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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42 &&
天文学的第一个基础课题就是研究太阳的运动，其中最简单的处理是把太阳运动看作是匀速圆周运动，这时的太阳称为平太阳，太阳的角速度w称为平角速度，他的值可由回归年长度计算出来，即黄道圆周度数除以回归年的天数（360°/ 365.25日），可得太阳大约每天在黄道上转59’。因为太阳是在黄道上运行，所以它的黄纬始终是0。如果要计算某个时刻太阳的位置，已知太阳的平角速度，另外只要知道历法元年的时间T0和当日太阳的黄经就可算出按下面公式计算出任意时间t平太阳的黄经：　　λ(t) = λ(T0)+w(t-T0)　　这个公式是现代数学的表示，托勒密还不懂得采用这样的函数表示法，他只是用文字来描述计算方法。托勒密把这些计算结果列成一张表，称为太阳均匀运动表。　　　　古希腊人对于匀速圆周运动有着偏执的热爱，柏拉图表达过要用有规律的圆周运动对天体运行进行描述的想法，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匀速圆周运动观念，他对天体运动的看法显然来自“人天运动合一”，他说：“存在着某种不朽的和神圣的东西，它有运动，但这种运动没有其它界限，相反，它是其他运动的界限。因为界限就是包容者。由于这种圆形运动是完满的，所以，它要包容那些不完满的、有界限的和停顿的运动，而自身却无开端亦无终结，不停地穿越无限的时间，称为其他运动开始的原因，并容纳另一些运动的停顿。”（《论天》）　　亚里士多德还考虑过天体像扁豆形和卵形一样运动，但他认为这种运动不够完满，会导致天外面有空间和虚空存在，所以否定了这种看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体运动是不费力，不需要外在力量强迫天体运动，因为强迫天体运动会费力，费力是与完满不一致的。他认为天体运行不会减速和增速，只会是匀速的，因为减速是由于运动能力不够才会出现，而天体是完满的，不可能出现运动能力不够的情况。　　实际上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并不均匀，这表现为每个季节的长度不相同，太阳在春天时运动最慢，从春分点运动到夏至点需要94.5天，从夏至点运动到秋分点需要92.5天，秋分至冬至为88.12天，冬至至春分为90.12天。为了让太阳在几何模型上仍然保持匀速圆周运动，托勒密采用了阿波罗尼奥斯设计的偏心圆模型来计算太阳的运动，在这个模型里太阳在以偏心圆上作匀速圆周运动，从地球上看过至点和分点的天数是不同的。　　　　（偏心圆模型中，Z是偏心圆ABCD的圆心，平太阳在偏心圆ABCD上保持匀速圆周运动，从春分到夏至，太阳走过的弧是BC，它显然是CD、CD和AB弧中最长的，所需天数也是最长的。）　　托勒密采用的阿波罗尼奥斯的另外一个几何模型是本轮-均轮模型，托勒密证明了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模型和偏心圆模型是等价的。在本轮-均轮模型中，大圆是均轮（deferent），小圆是本轮（epicycle），平太阳在大圆转动成下图中的实线圈即均轮，真太阳随着小圆转动成下图中的虚线圈，真太阳离平太阳是有段距离差的，这个距离差随本轮位置而变化。托勒密把这个差值另外列在一个表里，计算真太阳的位置就是先算出平太阳的位置然后在加减这个差值。　　　　（C是虚线圆圈的圆心，地球是实线圆圈的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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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26 &&
我们古代对太阳的非匀速运动发现得比较晚，通常都认为是6世纪时北齐的天文学家张子信第一个发现了太阳的非匀速运动。《皇极历》是第一份考虑太阳非匀速运动的历法，《皇极历》把差值编成六栏的日躔（chan）表，计算真太阳位置时也是采用类似于托勒密的平太阳加减中心差的方法。太阳的运动并不算复杂，更复杂的是月球和行星的运动。当月球在轨道上绕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时称为朔，这一天是农历每月的初一，月相是新月，在地球上是不到月亮的。当月亮绕行至地球的后面，被太阳照亮的半球对着地球称为望，一般在农历的每月十五或十六日，月相是满月。从这一次朔到下一次朔或者从这一次望到下一次望的时间间隔，称为一朔望月，约为29.53059日。　　　　月球视运动的轨迹投影到天球上称为白道，白道与黄道大概有5度的角度，这个角称为黄白交角。白道与黄道有两个交点称为黄白交点，其中一个是升交点，月球由升交点穿越黄道进入北方，另外一个是降交点，月球由降交点穿越黄道进入南方。　　　　下图是从太阳系的角度来看月球的白道和太阳的黄道，可以看到白道是倾斜于黄道的：　　举报 回复 楼主：高级思维 时间： 09:10:29 　　纠正一下上面的说法：“下图是从太阳系的角度来看月球的白道和太阳的黄道，可以看到白道是倾斜于黄道的”改为“下图是鸟瞰月球的白道和太阳的黄道，可以看到白道是倾斜于黄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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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15 &&
