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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需要主张』
　　按：日历要翻到一个“传统节日”了，七夕。如今，谈情说爱的男女不需要过桥，而是以现代方式来过节。而且，在消费节日的年代里，被过得活色生香的是另一个更有“浪漫”意味的洋节。
　　“真爱情如同闹鬼，人人都讲闹鬼，但却没有什么人真见过”。每至七夕，哲学家张申府的这句戏谑又十分实诚的话，总会戳一戳我们寻找、解读“浪漫”的心。这次，不妨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到民间、寻向西方的两条路。至于闹鬼一般的爱，它究竟是追寻之路上的坚守，是改革时潮中的造像，是对漫漫人生路的润泽，还是对平庸日常的逃脱，读罢，你来判断。
　　▲琼瑶剧中，男女主角总是爱得轰轰烈烈，会用典型的“琼瑶式台词”，大段大段地直抒爱意。图为琼瑶剧中一对金童玉女，林青霞与秦汉。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妍
　　晚清民初
　　风靡一时的圣洁之爱
　　“中国的革命实际是由两部书引发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传》。”——这是陈西滢在《西滢闲话》中引用的“某名士”的戏言。虽是戏言，但在清末民初之际，这两部译介小说确曾引发过轰动效应，正是它们将来自西方的“浪漫爱”传递给了为数众多的中国读者，并且开启了一股言情小说创作风潮。
　　晚清古文家林纾自称，在与王寿昌合译小仲马名作《茶花女》的过程中，曾“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他所说的“马克”即是《茶花女》的主人公马克格尼尔，今译本中的玛格丽特&戈蒂埃。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首次出版后，也迅速轰动一时。这是中国近代被广为接受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广大的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除了船坚炮利，西方人居然还有如此动人的爱情小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尚未摆脱封建婚姻制度的中国读者，显然被书中崇高神圣的爱情所撼动，又必然充满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
　　此时读者们所愿意和能够接受的，正是类似茶花女的热烈而圣洁的爱情。英国哈葛德《迦茵小传》的第一个中译本，出自包天笑和杨紫麟的合作，原著中有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包、杨二人觉得中国读者很难接受，于是仅将后半本迦茵为成全大局、牺牲自己的情节译出，果然中国读者为此感动不已。后来，林纾为补足缺憾，重译了此书的完整版，不想受到激烈的批评，因为迦茵“不知廉耻”的行为破坏了读者原本对其纯情高洁的想象。
　　对“圣洁”的偏好在之后的本土言情小说创作风潮中表现得更为明确。诸如钟心青的《新茶花》、苏曼殊的《碎替记》，以及畅销几十万册的徐枕亚《玉梨魂》等，这些鸳蝴派小说虽带有明显的模仿《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品的痕迹，但毕竟是对“浪漫爱”的本土化想象和呈现。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感伤婉转的爱情悲剧，难成眷属的原因是父权和礼教的压迫，两人的感情又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一种富于牺牲精神的圣洁之爱。
　　这种圣洁之爱之所以风靡一时，一方面因为它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追求，用悲剧结局达成了对礼教迫害的控诉；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此时都还无法接受用私奔、独立生活这样实质化的行动进行反抗。深植于对现实的无力和无奈之中的“浪漫爱”，就只好一尘不染地“圣洁”化了。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书影
　　五四时期
　　『恋爱』成为一个问题
　　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在当时不可谓不“新”，却未隔几年就被五四新文学家们斥之为“旧”。在激进而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传统的价值都被重估，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理论如潮水般引入，“恋爱”也在这一启蒙的氛围中成为重要的核心命题。
　　与传统的概念“情”相比，“恋爱”这个新词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学者杨联芬在《浪漫的中国》中指出，恋爱是“隐含自由、平等、自决命意的男女之情”，“接受并使用‘恋爱’这个词时，也就理解和认同了该词所包含的个人意志、两性平等的‘现代’意义”。因此，“恋爱”不是对“情”的新命名，而是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情感方式和两性观念。
