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讼回銮碑--安立志的博客--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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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讼回銮碑
遗讼回銮碑 安立志这是御井街口的“澶渊”牌坊这就是回銮碑的大门了。这是濮阳县城里四牌楼 上小学时就知道杨家将的故事，杨业碰碑、六郎挂帅，耳熟能详。对那场战争，无论小说还是评书，往往以宋为本国，称辽为“北国”或“番邦”。当时没有明晰的地理概念，以为宋辽前线或边境，至少在长城一线。一个偶然机会，得知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竟然发生在河南濮阳县，不免有些讶异。濮阳市南行不远就是濮阳县。濮阳县古称澶渊、澶州，澶渊之盟与这座古老县城有着不解之缘。按照百度导航的指引，左侧路口有一座牌坊，四柱三楼，古色古香，匾额上的“澶渊”十分醒目。牌坊下这条路叫御井街，街的尽头就是回銮碑了。到了跟前，不禁大失所望。眼前一座四柱单檐、暗红色大门，不光漆皮斑驳、建筑陈旧，而且铁锁锒铛、大门紧闭。门前空地上堆满大堆白灰，堵住了大门。风起处，灰尘扑面，眼睛难睁。当年两国皇帝交兵、议和之地，竟然如此萧条与冷落，真的出乎意料。几经周折，进了大门，院落的东北角有一组古代建筑，在一砖石台基上，有一重檐六角的石亭，重檐之间一块纵向匾额，上书“回銮碑”。亭前一口古井，曰“御井甘泉”。据说是当年宋真宗驻跸时所开凿。石亭右前左后各有一株不大的柏树。亭内有三块石碑，中间的半截残碑才是“回銮碑”的本尊，这半截残碑其实是“十年浩劫”的幸存物。上面的碑文，字大如掌，行草写成，字体苍劲，运笔流畅，内容正是宋真宗赵恒的“契丹出境”诗。残碑罩着玻璃，拍照效果不佳，返回后查资料才看到原文：“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征旗明爱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胡窜北荒。坚冰销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嘉靖开州志》卷九“艺文志”）回銮碑是见证澶渊之盟的唯一实物。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军事与外交事件。这在《宋史?寇准传》记载非常详细。北宋景德元年，辽圣宗耶律隆绪与其母萧太后率大军南侵，避实击虚，势如破竹，围瀛州（今河北河间县），犯贝（河北清河县）、魏（今河北魏县），深入北宋腹地，兵锋直抵黄河，严重威胁宋都汴京。紧急军情一日五报，朝廷内外，君臣震骇。宋真宗赵恒，畏敌怯战，方寸大乱；朝中佞臣，策动迁都，南逃楚蜀。而宰相寇准，成竹在胸，镇定自若，并力谏真宗御驾亲征。赵恒在寇准等人的极力簇拥之下，战战兢兢到达澶州南城（当时澶州分南北二城，隔黄河相望），却不想渡河。寇准进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在寇准、高琼等人力促之下，赵恒车驾渡过黄河，登临澶州北城。宋军将士望见皇上的御盖，踊跃欢呼，军威大振。赵恒悉委指挥大权于寇准，寇准不负众望，运筹帷幄，号令严明，将士振奋，同仇敌忾。辽军虽以优势兵力围攻澶州，宋军顽强抵抗十余日，辽军始终难以得手。辽军遣数千骑兵临城下，寇准挥军反击，斩获大半，辽军主将挞览（一称挞凛）亦被宋军伏驽射死，加之辽军孤军深入，腹背受敌，粮草不继，只得遣使求和。本来宋军在此次战役居于有利地位，由于真宗畏战求和，宋辽双方达成协议，以宋输辽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两国罢兵，各守旧疆（今河北保定白沟河一带），互不侵犯，史称“澶渊之盟”。和议事成，两军班师，真宗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以志其事，就是这首“契丹出境”诗。追溯一下澶州战役当事人的命运，并非没有历史意义。澶州战役的主角有三人，首先是时任集贤殿大学士的寇准，他是主战派的代表。大敌当前，力主抗战，促成皇上御驾亲征。在战场上，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取得了澶州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契丹议和。