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他曾随饶师学习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学和高等电磁学等多门课程、吴大猷说：“学生由他获益处，不在流畅的演讲，而在其对学术了解之深，对求知态度之诚，对学术的欣赏与尊敬．以及为人的严正不阿的人格之影响”因此对吴大猷“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起到了关键的、亦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影响”。
饶毓泰十分关心年轻人，对他们多予鼓励、帮助。1927年，正在读二年级的吴大任对现代物理兴趣极浓，课余常到阅览室去看物理杂志。那时宇宙射线刚被发现．对它只有初步观察和分析尚未定名。吴大任写了一篇《大宇中的高频率辐射线》的短文，加以报道，登在学校理科学会的小报上。饶毓泰看后异常兴奋，决定重点培养。饶毓泰对文科学生叶恭绍的帮助，更使人难以忘怀．叶恭绍青年时代就立志学医，1927年她考上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而不能去，上了南开大学文科而不愿意读。当时，饶毓泰任理科主任，亲自帮她转科，还为她设计了选课方案，使她按医学预科的要求学习，实现了她学医的夙愿。她回忆道：“没有他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南开大学前副校长吴大任则写了《赞“实事求是”精神》一文，盛赞饶师精湛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
为了培养现代物理学人才，饶毓泰还常在课内外向学生介绍物理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当年，吴大猷听过他的《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演讲。大学三年级时，吴大猷就开始研读‘狭义相对论’。1929年，吴大猷毕业，饶毓泰把这位成绩“极其杰出”的学生留校任教，让他挑起重担，并从中得到锻炼。饶毓泰还与叶企荪联合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美深造。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1929年—1932年，饶毓泰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波茨坦天体物理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他在研究铷和铯的原子光谱线的反斯塔克效应时，观察到这两个元素主线系的分裂和红移。这一发现充实了量子力学应用领域中的实验数据，具有重大意义。其论文旋即在德国的《物理学期刊》上发表。
1932年8月，饶毓泰从德返国。他先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一年。翌年6月，出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研究教授”，后兼任理学院院长，同时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报》编委。
那时，北大物理系正面临着重重困难。饶毓泰花费很多心血进行物理系建设工作。据虞福春说，1934—1935年，“在我二、三年级的时候，饶先生聘来了一批新教授，有周同庆、张宗蠡、朱物华、吴大猷等。此时，北京大学物理系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以外，还承担了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如马仕俊、郭永怀等。”
饶毓泰在北大除了亲自给学生讲课和指导实验外，为了改变物理系的面貌，他还制定了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他和吴大猷、沈寿春等人开展了斯塔克效应和喇曼光谱等研究工作；还建立了金工车间，利用进口摄谱仪的光学组件自制大型摄谱仪一台。当时系里教师少，教学任务繁重，饶毓泰就同时讲授二至三门课。饶毓泰还强调教师一定要做科研，坚持教学和科研不可偏废。在他的领导下，青年教师都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在分子光谱理论和光谱学实验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教学上，他重视演示实验，并决定把原北大理学院的一个小礼堂改为阶梯教室，建立了演示实验室。1937年5月底，被誉为“现代理论物理大师”的丹麦物理学家N．波尔来北大演讲。据郑华炽教授回忆：演讲前，波尔参观了物理系的实验室，他看到我国竟能制造这样大型先进的光谱仪，并能拍照出984谱线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经过饶毓泰和教师们的不懈努力，北大物理系在许多方面呈现崭新的面貌。那几年教出的学生，如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后来皆出国学习物理，大有成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奉教育部命令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饶毓泰偕同夫人，辗转跋涉，历经艰苦，才抵达长沙。11月，他送夫人返沪岳母家，自己则随校到昆明执教，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不幸，夫人在沪旋得伤寒病去世。饶毓泰忍受着丧妻之痛，孤寂至极，又患胃溃疡病。但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在滇六年中，他不辞辛劳，勤勤恳恳、孜孜矻矻，因而留下了许多“师生谊、世罕有”的佳话。
饶毓泰身体不好，住在离校很远的乡间，交通不便，他只能坐农村的马车或步行到校上课或办公，亲自讲授“光学”和“光的电磁理论”等课程。学生郭沂曾回忆说：“他讲课全用英语”，“喜欢课堂上向学生提问。他给学生打分也不单凭考试卷子，而是结合平时提问来打。”
饶毓泰主张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应放弃科研。例如：有的教师把棱镜装置在木架上拼凑一台光谱仪就可进行喇曼效应的实验研究。此外，他严格督促青年助教写出论文，优秀的可在《物理学报》和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
饶毓泰甚至为自己的学生吴大猷教授校对专着《多原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该书出版后即荣获‘文江奖金’并饮誉海外。他还关怀流落在沦陷区的研究生虞福春，帮助他辗转抵达昆明任教。为了扶植物理学的后起之秀黄昆，他设法腾出编制，聘其为助教。这些事情，他从不向人谈及，表现出高尚品格。
饶毓泰德高，资深望重，他是“部聘教授”。他和联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郑华炽、霍秉权等人齐心协力，精心培育了不少优秀人才，如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这在中国科学教育史上堪称辉煌的一章。
抗日战争前后，饶毓泰指导并与他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1944年，他自费去美访问，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高难度的研究。他精通英、德、法语，可以很顺利地与国外科学家交流、合作。例如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期间，与A．H．Nielsen等人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并获得公认的突出成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抗战军兴，弃教从政”的胡适，在被蒋介石解职三年后，又起用为北京大学校长。北大随即扩建至文、理、法、医、农、工六个院，聘饶毓泰为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同时还开设“理论物理”等课程。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底，平津战役尚未打响，饶毓泰已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垮台，决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年国民政府计划抢救的学者共60人，其中就有胡适和饶毓泰二位，飞机一直在机场等候。但饶毓泰不为胡适劝说所动，毅然留下，并劝其它教授不要南飞。
1949年后，饶毓泰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潜心于教研，而淡泊名利。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不再担任物理系领导工作，但仍以花甲之年关心系里的发展，亲自参加光学专门化建设工作。他体弱多病，医生只允许他半天工作。他除了指导研究生外。还亲赴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编写讲义，先后开设了“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当激光问世后，光学和光谱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饶毓泰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专门为他们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光磁双共振”等反映当时科学发展前沿的课程。“桃李成林师成叟”。饶毓泰终因健康原因，没有实现别人希望他写“光学”著作的愿望。他甘为人梯，愿做“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却留在人们心间。
“文革”狂飙袭来，玉石俱焚。即使是饶毓泰这样居功至伟、而又老迈年高的大科学家也不能幸免。饶毓泰是物理学界许多人的老师，或者是老师的老师。但文革开始，北大校园里不但贴满了充满暴力语言的大字报，而且很快就开始了打人甚至打死人，游街，带高帽子，挂黑牌，抄家，在“斗争会”上“坐喷气式飞机”，还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以及“牛棚”即校园监狱。据北京大学文革期间的记录，文革中北京大学所有的教授，除一人外，全部被“立案审查”。仅北京大学有63人被迫害致死，正教授中被害死的比例为10%。
饶毓泰是一级教授，正好是‘文革’的主要打击对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来，他又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是文革中所列的主要重罪之一。原因是：1949年后，不允许中国人出国留学或者旅行；而早年出国留学的饶毓泰自然成为众矢之的了。
