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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性智慧度传统文论之心——评《原始思维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智慧》褚燕关键词 《原始思维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智慧》（吴中胜 著）
中国传统文论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在西方文论的中心话语之外具有自身的理论价值，是人类艺术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这一点已被大多数二十世纪的文论研究者们所认同。传统文论民族性的挖掘以及文化背景的透析，成为近年来传统文论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这种研究能否持续并具有拓展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民族根性的探寻达到何种程度。吴中胜博士的新著《原始思维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智慧》将这一寻根之旅推溯到华夏文明的滥觞之处，从史前人类原始文化和诗性智慧，去觅求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为汉语文论的存续和拓展提供了历史的逻辑的前提。
本书首先对其运用的基本概念“原始思维”和“诗性智慧”作了说明。“诗性智慧”，此语出自维柯《新科学》，特指原始人类在思维方式、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等方面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到底是什么？维柯本人并没有致力于做清晰的界定。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沿续了维柯的认知方式，把“诗性”归为:“诗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儿童最富诗性；诗性富于创造性；诗性智慧是人类各种制度、各门技艺、各门科学的起源；诗性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本性。”对于“原始思维”，作者的认识是:“原始思维不仅是原始人的思维；原始思维不是‘原始的思维’；原始思维和逻辑思维可以互相补充、并行不悖。”作者的厘定工作打破了人类文明是不断前进的陈词滥调和自以为是，使全书获得了一种开阔而尽力不带偏见的视域。这也显示了作者在本书写作时所持有的一种态度: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很难用语言穷尽的，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离真相更近一点，任何画地为牢的界定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真相的反面。对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更是如此。长久以来，当我们运用西方理论逻辑性来考量中国传统文论时，无不发出传统文论过于零散和笼统模糊的感叹，然而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清晰的定义并不实用，手足无措也是西方研究者面对着“风骨”、“气韵”这类中国传统文艺学范畴时的感受。而这种不能理解和相互沟通的痛苦无奈，则是源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逻辑性思维和非逻辑性思维，或者说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智慧。
如何做到将诗学的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精神相结合，既以“他者的眼光”返观自身，又不落入以西方诗学“校正”中国传统文论的尴尬境地，这是许多研究者面临的困难。而本书的作者吴中胜博士实现了传统文论研究领域中的一次成功尝试。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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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玉春 王 祎
摘要 《礼记·乐记》比较客观地透露出史前巫俗文化的遗痕，尤其是在“原始思维”主导下的“天人同构”意识、“相而见其征”的做法、“天人合一”的精神、“实用主义”的品质、“拟比推理”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揭示出巫俗文化的原始特质，对后世的文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巫俗文化 《乐记》 原始思维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05-0049-09
作者：张玉春，男，1952年生，辽宁阜新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栉，女，1978年生，天津市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广州 510632
“周行而不殆，……远日反(返)”(《老子》第二十五章)，这是老子总结的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古代刘勰深谙老子之“返”道。无论是文学起源论之“人文之元”，还是文学文体论之“原始以表末”，都要“返”到上古以追源。当代郑振铎先生也借用了这一方法，在“汤祷于桑林”的传说和《诗经·大雅·云汉》等文学作品中，发现了原始文化的遗留。“振叶而寻根”、“观澜而索源”的文论传统，沟通了“原始的它”和“现代的我”。《礼记·乐记》，若用“寻根索源”的方法去品读，不难发现其系统的体系、明晰的层次、对仗的字句，就像精心培育的园艺花卉；而其“天人意识”、“取相做法”、“拟比推理”等，则又闪烁着原始野性的玄昧与赤赭。正是巫术的玄昧和卜筮的赤赭，使这部光照后世的文艺理论著作“素以为绚兮”!
