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地狱，平均寿命仅35岁？
导读：飞虎队拍摄的40年代云南农村
“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一说法，极其常见。可以说，网络上所有关于中国近当代史的辩论与撕扯之中，都会有它的出没。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第一，Seifert所使用的材料，是年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的一部分，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第二，Seifert所制的，是一份“中国农民生命表”，未包括城市人口。第三，Seifert的计算方法，与后来联合国编制“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的计算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学者侯杨方以同样的材料，
飞虎队拍摄的40年代云南农村“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这一说法，极其常见。可以说，网络上所有关于中国近当代史的辩论与撕扯之中，都会有它的出没。那么，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平均寿命”的概念。所谓平均寿命，完整的说法是“平均预期寿命”，即某一年龄段之人，可继续生存的平均年限。没有特别指明年龄段而谈“平均寿命”，通常是指刚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的平均预期寿命。“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意思就是民国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还可以存活35年。1949年之前，中国从未计算过全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只在三四十年代，有部分学者根据有限的地区性人口调查资料，计算过人口平均寿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Harry E.Seifert在1933年的统计。“民国平均寿命只有35岁”，即出自他的研究结论。Seifert当时依据的，是金陵大学对年对100多个县共38256户农家的调查资料。其中记录有2817名男性死亡人口和2682名女性死亡人口。结论认为，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是34.63岁。①Seifert 的结论被简化为“解放前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在1949年后被学界长期奉为金科玉律。笔者翻查了多种1949年后官方编纂的地方志，言及本地区民国时期人均寿命时，几乎无一例外使用了“只有35岁”这个结论。②但“35”岁这个结论，是否能够代表“民国时期人均寿命”，还存在着不少疑问。第一，Seifert所使用的材料，是年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资料的一部分，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距1949年政权鼎革，还有近20年的时间。第二，Seifert所制的，是一份“中国农民生命表”，未包括城市人口。第三，Seifert的计算方法，与后来联合国编制“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的计算方法，存在很大差异。学者侯杨方以同样的材料，根据联合国的方法重新计算后，得出了与Seifert很不同的结论：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33.38岁，女性33.13岁，男女合计33.30岁。③这个结论，比Seifert少了1.5岁左右。④ 除Seifert的统计之外，还有三份民国人口寿命统计资料值得重视。1935年，学者薛仲三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寿命，男性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作者认为，“南京市生命统计资料比较可靠”，理由是与上海、北平、汉口等城市相比，南京市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要更高，“显见调查之出生数及死亡数殊少遗漏”。⑤抗战爆发后，广西自1937年起开始在全省实行“生命统计报告制度”，连续积累了四年的统计资料，但没有编制“生命表”。90年代，广西学者利用这批资料，以“蒋庆琅法”计算得出，年，广西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1.18岁，女性为43.30岁；1940年，广西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1.48岁，女性为42.66岁。⑥年，学者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成了多种寿命表。据其统计，若将霍乱（当时呈贡县霍乱大流行，乃偶然因素）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则当地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2.8岁，女性为34.2岁，男女合计为32.8岁；若不计算霍乱死亡人数，则当地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为33.8岁，女性为38.0岁，男女合计为36.0岁。⑦但学者侯杨方按照联合国的方法，重新编制的生命表显示，包括霍乱死亡人口，当地男女合计，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应该是37.17岁；不包括霍乱死亡人口，则男女合计应为40.04岁。比陈达当年的统计要高出不少。