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几十个个兵,开始和帝国蒂法和邪恶士兵战斗斗,...

王树增《1901》(34):第四章&&翠扳指----一个俘虏的可怕神情
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军队中,身份最为含糊、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帝制下的中华帝国的正规军了。
  还是冬天的时候,帝国北方的一个身材魁梧、表情淳厚,穿着蓝色棉上衣和黑色肥大布裤的青年农民决定入伍。家里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连续三年歉收。更重要的是,这个已经长大懂事的青年饭量太大,当他在从锅里盛野菜稀粥的时候,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那众多的弟妹们充满敌意的目光。有一天,他和村里的族长一起吃了几袋旱烟之后,决定去吃军饷。母亲泪水涟涟,为了把一块生牛皮缝在儿子的草鞋底上,她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而多病的父亲在那个晚上干脆烂醉在村头的小酒馆里了。黎明时分,青年朝着集镇的方向走去,连头也没回。入伍的考场设立在集镇土地庙前的空地上,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准备参加考试的青年农民。在等待考试的时候,他把携带的最后一块干粮吃了,并且喝下了一大瓢井水。他觉得有点儿把握了。
  日上三竿,一声锣响,考官来了。考官骑的是一匹鬃毛蓬松的矮小的红马,官帽上的翎子也是红色的。衙役开始唱名,被唱到的青年集中在一起,没有队形地站成黑压压的一片。考试有三个内容:刀和盾的格斗、射箭和力量测试。
  衙役给了青年一根木棍和一只藤编的盾牌,并且让他向另外一个只拿棍子而没有盾牌的现役军人进攻。青年咳嗽了一声,脸上的温和的表情顿时消失,浑身结实的肌肉绷了起来。他不会刀术,但会打架,他知道打架的要领。于是,没等考官发出口令,他就把木棍抡起来,冲了上去。对手后退躲闪,但是两根棍子相碰的时候,一声脆响,双方的棍子都折断了。青年农民的凶猛让考官很感兴趣,水烟袋也停止不吸了。突然,青年扔掉了盾牌和折断的棍子,扑了上去,和对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呛人的尘土和众人的喝彩中滚动,一直到滚到考官的座椅下面。考官伸出脚,在青年的脑袋上亲切地踹了一下,锣声跟着就响了,格斗考试完毕。接着是射箭。青年拉了拉那张硬弓,眉头皱了皱,嫌弓软。他跟本村的族长学过射箭,拉的是铁弓。结果,三支箭有两支射中五十步之外的靶子,另外一支射飞了,但是恰恰射飞的箭引起了喝彩,因为箭飞出去了很远很远。最后是力量的测试。青年的面前是一堆大小不一的乱石头,他选择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哼了一声,抱起来,齐着裤裆,但无论如何也举不起来,尴尬时刻他的脸色绯红,像个害羞的小姑娘。没等他换一块小一点儿的,考官便扔下来一块表示录取的木牌:"那边去!"
  青年从尘土中急忙把木牌拾起来,握在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掌里。  近年,帝国不少地方的入伍考试都增加了步***射击的项目,但是由于绝大多数青年农民没有使用洋***的经验而作罢。至少在这个考场上,没有洋***的影子。
  帝国士兵的选拔,其程式和内容,从汉武帝时起一直是这样,千年未变。
  就这样,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在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里,一个魁梧的北方青年农民的名字便和整个帝国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了。
  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那双生牛皮底的草鞋,昨天还在田野里耕种的青年扛着一支崭新的德式毛瑟***,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上前线了。  &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个世界没有理由忽视中华帝国军队的威力。  帝国国家军队的建立早于任何西方国家的正规军,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片国家的历史极其悠久的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像中国军队那样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血腥战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兵法理论像中国的军事谋略那样深奥而完备。从国家种族构成的角度上看,这个东方帝国是由东方若干发源和历史不尽相同的种族混合而成的,但是,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种族,都奇特地成功统一在一个大文化的背景之内了。当满族人掌握了帝国统治权的时候,帝国所有省份和军队的所有重要职务都是由满族人担任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出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这就是东方文化极大包容性的绝好实例。无论是满族的骑士还是汉族的官兵,都以能征善战闻名世界,荒凉的沙漠戈壁、巍峨险峻的高山和广袤无垠的平原之上,帝国所有的疆土都需要他们驻扎。上千年来,帝国官兵的热血遍洒疆场,中国军队以面对苦难和牺牲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使中华帝国这个世界上版图最广袤的国家的万里边防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固若金汤。
  中华帝国的军队是世界上少有的纯粹用于防卫的国家军队。帝国士兵的使命永远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帝国的军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资源而不需要征服,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出产足够供养和支持他们来保卫这个国家了。帝国的军人愿意把防守型的长城当做自己形象的象征。穿着蓝色和灰色土布制作的军装,帝国的士兵们站在长城的垛口背后,用嘲笑的神情望着长城外那些骑着瘦马、手持弯刀的异族人困惑的面容,并且戏谑般地在墙砖的缝隙中向外部世界射箭。异族人在横在他们面前的这堵世界上最长的大墙上寻找着可供攻击的弱点,但是,这座叫做长城的著名的墙几千年来几乎无懈可击,如同帝国的军队一样。