逻辑实证主义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建立的一个学术团体的思想统称，这个团体也叫“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是一流的科学或数学家，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年-1936年)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学生，学派成员卡尔纳普是著名逻辑学家弗雷格的学生，学派还吸引了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和韩恩（Hans Hahn）。逻辑实证主义者着重于对命题进行静态分析，其核心思想背后的驱动力是经验证实原则，他们提出来的划界标准是命题必须有经验可证实性，像“纯‘有’和纯‘无’是同一的”（黑格尔语）这种形而上学命题和“上帝是不是全能”这样的神学命题因为不具备经验证实性，所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像“石蕊溶液遇酸呈现出红色”、“物体会落在某个位置”和“铁会热胀冷缩”这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　　这种实证主义观点构成了很多人对科学的主要认识，我们通常讲的某某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一般是说由科学理论推导出来的命题符合经验观察，是由经验观察证实过了的。很多人对科学就持有这么一种要么正确要么错误的做选择题思维，他们认为“科学的”就是正确的，“不科学的”就意味着不正确，科学与正确是划等号的。对他们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正确的理论取代错误的理论，这是他们对科学史的基本看法，具体到西方天文学的巨大转变就是正确的“日心说”战胜了错误的“地心说”。这种正确与错误和是否是科学纠结在一起的科学哲学观被广泛接受，由此形成了粗浅简陋的科学史观。这种史观抹平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种种跌宕起伏的冲突矛盾，剪去了科学理论中模糊不清的边缘，略去了科学进展过程中的大量困难反常。科学史随之被简化成了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谱，科学家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了封神榜上论功行赏的神仙，而那些不幸名落孙山的科学家则被遗忘在一个角落，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　　爱因斯坦曾对这种科学史表示愤愤不平，他说：“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些人取得成功，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发现‘此路不通’的失败者统统不写，这是很不公平的。”这种简单的正确和错误观念应该是来自于很多人的考试经历，因为大家解答理工科题目时面对的都是有固定***的考题，而且有比大家水平高很多的老师来做打勾判差。但这个对错观却不能简单移植到科学和科学家上去，因为科学理论和科学家面对的是大自然而不是有明确***的考题，科学家远高于他们水平的老师来评判，只有和他水平接近的同行来评议，所以一个科学理论远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说它是正确或者错误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一大困难在于我们什么情况下能够接受一个全称命题被证实，我们的每次经验观察得到的命题都是限制了时空的单称命题，如何由单称命题过度到全称命题。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针对“所有天鹅”的全称命题，我们如何能由每次观察到的白色天鹅得出的单称命题“某只天鹅是白色的”来证实它？是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就可以证实它，还是观察到一百只，一万只得出的结论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我们是否可以说具备普遍性的科学命题是随着我们的观察证实次数越来越多而说科学理论越来越“正确”，越来越靠近真理？　　这点受到了英国科学哲学家的卡尔.波普尔爵士（年）的猛烈驳难，卡尔.波普尔指明了其中困难：“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因为现在看到的所有白天鹅远远小于将来可看到的无数只天鹅，哪怕我们已经看到一百万只白天鹅，但一百万和无数比起来还是很小很小的，小到可以忽略。也就是说，如果取极限值，任何科学命题被经验“证实”的概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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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49 &&
