒昧，后来还和我通过信。 一九四一年我三十三岁，是入蜀的第三年，第四子陆宜出生。此时我从刘家花园大院迁至旁边佃舍居住，可得平屋三间。养了鸡，也喂了猪，屋旁余地种些菜。两个大孩子进了子弟小学读书。厂里供给职员柴、米、油、盐。因田水不洁，长江水可望而不可即，饮水极为不便，而此时刘家花园已归兵工厂收购充当职工宿舍，为此把长江水抽上来供饮用，真如老杜所谓“斗水何值百忧宽”了。 十九 我在入蜀前行李中只带一本钱注杜诗，闲时吟咏，眺望巴山蜀水，眼前景物，一经杜公点出，更觉亲切。城春国破，避地怀乡，剑外之好音不至，而东归无日，心抱烦忧，和当年杜公旅蜀情怀无二，因之对于杜诗，耽习尤至。入蜀以后，独吟无侣，每有所作，亦与杜诗为近。我曾写满薄薄一个小本子，可惜后来丢失了。现在回忆出来。已是十不存一。一九五○年我画过一个《杜陵秋兴诗意》卷子，共八段。卷尾赘以蜀中秋兴所作，不敢仰攀杜公八首之数，仅得六首，其他则茫然矣。兹录如后： 其一 万里伤浮梗，八荒共陆沉。 楼高惊客眼，春动见天心。 绿竹倚花净，清江隐雾深。 家山无短梦，巴蜀入长吟。 其二 初寒生昨夜，薄雾又今朝。 江水无穷极，秋天正寂寥。 怀归东路永，涉世后时凋。 岁晚青松意，同心倘可招。 其三 客里惊年换，天隅觉事非。 江云寒不举，蜀雨断还飞。 无复乘高兴，真成逆浪归。 浮鸥吾语汝，日暮更相依。 其四 急急雁鸣度，团团蟾影临。 商声移古树，秋色满高林。 城阙惊寒事，风霜向暮砧。 侧身当此日，还对蜀江深。43

其五 云天看雁过，晴雨到鸠疑。 山色秋多兴，江光晚与宜。 折花疏寂历，倚树小欹危。 九日虚佳节，三年实在兹。 其六 迂疏宜畎亩，出处各生平。 即事非今古，哀时尚甲兵。 寒怜秋树瘦，明爱晚山晴。 后日准能料，空怀植杖耕。 也只在此时，即事怀人，作诗较多。这几首诗，也记录了我当时的感情。抗战胜利出峡后，此事遂废，时或经岁不作一诗。 二十