1968年8月，***派“工人解放军***思想宣传队”进驻全国所有大中小学以及科研文化机构“占领上层建筑”。军工宣队来到北大后，立即对已经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加大力度。9月底，全校所有的教员职工，不论年龄、性别以及家中是否有婴幼儿，都必须集中住宿在教学楼里.二三十人一间，每天早中晚三班，“揭发”，“斗争”，“交代”。有的人还被单独“隔离”，或者遭到昼夜连续审讯和殴打。物理系的人则集中住宿在北大东门外的物理大楼。在这座大楼里，天天开“斗争会”，“游街”，所有的老师都必须互相“揭发”。在那一阶段，先后有24人自杀。当时饶毓泰已经77高龄，但是仍然要承受这一切。当他无法承受时，只好亲自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了。1968年10月16日（星期三），饶毓泰在北大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的自来水管子上吊身亡。
中国物理学奠基者人生的最后一幕，居然是如此残酷！
我国万事不进步，唯独防民之术超过先进国家，此真可痛哭也。
2、叶企荪：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晚景凄惨
“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的尊号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封赠的，更不是官方可以‘御赐’的，应该具有无可争辩的世界性成果，并且为学术界权威人士的一致认可。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科学奖的李政道博士无疑是一位‘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家’。他如此评价自己的老师：叶老师才是真正的“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那么李博士的评价依据何在？
叶企荪（年）出生于上海。其父是前清举人，曾赴日考察教育事业，为时半年。1914年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荪于1913年进入清华学校。叶的少年时代讷于言、慎于行，但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1915年在清华同学中发起组织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开一次科学报告会，轮流演讲。“范围极广，如天演学说、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废物利用，等等”。该团体的会员守则是：（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高；（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在那种青翠欲滴的朝气里，充盈着中国大学里刚刚起步的青年们的勃勃生机。
叶于1918年毕业后即出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教授。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在系主任和院长的岗位上，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为物理系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知名学者。此外，在理学院其它系还聘请了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位。总计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是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或科学院的院士。
中央电视台女记者柴静在她的随笔“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一文中这样描述这位大科学家、教育家：他不光要栽种，他还要育土。他认为：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科学土壤最肥沃、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比如欧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此外，他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1936年任会长。他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于1948年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7年，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第二年，他刚满30岁时即当选为评议员。便锐意进行改革，实行教授治校。后来清华校史的研究者说“教授治校，说白了就是拒绝外行人进入学校管理层，把不懂科学、不闻学术、不谙教育的人扫地出门，它防止了旧制度下官僚体系对大学教育的侵蚀和破坏，同时把学校的行政权作分散化处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办学、民主管理，保证学校的独立、学者和学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发创造力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清华并非行政机关，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独立进行”。钱学森就是那个时候受业于叶企孙。他最了解了那段历史。因此不难推断：他最应该知道：教育的规律是什么？钱学森临终前的那一问，肯定有他自己的***。也可以说此问是他的回头一望，当然也是他的、整个国家的世纪之问。
1952年实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物理系被取消，叶企荪被分配到（在***政权下，教授没有选择学校应聘的自由，只能像毫无生命的物资一样被‘分配’）北京大学物理系。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据其学生岑超南先生的回忆，在北大期间，又聘请了国内著名教授施汝为、潘孝硕以及刚从美国回来的李荫远及向仁生等位教授为本科生开课。
叶企荪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项：一、早年和W·杜安、H·H·帕尔默合作，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这一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一年他才23岁。许多大学生在课堂上经常听到“普朗克常数”这个名词。须知：量子力学是物理科学的前沿学科，而普朗克常数又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叶企孙先生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不言而喻。二、他是我国研究磁学的第一人，他开创了高压磁化的正确方法，把压强从200多个大气压提高到12000大气压，取得了不同于前人的新成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途径。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普遍重视。
此外，他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从他的门下走出了79位院士，桃李满天下，应非虚言。杨振宁、李政道、王淦昌、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周培源、邓稼先、陈省身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受到他的提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的称号，对于叶企孙来说，无疑是当之无愧。因为他是中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他对中国物理学研究、理科研究、教育事业乃至世界物理科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叶教授并不是躲在***塔中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能够坐言起行、勇于实践的专家。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兵工建设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为抗日战争伟大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其中还有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学子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叶先生还有一位学生叫熊大缜，曾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在***御用文人们胡乱编造的电影《地雷战》里，几个“思想觉悟特别高”的农民就可以“捣鼓”出来地雷，甚至造成侵华日军大量伤亡。长期以来，无数观众对此情节经常津津乐道；于是以讹传讹、积非成是。在这部电影里根本就看不到爱国学生们的身影。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这部电影和其它许多御用宣传片一样，纯粹是向壁虚构之作。真正的地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历史的真相是：在抗战初期，正是这位叶企孙教授最器重的学生熊大缜出于爱国热情立刻投笔从戎，参加了吕正操将军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熊先生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企孙教授又派一批清华师生和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军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叶先生本人还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当时有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在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教授甚至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抗日军队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据其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毅然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叶企孙教授挺身而出。