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博弈 : 经理人分享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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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由两名参与者进行的。在这种中，一名提议者向另一名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不同意，则两人都会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理性人假设，只要提议者将少量资源分配给响应者，响应者就应该同意。因为这要比什么都得不到好。但实际进行的实验则表明只有当给响应者分配足够资源时，方案才能通过。当有多名响应者参与时，这一博弈就成为了[1]。
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比如100元。方法是：一人提出方案，另外一人表决。如果表决的人同意，那么就按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不同意的话，两人将一无所得。
比如A提方案，B表决。如果A提的方案是70∶30，即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接受，则A得70元，B得30元；如果B不同意，则两人将什么都得不到。A提方案时要猜测B的反应，A会这样想：根据理性人的假定，A无论提出什么方案给B----除了将所有100元留给自己而一点不给B留这样极端的情况，B只有接受，因为B接受了还有所得，而不接受将一无所获----当然此时A也将一无所获。此时理性的A的方案可以是：留给B一点点比如1分钱，而将99.99元归为己有，即方案是：99.99∶0.01。B接受了还会有0.01元，而不接受，将什么也没有。这是根据理性人的假定的结果，而实际则不是这个结果。
2.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起源
最后通牒(Ultimatum)的汉语意思是指谈判破裂前的“最后的话”，一般指一方就某问题书面通知对方，限其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其条件，否则将采取某种强制措施。最后通牒的英文含义源自拉丁语“Uhimatus”，其意指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不容商量的或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建议，一般用于处于敌对状态中的军事双方之中。在日常的经济行为如竞争对手之间的谈判中最后通牒作为一种策略也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Ultimatumgame，UG)始于1982年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在该校经济学系的古斯(WernerGuth)等三位教授的支持下，42名学生每两人一组参加了一项名为“最后通牒”的有趣的实验。实验中两个人分4马克。其中一个人扮演提议者(Proposer)提出分钱方案，他可以提议把0和4之间任何一个钱数归另一人，其余归他自己。另一人则扮演回应者(Respon?der)，他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若是接受，实验者就按他们所提方案把钱发给两人。若是拒绝，钱就被实验者收回，两个人分文都拿不到。
为防止交情、一时冲动、事后的社会议论等因素起作用，实验采取双盲方式。提议者和回应者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在实验规则宣布后，他们有一天的时间作慎重考虑，填一张表报个数字交给实验主持者。然后实验者将报来的方案交给一位回应者，后者决定拒绝还是接受。
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个博弈的均衡点是很明确的：对于回应者来说，分给自己的钱数，不管多少，只要不为零，则接受比起拒绝来，总有更大的利益，他应该选择接受；既然回应者能接受任何不为零的钱数，那么提议者为自己利益计，分给对方一点小钱就够了。
这个实验重复了两次。第一次实验，参与实验的21组被试均对该题目缺乏经验，有7组的提议者建议对半分；有两组的提议者要求独占4马克，其中一位提议者的提议被接受，另一位被拒绝；其他12组提议者提出的分给回应者的金额均大于1马克，其中有个给予回应者1.2马克的分配提议被拒绝。在第一次实验中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比例平均为37%，共有2个提议被拒绝。一周以后重复进行第二次实验，经过一周的思考以后，许多提议者不像第一次实验中那样慷慨了，但是提议的分配额还是比马克的最小货币单位大许多。这一次的结果是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比例平均为32%，只有两位提议者提出平均分配；只有一位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金额小于1马克，该提议被回应者拒绝；三个给回应者1马克的提议被拒绝了；此外还有一个给回应者3马克的提议也被拒绝了。第二次实验共有五个提议被拒绝。
实验结果显示，不论是对提议者还是对回应者的行为，博弈论对最后通牒博弈没有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也不能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真实行为提出满意的。主持实验的古斯等教授指出原因在于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实验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分配的倾向与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明显不相符。
3.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
两个实验参与者来分配一笔固定数目的钱，1作为提议者（ Proposer ）向局中人2响应者（Responder ）提出如何分配这笔钱，响应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若拒绝二人均一分钱都得不到，若接受则按提议者的方案进行。
在标准的理性假设下，（1）提议者和响应者均只理性地关心他们各自能得到多少钱；（2）提议者知道响应者是理性和自利的。这样的子博弈完善均衡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形：只要是有钱赚，响应者对提议者的方案均会接受，因此，提议者给出最小单位的钱，比如一分钱，而将其余的钱据为已有。
通过数百次在不同国家、不同钱数的UG实验的结果表明了事实是，通常提议者提议少于20%时，会被拒绝，通常的提议者提议在40%-60%之间，而且拒绝的可能性随着钱数的增加而减少。
而英国博弈论专家宾莫做了实验，发现提方案者倾向于提50∶50，而接受者会倾向于：如果给他的少于30%，他将拒绝；多于30%，则不拒绝。
4.最后通牒博弈的启示[2]
下面来看一看一个称为“最后通牒博弈”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现有100元给甲、乙两人分享，由甲先提出分配方案，即提一个数坂以元为单位，0≤咫100，甲得(100--∞元，乙得x元，再由乙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乙接受，则按该方案分配奖金，如果乙不接受则取消奖金，甲、乙两人均得0元。在这样的游戏中，x多大乙可能接受呢?按“经济人”假设，只要X>O，乙就应该接受，例如X=I，即乙得1元，甲得99元，乙也会接受；因为乙如果不接受，则两人均得0元。
