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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_百度知道老乡李存葆《祖槐》--山东与山西洪桐那点事儿
老乡李存葆《祖槐》--山东与山西洪桐那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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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
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着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着,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
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
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
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
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
“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着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
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
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
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
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
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
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
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
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
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着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
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1987年夏,我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采访时,曾听到一个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大王镇一带的百姓,大都是明初从洪洞迁来的。大王镇有村曰刘集。刘集名噪山东乃至引起全国研究中**史专家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刘集不仅珍存着全国惟一的一本陈望道首译的《共ChanDang宣言》,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中有个因与***同年同月生而引为自豪的老党员,名叫刘世厚。世厚老人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ChanDang宣言》,曾倾注了一生的全部挚爱。战争年代,为躲避敌人那鹰隼般的搜寻,老人时而将孤本装入漆匣,藏于地窖;时而又盛入竹筒,匿于屋山墙的雀洞……在刘集村,同时还藏着带有家族牒谱意义的一帧《百岁图》,此图乃乾隆年间所绘,图高二点三米,宽五点四米,上面画有百穗葡萄。因刘集刘姓祖宗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故画面上的葡萄须儿皆朝西方。“百穗”是“百岁”的谐音。此图象征刘氏家族本固枝荣,绵绵瓜瓞。
村中族人珍藏《百岁图》,像世厚老人保存《共ChanDang宣言》孤本一样虔诚。《百岁图》请进后,代代传人都将斯图安放于一特制的红漆樟木箱内,上系铜锁三把,由几位族长分掌,不容任何人亵渎。每逢大年三十,三把钥匙同开,取出斯图与族谱同悬高堂,大年初一凌晨,刘氏家族大小人等,一齐心香祈祝,三拜九叩……我在此采访时,正值商品大潮初涌大王镇,从广东来了几个文物贩子,出高价欲购刘集《百岁图》,村中年轻人因办企业短资,心有所动,村中老人们闻讯手执菜刀护卫红漆箱,怒斥小辈:“刘集就是穷死,也不能卖了祖宗!”一桩交易告吹……
《共ChanDang宣言》与《百岁图》同存共珍偕行旅进的现象,诠释着中国特色。莱茵河畔一代伟人试图用先进思想武装人类,而我们祖槐的枝叶在承接外来文化雨露的同时,却仍固执地将自己绵连的根须牢牢地深植于华夏的土壤。
血缘关系是宗族的天然纽带,但要维系一个姓氏宗族不至侈离,仅靠血缘关系还远远不够。于是,聪明的祖先创造了族谱和祠堂。在旧中国什么都难以统一,但却真正做到了“家必有谱,族必有祠”。如孔孟颜曾四姓,族谱九州一统,辈分用字全国相同。
开国后,祠堂虽渐次消失,但宗族与乡土观念,仍是人们难以释稀掉的情结。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明末吴三桂降清后,封为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川云贵,部下士卒多为冀鲁豫槐裔,他们不愿附依叛臣逆贼吴三桂,散佚云贵川落地生根者甚众。清建元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清政府鼓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中载:“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这政策贯彻了几十年,对官迷心窍者极具诱惑力。古槐移民的后人,有相当一部分转迁东北。清末,战乱迭兴,灾荒频起,山东人一断炊就闯关东,沿海人一逢难就飘南洋,加之近百年来出国华工不下千万人,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金矿,筑铁路,种橡胶园,这些人中间,当然也不乏槐裔。有人做过推算,遍及海内外的槐裔现已逾亿。因此,我们可以说,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不仅蔓延中华大地,而且绵连外洋异域,足可绕地球九匝,随卫星上天……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
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故里与游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乡。虽然大槐移民的哭声早已云散,眼泪也早已化做新的悲欢,但大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间,在辽阔的空间里忽明忽灭地闪烁。
民国时,景大启募银建起的古槐遗址,因兵荒马乱烟火稀少。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建一烈士祠堂,与古槐碑亭望衡对宇。烈士为国捐躯,理应受到后人瞻仰。洪洞多锦山绣水,英灵应择一幽雅处安息。将祖槐魂魄与近代英灵同置一处,在长幼有序的国度里,祖槐和英灵会两不相安;让香火与花圈并存,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倒置和错乱。
“文革”中,造反派虽慑于洪洞百姓对古槐的敬奉,未敢将古槐碑亭砸掉,但“认宗续谱”却被当做“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古槐遗址真正受到重视,是近20年来的事情。王德贵、刘郁瑞两位“文化书记”向我讲述了辟建大槐树公园的情景。
70年代末,王德贵赴无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自报家门来自临汾时,无锡人的表情如常;可当他说到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接待人员的眼睛里顿时透出热情神色,因他们多为古槐后裔,王德贵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吏时的礼遇。与会者不少也是槐裔,纷纷叩门而进,共话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革”,人际关系曾像那时的社论一样,硬硬邦邦,冰冰凉凉。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步入正常轨道时,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必会重发新枝重绽新蕾……
回到洪洞,王德贵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刘郁瑞交流,两人一拍即合:建一大槐树公园,以慰天下槐裔拳拳之心。建槐园不能仅筑祖堂亭榭,应有深邃的文化内涵。80年代初,洪洞财政吃紧,政府囊中羞涩。刘郁瑞亲拟了三百言的征集古槐资料广告,刊于《参考消息》中缝,谁知仅过两月,便收到海内外槐裔寄来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建园资金也很快筹措到位。在广济寺遗址上,大槐树公园卒底于成。
槐园遂同丁村遗址、尧庙、舜祠、霍山之麓的广胜寺、羊獬村旁的娥皇女英姑姑庙一样,成为晋南的一大人文景观……
古槐是洪洞县的一张四海通行的“大名片”。
当韶山冲的平民借助伟人声望,办起毛家饭店、毛家酒楼、润之红烧肉菜馆时,洪洞的有识之士,也从古槐厚重的文化含量里,窥见商品经济的活跃因子。于是,在这洪洞古城里,出现了槐荫大街、槐都大厦、槐乡酒楼、槐家铺子、槐香发屋……国槐已遍栽街头巷尾,有人还动议,将全国各地槐种汇聚拢来,使这昔日的“水包座子莲花城”,变为真正的槐都。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字典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词汇,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洪洞自1991年始,年年于清明节前后举办祭祖节。应该说,这节日如同祭陕西黄帝陵一样,是庄重严肃的。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祭祖节期间,洪洞城里,披红挂彩,阖城祝颂,童稚折柳,翁妪献芹,笙乐喧天,锣鼓威风。十几万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最动人心弦的是祭祖节首日,在肃穆的气氛里,槐裔们款款走进大槐树公园,次第谒拜祭祖堂。祭祖堂里摆有姓氏牌位,共三百姓氏。从普通员司到各业大王,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无不俯身屈膝,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并不决定地理位置的远近,有时离故土愈远情丝愈长。故乡对于海外游子来说,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但却又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我看到,白发盈颠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长跪在“二代古槐”下,老泪纵横,涕泗滂沱……我不须询问置身槐园的台湾同胞,此刻他们一定会深深体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决不容任何人萁豆相煎……
明初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令人痛惜的是,在图书馆里竟找不到一部有关这段移民史的专着。美国有个犹太学会,收藏我国家谱方志五千余种,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展及体质寿限,作为历史学、优生学的依据。走进我们的书店书摊,写帝王帝后、宫娥采女、阉人名妓、强梁坤伶的书林林总总,至于教人如何发财如何行骗如何占卜如何壮阳的垃圾文字,更是形形***……
黄卷青灯的治史者历来清苦,但清苦里蕴含着高尚。维护高尚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不能愧对祖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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