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edarmy的日志
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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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美忠：我为什么要去中学当老师-&&&&&&&&&&&&&&&&&&&&&&&&作者：范美忠 & 我大学毕业后主动到一个中学去教书，很多同学不理解，有的把疑问藏在心头，有的则直接问我为什么。我只好用他们能够理解的理由给予回答：“我想考中文系研究生，而教书的空余时间很多，我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其实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 我就喜欢教书，我喜欢非功利地给学生讲解传授知识的感觉，我喜欢给他们讲文学讲历史，甚至我了解不多的现代派绘画和崔健罗大佑的音乐，我不希望我们后面的一代代人象我一样被骗，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什么都没学到，而到了大学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都从头开始，象我一样中学六年一点文学艺术思想修养都没有，无论对中国传统还是西方的优秀的文化积淀都毫无了解；上好一堂会给我带来超过其它一切的满足，我也喜欢跟学生一起踢球。而且我上了大学以后回过头来看，痛感中学的教材，教师的素质以及教学观念都存在太多问题，于是产生了要去改变的想法，另多少也抱着一些启蒙的目的。我想，如果我自己一直读下去，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学者而已，但如果从中学开始改变中国的教育，能培养出多少人才呢！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应该去教书，一个庸师和一个名师培养出来的人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当然，教书可以使我有较多时间看人文书籍，这也是原因之一。&& &&但此后我一直就面临一个必须时时解释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去教书？家里人遗憾地说：当初北大不提前录取你，你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就好了。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我学法律毕业进了省市法律机关，那么我可以有特权，有受贿的机会。他们也就有权力背景可以依靠。我给他们的他们可以理解的解释是，我学到这个专业了没办法，对我的中学同学我也是如此说，可是天知道我还有其它多少选择呢？我的大学同学有读研究生的，有进机关的，有搞媒体的，有当律师的。只有一个同学跟我一样选择了到中学去教书。但他确实是为了考研，两年后考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没有考上，他就参加了律考当律师去了。我教书的地方是一个中等城市，我刚到那儿的时候同事就问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在这儿？我说是，可其实这时我已经跟初恋女朋友分手两年了。真实的原因是，那个中学是个很好的中学，每年考上北大的学生就有五，六个，学生素质高，更有利于实施自己的很多想法，当然，离自己家近也是一个原因。&& &&后来，我到自己的一个也是教书的朋友那儿去玩，他的同事不解地问我：“我们教书是因为读到师范了没有办法，你读了北大却来教书，什么意思？”“为了考研！”我又只好给出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解释，我想，如果我说我喜欢教书，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有病，以为我除了教书就没办法混下去。&& &&“惊讶于北大的学生居然沦落到一个中学来教书”，这是一个我教过的后来考上了北大的学生对我到中学教书的评价。&& &&后来在广州，在重庆的朋友，都有人对我有个的教书经历表示不理解。我想自己如果当初报考北师大倒好了，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教书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他：“我读的师范学校为什么不教书？”&& &&而我的另一个在中学教书的朋友在他教过的三百多个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问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报考师范，结果只有一两个。仿佛教中学成了没有出息没有本事的人干的可耻的职业，仿佛只有最差的最穷的学生才报考师范，而我以前教过的学生因为高考发挥不佳被调配到了师范大学，非常的郁闷，仿佛是被发配充军了一般。&& &&谁都知道教育对一个国家有多么重要，而好的老师对基础教育又有多么重要，但是，虽然我们喊尊师重教已经喊了二十多年，我们还是看不起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对一项职业和一个人的评价已经简化为对他拥有的权力大小和金钱多少的评价，对知识的尊崇程度也跟你拥有的知识本身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回报有关。而现在当中学老师意味着没有当官受贿享受特权牟取私利的机会，没有经商暴富的机会，就那么一点薪水，穷教书的，一辈子的造化出息已经判定了，肯定不会买得起豪华小车和别墅。&& 其实我也看不起很多我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但却不是因为他们是当老师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和人格都不够资格当老师。而我对真正有知识有人格的老师是非常尊敬的。&& 社会上看不起当中学老师的，有天赋有个性有本事的人大多不愿意去中学当老师，而僵化的教学体制，应试教育逼走不多的一部分有水平有头脑有思想的愿意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导致的结果是目前中学教师素质的普遍低下。&& &&原来我教书的时候，我感觉除了高考制度的限制，学校领导观念的僵化之外，教材内容的陈旧是很大的局限。离开中学三年，最近我又找来高中文科教材看了看，历史和政治教材依然没有改观。但新版语文教材的变化确实很大。穆旦海子的诗歌选了，《前赤壁赋》《兰亭序》选了，《再别康桥》《雨巷》选了，甚至里尔克的《豹》也选进了辅助的阅读教材，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都选进了中学教材。但问题又来了，我通过我的一个朋友进行了了解，他说他那些教语文的同事大多表示选的文章他们都没读过，也不知道作者，甚至有的散文和诗歌读不懂，面对新教材他们感到有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恰好我这个朋友把我手头的陈思和编的《当代文学史教程》拿去看，那些语文老师听说里面有关于海子穆旦等人的评价，他们赶紧把书拿去，把相关评论抄到备课本上。我相信，当讲到这些诗的时候，他们又只有把一些结论念给学生听，至于从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出发进行阐释，他们是不会的。&& &&当然，我不是对现在的中学老师进行全面的否定，比如我在新浪读书沙龙结识的啊肯和高卢韦斯都是很好的语文老师，但象他们这样的实在太少太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吸引有教高素质的人到中学当老师呢？我想有两个办法：一是给他们较多的教学自由，不用既定的僵化的教学模式对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全新的教学方式和内容横家干涉；二是大幅度提高中学老师的待遇，使当中学老师在待遇上成为人人向往的职业。而不是象我一样，在中学教过两年书仿佛就跟做过贼似的，仿佛是一段人生历程上的污点。&& &&天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教书，如果能够培养出中国未来的思想，文化巨人,我会觉得多么幸福，当然是给学生传播现代公民&&意识，爱的观念，自由的理念，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也是我的目的之一。有机会我还会到中学去教书，当然是教语文，而不是教历史。因为文学跟审美相关，而政治和历史问题可以回避。而当我教历史的时候，我无法撒谎，但讲真话又不是被停课就a是被炒，我先后在两个中学遭受了这样的命运。所以中学文科教育要全面改观，除了考试制度的改变之外，某一方面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不光教育需要，整个中国都需要。&&& 2、范美忠：选择当中学老师是怀着高尚理想的日 11:55&&&&中国青年报&&&&网友评论11条 编者：这篇名为《一个北大毕业生的自白》的文章，于2005年7月末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北大毕业的范美忠老师，当年竟是怀着改变中国陈旧而僵化的基础教育方式而回到中学去当老师的。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这位地震中只顾自己逃跑的范老师，是个我行我素，有些许偏执的人。他最近的言论，不仅是为地震中逃跑的行为辩解，而是他性格的真实表达。 以下为范美忠的文章正文——&&&&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 北大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刺激 我出生在农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中学。 