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红颜难遇&&姜夔醉心萍水相逢的歌女
姜夔《小楷跋王献之保母帖》（高清版本博另发）
姜夔善书法、精音乐、能自度曲。诗词俱工，词尤负盛名。词多纪游、咏物、感叹身世飘零与情场失意，亦有寄寓忧国伤时之作。词风清劲骚雅，空灵高旷，自成一家。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白石诗说》。会上书乞正太常雅乐，得免解，讫不第，以布衣终。有词集传世。传世墨迹不多。
从《小楷跋王献之保母帖》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出于“二王”一路，用笔精到，典雅俊润，且受初唐诸家书风影响，不随时俗，清新脱俗。他所著的《续书谱》和《绛帖平》以及他保留下来的墨迹《跋王羲之兰亭序》、《跋王献之保母志》等，历来为我国书法界和书法爱好者所看重。他的书法著作倡言书法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把“人品高、师法古”做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首要条件。他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自然洒脱。这些得自他的书法实践经验的甘苦之谈，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很有学习和借鉴意义。
他一生好学好客重感情，史书上说他“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他在金石方面也很有研究，曾著有《集古印谱》二卷。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失现在都难以查证了。
（一）　　一个人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固然与其才智努力相关，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往往是一些个人所无法作用的身外力量。比如，有人因为生在了偏远的山区，结果只能成为万千民工中的一员，而有人却因为生在了好地方，有个好爸爸，尽管不学无术，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你就敢说，后者比前者更为优秀吗？
曹雪芹也许只是写实，他那只生花妙笔在刻画赵姨娘贾环的可憎面目时，定然也是满怀悲悯的。但翻到《红楼梦》十七回，看到那些清客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的丑态时，我还是不能控制自己那油然而起的鄙视之心。那时年少，不谙人间疾苦，从不曾设身处地想想，又有谁，会愿意仰人鼻息呢？
姜夔在《自叙》中写道：“嗟呼！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他一生四海奔走，却没有一个功名。生活中的他定然是处处碰壁的，所以，晚年的他才会哀叹：“象笔鸾笺，甚而今、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边烟雨。”
其实，他是有机会摆脱寄人篱下的尴尬身份的，但他放弃了。他曾依傍的张鉴是南宋大将张俊的诸孙，曾想出钱为他买个顶戴，为他所拒绝。他当然不是清高到无意于名利，他43岁时就向朝廷上《大乐议》、《琴瑟古今谈》，希望能够得个饭碗，45岁时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进士考试的机会后又名落孙山，可见，他是渴望戴上乌纱帽的，而他之所以拒绝张鉴的一腔好意，也许是因为他讲究程序正义罢？他一无所有，他之所以能面无愧色地立于天地间，是因为他做人的正直，满腹的才学。在儒教中国，“只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是每个读书人获得尊严的唯一选择。无论哪个朝代，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都看不起那些投机取巧者。
后来张鉴又想割让锡山给姜夔，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没有成功。看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曾一次次为汤姆叔叔扼腕，他本来是有机会摆脱奴隶身份的，但因为那个英俊的奴隶主生性懒惰，一直拖延而不曾办成。这个奴隶主若泉下有知，是否也会为自己由于一时的疏忽，而几乎毁掉了他人的整个人生而慨叹不已呢？姜夔喟叹道：“惜乎平甫（张鉴的字）下世，今惘惘然若有所失。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文里的“失”，除了感慨子期不再外，也许还有一点是因为那交臂失之的锡山罢？
张鉴死后，姜夔贫无所依，浪迹于浙东、嘉兴、金陵，大约1221年死于杭州，贫不能殡，在吴潜等人的资助下，才得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西马塍外。如他这种一生以布衣始，以布衣终的文人，历史上是罕见的。
假如以功名事业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姜夔可算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杰出的才华不能给他带来一官半职，他为人的正直也只能让他衣食无着。他实在是够辛酸了。而像他这样一个落魄者，却还要说什么“越只青山，吴惟芳草，万古皆沉灭”，则更令人心寒。他不是苏轼，有过很高的地位，苏轼说“一蓑风雨任平生”，那是潇洒，可以赢得如雷掌声；而他说“谙世味，楚人弓，莫忡忡”，只能换得讽刺与冷笑。而他也确实不曾吃到过葡萄，对于酸葡萄这样的质问，他除了长叹外，又还能说什么呢？
