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依法治潮刍议
韩愈依法治潮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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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刑部侍郎韩愈因谏迎佛骨得罪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在唐代，朝廷大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政务。但是，刚到达贬所的韩愈，不但马上视事，像一个按资历刚从下层提拔上来的小吏一样①，而且还切切实实地为潮人办了不少好事，从而留下了“八月居潮万古名”的佳话。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韩愈把“居其位则思死其官”②奉为从政的基本准则，并始终不渝地将其贯彻到自己一生的宦途中。在他身上，确实有一股不怕强权，不怕贬谪，敢揭逆鳞、敢舍老命的孤忠之气，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贵精神&正如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所说的：“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作为地方主管官员，要励精图治，除了须具有“尽瘁”的精神外，还必须有相应的施政的策略和方法。而制定施政策略、方法的依据，就是体现了君主意志的各种各样的法典。此即韩愈在《原道》中提出的“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的施政准则③。而他亦切实地将此准则落实到宦途中，因此，不管是在什么职位、什么地方，他都赢得了士民们高度的称誉。因而，透过他的施政措施以及相关的诗文，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从中折射出来的法治理念与精神。
一、体察民情，认同舆论监督
韩愈认为，国家的治理，须开放舆论，推行舆论监督，并使民情上达，这是推行法治的前提与保证。早在他任国子博士时，便已撰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以申明自己的观点：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如果一味压制舆论，执政者将“下塞上聋”，其结果必然是“邦其倾矣”&把是否开放舆论提高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这样的认识，堪称卓越&而对于底层百姓的意愿无处申诉的情况，韩愈在《赠崔复州序》中亦寄予极大的同情：百姓连乡里的吏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县令与刺史。他们只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州县官身上。而官吏高高在上，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只知索赋催租，以致“民就穷而赋愈急”，这样的情况，对于维护、完善封建法治社会，自然是非常之不利。韩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无力去扭转这种局面，只能自觉地“从我做起”。《旧唐书&韩愈传》谓：初，愈至潮阳（即潮州）④，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韩愈是以“待罪之身”前来潮州的，在他被押送出京后不久，其家眷亦被斥逐离京，在陕西商县层峰峄，他那个年仅12岁的小女儿竟惨死道旁&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交加的切肤之痛&&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的身上。像这样一位沉浮于险象四伏的宦海中，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封建官僚，谁能指望他去忠于自己的新职守？然而，韩愈却刚到任便视事，而第一件事就是“询史民疾苦”。这固然是他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的生动体现，亦说明了他不但能为改变“下塞上聋”的局面而鼓与呼，同时亦能将其主张付诸切实的行动。正因为他能体察民情、尊重舆论，随之依据适宜的法规施政，所以才能在短短的八个月中，驱鳄害、劝农桑、释放奴婢、兴学育才，为潮州百姓办了几件大好事，理所当然地受到潮人的崇仰。
&&&&&&&&&二、廉洁自律，捐资兴学
严于自律，绝不苟且，是依法行政者必不可少的气质。韩愈贬潮时，他的上司、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孔?很同情他的遭遇，又担心潮州是较偏远的小州，俸禄较少（唐代的州分上、中、下三等，待遇各异），所以特以上级的身份，批给韩愈每月五十千的“别给钱”（特别补贴），并言明在“送使钱”（类似接待经费）中列支。这本来是充满人情味又合理合法、手续齐备的正当津贴，没想到却使韩愈左右为难：想婉辞，怕违背下属服从上司的常礼；想接受，又怕背离了自我督察，自省自律的精神。因而，在《潮州谢孔大夫状》中，他表示“进退反侧，无以自宁”。接着，又婉转陈述了拒领的理由：妻子男女孤遗孙侄奴婢等，尚未到官；穷州使宾罕至，身衣口食，绢米足充，过此以往，实无所用，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恃蒙眷待，辄此披陈。在很多人看来，韩愈简直是个“傻冒”，领导直批的，不拿白不拿，干嘛不要？是的，他确实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傻冒”，像这样严于律已的官员，依法行政时，自然来不得半点含糊。相反地，当潮州准备兴办学校缺乏经费时，他却毫不犹豫自掏腰包。他先是大胆启用“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的潮州贤士赵德，让他“摄海阳县尉（副县长），为衙推官，专勾当（即主管）州学”，又明确表示：刺史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⑤据《唐会要&九一》所载：“开元二十四年定令，四品官（按潮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月俸十二千四百。”百千，正好相当于他八个多月的薪金。以一受贬罪臣而能如此致力于地方的文化教育事业，确实难能可贵。而一拒一捐之间，更让我们看到一种耻逐浮财、甘于奉献的廉正操守。这样的官员在执法时，理所当然地会获得民众的信赖。
&&&&&&&&三、理顺理、法关系
唐代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成熟期，奴隶问题虽然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沉浮反覆，但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法律的形式严禁以良为贱，如《唐律疏义&二十》中即有“略人、略卖人为奴者绞”的条文。岭南是“夷獠杂处”的地方，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加上陋俗的影响，故奴婢问题比中原地区更突出。其中，债务纠葛是没良为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说的：子厚得柳州&&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按，指子金即利息和本金）相侔，则没为奴婢。这种情况，在潮州亦同样存在。为此韩愈在被贬潮州时，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正如他的学生皇甫氵是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的：贬刺史潮州&&掠卖之口，讲庸免之，未相值，辄以钱赎，及还，著之赦令。转刺史袁州，治袁州如潮。