1992年高考时，因为考得好了一点，我进了北大历史系。当时我的同桌对我说：“你应付考试那么厉害，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教出很多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 上北大的第一年是军训。我受到很大震动，因为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优势不仅全没了，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很无知，很无能。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踢足球！同寝室的北京同学听的唱的英文歌曲和摇滚我闻所未闻；他们还看米兰·昆德拉等作家的小说，这些人的名字都是我所不知道的，当时我甚至还看不懂。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我被应试教育教傻了！虽然在高中时，我是同学中公认的比较喜欢读课外书、知识也比较渊博的人，但大城市和农村，重点中学和一般中学的环境差异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上北大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 大学四年我只做了两件事情：看书和踢足球。但是请注意以下几点：首先，看书需要时间，你十九岁进北大，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浪费了，除了认识几千个汉字，能背几千个英语单词，你还懂什么？其次，某些东西必须在适当的阶段接触和学习。一旦错过，你就再也补不起来了，补起来也还是有一个疤！ 在短短四年时间之内，我浏览了诸子百家，通读了二十四史中的一部分，还有《全唐诗》、《剑桥中国史》，以及李泽厚、冯友兰的思想哲学史等等大量书籍。但这样的速度能读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到大四时，我已经觉得要成为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大师的梦想恐怕不太可能实现了，于是，我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我为当代中国没有思想大师、文学大师、史学大师感到深深的遗憾！我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要是能培养出鲁迅、王国维这样的人，我该是多么幸福呀！ 后来自贡蜀光中学接纳了我。这是一所在四川很有名的中学。刚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同事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都感到很惊奇，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才教书，你北大毕业生有的是好去处，到中学来干什么？” 三年痛苦而失败的教书生涯 在蜀光中学，我主要担任高一年级的历史教师。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和想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给学生介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好书，介绍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各种哲学思想，让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知识；第二，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启蒙；第三，高度重视艺术和体育教育。 北大四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脱胎换骨！明白了那些陈旧和僵化的东西毫无意义之后，我已经根本不可能把我高中时候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不可能再如大多数老师那样机械地讲授课本上的死板的知识。以那种教法，即使我教的学生都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我也不会有任何成就感。因为那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教育的，不可能培养出有人文情怀和公民素养，又具有真正创造力的人。 在我教书一段时间之后，校长从学生家长和老师那儿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负面信息，于是，特意来听我的课。听完之后他找我谈话：“你上课不能发表自己的看法，要少讲课外的东西。本来我们准备在你熟悉一年之后就对你委以重任，让你教高三文科班！现在你老讲课外的东西，讲教材以外的学术观点，一点都不管考试，又讲得那么深，我们怎么敢让你带高三？” 我说：“我不想带高三，因为我不想摧残学生！”校长脸色大变，说：“难道高三老师都是在摧残学生？”我默认。与我同一办公室的高三老师则脸色尴尬。 当然，我得承认，这个时候我的教育理念的偏差和课堂操作技巧的缺乏也是致命的。 我的第一堂课很有趣：一节课的内容，我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对学生说，怎么这么简单还要我讲？好！没事了。 每接一届学生，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学生洗脑。我跟他们说你们过去在语文、历史等课上学的东西相当部分都是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真正的文科知识你们连梦都没梦见过。然后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知识轰炸：从《史记》、《左传》、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从穆旦、海子到兰波艾略特；从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从涅乐队到行为艺术。 这个时候，学生的态度就开始分化：一部分只重考试的学生一看我讲的跟考试没关系，就开始做其他科的作业；一部分虽然听得云里雾里，到底还是觉得新奇，还是勉强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你想这样密集的流派、理论、人名、书名的轰炸，学生怎么受得了！不坐飞机才怪！ 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我自以为真理在握，一站上讲台就慷慨陈词，滔滔不绝。 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开始出现分化：有的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喜欢听我吹牛，因为我居然会跟他们讲兵器知识讲战争侃武侠聊足球！有的学生恼怒地说：“谁听他的，听都听不懂，他在那里自我陶醉！”稿源：中国青年报编辑：刘静洁 &&&&&&&&&&&&&&&&&&&& 3、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 范美忠 北大让我失望是一步步的，是随着自己看书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和对它了解的加深而最终彻底失望并放弃读研究生的想法的。首先让我失望的是本系的教授。应该说我第一次坐在教室里边听北大老师讲课，真的有种很异样的感觉，首先开一大堆书的书目让人觉得很新鲜，有否定了好多中学时当作绝对真理记住的结论，的确有些新鲜感。后来看书渐多，涉猎了一些西方史学的理论，比如兰克的客观主义学派，柯林伍德的新历史学派，布罗代尔和布洛赫的年鉴学派的理论等等，总之，西方的理论虽不完美（哪有完美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不完美呢？），但就象西方人在文学绘画等领域一样新见迭出，，令人大开眼界。而我们那帮老师还在讲乾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死抱着制度史不放，毫无新意可言，既无独到的理论又缺乏趣味，所以他们的讲课就成了最好的催眠曲了，尤其是大一时我上朱龙华和张衍田先生的课是肯定要睡觉的，别误会我是一个混日子的学生，我泡图书馆看的书真不少。后来我看了《史记》和《剑桥中国史》和《万历十五年》这些书，则从实践上否定了他们的水平。因为他们写的书我是从来提不起兴趣看的。下面点评诸位先生，我在看历史书时一直为中国从古至今虚假的历史书写感到头痛，所以这里我也就不为尊者讳了。 中国先秦史，吴荣曾先生，他总是在校园里骑着一辆破烂的过时的加重自行车。应该承认，如果不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的学问还是扎实的，他是翦伯赞的学生。但问题不在这里，北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混混，但一般大学混混的比例可能是三分之二，所以比较而言，北大文科老师的功底还是扎实的，态度还是严谨的。但问题不在这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除了真实的史料之外，关键是看你如何去诠释它，要说功底的扎实的话，清代人谁比得过，可是所谓三大考史名著有什么价值？钱穆的〈国学大纲〉有何价值？先是他给我们讲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争论，当时倒也略具新鲜感，后来一想，够糟糕，中国传统的王朝史学固然乱七八糟，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之说也根本不应该适用于中国社会，就是用封建社会来命名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术语（象李泽厚在哲学史领域所做的那样），却去阐释根本就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且讲什么田客，步曲之类，讲什么行政制度，历史有必要研究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吗？