----“由于无法得知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编制生命表的具体方法以及其他的细节，因此目前只能认为笔者利用联合国的方法重新编制的生命表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⑧薛仲三所制的《南京市寿命表》 综合以上四份资料，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不足40岁，确实不高。可以对比一下：年，日本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是46.92岁和49.63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平均寿命不足40岁”，并不等同于“绝大部分民众活不到40岁”。因为拉低平均出生寿命的主要数据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当时高达170‰～200‰----就数据平衡而言，1名婴儿去世，损失了40岁“平均寿命”，需另一名婴儿延寿至80岁，才能补齐。下表是薛仲三所计算的1935年南京市民平均寿命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过高的婴儿死亡率，对平均寿命的影响：表一：薛仲三计算得出的南京市民平均寿命表（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主要依赖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一线西方国家，直到20世纪初才把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下来。比如，英国在1900年，婴儿死亡率还高达154‰，1910年降到105‰，1920年80‰，1930年60‰；其男性预期寿命，则从1910年的51岁增至1930年的59岁。⑩次一线国家稍晚。比如，日本在年间，其婴儿死亡率仍高达150‰；苏联直到30年代，才把婴儿死亡率降下来，使其人口平均寿命，从20世纪初的32岁，提升至44岁。（11）至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无力建立现代医疗保健制度，婴儿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30-40年代，巴西、智利、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巴拿马等婴儿死亡率超过了200‰的国家，其人口平均寿命，都未能超过40岁。（12）中国和这些国家，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线；这条水平线，也差不多是当时世界人口寿命的平均线。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的平均寿命，处于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年，农村平均寿命只有33.30岁；年，云南呈贡的平均寿命已上升至40.04岁。具体可见表二。这种上升，有赖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推广，也有赖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实现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为。如1931年江淮大水灾，导致1932年霍乱大流行，波及20省3个特别市，当年患病人数达110666人，死亡31974人；但经卫生防疫部门的有效控制----自1931年9月至1932年9月，共计有215.7万余人接受了政府组织的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34.4万病人接受了政府组织的治疗----1933年全国仅7人罹患霍乱；1934年仅有6人。1933年黄河特大水灾，灾民360余万人，20余万病人接受了政府的治疗。1934年，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四城市，共计有超过100万人接受了包括天花、霍乱、流行性脑膜炎、白喉在内的传染病预防接种。（13）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这种作为是有限的。直到198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才被降低至34.7‰，约等于1940年代英国的水平。表二：年代，中国平均寿命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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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别让科技评估体系给创新“添堵”
admin_jqrgl││阅读（181103）│评论（0）
作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动荡的电子产业格局并未对中国市场造成严重影响。相反，在互联网+的冲击渗透下，国内电子制造产品升级迭代得到全面提速。将于8月30日至9月1日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会（），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电子制造业的成熟与新姿，重塑国内电子制造行业生态链。创新是这两年科技圈谈论最多的话题，然而国内的科创氛围却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体系跟科研实际不能完全匹配，评价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有时甚至“绊住”了创新。科技评价的完善需要更科学系统的机制保障，需要更专业勤奋的人才支撑，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
　　一些科研人员曾“吐槽”自己经历的科技评价：比如，让官员评价科研人员，包括部长评教授、局长评副教授、校长评研究生，最后必然人人追求做官，而非做科研；一些基础研究或者产业化前期的项目，在申请和评估时却要求一定要有企业配套，导致科研人员无奈之下硬拉企业虚假配套。