我在兵工厂，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农场事务员。但谬有文名。后来我的亲戚李维城调至昆明，我一家老少，无法再动。继任厂长陈哲生，我与他并无渊源，但是他对我另眼相待，当迁厂兴建落成，为叙述迁建经过，树立一石碑，即要我撰文书写。因此我在农场事务之外，可以在家画些画，渐渐积成若干件。 一九三九年我三十一岁，暮秋，带了画件到成都举行个展。我久已向往西川风景之美，自入蜀来，三年之中，蛰伏重庆，只是偶或到过南温泉、歌乐山等处。我认为到了四川，不到青城、峨眉，是为虚行，常蓄志一游。以偿夙愿。这是我到成郜举行个展的主要日的。由重庆乘长途汽车出发，中途在内江宿一夜，抵达成部之后，举目无亲，只认识老友吴一峰，稍每活功．相识了一些人。有人说到成都举行个展，必须拜访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他住在华西坝齐鲁人学内，我带了一件作品去了。见过之后，他看了画说：“在成都开画展，人事第一，作品第二。”我说：“二十年学画，未学人事。”他说：“那是开不好的。”我说：“既然来了，请大家看看”后来我在小客栈里灯下草了一篇启事，其文曰： “俨自知学问，好弄笔墨。比来二十余年，不敢自谓遂窥六法藩篱。顾于往哲名迹，略得寓目。间览山川，留情云树，每成一图，废寝忘食为之。觉古人造化，所在俱师，心神通悟，情性移化，襟怀既旷，风节斯厉，诗为心声，画贵立品，夫岂异哉。良亦木强之姿，不能委顺时俗，是以乐志田亩，耒耜躬操。冬夏读书，春秋出游，穷岩幽谷，兴到足随。况以西川山川风土之美，向往之情，积有日矣。会更丧乱，因缘入蜀，乃逼贱事，四载巴渝，辄用为叹。今则幸遂夙志，将登峨眉，上青城，卷轴自携，道出上郡，窃欲问艺于贤达之前，得一言以为重。夫物有感召，赏音匪远，而敝帚自珍。固亦不作善价以沽。嘤既呜矣，求其友声．惟褒惟贬，可师可友，并世君子，幸有以教之。” 后来四川名士芮敬于先生说我这篇文章有东汉人气息，经他揄扬，画展得到好评，有的人甚至说爆出一个冷门。 尽管如此，没有后台捧场，卖画成绩是不会很好的。但也多少卖了一些，足够川旅费以及一切开销，我又补充了若干幅，准备下一个码头到乐山去开画展。此时武汉大学西迁在乐山，画展期间，校长王星北和教务长朱光潜两先生来参观。他们说是到四川以来看到最好的一个画展，这对我鼓励很大。我回重庆之后，朱光潜先生还给我一封长信，讨论美学和绘画的事，可惜这信后来丢失了。我的画在乐山也卖去一部份，又补充了一些，接着又到宜宾去举行画展。三个码头跑过，历时三个多月，回到重庆，已是初春时节。在厂区遇到陈厂长，我说：“请假时间未免太长了。”他说：“象你这样的人，国家应该养你。”我不知道他韵本意如何，但听起来心里甜滋滋的。 此行认识了一些人，如在青城山上清官，经老道介绍，认识了彭袭明。他是江苏溧阳人，独自一人逃难来四川，住在青城山。他比我大两岁，此时三十三岁，尚未娶妻。能文能画，善书，有武术，住在张大千楼上，但两人从不交谈。八一年去香港，和他见了面。他以教画为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还是没有老婆，真是一个异人。 此行游历了青城、峨眉、大佛寺等名胜。我到乐山已在十一月中，峨眉下过初雪，人们说已是封山季节，不能上去了。我慕名峨眉已久，今日已到山麓，佳景在前，岂能不去，能上多少即多少。在重庆时，听人介绍说峨眉以后山最胜，遂准备从后山上，前山下。于是从报国寺出发，经过白龙潭，下午一时到洪椿坪。实则我误听人言，由正面上山，可以畅游洪椿坪以下如伏虎寺、纯阳殿、万年寺、清音阁、双飞桥、牛心石、黑龙江栈道等处，坐失胜览。本拟下山可补上，而人事不可预知，下山病足，雇背子仍由后山而下，不经前山，至今引为憾事。在洪椿坪时，因为饭已开过，不再供应。我吃了些干粮，就继续前进。和尚说：“上山到九老洞，还有三十里，都是石级，路不好走，中间无人家，还是在此宿一夜，明天觅伴一路走为好。”我想时间尚早，遂不听他劝告，独自一人上山而去。行了一段路，不过午后三点多钟，雾雨漾漾，天象黑下来的样子。路的两旁，丛篠高过人头，不知是鸟是兽，啼声怪异，此起彼落，我开始有些慌起来。鼓足勇气，略不稍息，于五时许到达九老洞。衣履尽湿，和尚说我一天跑到九老洞，走得快。于火上烘干衣服，明晨继续前进。将近洗象池，一路冷杉，中鲜什树。虽已下过雪，但天色转晴，路上雪已融化，不过天寒很少游人，所以猴群也已远去。继行至大乘寺，午后登金顶，宿卧云庵。也是重庆友人介绍，说晚间在舍生崖上是俯瞰佛灯最好的去处。因游客稀少，和尚不做接待工作，在做“雪蘑芋”(雪蘑芋是峨眉名产。用橡栗做成豆腐，利用峨眉山顶冬季酷寒，经过结冰晒干而成)。门外，云海千层，仰望上穹，青苍无际，日光斜照云层之上，经过折光，形成光环，人影映在光环之中，是谓“佛光”。入晚云开山露，舍生崖直下万丈，谷底丛翠之中，灯火数十盏，徐徐移动，是名“佛灯”。此在青城山上清官，入夜于赵公山中，多有数百盏，同此情景，名目“圣灯”。实则同为一物，但磷火青色，而此灯火，其色带黄赤色，可知并非磷火，却不知何物。在山顶宿两宵，稍作游览，即下山，而两脚沉酸，不能举步，勉强回至大乘寺，宿两宵，仍不见愈。和尚为觅一背子。所谓背子，乃一壮汉将一木架横置肩上，我凭轼而坐，两手适及其头顶。壮汉手持木杖健步如飞，杖端铁钉，触及石磴，铮然有声。想取便近，他也取道后山而下，以致虽到峨眉，于诸胜迹，交臂失之。 此行我自陆路至成都，至成都后至灌县、上青城观水离堆。于是沿岷江乘木船下五通桥，经乐山、犍为而至宜宾，改乘小轮经泸州、江津而回重庆。中经乐山大佛，小南海石壁诸胜。名山归来，造化启发，每多佳想。我常谓域内山水，以四川为第一，匪特震烁人口有名之处，佳丽自不待言。即如寻常一丘一壑，平冈远岫，丛林仄迳，无有不可观者。自刘家花园东行约三里，有市集日马家店者，集后平峦一带，有次秋雨乍晴，岚翠犹湿，白云红树，烂然如锦。因忆恽南田有记黄子久《秋山图》一文，读之不胜神往，而名迹久堙，结想为劳，及今忽见此景，惊呼“黄子久，黄子久”，恐黄子久犹有未到处。一旦得之，引为快事，归后不能忘怀。数日后重到，山峦犹昨，而神采顿殊，遂致索然无味。犹以为晴雨不同，故相差异。后于雨后再往，亦非旧观，固知观山须有缘，即如胜境，更须天时，始称联壁。

