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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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key）教授所领导的发掘队在东非肯尼亚的特南堡（FortTernan）发现了几块上颌骨碎片和一颗牙齿，其形态特征与腊玛古猿旁遮普种相类似，用钾一氩法测定的结果，其年代为距今万年。利基把他新发现的化石标本命名为肯尼亚古猿威克种（Kenyapithecus wickeri），从而表示其与腊玛古猿之间存在着属一级的区别。1971年，当时在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安行鲁斯(P.Andrews)又从特南堡的化石中找到一块下颌骨，与利基发现的上颌骨属同一个体。根据这两件标本复原出的上、下颌显示出与人类相似的性状。另外，在马博科（Maboko）岛发现的体型较大的古猿化石，被认为可能属于西瓦古猿，定名为西瓦古猿非洲种（Sivapithecus africanus）。&匈牙利、希腊、土耳其、巴基斯坦&七、中国在世界著名的众多古猿化石地点中，我国云南省禄丰县的石灰坝堪称首屈一指。该地点发现于197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当年冬季便派出一个发掘队与云南省博物馆一起对该化石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在三次田野发掘工作***获得了包括两件下颌骨和100多颗单个牙齿在内的一批古猿化石材料。这些化石材料代表着两种同类型的古猿，应当归为不同的属，当时将它们定为两个新种，即腊玛古猿禄丰种（Ramapithecus lufengensis,1978）和西瓦古猿云南种（Ramapithecus yunnanensis,1979）。这批资料正式发表后，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密切关注。众所周知，在动物系统分类的研究中，颅骨是最重要的科学资料。然而，直到1978年秋季为止，在包括云南禄丰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古猿化石产地都还没有发现比较完整的腊玛古猿类颅骨化石，而只是发现了下颌骨、单个牙齿以及上颌骨的残件。为了寻找更为重要的科学证据。我国科学工作者于1978年冬季再一次来到禄丰进行发掘。12月16日下午，在石灰坝的褐煤层中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古猿颅骨，经鉴定认为是一具西瓦古猿类化石。此后，1980年的发掘中，又在该化石产地首次发现了腊玛古猿的颅骨化石。禄丰的重要发现再次引起了举世瞩目。自1975年以来，历次发掘获得了大量古猿类化石禄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点。尤其是在尺寸上差异比较明显，前者较小，后者较大。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等学者在对禄丰的古猿类化石进行了祥尽的系统研究之后，从1983年起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他们新的见解。他们认为，禄丰石灰坝发现的两类古猿化石形态特征上的相似性是主要的方面，相互之间差异中视为同一种系内部的性别差异，应当把它们归为同种类型。西瓦古猿为该种中的雄性；腊玛古猿则为雄性。因此，它们的命名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吴汝康等（1986）建议，“根据国际命名法，西瓦古猿（SivapithecusPilgrim,1910）的订名早于腊玛古猿（Ramaptithecus Lewis,1934），所以腊玛古猿应该归属西瓦古猿；又因为禄丰种名（lufengensis,1978）早于云南种名(yunnanensis,1979)所以种名应采用禄丰种。据此，禄丰的古猿标本的命名订正为禄丰西瓦古猿（Sivapithecus, lufenlgensis）”。在将禄丰西瓦古猿的材料与世界上其它地区发现的同类古猿化石进行比较之后，吴汝康等认为其它地区的材料中也同样存在着同种二形的性别差异。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也可能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同样，匈牙利的鲁达古猿和博德瓦古猿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7年，吴汝康教授在将禄丰西瓦古猿的化石材料再次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标本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同后者相比，禄丰西瓦古猿的眶间宽极大，面中部宽而短，眼眶呈卵圆形，外角稍方，眶的长轴在水平方面上，硬腭宽、短而浅，两侧齿列明显向后张开，牙齿的形态也不同，臼齿齿尖较高，面皱纹较多。根据上述差别，尤其是诸如眶间距的大小那样的在猿猴分类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特征，吴汝康教授又重新考虑了禄丰古猿的分类问题，提出了修订意见，他认为禄丰标本不能再归入西瓦古猿属，建议为其另立一新属，即将其命名为禄丰古猿属同名种（Lufengpithecus lufengensis）。