　　“吐槽”虽各有不同，但却反映了一个共同问题，当前我国科技评价体系跟科研实际不能完全匹配，评价的激励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有时甚至“绊住”了创新。习***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
　　 正确的科技评价应该是“给力”而非“添堵”。科研活动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攻关等多种类型，若采取单一的评价方式，势必会挫伤创新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一些科研乱象的出现。比如，一些侧重前沿探索的研究，周期长、风险高，如果在评价时跟产业化项目一样，要求某个时间段必须完成某些任务，必须产生经济效益，就会给科研人员增加不必要的压力，一些人只能通过虚报成果来应付考评。科技评价本应起到激励的作用，这时候却反倒成了科研人员的负累。
　　 完善的科技评价应该“公开”而非“封闭”。科技评价不应是一个人、一小圈子人的“自说自话”，应该在可公开的范围内，尽可能让更多、更专业的人士参与到科技评价中来。科技评价的结果也应该及时公布，接受大众监督。由于科研活动的复杂性，评价体系应该是公开的“网状”，而非封闭的“点状”，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价科研活动的多元价值。
　　优质的科技评价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科研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据有关统计，科研创新失败率高达90%。在科研活动中，会有很多意外和变数，即便一开始合理的评价体系，可能伴随着科研活动的进展，也会出现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科技评价应该紧贴科研活动实际，把握科研活动的脉动，及时调整更新。只有在非静态的、生长型的评价环境中，科研活动才能得到更广阔的空间。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科技评价改革，比如政府不再直接管理项目，而是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国家科技专家库目前在库专家总数已达8.39万人，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平台上线运行，为更完善的科技评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国也在加紧研究制定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标准和办法，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制度；深入实施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修改完善评议指标，加大对发展潜力和实际贡献的考量。
总之，科技评价的完善需要更科学系统的机制保障，需要更专业勤奋的人才支撑，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各层级科技评价部门应该充分认识到科技评价对创新的重要作用，以更加精益求精的态度不断雕琢科技评价体系，使其真正成为创新的助推器。
而一届成功的展会，也应该成为助推科技发展的学术交流平台。将于8月30日开幕的就开设了一系列高质量、国际性的创新论坛，来促进产品技术与市场、供应商与行业客户之间的互动，为其搭建一个探讨技术创新的最佳平台。
会展期间，主办方将举办自动化会议、穿戴式智能硬件研讨会、服务型机器人技术与应用大会、触控显示技术发展研讨会等十多场论坛峰会。来自业内知名专家学者及供应商代表、专业观众将就各自领域敏感话题、行业困局展开激烈讨论，共同探索行业持续发展之路。
来源：NEP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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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励展博览集团在大中华区范围内，在中国拥有600多名员工，服务于国内13个专业领域：电子制造与装配；机床、金属加工与工业材料；包装；生命科学与医药、保健、美容与化妆品，休闲运动；礼品与家居；汽车后市场；生活方式；博彩；出版；地产与旅游；环境与城市管理；能源、海洋、矿业、石油与天然气；广播、电视、音乐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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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隆：长春围困战中到底死了多少百姓
长春和广岛，死亡人数大致相等。广岛用九秒钟。长春是五个月。百姓夹在中间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强迫逼出，二、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的报告中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白骨之城“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第一线。