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达到涅槃境界
南普陀寺赵朴初
涅槃佛（资料图）文：赵朴初涅槃是无漏，是苦果苦因的消灭，也就是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十二缘起是根据“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的道理，十二缘起法的止灭则是根据“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的道理。老死忧悲苦恼既是由于生缘，消灭生缘则生死忧悲苦恼灭，消灭爱取有缘则生死苦灭。这样推上去直到最后，消灭无明缘则苦果之因“行”灭，无明灭、行灭、识灭乃至生老死灭就是涅槃。更明确的来说：凡是属于不清净的污染的缘尽灭，无明转成为不污染的清净智慧，一切法上为清净智慧所照见的实相谛理，这就是涅槃，也叫做“现法涅槃”。涅槃的意义是圆寂，就是说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我前面说过可以把涅槃解释为逝世，其实释迦牟尼佛三十岁的时候便已经证得涅槃而成佛，不过当时他的肉体还是过去惑、业之果的剩余，所以称为“有余涅槃”，直到他八十岁逝世方是入“无余涅槃”。关于涅槃的道理属于灭谛，现在你提的如何达到涅槃的境界的问题属于道谛。道谛以涅槃为目的，以生死根本的烦恼为消灭对象，以戒、定、慧三学为方法。一、戒，是防止身口意三业的过失，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三级。五戒是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类，这是出家在家弟子共持的戒；十戒是沙弥持的戒（出家男子受十戒的叫做沙弥，一般是不满二十岁的人，满二十岁才能受具足戒为比丘）；具足戒是比丘、比丘尼持的戒。当初僧伽成立时，没有约制团体的一定规律，其后随着问题的发生而随时制戒，到佛逝世前已制定了二百多条。南方国家所传比丘戒二百二十七条，我国西藏二百五十三条，汉地二百五十条，大体相同，仅有某些条款分开和合并的不同，汉地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二、定，是精神上既不昏沉（即不瞌睡）又不纷驰的安和状态。这是印度一般宗教徒所必习的，尤其是佛教徒修持的必要条件。由于定，身心远离爱欲乐触等的粗分别，逐步发得身心轻安，终于能够把心——精神思想集中于任何一境之上，宁静安稳不受扰乱，进而引发一种无漏的智慧。定有世间的四禅和四无色定，有出世间的九次第定、三三昧等，从定而后能引发慧。三、慧，是分别一切法的自相（特殊性）与共相（一般性），通达四谛的道理，而有断除迷惑证悟真理的作用。戒、定、慧三学包括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修行法门，共称三十七道品。这里不一一介绍，仅简略介绍一下八正道：（1）正见，就是于一切法上见到无常无我缘起四谛之理而明确认识它，使成为自己的知见；（2）正思维；（3）正语；（4）正业，是使自己的生活行动受正见的指导，使身口意合于法的法则；（5）正命，是正当的生活方法，反对诈欺仗势骗夺他财以养自己的邪命生活；（6）正精进，使身口意毫不松懈地努力向正见所指的目的前进；（7）正念，经常忆念着正见，使正见不忘失而经常现前；（8）正定，在正见指导下修习进入无漏清净的禅定。欢迎关注腾讯佛学官方微信号：rushidao_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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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打？
