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活动回顾|阿赫玛托娃和她的爱与诗

生于1943年，上海嘉定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主要译著有《交换》《另一种生活》《火灾》《芙蓉》《美好而狂暴的世界》《马背日记》《彼得堡故事》《罗亭》《烟》《断头台》《阿赫玛托娃诗文集》《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

江西都昌人，1962年生，文学博士，文化批评家。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哲学与文化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鲁迅研究。在大众文化批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诸多开拓性的贡献。

主持人：我是这套书的编辑，前前后后稿子看了三遍，但徐老师说的“左和右，正面负面”的深意，看了三遍也没有看出来，所以非常感谢徐老师。这套“阿赫玛托娃诗文集”是按照体裁来分的，《安魂曲》是长诗卷，《我会爱》是抒情短诗，《回忆与随笔》里则有日记、对同时代文学家的回忆和对前辈文学家的评论。我们提到安娜·阿赫玛托娃，就绕不开一个词——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但其实我的感觉是，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生涯是非常长的，并不能简单地用“白银时代”这个标签来概括，所以我们请到了文化史方面的专家——同济大学中文系的张闳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阿赫玛托娃的创作背景。

张闳：刚刚听了徐老师的发言，感觉受益匪浅。虽然阿赫玛托娃的诗读了很多年，也很喜欢，但很多的细节确实是您讲过之后才知道的，包括高莽先生的那些情况。当然，我跟阿赫玛托娃的接触没有您那么长时间，我基本上是80年***始读阿赫玛托娃的，但对高莽老师知道得比较早，因为《世界文学》杂志上很早就有他的文章和插图。开始读俄罗斯诗歌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名字——乌兰汗，后来才知道乌兰汗就是高莽先生的笔名。他译过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普希金，也译得非常好。我最初看阿赫玛托娃就是高莽先生的译本。

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文学界有个小的浪潮，就是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关注，公众可能不太知道。就是在那时，蓝英年先生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再加上布罗茨基1987年得奖，又引起了一波浪潮。布罗茨基是直接继承白银时代传统的，跟阿赫玛托娃也是有交往的。后来漓江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布罗茨基的一本书，叫《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后面附了他的一些散文，其中一篇是《哀泣的缪斯》，就是写阿赫玛托娃的。

所以那时候，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可以说是同时进来的。我印象很深，布罗茨基写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评价她的诗歌明丽、高亢、大气，就是徐老师刚刚说的“贵族气”。其实您看她的名字——安娜·阿赫玛托娃，开口元音，本身也是这样的气质。特别是对照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的诗跟她就是不一样，茨维塔耶娃喜欢用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所谓“仄声”，就是很尖锐的那种。两人的性格也不一样，茨维塔耶娃的尖锐甚至有些歇斯底里，跟阿赫玛托娃的大度的“贵族气”完全不一样。

当时这些诗人的作品进入中国，给我们这些写诗的，或者说喜欢诗的人，带来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之前，我们对俄罗斯文学比较敬仰的是普希金的19世纪，到20世纪，当然也知道，但也谈不上多喜欢，总觉得所谓“革命文学”都比较糟糕，但这批诗人进来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俄罗斯文化竟然这么强大，哪怕斯大林时代，仍然保留了这么强大的文学传统，还会有阿赫玛托娃这样伟大的诗人，看得我们是非常惊讶。当时还有一本书，叫《苏联先锋诗选》，是一个叫徐鸿君的人译的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比较集中地收录了这几个人的诗歌，其中就有《安魂曲》。虽然我们看的是译本，但那首诗的流畅、气度与宏大，让我们觉得不像是一位“女诗人”的作品。

徐振亚：对啊，能让我一个大男人流泪不止。真的是震撼。

张闳：确实是非常地震撼。因为那个时候，尤其是女士，包括舒婷，还在流行写一些“小女生”的诗，抒发“小女生”的情怀。并不是说那些就不好，而是确实相对狭窄了一点。

徐振亚：当时舒婷那样的诗人能够冲出来就已经是不容易，但是要达到阿赫玛托娃的那种高度，还是比较困难的。

张闳：所以说，阿赫玛托娃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非刻意强调一位“女诗人”。她不是一位好的“女诗人”，而是一位好的“诗人”，就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国一批先锋诗人的转向，都跟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这批俄罗斯诗人有关。

徐振亚：在俄文里面，“女诗人”和“诗人”有词性之分，是两种念法，但说到阿赫玛托娃，不会用阴性的“女诗人”，而就是“诗人”。张老师您把握得非常好。

张闳：我也是非常认真地读了她的作品。后面20世纪90年代，中国本土诗人的转向，包括一批女诗人的转向，很大程度上都和她有关。所以说她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当然，这样呼应了她继承了普希金时代的传统，而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说到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徐老师。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阿赫玛托娃和普希金是最能够代表俄罗斯诗歌的两个人，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是最不“俄罗斯”的两个人。我的意思是，普希金之后的俄罗斯诗人，他们的创作总有一些比较阴郁的东西，阴郁和消沉。但普希金的诗歌是非常明亮的，像地中海或黑海边的太阳一样。而阿赫玛托娃，她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有过那么多波折，但她的诗歌中始终有一种明亮的东西，有非常深沉和博大的爱在里面，和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都不一样。