　　所以，尽管民初哀情小说就充溢着“爱情至上”的唯情主义，但直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洗礼，“恋爱神圣”才真正提升到了事关道德与信仰的层面。
　　“不论如何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如果没有恋爱，虽经过法律上的手续形式，这结婚仍是不道德的。”这段经典的论述是五四时期传播最广的格言之一，出自瑞典文学家、妇女活动家爱伦凯的著作《恋爱与结婚》。带有浪漫色彩的“恋爱”成为婚姻是否具备道义上合法性的前提，正是从此时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同，直至今日。
　　反抗包办婚姻、争取独立自主和离开旧家庭，成为五四初期与之相应的文学主题，像对易卜生《娜拉》的译介，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都在讲述“离家出走”的故事。这时候的“恋爱”，关键在于自我的觉醒和反叛行动，要求的是对传统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的再造，正如鲁迅《伤逝》中子君的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这种反抗传统的姿态、理想主义的激情，正是五四时的“恋爱”最为浪漫的一面。
　　对于不少“新青年”来说，“恋爱”足以寄托对新的生命价值的纯真向往。女作家卢隐在小说中曾这样写：“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单调了！……唉！什么时候才得甘露的滋润，在我的空漠的心田，开朵灿烂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爱神’，求她的怜悯了！”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主义，是启蒙时期的独特浪漫风景。
　　▲歌剧《青春之歌》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反映了20 世纪30年代进步青年将自我融入民族命运、国家兴亡的青春历程。图为《青春之歌》剧照。
　　进入日常
　　难再纯粹的『浪漫爱』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昔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由恋爱”，已经成为都市中的日常景致。曾经关于“浪漫爱”的完整纯粹的想象，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多元和复杂。
　　当“恋爱自由，婚姻自决”已不再成为问题，一批新的问题出现了：肉欲是属于爱情的一部分吗？灵与肉有没有可能分离存在？爱情是可以转移和变迁的吗？
　　与恋爱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最重要主题的同时，中国新文坛兴起了一轮“恋爱小说”的热潮。层出不穷的恋爱小说是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文学读物，构成了一时间文学消费的最重要景观。一方面，在这些新的恋爱小说中，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变了，不再是《牡丹亭》《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和《玉梨魂》等民初哀情小说中私密的“后花园”“大观园”，而是走进了公共场所如校园、公园、车厢……恋爱空间的变化，映照的是现实生活中“恋爱”已经不再是隐秘的私情，而获得了公共的许可。
　　另一方面，在书写和阅读的潮流中，种种书写都市青年“恋史”、三角、多角乃至同性恋爱故事的小说层出不穷。曾经专一、神圣的“浪漫爱”，缠杂在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之中。
　　这正是恋爱从想象和憧憬“下凡”成青年们日常的生活和选择之后，呈现出的实际面貌。
　　192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围绕同为北大教授的谭鸿熙续娶妻妹陈淑君的事件，为悔弃从前婚约的陈女士辩护，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等四项定则，从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爱情定则”大讨论，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事件。梁启超、鲁迅、孙伏园以及包括许广平在内的众多青年学生都参与其中。
　　张竞生颇为理性的观点并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如周作人即表示，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
　　有关爱情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和多元，浪漫的“自由恋爱”、“恋爱神圣”内部的空间被打开，其间的矛盾和暗影都因此现身。但本身即是一场情感伦理革命的“恋爱”，正是在五四时期，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站立在时代的舞台。