但是，在另一场更惨烈的灾难中，智商过人的叶企孙却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竟然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当时弹药奇缺，所以是用石头砸死的）。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刺探情报的。而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技术援助，则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蓄意所为。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叶先生曾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正式对叶发出逮捕令（那时候的国务院、军委，乃至任何一个权力机构都有权‘逮捕’任何一个平民百姓，真是应了***那句名言：‘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迫其多次书写“笔供”，他只是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1969年11月，因为缺乏实质证据，北大当局（当时是***的警卫部队直接掌管北大）给他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叶企荪继续戴着“中统特务嫌疑”的帽子，受到歧视和监视。从此，被释放回到北大居住。政府发给叶企孙每月50元生活费。1972年6月才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有一次，叶企孙在马路上遇上钱三强，钱过来打招呼，叶马上叫他离开，以免影响到他。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他的学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他生怕钱三强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叶教授已是年逾70的老人，又是一介书生，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腰弯到了近乎90度，但仍然被迫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其情其景惨不忍睹。在超负荷的强迫劳动中，体力实在不支，因而屡屡受到责罚，处境非常狼狈。他的一位学生后来透露：“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刘克选、胡升华合着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一书中，曾描述先生的凄凉晚景：“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荪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悉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见到此情此景，铁石人也要伤心落泪！由于长年的运动折磨和营养缺乏，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到了最后疾病缠身，前列腺肥大，两脚肿胀，小便失禁。
叶企荪终身未婚，也就没有家人照顾。加上他是“特务案”，人们避之唯恐不及，更没有人敢跟他接触、来往。可谓孓然一身，贫病交迫。有时坐在一张旧藤椅里，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了此残生。
在他生命的尽头，昔日的学生钱临照去看他时，他取出《宋书》来，翻到范晔写的《狱中与甥侄书》中的一段：“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大意是：由于我的狂傲不羁，终于招来杀身之祸，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们也应该把我当作罪人看待，抛弃我吧。但平我平生的言行举止自己心里最清楚，应该可以追寻的。至于能不能被理解？我的本意，你们后人恐怕未必完全理解吧？）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叶企荪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光，借用古人的语言想表达什么？无疑是想通过古人的语言来宣泄自己多年积压在心的满腔悲愤和无限哀怨、无尽冤屈吧？
在贫病交迫、万众冷漠的晚景中，物理学一代大师度过了极其凄凉的余年，死于1977年1月13日。
历史这个东西“道是无情却有情”。叶企孙教授死后哀荣备至：1987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2月26日《人民日报》当即发表文章《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2年，海内外127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提议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在清华大学举行，铜像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2000年，《中国科技的基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忠实地记录下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传记里还详细揭示了叶企荪所谓“特务案”的真相。传记作者非常真诚地为叶企荪辩白，说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为纪念胡刚复等五位物理学界前辈，设立了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叶企荪）、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2010年12月7日，纪念叶企孙的同名话剧《叶企孙》在清华大学首演。
谨录叶先生的弟子张耀西的诗作为本章的结束语，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悼念：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何罪之有？相煎甚急！
山河动容，松柏含悲。波涛呜咽，飞雪六月。
品格贤达，国人悉之。去邪尊正，国人能之。
功如泰山，国人敬之。君子之风，国人铭之。
呜呼！安息吧！敬爱的叶企孙先生！
【编者按：在‘文革’狂潮中，多少学术权威、大师都受到无缘无故的冲击和迫害，何止是一个叶企荪？‘文革’的迫害从规模上来说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从方式上来说则是空前残酷、野蛮的。‘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当时发布的命令件件俱在、昭昭可考，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文革’对打击目标和方法都是预先设定的、有计划进行的。他们还具体指导了在全国同时、同步地进行的大规模的迫害和虐杀。‘文革’害死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民。用国际法律术语来说，这叫做“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即“群体性灭绝罪”。‘文革’绝不仅仅是对个别人因弄错了而造成的什么‘冤案’。用‘冤案’二字来概括和描述叶企荪之死，显然是隔靴挠痒、没有抓住要害。】
清华大学树立叶企孙教授铜像
3、熊庆来：一代数学大师之死
提起熊庆来这个名字，也许人们感到有些陌生。但是如果提起华罗庚，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实，华罗庚的功成名就恰恰是由于熊庆来慧眼识珠。在熊庆来的发现、培育下，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初中生一跃而成为名闻中外的大科学家。
熊庆来(～1969年)，中国著名数学家，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字迪之。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获得公费名额，赴比利时学习采矿专业。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1921年，学成后回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于1957年由巴黎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熊庆来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过他的中外教授们惊叹。
熊庆来主要从事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由于他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世国际数学家大会，1934年，他的论文《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发表，并以此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在这篇论文中熊庆来所定义的“无穷级函数”，被国际学术界以其姓氏来命名为“熊氏无穷数”，被载入了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熊庆来同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数学教育家，几十年来，可谓桃李满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都曾是他的学生。熊庆来很早就立志从事教育工作，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特别是对于有培养前途、但家境贫寒的学生，他经常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时自己也经济拮据，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在60年代，他不顾70多的高龄，仍然抱病指导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那就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能够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30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数学系主任时，从学术杂志上一篇《论苏家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的短文中，敏锐地发现了作者非凡的数学天才。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此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数学天才和自学毅力。面对校委会的质疑和劝阻，熊庆来力排众议，不惜以“不聘华罗庚，我就走”的震慑性语言，终于赢得校方同意，打破常规，让其进入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担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此人就是日后名闻中外的数学大师华罗庚。因此而成就了数学界、乃至整个教育界津津乐道、流传甚广的一段佳话。