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後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後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天塌了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市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老人说：1948年春节前後，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谷草最贵，一斤谷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化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弟兄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13口之家也死了4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朝阳区东朝阳路9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8口，父母和6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16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厌厌的，最先饿倒的，接著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我们7月中旬断粮，吃野菜、树皮。先扒榆树皮，扒掉老皮要里面那层嫩的，粘粘乎乎挺好吃，後来甚麽树都扒，老皮也吃。长春树多，夏天马路上不见阳光，都是荫凉。都扒光了，白花花的，我有个二姨叔叔，在“60熊”一个特务连做饭。伪满时，爹妈卖只200多斤渚，给他娶的媳妇。妈说：3年大旱饿不死厨子，你去看看能帮点不。进屋就见锅里煮著大米饭，二婶拿锅盖就盖上了。二叔说：你吃一碗吧。我恨不能把头都拱进锅里，一想到爹妈和弟妹，就说给两碗我拿家去吧。二婶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说我们今晚就揭不开锅了，还给你拿家去?我妈哭著说：这年头没亲戚啦!我家房后有块地，头年种点谷子，吃了些，装了三枕头。藏着掖著，寻思不到快饿死时不能动。邻居有两个姑娘和国民党不正经，不知怎麽叫她们知道了，来几个“60熊”，硬给抢走了。一家人哭啊。爹说：这是命，遇上小人了!说到头，还是空投大米救的命。得拿命换。老虎公园是个空投点，飞机一来就掉粮袋。尽是大米，南方大米，东北人叫“线米”，飞机一响，国民党就戒严。看不住。老百姓早准备好了，哪儿都藏人，空投也不都那麽准，老百姓抢，国民党就开***。开***也抢，用小刀划开袋子，搂些就跑。有的见到粮食就往嘴里抓，甚麽部不顾了，也忘了，***打刀扎，就那麽抱著粮袋不放，***打死的，人踩死的，每天都有，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胆小，可人到了那汾上也就没甚麽胆小胆大的了。妈甚麽也舍不得吃，总让我吃个半饱，说你是咱家顶梁柱呀。我哪吃得下呀?走路打晃，动一动就冒虚汗，可一看粮袋掉下来，劲就来了。白花花的大米捞在手里，那是全家人的命呀!有个姓刘的钴娘，比我大一岁，叫粮袋砸死了。离我不到10米远，砸得扁扁乎乎的。朝阳区义和路居民张淑琴老人说：一天，我坐在炕上哄孩子，喀嚓一声，一袋粮食掉下来。还没明白怎麽回事儿，吵儿巴火进来几个国民党，都是新7军的。魂儿都吓飞了，没听见他们问甚麽。翻一大阵子，粮袋砸穿房盖掉在天棚上了，正在我们娘们孩子头顶上。是炒黄豆。他们就骂，说吃黄豆拉稀肠子都快拉出来了，大老远的还送这破玩艺儿，嘴里这麽骂，那眼睛瞪得“大眼贼”似的，掉进墙里的也抠出来。国民党有搜粮队，一斤半斤也拿走。我们家来过一次，翻得碗朝天，瓢朝地，用铁钉子往地下捅。有天来个兵，翻出几个大饼子。我哪能撕巴过他呀，就说：你看看我那孩子吧，小猫小狗也给留条小命吧!他还有点良心，给留下两个。那年我25岁，3个孩子，大的6岁，小的1岁。唉，哪还叫孩子呀，猴啥样他们啥样。小女儿就那麽饿死了。吃奶孩子没听说有活过来的。再困个把月，就全完了。李素娥：拿命换点大米不敢吃，拿去换糠、麴子、酒糟甚麽的，让全家人糊口，抢大米不能拿面袋，得用筐，不显眼。后来筐也不行了，就穿个大布衫子，里面缝些兜。去市场卖大米也一样，一次叫几个“60熊”发现了，说我是“大米贩子”。就2斤大米。我抱住不放，在地上打滚。他们拽我去督察处，我不知道他们怎叫“60熊”，也不明白这“督察处”是干甚麽的。旁边人说：你就舍了吧，去督察处就没命了。一个同学见了，跑回去报信。爹妈来了，给他们磕头，一口一个“长官”，“老总”，说孩子小，不懂事，高抬贵手开开恩。有个兵是辽南人，我们老家也是辽南，听出是老乡，就说到他们家看看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宋占林：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李素娥：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宋占林：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老人说：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宋占林：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张淑琴：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老人说：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张淑琴：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李素娥：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宋占林：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于连润：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困死的都是百姓。真空地带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国民党往外赶，***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老人说：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宋占林：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于连润：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好东西不让过。“卡空”里那人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著的，躺著的，也分不清是死是活。瞅著那样儿，脚下就有点软了。咬咬牙，硬看头皮，还是闯。