按“经济人”假定，得1元的效用高于得0元的效用，他应采用得1元的行动，即同意甲的方案。但是在99元比l元的悬殊比例之下，乙是否真的会同意甲的方案呢?现在设想，你在游戏中作为乙的角色，你会同意吗?也许你会脱口而出：“不同意。甲也太欺负人了，他凭什么拿走99%?”如果做一个，你是角色甲，你会给乙多少呢?你可能会说：“我会给乙50元，至少给他40元。”为什么给他50元呢?可能你认为50对50最公平。为什么可以给他40元呢?可能你认为你有“先发优势”，即首先给出分配方案的优势，对方应该承认你有一些特权，可以得到比50对50的最公平方案更多一些的利益。但是，你的想法未必能代表别人的想法，在这种不准的一次性行动中，你给对方40元甚至50元，都有可能遭到对方的拒绝。在这里，任何推测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应用实验方法才能探明其规律。
最早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是Cuth。他将所有被试者置于同一房问，彼此间可以看到但不准交谈，也不知道将与谁进行博弈，所有信息都在纸片上传递。实验的结果与“经济人”假定大相径庭：当x较小时，大多数人(作为游戏中的乙)拒绝接受。这表明人们在实际决策中的行为与理论有一定差距。随后，学者们做了很多实验，他们的实验分别考虑了公平性、信息与报酬的对称性，局中人对奖金价值的认知等，结论是参与游戏的人不会因为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上的差异而产生明显不同的行为，并且奖金总数的多少对结果也无多大的影响，但是，文化差异的影响较大。例如，在印尼的实验中。可分享的奖金是当地平均月收入的3倍。但是当他们觉得对方分给自己的部分太少时仍然予以拒绝。但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游戏中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别。美国人作为游戏中甲的角色愿分给对方的奖金平均是奖金总额的45%，而南美州亚马逊的马奇圭噶部落，这个数据只有26%。与之相反，巴布亚新几内亚阿乌部落则愿拿出1/2以上的奖金给对方。阿乌人认为，接受别人的馈赠必须知恩图报，因此，过于慷慨或过于吝啬的馈赠通常会遭到拒绝。
通过“最后通牒博弈”及其实验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1)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就如最基本的“经济人”假定都不一定正确，局中人乙拒绝接受较少的Ⅳ说明，人们在决策时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其实，按照作者本人的看法，这里的结论实际上是很勉强的，充其量也只能看作是一家之言。因为这里的实验是分100元奖金，得1元和不得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乙选择得元不如选不得。他选择不得，对他自己来说，可以说什么都不影响。试设想，如果有I元钱丢在地上，你会取什么态度?多数人可能会说，只有1元钱不值得弯下腰去捡。因为1元钱带不来多大的效用。而如果乙选择不得，99元对于甲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这无疑对于甲的不公分配是一个打击。现在换一种情况。假如分配的不是100元，而是100万元，这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1%也要10000元，即使甲提出给乙1%，我想不管是谁，也都会欣然接受的。因为一旦选择拒绝，10000元可就一点都得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傻瓜，否则是没有人会选择拒绝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与中讲的“”有关。“动力原理”要求，不管是物质动力还是精神动力，或者是，都必须把握好“刺激”的度，多了少了都不利于动力作用的发挥)。
(2)通过实验可以发现新的规律。(3)通过控制某些条件可以达到分离因素的目的。
(4)利用标准化的实验可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在类似的条件下，无论谁去进行实验都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
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是实验经济学中最为热门的选题之一，目前已有很多文献论及，因为它反映了实验方法的威力和特点。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实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能较好地控制额外变量，具有如下四个明显的特征。
(1)实验者掌握有主动权，可以选择方便的地点与时间使现象发生，在事前为准确的观察做好充分准备。
(2)由于实验者掌握有主动权。不必浪费时间等待现象自发的机会去做偶然的观察，能够任意使现象在同样的条件下重复发生，反复进行观察，验证自己的观察结果。同时把这些条件叙述出来，使他人能照样重复，核对他人的结果，因此实验具有可核对性和可验证性。
(3)实验者可以系统地改变条件，观察因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变化，从而推测条件的变化与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4)可以创设条件，引出实际生活中不存在但难以观察研究的现象来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把实验方法运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中，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实验的可控制性(Contr01)和可重复性(Replicablity)。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微观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有人曾调侃说：“培养一名并不难，只需像教会鹦鹉说与两个词那样就行了”。传统教科书告诉我们，与的交点就是均衡点，由此得出了和均衡供给量。但均衡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形成?是怎样形成的?教科书并没有深入的探讨，只是假定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数量足够多，供给和需求保持稳定的时间足够长，市场价格就会趋于均衡价格。史密斯运用双向拍卖市场提供的市场制度对这个理论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只需少数几个市场参与者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而此前的传统经济学理论一直认为，仅当市场上有很多的买者和卖者时市场才有可能达到均衡。这个理论在史密斯的实验之前很少有人表示过怀疑。
↑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对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挑战
↑ 熊义杰.经济计量学教程.2009.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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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战争中伤亡的平民