  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发生血腥战争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但是,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别好斗的民族。春秋时期是温和的儒家学说尚在襁褓中的时期,因此,那个时期战斗中的士兵还保留着原始的凶猛,但是,儒家学说一旦成为这个帝国的精神支柱,中国人的尚武精神就渐渐丧失了,除了东北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之外,帝国的男人即使吵架也和女人相像起来。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凡事情绪冲动,连同帝国的士兵在内,大家都遵循"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祖训。有人曾经把中国人和同样是东方民族的日本人的性格做过比较,结果是:日本农民的身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军人式的凶猛表情;而在帝国士兵的脸上,永远隐藏着一种农民式的温顺厚道。帝国的士兵即使在战斗的时候,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最多是一种热血贲张的激愤和慷慨赴死的平静。帝国军队自古很少有内部的哗变--只要有一个军官举起手示意有话要说,帝国士兵就会安静下来。帝国士兵不可改变的农民性格,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能吃苦、最能忍受,面对流血、伤残和死亡最平静的一群男人。
  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军人有着重大区别的是,帝国士兵的名声不好。西方国家的军人是社会普遍崇拜的英雄,一个为国家利益捐躯的普通士兵的名字甚至可以用来命名一座城市。但是,在中华帝国,国人却一直把担负着偌大帝国国防任务并且承当着巨大牺牲的军人,看做是惟恐避之不急的职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也是这个民族的千年古训。中国军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被普通的中国百姓看做是和一枚钉子一样不甚重要。熟悉帝国民间生活,并且曾经对帝国士兵做过细致观察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在其著作中,对帝国的士兵,特别是对在1900年将要面临殊死战斗的帝国士兵,作过如下的描述:
  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的个头很大,人们在见到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气质,以西方人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到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的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寸高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着装,在环境恶劣的道路上散漫地行军。
  士兵们很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邋遢而且肮脏,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觉。早上他们不洗脸,又不把自己那皱皱巴巴、汗臭味十足的外衣换下。在南方的一些省份,士兵们根本不穿鞋,这更使他们丧失了军人的气质。
中国人天生很随和,即使成为士兵之后,这一天性也不会有多大变化。他们显得单纯而又孩子气,好像自己并不是被征召来为国打仗的。一个值勤的卫兵以中国人的方式蹲在地上,一群老百姓聚集在他身边触摸他的***,他向人们介绍步***的结构,并且暗示,自己的***并不比原始的长矛高级多少。
  为士兵配备军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政府从来就没有在这件事上伤过神,只是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多一个大而显眼的"勇"字而已。如果哪个士兵想要掩饰自己的身份,他只需将军装反过来穿即可,这样他就立刻可以变成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军装仅由一件紧身的上衣和一条裤子组成,它们都肥肥大大的,一点儿也不合身。中国人习惯席地而坐,这种姿态很不雅观,但裤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人做出这样的姿态来的。
  每个士兵都把***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用辫子将扇子柄缠住。  另一件几乎与扇子同样重要的东西是竹烟***。在长距离的行军中,时不时地吸上几口旱烟,既可以缓解行军的劳累,又能抑制饥饿引起的阵痛。  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旁观者也会感到他们没有尽其所能。注重实际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一个军人的尊严。
  这些士兵是和他们一样受到严格训练、纪律严明的帝国战士们的后代,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勇敢战斗,中国的疆土才一个省一个省地扩大,发展成为今天世界上地域最为广阔的帝国之一。《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35~37页。
  这就是中华帝国军队和士兵的形象。而由此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帝国的军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
  帝国的陆军与外国联军的正面冲突,在帝国政府宣战之前就已经发生,地点是帝国的一所军校:天津武备学堂。占领大沽口的联军为了解除义和团对天津租界的威胁,突然袭击了位于租界附近的这所军校。以培养帝国陆军基层军官为主要目的的天津武备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前几天军校里还有学员三千多人,可是,随着军校总监荫昌的逃跑,学员们也纷纷各自逃命。当英军少校路克和阿姆斯特朗上尉带领80名英、德士兵袭击军校的时候,军校里只剩下了90名决心拼死抵抗的学员。大沽炮台陷落的那天下午2时,这90名年轻的初级陆军军官对联军官兵的袭击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最后的时刻,帝国的陆军军官端着刺刀冲上来和联军士兵开始肉搏,没有思想准备的路克少校大惊失色。更严重的是,根据联军情报官的报告,帝国的一支精锐的陆军部队,正处在火速向武备学堂增援的途中,而率领这支帝国精锐陆军的中国将军叫做聂士成,这个名字路克少校在多次军事会议上反复听说过,给他印象最深的评价是:一个凶狠好斗的中国将军。