熊庆来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他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他还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教学质量也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颉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丘勤宝、方国瑜等187名专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个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升至全国名牌大学之列，并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于世界名校之位。在熊庆来主持校务期间，云南大学已扩充成拥有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学生人数达到1100多人；1939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和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如此规模在全国高校中也是罕有的。
他还注重建设校园文化：亲自撰写《云南大学校歌》（“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诚、正、敏、毅”的四字校训，要求每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l949年熊庆来在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不幸患脑溢血而致右半身瘫痪，但他并未向病魔屈服，以顽强的毅力学会了用左手写字，艰难地继续投入数学研究工作。1957年熊庆来在周恩来的一再邀请下，不顾台湾当局的利诱与威胁，毅然回到大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熊庆来以残而不废之身“尽瘁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并培养了杨乐、张广厚两位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卓著的知名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20世纪50年代，不善言辞的他外出视察时，也学会了写下“前景无限好，处处见光明”这样歌颂祖国的诗句。然而，这般表态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使他避免被打倒的厄运。在延绵不断的批斗和屈辱折磨下，心力交瘁。终于在1969年2月3日的深夜，在凛冽的寒风中，熊庆来这个曾经为中国数学教育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毅然决然地从无限痛苦中脱身，与世长辞。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熊庆来死后，华罗庚闻讯奔丧，从熊家直奔火葬场。见到恩师的遗体时，这位在国际学术讲坛上曾经侃侃而谈、议论风生的数学大师却抚尸痛哭、老泪纵横。他哭什么？哭恩师之死，还是另有其它难言之痛？
【编者存疑：熊庆来到底是如何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又是采用什么方式？编者查阅了好几篇资料，都语焉不详。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是在逆境中怀着一腔悲愤、满腹委屈而死的。何以见得？且看如下表述：“在他的桌前仍然摆放着没有写完、也永远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4、赵九章：“651”卫星设计院院长服安眠药自杀 赵九章（1907—1968年）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某高官的外甥，后来又担任这位舅舅的机要秘书。拥有如此背景的他，若要走向仕途，自然是前程似锦、无可估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和学问的道路。由于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舅舅时常发生矛盾，后来干脆离开国民党机关。靠着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用三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术水平，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成问题。可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并开创了我国动力气象学的研究。
1949年后，赵九章对于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的发展和海浪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还担任‘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的卫星事业殚精竭虑、兢兢业业。
‘文革’之始，他便因为亲属关系而被勒令‘靠边站’，接受批斗。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力统统被剥夺殆尽。除了在学习班反省，便是夜以继日、没完没了、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更为难堪的是，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斗一番；游斗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游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部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熄灭为止。可他的腰还是弯不下去。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会好”的幻想渐渐消失，随之涌出的是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还能偶尔打听一下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这个权力也被剥夺了。焦虑、空虚和失落齐上心头，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中。在危难之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但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追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请他尽快帮助查找乔冠华的***。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号码。据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号码。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所有纸片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但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一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泪水汩汩而下……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也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同样的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还要每月拿出100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其动机无非是为了表明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更无权过问，涉及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不已，潸然泪下。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细铁丝，因此，脖子上很快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机会来折磨他：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如此反复，一路折磨。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受伤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消耗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去接受批斗。