逻辑实证主义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建立的一个学术团体的思想统称，这个团体也叫“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是一流的科学或数学家，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年-1936年)是马克斯.普朗克的学生，学派成员卡尔纳普是著名逻辑学家弗雷格的学生，学派还吸引了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和韩恩（Hans Hahn）。逻辑实证主义者着重于对命题进行静态分析，其核心思想背后的驱动力是经验证实原则，他们提出来的划界标准是命题必须有经验可证实性，像“纯‘有’和纯‘无’是同一的”（黑格尔语）这种形而上学命题和“上帝是不是全能”这样的神学命题因为不具备经验证实性，所以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像“石蕊溶液遇酸呈现出红色”、“物体会落在某个位置”和“铁会热胀冷缩”这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　　这种实证主义观点构成了很多人对科学的主要认识，我们通常讲的某某科学理论是正确的一般是说由科学理论推导出来的命题符合经验观察，是由经验观察证实过了的。很多人对科学就持有这么一种要么正确要么错误的做选择题思维，他们认为“科学的”就是正确的，“不科学的”就意味着不正确，科学与正确是划等号的。对他们来说，科学的进步就是正确的理论取代错误的理论，这是他们对科学史的基本看法，具体到西方天文学的巨大转变就是正确的“日心说”战胜了错误的“地心说”。这种正确与错误和是否是科学纠结在一起的科学哲学观被广泛接受，由此形成了粗浅简陋的科学史观。这种史观抹平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种种跌宕起伏的冲突矛盾，剪去了科学理论中模糊不清的边缘，略去了科学进展过程中的大量困难反常。科学史随之被简化成了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谱，科学家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成了封神榜上论功行赏的神仙，而那些不幸名落孙山的科学家则被遗忘在一个角落，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　　爱因斯坦曾对这种科学史表示愤愤不平，他说：“我们的科学史，只写某些人取得成功，在成功者之前探索道路的，发现‘此路不通’的失败者统统不写，这是很不公平的。”这种简单的正确和错误观念应该是来自于很多人的考试经历，因为大家解答理工科题目时面对的都是有固定***的考题，而且有比大家水平高很多的老师来做打勾判差。但这个对错观却不能简单移植到科学和科学家上去，因为科学理论和科学家面对的是大自然而不是有明确***的考题，科学家远高于他们水平的老师来评判，只有和他水平接近的同行来评议，所以一个科学理论远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说它是正确或者错误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的一大困难在于我们什么情况下能够接受一个全称命题被证实，我们的每次经验观察得到的命题都是限制了时空的单称命题，如何由单称命题过度到全称命题。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样一个针对“所有天鹅”的全称命题，我们如何能由每次观察到的白色天鹅得出的单称命题“某只天鹅是白色的”来证实它？是观察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就可以证实它，还是观察到一百只，一万只得出的结论才能证实“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我们是否可以说具备普遍性的科学命题是随着我们的观察证实次数越来越多而说科学理论越来越“正确”，越来越靠近真理？　　这点受到了英国科学哲学家的卡尔.波普尔爵士（年）的猛烈驳难，卡尔.波普尔指明了其中困难：“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因为现在看到的所有白天鹅远远小于将来可看到的无数只天鹅，哪怕我们已经看到一百万只白天鹅，但一百万和无数比起来还是很小很小的，小到可以忽略。也就是说，如果取极限值，任何科学命题被经验“证实”的概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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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07 &&
既然科学不能用经验证实来进行划分和评判，那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用经验上的可证伪性来划界，这是独断证伪主义者提出来的科学划界标准。证实和证伪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提供一个故事让大家更加清楚了解它们的差异，故事这样的：古代有三个书生上京赶考，路上碰到算命的，便问算命先生他们三个能高中几个，算命先生伸出一根手指，书生想知道具体结果，先生说天机不可泄漏。书生走后，算命先生的徒弟问：“师父，你这一根指头能算准吗。”算命先生笑着说：“当然了，他们都考上了，我就会说他们一起考上了，都没有考上就会说一起没有考上，假如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就是一个咯，假如有两个人考上了就说有一个人没有考上。怎么说怎么对。”这个故事说明这个算命的结果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可以证实的，但却是不可以证伪的，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算命先生那根手指代表什么，我们无法拿出来某个证据说他错了。　　