也许正是他这种老庄式的虚无思想，才使他未曾得到鲁迅的注意。鲁迅是主张反抗绝望的。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鲁迅写道：“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注意，鲁迅说有骨气的人是不做清客的，而这个结论，验诸姜夔，却未必成立。我想，鲁迅在写下这段话时，定然不曾想到姜夔罢？像姜夔这种失意文人，也许注定是不能家喻户晓,成为明星的。
（二）　　姜夔三十余岁的时候，在湖南结识了千岩老人萧德藻。萧极爱其才，认为“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于是妻之以侄女。我不知道姜夔是因为饥不择食，还是因为盛情难却，娶了这个女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之间是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的，否则，以姜夔之才华，之多情，何以在他现存的80余首词里，不曾找到一篇是咏叹夫妻情深的呢？要知道，仅仅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歌女，姜夔就曾经填词一首：“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笼鞋浅出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同度可怜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而他那首关于小红的诗就更广为传诵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姜夔瀚海漂泊，没有功名，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就意味着做妻子的没有人可以满足性欲，没有可以夸耀的地位，有时候还要喝西北风，这怎能叫人不心生怨恨呢？
姜夔一生定然十分缺乏可以倾诉的异性，因为他穷，穷就没了吸引力，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没了钱，满肚子的墨水也只能化为苦水，也因此，那仅有的艳遇，也就弥足珍贵。笔者粗略地做过统计，在姜夔现有的84首词里，关乎这段往事的就有16首之多，接近总数的五分之一。
姜夔在22岁到32岁期间，年少浪迹，往来江淮，曾在合肥有过一段终身难忘的情遇。这段故事里的女主角应该是两个人，而且是青楼女子，因为在《琵琶仙》里，姜夔曾这样写道：“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逃叶。”郑文焯《清真集校》有言：“倡家谓之曲，其选入教坊者，居处则曰坊。”而桃叶是王献之的妾，桃根她的妹妹。
姜夔的这部分词大多都是广为流传的名篇，如《踏莎行/燕燕轻盈》、《琵琶仙/双桨来时》、《淡黄柳》、《长亭怨慢》、《摸鱼儿》、《鹧鸪天/元夕有所梦》、《江梅引》、《秋宵吟》等。对姜夔一直挑剔有加的王国维，说他唯一欣赏的一句白石词，便是《踏莎行/燕燕轻盈》里的“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而清朝著名的评论家陈廷焯则说，白石词里最沉痛的，是“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这一句出自《长亭怨慢》。其他各篇也都有传世名句：
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琵琶仙/双桨来时》）
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淡黄柳》）
无人与问，但浊酒相呼，疏帘自卷，微月照清饮。《摸鱼儿》
谁教岁岁红莲月，两处沉吟各自知。《鹧鸪天/元夕有所梦》
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江梅引》
但盈盈、泪洒单衣，今夕何夕恨未了。《秋宵吟》
读这些词，你会发现，姜夔是以一种克制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悲欢的。他不像李清照说得那么露骨：“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诉说自己的思念是肆无忌惮的，也因此，才会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淫妇。那么这种方式哪个好呢？我想，如果是北方人，可能更喜欢李清照，如果是南方人，可能更欣赏姜夔，而我们知道，李清照的山东济南人，一生大起大落，姜夔是江西鄱阳人，一直沉沦下僚。
后来的张炎（张鉴的孙子，宋词的最后一位大家）之所以对姜夔推崇有加，就是因为这种“克制”。他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张炎所赞赏的，恰恰就是王国维所不满意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下面再说。
（三）　　与那些关乎风月的篇章相比，姜夔写给朋友们的就要逊色许多。姜夔和了辛弃疾好几次，笔者熟悉的只有一句：“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其他的要么强凑篇幅，要么就像王国维所说的，没有辛弃疾的襟怀学稼轩词，只会画虎成犬。这是不足怪异的，因为一个大男人，在女人面前发发牢骚，叹叹身世，那叫风雅，就像柳永，厮混于青楼酒馆，就笑眯眯地自嘲：“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而这种话是不能在朋友面前说的，朋友也者，志同道合，关注的当是民众民族这等大事，所以即使是在为范成大贺寿，姜夔也一不留神就扯上了这么一句：“卢沟旧曾驻马，为黄花闲吟秀句。”说的是范成大当年出使金国的辉煌事迹。假如姜夔一味赞叹范成大过的是贾宝玉的生活，那么只怕不是搔到痒处而是碰到痛处了。这或许就是中国男人老做“红袖添香”这种白日梦的原由所在罢？因为满肚子的苦水，只有在女人面前才能倒出来。所以，古人说的“朋友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或许恰恰应该相反呢！