　　五四之后
　　『革命』与『恋爱』的加减法
　　“浪漫爱”在五四前后“显赫”一时，却并没有维持太久。从上世纪30年***始，“革命”取代了“恋爱”，成了时代的新主题词。
　　在这两个主题词交杂的年，文坛上一度出现了一种流行的文学“创作公式”——“革命+恋爱”。对于当时的一部分年轻人和这些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们来说，时兴的新话语“革命”和“恋爱”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近的想象方式和情感结构，都是一种发自个人情绪的浪漫主义的方式。在茅盾的小说《虹》中，女主人公梅行素曾这样表达：“我也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仿佛革命能成为情爱的替代之物，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所以当时的作家蒋光慈会说“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冲动和激情，与爱情相仿佛。
　　但很快，大的风向变了。左翼文坛将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文学”倡导的方向，“革命+恋爱”的文学样态被清算，“革命的罗曼蒂克”成为对这批作品幼稚而负面的评语。五四时期的“恋爱至上”也同样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革命”本身就有着浓烈的罗曼主义气质，但它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罗曼蒂克”的爱情作为私人性的情感和生活，需要从“革命”中清理出去。
　　对“浪漫爱”的清算和打压持续到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革命”是中国贯穿了半个世纪的核心语汇，在50-70年代，整个社会更经历了空前的政治化，“浪漫爱”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无论文学还是日常生活，基本只能有“革命同志”式的公开情感表述。
　　就这样，“浪漫爱”开始了漫长的被压抑的状态。
　　于是，当“文革”结束，80年代成了又一个思想启蒙、个人解放的时期。浪漫的爱情也再一次伴随着人性释放的思潮，被憧憬向往，被书写演绎。除了文学，还有《庐山恋》这样的电影，因为讲述了久违了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浪漫爱”又一次成为美好和自由的象征。
　　▲电影《庐山恋》中有中国第一部吻戏。男女主演郭凯敏、张瑜觉得很别扭，为了避免尴尬，只好要求导演清场。在导演的设计下，张瑜飞快地在郭凯敏脸颊上亲了一下，两人的脸也变得通红。
　　流行文化
　　『浪漫爱』的导师
　　8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内地，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邓丽君的情歌……这些成熟的文艺消费产品，对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青年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时至今日，已经积淀为70后、80后共同的文化记忆。
　　张爱玲曾经在散文《童言无忌》中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这段表述，在大众流行文化勃兴的八九十年代，得到比作者本人所在的民国时期更普遍而彻底的印证。
　　琼瑶的小说和不久之后改编而成的琼瑶剧，在青少年学生中引发了持续的“琼瑶热”。在琼瑶的所有作品中，“爱情至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主题和真谛。对男女主角而言，只要是“爱”的，那无论遭到来自父母、财富、环境等方面的多少阻挠和障碍，爱情的执着也不可撼动。
　　这些极致的“浪漫爱”情节，在琼瑶作品中不过是一种文学的想象，但成为大众流行文化之后，就成了情爱懵懂的青少年期待与模仿的范本。他们也开始向往真诚的爱与被爱，向往独立自由想爱就爱的生活。言情小说与言情剧提供了幻想的具体形式，也影响了实际恋爱过程中恋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期待。譬如被戏谑化的“男人最怕问题”——你到底爱不爱我，就实在像是从琼瑶剧中的习得。
　　年轻的受众们本就缺乏其他渠道的情感教育，言情作品造成的代入感才是人生中最初的“情感经验”，必然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琼瑶之后，席绢、亦舒等人的作品在90年代又陆续流行，本土的作者和作品也渐渐活跃，言情小说有了更丰富多元的呈现。出现在荧屏上的言情电视剧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商品广告也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员，而且承载着更直接、更极致的“教育”目的，将“浪漫爱”从精神层面落实到了物质载体。如今已经成为新的习俗的种种“浪漫”的表达，都来自大众流行文化和资本商家合作提供的“知识谱系”。曾经代表着“自我觉醒”的“浪漫爱”，越来越具有享乐性和消费性。
　　▲《情深深雨濛濛》改编自琼瑶的原著小说《烟雨濛濛》