他还进一步指出，禄丰古猿的某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同代的其它古猿，但却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大猿，因此它们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地发现的古猿与亚洲的猩猩更为相似，故可能是猩猩的祖先。&第二节&& 关于腊玛古猿类系统地位的不同意见对于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问题，国际学术界一直展开着激烈的争论。随着新的化石材料的陆续发现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不断深入，目前这种争论仍在继续。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对当时已发现的包括28个属50多个种在内的全部森林古猿化石加以整理归类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了一套理论。他们认为，人和猿的分化发生在第三纪的中新世。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科代表，而森林古猿属中的几个种则是各种现生猿类的祖先。另外还有一组森林古猿的时代较早，它们在大约距今20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被认为是较晚时期森林古猿的各个种以及腊玛古猿的共同祖先。腊玛古猿是在大约1500万年前由某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的，以后再经由距今大约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最后发展为现代人。由于西蒙斯和皮尔比姆在60年代里几乎观察到了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出土的此类古猿化石的全部材料，所以他们的观点在当时人类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性，为各国古人类学家所广泛接受。按照他们的看法，既然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科成员，那么人和猿分离的时间至少应该在距今1400万年以前。到了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根据对不同特种蛋白质相似性的分析，表明亲缘关系越近的物种，它们的蛋白质也越相似。从一个共同祖先演化来的两个物种，它们相互分歧的时间越短，则越具有较多的相似的蛋白质。通过对清蛋白的研究，提出不同物种清蛋白之间的差别可以用差异指数或免疫“距离”来表示。然后，再以分离时间比较确定的化石记录为标准，推算出各物种之间的分离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 clock）理论。按照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人和猿最后分离的时间距今不过400万年。由于这一人猿分离的时间与根据化石材料得出的结论差距太大，因此，在70年代前半期，古人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从现代的猿和人得出的间接证据，不足为信。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展，对人和猿分离推算结果也逐渐加长。1982年，安德鲁斯和克罗宁结合其它蛋白质大分子的差别推断，人类和非洲大猿分离的时间大约为600-700万年前，而猩猩的分离时间约为万年，长臂猿的分离则发生在大约万年以前。最近，皮尔比姆等又提出人和黑猩猩分歧的时间至少在600万年前，猩猩分出的时间至少在1300万年前，而长臂猿至少是1600万年前，旧大陆猴至少是2500万年前，新大陆猴则至少是在4000万年前。长期以来，人们根据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结果，一般都认为非洲的黑猩猩比其它猿类更接近于人，特别是一种身体矮小的黑猩猩，即卑格尔米黑猩猩与人类最相近似。这种黑猩猩的解剖学性状很一般化，有站相对较小的脑颅和面部，它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也更加与人相象。因此，可以将它们作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样板。从7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由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越来越多地被人类学家们所接受，另一方面也由于人们对腊玛古猿以及与这密切相关的西瓦古猿的化石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使传统的观念有所改变。亚、非、欧三洲许多地点此类化石的不断出土，特别是中国云南禄丰腊玛古猿头骨的发现，使人们注意到腊玛古猿，尤其是西瓦古猿身上显示出不少与现代亚洲的猩猩相似的性状。因此，近年来许多人类学家对腊玛古猿是否人科最早成员以及它们是否在人的进化系统上等问题表示了怀疑。