讲秦汉史讲讲史记多有趣！当然，吴先生在古钱币研究方面的造诣是高的。当然你的黄金时期在共和国三十年度过，也怨不得你，因为受损害的何止学术？我只是觉得北大真的已经没有反叛精神，创新精神。（未完待续） 世界上古史，朱龙华：我上你的课要睡觉，但在历史系我最佩服的是你，因为你通八门外语，钱钟书可能都要吓晕，乖乖龙的东，不得了，我六级都没过，一门外语都没学好。客观的讲我对你真无可挑剔，红光满面的你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穿西装永远不打领带，最具名教授派头。更重要的是还通艺术，古希腊，文艺复兴的课我还是喜欢听的，而且你似乎的确是通世界史，最近刚在广州天河购书中心看到一本你的谈玛雅文明的书，大概埃及，希腊，古罗马竞技场，世界名胜古迹都游览遍了吧？就冲能够到世界各地游览，我差点报你的研究生，但实在忍受不了历史的枯燥，我对你无话可说，只是世界史我更喜欢汤因比的路数。而且你上课从不点名，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规定以后你也毫不理睬，好！够气派！名教授！还有你从不考试，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要求之后，你也先把题告诉我们，叫我们到时抄上去就行了，大学哪能还象中学那样考记忆力？就冲这一点可见北大历史系多么堕落！我大学四年虽然平均分列倒数第一，但只重修一门课，其中不能不感谢你！ 中国历史文选：张衍田：身板厚，穿中山装，笑容满面。据说你是校警出身，能有今天不容易，还没升为正教授吗？你讲尚书，诗经，倒还津津有味，大约你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吧？能够沉浸在学问中的人是幸福的。你恐怕虽不如段玉裁，章太炎这样的小学大师，但能讲一个字的变迁能从甲骨文讲到现在的简化字，真令我矫舌不下，目瞪口呆，但你为何要研究这样的豆仃之学呢？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雕雕龙多好？文字学大概也要象京剧一样行将灭绝了吧？但你为何不准我上课睡觉呢？老要叫醒我！奶奶的！还有我上你的课看〈废都〉干卿底事？把我的书收上去不说还说我看当代〈金瓶梅〉！现在找***都小菜呐！解放前的北大教授都逛八大胡同的妓院呢！看看淫书过过干瘾有什么要紧？何况我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才看的，且不说他的书关键处留了太多的空白，如果纯从文学的和淫秽的角度出发，我才不看呢！（他完全是个欺世盗名之辈，比陈忠实都还差得远，没有一本书有价值，没有一本我看得下去，什么屁美文）没办法，要骂他，就要看他，就象余秋雨的破书文化苦旅一样。你太迂腐啦！（待续）我还说叫你开张证明买足本《金瓶梅》呢！看来你是不愿意的了？ 中国古代史（隋唐以后）：张仁忠：你的讲课引用史籍原文颇多，但都不成条理，更无新奇之论，连催眠的效果都没有，我在上你的课的时候更多的是自己看书，无论是《史记》还是《全唐诗》的阅读都是在你上课的课堂上完成的。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你烟瘾奇大，课间吞云突雾不停。道是在最后几节课的时候你眼见只讲到清军入关，时间反正是不够了，反而放开手脚大讲雍正如何读书挨打和其他一些笑话，一直这样讲多好！不过，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是我在大学唯一一门没及格后又重修了的课就是你这门课。记得那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一个多月前正是94年美国世界杯，对不起，世界杯对我这个狂热的球迷来说显然远比历史系的破课重要，所以一个月黑白颠倒吗课是没上了。其实你还算是个很好的人，最后一节课你告诉了我们要考的内容。但我连最后的关键一课也没上，仍然在蒙头补瞌睡，同学们又没告诉我这回事，真不仗义。弄得我拿着卷子发现全是没听说过的名词解释，胡乱做了问答题留下大量空白象文革中的张铁生一样几乎交的是白卷，我是开考后十分钟交的卷，你拿着我的卷子后冷冷一笑，我就知道完了，遇到杀手了，果然你给了我48分，最后我不得不和我94级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一起上课，重修是也。重修两老师： 明史：王天佑；现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我97年离开时还在任上，不知现在下课没有），你是属于工农兵一代，你自己说似乎是在甘肃的军队里呆过十一年（北大的教授由遗老，老中青四代组成，最老的一代是邓广铭，周一良，他们两是我们历史系的宝。邓是胡适的关门弟子，胡对他还是颇为称许的，功底肯定是很厚的，虽然也不过是考据而已，据说他的宋史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国第一；第二代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以田余庆，祝总斌和吴荣曾等为代表；第三代就是王天佑，徐凯，宋成有''副系主任’等人，由于该读书时都作为革命闯将在闹革命，所以学问是没有的，但现在当官的是他们，不通学术者当官，情形可想而知；第四代是恢复高考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是阎步克，第四代唯一的人物，另外，第四代还有留美归来的博士朱孝远，洋气得很，他教我们史学概论，还有所谓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的欧阳哲生，他是从湖南师大过来的，搞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吃当年被我党的历史封杀了的胡适，傅斯年等倾向国民党或者中立的第三条道路文化人。），他因为有满口大牙又有个大嘴，而我们又都知道《绝代双骄》里有给人叫李大嘴，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王大牙或曰王大嘴，古龙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起错，但外号是不会叫错的，我们也觉得还比较贴切。但与虽无学问却颇有学者风范的前任何芳川相比，明显缺乏学者风度，我们私下都认为有损北大历史系的形象。但我对他还是比较感激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明清史造诣比得上吴晗或者本系的博导许大龄，他的课我一节课都没听。但一个人的性格很多时候优劣并生，正是因为他做学位不投入，所以他并不迂腐，知道对于我们这种注定不会做学问的人来说，给我们过不去没什么意思（而对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并且立志做学问的人来说，那样的考试又太小菜了，所以你说大学的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慷慨地让我过关了，这里遥致感激之情。 徐凯，重修清史老师兼中国史学史教师：据说他在文革中是风云人物，所以学问也就没有，不过照办一些别人的结论，毫无真知灼见。（如仓修良和尹达的中国史学史，和本系名教授祝总斌的著作）但他是所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最讲究穿着的一个，总是西装革履，（这在北大文科教授中非常少见，因为文人积习，多是不修边幅）有点象胡适一般，但这是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我说过，名教授是不在乎学生是否缺课的，倒是水平越差的越虚弱，就因为我曾缺过他的几次课，他大为恼火，差点取消我的重修考试资格，好在王主任主持考试的大度。所以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知识是从《史通》《文史通义》和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来的，不是问道于盲，是无人可问道。 中国近代史：郭卫东，恢复高考后的一代，据说他下乡的时候是和陈凯歌一起，而现在陈发达了见到他爱理不理的，唉，人一阔就变脸呐！世态炎凉啊！人家好歹也是北大讲师，可见中国教授地位之低，尤其历史系教授，谁还愿意做学问呢？投入产出太不成比例了。他有一个大啤酒肚，倒颇气派。他讲课往往讲到自以为可笑处自己先笑了起来，而我们有时则毫无反映，显然，他讲笑话的水平并不高。他的讲课我比较喜欢听，我早就说过，在中国的大学中，真正厉害的是30到50岁那批教授（如现在的朱学勤，秦晖，何清濂等，连李泽厚都过时了，他在美国和刘再复对话都说些什么啊，真实老糊涂，世纪新梦，我看他真是在做梦）。但我认为他其实一般，但由于年轻人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他的课我还是比较喜欢听，后来我一看《剑桥晚清史》，哦！哦！原来天下文章一大抄。我以为新鲜的论点全在上面呢！但不要紧，省得我通读。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研究义和团的周锡瑞。（的确不错，观点独到，不愧为加州伯克利的教授，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惭愧，记得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我还向你提了两个问题。为此我的班主任张建华还嘲笑我呢，他说你胆子挺大的，那么多名教授面前敢提问，那种总是仰视别人的人永远没出息。何况我不认为现在的北大历史系包括中国整个文科领域甚至文学领域有什么大师，北岛和李慎之勉强吧。）还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的有趣过程。不错，不一定非要是大师，扎扎实实积累点新东西就不错，自己不能创造，输入新知也是可以的，严复和胡适不都这样吗？鲁迅说，别求新声于异帮，如果不是辜鸿铭那种怪物，谁都知道中国老一套是毫无价值的。打开我了我眼界，感谢！ 中国现代史，刘一皋（我们给你取了一个外号叫牛皋，决无不敬之意。