　　失去光环
　　『浪漫爱』仍超越庸常
　　近年来，曾经一度被广泛向往的“恋爱至上”，显得“矫情”和“不现实”。具体到择偶标准，“门当户对”重新被普遍认可，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令“有独立住房”成为择偶时的显性需求甚至必备标准。在这个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时代，“浪漫爱”在现实的压力前，好像渐行渐远了。
　　而当“恋爱自由”已然充分实现，整个社会的恋爱经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自己的经历，还是听别人的故事，人们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恋爱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与情感，而带来的愉悦与伤痛并存，有相当的风险。“不再相信爱情”成为亦虚亦实的共同心理，“爱无力”已是并不鲜见的时代症候。
　　如果把“浪漫爱”定义为崇高的“恋爱神圣”，那它确实很难再有照亮一个时代的光芒了。但那种纯粹而激情充沛的、高度集中于精神需求的“浪漫爱”，或许本来就只在特定的，高扬反叛和启蒙的时代才有存在的位置，比如五四时期，比如80年代。“浪漫”不仅与爱情有关，还是一个时代的症候。
　　但对于真正在恋爱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90后年轻人，爱情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自由恋爱已经不会受到外在的阻碍，爱情自然就表现不出反叛和觉醒的社会意义，也失去了神圣光环，但实际上却可能更加深入人心。
　　多数人不再信奉爱情超越物质及其他一切，但也极少有人认为，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比爱情更为重要。此前的“浪漫爱”是一种激情之爱，但现在人们对爱情、亲密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理性，对浪漫爱的追寻演化成了对美好亲密关系的期待和努力。后现代都市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缘分和亲密都似乎可遇不可求。社交网络上遍布的“虐狗”“发***”这样的自黑式表达，依然在证明对甜蜜爱情的向往是毋庸多言的普遍事实。
　　即便是诸如送玫瑰花、送昂贵礼物这些消费主义化的“浪漫”手段，也毕竟不全然与金钱等价。人们渴望这些形式上的“浪漫爱”，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能忍受琐碎平庸重复在日复一日，是盼望在日常凡俗生活中寻觅一点超越庸常的感觉。
　　本文刊载于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2-B03版。作者：李妍；编辑：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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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ID:ibookreview『阅读需要主张』按：日历要翻到一个“传统节日”了，七夕。如今，谈情说爱的男女不需要过桥，而是以现代方式来过节。而且，在消费节日的年代里，被过得活色生香的是另一个更有“浪漫”意味的洋节。“真爱情如同闹鬼，人人都讲闹鬼，但却没有什么人真见过”。每至七夕，哲学家张申府的这句戏谑又十分实诚的话，总会戳一戳我们寻找、解读“浪漫”的心。这次，不妨跟我们走一趟这下到民间、寻向西方的两条路。至于闹鬼一般的爱，它究竟是追寻之路上的坚守，是改革时潮中的造像，是对漫漫人生路的润泽，还是对平庸日常的逃脱，读罢，你来判断。琼瑶剧中，男女主角总是爱得轰轰烈烈，会用典型的“琼瑶式台词”，大段大段地直抒爱意。图为琼瑶剧中一对金童玉女，林青霞与秦汉。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李妍晚清民初风靡一时的圣洁之爱“中国的革命实际是由两部书引发的，一部是《茶花女》，一部是《迦茵小传》。”----这是陈西滢在《西滢闲话》中引用的“某名士”的戏言。虽是戏言，但在清末民初之际，这两部译介小说确曾引发过轰动效应，正是它们将来自西方的“浪漫爱”传递给了为数众多的中国读者，并且开启了一股言情小说创作风潮。晚清古文家林纾自称，在与王寿昌合译小仲马名作《茶花女》的过程中，曾“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他所说的“马克”即是《茶花女》的主人公马克格尼尔，今译本中的玛格丽特?戈蒂埃。译本《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首次出版后，也迅速轰动一时。这是中国近代被广为接受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广大的中国读者第一次知道，除了船坚炮利，西方人居然还有如此动人的爱情小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尚未摆脱封建婚姻制度的中国读者，显然被书中崇高神圣的爱情所撼动，又必然充满对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向往。