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鲜为人知的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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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大钊、陈独秀和陈望道、瞿秋白等有识之士热情宣传俄国革命的同时，苏俄和共产国际的领袖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正穿过硝烟弥漫的内战及列强干涉的战火，将视线投向遥远的中国。从1919年开始，一个接一个行踪不定的秘密使者，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1919年3月，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会上提出要在远东设立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的情报宣传机关，以便与东方及美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联络，同他们交换情报，进行书面和口头的宣传和鼓动工作。随后的报告中还提出在西伯利亚局下面设立一个远东各国（包括中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这样，对远东和中国的接触以支持苏俄更大力量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到中国进行活动的第一位正式的公开使者是维经斯基（有的译为魏金斯基），他为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维经斯基来华以前，还有几位俄国友人来华进行秘密活动，由于对他们在华活动的记录非常少，故而显得比较神秘。根据有关回忆录和其他资料，这几位“鲜为人知的密使”的面目才得以浮出水面，这几位密使分别是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 根据布尔特曼的传记，可以知道布尔特曼于1900年出生于俄国敖德萨一个职员家庭，全名为纳乌姆?格里戈里耶维奇?布尔特曼（Hюма&Григорьевич&буртма）。1915年前后，他随父母迁居中国哈尔滨，1918年夏成为俄共哈尔滨秘密支部的成员。1919年2月，布尔特曼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煽动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哈尔滨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据说，他于该年3月接受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指示赴华北进行革命活动。到天津后，他与当地的学生接触，不久又和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取得了联系。日，布尔特曼接受组织命令，悄悄地离开天津。根据这部分文字，一个青年布尔特曼的身影依稀呈现在人们面前。布尔特曼成长于十月革命时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他肩负着到中国宣传十月革命思想的秘密使命，到过中国的天津，并与北京的李大钊联系。考虑到当时苏俄的国际国内处境，布尔特曼到中国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也是可能的。 在缪勒尔1957年写成的回忆录中，布尔特曼的“容貌”进一步清晰起来。在缪勒儿到达天津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向中国学生介绍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并经常讨论中国的问题，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各种团体到布尔特曼的公寓。 然而，无论是布尔特曼的传记，还是缪勒尔的回忆录，虽然都证明了布尔特曼在中国的活动的真实性，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布尔特曼来华的正式身份，也就是布尔特曼到底是不是俄共或共产国际对中国派出的正式代表？在布尔特曼死后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有关布尔特曼在中国的记录，另外，在布尔特曼所属的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报告中，曾列举了几位在中国活动的俄国人，却没有提到布尔特曼。多年来，布尔特曼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谜。不过，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教授《中国***成立史》一书的介绍，依据《东方经济学家》编辑的《致三浦铁太郎的信（日）》验证了布尔特曼的一些个人情况，并综合俄日两国档案，人们可以得知这个神秘的布尔特曼的行踪：布尔特曼是俄共远东局东方民族部委员，1920年6月初到伊尔库茨克，在远东局工作，8月成立远东局东方部，担任主任，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日，布尔特曼离北京经蒙古回苏俄。1921年，死于手***走火&。 根据有关记录，俄国赴华的第二位密使是波波夫。由于民国之初的中国社会处于极度混乱状态，对于这些外来人口的登记管理相当松散。因此，波波夫的来华记录也是很少。查普曼在192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一书中，首次披露了苏俄密使波波夫的名字。据该书称，波波夫于1919年受苏俄派遣来华调查中国情况，数月后回国提出报告，于是，1920年苏俄就派来了使者，帮助成立了中国***。根据这个描述，可以推测出波波夫为苏俄先期派遣的秘密来华人员，其使命是帮助中国成立***组织。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波波夫对中国的考察和调查，也就不可能有以后维经斯基的来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或许会出现另一番景象。 另外，根据英美的外交文件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文件，波波夫先后四次来过上海。第一次是1918年5月，他和波德韦斯基一起从俄国到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时来过一次，1920年年初和7月来过两次。据说，波波夫来华的身份是俄国阿穆尔军区的现役军人，来上海的目的主要是建立情报局，主要接触张墨池、景梅九等无政府主义人士，与当时正在上海的孙中山也有过接触。根据这个官方的记录，大概可以知道波波夫曾不止一次来过上海，并在上海进行了一些活动，接触到上海的一些有志之士，也很可能进行过一些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在当时的情况下，给中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多次奔波于俄国与中国的上海之间，这就说明波波夫在进行着某种活动或是执行某项任务，这样才有助于顺理成章地解释波波夫在华的一些行为。但是，依然没有任何可靠证据可以显示波波夫是苏共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的官方代表。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作出的一个判断，就是波波夫也可能像布尔特曼一样，只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进行个人交往与交流的活动。但不管这些活动是不是官方的正式派遣，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都对苏俄了解中国状况和促进中国***成立作出了贡献。 布尔什维克主义由苏俄到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秘密到公开的过程。以早先几位秘密使者的秘访工作做基础，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开始正式地公开派遣使者到中国进行正式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以期让中国大众尽快地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情布尔什维克，从而达到联手建立社会主义，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对抗世界帝国主义的目的。这第一位正式的俄国使者，就是大家熟知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全名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有魏琴、卫金等。维经斯基于1893年出生在俄国的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的一个森林工场管理人员家庭。1907年中学毕业后，做过排字工和事务会计等。1913年，为赴美国谋生，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维经斯基从美国回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并主要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革命工作。1920年，正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的维经斯基被派遣为赴华使者。 维经斯基当年来华时还带了两位助手，一个是季托夫，一个是谢列勃里亚科夫。关于季托夫，现在只知道他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的毕业生，而谢列勃里亚科夫就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那个屡见其名的金万谦。他们三人都是***员。同行的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俄语翻译旅俄华侨杨明斋。据俄共的一份报告显示，维经斯基来华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支部负责人威廉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的。起初，这个小组并不代表共产国际组织，只是苏俄的一个***小组。由于他们到中国来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后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建立，他们便接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因此，维经斯基也就成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首位代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一行到达北京。当时，他人地生疏，不知工作从何处入手。虽然北京的李大钊之名早已如雷贯耳，但苦于无缘相识，更没有机会切入“正题”，完成自己的使命。不久，机会终于来了。北大俄文系一位俄籍教员柏伟烈（有的译为鲍立威）在和维经斯基的交往中获悉了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于是自告奋勇地将维经斯基引见到了李大钊那里。这样，所有的困难迎刃而解，维经斯基很快顺利地与李大钊会面了。 在那段时间里，维经斯基成了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现在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在地）的常客。他和李大钊在那里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没有任何的记录，只能根据后来的情况进行推测。一方面，可能是在谈论如何尽快在中国建立***的问题，李大钊早在1919年就发表了很多有关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来介绍十月革命，而维经斯基作为苏俄的代表与李大钊进行多次谈话，可能涉及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中国当前的状况，他对当前中国情况的看法等内容。另一种可能就是李大钊和维经斯基仅是泛泛而谈，没有涉及如何建党的问题，因为当时维经斯基是以俄国记者的身份会见李大钊的，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可能就是一个俄国记者与一个对俄国革命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谈话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谈到中国***建党这个当时比较敏感的深度话题。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当时还请维经斯基到北大图书馆作了一场讲座。
（责任编辑：郑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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