韩愈后来在《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中亦说：右准律不许典帖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庸折值，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帖，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可见，潮州、袁州二地没良为奴的现象相当严重。因此，韩愈依据《唐律&杂律》中规定的“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庸以偿债宜”⑥的精神，用“计庸折值”的方式予以解决。具体做法是：因债务纠葛等原因被抵押的人质为债主做工，必须计算工钱（计庸），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人质便须放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以钱赎”。及至人质归还了，便以正式的契约文书（赦令）为证，毋使反悔。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但因债务纠葛而没良为奴，甚且“鞭笞役使，至死乃休”则是“乖律文、亏政理”的行径。因此，韩愈依法以“计庸折值”的方式处理好理与法之间的矛盾，的确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高明措施。
唐代对达官、贵族的奴婢占有数控制较严，如唐玄宗天宝八年规定的限额是：上至王公不得超过20人，职事官一品官不得超过12人，下至八九品官不得超过1人。⑦对于骄奢淫逸的权贵来说，这无异是杯水车薪，因此“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⑧可见，代买或赠送奴婢还是一条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当权者援手相助？他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为自己谋求进身之阶。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屑于这一类悖人伦、亏政理的勾当。由此可见，韩愈释奴一事，从个人品德去衡量，是他那刚正廉明性格的具体体现；对地方行政主管官员而言，他是一位明智官员依法施政的典范；而充溢在他身上的法治精神，则是促成这一举措的前提和保证。
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观念的确立
《论语&为政》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用政法来诱导，用刑罚来整顿，民众只是暂时免于罪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约束，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⑨显然，孔子的为政观带有道德至上的倾向。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封建体制的精神支柱，孔子的德治理念因此亦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必须遵奉的治国准则。但从“安史之乱”之后，大唐帝国由盛转衰，朝政黑暗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日益沉重，而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更给人民带来惨重的灾难，亦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全。总之，唐王朝已江河日下，由繁荣的巅峰而逐步滑向衰亡的深谷。何况，潮州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滨海地带，与中原地区相比，法制更不健全。唐代杜佑《通典》谓：“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更有甚者，“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⑩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⑾的韩愈不得不去进行认真的思考：社会该怎样治理？一味依靠德治行不行？就在他到潮州不久，一个新的理念终于出现了，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在这里，韩愈只引用了孔子原话的前一半，这不是为了行文简洁的需要，而是表达了韩愈对德治、法治关系的新见解：治理国家，政刑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民众免于罪罚，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政、刑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不能使民众具有“知耻”之心，因此，欲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施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礼为先，政刑为辅”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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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韩愈的上述理念，较之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带有明显的道德至上倾向的为政观点，更切合中唐社会亟须拨乱反正的实际。“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既是韩愈法治精神的核心，亦是他从政的基本准则。正因为在潮州和袁州，他都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一准则，兴学育才，推行德礼；依法办事，毫不含糊，因而赢得当地民众千百年来的怀念与尊崇。
①唐&皇甫?《韩文公神道碑》：“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先生临之，若以资迁。”
②韩愈《争臣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是他在25岁刚中进士、尚未取得官职时提出的主张。
③韩愈《原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惩罚）。”
④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州为郡，潮州改称潮阳郡，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称潮州，故后代文献往往以潮阳指代潮州。
⑤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
⑥《唐律》卷26《杂律》，转引自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载《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⑦《唐会要》卷86，《文献通考》卷11，转引自上揭书。
⑧《旧唐书&孔?传》
⑨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P12，中华书局1982年9月。
⑩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
⑾《旧唐书&韩愈传》。
作者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副会长，潮州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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