  同样是在最后的时刻,路克少校终于发现了这所帝国军校的弱点:房屋全部是木结构,没有任何防火措施。于是他命令放火。果然,大火很快蔓延到军校的每一间房屋,以房屋为阻击阵地的帝国军官突然慌乱起来,而这时,一声巨响冲天而起,大火引爆炸了军校里的一座弹药库,剧烈的爆炸一瞬间便把整个军校夷为一片废墟,90名帝国青年陆军军官全部葬身火海。
  当聂士成的部队到达武备学堂的时候,路克已经带领联军官兵撤退了,帝国士兵们看见的是满地残缺的同胞尸体。被激怒了的帝国士兵们没等长官下命令,立即在废墟上架起大炮,向洋人们盘踞的租界开始了猛烈的炮群射击。
  天津租界,一个叫做紫竹林的地方。
  仅仅还是昨天,帝国陆军执行的军务还是保护那块租界和租界里的洋人。
  随着与联军在各处开战,帝国军队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在士兵中蔓延,大沽口炮台的陷落使这种仇恨迅速升温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严格地说,与其说这些帝国青年是士兵,不如说他们依旧是一群地道的青年农民。他们对国家、荣誉和生存的观念,与他们世代在土地上耕种的先辈们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多少受到了一些军事知识的灌输,会使用德国制造的最先进的火炮,也许不会轻易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他们中间血气方刚者的额头上还是缠起了红布条,表示他们已经是"神拳"中的一分子了,他们以与自己的父老乡亲们身份一致而感到骄傲。更令他们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是,那些昨天还命令和指挥他们围剿义和团的军官们,对他们公开地"入团"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指责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下级军官们一反常态地邀请士兵们喝酒精含量很高的烈性白酒,军官们狂喝速醉,士兵们发现醉卧在青草地中的军官的上衣里,露出一块义和团团员们普遍佩带的乞求神灵保佑的关公"神马"。
  帝国聂士成部队的大炮向天津紫竹林租界的射击,标志着天津方向的帝国军队与外国联军的正式交战的开始,也是史称"天津军民抗击八国联军"战斗的开始。
  此刻的天津租界,已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兵营。城内联军的数量达一万二千多人,而租界里由中国教民、外国传教士和外国洋行商人组成的自卫队的人数,也在五千以上。和北京城内使馆区的命运一样,这里从6月起,也连续遭到义和团的攻击,租界内洋人妇幼有的已经撤离到海面上的军舰上,但是依旧有一半妇女老幼被围困在租界之内。随着义和团切断了租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尤其是切断了租界内的粮食供应之后,租界里一直弥漫着地狱般的绝望情绪。各种互相矛盾的消息在租界区里流传着。有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风度"
上,说即使最后,中国人也不会进攻医院;有人说后悔来中国,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宗教把中国人激怒了。又有军官说,长官已经下达"边打边撤"的命令,顺序是英国人打先锋,后面是俄国人、伤员、居民、辎重和行李,要尽量让妇女和儿童坐双座马车逃亡。德国人愿意留在最后,说要"尽力保护医科学校和外国人公墓"。当各国的领事们真的严肃开会,研究"为了防止妇女和儿童落入中国人之手,在最后时刻由各国军官动手,杀死自己的女人和孩子"的时候,租界内开始出现了一中怪异的气氛。联军军官们甚至领到了最后时刻自己负责***杀的妇女和儿童的名单。所有的洋人们,在这个时候才意识到,无论联军登陆了多少,这里终究是一个名叫中国的国家的土地。此刻,在他们的四周,密集地围绕着时刻想把他们统统杀死的数不清的中国人,他们怕是在劫难逃了。
  帝国军队的炮弹落下来了,联军握着需要杀死的亲人名单的手开始发抖。
  攻打天津租界的中国军民的人数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官兵5500人,宋庆、马玉昆所属帝国正规军少量,义和团5000余人,还有天津民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数万人。
  天津总督命令:拿下租界,反攻大沽口,"以雪国耻"。
  向天津租界进攻的义和团是以张德成为首领的"天下第一团"。全部从独流镇乘船到达天津。据说张德成本人"斋戒400天",练就一身刀***不入之功,已是"不怕刀***,不使洋***,持一弯形母子马刀和一红缨长矛,面有异相",又有说他"跨高马,红披风,身挎骨柄小洋手***,风驰电掣"--这位首领的原始形象已是很难捉摸了。可以肯定的只有,他是一位在帝国农民中颇有影响的人物,至少在天津众多的义和团组织中,他风头最劲。张德成手下的义和团员们,除了和北京的义和团一样浑身披红携带道符之外,更特殊的是,每个团员身上都携带有一个护身香囊,里面缝有3块姜、21粒黑豆和21粒红辣椒籽。
他们的进攻依旧是《三国演义》里的阵势:大将和法师在先,团员则排成这样的方队--横排56人,纵深数十排,整齐前进。在租界四周,联军们已经用装有大米、豆饼和驼毛的麻袋垒成了射击掩体,大炮、机***和步***已经进行了试射并且构成了封锁的火网。因此,当联军的第一排炮弹在义和团的方阵中爆炸并且炸倒了一片青年农民的时候,进攻的队伍似乎迟疑了一下。但是,立即有数百名义和团团员脱下上衣,组成了又一支冲锋队。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功夫练得已经"到家",他们都认为自己不会在洋人们的***弹面前死亡。几十盏红灯高高举起,冲锋的队伍默然前进。洋人们第一次射击的***响了,红灯跌落。接着,洋人们的第二排***又响了。租界外围,帝国农民的尸体垒起了一道肉堤。
  最后没有倒下的义和团们正不知该不该继续前进,联军的官兵跃出了工事,洋人开始反击了。
  洋人开始反击了。
  联军士兵们踩在了肉堤上,用子弹和刺刀向脚下受伤的义和团们乱射乱刺,直到呻吟之声全部消失为止。
  接下来的数天,义和团们对租界进行了反复的进攻,其中有数次攻入了租界,烧毁了三井洋行和萨宝室洋行。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义和团再次攻入租界的一个晚上,在租界里的马路上,各种肤色的联军官兵和帝国的青年农民在惨淡的月光下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取得近战优势的义和团们,刀劈斧剁,拳打脚踢,在响彻夜空的咒骂和呻吟声中,联军开始出现大量的伤亡。躲藏在坚固的洋楼里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妇幼们透过窗棂向外窥望,朦胧的月色下,义和团人流如灰色的潮水,一波接一波汹涌而来,看上去似乎永远也流淌不尽。
  但是,联军最后还是用大炮和***弹组成了最后的防线。
  帝国的军队在天津租界的进攻中,没有一个官兵跟随义和团冲击。他们仅仅是在用火力掩护,仅仅是在不停地开炮。
  可是,仅仅在开炮的帝国士兵的大炮的炮弹落点极为混乱,因此命中率极低,根本起不到压制联军火力的作用。租界内的洋人们大多转入地下室隐蔽,因此造成的杀伤十分有限,只是把租界里的楼房全部轰塌了。在一天又一天混战的夜晚里,帝国军队的大炮震耳欲聋,火光四溅,但却宛若礼花。