姜夔也许只有在和朋友们开玩笑的时候才能把自己的本事显露出来。他的朋友张仲远是一个气管炎，妻子认识几个字，又“性颇妒”，凡是客人的来信，她都要首先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应该追查的蛛丝马迹。于是姜夔就填了一曲《眉妩》，虚构了张仲远和其他女人鬼混的伟大壮举，这首词全篇如下：
&&& 《眉妩》
看垂杨连苑，杜若侵沙，愁损未归眼。信马青楼去，重帘下，娉婷人妙飞燕。翠尊共款。听艳歌、郎意先感。便携手、月地云阶里，爱良夜微暖。
无限。风流疏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日闻津鼓，湘江上，催人还解春缆。乱红万点。怅断魂、烟水遥远。又争似相携，乘一舸、镇长见。
据说张氏看到了以后，立刻施展魔爪神功，让张仲远鲜血淋漓，不能出外了。
笔者一直怀疑，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时，两个人之间是否还真有可能“情甚骨肉”呢？如果可以，那么古代的皇帝为什么还要为缺乏朋友而慨叹唏嘘？姜夔在《自叙》里所说的他和张鉴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怕也是一种美化了的回忆罢？他有一首和张鉴开玩笑的《少年游》，比起上一首，明显不那么挥洒自如：
《少年游》（戏平甫）
双螺未合，双蛾先敛，家在碧云西。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
扁舟载了，匆匆归去，今夜泊前溪。杨柳津头，梨花墙外，心事两人知。
这首词说的是张鉴纳妾之事，或许是我太过敏感了，读此词，总觉得姜夔是在强奸人意。当然，那时候的风俗与今天大不同，我们今天不可原谅的，在那个时代，也许正是文人风流呢。
白石词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很多都有小序，有的小序就是一篇极好的文章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序与词的内容往往重复，这个前人也已经指责过了。我读到一篇却没有这个毛病，序讲述背景，词描绘眼前，两者相得益彰。这便是《角招》，历史姜夔关乎友情的所有词里，最令我心折的一篇。
甲寅春，予与俞商卿燕游西湖，观梅于孤山之西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已而商卿归吴兴，予独来，则山横春烟，新柳被水，游人容与飞花中。怅然有怀，作此寄之。商卿善歌声，稍以儒雅缘饰。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今予离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
为春瘦。何堪更绕西湖，尽是垂柳。自看烟外岫。记得与君，湖上携手。君归未久。早乱落、香红千亩。一叶凌波缥缈，过三十六离宫，遣游人回首。
犹有。画船障袖。青楼倚扇，相映人争秀。翠翘光欲溜。爱著宫黄，而今时候。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写入吴丝自奏。问谁识，曲中心、花前友。
在上一年的年末（1193年），姜夔曾发出这样的哀叹：“江淹又吟恨赋，记当时，送君南浦。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姜夔出生于1155年，那时已经接近而立之年了，却还是一事无成。在落魄潦倒的日子里，能有几个患难之交，当然是极为难得的，而阴晦生活里的这点亮色，也因为造化的安排而终于暗淡，自然更加叫人心酸。
地位卑微，前途无望，人就没了锐气；而寄人篱下，俯仰由人，慢慢的也就丧失了发笑发怒的资格。姜夔是悲观的，他似乎一开始就是个暮气沉沉的老人，在他的词作里，你能看见唯唯诺诺欲言又止。岳飞的怒发冲冠，辛弃疾的似雪衣冠，都是他所缺乏的。他们的起点不一样，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终点也不一样。
所以，白石词就缺乏了一种穿透力，他习惯的是缓斟慢酹，浅吟低唱，也因此，他的长调要比小令好。他的小令，除了《点绛唇?燕雁无心》、《鹧鸪天?肥水东流无尽期》等有限几首外，其他的放到五代北宋，是算不上一流的。因为只有长调，才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慢慢铺排，写尽心中哀怨。
这或许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隔”罢。王国维屡屡说，白石词虽然格调高绝，却终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隔了一层。王国维欣赏的是李煜那种出诸天性的一泻千里，至于姜夔这种欲笑还颦，欲歌先敛的风格，是他所不喜的。
而张炎却不这么认为，他欣赏的正是这种“隔”。他说：“白石词如野云狐飞，去留无迹。”又说：“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令人神观飞越。”张炎是古代文人，出身世家，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从头到脚都流着幽林远涧的那种悠远气息，而王国维是现代人，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他用“境界”一词作为标准，或许已经背离了传统的美学。因为在中国古代，模糊，也就是“隔”，向来就是最高的境界。