在重庆期间，公余每以片纸杂抄唐宋诗文，既不临帖，复以己意为之，成为似隶非隶的书体。这种书体横划阔而竖笔细，也不同于金冬心之漆书，我自以为有古拙意。山东王献唐先生极称之，我也以此写信给冯超然先生，及胜利回来冯先生斥为“天书”，不好认识，我自己后亦厌之。我书法面貌数变，这是最突出的一次。书画家一生面目不能一成不变，长作此体，说明他坐吃老本，不动脑筋。我要发奋自勉，到老有变。书如此，画亦如此。 在重庆，工作之余，无可消遣。而江边一带，卵石平滩，连绵数里不断。此种卵石，只有浸在水中方见色彩花纹。故只有在水陆交界处，沿着水线，细心寻找察看，碰上运气，才有所获。我一有空即到江边捡拾，前后六、七年之间，取精汰劣，最后得七枚。最佳一枚，作鸡心形，淡石绿色，上有翠竹一竿，挺然而立，下有兰草一丛，如同天成，极为难得。又一牧质如白玉，墨绿花纹，梧桐之下，一古装仕女独坐吟诗，神情宛肖，栩栩如生。又山水一枚，石质极细，黑色花纹，林峦村舍，曲折可见；背面平沙落雁，平沙一带，秋雁一行。此外尚有秋林夕照，梅雀寒林图等，皆属上品。同时也拾到一些螺纹五色石，皆如南京雨花石所产者，不成物象，虽也可观，但多看乏味。亦犹画中之抽象派，品下一等，终不若有形象可求者为无上神品。我一向主张作画宜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以反对完全抽象画派。此虽细物，但可悟到抽象与具象之优劣。此七石我带回上海，置之案头，用作清供。 一九四四年，燕因又生第五胎，为一女孩，取名陆音。至此我有五个孩子，加上两位老人、我和妻一共九人，食口众多。而币值日跌，物价踊贵，开门七件事，幸多实物福利。柴、米、油、盐、蔬菜、肉类，加之房屋、学费等均按人口发放，因之人多得惠亦丰。因此我虽工资微薄，而一家九口，得免冻馁，比之大学教授之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话虽如此，生活之压力，始终令人透不过气来。加之强寇压境，国步维艰，前途漆黑，社会上污吏横行，风气败坏，自上及下，喻利忘义，国家至此，不知伊于胡底。我辈小民只有得过且过，且图眼前，罔计将来，日日盼望胜利之到来，然明知果获胜利，亦不知出路何在。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三十七岁。鞭炮声中，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且喜有归回故里之可能。当时所谓政府要员之类，以及有办法之商人等等，以前为发国难财而来者，今则以发劫收财为目的，乘飞机、轮船纷纷东下，还成立复员委员会，为这一班人服务。一般小民，是不在他们服务范围之内的。我东归心切，而对于回去的交通工具却一筹莫展。一家九口，根本无法搞到这些船票，而且在经济上也非力之所能负担。有些人急不及待，乘了木船回去，然而川江水急，礁石林立，稍一不慎，有如鸡蛋碰石头，随时有破碎沉没的危险，极不安全。恰好友人有做木材生意者，有一批木材由重庆放至汉口，答允我家免费搭乘。此时彭袭明亦已由青城山下来，到达重庆，候船回至溧阳故里。他住在我家几个月，买不到船票，遂相约同乘一只木筏结伴东下。 这种木筏，是由百数以上的数围巨木扎成长方形的大筏，大约有一个篮球

场大小，厚有二公尺；前后各有大木一根以校正方向，左右也各有大木一根以资推进。有一、二十工人操作。在筏上搭了两个木棚，其一为工人坐卧、吃饭之所，其一归我一家使用。筏上伙食自理，安全不保。阴历正月十二日启碇乘流东下。在峡江之中，水流复杂，主要只有一股东流水，但在主流旁边，支流触及崖石，返回成为西流。操舵老大要明识东流水势，时刻控制木筏行驶在东流线上，才能不断东进。如果误入西流，就会倒退，或在原地旋转，经时不停。记得在万县下面，有次误入西流，在原地不断旋转，半日不停，经过竭力挽救，方才退出西流，归入东流原航道。木筏行驶，全靠水流，流速慢，木筏也慢，流速快，木筏也快。平时虽然不快，但在过滩之后，乘流骏奔，一泻千里，有汽车般的速度。木筏触礁，不怕沉没，只怕搁浅，如是别无他法，只有拆散重扎，这样一拆一扎，往往费时一个星期。而最最危险者，是经过险滩，水流渍激，洄湫奔腾，以致缆索断绝，木筏打散，这样堕入江中，木与木互相撞击，人处其中，一则无法上岸，二则众木夹击，顿成齑粉，性命俄顷，无或幸免。 我在筏上镇日观山观水，风雨如恒。记得在入川时，乘坐轮船观看风景，两岸景物一晃而过，目不及瞬，只有看到前方，才稍有印象。而木筏行驶徐缓，两旁景物，可以仔细观察，因而脑中的印象丰富而深刻。正如杜陵所谓：“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山石之奇，长林古木，各家各派，无不齐备。至于经过各滩，因滩石结构不同，水势亦无有相同者，真是千变万化，各尽其致。所以我说坐一次木筏，胜过坐轮船十次。由重庆到宜昌，走了一个多月，犹如补上了一次重要课程，得益匪浅。

但此一月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万县上面十几里路的瀼渡附近，木筏忽而搁浅，不能行动，势必拆下重扎。人和行李暂时安顿在附近一座禹王庙里。这所庙宇，破败零落，根本无人居住。我们在一阁楼上清除垃圾，铺上地铺，暂避风雨。我乘空雇了小船去万县会见老友李重人医生，同观太白岩之胜。宿二宵回至瀼渡，木筏尚未扎好。偶到附近走走，虽非名胜，而小山流水，村落丛树，无不楚楚有致，令人意远。在禹王庙后面，山崖上种有油桐，经冬叶脱，只留白色的树干，与黑石绿坡相映带，古香满目。想到故宫藏冷谦的《白嶽图》有此气息，故不必远至名区，随手偶得，无不佳胜。木筏扎好，继续前进。日行夜宿，常需到镇上去买米买菜，所以一路之上，常得上岸。如白帝城、神女庙，以及丰都城等处，皆得游览。丰都是沿江的一个平坝，旁即平都山，传为阴长生、王方平得道处。后世连着二人姓氏为阴王，遂误会为阎王。山顶有洞，深不见底，人传可通阴曹地府。二路上山，两旁庙宇连楹，而乞丐之多，排肩接坐，数里不断。行至县府衙门之前，内有广场，观者拥簇，说是捉到土匪，大家都在看杀头。我在外面，俄顷一人挑出一付担子，两头各一木笼，内置人头各一个，青年模样，面目端庄，观之怵心。后来回去见挂在城门处。我后读《红岩》小说，有一肖记述江姐爱人彭松涛被害悬城门故事，回想当时所见被杀害者，可能是革命烈士，于此可见当时革命斗争之坚贞激烈。 再下至瞿唐峡，两崖对峙，滟澦堆矗立江心。古往令来。有多少船只破碎葬身于此。今闻已经炸平，舟楫上下，更无顾虑。历人类有史可稽几千年，视为危者，亦惟有今日建设之伟人，为民除害有如此者。再下为巫峡，于神女庙前仰望神女峰，亭亭玉立于云雾缥缈之中。宋玉一赋，遂使千载骚人墨客望崖而兴遐想，则文字之功效岂小战!