可怜未老头先白，做学问的真掺，都瘦得一根藤似的，哪象当官的肥头大耳的，满肚子民脂民膏，杜甫是“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做诗苦。”你们是做学问太苦，在中国不值得为学术献身，轻松点罢，当时为什么不跟我们出去踢踢足球呢），说实在的，你的课我几乎每节课都认认真真地听了而且认真做了笔记，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同学们都说你讲课没条理，但我认为你是受美国史学实用主义和真理相对性观点的影响，拒绝宏大叙事，抛弃黑格尔马克思那一套，认为历史研究地越细致越接近真理。所以条理化也许不符合历史真实，所以你注重个案研究，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土地制度还有所谓吴满有方向之类。我从你那里知道了黄宗智和余英时。虽然我天性更喜欢波普和哈耶克和托克维尔潘恩也就是说思想或者鲁迅那一类，但你的讲课的确让我受益非浅。只是我觉得你在人格上应高大一些，不要匍匐在美国教授的脚下，应该跟他们平起平坐，就象鲁迅一样，绝不仰视任何人，那样领世界潮流的北大学派才有希望。继往开来，正在我辈是也！另外，记得大三到西安实习是你带的队吧？你请吃的西安清真寺的八宝粥和小笼包味道可真不错哟！你对学问真的很投入，记得大四选修课的作业就是你问我中国农村权力结构，我说乡长，村长都是地方一霸。还有，我出来教两年中学，由于我此时兴趣已转向文学和思想，历史方面再无长进，你的讲义派了不少用场，所以我讲课不用照本宣科，也算贩卖吧！哈，哈，北大教授的知识虽不怎么样，拿到中学还是绰绰有余，吓得中学生目瞪口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王元周，老捏，这是我们同学间用来形容既无个性又无本事的人的专用语。虽然一部共和国史，从何说起，真的不好讲，中国历史以来，讲当代史就是难题。但你为何不可以讲讲文革，讲讲梁效，石一歌，讲讲储安平，讲讲庐山会议，还有遇罗克，等等等等，太多不是禁区又有价值的。我对共和国史抱的希望最大，失望最深。你好歹是研究生哪，我就是随便找几本参考书，然后站上讲台恐怕都比你强，搞得共和国史现在还是我知识结构中的缺陷之一。唉，北大，北大，五四时期的教授聘任制实行没有？如实行了，别象学分制徒具形式。真正作到不拘一格吸纳海内外英才，使北大重写蔡校长时期的辉煌。别还象以前一样优汰劣胜，把优秀的人才要么赶到国外，要么赶到草莽江湖间。（三，待续） 世界近代史：1：郑家馨，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比较笨拙，随便提一个难题他就紧张得拍着额头冷汗直冒。我们都亲切地称之为家馨。他曾向向我们推荐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世界通史》，我当时就觉得好笑，一个人写世界通史，笑话，这怎么可能？果然，我看了一下这本书的中国和日本部分，真糟糕，幸运的是我比较有主见，没有买。我到了社会上之后，还有很多人向我提起这本书，唉，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弱得简直象儿童。另一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是他在讲解近代时时引入了马克思的一个所谓中心-外围的理论来加以解释，这个宏大的理论的本身是否高明这里暂不讨论，但他在赞叹马克思的“天才”的五体投地的表情却让我觉得可笑，就象我对鲁迅的崇拜一般，北大的教授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了。历史到了今天，他面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动不去思考马克思的问题不去批判它，却还在推崇，让我怀疑他的智力也怀疑他的学术良心，连我并不研究历史和思想的人都可以随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堆错误出来。唉，人格矮化，批判的独立的思维能力的缺乏，真是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蔡元培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就他们这种水平，虽然我们北大的学生都心知肚明（好多人都对我说，北大的老师差劲，学生厉害），但他们出去还真能吓倒人，哇，北大名教授，恐怖！所以每次我告诉别人北大教授很糟糕的时候，别人都以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心里想，这人是不是有病，狂人，又见狂人，只有北大的同学理解我，北大出来的同学都眼高于顶，落落寡合，总是难于融入主流群体，也就是说边缘化是他们的普遍生存状态，悲乎！回到正题上来，毕业以后我有一次在电视中看见家馨同志正在以专家的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谈谢晋执导的电影《鸦片战争》，我看见他激动地说：“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的吗？打了你的大使馆了你又怎样？我怎么听觉得这样的话都象文革革命话语，又象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口气，可悲的是他又是发自内心，这样的人以专家身份出现的时候就会误导民众。还有就是他主编了一套非洲史，很厚，唉，那些劣等民族研究他们干什么？谁关心索马里的历史呢？倒真是为历史而历史啊！另外补充一点他给我们的讨论题目是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据说另一个教日本史的老师说，他们读书的时候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2：何芳川：他是我们刚进北大时的系主任，虽然同样研究亚非史，但他显然比家馨有风度气派得多，据说他的父亲解放前是北京有名的何公子，世家子弟，毕竟不凡，但学问方面是否能跟陈寅恪，俞平伯和钱钟书这样的世家子弟比呢？我看可疑得很。他写的《世界近代史》（亚非部分）用的是诗化的语言，有点象《河殇》的笔调，初进大学的学生最容易被吓倒，马上拜倒脚下，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只知道有诗化哲学家，比如尼采，克尔恺廓尔，柏格森和海德格尔等，就是还不知道有诗化历史学一说，也许这倒是北大历史系的独创，庶几可作为一学派与欧美史学相颉闶也未可知。他还搞的是环太平洋史学研究，仿佛所谓的环太平洋经济带和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之类。又让我想起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为中心进行的历史研究，也许真有道理也未可知，可以认为是历史地理学吧，或者仿黄仁宇的笔法叫做“太平洋大历史。”好象他在解释为什么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西方化努力方面的结果的巨大差异时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做“密度论”，把物理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意思是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工商业的分布的密度和地区占全国的比例来说较中国高得多，接近于西欧的水平，好象有点道理。 3：世界现代史（亚非部分）XXX，对不起，我一向记忆力不好，这个人的名字记不住了，决非不敢直言。我只记得上了他的第一节课和最后一节课之后就走了，第一节课是判断他的课是否值得听，结果是不值得听，最后一节课是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考试的重点。不过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讲课尤其出题目的方式简直就是中学老师，这在北大倒是绝无仅有。唉，我无言，这样的老师都能呆北大，北大还想建成和牛津剑桥比肩的世界名校，做梦！他给我们出的题目其中最怪的一道是写出印度土地制度的印度语发音的英语翻译，真是遇到鬼了，当时就有一个叫王献华的同学（这名同学现在读完北大宗教系的研究生又到圣地耶路洒冷留学去了，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想不到这老捏还如此有脾气，他身材矮小，从不运动，面色苍白，肌肉柔软，带着厚厚的眼镜，宁愿节约下吃饭的钱来买书，小子倒是挺聪明，喜欢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也许十年之后他会成为第二个刘小枫吧！不知会不会在中国传教。）突然拍案而起，对XXX说：“你过来！”然后厉声质问到：“有你这么出题的吗？考中学生呐！”，XXX面色尴尬，无言以对，斯文扫地。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没做完题目匆匆就交了卷，结果所有人都及格了，我又是六十分。 4：世界中古史：马克尧，不是前力帆队南非籍外援马克，别弄错了。年约六旬，言语举止颇为女性化。据说他当年是以省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不知果是否？还有就是据说他的夫人是当年北大的校花。可见前改革时期历史系是何等的风光，就象现在北大的计算机系和经济系法律系一般。现在是今非昔比喽！不要说泡校花，就是班花系花都肥水流了外人田。如果弗洛依德的理论果然正确的话，你说还有谁愿意学历史？当年***的女儿和薄一波的女儿都是读的北大历史系。现在恐怕都走私和官倒去了吧。据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张建华说，他是我们系的名教授，不过他的话多半靠不住，好象谁在他眼中都是名教授。他的课就更不用提了，又是一个催眠高手，一口山西土话，声音又女里女气，讲的又是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土地制度这一类东西，又不准逃课，痛苦！ 邓广铭：超级博导，我们系两巨头之一（另一位是周一良），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的在大陆的关门弟子，九十来岁了，当然不可能给我们上课了，我甚至没见过他一面，因为历史系的大会我几乎从来没去开过。