也因此，姜夔在他死后的几百年里大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朱彝尊陈廷焯等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我常想，如果中国古代也有版权版税这些东东，那么曹雪芹他们是否就不会如此落魄呢？但反过来，假如这些都是现实，那中国的文学宝库里还能有那么多的璀璨明珠吗？试看今日中国，可曾有什么是可以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并列而不朽的？
虽然，鲁迅说过，穷愁著书是错误的。
姜夔（），祖籍在饶州所辖的德兴县。绍兴三十年进士，以新喻丞擢知湖北汉阳县。因生计和应试之便，举家迁鄱阳县入籍。鄱阳是赣东北的门户，扼水陆交通的要冲，物产富饶，商贾云集。宋室南迁后，人口激增，钜子显达，来往此间，更日见其繁荣。夔出生于书宦门第，幼年随父受教，擅长诗词，熟谙音乐；复得父辈文墨交往的感染，城市歌舞的熏陶，为其爱好和学识的长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姜夔少年丧父，曾随姊生活。得亲友介绍，就学于诗词名流千岩老人萧德藻，得其赏识，并娶其侄女为妻。夔为人清高，不汲汲于功名，一生困顿。终其身为布衣；但以诗词、音乐及书法与人交往，藉此谋取生计。自青年时期起，他就广为交游，往反羁滞于江淮湖杭之间；结识了当时宿儒名士如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人，丰富了学识，提高了诗词和音乐的创作水平。
词至南宋已发展到高峰，词家辈出，取材广泛，笔调不一，斑烂缤纷。但一般词人所作，多依传统词格填制；有的已拗口，不易歌唱。姜夔因娴通音律，于通用词调外，每自创词牌，自制新调曲谱，并能吹弹伴和；旧的词调经他的手笔，有因词意和演唱所需而破格出新者-如平韵《满江红》。这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只有北宋的周邦彦在自作词曲方面，能与他相提并论，世人因称“前有美成，后有尧章”。
姜夔的诗，风格高秀，继承和发展了江西诗派的风韵，有《白石诗集》传世。清代诗人朱彝尊在《重锓裘司直诗集序》中论江西诗派时说：“继萧东夫(即萧德藻)起者，姜尧章其尤也。”他的词曲更为后世所推崇。姜夔和吴文英等成为南宋前期词家婉约派主要代表，上继“花间”(《花间集》)，强调音乐性，被认为是词家的正宗。姜夔词的风格是：清新峻拔，立意幽远，炼字琢句，倚声协律。
《白石道人歌曲》收词八十首，其中十七首带有曲谱。《扬州慢》、《杏花天影》、《姜凉犯》、《暗香》《疏影》、《徵招》、《角招》等十四首是他自创的词调和乐曲；三首是填词配曲的，内有一首填的是范成大的《玉梅令》。这十七首，每首定有宫调，并以宋代工尺字谱(与今流行的工尺谱有所不同)斜行注节，扣于字旁。这些有谱的词调是他一生中文艺创作的精髓，为后人留下了可资研考演唱的丰厚遗产，对南宋后期词坛创新和词式上的格律变化有很大的影响。白石创制的词调《扬州慢》，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孝宗淳熙三年(1176)冬，他二十二岁，自汉阳出游，途经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燹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荠麦，号角吹宵寒”，更显得空荡凄凉。眼前的景象和爱国的情思，激起他强烈的感情，用警辟对比的词藻度成此曲，传为佳作。
光宗绍熙二年(1191)，他在名诗人杨万里家，得聆一琵琶艺弹奏久已失传的《醉吟商朝渭州》古调，他虚心学习了该曲的品弦法，填词编成了清新的《醉吟商小品》。后到合肥，目睹边城一片离索，感怀古英雄之伟烈，创作了寓意深远的犯曲(中有转调变化之曲)《凄凉犯》。同年，范成大已告老还乡，姜夔应范的邀请，往访范于吴县(今苏州)的范村。他赏梅游览后，创制了《暗香》、《疏影》两曲献给范。范令其婢-歌女小红“肄习之”。音节清婉美妙，范赞赏不已，后来就将小红赠给了姜夔。夔诗《过垂虹》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廿四桥。”即咏此事。
姜夔在吴兴寄居时间较长，后期还写了《鬲溪梅令》和拟古乐调的《角招》、《徵招》等歌曲。这些拟古乐调对我国古乐歌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白石歌曲的《词引》中，可知姜夔曾对《楚辞》的“九歌”皆注律吕，琴曲亦注指法，这说明他除对古曲音律有研究外，古琴的弹奏也是精通的。他晚年曾参考浙江民间风俗歌曲，创作了“越九歌”；又曾按七弦琴演奏伴唱的风格，写下了骚体《古怨》琴歌，抒发他对山河破碎、身世凄凉、世道坎坷的怨恨和悲叹。姜夔以他多方面的才华，不断地交游和研究，卓然成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庆元三年(1197)，姜夔将多年来对音乐的研究和意见写出了《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各一卷，呈献给朝廷，用以议正乐典。他十分注重琴学，在《七弦琴图说》中阐述了南宋时代的古琴宫调，提出了分琴为三准(自一徽至四徽为上准，四徽至七徽为中准，七徽至龙龈为下准)，三准各具十二律。各述了转弦合调图，总述了取琴“应声”之法等。这些撰著对我们研究中古音乐和古琴等乐器的演奏是有很高价值的。两年后，姜夔又向朝廷呈上了《圣宋饶歌十二章》，再次希望获得朝廷采纳和提拔任用，但未成功。这些乐议和乐章直到姜夔死后十年，理宗才“诏以夔所进乐议、乐章付太常(掌管宗庙礼仪音乐之官)”。