再下为西陵峡，将至新滩，暂歇，筏上老大先去察看地形。新滩为冬季川江中最险之处。水流湍急，江水成一横阔短瀑。江中一石，将江面划分左窄右宽的两个通道，左为人门，右为鬼门。入门水缓，过此尚得为人，而过鬼门则惊波汹涌，鲜有生望矣。我们木筏横度宽阔，只有鬼门可以经过。筏上老大先去侦察，回来后将木筏加固，审查维谨，并要我们将行李悬在空中，离地数尺，准备已定。放筏直下。新滩水急，轮船上行，马力不能胜任。需要绞滩机器以推助之。而此时绞滩机器适坏，以致上下行船只，在此下客以待转驳。有近万人在岸上待船，一齐过来观看我们的“精彩表演”。此时筏工并立筏首，操持定向大木，水声如沸，江面只见白沫翻腾，訇然巨响，盖住人语。驶至瀑布处，数大木，柔如草芥，弯曲下沉。筏首舵工，水及腰际，在白沫中露出上身，洑流旁溅，筏面水深尺余。幸早将行李悬起。瞬息之间冲过急滩，安然无恙，额首庆幸更生。而余势犹厉，不能遽止，其速如奔，凡十余里才止。是夜宿于牛肝马肺峡下。 再下泄滩，与新滩互为消长，于洪水期间，其险状胜过新滩，而今枯水季节，木筏经过，只觉长波播荡而已。再下为鬼门关，谚语有云“新滩泄滩不算滩，下面还有鬼门关”，则其险势不言可喻。险礁露出水面，廉利如剑戟，中有一石，上镌“对我来”三字。舟行至此，如对准此石行去，反得安然通过。如果稍作避让，反会撞在石上。木筏舵工，不知此理，驾驶失当，妄一避让，遂触在礁石上面，不能再动；如果是木船，则成齑粉矣。但一拆一扎，又将费时。此地在黄陵庙附近，距离宜昌仅有一百余里，我不能为此再等待一个星期，遂雇了小舟，连夜到达宜昌。三峡之行，由重庆出发，历时一月有余，到此结束。

回想一路历经艰险，不特水急滩险，加之沿途盗匪出没，随在可虞。如有一段，木筏贪图赶路，连夜开行，有一匪船尾随十余里，紧跟不放，嗣看我们人多，不敢动手。而在我们后面的木船，则遇到匪船，被抢劫一空。有次停泊尚早，我领了三个孩子，上岸在集上吃了馄饨，遂尔起眼，到夜土匪大呼靠过来。幸而木筏吃水深，只能停泊江心，匪徒无小船可渡，只造成一场虚惊。总之此行冲冒险水，出入盗匪窟穴，艰苦备尝，不能尽言。事后思之，为之色变，可一而不可再。而回想奇丽之观，冠绝平生，则亦不可有二。彭袭明总结三峡之胜，说瞿唐峡如三代鼎彝，巫峡如两汉文章，而西陵峡如六朝人词章，绮丽而趋于薄矣，可渭定评。

我少时读《水经注》，关于三峡一段，文字隽永，令人屡读不厌。及今亲历其境，则又有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江上山势连绵不断，如展长卷。危岩穹谷，叠岭平冈，土坡石山，长云横霭；加之丛树林薄，古木老藤，新篁密竹，悬瀑奔涧，无不尽备。尤其江流湍急，洄洑激流，滩各异制，曲折开合，水流其间，变化莫测。我坐木筏之上，可以细审其势，得谙水性。而传统山水，各家各派，无不尽备，诚非轮船急驶所能仿佛一二。在三峡之中。走了一个多月。比读十年书得益更多。 我自下生活到山水中去，从不勾稿，只是恣情观看。记得在灌园离堆旅馆中无意遇到关山月，翌晨同游都江堰。他有一本小册子，很细心地记录所见景物。我两手空空，不勾稿子，他劝我也勾些稿，我说我看山看神气。吴道子所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当然也是一种下生活的办法。不过日子久了，记忆淡薄，往往想不起来。我后悔没有听从关山月的劝告，迄今四十年，要想回忆在木筏所见，一切茫然，不复记忆。但不管怎样，这次坐木筏，在我一生创作上，是值得纪念的一次。所以回来以后，直到于今，我常常画峡江图，前后不下数百幅。也因有了三峡看水的生活体验，用勾线办法创造出峡江险水的独特风格，只行海内，为他家所无。从而得出结论，画山水必须到山水中去。自文沈四王以下，类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陈陈相因，以致每况愈下?但是眼睛看了，必须用脑子想，大之所谓看其神气，小则一树一石，怎样表现，都要有个琢磨。所以我总是主张每到一山，因其典型不同，表现的方法亦异，必须带些新方法回来，充实自己的创作方法，否则是白去一趟。