徐振亚：你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阿赫玛托娃是非常虔诚的东正教徒。东正教徒认为人生来有罪，人生就是苦难的，但他们又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面对的。这种宗教性在她的诗歌中也有体现。她对很多事情是看得很清楚的，关于1917年革命，她做过一些预言，后来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张老师您的感觉是对的，她的诗歌不是消沉的，而是跟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她相信民族的复兴，在“二战”的时候也对胜利充满信心，尽管在列宁格勒围困的时候，她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她认为，他们必将胜利。所以她的诗歌从来不是悲悲切切的。

张闳：我们在讨论俄罗斯民族性格时，往往容易忽略东正教这个因素。那样一种在受难中彰显神的荣光的精神，在“二战”的时候也显现出来的。当时，其实光靠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就难以支撑的，无法唤醒民众，后来苏共就允许人们进入教堂，去做礼拜，也释放了非常多的东正教神父。有时候我觉得阿赫玛托娃的一组诗就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那么恢弘的东西，如果没有深沉的爱在里面，就很容易变成虚夸的喧嚣。就像您刚刚提到的马雅科夫斯基，他的东西不能说不好，语言也有其巧妙之处，但就是有种虚夸、虚热。

阿赫玛托娃则不同，她有高亢、恢弘，也有深刻的爱。在音乐里面，肖斯塔科维奇可以与她相媲美。然后您刚才提到的雍容、高雅的贵族气质，其实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这种贵族气质在俄罗斯文化中也被铲除得差不多了。比我们这边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好像都跑到高莽先生的故乡去了。或者跑到了上海？

徐振亚：上海这边还少一些，大概只有三四万人。主要还是贝尔格莱德、巴黎那些地方。

张闳：我在布罗茨基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也验证了您刚才说的“贵族气质”，就是阿赫玛托娃所到之处，光芒灿烂。布罗茨基开始没见过她，他二十来岁时，也没工作，到处流浪，但诗名已经远播。有一天，有人告诉他，阿赫玛托娃要见他。布罗茨基当然很高兴，他这么一个年轻人，能见到那样一位大诗人。临走的时候，他问同行的另一个小伙子，是不是要换身衣服，因为俄罗斯人还是很讲究礼仪的。结果还是没换，穿着平常的衣服就去了。见面的地点是莫斯科很有名的一家咖啡馆。他们到的时候，看见阿赫玛托娃已经在里面了。这两个小伙子就惊呆了。阿赫玛托娃穿着黑色的天鹅绒长裙，戴着非常好看的珍珠项链，围着披肩，化了妆，整个咖啡馆都被她照亮了。布罗茨基觉得自己就像没穿衣服一样尴尬，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所以说，阿赫玛托娃所到之处，就是一片光明。后来伯林等一些人也写过文章，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印象。

徐振亚：还有安列坡，后来到伦敦去了，他爱阿赫玛托娃。还有涅多勃罗沃，也是一直爱阿赫玛托娃。

张闳：还有那位画家，莫迪利阿尼，给她画过像的。她跟那些艺术家，包括夏加尔，都有很深的交往。我也看过她的一些俄文的东西，虽然我的俄文不算太好。她的爱情是非常深沉的，所谓“哀而不怨”。

徐振亚：她少女时代，情窦初开的时候，就爱上了彼得堡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她住在皇村，就一直问她的姐夫那位大学生在不在，想要去见他。见面没见成，阿赫玛托娃伤心得要自杀，还好敲在墙上的钉子不牢，钉子滑下来，她被救过来了。她是渴望爱情的，可是又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诗中的爱情，又不是她一个人的爱情，而是全天下女性的爱情。世上哪有多少十全十美的爱情，很多都有波折和坎坷。

张闳：您刚才说的几点，在她的诗歌中都体现得非常突出。这种鲜明的个性和魅力，是别人很难模仿的。比如她跟茨维塔耶娃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照，不论是表达的方式，还是诗歌的风格。相对而言，还是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更加辽阔，具有一个伟大诗人的气象。

她不仅仅是白银时代或阿克梅派，尤其是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写的《安魂曲》《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没有任何一个流派可以限制。正如普希金，就像“浪漫主义”这么大的一个概念都没法限制他。

徐振亚：对，所谓“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无法限定，就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

张闳：是的，她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现象。包括她的随笔，很多也是经典，非常经典。她的回忆性文章，都是散文里的经典之作。甚至她还有研究性的东西，研究普希金，非常严密。

徐振亚：普希金在俄国是从出生到死亡，基本上每一天都有研究，每一天都搞搞清楚，但她呢，别出心裁。她就讲了普希金遇害背后的东西，我看了那一段，也翻译过那一段，我的感觉是：这个人真是独具慧眼。

张闳：另外还有一点，可能跟她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有关。除了早期的爱情诗以外，后来她越来越多地以一位大诗人的方式来处理诗歌。她之所以研究普希金，也是不断地从普希金那里学习，一个大诗人如何面对世界，如何处理自己的经验，如何处理整个世界的经验。包括她对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关注，其实她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地将这些伟大的诗人作为自己的追求对象，这也是她对自己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定位。并不是说有这个意识就能做到，但就是她花功夫去琢磨那些伟大的作家和作品，这本身也构成了她成为大诗人的必要条件。

总之，她们那批人的诗歌，对我的那个阶段，也就是二十多岁的阶段，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有时我的学生会说，老是在你的嘴里听到这几个诗人的名字。80后的人可能对俄罗斯文学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和兴趣，这些年可能会有些转变。当人们面对新的全球化文本的时候，也许会重新发现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对我们当下的意义，发现为什么高莽先生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翻译她的作品。这也是我们现时代的诗人需要珍惜的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

《我会爱》、《安魂曲》、《回忆与随笔》

阿赫玛托娃/著 高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