需要再行说明的是，在证伪主义的观点下，正确和错误不是判断是否是科学的标准，只要一门科学理论是可证伪的，即使科学理论推导出来的命题是错误的，仍然可以把它视作科学。所以如果某个理论预测说“明天太阳不会出来”是错的，它也是科学，而如果某个理论预测说“太阳明天会出来或者不出来”，这个是不能证伪的，所以不是科学。　　证伪标准不但是科学划界的标准，同时也是多个竞争性科学理论的选择标准，对于独断证伪主义者来说，如果两个竞争性科学理论中的某个理论被经验所证伪，那么就应该无情的抛弃它而选择另外一个没有被证伪的。但是这个标准过于严苛，实际上很多科学理论包括牛顿的理论从一出生开始就面临着被经验证伪或者称反常的问题，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它们对行星位置的预测与实际观测到的行星位置是有不少差距的。　　所以卡尔.波普尔改进了独断证伪主义，他提出了一个同样强调可错性的科学划界标准，这个标准被称为方法论证伪主义。波普尔与独断证伪主义者不同在于他认为不能轻易因为某次证伪而抛弃某个理论，他认为科学理论应该自觉地接受某些判决性的实验或经验检验，愿意通过这样的判决性实验和经验判定的才是科学理论，想着逃避判决的就不是科学理论。　　当然，很多迷信并不是完全不符合可证伪性，比如有些命理会得出“你今年会结婚，你今年会升职”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可以证伪的。这些命理在面对检验和预测不一致的质疑时通常会有特别的逃避手段，可以称为特设性条件：比如要求参与者必须心诚、要求抽签只允许一次等等。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特设性条件也纳入证伪原则的主体间互相检验中而排除掉呢？***是不能，因为科学理论也依赖大量的不能主体间互相检验的初始条件，如果把这种初始条件排除，那连着科学这个宝贝都会一起倒掉。所以波普尔给出了严格的游戏规则：一、只有能增加被可证伪度和检验度的条件才能加入进来。在我们命理的例子里，算命的人加入了“心诚”的条件并不够，还要把可证伪度提高，比如把“今年”这个时间范围缩小到“今年六月”。二、如果一个理论被连续的证伪技术性击倒了，只能扔白毛巾到台上去，然后退场，不能赖着不走。　　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不是放弃了传统上对科学的“证实”，而是把这种“证实”看作是确认，验证，是一种暂时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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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02 &&
仔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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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34 &&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发明了许许多多的永远“正确”理论，这些理论读起来朗朗上口，解释起世界条条是道，概括起人生娓娓动听，预测起未来信心满满，用起来就糊糊涂涂了。有个小笑话很能说明这种“正确”理论的意义：有一天一位飞行员驾驶着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突然飞机的定位仪器坏了。城市上空有很大的烟雾，他看不到降落的地点，于是通过无线电波向塔台求救：“塔台，塔台，请告诉我，我在哪个地方，我在哪个地方。”塔台回答：“请注意，请注意，你在飞机上，你在飞机上。”塔台的回答完全正确，但毫无用处。　　这种概括性强的理论似乎特别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喜欢，拿着一个概括性强的理论，就像拿着一把锤子，眼中到处都是可以钉子，发觉这种理论既可以解释自然，又可以解释人生，这也可以解释，那也可以解释。解释完后，我们内心里会由衷的赞叹这种理论的“高深莫测”，“玄之又玄”，感叹一辈子都学不完这种理论。　　出现这种情况或许是因为中文是概括性很强的一门语言吧，大家习惯于这种整体概括性，容易为这种概括性理论所倾倒折服。不过伽利略对这类理论是相当不屑的，他说：“这种包罗一切可知事物的论调，和说一块大理石里面含有一座美丽雕像或者一千座雕像完全一样；但是整个关键在于能揭露这些。我们不妨说这种论调甚至更象乔基姆的预言，或者异教里求神问卜所得到的***；这些预言和***只有在它们预示的事件发生之后才能懂得。”　　证伪原则是对这类“伟光正”理论的一个巨大挑战，正确和证实不是这类理论的长处，反而是这类理论的短处，高度的可证伪和可错性才是一个理论的长处。科学理论就具备这样的高度可证伪性和可错性，物理定律都是高度精确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一个科学理论和经验观察有不小差距，往往这个理论就会受到质疑。　　这也正是科学的批判精神所在，科学不是永远“正确的”，科学不需要把它放在佛龛里供奉着，科学是“可错的”，是值得不断批判和审视的，科学精神是开放包容的。这恐怕也是科学与信仰的最大差别，基督徒不会去质疑《圣经》错了，穆斯林也不会去质疑《可兰经》错了，儒家学子也不会去质疑《论语》错了，如果某些大胆的教徒质疑教典，恐怕只会落到被其他教众扔到海里喂鱼的下场。　　而在科学领域则完全不同，现在一个科学杂志社每年收到的光是反驳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都有好几百篇，如果你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而且真的有幸全面反驳了相对论，我们绝不会担心有某个“科学教徒”把你扔到海里，只会羡慕你的荣誉将纷至沓来，你最终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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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7 &&
