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试错可代替行动试错
杜润生反复强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重的历史教训。所以一定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由的风险远小于专制主义的风险”，因为“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代替行动上的试错。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
华生在共识网刊文说，杜润生离世后，纪念的文字不少，但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杜老并按他的意思解读了他的事业和追求呢？
杜老总是说，他称不上改革家，只是一个改革者。但是，他对改革的认识深度是大家不能企及的。
杜老说“深化改革，前提是解放思想，不搞本本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一场争论才明确下来的重大命题”。另一个就是要允许独立思考，允许不同意见。“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重的历史教训。”（引自《杜润生文集》，下同）
杜老认为“前苏联解体是历史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警示：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崇拜，一言堂，凭借无产阶级专政名义滥用权力，打击异己，奴役群众。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绝对腐败，导致政权丧失”。因此他不同意那种苏联剧变是因为个别领导人软弱退让的分析，因为后来前苏联左派的政变反而加速了苏联解体。他提道，如果说是原苏共个别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也是长时期一味提倡无条件服从、没有独立思考和不同意见、所有人的脑袋只能听一个脑袋，从而使党丧失了战斗力的结果。所以他认为，前苏联解体主要源于“苏共的三个垄断，即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从而故步自封、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样必定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抛弃。这样才会出现“当苏联解体剧变时，人民竟然坐视不救”。所以，中国要避免前苏联的覆辙，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他说，要“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前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
杜老认为，前苏联政治模式的主要问题就是民主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因而逐步脱离了人民。“不要认为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住群众，党的一切活动就可以不顾群众的意愿，不受约束、发号施令，任意为所欲为。这正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教训所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都是改朝换代不换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是皇权赖以维持其不容改变的‘家法’”。中国***人的革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无数革命先驱为之牺牲奋斗的事业”，因此“必须批判历史上一切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的精神污染。代之以人民民主政体，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使一度被轻视的人的价值和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包括信仰和思想自由的权利，言论表达的权利，个人安全和尊严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居住迁移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使之成为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基石”。***领导改革、领导人民，要像恩格斯所说，“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杜老反复说，自由、民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百年来奋斗的理想，我们国家缺乏民主传统，政治民主化任重道远，我们的目标和美国金钱起很大作用的民主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形成民主制衡的长效机制”，只有社会进步得越来越民主、越自由、越开放，才能不被历史潮流所淘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杜老还深刻地看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需要通过民主政治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其原因还在于市场化形成的利益多元化，他指出，“90年代，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使利益主体多元化，出现了多种经济主体，既要竞争，又要合作，也必须靠民主政治发挥社会整合作用。民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因此，民主法治也是应对和顺应市场化、全球化的潮流和趋势。这是非常有深度和远见的。
杜老强调，***人如何走出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还是***当年回答的那样，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怎样建设一个执政党，怎样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也就取决于如何对待民主政治。”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自由的风险远小于专制主义的风险”。因为“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代替行动上的试错。这是最安全的。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道路，少走弯路，少走错路。理论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党员意愿表达存在知行脱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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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周在《北京日报》刊发就党员领导干部表达意愿状况的调研文章如下：
★84%的被调查者认为党员意愿表达非常重要，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71.7%的人表示有对党内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愿望，77.8%的被调查者希望增强自己在党内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91.4%的人认为推进党员意愿表达很有必要。但是，6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员意愿表达的发展状况一般，10%的被调查者认为发展状况很差。
★表达意识增强，但认知与行为脱节。虽然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党员意愿表达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人也有在党内表达自身意愿的想法，却很少有人在党内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回答“您对就党内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态度”这一问题时，只有29.7%的被调查者表示“积极主动、热情很高”，61.6%的被调查者表示“党组织有要求才参加”；在回答“您是否就党内事务向党组织提过意见和建议时”，有35.9%的人回答提过，有30%的人回答很少，有34.1%的人回答没有；在回答“在党内会议上，您对某项决定不赞同时会如何”，40%的人选择公开表达自己的不赞同，54%的人选择保持沉默，6%的人表示要随声附和。
★党员意愿表达面临多种制约因素。影响党员意愿表达的障碍性因素有很多，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党员表达的主要原因”时，有56.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缺乏有效参与渠道”这一***，有19.3%的人选择“一些领导干部不想让党员表达”，17%的人认为“党员表达意愿不是太强”，7.4%的人认为“党员缺乏表达的能力”；当问及“您没有在党内发表意见和建议的原因”这一问题时，6.2%的被调查者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29.4%的人选择“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向谁表达”，41%的人选择“知道说也没有用所以不说”，23.4%的人选择“由于党内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意愿表达的党内渠道存在不足。从目前的党员意愿表达渠道来看，党代表大会和党内民主生活会是党员意愿表达的最主要渠道，但调查结果显示这两条渠道都存在很多不足。代议制应该是党员意愿表达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调查结果表明，党代表没有有效成为党组织与党员的桥梁，没有能有效承担起党员向党组织表达意愿的中介作用。
★党内生活不讲真话的人数比例高。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4%的人选择能在“党内生活中做到说真话”，而有40%的人选择“能做到有保留地说真话”，36%的人选择“基本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当回答“您为什么在党的生活中不说真话时”，41%的被调查者表示“不敢说真话，怕打击报复”，54%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了没有用”，5%的被调查者没有选择***。
★新型网络媒体成为党员意愿表达的重要体制外通道。所谓体制外表达就是不在现有的党的章程以及各项党内法规所规定的表达渠道内表达。被调查者在回答“您是否就党内事务进行过体制外表达”的问题，34%的被调查者回答“经常进行体制外表达”，59%的被调查者表示“有但并不经常”，7%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进行过体制外表达。在对“您在体制外表达通常采用的表达方式”这一问题的选项中，41%的人选择在“网络媒体上发表言论”，40%的人选择“与周围的党员群众私下议论”，9%的人选择“在报纸杂志上公开撰文”，5%的人选择在“自己的小群体内讨论”，没有人选择“参与到街头政治当中”，5%的人没有选择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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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内蒙古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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