南宋学者洪迈指出：“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容斋三笔》卷第四）当为公允之见。二是北宋真宗赵恒，畏敌怯战，屈辱求和。尽管敌我之势于己有利，仍然与敌方签订不平等条约。事后竟然赋诗称，“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实为文过饰非。三是北宋大臣王钦若，辽军南下之际，不思抵抗，反而倡言南逃金陵。战后，因嫉妒寇准功冠群臣，又在皇上面前对寇准恶语中伤，指责澶渊“条约”是“城下之盟”，诬蔑寇准将皇上当成赌注。皇上听信谗言，终于将寇准罢相外放，最终病死在僻远的雷州半岛。寇准被逐之后，阴险奸巧的王钦若逢迎帝意，伪造“天书”（《天书再降祥瑞图》），不惜劳民伤财，唆使赵恒泰山封禅，大肆制造盛世假象，竟然得宠于北宋两朝。揆诸历史，历朝历代，寇准之类的忠直之臣，往往凤毛麟角，且不得善终。王钦若之流谗佞之辈，无代无之，且往往尽享荣庞，可悲也夫！对于澶渊之盟，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宋真宗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屈辱求和，丧权辱国，使北宋国威扫地，如同近代史上的中法战争，北宋“不败而败”，契丹“不胜而胜”，澶渊之盟无疑于“城下之盟”。明人李东阳有《城下盟》一首，不同意这一说法：“城下一盟成祸胎，孤注之说何危哉！城下盟，君不辱，犹胜金陵与西蜀。当时若耻城下盟，纵寇不追真大错。”（《列朝诗集?明代49》）有人认为，输辽岁币不及作战费用百分之一二，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维持了120年的和平局面（直至辽为金所灭），加之边境贸易的开展，客观上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清人袁枚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在《澶渊》诗中说：“金币无多民已困，燕云不取祸终生。行人立马秋风里，懊恼孱王早罢兵。”（《晚晴?诗汇》卷76）澶渊之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1010年矣，其影响到底若何，人们至今仍存争议。正因如此，濮阳的这块已经残断的“回銮碑”更受人关注。1945年9月，陈毅戎衣征尘，“秋过濮阳”，赋诗一首：“我行未已过濮阳，驻马凭吊古战场。能掷孤注寇莱好，退避三舍晋文强。应知政事先军旅，岂有筑室谋道旁?夜谈坐对中天月，白杨千树放光芒。”诗中“能掷孤注寇莱好”，即是指寇准指挥的澶渊之战。回銮碑亭前左侧有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的题刻介绍了“契丹出境碑”的来历：“此碑立于北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是宋、辽澶州之战及澶渊之盟纪念碑。因上镌宋真宗御撰、宰相寇准书丹的《契丹出境》诗（又称《回銮诗》），故称‘契丹出境碑’或‘回銮碑’。”这种说法，似乎缺乏严谨的考证。“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后，赵宋政权南渡，南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书中有载：宋仁宗（赵祯）“至和二年三月丙戌。诏澶渊御制亲书回銮诗存于州廨。其令刻石藏之。”“嘉?二年二月戊申，命宰臣彦博篆书澶州信武殿真宗御诗碑额。”（卷三十）这段文字说明以下三点：一、回銮碑并非澶渊之盟当年（即公元1004年）所立，立碑之时当为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二、碑文并非寇准书丹，考“御制亲书回銮诗”一语，碑文或为宋真宗手迹；三、回銮碑原有碑额，系宋仁宗于公元1057年命文彦博篆书，可惜碑额不存。王应麟系本朝人，且时隔较近，其著述应更具史料价值。 2014年6月4日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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