“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著，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部在露尺地呆著，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件，就那麽放著烂著，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最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麽想吃甚麽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著，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甚麽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著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乾不死。有的瞅著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赶上毒日头，那人一天功夫就发起来了。脑袋有斗大，屁股像小鼓似的，眼瞅著发，先绿後黑。一会儿“啪”的一声，又闷又响，肚子爆了。白天晚上都响，夜静听得最清。这一声，那一声，有的就在身边响，鼻子早就闻不出甚麽了，可那一声响过后还是受不了，没闻过的想像不出那味儿。在“卡空”里熬过10天的人不多。老天爷照应，那几个大饼子过卡子没翻去，“胡子”也没抢去。不能让谁看见，天黑时偷偷掰点吃：这麽对付有10天，又吃两天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麽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麽几步远，就那麽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就放谁出去。真有有***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往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张淑琴：伐们在卡子前排队，推车一个接一个，八路在队伍两边来回走。边走边说：谁有怆、于弹、照相机，交出夹就开路条出卡子，老百姓吵吵嚷嚷的，说甚麽的都有----那些话呀，说不得……平时在“卡空”里都不吱声：两边便衣挺多，还有“胡子”。那时那人都老实，怎麽摆弄怎麽是，像小猫似的。也是饿的没精神，不想说了。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往“卡空”里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讲明白就让过去了，挺痛快，不知道有这条，不然早走了。宋占林：我运气也挺好。在“卡空”里呆两天，碰上个小时候在一起撒尿和泥玩的伙伴，小名叫“来顺”，姓王，前街的：他当八路了在卡哨上，挎个木头匣子***进来侦察。他问我他家人怎样了，我说全没了。他蹲那儿就哭，呜呜的。哭一阵子，我说你看我和你嫂子怎麽办哪?他抽抽嗒嗒地说有命令，你们这片不放，明天放“马车地号”的，你跟他们走。“马车地号”都是赶车拉脚的人，叫这麽个名字。若不碰上他，八成没今天了。于连润：我是一没熟人，二哪也不缺个剃头匠，甚麽门也没有，只有硬挺干熬。一块儿来的不少都完蛋了，我也快不行了，就准备让人听个响臭块地了，发了个救命的“难民证”。这个谢天谢地呀，出去没几天又回来了----长春解放了。出哨卡就有吃的，稀粥，面不面，楂子不楂子，一人一大碗。不能吃干的，胃受不了，有人喝光了还要，不给就抢，撑死了。李素娥：有个舅舅，还有个姨姨和姨丈，都是出卡子後撑死的。我们家也准备出去了，推车甚麽的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天刚亮，爹说素娥你快起来，这***口怎麽都对上咱们了?我一看，可不是怎麽的，我说国民党要杀人了，爹说：不对，有变。后来才知道，“60熊”起义了。八路进城就发粮，大车呼呼朝城里运。我去扛回40斤。别看走路都打晃，再给40斤也能扛回来。饭做好了，妈还舍不得吃，我说这日子过去了，***来了就好了，妈捧著饭碗，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说：老天爷呀，可算活过来啦!1987年，美国得克萨期州一所保健学院的教授，对43万2千人的死亡时刻进行数理统计，发现死亡率最高的时刻，为每天凌昊4时至7时。对于广岛，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无疑是日。对于血城四平，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日至26日。对于死城长春，死亡率最高的时刻，是1948年5月至10月。一座城市，因战争而后活饿死这麽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历史如是说当战争以铁与火与血的方式，在四平，在锦州，在辽西吼啸、扑打时，从绿春到金秋，长春150个黎明和黄昏静静悄悄。于是，关于这场围困战的文章，几乎都写著“兵不血刃”四个字，当暂52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妻子被送进城去，接著又送去失散的孩子，阖家团圆时，草民百姓开始家破人亡，一个个婴儿被扔到街头号泣，当60军副官处长张维鹏等人的妻子儿女，被优待送出哨卡，并在沿途受到关照时，没有***和照相机的芸芸众生伴著垒垒白骨，成群结队地跪在哨卡前，苦苦哀求放生救命。这就是：“兵不血刃”!孙子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10万守军，实骂“善之善者也”。可对于草民百姓的遍地饿俘和白骨呢?瞬间的屠杀与慢慢地饿毙，其间有残忍与人道之分吗?血肉横飞也好，兵不血刃也好，任何形式的死对於生命本身都是相同的，而同是生命的消亡，唐山大地震，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困战，自然界的灾难与人类的杀戮，侵略者的屠刀与骨肉同胞的相残，是一样的吗?那住挎支木头匣子***的围城的“来顺”，一家人不也就剩他一个了吗?流血的政治演化成这种不流血的政治，那就是最残酷、最野蛮的战争了!长春一些老人说：打记事起，我们这疙瘩就没得好过。“小鼻子”欺负咱，“大鼻子”糟害咱，“小鼻子”才狠呢，“大鼻子”才坏呢，好歹把这些畜牲盼走了，折腾得更厉害!外国人不把咱中国人当人，中国人怎麽也不把咱老百姓当人呢?