此时读者们所愿意和能够接受的，正是类似茶花女的热烈而圣洁的爱情。英国哈葛德《迦茵小传》的第一个中译本，出自包天笑和杨紫麟的合作，原著中有迦茵未婚先孕的情节，包、杨二人觉得中国读者很难接受，于是仅将后半本迦茵为成全大局、牺牲自己的情节译出，果然中国读者为此感动不已。后来，林纾为补足缺憾，重译了此书的完整版，不想受到激烈的批评，因为迦茵“不知廉耻”的行为破坏了读者原本对其纯情高洁的想象。对“圣洁”的偏好在之后的本土言情小说创作风潮中表现得更为明确。诸如钟心青的《新茶花》、苏曼殊的《碎替记》，以及畅销几十万册的徐枕亚《玉梨魂》等，这些鸳蝴派小说虽带有明显的模仿《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品的痕迹，但毕竟是对“浪漫爱”的本土化想象和呈现。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感伤婉转的爱情悲剧，难成眷属的原因是父权和礼教的压迫，两人的感情又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一种富于牺牲精神的圣洁之爱。这种圣洁之爱之所以风靡一时，一方面因为它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追求，用悲剧结局达成了对礼教迫害的控诉；但另一方面，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此时都还无法接受用私奔、独立生活这样实质化的行动进行反抗。深植于对现实的无力和无奈之中的“浪漫爱”，就只好一尘不染地“圣洁”化了。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书影五四时期『恋爱』成为一个问题清末民初的哀情小说在当时不可谓不“新”，却未隔几年就被五四新文学家们斥之为“旧”。在激进而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传统的价值都被重估，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理论如潮水般引入，“恋爱”也在这一启蒙的氛围中成为重要的核心命题。与传统的概念“情”相比，“恋爱”这个新词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学者杨联芬在《浪漫的中国》中指出，恋爱是“隐含自由、平等、自决命意的男女之情”，“接受并使用‘恋爱’这个词时，也就理解和认同了该词所包含的个人意志、两性平等的‘现代’意义”。因此，“恋爱”不是对“情”的新命名，而是指向了一种全新的情感方式和两性观念。所以，尽管民初哀情小说就充溢着“爱情至上”的唯情主义，但直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洗礼，“恋爱神圣”才真正提升到了事关道德与信仰的层面。“不论如何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如果没有恋爱，虽经过法律上的手续形式，这结婚仍是不道德的。”这段经典的论述是五四时期传播最广的格言之一，出自瑞典文学家、妇女活动家爱伦凯的著作《恋爱与结婚》。带有浪漫色彩的“恋爱”成为婚姻是否具备道义上合法性的前提，正是从此时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同，直至今日。反抗包办婚姻、争取独立自主和离开旧家庭，成为五四初期与之相应的文学主题，像对易卜生《娜拉》的译介，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都在讲述“离家出走”的故事。这时候的“恋爱”，关键在于自我的觉醒和反叛行动，要求的是对传统两性关系和婚姻制度的再造，正如鲁迅《伤逝》中子君的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这种反抗传统的姿态、理想主义的激情，正是五四时的“恋爱”最为浪漫的一面。对于不少“新青年”来说，“恋爱”足以寄托对新的生命价值的纯真向往。女作家卢隐在小说中曾这样写：“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单调了！……唉！什么时候才得甘露的滋润，在我的空漠的心田，开朵灿烂的花呢？……恐怕只有膜拜‘爱神’，求她的怜悯了！”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爱情理想主义，是启蒙时期的独特浪漫风景。歌剧《青春之歌》改编自同名长篇小说，反映了20 世纪30年代进步青年将自我融入民族命运、国家兴亡的青春历程。图为《青春之歌》剧照。进入日常难再纯粹的『浪漫爱』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昔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由恋爱”，已经成为都市中的日常景致。曾经关于“浪漫爱”的完整纯粹的想象，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多元和复杂。当“恋爱自由，婚姻自决”已不再成为问题，一批新的问题出现了：肉欲是属于爱情的一部分吗？灵与肉有没有可能分离存在？爱情是可以转移和变迁的吗？与恋爱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最重要主题的同时，中国新文坛兴起了一轮“恋爱小说”的热潮。层出不穷的恋爱小说是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文学读物，构成了一时间文学消费的最重要景观。