  终于,租界内的四个洋人,英国军官詹姆斯和三个俄国士兵,冒死冲出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他们把租界里的情况报告给了大沽口的联军总司令部。
  帝国政府正式颁布《宣战诏书》的第三天,日晚8时,由大沽口方向紧急增援的联军--其中包括俄军3400名、英军250名、意大利军20名、美军300名、德军1300名和日军1600名,连续突破义和团和帝国军队的数道阻击线,终于到达紫竹林租界。
  如果说以前所有的战斗无论在战争起源、战争性质和战争规模等诸多问题上均是众说纷纭,那么,从现在开始,战争性质已经明了,因为中华帝国已经向各国宣战。因此,至少从联军的角度上讲,需要认真地考虑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了,作为职业军人的那些联军的高级指挥官们明白"宣战"这两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尽管由于联军的增援,义和团和清军"一举扫平租界"的计划已经流产,但中华帝国前线最高指挥官裕禄仍在忙着给朝廷奏本,捏造义和团和清军的"胜利",然后,在给自己邀功请赏的同时,也没忘给义和团的首领们颁发"奖金",他甚至赏给了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的令箭。
  当裕禄将帝国军队的指挥权赏给帝国的农民的时候,联军的战略反攻计划已经制定了出来:首先攻击帝国军队最大的弹药库,从而彻底消除租界的危机;并且,打击还没有与之大规模交战的清军的士气和后勤供应。  东局子,帝国军队四大弹药供应基地之一。其余三个分别在上海、南京和福州。这是一个生产、储备和供应结合在一起的军事重地,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火药、火棉和毛瑟***弹。它位于海河东岸,坐落在大沽口通往租界的交通要道上。战争之前,这里归属天津练军防守,现在,东局子周围的所有村庄都被义和团占领--似乎帝国的农民比帝国军人更明白这个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27日清晨,急于显示自己能力的俄军2000人开始偷袭东局子。但是,当他们接近仓库的时候,突然受到猛烈的射击,俄军骤然出现伤亡。原来,负责在这里防守的帝国武卫前军军官潘金山早有准备,他已令在阵地前埋设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偷袭未成的俄军顾不上脸面了,立即请求增援。于是,英、日、美军组成的800人增援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开始向东局子攻击。武卫前军的指挥官调动兵力及时,在各个方向都成功地阻止了联军的攻势。如果从战术学上看,帝国军队现在不仅仅是阻击的问题了,如果再能调动些兵力,趁势反击,将得大胜。但是,这个时候,出事了:一颗从英国军舰"恐惧"号上的一门12磅炮上发射的炮弹,击中了弹药库的要害。
  从大沽口炮台发生战斗以来,类似的情形在帝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多次。每当与洋人的战斗到了关键时刻,自己的弹药库就一定要出事。不知道是联军炮兵的射击技术万分的出色,还是洋人们的运气好得离奇--几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史料无不是这样记载的。如果是书写历史的人在为帝国军队的失利编造借口,那么这样的借口在经过反复使用后,惟一的结果是令读历史的人神思恍惚--帝国军队的弹药库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民房上落了炮弹而被摧毁可以想像,而本应万分坚固的帝国军事弹药库怎么全是只要被一发流弹击中便会全局不可收拾?--英国"恐惧"号军舰上的这颗炮弹引发的东局子弹药库的连续爆炸,竟然把局子内的厂房、库房、营房,连同附近的帝国士兵一起炸上了帝国蓝色的天空--"弹片、碎砖、机器零件、木板钢筋,下雨般地从天而降。"然后,在联军的欢呼声中,帝国军队"被迫撤退
  战局扭转得仓促而奇怪。没有人能相信,帝国北方最大的弹药仓库,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失守了。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两个实在想不明白的帝国士兵悄然地留了下来。他俩在军械库废墟的四周开始埋地雷。大部队撤光了,他俩躲在残墙的角落里等待着联军的到来。当联军官兵冲进仓库欢呼胜利的时候,他俩点燃了导火索。帝国东局子弹药库又一次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两个年轻的帝国士兵和冲进仓库的联军官兵一起同归于尽。
  接着,另一个军事要地,老龙头火车站,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老龙头火车站,是天津通往大沽和北京的铁路交通枢纽。从联军的角度上讲,无论进退,这里都是生死攸关的军事地理要点;而从帝国军队的角度上讲,占领并控制这个车站,就等于切断了联军的增援或撤退的路线。
  联军指挥官接到了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签署的一道"战书":
  统带津、静(海)、盐(山)、庆(云)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惧剑,东有旷野,堪做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定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45页。
  这磕磕绊绊半通不通的文字,肯定出自一个虽认不全字但还会写几个字的团民之手,而且这个团民肯定是民间故事《三国演义》的热心听众。帝国农民们遵循先礼后兵的原则,如同约街巷乡党打架一样,约洋人们到旷野去开战,听上去如同戏剧情节。世界战争早已进入了现代模式,洋人们即使愿意到"旷野"去"开战",也许不过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或者为了
"个人的名誉"--而现在帝国所发生的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
只是,这究竟是一股逼人的士气。
  战争需要精良的武器、充沛的供应和众多的兵力,但同时也需要士气,无论士气的启发来自什么。
  老龙头火车站自6月以来就由俄军占领。俄军占领火车站的半个多月里,车站周围的义和团曾不断地袭击俄军。28日,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到达天津,与张德成的义和团会合,准备夺取车站。义和团们宣布的攻击日期是29日。
  29日是极其炎热的一天。烈日当空,蝉鸣嘶哑。这是真正的军民一心的战斗,在裕禄的指令下,马玉昆部的5000步兵和1500骑兵与义和团一起并肩战斗。帝国军队还在车站的外围开设了炮兵阵地,用炮火掩护军民的进攻。经过两昼夜的战斗,帝国军民数次冲进车站,并曾占领了车站的大部分,但是俄军拼死反击,外围的联军炮火全力支持,帝国军民又被迫数次撤退。
  7月1日,帝国的增援部队到达,将领还是那个聂士成。