虽然身陷困境，但他那颗对人造卫星关注的心，依然不改。这就是科学家对事业的执着和痴迷。然而，1968年6月8日，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在武斗盛行，一切工作停顿的情况下，由于对工作的责任心和对事业的热爱，坚持照常上班。当他下班回到家中，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拳打脚踢。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打。几个小时后，在野兽们的残酷虐杀下，姚桐斌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位邻居发现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下午3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更粉碎了赵九章那最后一丝幻想，对赵九章既是沉重的一击，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此后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每当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对着繁星点点的夜空。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栗，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然后起身走进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恐怖的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据网上资料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可惜编者目前尚无法搜罗齐全，实在有愧于这些先烈的在天之灵。
【编者存疑：赵九章先生是谁的外甥？网上几则资料都称：他是特务头子戴季陶的外甥。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或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外甥，或者是戴季陶（不是特务头子）的外甥。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一律被认为是敌特嫌疑，应该同敌人一样对待，则是那个年代的‘潜规则’。】
“崇拜的背后其实就是恐怖；没有恐怖也就没有崇拜，至少没有如此广泛的崇拜。政坛人物毕竟不是宗教里的神，要想达到拜神一样的效果，没有若干不敬者的人头落地，是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的。”
——北京大学教授张鸣（引自《随笔》2009年第3期156页）
5、黄万里：没有院士头衔的科学泰斗壮志难酬
黄万里（1913—2001年）祖籍原川沙县（今上海）著名爱国志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第三子。黄万里兄弟姐妹众多，大部分都学了理工科，因为黄炎培坚信：贫困、愚弱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人才。
黄万里具有深厚的数学和力学功底。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任浙赣铁路见习工程师。1931年长江发大水，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人数超过7万；1933年黄河十几处决口，人命财产损失无数。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和阵痛中，已经担任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黄万里决定出国学习水利，打算学成后治理黄河与长江。1934年出国，在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爱沃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水利工程的科目，更潜心研读有关的水文、气象和地理等学科。1935年、1936年先后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工程师，四川省水利局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他是从最基层实际工作做起的，终于在1947年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主持陇西农田水利工程。
从严格意义来说，黄万里是中国第一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此前的水利工程师大都长于施工，对于作为水利基础的水文学却不甚了了。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立志治水的专家不少，而大江大河的治理却始终没有找到勇于担当的人才。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他从水文学入门，兼修地理、地质、气象，这时的黄万里已经是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
黄万里在美国曾经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回国后的黄万里也曾经徒步考察过金沙江、嘉陵江。一线的勘测经验使黄万里迅速成为具有高超实践能力的水利专家。1947年，这种实践能力在他担任甘肃省水利局长期间得到充分施展，得以一展平生抱负，倾心治理黄河。可惜这段经历太短暂。1949年后，黄万里被派往东北，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可是当地领导既不顾也不问，使他无事可做，难以施展才干。后来只好选择去大学教书，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培养新一代水利人才。
进入了大学校园的黄万里，其命运最终还是和黄河连在了一起。
1950年，黄万里成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决定上马庞大的三门峡水库工程。和黄万里出国留学前国内的情况一样，苏联派来的专家是搞工程的，他们不懂水文，也不了解黄河的习性；而当时国内的水利专家，居然没有一个敢于仗义执言出来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只有黄万里孤军奋战、力排众议。他认为“高坝栏沙”违背自然规律。因此与其它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最后三门峡工程还是上马。黄万里却因言获罪。虽然此后的无数事实都印证了黄万里的判断：三门峡大坝建成之后，渭河变成了一条悬河，黄河每年要断流100多天，而大水更是时时威胁着陕西省。2003年陕西省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这一切，无疑都是三门峡水库所造成的恶果。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还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认为这种谬说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阿谀奉承，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背井离乡之路。这一切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之中。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揭示了黄河泥沙与三门峡大坝相关性的科学真理。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这篇小说语言辛辣、内容深刻，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讽刺两类知识分子：歌德派（歌功颂德）、但丁派（但只盯住党员，随声附和）。该文被***看了并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此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当清华大学党委宣布他是“右派”的时候，黄万里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仍然在绕着太阳转。”此言气贯长虹、掷地有声。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也只有黄万里这样的人敢于直言无忌。
作为右派，于1961年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动，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其实，1964年黄万里曾有一次摘右派帽的机会。***在一次与黄炎培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出人意外的是，黄万里没写检讨，却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辩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它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为的是什么？”从此，摘帽一事自然无法再提了。这就是黄万里的风骨和人品！
历史无情。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但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频临崩溃边缘，广大农村大量饿死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有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这40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照黄万里的预言实现了。但黄万里作为右派的身份却始终无法改变。
1969年，黄万里与清华大部分师生被下放去江西鲤鱼洲“劳动改造”，那里是血吸虫疫区，很多下放的学者都死在该地。这时黄万里已是58岁，却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更令人气愤的是：黄万里竟被工宣队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开批斗会，由于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务罪行”，工宣队对他展开车轮战，时间既久，身心俱疲。最后，神志恍惚，以至于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居然给大女儿黄且圆写信，叫她帮助回忆。1970年，黄万里在体力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终于不支，因中暑而昏倒。当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曾留下绝命诗：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岛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苍天眷顾他，又起死回生。但活罪不免：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在此期间仍然坚持研究水利，并勤奋写作，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
