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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全局，十分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需要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收入分配理论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总是脱离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来研究收入分配，硬把所有资源都说成无需生产就可以存在的收入，论证说这些现成的收入只要按需配置（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或者平均主义地让人人都同等满意，或者让已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人仅凭财产所有权白得更多收入，经济就可以最有效率了。但是，没有人们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根本无法实行按需分配的；富有程度不是人们贡献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信号，穷人中蕴藏有大量能人和勤劳人。所以，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创新发展结合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研究收入分配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就这方面的几个理论问题，做出自己的探索。
一、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注重研究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财富生产是收入分配的基础，劳动者是财富的生产者，也应该是财富的享有者，劳动贡献是否得到有效奖励应是收入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但如前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收入分配理论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只研究按需分配对静态资源配置的好处，或硬把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描述成物之间的分配，没有把收入分配和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但事实上，即便是在原始社会人们也要先打猎，然后才能分配。不生产财富，难道人们每年只在分配自然界天然存在的野果子、树皮、草根吗？收入分配总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物无论多有用本身都无法参加分配。所以，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回避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的人与人关系问题，无论是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当代，都有不少西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研究过这种关系。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15～17世纪，西方国家曾主要依靠集军人和商人于一身的“商人”们的对外扩张，到殖民地去贱买贵卖，掠夺当地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很多商人确实是通过贱买贵卖、巧取豪夺取得了大量收入。所以那时的重商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认为，财富和一切收入都是从流通领域来的，商人是最大的财富生产者，也应该是收入最多的人。
后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商业的生产力大于农业的重商主义观念影响下，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支援国内制造业和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法国17世纪中叶的著名重商主义者、当时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就颁布粮食限价令，人为地将农产品价格压制在低水平上，并禁止本国原料和谷物输出，其目的就是要用这些办法为从事于出口生产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所以，当时法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得不到应得的收入，死于营养不良的饥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17世纪前期法国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到18世纪上半期已大为损伤，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几乎丧失殆尽，国外市场为英国夺去，对外贸易也随之日益困窘。
在上述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些为农业说话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业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无法增加财富的总量。他们从财富和物分不开这一现象，推论出财富和物是一回事，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和矿业依靠了土地才能创造物质，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收入的，其他工商业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通过这些活动才分到农业创造的收入。据此他们的理论认为从事农业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收入。
产业革命前后，土地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却不断增长，使很多经济学家想到，工商业固然不创造和增加物质，农业产品又何尝不也只是自然物质的变化形式，财富实际上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在利润的形态上事实上知道了劳动产品财富的来源。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集这些经济学家之大承，写了一部世界公认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的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或简称《国富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①]
但是，虽然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的主要来源，可是在他们的理论里，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是自然规律），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这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也是对生产、经济发展有利的。例如，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增加把工资压下来，所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工资；利润一旦增长，资本就会增多把利润压下来，所以利润在长期中有下降的趋势；只有地租增加无法增加土地，所以地租总会增加。为了发展经济，只要想办法通过自由贸易，让国外的粮食进口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让利润增加就可以了，工资的低下对经济发展无害而且有利。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效用价值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专门研究需求的作用，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将劳动与物等同了起来。例如，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劳动与资本、自然因素（土地）并列为物，认为它们是生产的三要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作为人的企业家来结合的，企业家在利用它们的过程中创造生产物，形成商品的价值即效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间人的企业家获得利润，劳动获得工资，土地获得地租。这些收益都是它们提供的服务的报酬，利息则是使用资本的租金。利润、工资、利息和地租是由供需的比例决定的，例如，资本和土地的数量如果大大多于利用它们所需的劳动者的数量，工资率就会提高。