当年参加围城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有的老人说：那时候那人好像已经不知道甚麽叫“惊讶”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麽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没参加围城的部队，看到出来的难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也这麽说，这麽想。围城初期，有人在围城政工会上讲：“要将老百姓的饥饿贫困的罪过归到敌军及敌政府身上，扩大他们与群众的矛盾，孤立敌人。”後来的回忆录，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当然，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一些苦难。”有人说：活活饿死那麽多人，太“那个”了，不好说呀!如今一个人质，会把首相、总理、总统折腾得寝食不安，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斡旋，解救。这充份显示了一个民族和人类的人道、人权、尊严、价值和文明进步的自主意识。当此稿正修改到这里时，被困在阿拉斯加海冰区的三条倒霉的灰鲸，成了人类的宠儿：世界上最大的“星系C5型”军用飞机被调往那里，一条大型破冰船为它们开出条8公里长的水道，两架“天鹤”式直升飞机整天在上空盘旋，花费达数百万美元。其实，这种从1946年起受保护的灰鲸，由于数量骤增，10年前已经允许适量捕杀了。若说讲这些太远了，电影《莫斯科保卫战》中有个镜头挺近的：当一座城市(名字记不得了)被德军包围，红军准备血战到底时，指挥员命令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俄罗斯，你们立即出城向敌人投降!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垒垒白骨负罪呢?历史说：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人杀人，人吃人。为达目的，战争是不择手段，不顾一切的。历史说：只要是战争，平民百姓遭难就是难免的，眼睁睁活活饿死这麽多人是太“那个”了，从这种耸人听闻的残酷、野蛮行径中，正可以了解和透视中国历史和这场战争的渊源、特色。历史说：归根结底，是谁发动了这场内战，他们为甚麽能够发动起这场内战，中国的老百姓为甚麽只能像羔羊一样束手待毙?历史还问：如果再发生一场内战，谁敢保证中国不会出现长春第二?辽沈战役前，战争中军民比例是二兵一夫。辽沈战役期间，直接用于支援前线的民工达160万人，一兵二夫，锦州战事正烈，廖耀湘兵团攻占彰武，将後方补给线切断，前方粮草。弹药和被装供应不上，特别是油料短缺，汽车大部停驶，辽西和热河人民，人背马驮驼驼运，将油料送到前线，又从奈曼旗到北票，日夜抢修出一条700多里的公路，基本保证了前线供应：黑山阻击战中，民工修工事，运弹药，背伤员，送饭菜。一座不到万人小县城，出动130万个工日。3年内战中，有多少民工倒在黑土地上?仅一场黑山阻击战，就倒下400多人。冬季攻势和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雪白，血红。最刺眼的，就是一具具穿黑棉袄的遗体。推著车，挑著担，抬著担架的人民，直接投入战争，一直走到天津城下。送走了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们，再用扶犁握锄的粗糙的手，支援这场战争。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他们没有***，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是被日军飞机炸死的。共和国的旗帜上，染着***六位亲人的血。倒在这场内战中的无辜百姓呢?长春这座死城的饿俘和白骨呢?他们是泰山?是鸿毛?还是像那满山遍野的小草甚麽的?那些三代横尸炕上地下，门口街头，断了香烟的家庭。那些还未来得及看清这个世界是个甚麽模样，就被扔到街头的孩子。那些用青春换了大饼子的姑娘。那些被血一样的高梁米粥撑死的人。那些吃人肉死掉了，或是不能入党的人。被战争夹在中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草民，不才是最大的受难者和牺牲品吗?做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人格、尊严和感情，难道不应该同样地受到珍视和尊重吗?美国人在华盛顿修了那麽多纪念睥，其中有座“越南战争纪念碑”，冷冰冰的黑色大理石上，密密麻麻地刻著那麽多姓名。那仅仅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在那场一无所获，也与美国百姓毫无相关的战争中，倒在遥远的南亚丛林中的美国军人吗?(美国人的噩梦是“越战”，中国人的噩梦是“文革”----早有人吵吵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不知道能不能和同时才能建起来。)我们曾在黑土地上建了那麽多纪念碑，碑文写了砸，砸了再写。在双城，在帽儿山，在牝牛屯，在许多与“东总”有关的地方，都曾筹建各种各样的纪念碑和纪念馆。有的地基打好了，有的文物收集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快开馆了，那个最大的“文物”256号三叉戟一声响，一切都消声匿迹了。死城的累累白骨，应该避而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吗?为了这种亘古未有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在我们的黑土地、黄土地和红土地上重演。为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人格、尊严和价值，不再被漠视、践踏。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小太阳”，能够永远在和平的阳光下生活。一句话，为了像今天唱的那样，“让世界充满爱”，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片黑土地的白骨之上，建一座碑?那碑文是现成的。【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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