  在聂军参战的情况下,帝国军民向老龙头车站发起最后的攻击。经过一夜的炮战之后,帝国军民终于冲进车站,与车站内的俄军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战斗,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勇气,到处是滚动在一起的身体,光脊梁的是帝国的农民,军装艳丽的是俄国人。老龙头车站的每一间房屋里、每一道墙壁下,都堆积着双方死亡士兵的尸体,从这些尸体上流出的鲜血汇成了一条小溪,然后流到车站外的马路上。肉搏战整整持续了一个白天,黄昏时刻,俄军终于撤退。但联军立即组织英、俄、日三国部队向车站反击。车站经过反复易手之后,帝国军民撤退。夜色暗下来的时候,马玉昆部的官兵又突然发动反击,这次帝国军民不但冲进了站区,而且还冲进了联军官兵藏身的火车车厢,在车厢里寻找肉搏的机会。联军立刻大量增援,再次重新占领了站区,反而把帝国的官兵困在了车厢里。帝国官兵因没有增援而支持不住,最后拼死从车厢里突围出来。老龙头车站再次落入联军手中。
  7月6日晚,天津租界里的联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由英军西摩尔中将和俄军阿列克谢耶夫中将主持。会议分析了租界面临的危机状况:租界的西、南、北三面,已经被中国军民严密包围,并且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架设在运河桥后面、小西门、跑马场等方向的清军大炮,连续不断地集中火力对租界轰击,给租界造成极大的伤亡--"这是被围困以来所遇到的最猛烈的炮击",联军"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些大炮的位置,因此无法压制,想了许多办法都无效"。如果这样的炮击持续下去的话,过不了几天,被压缩在狭窄的租界里的联军除了死亡和投降之外就没有其他出路了。英军少校布鲁斯尝试性的反击遭到了聂士成部队的坚决阻击,英军伤亡惨重,布鲁斯少校负伤而归。同时,向跑马场方向反击的联军也被打了回来。更严重的是,聂士成不断派出小股部队渗透,他们使用手雷进行攻击,已经完全控制了八里台,并且在那里修筑了阵地。这天早上,对租界的炮击更加猛烈,而且这些炮弹的落点令人惊讶地准确起来,至少从炮弹飞来的方向上看,天津城里的帝国水师营和城外芦台运河方向的帝国炮兵也加入了轰击的行列。租界内肯定有充当奸细的中国人给帝国炮兵指示目标,有必要对租界内的中国人进行一次认真的清洗。同时,决不能这样缩在租界里被动地挨打了,在这个弹丸之地里困守,联军最后的战斗力将会逐渐在猛烈炮击的硝烟中消耗干净,等中国军民再次向租界发动总攻击的时候,这个叫做紫竹林的狭窄之地,将是所有的外国人葬身异国的地方。
  必须出击目的是将战斗引到租界之外:以强大的兵力,向天津西部和南部进行一次强大的攻势,扫清帝国军队的炮兵阵地,并给帝国陆军以沉重的打击,而最终目的是,为向天津发动总攻并且占领帝国的这座大城市。
  联军高级将领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现在联军的对手已经不是义和团了,而是宣战状态下的帝国正规军。因此,如果出击,就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帝国最精锐的陆军直接冲击,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天津前线,帝国最精锐的陆军部队是聂士成部。
  聂士成是中国近代史中命运最奇特的军官之一。对他的评价,百年来一直处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状态中,忽而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忽而又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或者两种评价混杂在一起,犹如油与水混合在一个容器里,一经搅拌便变成了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古怪玩意儿。这个出生于安徽合肥的汉子的行伍生涯,竟然是受了他母亲的影响,其母是中国女人中的奇异人物,据说她70岁的时候,仍能够和乡里的青年们一起练武,并且能够举起沉重的石锁。至今当地还有一句歇后语:"聂士成的妈,老聂(烈)子",合肥乡音中,"聂"与
"烈"同音。在如此烈性的母亲的鼓励下,聂士成离开家乡从军,打起仗来生死不顾,勇猛异常,加之他性情暴躁,可谓"杀人不眨眼",人称"邪烈将军"。他在李鸿章创建的淮军中成长,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早年跟随刘铭传到台湾和法国人打仗,而甲午年间,他的部队是帝国军队中惟一打胜仗的部队。他率部在朝鲜牙山与日军苦战,尤其是在辽东达高岭对日军的阻击,坚持10昼夜而不言退,战后由总兵升为提督。
  1900年4月间,聂士成奉裕禄之命开赴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现在又与义和团一起围困租界,与洋人血战,聂士成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一个命运的怪圈之中,拿他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一个朝廷不断地指责、官员们蓄意革除、义和团民众最为痛恨以及洋人们最想歼灭的一个人。  一切源于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作为军人,执行朝廷命令而围剿义和团,似乎没有更多的罪责,因为即使朝廷对义和团转变了态度,他也可以和其他军官一样,用这样的借口为自己开脱。但是,这个帝国军人和其他的军官不一样,他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义和团的看法,那就是,他认为义和团是一群于国有害的乱民。于是,他对义和团围剿的决心是真诚而坚定的,是出于他对国家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负责。他是一个有头脑的军人,除了人称"邪烈"之外,他还是个儒将。甲午时,他有关于东三省战略布局的考察报告问世,令国人和洋人都为之惊骇。作为多次和洋人们交过手的军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国家还没有和西方列强抗衡的力量,而安定是国家奋发图强的惟一保障。如果动荡频起,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弱下去,最终会导致灭亡。作为帝国的军人他愿意为此战斗。他从义和团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对这样的农民团体充满了质疑。他认为义和团根本不可能"灭洋扶清",那些流浪的农民们的所谓"法术"都是些骗人的把戏,装神弄鬼绝不可能救国于危难之中。为了证实他的观点,他亲自观看了义和团"刀***不入"的表演,并且查看了义和团们表演用的***支。这个军人一看就将农民们的把戏看穿了。义和团在表演的时候在前膛***装弹药的程序上做了手脚:先装***弹,再装火药,发火之后,火药在前,只见烟火喷出,弹药不是被火药推出的而是带出的,根本不能伤人。为此他杀了那个做把戏的农民,让士兵把他的头颅挂在旗杆上示众。天津的义和团,从首领到团民,没有一个不惧怕他,也没有一个不仇恨他的,只要他的士兵小队出击或者个别士兵落了单,义和团的农民们便立即悄悄地包围上去,毫不留情地开始追杀。