[摘要]普通人打架这事，双方有无训练、有无准备，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也将有根本区别。一个在任何方面都绝对劣势的人趁对手端着一碗滚烫的面汤时出手，不光完全可能取胜，还会有时间逃离。作家：吴戈，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军事、国际时事评论员。【“能打”是指什么】首先笔者要向黄章晋和鲍君恩先生致敬，此文完全是受他们近日大火的一篇《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打》启发，狗尾续貂。“滴滴打人”的设想当然是个玩笑，但打架在中国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往往事关尊严。知道尊严对中国人有多重要吗？不知道，揍他！黄章晋先生的文章，因为说到东北人其实远不如南方诸省人能打，已经招来一位东北男性的战书，后者想必正是为了全体东北老少爷们儿的尊严。不过严格地说，黄先生文章标题提出的这个问题不够严密，它在大江南北引发的激烈争论更有如一场群架，话题有点不受控制。原文所称最能“打”显然是指“打架”，但中国武力爱好者人群兴致太高，立刻有人扎进战争史——“两广兵最能打，其次川军，东北军嘛……”，东北银再次中***。这当然是有问题的，抗日战争并非条件均一的对比测试，依据部分史实评价某地域兵源战斗力也不完全公允。而且，如果抛开战斗技能和组织效能，单论战斗意志，也与诸多因素有关。特别是随着人类战争高度组织化、科学化，战争规律时有违反定势的波动。比如，古代文明更发达的农耕王朝打不过蛮族是常有的事，但在先进文明爆发出科学威力后形势立刻逆转，出现极端以少胜多的殖民征服，近些年，当ISIS等野蛮者突破文明底线，形势再度逆转。具体而言，二战中日军的战斗力就部分源自科学威力和决绝的死亡观，而美欧最近输给普京，本质上正是输在还想过安逸日子，豁不出去。【打架与械斗有区别】回到打架上来，黄文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打架这种表面现象，探究了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不足在于在探讨宗族械斗时不知不觉转向了“打架”这件事的特殊形式——集体械斗或群体事件(东北群体事件如果在数量上少于南方，恐怕也与其经济衰微沉寂，社会规则固化有关)，偏离了好事者街谈巷议时约定俗成的范围——“个别人街头纠纷中的动武”。当然，这其中如果说存在什么地域人群差异，倒也与社会生存方式有关。比如黄文中提到东北城镇无业人口外流后，毕竟有一部分在各地建立黑社会，振兴黄赌毒事业，而这个行当要敢打、能打几乎是生存的前提，这恐怕是“东北人能打”的固化印象的源头。东北外流人口到底多大比例涉黑，没有调查不宜武断，这恐怕也是不少东北人出于黄文中提到的敏感的荣誉感，对“东北人都是黑社会”的传言怒发冲冠的原因。不难想象，如果你限于赞美“东北人敢打能打”，或许再美化为“亮剑精神”和“两肋插刀的仗义”，只字不提黑社会，或许东北兄弟也就笑纳了。人心嘛，莫不如此。其实，“中国什么地方的人最能打”的问题还与具体争论场合哪省人最多、最能吵有关，得益于网络的广泛性，这个力量对比还真与地域不怎么相关。(资料图：电影《古惑仔》剧照)回到“个别人街头纠纷中的动武”上来，这又与某些地域人群的性格特点和行为偏好有关，但这其实也离不开社会经济条件。比如这方面最典型的重庆人（或称川东人），往往从土地狭窄、贫瘠的山地作为体力劳动者外流到经济相对发达，但现代化程度也不高的周边地区，只能靠武力和抱团维护自身利益，也没有多少坛坛罐罐的顾虑，自然对武力威胁言出必行。相对而言，成都平原人氏就被更多的文化和经济因素软化了火气，纠纷中更多依靠炫耀或动员社会因素压制对手（所谓“提虚劲”）。在个体层面上，在外地敢打敢杀的东北人、重庆人或湖南人，其实也要让步于社会治理者。社会治安机构对个别敢打者时有无可奈何，但后者也最多限于小团体利益，一旦涉及社会整体权力分配，这些团伙不可能是决定性力量。以作为黑社会暴力最猖狂来衡量哪里人“最能打”，显然对黑社会也看得太片面。换句话说，“最能打”这个太宽泛的话题如果异化为“犯罪胆量”，就已经是有勇无谋的江湖打手逞强的闹剧了，因为黑社会的规则中，犯罪而不受惩罚无非是与政治权力交易的结果，跟胆量关系不大。而欲以打架来终结对东北勇士的“侮辱”的那位，也必须做好在牢里享用家乡父老景仰的准备。【怎么评判“能打”】为保持在合法边界内，我们还是再从战术角度来聊这个话题。中国武术与搏击的区别，近年已大为普及，我常去的健身房，学据说更重实战的跆拳道的小孩比学中国武术的多十倍不止。在此之前的中国武术神化时代，国人尚武、习武之风南北皆有，各地武术家的传说却大多同样夸张意淫，但其中最盛行的还是当属南方小个子大胜俄罗斯大力士的伟业。