不过，对他的学术成就大体还是知道一些，《中国古代史纲要》的宋辽夏金元部分就是他写的，他对苏轼的大力推崇让我对他颇有好感。另外他的《嫁轩集笺注》也极有功力，好象还有《岳飞传》和学术论文自选集，都没看过，不敢妄评。 周一良：他可是大有来头哦！他的祖父是袁世凯的财政总长，本世纪出所谓南张北周的两大资本家之周学熙是也。据他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说，他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请了英，日，德等国的私人教师来教他外语，还有一些国学大师的熏陶，在北大（还是清华？）读书时又是陈寅恪的学生（陈现在无论道德学问都是神话了，只要跟他沾边的人似乎都不得了，可悲可悲！），自然了不得，据说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仅次于陈寅恪，而又是日本史的权威。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没看，考据那一套我始终敬而远之。他给我们开过一次讲座，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写历史要追求真实，所谓董狐南史是也，二是不要介入政治，并讲了自己文革中成为梁效集团成员从而成为江青的工具的教训。 所谓他在文革中的事，他告诉我们说，当9.13事件之后,江青叫他们去检查林彪读过的书,发现在古代政变的地方都有仔细的批注.文革后,曾有人寄过一封信给他,上面写桌四个字”无耻之尤”,学术与政治，其间的牵扯令人感慨。 田余庆：历史系第二代的第一人，所谓名教授是也。他长相威猛，剑眉虎目，实际上不象学者，更象一个军人。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东晋门阀政治》，我翻了一下，书中涉及的史料实在太过陌生，看起来没什么感觉，据说是论证了士族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而非东晋南北朝，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祖师爷陈寅恪。据说本书在史学界尤其海外相当有影响，有些老头不看完都睡不着觉。但并没有卖出去几本，除了几个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外，就是本系的几个学生了。看来学术著作实在没多少人看。他曾经有一次给我们讲如何写学术论文，告诉我们做学问主要靠积累，历史从来就不是显学，要有一种为历史而历史的精神，虽说我并不喜欢他的书，其人其精神却令人感动。 阎步克：魏晋南北朝史选修课，身材瘦削，面皮青白，满脸冷酷，我们赠号“杀手”。我们喜欢佩服人的班主任最佩服他。当然，我觉得他的学问还是很扎实的，他的两部比较有名的著作是《中国传统士人政治》和《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后者获得了长江读书奖。好象在历史系惟有他获得了超出历史学界的名声。现在想看他的这两本书却找不到了。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他在讲话中很动情地说北大最有魅力的就是他的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就是他的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我当时也深受感动，在北大历史系总算还没有人忘记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承教了，让我们共勉吧！ 徐勇，因为做学问太过用功，瘦弱得风都吹得倒，我的四川老乡。原来在军事科学院，据说因为敢说真话，被赶出了军科院才到的北大，似乎是由于他不是北大嫡系的原因，他的评教授也就比较困难。我选了他的抗日战争史的课。我们是早上7点半上课，而我们历史系普遍的生活习惯是晚上看书看到12点或更晚，第二天没课也许就睡到10点半吃午饭，尤其我更为典型。但他的早上头两节的课我一节没有落下过。我不是一味地贬低，如果真的有水平的话，我恐怕比谁都要认真上课，当然，他连教授都不是，可是职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记得他讲卢沟桥事变和蒋介石的事可真的很精彩，他总是介绍国，共和日本三方的说法再加上自己的意见，这才是球真知的精神。有些事情我现在都还不方便说。他当然也不是大家，但我觉得北大的希望正在他们这一类中青年教授身上。徐老师，保重身体。 邓小楠：宋史选修课；从不修饰打扮，女性的妩媚柔情全无。她是邓广铭的女儿，家学渊源，经过文革的浩劫，有这种基础的做学问者已经不多了。照里他应该大有成就才对。但好象也不过如此，女人嘛，除了班固的妹妹，谁还听说过什么女人能研究历史的？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我觉得让女性做学问简直是一种残忍，尤其对女性魅力的伤害，不知道中文系的戴锦华和赵园和夏晓虹是什么样子？也许中文系的更浪漫艺术一些吧？她讲宋代的政治制度，是拿着资治通鉴上一篇文章逐字逐句的讲，偶尔引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上的一些说法，真可悲，自己就研究宋史，为什么要引用别人的说法呢？ 蒋菲菲，中国古代商业史，有人说“想入非非”，未免太亵渎了。对于女人来讲，风情即水平，用在她身上再恰当不过。虽然是研究历史的，她可一点也没有书生气，学究气。虽然脸上粉已经很厚，但虽曰徐娘半老，到底风韵犹存。她打扮时髦，讲课当中不忘自嘲以显示自己的无奈和清醒，也算生错了时代而误入历史系。记得她曾经给我们讲北京有个“福寿***店”，全看如何断句，我总觉得一个女性开口讲关于性的问题显得对性很感兴趣不太好。她的课往往是讲在哪儿发现了古代的一个斗或者一个秤坨一杆秤或古代一斤相当于现在多少克之类，她自己也边讲边笑。还有就是《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当时的店铺早上几点开门小贩如何做生意之类，实在让人觉得无聊。这些东西还研究它干嘛？ 许平：人到中年，仍有少女的天真，竟迷住了我们班上的一个小纯哥叫郭晓航的（一个大学生了，还把孟亭苇奉为偶像，买了琼瑶全集珍藏，出去踢球是白衣白袜白球鞋，成天都在洗衣服，我们都不敢坐他的床，也不敢借他的书看）西方史学史，不过给我们照本宣科地讲讲西方史学理论，根本没有自己的理解。 史学概论：朱孝远：四十来岁了还是单身一人，不过据说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追他，想来现在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吧？一个北大教授，在北京还有四居室的房子，没问题！他喜欢穿一件绿颜色的衣服，我总觉得他有点女性化。据说他在美国留学八年，拿了一个历史系博士和一个哲学博士的学位。让我想起《围城》。讲课也确乎不同。经常是叫一个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比如什么是历史之类，之后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历史？”，弄得满堂愕然。就有点象我去教中学生时我告诉他们课本都是垃圾叫他们把课本扔进垃圾堆时的反映相似。相信他八年间做的笔记不少，象胡适那样贩卖杜威或者象梁实秋贩卖白壁德那样贩卖贩卖也足以在中国成为名教授了，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见一篇文章说他准备用现代西方的世界史理论来写新的世界史。不知写出来没有？我倒有兴趣一读。 岳庆平：秦汉史，跟蒋菲菲一样清醒，知道入错行的无奈。他讲课讲完了之后我完全不知道讲的什么，但正因为他不认真做学问，所以我选了他做我的毕业论文老师。结果我抄了一篇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的文章，果然轻轻松松地过了。这里也算是经验之谈，北大历史系的小兄弟们，千万选好导师，好过一些。 宋成有：副系主任，研究韩国史和日本史，据说当年是红卫兵闯将，周一良在他的《毕竟是书生》一书中说，一位姓宋的小朋友曾在文革中批斗过他，文革后又向他道歉，也算“相逢一笑泯恩仇”，不知是不是他？上过他的中韩外交史的课，看不出水平的高低。 李孝聪：历史地理，由于他做学问太投入以至于过于迂腐，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李孝鳖。”但我们并无不敬之意，他的确有学问。他研究的是某个地方的古迹古城之类，还有古代的交通道路之类，比如三国时出蜀的道路，所谓褒斜道，所谓蓝添武关道，还有“商山名利路，夜夜有人行”之类。 张建华，主攻中国现代外交史，（导师张寄谦，一个终身独身的知识女性）。班主任，唇红齿白，奶油小生，挺帅气的，一群日本小女留学生把他当作偶像，他能把一个法律系女研究生搞定为老婆，我们还是比较佩服。永远不脱学生气，经常跟我们一起踢球，和喝酒。经常到我们寝室里来吹牛。吹北大教授的趣闻逸事和89年X四时的事情。记得他还参加北大杯足球赛，他自命自己踢球靠的是意识，自告奋勇踢中场，但才半场就在大家的一直要求下被换了下来，而他安排的历史系阵容也饱受非议，小纯哥就因对阵容不满一脚把矿泉水瓶给踢飞了。而且他自己觉得很有学术才华，他常常吹嘘说，我不是考的历史系研究生，我是因为学术论文写得好被保送的。他对北大和历史系的荣誉敏感得可笑，偏偏我和我的上铺老嘎（一个诗人，现供职南方周末）经常攻击北大和历史系，把历史系说得一钱不值，这时他就要脸红心胀地跟我们急，他说：“你看不起历史系什么关系？”，意思是我们这种无名小辈的褒贬毫无分量可言，我们的鄙视无损北大历史系的荣誉。有一次，他看见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没去上课，问我原因我说，没什么值得听的。他说“你挺狂的，北大教授的课还不值得听！”不过我们都挺喜欢他的，喜欢他喝醉了酒跟我们一起抱头痛哭的真性情。但他由于英语不好，一直没有考上博士，在北大硕士可不好混喽！不知现在读博没有？ 做一个像范美忠那样的有个性的老师?&&&&&&&& 4、一个学生眼中的范美忠&&&&&&&&作者是2002年四川省理科状元，现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大二学生。