夔为人清高，荦荦不羁。曾与抗金主战的大臣名将张浚之孙张鉴结为至交，并长期得其资助。鉴死后，夔生计日绌，但仍清贫自守，不肯屈节以求官禄。晚年多旅食抗嘉湖之间。当寓居武康时，与白石洞天为邻，有潘转翁者号之曰：“白石道人”。夔答以诗云：“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唤作白石仙，一生费齿不费钱。”用以自解其清苦。他在饱经颠沛转徙的困顾生活后，病卒于临安(今杭州)水磨方氏馆旅邸。幸得友人捐助，始获就近安葬。姜白石一生困蹇，怀才不遇，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对他的词调音乐，我国民族音乐史学家杨荫浏著有《白石道人歌曲研究》一书，论证泽注极详，可资参考。
姜夔《续书谱》原文：
●总论
　　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然而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亦以古人有专工正书者，有专工草书者，有专工行书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书千字，不抵行草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书一字。意以为草至易而真至难，岂真知书者哉！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白云先生、欧阳率更书诀亦能言其梗概，孙过庭论之又详，可参稽之。
　　●真书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
　　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理也，唐人师之，法也。真书用笔，自有八法，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字形势。横直画者，字之骨体，欲其竖正匀净，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挑?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或长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轻出而稍斜，或随?而峻发，各随字之用处。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老米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失，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
　　●真书用笔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欧阳率更结体太拘，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追踪钟、王，来者不能及也。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扫地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则俗浊不除，不足观。故知与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书
　　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擗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备有义理。右军书“羲之”字、“当”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所欲不逾矩矣。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带，反为新奇。自大令以未，已如此矣，况今世哉!然而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日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味，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流至于今，不可复观。唐太宗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恶无骨也。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然不欲相带，带则近俗，横画不欲太长，长则转换迟，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以捺代＼，以发代?，?亦以捺代，惟丿则间用之。意尽则用悬针，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笔
　　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折钗股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横直匀而藏锋；锥画沙欲其无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无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故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又有数样。一点者欲与画相应；两点者欲自相应；三点者有必有一点起，一点带，一点应；四点者一起、两带、一应。&