巴印两国历史积怨甚深，两国多次爆发战争。1965年5月，第二次巴印战争爆发，巴基斯坦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因中巴是亲密友好的邻邦，加之印度军队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挑衅，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中国政府经多次讨论，决定支援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拟定出兵援巴，并给印度政府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可把印度吓坏了，促成了印巴两国的握手言和。
其时，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巴印边界库奇兰恩地段发生争端并导致武装冲突，接着巴军在克什米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直攻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拉加附近，战局对巴有利。但不久印度从侧翼进击，军队直捣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截断了巴军后路。巴军从克什米尔败退，集中全力守御拉合尔。一时间战事甚为激烈。
自解决中巴边界问题和1964年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后，中巴关系较为友好。在这次巴印冲突中，中国政府于5月初发表声明，指责印度的扩张主义，支持巴基斯坦的抵抗战争，在外交上给巴以支持。但巴军在拉合尔的抵抗极为困难，军火与物资供给也很紧张。于是他们向我国求援。当时的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罗查三天五天来到外交部，并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他除通报战争情况外，还转送巴总统的信件或口头要求，请中国给予种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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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拉合尔
在保卫拉合尔的战斗中，巴坦克部队在大炮和步兵之前向印军冲锋，结果损失严重，亟须坦克补充。巴坦克司令来到中国，并在罗查大使陪同下面见周恩来总理，要求中国支援坦克若干辆。当天下午，总理就安排他们乘专机去我国某坦克制造基地参观考察。巴坦克司令见到我国的新制坦克后，亲自驾驶着开了一圈。他跳出车舱后，竖起了大拇指：“这种坦克好，我们就要它。”尽管我国的此种坦克存数不多，但周总理还是命令从现役部队使用的坦克中拨出一部分支援巴基斯坦。此事使巴军及阿尤布总统万分感激。
现在的孟加拉国那时尚属巴基斯坦，称为东巴。东巴与西巴中隔着一个印度。印度向东巴进攻，西巴的援助不能越过印度大陆，只能绕行锡兰(斯里兰卡)海道，费时费力。后来，巴基斯坦改用飞机绕道运输支援军火、物资及人员。这样一来，巴空军疲于奔命。那时苏加诺在印度尼西亚执政，主张新兴国家集体反抗侵略。他对于支持巴军抵抗印军极有兴趣，乃派其空军司令秘密来华商谈，印尼如何支援巴基斯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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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巴印战争印度军队
第二次巴印战争的关键时刻，巴总统一再要求中国方面出兵进行支援，使印度处于两面夹攻之下。面对出不出兵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总理曾召集有关部门特别是总参及各部讨论多次，大家认为支援是可以的，但如何支援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年9月，适逢我国举行全国运动会，各省各军区领导都来到北京。在贺龙元帅宴请***及各大军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宴席上，***对周总理谈到援巴事宜，主席说，要出兵就应寻找与巴接界最近处出兵为好。这表明***已经同意出兵援巴。
外交部经过研究，认为印度军队在最近两年内一直在西藏西部及中锡(金)边界挑衅，当时中锡之间已划定边界，而印军在边界山口如乃堆拉山口一带修筑大批工事，几年间共修有大小工事约有56个，肆无忌惮地破坏着中国的领土和主权。考虑到中锡边界以南为中印及东巴最近交接处，于是我国决定准备在此地区给印度以打击，以支持巴基斯坦;在此之前，先给印度政府下一个“最后通牒”式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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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巴印战争
9月15日晚，给印度政府“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在西花厅拟好，周总理当即命工作人员于当晚送交印度驻华临时***梅达。在这个照会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印度政府在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支持下，一贯对它的周围邻国推行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现在向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克什米尔问题应该像印巴两国向克什米尔人民保证的那样，在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就是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的含义。
但是，不介入绝不等于不问是非，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遭到剥夺，也决不等于中国可以同意印度借口克什米尔问题侵略巴基斯坦。中国的立场过去是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
这个照会在9月16日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头版头条新闻登出，它给世界各国的信息是很明确的。中国发出的这个照会，把印度吓坏了，使其不得不有所收敛。当时，中国除提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外，还有一些军事上的安排。印度怕受两面夹攻，迅速按期拆除了它在中锡边界上的一切工事，退还了其掳劫的藏族同胞和牲畜等。在中国的直接影响下，印巴双方签署《塔什干宣言》，握手言和。
对印反击战 印度的800架飞机为何不敢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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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境战争是1962年6月或10月至11月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在藏南边境战争，在中国被普遍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印度则称之为瓦弄之战。中印双方参战部队总数都在3万多人(不包括后勤支援人员)，由于中国军队在重点攻击地段集中了兵力，因而形成了局部优势。