一、史前巫俗文化“原始思维”的特质
在我国，巫俗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时代)，繁盛于殷商时代，其精神至周代及其以后的社会里仍留下连绵的光影。巫俗文化时期先民使用原始思维，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原始思维又被称为原始文化、诗性智慧、原始逻辑、原始文明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巫俗的实物证据(甲骨卜辞、祭祀器物等出土文献)和代表性的巫书(《周易》、《山海经》等传世文献)，考察原始思维的特点。
比如，1987年在河北兴隆县出土了一段鹿角，上面刻着水波纹、叶纹和8形纹。据测定，这段鹿角距今已有一万三千年，是旧石器时代的物品。考古学家推定，鹿角完整时可能是巫师主持祭祀所用的法器，也有可能是代表部族首领权利的象征物。无论是“法器”还是“权利象征物”，鹿角这个平凡的物什总是被赋予了特别而非凡的意义，凝聚着神秘的原始思维。
又如，频见于巫俗文化的文献载体——甲骨卜辞中的“犬”字，多有某种巫术内涵：
戊子卜，宁风，北巫犬。(《合》34140)
庚戍卜，宁于四方，其五犬。(《合》34144)
壬辰卜，其宁疾于四方，三羌，侑九犬。(《屯》1059)
相应地，考古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许多祭祀坑内使用狗牲。在史前，犬被认为有驱邪禳灾的功能，体现出原始逻辑难以晓喻的神圣意义。因此，史前巫俗“原始思维”的内在特点是，将两件表面相似而内在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认定其中有某种联系。外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对此有相同的认识：“原始思维，不受现代逻辑原则规范，思维的表象与表象之间，既非因果联系，也非相似联系，完全是无条件的彼此认同，神秘的互渗，莫名其妙的关联。”
二、巫俗原始思维在《乐记》中的遗痕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巫术本身不是艺术，但巫术孕育、影响着艺术。”当我们品味《乐记》时，除了凝炼的先秦理性之外，我们还读出了原始文化的遗蕴，读出了原始精灵对后世艺术的浸润。
1．“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巫俗“天人同构”的意识
《乐记》距巫俗文化繁盛的殷商时期至少已经有几百年时间，然而“人们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去拟测宇宙的非生命活动”的情感意向仍然一脉相承，这就是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异质同构意识。《乐记》云：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
在这两段话中，礼乐可以任意穷极天地、明幽、阴阳、鬼神、百物、四海，在作者的眼中天地与世间万物已经没有质的区别，泯灭了彼此的界限。
“天人同构”在我国巫俗文献中有着丰富的源泉。早年陈梦家先生已经证明，卜辞中的上帝或帝与王一样。上帝或帝不但施令于人间，并且他自有朝廷，有使、臣之类供奔走者。如：
于帝史凤二犬。(《卜通》398)
隹帝臣令。(《上》30.12)
秋于帝五工臣，才且乙宗卜。(《粹》12)
其中的“史”、“臣令”、“五工臣”等指天庭诸执司。很早，初民就以自己生活的社会去理解天序。到了巫卜散文集成之作的《周易》，就系统地建立起天、地、人三才的异质同构体系。《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天、地、人都要和序，遵循客观规律。《象传·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象传·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之所以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经典代表，其深层原因正是在于古代君子注重社会与宇宙合序，注重社会效法天地之序，注重了遵循天、地、人运行的真规律。
《周易》的哲学观成为《乐记》作者视域中的先见。《乐记》认为：“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这句话几乎与《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如出一辙，以日常人伦比照自然界，给自然界安排尊卑和先后的顺序，构拟了一副有序而永恒的宇宙模式。这是一种“万物皆著我色”的原始诗性智慧。在此，笔者不得不再次深深折服于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一文中的结论：“野蛮人(按，这里指原始先民)的世界观就是给一切现象凭空加上无所不在的人格化的神灵的人性作用。……古代的野蛮人让这些幻想充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阔的大地与天空。施之于口头或物质化的创作，就成了幼稚的原始艺术。”即以原始思维建构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的异质同构关系。
2．音调、音阶的象征义——巫俗“相而见其征”的做法
《乐记》阐意，常以一种物象推测另一种物象，与逻辑思维不同的是两者之间既非因果联系，也非相似联系，而是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直接联系，无条件关联，读者难以理解也无法探究它的思维过程。比如《乐记·魏文侯》写道：“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竽笙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在这里，乐器的不同音色被赋予了特定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给人们带来慰藉和愉悦，而且引导国君要爱惜各种人才。可是，音色与所表达的道义之间没有
藏书者：绝情谷&&2009年01月原始思维的第二篇_百度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