萨伊主要从维护和扩大企业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表明了可以用于收入分配的财富生产既需要人的劳动也需要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事实，但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非劳动生产要素是被动的因素、人有权参加收入分配，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不参加收入分配的事实。这样，在企业家与工人的关系中，萨伊片面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和利益，事实上将工人等同于物，将工资等同于物质生产成本，将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说成了物之间的分配关系，或人与物之间的分配关系。他的这种片面性至今仍保留在西方主流收入分配理论之中。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收入分配理论，抛弃了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作用的理论，继承发展了萨伊等人将劳动等同于物的理论，将劳动与资本和土地，近年来又将企业家才能、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等收纳进来，等同起来，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要素”。这些理论和萨伊的理论一样，虽然没有说劳动是物，但也没说劳动和物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把劳动等同于物。这些理论试图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种要素的报酬是按其对产出的贡献分配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理论表面上是罗列了更多的不同于劳动的因素，实际上则是顺应历史潮流，隐含地在财富生产和收入分配领域更多地强调了人的作用。在当代，人们的财产越来越多，人们使用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可是近百年来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每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大，有的达到80％以上，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指出：“到了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是雇员报酬。剩下的1\4则归为所有者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以及公司利润等。人们在自我雇佣的工作中和管理自己资产的过程中花费的生产性劳动所取得的规模相当大的收入也归入四类“资产”收入之中。有一项保守的估计认为，与人力相关的总收入在1970年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4\5，这些收入包括雇员报酬加上自我雇佣收入再加上市场部门内部对资产管理所产生的收入。”他还说：美国“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收入在上升，资本所占份额在下降，地租收入份额从年的9%大幅下降到1970年的3%。与土地原始所有权相对应的农田地租现在已是美国国民收入中极小的一部分了。因此，农场主们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了。”[②]这是将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说***与物之间的分配关系所无法解释的。西方经济理论在财富生产中加进的那些新因素，反映的恰恰是人的复杂劳动在生产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来大、劳动收入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
很显然，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技术、知识，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取得了它们有能力、有资格做复杂劳动的人，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生产财富的作用。没有劳动这些要素无法得到，只有这些要素却不去从事复杂劳动，也不可能生产任何财富。现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生产的财富却反比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这不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人用那些新要素代替了劳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拥有那些新加要素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了简单劳动的结果。那些新加要素的增多使简单劳动贬值了，但却使复杂劳动增值了。那些新加要素根本不可能使“劳动”生产财富的作用消失，相反，它们却使复杂劳动生产财富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③]。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很多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当他们在真正分析到现实里收入分配和财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问题时，也没有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有利于财富生产的、不需要调节的，他们在论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时，隐含比较的也是人的劳动贡献。例如，弗里德曼说：“姑且承认，当真存在着能力和财产完全相同的个人，假使其中某些人更加喜爱闲暇，而另一些人更加喜爱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市场所决定的报酬的不平等来得到全部报酬的平等或待遇的平等。”[④]他还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收入分配的直接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所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⑤]
魏克塞尔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对保证产量的极大化是一个足够的条件。但这个极大化可能是与某一生产要素——在这里是劳动——的分配份额的减少密切联系着的，甚至还以这种减少为条件的。这一点就证明，那些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可以找到充分的手段以使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想法是严重错误的。”[⑥]
萨缪尔森则赞许地说：“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对于不劳而获的资本收益施加限制，因为能够得到这种收益的是那些幸而拥有城市扩建土地的人，是那些能成功地投资于未来事业的精明的投机商。”[⑦]他们也没有说，财产多的人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是有利于财富生产的；善于赚钱的人和善于生产的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是有利于财富生产的。
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在收入分配领域虽然不敢多提马克思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但在财富生产领域对马克思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却是默认的，例如，凯恩斯说：“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原素，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⑧]世界各国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衡量经济效率的一般尺度，也表明注重研究收入分配与财富生产中人与人关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才是真正可以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科学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它继承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劳动者是财富生产分配主体的理论，注重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分配关系，既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共性，又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区别。这种理论虽然是以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但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存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这些其他机制的纯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即单一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抽象分析。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紧密相连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他的理论和别的理论的最大区别。什么是具体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相似的一面，人可以干活，但牛也可以耕地，驴也可以拉磨，机器也可以打钻，自然也可以发力。什么是抽象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人所独具的，只有人和人才能相比的那一面，它才创造马克思所说的价值[⑨]。承认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大特点。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了人和人的关系，它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适应人类需求改造自然的能力。除了偶然的巧合，物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为人类提供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对财富的创造没有贡献。现在有些学者一谈劳动价值论，只敢讲价值，不敢讲财富，似乎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不能解释财富的来源。其实，不论马克思还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目的都是为了要说明财富的来源。
当然，马克思确实批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⑩]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物，而不是要和有些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他提出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例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11]。