  当朝廷宣布义和团为"义民"的时候,天津义和团向帝国官员提出的惟一的条件是:杀聂士成。这个要求得到了端郡王载漪的坚决支持,他多次写奏折给慈禧,说聂士成"私通洋人"
,请求"杀聂而保民心"。慈禧一直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她知道这个淮军宿将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真的打仗还得靠这样的军人,靠载漪这样的皇亲国戚来是无法保卫她的政权的。因此,慈禧下达的上谕是,让聂士成"戴罪立功"。
数年来,一直为帝国的利益而与洋人军队作殊死战斗,并且此刻仍在前线与联军展开血战的聂士成,对王公们诬陷自己通敌感到万分委屈。为了军人的荣誉,他向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申诉,但是遭到荣禄的痛骂。荣禄根本不说聂士成的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只是一个劲儿地骂,骂他"糊涂之至"。骂完之后,荣禄怕聂军哗变,于是又给聂士成写信安抚,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糊涂的聂士成给荣禄写了一封回信,情绪依旧慷慨激愤,观点依旧未变:"
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罗■■《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聂士成表示自己愿意为"剿匪"行为承当一切后果。
  聂士成和荣禄都知道这个"后果"指的是什么。
  联军出击前的夜晚,这个帝国将领似乎已经嗅出了联军的意图,他因此而焦躁不安。焦躁的隐约缘由他无法说出口:他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  聂士成和他率领的士兵们一样,身上流淌的是帝国农民的血液,他们所持的关于国家、民族和生活的观点都出自于本乡本土的文化,除了抵御外侮是军人的职责之外,他同样是依靠拿军饷养活家人的人。聂士成想到了自己的老母亲托人带来的口信,老母说,她"无须照看,可以养活自己",并且特别强调了一句老话:"聂家无孬种。"如果是在辽东大高岭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这番话一定会斗志勃发,他一定情愿为帝国牺牲。但是,今天却不一样,他虽感动母亲的话,但他今天不想死,他今天很想家。
  卫兵报告说,部队又和义和团冲突起来,双方均有伤亡。聂士成发火了。在朝廷与列强正式宣战之后,聂士成就命令他的部队停止与义和团的一切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断接到义和团追杀他的士兵的报告,他还是要求他的官兵们忍耐、退让,他要求官兵们和义和团并肩作战。但是,冲突还是在不断发生。义和团对聂军的仇恨太大了,聂军官兵对义和团的情绪也已经由于冲突中的伤亡而从奉命围剿变成了仇恨。这次与聂军发生军事冲突的义和团的小首领姓张,聂士成知道这个人。他让卫兵去"请"那位张师兄。一会儿,张师兄来了,身上披着一件大红颜色的风衣,挎着一柄弯刀,很威风的样子。见到聂士成的时候,张师兄盯着聂士成看,聂士成也盯着他看,两个人这样对视了好一会儿,谁也不开口。张师兄最终忍不住将手摸向了刀柄,结果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聂士成军刀锋利的刀刃便砍进了他的脖子,鲜血喷了一地。聂士成的卫兵把张师兄的尸体拖了出去,又用黄土把地上的血盖住,并且为聂士成擦军刀。
  在门口挂着"聂"字旗的帐篷里,聂士成开始向朝廷写战况报告,他手中的毛笔抖动得厉害,使他不得不数次停笔。在他的身边,是一床军被,一个绣花枕头,一只装文件的铁皮箱和一支小小的左轮手***。
  这时,他得到联军出击的消息。
  时间是7月8日凌晨3时。
  帝国官兵们脸上出现惊慌的神色。
  根据聂士成的卫兵的回忆,当得知联军开始出击的消息之后,聂士成走出了帐篷,在一棵大榆树下徘徊不止。时值北方的夏夜,夜风凉爽,月影婆娑。这是天津西面的一个叫做八里台的地方,这个简陋的地名将很快载入中国的近代史。国家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大敌当前,军民一心是胜利的保障,这一点聂士成不是不明白。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帝国的局势何以至此。他现在几乎痛恨一切:太后、荣禄、裕禄、端郡王和义和团,同时,也痛恨自己。他觉得他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帐外,***声突然大作。
  联军的出击开始了。
  联军的出击部队由日本人的一队骑兵开始,冲击的目标是纪家庄。这个村庄距离天津城15华里,在租界的西南,是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的通路。负责纪家庄防守的全是义和团,其首领叫做韩以礼。义和团似乎早有防备,在村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当日本骑兵踏上地雷的时候,从芦苇荡里冲出来的义和团员蜂拥而上,日军溃退。僵持两小时之后,5时10分,日本司令官江口少佐的增援部队到达,激战一个小时,义和团退出阻击阵地,纪家庄立即遭到日军的洗劫,同时,联军乘胜向八里台迂回。  &
在纪家庄的日军出击的同时,6000名英、俄官兵开始向租界出击,突然袭击了聂军的左翼,左翼聂军抵挡不住,撤到八里台。
  聂士成部,帝国天津地区的陆军主力,一夜之间,被联军包围在八里台附近的一条狭窄地区。
  日,八里台决战的日子。
  这一天发生了值得记载的另外两件事:一、帝国政府电令身在广东的李鸿章"火速北上,处理外交事务",这标志着帝国政府在宣战不到二十天的时候,就要开始"议和"了。二、帝国京城内的甘军董福祥部更加猛烈地攻击北京使馆区,据说是帝国政府想把所有的外国使节都当做人质,以为"外交交涉中的王牌"。
  凌晨5时,八里台四周炮声大作。彻夜不眠的聂士成声音嘶哑地说:"兄弟们,开始了。"
  聂士成面临的局面是:正面,6000名联军从跑马场方向进攻;背后,500名日军在步步逼近。
  部下对他说:"赶快请求增援吧!"
  聂士成说:"无援可增,准备打吧。"
  阵前有一小桥,聂士成骑马立于桥边。炮弹爆炸,弹片横飞,聂士成一动不动。官兵们看见主帅站在前沿督战,无人敢退。当联军冒着***弹冲到小桥边时,聂军官兵跃出射击阵地,与联军扭打成一团。双方上万官兵在小河边、旷野里杀得天地变色,厮打声、呻吟声和各国语言的咒骂声混成一片,直到鲜血把小河的水染红。联军炮火掩护的效果极其明显,而聂军的弹药逐渐减少。如果此时聂军得到增援,战况就会逐渐明朗,但是帝国的任何一支其他军队都没有策应和增援的任何迹象。的确如聂士成所说,帝国的军队"无援可增"。两个小时之后,聂军显示出支持不住的迹象。聂士成下了马,回到了他的帐篷里。等他重新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官兵们惊讶地看到他们的指挥官的装束已经焕然一新:帝国武官的***礼服,紫纱质地的长袍,金线织就,图案豪华绚丽。长袍外套着一件皇帝恩赐的、代表至高荣誉的黄马褂,这皇家特有的明***在黎明明艳的天光下格外耀眼。
  聂士成再次牵马走到战斗的最前沿。
  这身服饰是那么的显眼,简直是在给联军指示帝国指挥官的具体位置。于是,炮弹和***弹下雨般地朝这个显眼的目标飞来了。
  官兵们喊:"军门!您躲躲!"