一方面，在这些新的恋爱小说中，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场所变了，不再是《牡丹亭》《红楼梦》等古典作品和《玉梨魂》等民初哀情小说中私密的“后花园”“大观园”，而是走进了公共场所如校园、公园、车厢……恋爱空间的变化，映照的是现实生活中“恋爱”已经不再是隐秘的私情，而获得了公共的许可。另一方面，在书写和阅读的潮流中，种种书写都市青年“恋史”、三角、多角乃至同性恋爱故事的小说层出不穷。曾经专一、神圣的“浪漫爱”，缠杂在了更为复杂的情感纠葛之中。这正是恋爱从想象和憧憬“下凡”成青年们日常的生活和选择之后，呈现出的实际面貌。1923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围绕同为北大教授的谭鸿熙续娶妻妹陈淑君的事件，为悔弃从前婚约的陈女士辩护，提出爱情是“有条件的”、“可比较的”、“可变迁的”等四项定则，从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爱情定则”大讨论，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事件。梁启超、鲁迅、孙伏园以及包括许广平在内的众多青年学生都参与其中。张竞生颇为理性的观点并未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如周作人即表示，无条件的爱情“即使只在口头纸上，也总是至可庆贺的事”。有关爱情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和多元，浪漫的“自由恋爱”、“恋爱神圣”内部的空间被打开，其间的矛盾和暗影都因此现身。但本身即是一场情感伦理革命的“恋爱”，正是在五四时期，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站立在时代的舞台。五四之后『革命』与『恋爱』的加减法“浪漫爱”在五四前后“显赫”一时，却并没有维持太久。从上世纪30年***始，“革命”取代了“恋爱”，成了时代的新主题词。在这两个主题词交杂的年，文坛上一度出现了一种流行的文学“创作公式”----“革命+恋爱”。对于当时的一部分年轻人和这些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们来说，时兴的新话语“革命”和“恋爱”某种程度上共享着相近的想象方式和情感结构，都是一种发自个人情绪的浪漫主义的方式。在茅盾的小说《虹》中，女主人公梅行素曾这样表达：“我也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仿佛革命能成为情爱的替代之物，满足个人的情感需求。所以当时的作家蒋光慈会说“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冲动和激情，与爱情相仿佛。但很快，大的风向变了。左翼文坛将现实主义作为“革命文学”倡导的方向，“革命+恋爱”的文学样态被清算，“革命的罗曼蒂克”成为对这批作品幼稚而负面的评语。五四时期的“恋爱至上”也同样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革命”本身就有着浓烈的罗曼主义气质，但它所指向的是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罗曼蒂克”的爱情作为私人性的情感和生活，需要从“革命”中清理出去。对“浪漫爱”的清算和打压持续到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革命”是中国贯穿了半个世纪的核心语汇，在50-70年代，整个社会更经历了空前的政治化，“浪漫爱”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无论文学还是日常生活，基本只能有“革命同志”式的公开情感表述。就这样，“浪漫爱”开始了漫长的被压抑的状态。于是，当“文革”结束，80年代成了又一个思想启蒙、个人解放的时期。浪漫的爱情也再一次伴随着人性释放的思潮，被憧憬向往，被书写演绎。除了文学，还有《庐山恋》这样的电影，因为讲述了久违了的纯洁真挚的爱情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浪漫爱”又一次成为美好和自由的象征。电影《庐山恋》中有中国第一部吻戏。男女主演郭凯敏、张瑜觉得很别扭，为了避免尴尬，只好要求导演清场。在导演的设计下，张瑜飞快地在郭凯敏脸颊上亲了一下，两人的脸也变得通红。流行文化『浪漫爱』的导师8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进入内地，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邓丽君的情歌……这些成熟的文艺消费产品，对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青年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时至今日，已经积淀为70后、80后共同的文化记忆。张爱玲曾经在散文《童言无忌》中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这段表述，在大众流行文化勃兴的八九十年代，得到比作者本人所在的民国时期更普遍而彻底的印证。琼瑶的小说和不久之后改编而成的琼瑶剧，在青少年学生中引发了持续的“琼瑶热”。在琼瑶的所有作品中，“爱情至上”都是不容置疑的主题和真谛。对男女主角而言，只要是“爱”的，那无论遭到来自父母、财富、环境等方面的多少阻挠和障碍，爱情的执着也不可撼动。