这当然与中国当代武侠文艺主要诞生于香港有关，而与黄文中南方人最能打的结论纯属巧合。有意思的是，在讲究实战的搏击领域，“南方小个子”又占了舆论的上风，普京的格斗术也源自东方相对小个子的民族，近年的新神话更是泰拳。这其中，北方高大民族和南方精悍人士，以及其不同格斗术孰优孰劣？对此，姑且不嘲笑中国某些机构制作的少林武僧不断教训全球各路豪杰的表演，西方早有纪录片动用了全部高技术研究手段，结论却类似告诉你有一门学科称作“战斗效能评估”，别想一锤定音。这自然是因为搏击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的随机综合过程，任何胜负都只能立足于实战，而以测试和评价为目的的实战受制于人道代价，这和战争手段效能的研究永远有很大不确定性是一个道理。不要说武术家之间没有理由为一个评价而发狠往死里打，普通人打架这事，双方有无训练、有无准备，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也将有根本区别。一个在任何方面都绝对劣势的人趁对手端着一碗滚烫的面汤时出手，不光完全可能取胜，还会有时间逃离。当然这需要一点心理素质，这也是为何敢于而且能准确地一脚踢中强奸者裆部的女子总是少数。而训练和组织，正是为了消除所有这些战斗素质上的弱点，包括地域差别带来的弱点。比如，海军陆战队并非只招渔民，高原部队的兵源也经常来自平原，但合理的训练后，战斗力基本归于统一。【永远的话题】鉴于黄先生使用了一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令笔者又想起科学领域的事。在常青藤的教授们眼中，黄文提出的问题显然将是一个浩大的量化研究工程，虽然打架的课题显然比战争起因之类更难申请经费。但是，且不说黄先生能不能用翔实的数据采集和数学模型证明他的结论，单是“打”的定义和评价体系理不清，也不能成其为科学。开个玩笑，所谓科学发达，一个指标就是是否将足够多的钱花到了足够闲得蛋疼的研究上。当然，尽管媒体提炼出的典型问题和简单化***一般不够科学，但对这样的课题，学术也大多必须大大简化问题，才能得到可资参考的***。其实，黄先生的文章最大意义还在于启发公众抛除成见和定势。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社会当下一个典型特点正是很难接受开放式的话题，只能理解非黑即白的结论。这在“中国能不能赢”，“哪种武器最能杀人”之类问题上尤为典型。这些问题的最终准确***如果需要实证，只能诉诸犯罪或战争实践。鉴于这种高成本检验的不可为，因而阴谋论、诡辩术盛行。加之真正掌握部分准确信息者又无权、也无意公开，又使神秘论、不可知论泛滥。搞笑的是，同样的难有简单定论的开放式问题，诸如“日美意欲何为”、“中国当如何应对”，又总有大把专家成竹在胸、口若悬河，在“能打”、“能赢”问题上通宵争吵的信众此时却又听得头头是道。好在对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是不是最能打的战斗民族，他们还是谦虚而痛心地发誓要向普京学习，一旦回到40年代为何日军能胜国军，国军败于共军，共军却没能灭了日军的千古之谜，又争吵重启。类似问题很多，俨然已是社会现象，诸如患者群里讨论医术和疗法疗效，球迷群里讨论场上意识和体能，都不是完全没依据，但又肯定不准确。自“两小儿辩日”以来，今天的中国青年已有仁波切可以求教，好奇心和求知欲正蓬勃发展，尽管方法论略显寒碜。自当年“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和“岂让国土再遭践踏，这睡狮渐已醒”，直至今天车屁股上的“钓鱼岛，中国的”，“打”，是多么令中国男人血脉偾张、心驰神往的事。必须感谢黄先生提出了科学打架观的命题，为“能打架，打胜架”充实了从“敢打”到“会打”“善打”的内容。让我们以“打架学”的研究推动“打仗学”的研究，将地域自尊心和自豪感自觉升华到民族层面。中国屹立于世界之巅，不是比哪省人横行九州、南北通吃重要得多吗？——————————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大家》微信ipress，每日阅读精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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