  聂士成没有回答,他跨上了战马,吼了一声:"跟我杀!"
  这时,有人飞报聂士成,说义和团抄了他的家,他的老母和妻儿已被抓走。
  聂士成停顿了一下,然后拍马奔去。
  官兵们知道,聂军门决定死了。
  官兵们的眼泪夺眶而出。
  聂士成完全可以不死。
  帝国的其他军队可以撤退,他也可以。
  一个跟随聂士成多年的名叫宋占标的管带急步上前把聂士成的马嚼环拉住,大哭:"军门,不能去啊!"
  前沿上所有聂军官兵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听见聂士成平静地说:"孩子,你不懂。"
  宋占标拉着聂士成的马死活不放手,聂士成大喊了一声,朝宋占标的手砍了一刀。
  聂士成策马冲向敌阵。
  宋占标带着冒血的刀伤,跟随聂士成冲上去。
  在八里台正面和聂军对峙的是德国军队,其前线指挥官名叫库恩。  &
库恩认识聂士成,因为他曾经在聂军里当过骑兵教练。
  天大亮了,他看到一个冠带整齐的帝国军官出现了他的前沿,库恩立即认出这是聂士成。他派士兵充当军使前去,要求聂士成投降,他不愿意看见他熟识的这个帝国将军在他的面前阵亡。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据说库恩得到的回答仅仅是他这个"懂中国话"的德国人都不大明白的一个古怪的中国字:■!
库恩立即命令所有的火器一齐开火。这个德国军官知道,如果不把聂士成打死,战斗永远结束不了。炮弹和子弹跟随着聂士成的战马,在肉搏的混战中形成一个烟火的核心。一匹战马倒下,聂士成便换乘另一匹,他一连换乘了四匹战马,最后他的两腿先后被打断,在马上摇摇晃晃,接着,弹片划开了聂士成的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但他依旧没有从战马的背上跌下来。联军占领了小桥,他带领帝国官兵向小桥上冲击。一发子弹从聂士成的嘴里打了进去,从后脑穿了出来。又一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前胸,最后的那发子弹击中了他的太阳穴。
  聂士成轰然栽下马来,滚落在小桥的桥面上。
  一直跟随他前进的宋占标也同时战死。
  统帅已死,聂军撤退,八里台失守。
  德国军官库恩飞奔上桥,扯来一条红毯子,覆盖在聂士成几乎已经破碎的身体上。他命令一名士兵把聂士成的遗体背起来,送还给清军。  &
聂军在运送聂士成遗体的时候,遭到义和团的拦截,义和团的农民们企图抢走遗体进行"戮尸",他们被联军驱散。
  裕禄上奏朝廷,请求赐给聂士成抚恤,但是遭到端郡王和刚毅的反对。事后,慈禧下诏称,聂士成"误国丧身,实堪痛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罗■■《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9页。
  聂士成的灵柩被运回安徽老家,他终于和他刚烈的母亲团聚了。  &
帝国军人们听说了聂军门阵亡的消息,悲痛之下,从马家口方向对租界进行了最猛烈的进攻,并且在火车站里再次与联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肉搏战。
  但是,聂士成的阵亡极大地影响了帝国官兵的士气。
  不久,联军就占领了天津附近的所有重要的军事据点,天津城的危机已经显露。慌乱中的天津总督裕禄等来的增援部队,是作战消极的宋庆部,这支部队没有向联军发动攻势,反而开始大规模地围剿义和团。包括聂军在内的溃散的帝国官兵,都认为国家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全是义和团们"举事"所致,于是纷纷聚集在宋庆的门下,义和团开始遭到空前的杀戮,以至前线军民两方人心均大乱。
  混乱中联军的军官们终于认识到:对天津的总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胜的。
  防守天津城的,正是宋庆的部队。
  联军所有的大炮都参加了对天津城开始的大规模连续轰击,宋军官兵在进行炮火反击的同时,向租界和车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进攻的时候,义和团的农民们依旧跟随着冲锋--当洋人的炮火响起来的时候,帝国的军民之间似乎又是一家人了。但是,当义和团从冲击的前线刚刚转移下来,便立即受到宋军有计划的射击。是日,两千多义和团员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没有倒在洋人的***口下,却在帝国军队的面前倒成了一堆。  &
很难理解同样是农民子弟的帝国官兵与义和团之间在外敌当前的局势下依旧势不两立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1900年,在天津前线的帝国军队指挥官写给朝廷的所有奏折中,无不充满了对义和团的怨恨:"钦奉圣旨,联络义和团民……乃该团野性难训,日以仇教为名,四处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而教匪亦乘间效其装束,以红黄巾裹首,混迹城乡,暗埋地雷,无从分辨……忽四处地雷纷发,数十里木石横飞,天地变色,当是之时,义和团已不知去向。且值居民惊避之际,或掠***财帛,或夺勇丁***械,甚至抢劫衙署,焚烧街市,事后则解去红布,逍遥远避。"《直隶总督裕禄等折》(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更为严重的是,帝国的官兵们对义和团标榜的"刀***不入"的法术感到愤怒已极,因为导致了大量相信义和团法术的帝国士兵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然而,历史和今天都不能仅仅责备义和团的农民们,他们从不知道"废帝立储"这一黑暗的宫廷阴谋,他们不知道指使他们攻击使馆的王公大臣们怀着多么愚昧的私欲和多么贪婪的野心;他们有的仅仅是对洋人入侵自己家园的最本能的愤恨和反抗。在1900年混乱的日子里,他们以最天真的信念为支撑在前进冲击,在为帝国不被列强侵占而流血死去。
  日,联军对天津的总攻开始。
  双方兵力是:联军17130人,火炮42门;清军12000人,火炮39门。  在宣战的情况下,在本土作战的情况下,在什么都缺惟独不缺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帝国对都城门户天津的防守,竟然在兵力上让仓促登陆的各国联军占了优势,这让人难以理解。
  即使这样,兵力不占优势的帝国军队的状况还有更令人担忧的。天津南门的防守部队宋庆部和马玉昆部,本有官兵七千余人,但是,宋庆部因为与义和团之间的军事冲突,官兵损失不少,结果在这个方向上的防守兵力不足五千。天津西面,由聂军防守。八里台的失利,使本有八千五百人之众的聂军官兵大部分伤亡和失散,最后真正到达西门阻击阵地的官兵不足两千人。帝国守军惊魂未定,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还没有打响,天津是否能够守得住,已成疑问。