这些极致的“浪漫爱”情节，在琼瑶作品中不过是一种文学的想象，但成为大众流行文化之后，就成了情爱懵懂的青少年期待与模仿的范本。他们也开始向往真诚的爱与被爱，向往独立自由想爱就爱的生活。言情小说与言情剧提供了幻想的具体形式，也影响了实际恋爱过程中恋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期待。譬如被戏谑化的“男人最怕问题”----你到底爱不爱我，就实在像是从琼瑶剧中的习得。年轻的受众们本就缺乏其他渠道的情感教育，言情作品造成的代入感才是人生中最初的“情感经验”，必然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琼瑶之后，席绢、亦舒等人的作品在90年代又陆续流行，本土的作者和作品也渐渐活跃，言情小说有了更丰富多元的呈现。出现在荧屏上的言情电视剧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商品广告也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一员，而且承载着更直接、更极致的“教育”目的，将“浪漫爱”从精神层面落实到了物质载体。如今已经成为新的习俗的种种“浪漫”的表达，都来自大众流行文化和资本商家合作提供的“知识谱系”。曾经代表着“自我觉醒”的“浪漫爱”，越来越具有享乐性和消费性。《情深深雨??》改编自琼瑶的原著小说《烟雨??》失去光环『浪漫爱』仍超越庸常近年来，曾经一度被广泛向往的“恋爱至上”，显得“矫情”和“不现实”。具体到择偶标准，“门当户对”重新被普遍认可，大城市高企的房价，更是令“有独立住房”成为择偶时的显性需求甚至必备标准。在这个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的时代，“浪漫爱”在现实的压力前，好像渐行渐远了。而当“恋爱自由”已然充分实现，整个社会的恋爱经验前所未有地丰富。无论是从自己的经历，还是听别人的故事，人们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恋爱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与情感，而带来的愉悦与伤痛并存，有相当的风险。“不再相信爱情”成为亦虚亦实的共同心理，“爱无力”已是并不鲜见的时代症候。如果把“浪漫爱”定义为崇高的“恋爱神圣”，那它确实很难再有照亮一个时代的光芒了。但那种纯粹而激情充沛的、高度集中于精神需求的“浪漫爱”，或许本来就只在特定的，高扬反叛和启蒙的时代才有存在的位置，比如五四时期，比如80年代。“浪漫”不仅与爱情有关，还是一个时代的症候。但对于真正在恋爱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90后年轻人，爱情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自由恋爱已经不会受到外在的阻碍，爱情自然就表现不出反叛和觉醒的社会意义，也失去了神圣光环，但实际上却可能更加深入人心。多数人不再信奉爱情超越物质及其他一切，但也极少有人认为，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比爱情更为重要。此前的“浪漫爱”是一种激情之爱，但现在人们对爱情、亲密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理性，对浪漫爱的追寻演化成了对美好亲密关系的期待和努力。后现代都市中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疏离，缘分和亲密都似乎可遇不可求。社交网络上遍布的“虐狗”“发***”这样的自黑式表达，依然在证明对甜蜜爱情的向往是毋庸多言的普遍事实。即便是诸如送玫瑰花、送昂贵礼物这些消费主义化的“浪漫”手段，也毕竟不全然与金钱等价。人们渴望这些形式上的“浪漫爱”，归根结底是因为不能忍受琐碎平庸重复在日复一日，是盼望在日常凡俗生活中寻觅一点超越庸常的感觉。赏给坚持原创的书评君一个可爱多？?8月6日《新京报》B01版～B12版「主题」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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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读过书，见过社会现实的！男男女女真的能保证一辈子就是这个女孩了么，假使不是这个女孩陪伴终生，要女孩以后怎样承受另外的男孩给她的爱，不觉得违心么？
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子，找了十年就为见一面，跟了十年只为保护她，这就是传说理的真爱，也许只有鬼故事理由这样感人的是吧，人间，需要这样的感动。
不喜欢，中国人干嘛要去过西方的节日，我们有七夕就行了
我小时候见过，傍晚六七点的样子，一家人走竹林过的时候看到了，回头看到拐角站了一个模糊影子，大人过去看就没有了。
现在，有人质疑七夕节是中国情人节，因此搞的你精灵鬼怪，吓唬小孩。不知是何居心。有人抹黑中国，，他还在叫好呢。
这个脸打的啪啪作响@小编//@汉水清风2016-8: 我真见过
我真见过，当时还不只我一人
人鬼情未了
公共立场，独立精神。只为负责任地为读者发现好书，只为与读者一起，走过一段精神跋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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