相反，他们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更为可能是猩猩的早期祖先。假如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就不就超过距今1000万年，这与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在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在现生的几种大猿中与人最为接近的是亚洲的猩猩，而不是非洲的黑猩猩。盖匹兹堡大学的施瓦茨（J.H Schwartz）在1984年提出，人类的妊娠期、内分泌类型、性行为以及十余种解剖学性状都更接近猩猩，而不同于黑猩猩。他认为人黑猩猩是同一种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后代，而不是人与非洲的大猿具有共同的祖先。1983年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克（A.Walker）共同宣布，他们不久前在肯尼北部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征与西瓦古猿和猩猩相似的古猿下、下颌骨，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700万年。他们认为，西瓦古猿粗壮的颌骨以及釉质很厚的臼齿不同于非洲的大猩猩和黑猩猩，而更接近亚洲的猩猩和南方古猿。他们还认为再生的猩猩并不是一种很特化了的猿类，从它身上可反映出许多人、猿共同祖先的性状。因此，他们推断，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的祖先。如果理查德·利基和沃克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应该在距今1700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期。吴汝康（1987）在对采集自中国云南禄丰的大批古猿化石的命名进行了重新修定后指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禄丰古猿和西瓦古猿都具有一些与猩猩相似的性状，表明猩猩是大猿中较早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总之，有关过去称之为“腊玛古猿”类化石的系统地位以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进化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近年来获得极为迅速的发展。在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中，人们对此类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第三章&& 南方古猿通过本书的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关于腊玛古猿的系统地位问题，目前争议颇多，其究竟是否属于人科恐怕一时尚难定论。但是，南方古猿则是已经为人们所肯定了的人科成员，其生存的地质时代从第三世的上新世一直延续到第四纪的早、中更新世，即从距今约400万年前到100万前年。其中有一段时间内的南方古猿与早期人类（人属成员）共存。&第一节&&& 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南方古猿的化石材料目前已有大量的发现，据粗略统计，这些化石所代表的个体数目当在350个以上。化石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非和东非两大区域内，非洲以外的有关材料发现得很少，究竟是否属于该类型目前尚不能肯定。&一、南非最早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出土于非洲南部阿扎尼亚的贝专纳附近一个叫做汤恩的地点。1924年，澳大利亚的达特刚刚在英国结束他的医学、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学习，来到南非的约翰内斯担任威特沃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这位年轻的教授对化石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经常鼓励他的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去寻找化石。就在这一年，有一位学生给他送一件狒狒的颅骨化石，并告诉他产自于汤因地方的采石场。达特按照这条线索找到采石场主，希望采石场主能帮助他注意收集和保留化石的材料。后来，这位采石场主果然给达特送来两箱化石。从其中的一箱内，达特找到并修复出一具比较完整的颅骨，这就是著名的“汤恩颅骨”。达特认为，这具化石既具有猿的性状，也具有人类的某些特征，是一种与人的系统最相近的绝灭猿。由于它发现于非洲的最南部，故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africanus）。1938年，在离斯特克方丹3公里远一个叫做克罗姆德菜（Kromdraai）的农场又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类化石。