波普尔的证伪原则经常被误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否定文化决定论的一篇文章《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超越文化形态史观》中。在此文中，秦晖没有弄清楚全称命题与可证伪此命题的单称命题之间的关系。他错误地得出全称命题就是中西文化之间共性，单称命题就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他认为逃避寻找中西文化的共性而只寻找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在逃避判决性检验，所以是不科学的。　　按照秦晖的思路，所有科学都会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任何科学都是要“求异”的，力的大小，物体的轻重，速度的大小等等，如果没有“差异”，如何可能有比较，如何可能量化？难道去进行测量，寻找差异，就不是科学了？实际上，秦晖钟情的儒学是最讲究人伦之间“差异”的，“长幼有序，君臣有别，爱有等差”是儒家的核心教条之一，不知道秦教授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事实上，波普尔本人就是文化决定论者，他认为之所以是西方而不是其他文明发展出科学的原因是因为古希腊人留下来的批判精神，他说：“希腊哲学的早期史，特别从泰勒斯到柏拉图这段历史，是光辉灿烂的。它达到了登峰造极、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在它每一代里，我们都可以找到至少一种新哲学、一种独创性和深刻性令人赞叹不已的新宇宙论。这怎么可能呢？当然，人们无法解释独创性和天才。但是，人们可以尝试去对它们作某种说明。这些古人的奥秘何在呢？我认为奥秘在于一种传统——批判讨论的传统。　　我打算把问题提得更尖锐一点。在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文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宗教和宇宙论那样的说教，而在许多社会中可以找到各种学派。各种学派，尤其是原始的学派，看来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它们远不是批判讨论的场所，它们的任务是传授一定的学说，并使之保持纯粹和不变。一个学派的任务是把传统、它的奠基人、它的第一个教师的学说传给下一代，而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关紧要的是要保持这学说不受侵犯。这类学派决不承认一种新思想。新思想是旁门左道，它们导致宗派；假如这学派的一个成员试图改变这种学说，那他就会被当作异端革出教门。但是，这个异端分子总是声称他的思想是奠基人学说的真谛。因此，甚至创新者也不承认他引入了某种创新；相反，他相信他是回复到已受到一定歪曲的真正的正统学说。”（《猜想与反驳》）　　不过我虽然赞同波普尔对批判精神高度褒扬的态度，但是我认为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批判的内容和重点，而这个是由文化所赋予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互相批判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运动和静止，由此附带出来的经验和理性的关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存在的思考、感觉的变动不可靠性、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等等。而我们诸子百家互相批判集中在政治伦理学，不管是墨子批评孔子，孟子抨击墨子还是荀子非十二子，都是以这个为主题的。这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还是比较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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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42 &&