黄河之痛也就是黄万里之痛，而黄万里的命运恐怕让黄河也不得不为之叹息。几十年来，这位中国最杰出的水利专家始终不能介入水利工作的前沿。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在央视2003年10月31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工程时，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当年反对工程上马的黄万里。
1986年，***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又一个重大工程——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但没有邀请黄万里教授参加。但黄万里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心出发，先后6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监察部写信，痛陈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只需要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但是这些信件都如泥牛入海。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高坝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极权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机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和道德的全面摧毁，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仅仅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当年三门峡工程上马前，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却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被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为黄万里举行了90寿辰的庆典，大家都知道，留给这位当代“大禹”的日子恐怕不多了。7天之后，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90年的人生旅程，这个时候，黄河还依然在断流，而长江三峡也紧锣密鼓地准备上马。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前，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
万里老朽手书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和痛苦的江河。
最近有史料记载：黄万里曾两次亲赴李锐家里，留下这样的话：“三峡建成出了事，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一样）也将铸三个跪着的历史罪人：中间是钱正英，两边则是张光斗和李鹏。”
在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沉痛地断言：在国内水利学界，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2011年8月20日上午，清华大学校方主持召开黄万里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有一面“十万青年致敬”的纪念牌，上书：“甲子炎黄少铁骨，万里中华真脊梁”。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遗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一切的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作证吧，让实践来判断吧！让后人来评议吧！
6、张宗燧：张东荪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迫自杀
张宗燧（1915～1969年）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出生于浙江杭州，1930年，张宗燧以15岁的低龄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有幸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的面授。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因为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有训建议张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额，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他竟然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仅仅录取两名，张宗燧名列其中。
1936年，张宗燧入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张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方面，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38年，福勒举荐张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见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国际著名学者。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赴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平迅速飙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的往事。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年轻的张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1939年1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1939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张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张宗燧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时年三十岁。1946~47年期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大学的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张宗燧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1951年开始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
张宗燧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学中成绩显着，获得大家好评。他先后培养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几位学生都在我国各有关科研领域内发挥着骨干作用。张宗燧热爱祖国，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30年代在国外对统计物理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于回国后继续在合作现象和量子系统的各态历经问题等研究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30年代后期即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后期，在理论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物理、层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有《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等专着。
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贤惠持家。在学术世家的长期熏陶下，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了张宗燧的学者性格和作风。
张宗燧是我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科学专着和论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年还参加了层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奋，30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张宗燧从1937年起，他就在国外从事统计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方面发表的主要论文有10余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从1940年起，张宗燧又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价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场论等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工作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1949年之前这些方面他曾发表论文10余篇。1949年我国解放时，正值量子场论取得一大进展以后，1948年出现了避免量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重正化理论。因此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国量子场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方面，可以张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学报》，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物理学报》，14，1958)两篇文章为代表。