&&&& &&&&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他，起码我是不太了解的，只是在他教过书的那个中学有幸得他言传身教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一地的“掌故”和传言。在我毕业离校的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 &&&& 初三时便已听闻过他的种种，惊讶于山下的逸夫楼中竟藏着如此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更惊讶于北大的学生居然沦落到一个中学来教书。上了高一，他便捏着一本“飞檐走角”的历史教材、提着一个不知什么材料的脏乎乎的黄茶杯走上我们的讲台，厚厚的眼镜片边散落的余光不是落在讲台上，就是落在天花板上。 &&&& 他一开口就告诉我们，中学历史教材没什么好教的，接着便开始把我们知道熟悉的一点点东西贬得抬不起头，又狂轰滥炸般把一大筐我们闻所未闻的东西捧得天花乱坠。于是第一堂课下来，我们在他眼中便成了不折不扣的无知单纯如白痴。 &&&& 第二堂历史课就有人开始做其他科作业或是睡觉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仍然饶有兴味地听他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谈……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堂课。 &&&& 那天他特别暴躁，据说是因为前几天学校宿舍失火，把他的许多书都烧掉了。我们默不作声地任由他激动地发泄着，其实他声音并不大，动作也不凶，且没有以哪个具体的同学为目标，所以那时我们对他的同情和敬佩远多于害怕和畏惧，尽管我隐约感觉到，他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同情，他是那么高傲。他平时是拖堂频率最高的老师，但我们也最喜欢他拖堂，那天他没有拖堂，下课铃一响便沉默地从一片寂静的教室中走了出去，然后教室里便爆发出一团兴奋的喧哗吵闹——和平时一样。那时我们谁也没料到我们从此便不会再看到他了，他自顾自地走了，有人说是去了南方的一家报社，后来学校还在本地的一家报纸上登了启事，但我们都知道，他不可能看到，更不可能回来。 &&&& 他的另类从头到尾地贯穿在我们对他的记忆中，没有过丝毫的磨损。 &&&& 他大谈鲁迅穆旦陀斯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卡夫卡艾略特人间词话。他曾经倾情地为我们朗诵穆旦的《春》，还曾请来他的一位朋友为我们讲那些陌生的音乐，讲谭盾、叶小钢。他坚持不懈地传输给我们那些值得和需要了解的名字，仅仅是为了我们上大学后不会像他当年一样“像个白痴”。从这一点说，他比其他任何一位老师都看得远、为我们考虑得远，因为他没有任何功利的追求。在相对轻松的高一，他让我和很多同学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学，我和朋友从学校图书馆“挖”出了《人间词话》和几本诗集，读着、谈论着。 &&&& 除了课堂上的范美忠，我还看到过足球场上汗流浃背的范美忠、大桥上一手拎菜一手捧书的范美忠、小书店里蹲在地上看书的范美忠，他是我所见过的把“另类”二字阐释得最准确最自然的人。唯一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他是一次期末考试后分发各班批改后的试卷，这种场合的混乱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嘈杂混乱中，他愤愤地嚷了一句：“分数就让你们成了这样！”他的话淹没在一片喧哗中，我当时正巧站在他旁边，我听见了，我从那以后再没去打听过自己的分数，不管是什么考试。 &&&& 他一定有过很多的故事和传奇，但我们不敢向他打听，只能从他讲课时的言语中了解一些零星。他的孤傲、博学和强健，给了我北大的最初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最后在北大和清华间的选择。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学校里关于他的记忆在年复一年地淡去，我们有幸成了他在这里教过的最后一届学生，我们离开后，不知以后的学生们还会不会知道范美忠这个名字，即使知道了，又如何呢？不会再有人给他们讲叶芝兰波波德莱尔了。&&&&无论如何，我对他只有感激和敬佩，这是一种最传统最纯粹的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教过的这些学生，也不屑于他们对他的任何态度。我曾把他讲的一堂课录了一部分到磁带上，我只是常常怀念着那段有他这样的老师的岁月，那段毫无功利之求地沉迷于文学的岁月。&&&&往事如烟，纵然人、景尚在，但昔情、昔境不再，过去的，永远只能是回忆。&&&&&&&&&&&&&5、范美忠——以前一个被杭外赶出去的老师文章提交者：对牛弹琴我懂 加帖在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今年四月一日到七月我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了三个月的语文，这是我第三次到中学教书，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教语文而不是教历史。但共同的结局都是我没法在中学呆下来。如果在杭外都呆不下来，我想中国也就不大可能再有能容得下我的中学了。除非中国的政治和教育制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将不再考虑到中学教书，尽管按照自己的想法搞中学教育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自己认为，在中国我只可能从事两种工作，要么是做媒体，要么是搞教育。因为这是对我自己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但它们都同时面临一个问题：缺乏自由。搞新闻缺乏新闻自由，搞教育缺乏教育自由。 回顾我的三次教学经历，我觉得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选择了到中学教书。这次在中学呆了三年，而第二次呆了不到一个月，第三次呆了三个月。说实话，就所谓反动来说，我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的时候并不次于后两次。那么我为什么居然还能在那里呆将近三年？首先是因为我是正式去的，已经近于签定了合同。其次是因为我教的是历史，没有考试压力，因此就算有关方面不满意，他们可以让我教高一，或者理科班，反正不让我教毕业班就行了。尽管如此，还是因为我讲建国以来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还有鼓吹开放党禁报禁而导致学校校长几次找我谈话，并威胁要停我的课，我只好把教学的重点引向文学方面，这种转向固然有我的个人兴趣转变的因素，但在讲历史和政治方面自由受到限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尽管我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了，我自身的教学理想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不仅是因为整个学校从领导到同事都没有人理解我的想法和做法，他们要么把我视为书呆子，要么觉得我这个人是怪物，一点也不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我的妥协的结果是我不能讲自己想讲的东西，结果教书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我想做什么不能谋生呢？如果按照传统的模式教下去，无论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启蒙的目的，还是培养出大师级人物的目的都难于达到，我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于是我产生了出走的想法。 我说做媒体也是我可以接受的工作。但并非说凡是媒体我都愿意做，只有那种真正严肃关注社会问题并能监督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黑暗的媒体我才有兴趣，做起来才有激情。但在目前的中国，即使是《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也做不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别的媒体。所以出走到广州之后我比在自贡的时候更加绝望，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可以对广州对媒体工作寄托希望，现在学校教育和媒体都无法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来做，那么什么地方什么职业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呢？这种迷茫和绝望情绪较之在自贡的时候进一步加深了，与在自贡的时候一样，我经常深夜不眠，也一样经常漫无目的的大街上徘徊，内心饱受煎熬，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视自由重于一切的人要做点事情真的就那么地难？ 在广州我同样尝试过到中学教书。比较凑巧的是，有一个学校让我产生了一些幻想和期待。这个学校是广州一个著名的私立学校叫广州华美英语学校。因为它的校长是曾留学美国加拿大的博士，而校长助理则是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也就是说，总得来讲我认为该校领导有可能有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应该说，这个学校也确实还有一些独到的地方，包括对学生课外兴趣活动的重视，对教育理论本身的重视，同时因为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留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因此高考的压力很小。 