方法论证伪主义还有相当多的困难，并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科学划界问题和竞争理论选择的问题，其中一个困难出在判决性实验和经验检验上。科学理论面对的经验现象是数不胜数的，哪怕一个最简单的杠杆原理，我们都可以用撬棍、滑轮、扳手、钳子、拔钉器、开瓶器、胳膊、镊子、筷子、火钳、天平、跷跷板、剪刀等来进行检验。要科学家从无数的经验现象中挑选一个来判决他的理论，恐怕只会让科学家无所适从。　　方法论证伪主义的另外一个困难是经验本身也是容易出错的，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深刻认识到感觉的不可靠性，经验来自于人的感觉，自然也是不可靠的，是易错的。而且科学理论是科学家的毕生心血，学习研究某个理论的时间基本上占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理性神仙，不太可能自己去拟定一个判决性的实验，未达到这个实验目标就轻易放弃这个理论而接受其它理论。　　科学史上的案例和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真实情况是：实验检验通常都是远远落后于科学理论的，科学理论不是那么容易有机会检验的，现在的弦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弦论预测所有基本粒子都存在“超级伙伴”，但至今没有一个这种性质的粒子被观察到，因为这种“超级伙伴”的质量非常大，要产生这种粒子所需的能量远非目前的加速器所能实现。即使有了对理论的实验检验，科学家对待理论与实验不符往往做的不是放弃这个理论，而是不断修正这个理论，或者把不符看成是实验误差，有时甚至会修正实验本身去迎合理论。科学的进展比一般通史上简略介绍的复杂得多，科学的发展远不是传统理想化了的科学进步观所能涵盖的。　　为了解决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所面对的困难，托卡拉斯发展出了精致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针对的不是单个的科学理论，而是针对的一系列理论，纲领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由无法修改的原理的“硬核”和辅助假设的“保护带”构成。　　纲领面对证伪时，通常采取不断修改辅助假设“保护带”的办法，避免硬核受到攻击。当这个不断修改的辅助假设导致了新的事实发现，产生了新的预测，就会认为这个研究纲领进步了，而另外的竞争性纲领无法发现新的事实，所以退化了。托卡拉斯提供了这样一个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更为折中的方法论，他用这种方法论对哥白尼体系取代托勒密体系做了剖析，后面讲到哥白尼和伽利略时，我会再进一步介绍。　　“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我们可以用这句话通俗粗略地解释波普尔和托卡拉斯的科学划界标准，波普尔的证伪原则指出的是没有科学理论是“无坚不摧”的，托卡拉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指出的是科学理论只有靠“唯快不破”，只有能够快速的发展，能够提供新的经验事实的理论才是好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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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5 &&
十七、 古罗马和基督教　　古罗马以它的强力军事扩张闻名世界，在公元前7、8世纪的时候罗马还只是一些村落的联合体，通过连年的征战，到了公元前4世纪罗马占领统一了意大利，并在几十年时间里打败了强大的迦太基，后来又把希腊、马其顿纳入它的版图，罗马在这些地区建立了行省制度，到公元前2世纪后叶，罗马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面积空前庞大的帝国。　　支撑这种军事扩张背后的精神一部分是来自罗马人对软弱的鄙视态度，他们认为“软弱破坏了个人也毁坏了社会，而社会则是个人的综合体。”他们和希腊人一样把软弱和“女人式“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一开始软弱好像只是其他缺点中的一种，或只是一系列不是很强的特征：一种女人气的说话方式和行动方式，一种慢节奏的方式等，但希腊人与罗马人对这些细节进行了严格的审察，使它上升到不适当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这种外表的软弱是内部更深层次软弱的表现，是性格上极端软弱的表现。就像一个软弱的组织不能抵御外界的影响，缺乏抵抗的性格是处在屈服于各种邪恶的危险之中的。于是软弱成了奢侈与***的原因……如何来反对这种软弱呢？可通过改正其基本原因：懒惰……罗马人认为懒惰是邪恶之母，因为一个游手好闲者将因懒惰而失去身体肌肉的活力，会‘打断肌肉的正常活动与锻炼‘，最终使各种疾病侵入人的心灵。”（《私人生活史I.从古罗马到拜占庭》）　　早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并没有正式的体育教育，青年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开始进行军事性的身体训练。到了后来的罗马帝国时代，受到外部尤其是希腊人的影响，罗马人生活中多了些运动。　　但罗马人远不像希腊人那么热爱运动，参与运动的人以奴隶和普通自由民等中下层人为主。那时候罗马也像希腊一样修建了一些竞技场，但参与竞技和训练的主要是希腊人，罗马人尤其是罗马贵族更多地是观赏运动，而不是亲自参与运动。古罗马有钱人爱好的是旅游、泡温泉和夜生活。　　罗马人的很多运动只是为了保证罗马帝国军事扩张而兴起的项目，并不是因为他们真正热爱运动产生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是：角斗、打击兽（venationes）、肉搏战（希腊罗马式摔跤）、海战（Naumachiae）、战车赛车（Chariot racing）、狩猎、钓鱼和在公共浴池游泳。　　