　　笔阵图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如口，音围。当行草时，尤宜泯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大抵要执之欲紧，运之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又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如“左”“右”之不同，“刺”、?之相异，“王”之与“玉”，“示”之与“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体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为长短浅深，使为纵横牵掣，转为钩环盘纡，用为点画向背。岂苟然哉！
　　●用墨
　　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
　　●行书　　尝夷考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浓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习，可以兼通。
　　●临摹
　　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唯初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其次双钩蜡本，须精意摹?，乃不失位置之美耳。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精顿异，所贵详谨。世所有《兰亭》，何啻数百本？而《定武》为最佳。然《定武本》有数样，今取诸本参之，其位置、长短、大小，无一不同，而肥瘠、刚柔、工拙要妙之处，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以次知《定武》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虽然尤贵于瘦，使工人刻之，又从而刮治之，则瘦者亦变而肥矣。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诚使下本明，上纸薄，倒钩何害？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夫锋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又须朱其背时稍致意焉。
　　●方圆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所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向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须与上齐，“呜”、“呼”、“喉”、“咙”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须与下齐，“和”“扣”等是也。又如“宀”头须令覆其下，“走”、“?”皆须能承其上。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别称为善。
　　●疏密
　　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风神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瘦，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迟速
　　迟以取研，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
　　●笔势　　下笔之初，有搭锋者，有折锋者，其一字之体，定于初下笔。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锋，第二、三字承上笔势，多是搭锋。若一字之间，右边多是折锋，应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隶画；藏锋者，如篆画。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则妙矣。
　　●情性　　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孙过庭云：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懒，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
　　●血脉
　　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黄庭》小楷,与《乐毅论》不同,《东方朔画赞》,又与《兰亭记》殊旨,一时下笔,各有其势，因应尔也。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山谷云：“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岂欺我哉!&
　　●书丹
　　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为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朱有若书丹者。然书时盘簿，不无少劳。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下则须发已白。艺成而下，斯之谓欤！若钟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谓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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