但最后结果仍然不佳，因为我在课堂上必然要讲一些我想讲的东西，也必然有学生或者家长到学校领导那里告密。结果高中组副校长到我的课堂上听课，那天我不知怎么扯到***和蒋经国的比较上去了，我说蒋开放党禁和报禁，而*****，***比蒋差远了。结果这个副校长一听吓坏了，赶紧到总校校长那儿去汇报，结果老板立即做出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两节课，把工资算给我之后立即让我走人。那么私立学校为什么比公立学校还紧张？因为该校为建设硬件设施已经投资3·5亿，他们怕政府关闭他们的学校，这样他们所有的投资都付诸东流，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已经放弃了当初回国时候办教育的理想，而把教育本身作为了赚钱的工具。我原来曾把私立学校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和希望，现在看来在政治制度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私立学校更糟糕，因为政府不可能关闭公立学校，却随时可能关闭私立学校，同时私立学校的招生完全依赖于其考试成绩，因此他们在应试教育方面搞得更为变本加厉，在思想自由方面更不能容忍。 之后的两年我在做很无聊的事情中度过，灰心丧气之余，我又想逃避到学术当中，于是从去年八月分开始我又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大约准备了三个月的英语之后，我拿起了政治书，三天之后政治书的胡说八道就让我终于无法忍受，我知道如果我们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还要考英语和政治，那么我这一辈子是不大可能读研究生了。而如果中国目前的大学体制不发生变化，那么我这个本科生也不大可能到大学任教了。 从广州到重庆，从重庆到北京，自大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回到北京，第一次回北大去看看，经朋友介绍，我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做新视点理论版。一方面我对经济方面的工作缺乏兴趣，一方面因为我约的秦晖和萧雪慧等人的我真正想发的稿件都难于发出来。我再次做得心灰意冷，我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搞教育，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新闻？尽管该报已经很不错！在我再次彷徨的时候某给我发来了消息，问我愿不愿意到杭州外国语学校教语文？听说这个学校很开放，听说这个学校学生素质很好，听说让我教语文（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更容易回避一些敏感问题，同时我最有兴趣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何况还有郭初阳在一起共事，有啊，肯经常可以过杭州来喝酒聊天，那么我即可以做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又可以不感到孤独，何乐而不为呢？ 应该说，杭外最初还是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说让我吃了一惊，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我有可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以至于我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的未来都产生了幻想。先是跟杭外的汤子良校长的谈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明的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而b老师的开明和关心则更让我感动，尽管在教育理念上她跟我也有分歧，但给了我足够的教学自由，她非常爱才，并且有容人之量，从她把某老师挖到杭外并且希望我留在杭外就可以看出她的度量，同时她还希望挖来杭高的蔡少军老师。而同教研组也还有几个不错的老师。当然这是跟我以前到过的学校的文科老师比，无论学科水平和教学理念都强很多，而且我们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并且探讨一些教学上的问题。同时我接触的一些年轻老师在教学上来说都有一些跟我相似的理念，或者在关于社会政治问题上也可以进行一些交流。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历史老师某也是一个知识渊博并一直关心思想潮流专注于启蒙的好老师，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秦晖，李慎之，可以讨论一些历史问题。这样的一个教师群体是一般的学校所不具备的。至少就我的视野所及是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学校有这么多教育理念先进的老师。而学生素质之高思想之成熟则更让我吃了一惊，首先来找我的是杭外西溪水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她早已通过新浪读书沙龙对我有了一些认识），她要我对文学社进行一些指导，给文学社做一些讲座，给文学社刊物写一些文章。而她自己在文学，思想和艺术欣赏方面也都相当不错，尽管由于没有碰到过好的语文老师，在知识结构上还有不少欠缺。但给她们一些指导打开她们的眼界这也正是我呆在杭外的价值所在。& 刚到不久我就开始帮文学社做每周一次的阅读周刊。阅读周刊的主编是高一的毛亦可同学，她又让我大吃了一惊。他对建国以来的民运史非常的熟悉，对王实味案件，对储安平顾准对朱学勤谢泳这些人及其文章思想都非常了解，而对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和思想解放的历史尤其熟悉。已经接近于我在这方面的知识视野，好在我是一个什么书都看的博闻强记的书虫，一般的老师真没法指导她们，而据蔡锦熙老师说，毛亦可的成绩也是年级里最好的，而副主编蔺子也是非常有想法的人。我还接触过初三的同学陆帏谋，他已经看了《大师与玛格丽特》和《无个性的人》等一般学生根本不知道的书，也就是说在外国文学的视野方面比起我已经不是差得很多，这对一个初三学生来说非常难得，而他对现当代诗歌也还比较了解。自然他在知识结构上还有有不少缺陷。更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初二学生周昌伟，这个孩子读书很多，而且在现代哲学的思考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那么这样的学生，一般的老师是根本没有能力指导他们的。即使是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有能力指导他们，好在我大学毕业后疯狂地看了六年书，并且走南闯北，从事了多种工作，结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长了很多见识，才能给予他们一些指导。 应该说，一般学校的学生确实很难接受我讲的东西，有的甚至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这个学校的学生素质很高，思想很活跃而且还非常好学，集中了整个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好些很优秀的学生，尤其其中一些浙大以及杭师院子弟相当出色，一般的老师或者大学本科生恐怕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如他们。 所以说离开这个学校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这实在是一个进行素质教育的太好的阵地。刚开始我感到非常满意，在跟朋友通信的时候我都非常兴奋，我说没想到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学校，这样的领导这样的学生，否则如果所有的中学都象我以前呆过的学校，那中国真是完了。 但时间长了之后我也发现一些不足。在杭州的一些著名中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杭四中是地狱，学军中学是炼狱（该校校长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杭二中是人间，杭高是天堂，而杭外是天堂中的天堂。这个说法基本是准确的。但杭高毕竟还是容不下蔡少军，而杭外毕竟容纳下了两位很号的老师，这也许就可以表明杭外在杭州所有中学里最为宽容的地方。但a到杭外不过一年，b到杭外也仅仅两年。也就是说杭外所谓天堂也就是说学校老师不怎么管学生，布置的作业也少，也基本不补课，那么学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但对一个学校来说这是多么基本的东西，杭外居然因此成了天堂中的天堂，而在我看来，该校在为学生创造发展个性特长和创造性的条件方面基本处于不作为的状态，以至于一些学生时间很多，却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汤校长或许是一个有先进教育理念的校长，但在这种不作为方面，他恐怕也负有一定责任的。 最让我感到遗憾的还是学校四个主要领导中的两个——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和校党委书记林卫民素质极其低下，心胸极其狭窄。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学生，却有这么两个素质如此低下的领导，杭外的未来无疑将会毁在他们手上。 记得一次吃饭的时候，石世昌谈起杭外投资三亿的新校区非常得意，声称硬件设施是世界一流的。从那时起我从内心就开始鄙视他，一个校长不以本校有优秀的教师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而自豪却以硬件而自豪，那么这样的校长也就是草包一个。