这些化石材料包括头骨破片、颌骨、牙齿、臂骨、手骨和足骨，引起了布鲁姆的注意。他发现这些标本显得更为粗壮，故将其命名为傍人粗壮种（Paranthropus robustus），后来人们一般称其为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很多人类学家都认为它只是人的进化系统上的一旁枝。1947年，达特在距离斯特克方丹东北约360公里的马卡潘斯盖特（Makapansgat）采石场的废料堆中又找到了许多南方古猿化石。达特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普罗米修斯种（Australopithecusprometheus），但实际上该批材料的形态特征表明其汤恩和斯特克方丹的标本同为一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1948年，年逾古稀的希鲁姆和他的助手罗宾逊（J.T.Robinson）开始在斯特克方丹附近的另一地点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进行发掘。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与十年前布鲁姆在克罗姆德发现的同一种类的南方古猿化石。总括起来，在南非的5个地点共发现90余个南方古猿化石，标本编号达数百号。发现者们共为它们定了4个属名，6个种名。后来这些新属新种的名称大部分都被废弃了，现在人们多倾向于将所有的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归为一个属两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种。也有人将南方古猿非洲种称做纤细型南方古猿，而称南方古猿粗壮为粗壮型南方古猿。&二、坦桑尼亚除了达特、布鲁姆、罗宾逊等人在南非的发现之外，路易期·利基和他的妻子玛丽·利基（Mary Leakey）在东非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OlduvaiGorge）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1931年，利基夫妇来到奥杜韦。从那时起，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超人的毅力辛勤地工作，直到28年后1959年，才有了重大的发现。1959年7月17日，路易斯·利基因病在营地休息，玛丽便独自去寻找化石。终于，她在一条部沟边上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颅骨化石和一根胫骨。这具头骨特别粗壮，齿槽上生有硕大的臼齿。路易斯·利基认为他就奥杜韦文化的创造者，为纪念提供研究资金的查理士·鲍爱斯，故将其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在该地点的发掘中发现了粗大的打制石器。那么“东非人”是否已能制造工具了呢？从颅骨来判断他的脑量还仅有大约530毫升。这样小的脑显然不能撑握复杂的技术，也难以进行比较高级的思维，从事比较复杂的活动。“东非人”后来 分类中被归入南方古猿类，重新定名为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boisei）。又由于其颌骨极为粗壮，看起来有些象压碎核桃用的钳子，故俗称“核桃柑人”（nut-cracker man）。用钾一氩法测定其年代为距今180万年前。1960年和1963年，在发现“东非人”头骨的地方附近，又陆续发现了若干件另一类型的化石，其中包括颅骨、下颅骨、牙齿、手骨、锁骨和足骨等材料。这些化石在1964年被定名为“能人”（Homo habilis），意思是有技能的。与“东非人”相比较，“能人”的脑量要大得多，头骨的形状更为进步，牙齿较小。这显然是一种比“东非人”更为进步的人类。因此，路易斯·利基想念他们找到了在该地点发现的那些石器的制造者。这些发现是两种类型的人科成员同时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同伯最早的证据。从1974年开始，由玛丽·利基领导的考察组就一直在奥杜韦峡谷南面积50公理处的莱托里（Laetoli）进行工作。1976年，玛丽·利基等人在大约400万年前沉各下来的火山灰中发现了足印化石。这批足印数以千计，分属于犀、长颈鹿、鬣狗、剑齿虎、象、羚羊等哺乳动物，此外还有鸟类的爪印。在这批足印中有一些短而宽的足迹被认为是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留下来的，其中包括***和小孩。仔细观察这些人科成员足印的形状和分布，发现他们的足尖向内倾斜，前后脚印并替地踩在中轴线上。这与现代人的足尖向前，左右分置于中轴线两则的步态是有区别的，因而说明这些人科成员在直立行走时还不象现代人那样轻松自如。&三、肯尼亚继利基夫妇在坦桑亚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们的儿子理查德·利基从1968年起又来到肯尼亚，在特卡纳湖（LakeTukana,原名卢多尔夫湖）的东岸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保存得相当完整的人科化石，其中有的与过去在奥杜韦发现的“东非人”非常相似。1985年夏季，理查德·利基领导的发掘了估特卡纳湖的西岸又发现了一具非常完整的颅骨。