初战克节朗河时，解放军藏字419部队集中十几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和几十门轻便的无后坐力炮、82毫米迫击炮掩护步兵成功实施了正面突破。当面印军第7旅因公路未修通，只有空投下4门英制75毫米山炮(其中2门还因损坏不能使用)，4门106毫米迫击炮和队属的81毫米和51毫米的迫击炮实施火力支援，每门炮只有二十至三十发炮弹，在中国军队火力准备开始时就遭压制。攻击西山口前，解放军的三个炮兵团通过突击打通的简易公路进抵前沿，用122毫米榴弹炮的火力压制了印军的24门88毫米榴弹炮，形成了战场的火力优势，有力掩护了步兵攻击。
中印边界作战期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为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同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17性能基本相等。中国军机总数虽多，在西藏可用的机场却很少，印度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印军自认为空军能在战区形成优势，其政府却考虑到其首都等大城市在中国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担心遭受报复性空袭而未敢实施空中攻击。中国方面为避免扩大冲突，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支援地面部队。在双方互不空袭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后方的漫长运输线不受威胁，更能充分发挥步兵武器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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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反击。在克节朗河附近，西藏军区集中了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当面印军第7旅约3000余人，其后方第4师师部及下属部队还有4000余人。解放军首战集中兵力歼击印军第7旅，兵力、火力均形成绝对优势。对印军第7旅的正面攻击开始后，印军在既设阵地组织了比较顽强的抵抗，解放军攻击部队以啃骨头的方式逐堡争夺，终于消灭了印军的多数地堡。当天中午，解放军迂回部队到达印军后方并向其第7旅旅部发起突袭，印军全旅失去指挥，分散窜逃。由于当地为深山狭谷地带，难以形成绵密包围，有部分印军零星脱逃。
中国军队一天内便将印军最精锐的1个旅基本消灭，使印度国内大受震动，第二线印军惊恐万分地向纵深逃窜。中国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于10月25日占领达旺后便停止前进。
10月20日，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也开始了反击。因当地印军系分散守点，解放军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拔点。西段印军在中国军队攻击震撼下，多数逃向其境内，被歼仅300余人，不过其在边界西段的多数据点被扫除。
第一阶段反击战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的建议。尼赫鲁政府认为自己还有力量继续较量，又拒绝中国的建议，并在边界集中了3个师近3万人的兵力准备再战。中国领导人就此决定再采取第二阶段的反击，并向中印边界东段增派了3个师的预备队。至11月中旬，中国方面在西山口主方向集中了近3个师，在瓦弄方向集中了1个师近万人的兵力。这时当面印军不足2个师，且惊恐不安。西藏军区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制定了分多路向印军侧后穿插迂回的计划，最后确定了“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方案。争取将印军第4师分割成数段加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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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西藏军区向西山口方向迂回的第11师的两个团全部轻装，自携粮食弹药，由千余名藏族民工支援，沿小路向印军深远后方进行距离达160公里的大迂回，其他迂回部队也分头出发。11月14日，印军为庆祝尼赫鲁的生日，首先向瓦弄方向的中国军队发起小规模攻击，解放军第130师打退印军攻击后，于16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因地形所限，战斗基本沿察隅河谷形成一线平推。中国军队于一天内即将印军第11旅击溃，随后转入追击和搜剿，当面印军虽有半数逃脱，却已全部溃散。
11月17日，中国迂回部队从小路到达印军第4师纵深地带时，印军第4师主力发现后方的公路已被切断，战役布势陷入紊乱。次日解放军第55师在西山口正面发起强攻，山南分区部队经迂回从中央切断了西山口与邦迪拉的联系。被切断在邦迪拉以北的印军失去统一指挥，丢弃了全部车辆和重装备各自分散向深山中奔逃，中国军队随即转入搜剿。印军精锐第4师一部被歼，所余人员大都通过不丹境内窜回后方。
11月18日至20日，新疆军区部队也以1个多团的兵力扫除了西段残存的6个印军据点。至此，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越境设置的据点全部被扫除。
印度在边境作战中出现出乎意料的惨败，国内舆论出现了一片惊慌，国际舆论大都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日，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停火，并下令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内。这一行动，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的诚意，赢得世界舆论的称赞。
解放军炮打金门 蒋介石为何连喊了三声好
日，中央军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中东，最近那里很热闹，搞得我们远东也不太平;人家唱大戏我们不能只做看客，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决定─炮打金门!”***表示，中国民众上街游行示威是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援“中东人民反侵略”，但光是道义支援不够，必须有实际行动，攻打金门马祖地区，牵制美军在远东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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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马祖上空每天都有解放军上百架飞机组成的机群飞临，明摆着***将要发起解放马祖战役的架势。蒋军被迷惑了，急忙把三分之二的海、空力量调防马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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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简明扼要地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这日中午12点，福建前沿阵地万炮齐鸣，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蒋军盘踞岛屿，遭到猛烈的轰击。三天之间，10万发炮弹倾泻在这些岛屿的机场、弹药库、油库和前沿及炮兵阵地上。国民党守军猝不及防，死伤3.6万余众。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骧均伤重殒命。在蒋军阵地上的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金门防区司令胡琏因躲入地下指挥部，逃过一劫。