我们看到，从原始社会到现在，自然环境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还有些恶化，人类文明却有了巨大的进步、财富有了巨大的增加。这说明人类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加都不是主要靠自然的恩赐，而是靠人们去做事情，积累知识改造自然才得到的。这个事实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的，例如，马歇尔说：“那些最不容易出产财富的地区现在是最富庶的。北美洲的国家比南美富，南美的国家远比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富，这里居住着南欧移民。两大陆由北到南人力资源的分层化，基本上影响了现代的贸易方向；但这种影响是自身作用，而不是最终原因。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财富是由人口的特性，并非由自然的恩赐所支配。”[12]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收入分配理论，可以解释和说明这些其他理论没有说明的事实。能够解释和说明实事的理论，就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13]。正是利用这种理论，马克思才突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单一市场交换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的方面，有局限性的方面。
按照这种理论，在只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的情况下，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得不到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处在一种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社会不会是一片和谐和均衡，只能是两极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食利者之手，最终是要崩溃的。它表明，发展生产力就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共享，不能总让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为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纯市场机制导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等其他机制做补充。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三、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实践价值问题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倡导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具有重大实践价值的理论。在当代、在中国，非常需要坚持和发展这种理论。目前国内有许多试图否定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实践价值的说法，但都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对其中比较流行的两种作些分析。
一种是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分配论。按照这种理论，市场经济中只能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在这种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纯市场经济当中，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他就必须分到较少的产品；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必干活，不是劳动者，却可以按照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白得产品。而且，只要他的土地或机器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高，他虽然不干活却可以比工人多占收入。这种回到萨伊要素价值论的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同时，让一部分人不劳动，只凭对物的所有权白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劳动者却无法靠劳动勤劳致富，既不公平又对生产力发展不利。
与按照上述理论的推论结果相反，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却可以论证出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按劳动贡献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中需要有政府干预，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在以市场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协调机制的同时，还存在着国家立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补贴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如果他们只是储蓄他们的物质生产要素，那他们只能得到用于补偿旧价值的费用和补偿他们少消费的机会成本的利息。这样得到的收入就不是按他们的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计算的收入，而是按那些物质生产要素原有价值加少量奖励计算的收入。他们要想得到更多的收入，就必须冒风险、付辛苦去投资管理，这样他们才能和生产者一起在按劳动贡献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分享人和物共同作用产生的利润收入。
这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可以很容易地在实物形式和货币形式之间转换，人们储蓄的银行存款，实际上就是他们以存款形式储蓄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利润是投资管理者和生产者在实际经济活动***同创造的，利润率则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趋于平均化。由于储蓄者只是将自己以前的劳动成果基本无风险地供社会使用，为创造新价值没花费什么劳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储蓄者除了在到期后收回本金以外，得到的利息只能是平均利润的很小一部分。
也就是说，由于各国现代市场经济中都不是只有市场交换一种机制在起作用，政府也不再只是当“守夜人”维护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交换单一机制，信用制度发达资本通常不很稀缺[14]，劳动者力量已经变得强大，在实行现代市场经济的我国和各发达国家，单凭财产所有权是不可能按照物的边际生产力得到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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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
资源分配是个复杂的问题,该文在全局的资源分配确定的前提下对某一个流在网络节点处的资源分配问题进行讨论.该文主要采用分类比较的方法研究资源分配的三个主要环节.其中,接纳控制是通过在不损坏对已有流的服务保证的条件下决定一个新的服务请求是否可以满足来限制网络的负载,鉴于该文的前提,只讨论连接接纳控制,即当网络高层资源分配方案确定了一条端路径后,该路径上的节点对于是否接纳新到流的控制方法;活动队列管理是通过对网络节点缓冲区队列的管理,尽早检测到拥塞,并识别和惩罚不规矩的流;而调度则定义链路出口的排队服务原则,决定何时以何种顺序发送队列中的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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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分配工作记忆资源--《山东心理学会第十届学术会议论文提要汇编》2002年
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分配工作记忆资源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在解决复杂的认知问题的时候通常用外显记忆策略,比如,在解决某一问题时,把问题信息写在纸上。这些策略的使用在很多方面减少了认知要求。因此,外显记忆策略的广泛使用和对它从许多方面进行探究是不足为奇的。但是Carlson等人发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使用外部环境作为储存的个体必须协调好使用外部和内部工作记忆资源的关系。因而理解工作记忆不仅需要注意外部表征的作用,而且要注意内部和外部表征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一个完整的问题解决过程需要两种表征动态的、交互的使用。这也是我们该项研究的重点。这一研究主要是调查问题解决者在内部和外部资源上如何分配工作记忆的要求。比如,被试在做一道算术题时,需要做记录。他们记录许多中间结果并且将这些结果作上标记(例如,“C”=10)。如果被试需要很多的精力做记录,那么他们只能记录很少的结果。有一致性目标结构比不同目标结构的被试记录的结果和分类的结果都要少。同样,处于同一空间位置的被试分类的结果比在不同位置的被试也要少。这些发现表明个体用外显和内隐策略对中间结果进行了索引。随后的实验数据表明:个体能在内部和外部资源上非常流畅地分配工作记忆是对基于情境价值----利益考虑的反映。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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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分配工作记忆资源@王大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济南,250014长期以来,人们在解决复杂的认知问题的时候通常用外显记忆策略,比如,在解决某一问题时,把问题信息写在纸上。这些策略的使用在很多方面减少了认知要求。因此,外显记忆策略的广泛使用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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