1952年以后，重正化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场的研究转入别的领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张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经比较了二种含有高价微商的量子场论。这可参见他的论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由于进一步讨论高自旋粒子波动方程时感觉有消除辅助条件的需要，张宗燧写了《分析力学中正则方程的简化》(《物理学报》12、1956年)。张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应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电子的古典理论时所创造的方法，讨论粒子在标量介子场作用下包含有辐射阻尼效应的经典运动方程。《质点的经典运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伦兹(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数学学报》3，1953)两篇论文。在统计物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张宗燧与王德懋、许永焕为研究合作现象而建立的一个方法，它可以用来求固溶体(或类似的物体)的位形自由能。张宗燧在《量子系统的Ergodic定理》(《物理学报》14，1958)一文中做了有关于量子系统的各态经历(Ergodic)定理的讨论。他在《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虑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与不齐次罗伦兹变换群的表示之间的关系。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为北大批判的重点。他无法理解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就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1952年，更进一步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年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人才的自信心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张宗燧的学术水准，对其敬重有加，不仅推荐张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下，华罗庚建议把张宗燧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张宗燧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张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因而十分高兴。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张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和性格就是实事求是，对事对人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因而常常被认为不识时务，甚至招来无妄之灾。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纷纷的批评，视为另类。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还是很好的。当然又招来一阵批判。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说，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一来，竟成了“里通外国”的大罪证。
张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法入眠，身体逐渐衰弱。再到后来，武斗日盛，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并戴高帽子，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法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在万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况下，他决定一死了之。通过服用过量安眠药来结束自己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张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张宗炳（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取得生物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时，讲课效果非常好，往往讲得台下的学生掌声四起）和父亲张东荪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但二人互不知道对方。三弟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在‘文革’中屡遭“批斗”后，身心交瘁，愤而自杀。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也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而被送进监狱，长达16年；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也被关押10多年。一代哲人张氏，一门几乎全部遭受摧残，或死，或勉强苟活而已。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要发问：***当局为什么对张东荪一家如此严厉处置呢？问得好，应该问！
其实，***掌权之初，曾经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在内，有过一段很短暂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张东荪是出了大力的。***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后来却变脸了）其中的奥秘，编者也无法提供一个唯一准确的‘标准***’。只能通过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合乎逻辑、更符合实际，还请读者自择：
***1、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2、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注销卖情报的情况。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载《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3、张东荪“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建国前夕，邀集党内外各界人士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上共计576名代表，在选举新政府主席时，***以575票当选。在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当时大家还以为这是***自己谦虚的表现。其实，***毫不谦虚地投了自己一票。那么，是谁没投***的票呢？经过调查核实，不是别人，恰恰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计较这件事。但是人们猜错了。善良的人们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是何许人也？他是“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怎么会轻易忘记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严峻的挑战？所以在1951年毫不客气地判定张东荪犯有‘叛国罪’。不仅此也。就是到了1978年，当几乎所有人都先后被平反时，***亲自决定：张东荪不能平反。
（学者戴晴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8届2中全会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
1、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2、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
3、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群众，不能悬殊；
4、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华盛顿干了8年（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
人权是硬道理，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
7、傅种孙：数学教育家一个‘谔谔之士’的悲惨遭遇