罗马人很喜欢洗浴，与古希腊人由于运动出汗后进行洗浴不同，罗马人只是纯粹的洗浴，《罗马人的欢娱》一书说：“古罗马帝国时期，洗浴是一种乐趣，人们去浴池就是为了寻找快乐。几乎每个来浴池的人，都会做一项或几项体育运动。令人不解的是，古罗马人一直认为古希腊人崇尚的体育运动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洗蒸气浴前的预备活动，出一身汗罢了；做不做体育运动，无关紧要。古罗马人有个偏见，总以为体育在古希腊诞生之初，从事体育锻炼的人赤身裸体，很不雅观。”　　除了这些运动项目外，还有些是儿童玩耍的项目，如滚铁环（hoop rolling）、特洛伊游戏等项目，所以古罗马的教育和古希腊的教育在体育上有着很大的不同，《私人生活史I.从古罗马到拜占庭》中说：“罗马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泊来品，它与日常生活、宗教和政治活动相分离。然而，希腊的学校教育却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教育甚至可以在角斗士训练场、运动场进行。运动场像是一个公共广场，任何人都可以去那儿活动，当然活动的内容页不仅仅局限于体育运动。但是很明显，体育运动是学校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我看来，罗马教育与希腊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体育在希腊教育中占了一半的时间，就连书本课程（如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甚至在罗马帝国中的一部分哲学课和大量音乐课），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在角力训练场或运动场的某一个角落里教授的。” 　　罗马帝国统治希腊后，起初虽仍举行奥运会，但奥林匹亚已不是唯一竞赛地了。如公元前80年第175届奥运会，罗马就把优秀竞技者召集在罗马比赛，而奥林匹亚只举行了少年赛。这时职业运动员已开始大量出现，奥运会成了职业选手的比赛，希腊人对之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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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9:56 &&
就建国时的条件来说．当时的协商民主还不能包括进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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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6 &&
第 4651 楼
1:56:11&&的原帖：而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特权革命。&&&&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了，就没有特权了！（当然是指人对人的特权，对动物例外）&&&&两个人呢？强一点的那个，一定会对弱一点那个行使特权。&&&&如果你是前来的“第三人”，要取消前两个当中比较强的那个人的“特权”，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你必须比那个强者更强！&&&&但是，如果你能取消那个强者的特权，那你必定是拥有又一种特权了——取消“特权”的“特权”！他是因为斗不过你，才服帖你的“取消”的——这难道不是“强权”吗？　　但如果你斗不过他，则对不起，你就成为被他行使特权的第二人了！&&&&强权，其实就是所有特权的根基。仔细看看周遭的大千世界，特权可谓无处不在。用革命的强权来取消特权，最后都会落入无限重复的死循环里当中去。因为所谓的“革命者”也做不了圣洁的完人，芸芸众生，就更不会人人都成为圣贤。。。人类直至灭亡，也不会长出一个有“没有特权”的乌托邦和桃花源！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0:04:4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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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09 &&
其实西方那些民主国家权贵也是很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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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应该包括广大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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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九大和、四届人大也相同于建国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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