到了宜昌之后，满想总可以搞到轮船票，谁知船票部掌握在复员委员会手里，他们面向达官贵人、奸商豪富，从不没想为老百姓服务。我株守在小客栈里，一等莫展，见有小轮拖木船招揽客人由宜昌下驶到南京，遂购票搭上。在一艘不太大的木船上，挤了近百人，一个人得到仅仅一尺宽的一席之地，象沙丁鱼那样塞满一船。几经周折，总算到达南京。

在南京火车站买火车票，一人限购两张，我们一家大小九口人，须买八张票。我和妻子、两个大孩在窗口外排队。队伍很长，排到买票，售票员说小孩不算数，两个大人只可买四张。我据理力争，讵知有所谓维持秩序的伪警，不问情由，动手就打我耳光。为了不做日寇的顺民，我扶老携幼，千里迢迢，逃难到后方，八年抗战，吃尽千辛万苦，总算熬出了头，今日胜利归来，还是受这样的侮辱，真令人心寒。 火车到达南翔站。老家房屋，破坏不能居住，乃到我岳家斜泾村暂住，再作计较。我在重庆出发时，无意中背吟陆放翁“犹及清明可到家”之句，由重庆到家乡，走了五十余天，到家日，不前不后，恰是清明日，斯亦巧矣。 二十六 其年秋天，我到上柏去，见到住屋焚烧已尽，一片废墟。在我农场种地的诸暨人陈炳泉，我买进山地时，他就在这地上种蕃薯玉米等作物，其他还仃些茶叶，我不收他地租，他代我看管地产。抗战期间，他没有离开过。此时他的老婆已故，拖了三个男孩，艰苦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地上清理得很好，梨树已长大，只是缺肥，瘦弱的枝条上稀疏地长着几个果子。这梨是我从河南巩县引进来的优良品种，远胜当地所产。我采下若干，带到上海去，请冯老师品尝。他说品种甚佳，比砀山梨还好。我造了两间简易小房，以备来山居住，重整旧业。 自我一·二八逃难时，患咳嗽，北游回来，发展为气喘，经治疗后，住在山中，一直未发。逃难去四川，起初二年尚无显著不适。一九四○年春天，游重庆南山，路上淋雨，回家气喘大发。从此时发时止，一直不断。尤其发后喘平，接着咳嗽不止，深以为苦。想到老杜旅蜀期间，其诗句有“肺气久衰翁”，“衰年病肺唯高枕”，“秋深苏肺气”等等，他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肺病，一再说肺气不适，没有说吐血等症状，因之我料想和我同样患的是气喘病。四川卑湿，容易得此痼疾，难以痊愈；心想若能东归。换一环境，可能会好。我回到故乡以后，还是没有好转。住在乡间，一至病发，咳嗽大作，经久不愈，须雇小船到南翔就医诊治，极为困难。为了就医方便，就在这年冬天，我在南翔镇东市庄桥弄口借到门面房屋三间，楼下一间为厨房，楼上二间为卧室和画室，立了润格卖画。同时积贮作品，准备举行个展，以赡家用。我每日作画写字，这时候写冯承素兰亭序，日以二过为课。 一九四七年我三十九岁，秋天，积得画幅百余件，到无锡举行个展。老友程景溪为我捧场。他在丽新染织厂任高级职员，认识一些无锡上层工商人士，因之成绩甚好。这样我生活有了着落。我有祖传土地约一百亩。回乡之后卖去四十亩，准备在南翔东市方家湾建造新房一所，聊以卒岁。 二十七 我生平无别的嗜好，只是爱好旅游。到名山大川中去，可以开扩心胸，增进知识，又于绘画有直接帮助。此时生活稍稍安定，我又有出游之念，乃约了住在南翔的朋友廖叔禾结伴同行。经杭州、绍兴，嵊县，新昌到达天台。在重庆时，认识一位姓申的朋友，是天台人，经他介绍住在他的亲戚家，还派了—位青年做我们的向导，从县城出发，登上天台山。天台名胜，极不集中，两处相距每在二、三十里，我们遍历石梁飞瀑、桐柏宫、铜壶滴漏、飞帘瀑、华顶等诸胜，徒步而行，足足走了一个星期。此时杭州至天台的公路不能直达通车，我们又都行囊有限，过了嵊县，必须走路，所以十分辛苦，但兴致很好。那时只要我不发气喘病，还是能走路的。归途我们还迂道到了新昌大佛寺。