  联军开始向天津城下冲击地移动。
  东路的俄军使用的是用船通过运河运送部队接近天津城的偷袭办法。他们在把船拖到运河边的十多华里的路程中,尽管马拉木船在旱地上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奇特而巨大,但帝国的军队就是没有发觉。俄军渡过运河之后,帝国的百姓听见动静跑出来看热闹,他们用吓唬的口吻对俄军说,前面不但还有一道运河,而且还有大量的帝国军队,这一下把俄军吓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把所有的渡河工具全破坏了,如果这时候帝国军队反击的话,俄军就完蛋了。但是,在惊慌之后不久,侦察兵报告:前面既没有什么第二条运河,更没有任何帝国军队防守。中国的老百姓在说谎。俄军在斯捷谢利将军的指挥下,一路顺利到达天津城外。然后,13个连队开始疯狂地轮番攻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帝国守军的外围阵地。  &
西路由日、英、美、意等国官兵组成了冲击队,他们采取的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炮火准备的战术。在炮击中,又有一发炮弹击中了天津城内的一所帝国军队的弹药库,这所弹药库是专门存放褐色炸药的,炸药的威力"在万发炮弹以上",结果一声巨响,"半个天津城火光冲天"。联军趁势倾巢出动,在租界里仅仅留下了1000名官兵,剩余的全部扑向天津南门。  南门是联军主攻方向,也是帝国军队防守的主要方向。直隶总督裕禄,各路总指挥宋庆和马玉昆,都在这个方向坐镇。但是,当联军的攻击开始的时候,这几员帝国的高级官员立刻没了踪影,在南门阻击的只有何永盛率领的少数练军,还有一些决心和天津城同归于尽的义和团的农民。  主攻的联军部队是日军,总指挥福岛将军。日军想在最后总攻的时刻显示日军的武士道精神,同时,想在占领天津后取得优先瓜分的权利。但是,整整一个白天,日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帝国官兵的阻击出乎意料地顽强。帝国守军没有单纯地依靠城墙,而是散布在南门外的沼泽和芦苇丛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给予冲锋的日军杀伤。一次日军已经攻到城墙下,但是支持他们的炮击停止了,日军立即受到帝国军队的反冲击。原来,后面的联军炮兵军官接到了不知是谁传来的命令,说日军已经攻进了城,炮击可以停止了。福岛为此大发雷霆。
  晚上,日军再次顽强向城墙逼进。
  帝国守军惊慌地发现,日军抬着两个巨大的火药桶在向前运动。帝国官兵对着两个火药桶轮番射击和封锁,日军倒下一批补上一批,火药桶始终在缓慢地前进。
  最后,火药桶被安置在城墙下,位置恰恰是白天被炮火炸塌,帝国守军刚刚修补的最薄弱的部位。
事后才知道,是一个中国人向日军出卖了"城墙最薄弱位置"的情报。  火药桶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帝国守军的所有火器全部向火药桶射击。导火索不断地被打灭,但是又不断地被日军点燃。最后,一个日军士兵干脆高举着一支火把冲了上来,火药桶终于被引爆了。
  天津城墙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日军蜂拥而进。
  天津南门失守。
  东门的帝国守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天津城。
  天津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很久,每一条街道都有帝国军人和义和团的阻击。在巷战的时候,联军使用了帝国军民前所未闻的毒气炮,这些毒气炮给天津军民造成了巨大伤亡--"熏毙时家人妇女尚聚坐一堂也。华兵倚墙立,持***欲开放状,近视之亦为毒炮熏毙"。《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天津市政协、北京市政协编,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2~84页。据考证,毒气炮的使用是英军所为,这种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英军在这之前,仅仅在非洲殖民战争时使用过一次。
  一天一夜之后,天津城终于沉寂下来。
  联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伤亡七百五十多官兵。其中以日军最多,达四百人,其次是美军和英军。联军军官中负伤者也很多,其中一名美国上校和一名日本少佐死亡。
  天津军民在防守战中,伤亡三千余人。
  无论如何评价1900年天津城的陷落,无论怎样抨击帝国政府的昏聩、帝国外交常识的愚昧和帝国军队战斗力的低下,历史必须承认的是:在与入侵列强战斗的时刻,帝国的正规军始终是抵抗的主力,帝国的士兵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些农民子弟虽然不知道国家政治的内幕,也曾经为军饷的迟发而对军官甚至对国家起过怨心。但是,当面对异国入侵的时候,当捍卫国家的战斗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是这个民族最血性的一面。他们承担了着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大的牺牲。即使是受伤被俘之后,他们的神情依旧令联军官兵害怕。英国随军记者记录了"让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情景:
  一个可怕的高大而带有挑战似的表情的清军人影,正盯着我的面孔:他的双手被绑在后面--因为他是一个俘虏--他的衣服破碎了,在胸口中央露出了几英寸深的伤痕,是大刀和刺刀破伤的。他的衣服和裤子全都被血浸湿了,而伤痕犹新,血流如注,他一定痛苦极了,但是,他没有一句求饶的话,也没有一声痛苦的呻吟。他无言地端坐着,泰然自若的脸上显出自豪与蔑视交织在一块儿的可怕表情。他的嘴紧闭着,眼睛一眨不眨,缓慢地把尖锐的目光投射在一个一个带着抢劫品跑出城门的外国人。(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
  天津城陷落的时间是日--帝国政府向"彼等"宣战的第2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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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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