金、马守军伤亡惨重的消息立即报到蒋介石那里。他听后，长时间紧蹙的眉头骤然舒展，竟然情不自禁地连喊了三声：“好!好!好!”
这让蒋介石身边的人都很诧异，总统被打迷糊了吗?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总统此时的心事，被***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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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门炮击开始后的一天，***说：“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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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给蒋介石的压力是要制造“两个中国”、“托管台湾”，要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面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步步紧逼，蒋介石虽硬着头皮顶着不撤，却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绝杜勒斯，这成了他一块心病。***的炮击行动，给他送上一个再好不过的借口。
在蒋介石授意下，台湾声称将坚守金、马，并反对美国关于海峡中立化的建议。蒋介石亲自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说：***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金、马是台湾的屏障，自动放弃这些岛屿，等于敞开门户。因此，金、马地区必须固守，哪怕是由国民党独立作战，也决不后撤。这等于是对美国做了针锋相对的公开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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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门垂手可得的时候，***却发出了停止炮击的命令。这里又看到他的远见卓识：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你认为该打的时候，他偏偏停了。你认为该停的时候，他偏偏又打了不打美舰，只打台舰。摆出“解放”的架式，逼蒋关住金马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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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美蒋于股掌之间，牵着美国人和蒋介石的鼻子，要他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走活了整盘棋，既救了中东，又堵住了“第三者”插足之路，“保”住了“一个中国”。
国民党失败的真相 张学良被囚50年才敢说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
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
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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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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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
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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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
***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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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
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
“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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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
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当然也明白。***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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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还在那掰***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栓干嘛?”“事儿都完了，***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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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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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
“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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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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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
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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