南翔古漪园是一所古建筑园林，为明末嘉定画家李流芳之侄李杭之所有。经过历代修理，还保存明代建筑四面厅，其中匾额“华岩墨海”四字为董其昌所书。其他亭台楼阁、土丘池沼，也布置曲折，引人入胜，数百年老树古藤点缀其间，益增佳趣。抗日战争前夕，由当地士绅发起，修缮一新。四方来游者无虚日，我也常至其处，于鸳鸯厅、不系舟、梅花厅等去处品茗憩坐，得到精神上的休息。抗战期间。被日寇以及地方上流氓恶霸等恶势力拆毁破坏。半瓦不存，数百年古树，也砍伐净尽，夷为平地。战后时平．地方人士筹划恢复之。于蔓草间搜寻旧址，用木牌标明建筑名称。这些木牌由我书写，立在地上。此时太仓宋文治在安亭师范学校任图画教师。偶来南翔，看到木牌书字，十分赏识。后来他在怀少小学吃饭，席间有我一位族兄，手里摇着一把折扇，宋拿来一看，是我画的山水，心中异之。于是他问知我的住处，两次上门，我都不在，第三次方始见面。宋文治于抗战期间在苏州美专肄业，学西洋画，后来对国画山水感兴趣，此时他新拜上海画家张石园为师，不过三个月。见到我后，十分倾倒，于是不再到张石园处，一心向我学习山水画。安亭距离南翔不过二、三十华里，火车半个小时可达，每星期他常从安亭来到南翔，借些我的画稿回去临摹。以前他没有画中国山水画的基础，我无保留地尽心教导，他也用心研习，进步甚快，学到我的风格面貌，这样有二、三年，直到解放以后，他几次提出要拜我为师。我对前辈王同愈老先生“不为人师”的教导印象极深，所以坚决辞让，未允所请。我说：“将尽我所学无保留地教你，但不必有师弟子的名称。你要拜师，我可介绍你一个人，苏州吴湖帆先生，当今国画界巨擘，交游甚广，收藏亦富，你如果在他门下，可以多看名迹，多认识一些人士。”于是由我作介绍人，领他到吴湖帆家中，拜他为师。此时我已迁往上海，他每次到上海来，不到吴湖帆家中，还是到我家。我为他示范，当场画些册页扇面之类。我墙上挂的画，他要，我总让他拿去。这样，他收藏我这时期的画迹最多，大小总在百幅以上。他的画受我影响很深，酷似我这时期的风格。一九五六年，我受聘到安徽合肥工作，也带了他同行。后来回到上海，我把他介绍给刘海粟，由刘老出面，推荐他进入江苏省国画院。这封推荐信，由我起草，刘老签了个名。他到南京江苏省国画院后，经过刻苦学习，青出于蓝，卓然成家。我对他也参照王同愈称我“俨少兄”的做法，一直称他为“文治兄”，不以老师自居，但他向人介绍，总说我是他老师。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四十一岁。中国***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大军乘胜渡江而南。此时我住在南翔镇上，反动政府广筑碉堡，以期顽抗。当时人心惶惶，有条件的人，都到上海租界避难。我的哥哥家住上海，我是有条件前去上海的，但我认为解放军是来解放人民的，遂毅然率妻携儿，到斜泾村岳家暂避战火，不去上海。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闾阎不惊，人民安居乐业。不比在反动政府时期，币值贬跌，物价踊贵，一般小民，为生活所迫，透不过气来。我住在南翔方家湾新屋内，解放军借住我家，真是不拿一针一线。我也首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论持久战》等小册子，开始接触到一些革命的道理。

一九五○年我画出《杜陵诗意画卷》，共八段，依照杜诗内容，描写当年他所看到的和所想到的景物，参以我亲身的体会。不特作为我在四川八年生活的总结，也在画法上有新的突破。这个画卷裱好之后，冯老师为我写了引首，还精心撰了一篇长跋，对我勉励有加。海内名宿如沈尹默、叶恭绰、黄宾虹、吴湖帆、冒广生、潘伯鹰、谢稚柳等诸位先生都在卷尾题字书跋。杜公诗中所述忧国怀乡，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句，如“孤舟一系故园心”，“听猿实下三声泪”，“故国平居有所思”，“白头吟望苦低垂”等等，操笔染纸，激情最深。画法也逐渐形成一己的独特风格。我抄录前在四川的(湫兴》诗六首于卷尾，作为我诗、书，画三者进程中的一个标志。

回想我初从冯超然先生学画，第一次他拿出他所临的戴醇士水墨山水卷叫我临。在三十年代，人们对戴醇士的评价极高，其卖价竟与四王同值。四王画价也不在普通宋元画之下。我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也从四王入手。宋元画不易见到，四王画终究多些，容易看到。所谓“正统画派”就是从四王而上溯宋元。平心而论，四王还是有它存在之价值，有许多宋元遗法，赖四王而流传下来，如果食古不化，那么及其末流陈陈相因成为萎靡僵化，这是不善学的缘故。所以学四王必须化，化为自己的面目，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也有人说我学石涛，我对石涛在四王笔墨占据整个画坛之时能独出新意是有好感的。但我从未临过石涛画。石涛学元人而加以放，我也学元人，师法相同，学而能放也相同，所以我戏言和石涛是师弟兄，而不是师弟子。我对前代大家，一向不是无条件崇拜，我认为即使是大家，一定有所长，也一定有所不足，即如石涛，一种生拙烂漫的笔墨，新奇取巧的小构图，有过人处。但其大幅，经营位置每多牵强窘迫处，未到流行自如、左右逢源的境界，所以他说的“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而他的率易之作，病笔太多，学得不好，会受到传染。越认为自己要有定力，不为他名高所慑服，要心中有数，何者直学，何者宜改，何者宜化，以我为主，目标既定，勇猛直前，罔计有他。