更可笑的是，他听了我的课之后说你给学生讲那么多课外的东西干什么？高考又不考！他还说何况我是教历史的，说出这种弱智的话，他还问我给学生布置了多少作业，好象我给学生布置的作业越多我就越负责，居然有这样的校长？浙江最好的中学那么多好学生就将毁在这样的校长手上！他又肆无忌惮地否定我的教学，他自己是教数学的，对文学一窍不通，却以为自己是校长就可以胡说八道。根本不懂得学生究竟应该如何提高人文素养，还认为我不能管理课堂秩序和组织课堂教学，他根本不明白，我从来不强迫学生听我的课，而我从来不认为课堂鸦雀无声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搞那种形式上的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现在一无所知，他需要的就是听我讲，打开自己的视野。他居然还说我在课堂上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会反叛，却丝毫不理解我告诉学生历史真实和启蒙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独立人格的想法。可以说，这样一个人，无论是从个人的教育理念还是从做人来说都非常糟糕的一个校长却做在了管教学的位置上，他有农民的狭隘却无农民的淳朴，他甚至在教师大会上公开对女老师的身材评头评足，在杭外传为笑谈。我们的政治体制自然有问题，如果是民主选举，这种素质的人可能上台吗？何况一个学校的大事怎么能仅仅由校长决定？这完全是独裁！ 我最后的离开是有汤子校长，石世昌副校长，汪中民副校长，林卫民书记投票决定的。只有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汤投了我的赞成票，或者是真欣赏我，或者有其它一些考虑，反正他也知道其他几个人肯定是会投反对票的。石世昌投反对票那是不用说了，而林卫民一开始就对我的到来心存疑虑，说这个人在报纸呆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到中学教书？他在我之前一个月到的杭外，仅仅因为他老婆的职务调动才从一个小地方小学校调动到杭外的，他一来就召开党员大会并要求写党员思想汇报，根本不考虑探索现代教育的出路的事情。我对他的评价是：党棍一个！理应把伟光正踢出中国的教育机构，他们凭什么控制中国的教育伟一个腐败专制的党派服务？ 更让人气愤的是，当我的学生集体去找他谈我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听说是谈我的问题，就把学生赶出去了，没有任何的风度和民主的作风。理由是这是学校的决定，同时还不满地说：“新高一的学生怎么这样？”新高一的学生怎么啦？学生难道就不能对学校不合理的决定提出抗议？难道就没有权力挽留自己喜欢的老师？他还骗学生说我的档案没了，可我的档案是我自己从自贡蜀光中学提出来放到自贡人人才市场的，骗得了谁呢？郭初阳也跟汤校长谈过，汤的回答是：“如果是我的学校，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而当a老师问起汪校长的时候他则说：“也许这个人太深了，我们都没有理解他！” 文学社社长马金馨又去找校长谈，因为某老师曾有建议，让我去建设图书馆，并同时给学生开选修课和做讲座，但校长说我不愿意屈才，其实他们连问都没问过我。图书馆负责的石老师也找校长书记谈过，得到的也是相同的回答，她又暗示我说，也许是我说了一个不该说的话，学校怕担政治上的责任，这才是他们不敢留下我的最根本原因，当然还有教育理念的分歧，以及我的个性或者他们所说的狂妄自大。但是给不同的人的解释却是五花八门，可以看出这个学校在对待老师方面缺乏基本的诚意。而我的学生在给我的留言上则说：我以我的博学和热情征服了曾经十分骄傲的他们，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第一个发自内心佩服的老师，在我教他们三个月的时间之内，他们学到了比过去十五年更多的东西。我几乎可以满足他们所有人各方面的知识需求。我想，不管怎样，一般的老师是不可能得到学生这样的评价的。 而多少比我平庸得多的老师可以在中学呆得很好，而一个真正得到学生喜欢的老师却无法为我们的体制所接受？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我们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愚民教育，教育为某个党派的利益服务而不是着眼于人本身以及整个国家的未来，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校长的低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里就涉及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真正道德高尚的人有先进教育理念的人却不可能当上校长，我们的体制是在降低我们民族的道德素质。一个溜须拍马上去的校长还可能容得下人才吗？他们只需要奴才，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官位。学校变成了官场，无疑我们的官场是个逆淘汰的体制。我们希望学校的校长也是由选举产生而不是上级任命，是教师和学生参与治校而不是校长独裁。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老师和学生的声音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尽管如此，三个月来的工作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或者我教的两个班的一些学生也对我的教学方式，内容和观点不能理解适应或者接受，但无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打开了眼界，知道了许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一些同学开始了思考，无疑一些学生的观点立场以及人生道路都可能因此而改变，我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看了李慎之的文章，奥威尔的小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给他们介绍了中国现当代诗歌和世界各国文学。介绍了大量的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尽管也许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能力。另做了五期文学社周刊：分别介绍了余华，奥威尔，李慎之，米兰·昆德拉和王实味五个人物，在三个班做了讲座。遗憾的是没有做全校性的讲座。另带学生到枫林晚和南华去买了几次书，视野已经打开，接下来的路要靠他们自己去走，希望接我的课的语文老师别扼杀他们，这样我的教学成果又将付诸东流。也希望我这些学生能主动去影响其它的一些人，这样就能产生蝴蝶效应。 谈到我离开的原因，学生处的许宏老师说：“这个人有才华，但太狂妄自大，看人的眼神都是藐视的眼神！”转告我这个老师说：“学校与其说是容不下我的反动，倒不如说是容不下我的态度！”真的吗？我知道他们喜欢奴才。也许我真的很狂妄，因为现在的中学文科老师大多数不是低水平，而是没水平。你叫我怎么看得起他们？校长和一些老师甚至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也对我丢开教材讲现代诗歌有不满，但如此糟糕的教材叫我怎么能忍受？ 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的中学老师素质低，并且呼吁要以较高的待遇来吸引高素质的人到中学，但在我看来，仅仅考虑待遇问题是不行的，无论是校方的领导，老师都还是学生甚至图书馆人员都肯定我的水平，但我还是被迫离开了。我想，高素质的校长，教育体制改革教学观念的转变，政治体制改革，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转型还有家长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这里谈到家长我再说一下，家长是最愚蠢的一群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关心分数和考试。而学校也很在乎家长的反应，校长和家长的愚蠢凑到了一起。学校的章潞平老师也成天在考虑如何使家长满意却不思考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如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如何才是真正的现代教育，让我对他也看得有些扁了。 对进行了一些妥协非常注重技巧从而在中学呆下来了的另两位号老师我表示尊敬和钦佩，在中国的应试教育奴化教育反人性教育发展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必将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改变中国命运的一些人也应该是这样的老师培养出来，对那些在夹缝中戴着镣铐跳舞的其他一些老师，我也致以相同的敬意。 最后补充一点，就在学校通知我不聘用我的前一天，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赵楠还打***给我要对我进行采访，他说我这样的思想前卫的老师是中学教育的希望，他还说我的学生有福了。一笑，当一个道德高尚的高水平的人却不被体制所容纳的时候，这个体制也就在自杀了，通过一系列事件经历我终于确认了一点，我们这个民族是个非常低劣的没有自由渴望没有一点血性的民族，他们忠的大多数人猪一样地活着，这样的民族堕落甚至灭亡都不必以为不幸的。然儿，这样的官僚和民众都是我们的土壤诞生出来的，忏悔吧，为了我们这个被上帝遗弃的民族！引自：
写得这么长看得眼胀
老师，我想你了...
国外老师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影响教师生活幸福指数的因素
学生教会我
彼得?泰特：最优秀的教师总是想办法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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