傅种孙(1898—1962年)字仲嘉，出生于江西高安县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疮微残，举步微跛。身材瘦小，显得文弱；但两眼炯炯有神，声音宏亮，出口成章，气韵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号商岩。深知此儿聪颖，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积学渐进，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年傅元弼去世，遗嘱妻子：即使万般困难也要让种孙上学。但身后仅留下3亩薄田，家中又无力耕种，只得靠其母陈氏勤劳纺绩以糊口。高小毕业后入省立二中，特别喜欢几何。幼时就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1916年从宜春省立八中毕业。家庭经济无力供他自费读大学。有位老师告诉他，可以享受公费读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南昌市招两名江西籍学生。他仓促应试，居然被取在该校数理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这是他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教职；在这个岗位上傅种孙已经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学能力。几十年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说：傅老师讲几何讲得好，他使我后来爱上了几何。由于教学业绩突出，次年又调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同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192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由于北洋政府停发教育经费，对国立学校教师长期欠薪，他手无积蓄，不得已于1926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关于‘轨迹’的论文，仍在学生成绩展览室里陈列着。1928年冬季，北平师范大学当局接纳学生意见，请他重返母校。经物理系教授张贻惠推荐，以教授名义致聘，数学系事务由他代行处理。在他的指导下，北平师范大学数学学会又发行《数学季刊》。该学会半年改选，他是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正会长，直到1921年他都是杂志的编辑。杂志共刊出15期，发表他的论文16篇。他对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古算术都很有兴趣。他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术的首例。他所译O．维布伦（Veblen）的《几何学基础》是中国读者见到的第一部几何基础理论著作。1920年英国数学家B．A．W．罗素（Russe11）来华，次年3月在北京大学讲新兴的数理逻辑。傅种孙事前给罗素的《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写了一篇摘要《罗素算理哲学入门》刊于《数理杂志》，后来又与张邦铭将全书译为中文，书名《罗素算理哲学》。这是植入我国的第一株数理逻辑学的新苗，学术界一直公认为傅种孙是中国数理逻辑和几何学的先驱。
直到抗战时期，我国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国原本。学制改革后，又增加了几十万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书。而外国书价太贵，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学生来说，实在难以承受。为此傅种孙于1929年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较广的大学及高中英文数学课本，按中国书市价格出售，不及原版书价三分之一。既减轻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大、中学有了中文教材可用，丛刻社也获得盈利。一举三得！
同时，他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书必经他认真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第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经过认真修订。口碑甚佳，风行全国。教师普遍认为该书使教学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从毕业生的来信中，察觉他们还不能用高等数学统摄初等数学，便于1928年在数学系三年级创设《初等数学研究》来弥补这个缺憾。他最初设想的课程内容十分庞大，以致不能实现，乃改为只讲《平面几何研究》。讲义的初稿中有总论、基础、证题、作图、轨迹、极大极小及极限诸篇。后因抗战中没有印刷条件，此书未及完成，此乃终生遗憾。
1936年末，傅种孙任教授的年资达到了教育部规定，可休假1年。他决定趁此机会赴德国留学，可惜此计划因日寇入侵而无法实现。1937年10月下旬，他只身投奔西安临时大学。从沦陷区到后方，必须穿过敌军的封锁线，行路万分困难。逃出来的教员，几乎没人带书出来。他却不惜运费，不怕风险，带来几百册外文书籍。因此他的卧室，成了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书库。1945年，他服务的年资又符合出国考察条件。于是秋季赴英国，先后在牛津、剑桥两大学访问两年。抗战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于1946年改称北平师范学院。院长袁敦礼力邀傅种孙担任数学系主任。乃于次年11月回国履新。在此期间，傅种孙破格提拔王世强为讲师，次年，他又留下3名毕业生替换两位助教和一位讲师。并邀请汤璪真教授，劝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从此，系内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数学系师资力量大为提升。由于扩大招生，不得不让几位青年教师讲授基础课。晚间自习时，他们设座答疑，他常旁坐谛听，事后为之指点更正。有时当着学生的面告诫教师。这办法他执行多年，又建立助教进修制度，使青年教师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宪警闯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殴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当日学生赴“行辕”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傅种孙身为教授会主席，坚决支持学生，并代教授会拟定“罢教宣言”。宣言书写得有理有据，文情并茂。1949年后傅种孙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为保存北平师范大学元气，立功甚伟，一时众望所归。1949年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晋升为副校长，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职衔太多，不得不辞去数学系主任之职。
北平解放不久，***特备两桌酒席到顺城街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宿舍访问早年的同学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二位。该校应邀作陪的有黄国璋先生及傅种孙夫妇。席间傅种孙发言特别多，这次会见给他很大鼓舞。此后6年里，由于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办学信心。特别是对于培养自己成长的母校，傅种孙尤其尽心尽责，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但由于胃溃疡缠身多年，常常过于疲劳，食少事繁，以至于疾病缠身。
而更大的打击则来自1957年。当他的病体初见平复，全国发起“鸣放”运动。6月末，人民日报社记者来他家采访，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口述一些意见，别人笔录，写成《***失策之一》。记者带回报社，未及发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来还给他。后来还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他作为***的诤友、挚友可贵的精神风貌。在文章中他写道：
“为了爱护***，我愿意谈谈***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谈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策，这是***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7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我们来看看***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原注）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现在的知识分子与***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效劳，因为为***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敢于披肝沥胆、直陈己见。另外他还经常针对当局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的风气，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
根据以上言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派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他理所当然地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
由于内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终于在1962年元月14日脑溢血不治身亡。傅种孙从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数论名家闵嗣鹤和数理逻辑专家王世强，是他早期赏识的学生。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时，他提携许多新秀，或送他们去苏联学习，现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数学领域插上几面中国旗帜，为国增光。但历史无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讲台上，而是倒在众多批评者盛气凌人、口诛笔伐的狂热气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这是著名学者张允若先生的评语，颇有见地。
“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质量，即专业精神和社会良心相结合。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佐拉于1898年在法国《震旦报》发表《我控诉》，为犹太人军官德雷富斯无罪辩护。后被迫流亡国外，直到1902年去世。
8、谢家荣：发现大庆油田的大功臣之死
说起大庆油田，人们习惯地以为：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大科学家李四光的名下。实则不然，真正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是谢家荣。
这样说丝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