我的老师冯超然先生对山水、人物、花卉三者均所擅长，而我在他门下，以前只学山水。解放以后国画要为人民服务，当时的形势，只有画人物，可以发挥所长，于是我改学人物，主要画连环画。我到上海和同门汤义方共画连环画，学习作现代人物。一九五○年，我四十二岁，秋，母亲亡故，哀痛逾时，家庭担子直压肩上。过了两个月，土改开始，我回到乡间。前在四川，我是一名小职员，胜利回来，一家八口，以卖画为主要生活来源，所以没有划上地主，是一个非农业户口。土改结束，我回到上海进行连环画创作工作。为了深造计，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上海文化局举办的连环画研究班，毕业以后，全体同学要求工作，于是文化局长夏衍同志接见了我们，问起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致要求工作。于是办起连环画学习班，三个月后结业，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私营同康书局任绘图员之职。这是一家皮包书店，老板只是父子两人，没有另外职员，产业只有一只皮包，老板在四川南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子开张营业。当时只有我被派到这样一个不成样子的单位工作，看到大家都分配到国营企业，不胜羡慕。后来一直到公私合营，我也没有得到正式工作安排，只做了一名自由职业者。但因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不比在解放以前，画卖不出去，就要饿肚子。 解放初期，一般连环画创作水平都不高，所以我也可以应付。自一九五三年起至一九五五年同康书局公私合营期间，我画过近十部连环画，其间主要画过一部《牛虻》，印数很多，人家说这部连环画挽救了将倒闭的同康书局。当然我也因此免于失业。在此期间，我也画年画，以国画形式出版了一张《读报》的年画。同时也参加上海的新国画研究会，创作一些新国画。一九五三年在上海举办的解放以后第一次大型画展中，我展出《雪山勘探》一图。此画得到好评，经美协收购，并印刷出版。一九五六年在合肥画了一幅《教妈妈识字》，《美术》杂志用为封面。 我不善处世，做人戆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骨鲠在喉，一吐为快，当时在上海讲了一些刺痛某些人的话，于是前后得到一连串可怕的后果。一九***年我画了一幅《沸腾的黄浦江畔》新国画，反映吴泾化工厂的实景，参加华东美展。我想突破国画传统技法，和题材的限制来表现工厂。此画展出以后，上海有人诬告我画内有反动标语。深幸公安部门予以否定，否则我将锒铛入狱。于此深感世路崎岖，不寒而栗。也靠党的英明，使我得免于难。 但在此时期，我在社会上有了些影响，也有些人知道了我。有位菏年名诸葛潇垲，想从我学山水画，他准备请一次客，举行拜师礼，我主张一切从简，和他两人到复兴岛一家小饭店里，化两块钱，吃了一顿，就算拜过师。诸葛潇垲那时在中国银行任小职员，后转至北新泾一所中学任图画教师。人品很好，也有才华，他在一九五五年上海青年美术竞赛时得过奖，刻苦好学，孟晋不已。惜正当中年时，于十年动乱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死去。未展所长，不免可惜。 一九五四年四月间，冯超然先生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在弥留时．他对我说，“画画不能太象”，于此可见他念念不忘对我的教导，希望我成材，这使我极度感动，永志不忘，这也是我以后创新变法的动力。 三十三

一九五五年冬，安徽省文化局长到上海物色画家到合肥去工作。我和孔小瑜，徐子鹤、并约了宋文治四人应聘前往。到了合肥，安排我们做些展览会布置工作，又到梅山水库等地参观访问。两个月后，指派我在一个艺术学校绘画系当主任，孔小瑜任教师，徐子鹤在博物馆，宋文治在群众艺术馆(后来他因学校不放，没有到安徽去)。工作分派好，让我们回上海家中处理家务。我回到上海，去看吴湖帆，吴湖帆一见我，就说上海将成立上海中国画院，希望我留在上海，不要去安徽。刘海粟一向看重我，记得在一九五三年间，我为刘定之画了几开册页，刘海粟一见惊异，说要来看我。我说应该我去看他。遂由刘定之介绍到他家，从此相识。他在背后总向人说我好，甚至说当今五十岁上下的一一辈画山水，以我为第一，我是受之有愧。他也帮吴湖帆做我的工作，我因此心动，不去安徽了。后来安徽几次派人来上海动员我去，说安徽工资每月二百元，上海只有八十元。一个人对待工作，不能不想到待遇问题，二百元和八十元，我当然知所抉择，但我想到冯先生的教导。要有徇道精神，对名利要看轻些，想到国画院是国画最高学习和研究机构，在其中我可以提高水平，作出贡献，因之说服了家里人，始终不为所动，没去安徽，毅然留在上海。后来刘海粟几次向我表示歉意，说把我留在上海，让我以后吃了苦头。 不久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成立，这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国画界的大喜事。我一生学习中国画，全部精力，灌注其中。但在反动政府时期，政府不提倡，让画家自己挣扎，画家命运操持于资本家手里，画家必须迎合他们的心理，才能得到生存的权利。如冯超然先生是当时在上海最红的画家，理应志满意得，无所怨艾。但有一次他和我一同坐车时，叹苦经地说：“我形成了这样一个面目，出钱的买主只要这个面目，不能改动，如果想创新，换了一个面目，就说是代笔，或是说假的，就不肯出钱。”他指我说：“不比您可以自由创新，为所欲为，不断摸索，开创面目。”冯先生也知道画要创新，但在旧社会他没有创新的自由。不比解放以后，领导上鼓励创新，越能创新越好。但冯先生还是走运的画家，我们虽然可以自由创新，但是画不易卖出去，生活无着落。那时，我只能放弃作画，住在乡间从事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社会上的国画活动，艺术生命早已完结。解放之后，成立了中国画院，让我专心一致拿起画笔，从事国画创作，这是我艺术生命的再生，我是衷心地感谢党。我同上海六十位老画家一起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每月国家发给固定津贴，生活得到保障，可以不必依靠并非学所专长的连环画来养活自己了。 画院刚一成立。即组织画家到生活中去，我参加了去浙东的一组，计有孙祖勃、俞子才等五、六人。我们带了画夹，前往奉化。在四明山区下生活，实地写生，想到这是党给我们创造的条件，油然兴起对祖国的热爱。我从溪口登上四明山顶，俯视千丈岩瀑布，又住在雪窦寺里，领略到山中的幽深静美，再循着三隐潭而下，乘竹筏随溪流归来。画院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家，一个国画工作者的家。我总说国画院是我们的“命根子”。回想起这段日子，充满着愉快、幸福和希望。我与同行时常相互探讨、作画，日有所进境。这时我又被光荣地选为南市区人民代表，我走访城隍庙一带画家，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带到上面去。我将一颗真诚的心，献给国画事业，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国画事业前进。那时国画院在高安路，画师是可以不坐班的，但我总是每天到画院，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我又得到领导的信任，去闽西搜集素材，画革命历史纪念画。我到过漳州、永安、龙岩、上杭等地，听到不少老根据地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故事，受到极深的教育。

自福建回来不久，反右开始，画院几次开会，领导上一再强调“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一次会上，我谈了一些对上海美协的意见，遂以大家知道的原因，戴上右派帽子，沉沦了二十余年。从此，我每天到画院劳动，后在业余用了半年时间，画了近两百多张的一套课徒山水画稿，把各种树法、石法以及屋字侨梁、人物点缀，逐项画成小张，上加说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学到的技法，记录下来。那时我没有别的想法，一切置之度外，只是潜心钻研山水画，认为如果将来能够对后学有些小贡献，也算了了我的心愿，不枉学画一生。 一九六一年我五十三岁，国庆节时摘去右派帽子，问题虽未完全解决，但情况好了一些。此后我去广东参加侨乡写生，到过新会、台山、开平。再到湛江参观新建港口，接着到茂名，参观油页岩矿以及炼油厂，看到了祖国的伟大建设。归途取道南宁、桂林、衡阳、株州以至上海。我常同刘旦宅同志一起写生，出入相随，情好无间，从此建立了友谊。他擅画人物仕女，功力深厚，夫人王微粼与我老伴也颇相得，所以后来有好几次和他们夫妇同去名山胜地下生活，我老两口在旅中也得到照顾。 浙江美术学院因为国画系山水科教师顾坤伯生病不能任教，极需补充一位山水画教师。院长潘天寿素来主张画画的人，兼应有些文学修养，又能写几笔毛笔字，所以用此标准来物色山水画教师。前此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姚耕云来上海进修山水画，领导上指派由我教导。一年之后，他回浙江，临行我送他一部我画的杜诗册页。他回去后，请潘天寿先生题字，潘老看到我的画，读到我册后的长跋，以及写的字，不觉首肯。后来聘请山水画师，多方物色，没有适当的人，因而想到我。我和潘老素昧平生，无一面之雅，只因他看到我送姚耕云的一部册页，就不顾我在政治上有“问题”，特到画院指名要调我去工作。可是画院坚决不同意，要另派别人，但潘老不要，指定要我去。双方相持不下，于是想出折衷办法，一半对一半，即一个学期我去浙江教两个月，再两个月在上海。一九六二年起我在浙江美院兼课，教国画系山水科四、五年级的学生。

我逃难到四川，只带了一部杜集，闲时讽咏，其中在夔州篇什，描写峡江景物，与我眼前所亲自看到的景物相同，使我得到启发。我好杜诗，更爱蜀中景物，二者天下无双，堪相匹配，遂多画杜陵诗意图。前后计有十余册，每册自八幅至二十幅不等。 一九六二年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我准备画杜甫诗意册四十幅，把这个意愿和吴湖帆，先生谈了，吴先生鼓励我画成一百幅，他说这是画史上前所未有，唐六如有一部一百幅的册页，但不全是山水；华新罗有—部一百幅的册页，也是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合凑而成。因为册页必须幅幅变异，笔墨章法风格设色应不一样，才不致令览者意倦，而有逐幅新鲜引人入胜之妙。一部册页完全是山水，作者必须掌握多种笔墨，具备各种技法，展示面目，层出不穷，而后可以胜任，这是不寄易的。他怂恿我不妨一试。于是我着手动笔，先成二十五幅，用正楷书款，后又续成一百幅，用隶书书款。此一百幅杜甫诗意册，先在画院展出，店又拿到浙江美术学院展出，续又拿到苏州展出。均得到好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上交到工作组，后来造反派准备批判我，说我“借古讽今”，用尽无限上纲的手段，但抓不到把柄，结果批不下去。因而作罢。此一百幅一直在画院内，闻后期还有人借去观看，但不知几个转手，只剩下六十五幅，而且较精的都没有了，可知是懂画的人拿去了，几次催问，均无下文。从前是“毒草”，一变而成香花，至是某些人乘机捞了一把。

一九六三年，我五十五岁。春天，我随同浙美学生去雁荡山。出发前夕，进行体格检查，验出我患肺结核，右肺上部有空洞，学校写信到雁荡山，要同去的助教童中焘好生看护我，不让我多走路。当时我自己尚未发现有病，而组织上已为我妥善安排，得以及早治疗，使我万分感激。此次去雁荡山，老友程景溪结伴同行，我因身体不好，只到过灵峰、灵岩、大小龙湫、三折瀑、开元洞、古竹洞等处。景溪老友直上雁湖，经西石梁赋诗而归，足称壮游，愧我不能相从。回到上海，我到医院检查，果真肺部有空洞，而且是在活动期。经过服用特效药雷密风，打链霉素针，以及滴剂疗法等等，均不见效。后有好友任书博兄送我“抵百粉”药片，大见疗效，以至钙化。书博兄为人醇厚真挚，与人交，终始如一，他善画松竹，是吴湖帆的学生，亦以余力，从事篆刻，我蒙其厚惠，心感无既。写成感惠册相赠，不足言报，聊以略表心意。 是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