该标本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克从含有丰富化石的堆积层中找到的，编号为KNM-WT1700，俗称“黑头骨”，其年代测定为距今250万年前。整个颅骨上体现出一种两类截然不相反的性状的奇妙结合：春脑颅部分显得很原始，而面颅部分则显得很“进步”。带有这种特征的标本在目前已知的古人学资料中尚属罕见。因此，沃克认为它应该是南方古猿鲍氏种这一支系中的早期成员。是南方古猿鲍氏种的祖先。&四、埃塞俄比亚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发现的化石证据表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年代比其它粗壮型的南方古猿要早，它们是“能人”的直接祖先，同时也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和鲍氏种的祖先。粗壮的南方古猿是大约在距今20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素食者，处于人科进化系统的旁枝位置上，在“能人”继续演化成“直立人”时，它们便灭绝了。1974年，约翰森和法国地质学家泰伊伯（M.Taib）领导着一个国际考察队再次来到阿法地区，重新发掘哈达地点。约翰森首先在一处坡地上发现了一段人科成员的臂骨，接着他们又在附近陆续找到了颅骨碎片、股骨、脊椎骨、肋骨、骨盆和下颌骨等标本。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认真清理，在这段小冲沟里共采集到100多件人科化石，并且均属于同一个大约20岁左右女性个体。全部化石材料约占人体骨骼的40%（图28）。这一重大的发现使发现使发掘队员们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发现化石的当天晚上，营地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欢快的甲壳虫曲《宝石星空中的露西》后来，人们便因此而称这具化石为“露西”（“Lucy”）。露西的身高大约有107-122厘米，头部的形状不明，估计其头骨的直径不超过10厘米，脑量有可能是比较小的。约翰森人最初将她归入南方古猿非洲种。1975年，约翰森的考察队在哈达地点又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一处坡地遗址（编号333）上发现了一处“古墓地”（“Paleograveyard”）。可能是由于某种自然灾害，突然夺去了至少13个人的生命，把他们埋葬在一起，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也有小孩，考虑到这些人生活一起的，故约翰森把他们称为“第一家庭”（“First Family”）。这是人科成员合作行为最早的证据。约翰森等在对发现于哈达地点和莱托里地点的化石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后，认为这两处的标本都小的脑量和大的犬齿，都能够完全两足直立行走，应属同一种人科成员。约翰森又修正了他原先将哈达标本归入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看法，指出哈达和莱托里的化石虽然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类似，但却比后者原始得多，应该另立一个新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的一些性状是介于人、猿之间的，但其类似猿的性状正在明显地向着人的方向转变。因此，它们既是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祖先，同时又是“能人”的祖先。做为后二者的祖先，南方古猿阿法种一方面经过非洲种发展为粗壮种和鲍氏种，另一方面则沿着人科进化的主干发展成“能人”。&五、非洲以外的地区除非洲的发现之外，目前还只是在亚洲曾经报道了一些零星的材料，被认为可以胆南方古猿类。印度尼西亚爪哇的桑吉兰（Sangiran）地点和我国湖北省西部建始县高坪乡龙骨洞总之，目前在非洲以外地区发现的化石材料中还没有确凿无疑属于南方古猿的证据。至于南方古猿类的人科成员是否仅仅生活在非洲，这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有待于新的化石材料发现后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六、南方古猿的祖先关于谁是南方古猿的直接祖先的问题，目前还很不清楚。早于400万年以前的可能是人科的化石材料，迄今为止，也仅仅是在东非肯尼亚的三个地点发现了一些零星的化石破片。以上各地点所发现的化石材料，虽然在年代上都早于时代最早的南方古猿，但由于目前的标本太少而且均破碎严重，人们对其形态特征的了解微乎其微，因此，它们究竟是否南方古猿的祖先，现在还很难定论。&第二节&& 南方古猿的形态特征南方古猿的头骨与现代人相比，当然显得又短又低，但却比大多数黑猩猩的头骨来得长而高。在许多标本，尤其是那些较大的南方古猿中，由于其颞肌前部较为发达，故常常可以颅顶前部正中观察到矢状嵴。眼眶后的额区有一缩窄处，这是脑的额叶较小和前部颞肌巨大的反映。南方古猿的脑量很小，平均值仅接近500毫升，变异范围为400-770毫升。南方古猿的脑量虽小，但在结构上却颇与人类相近。霍洛韦（R.L.Holloway）对南方古猿的颅内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之后，指出了三点与人类特别相似之处。第一，南方古猿的顶部和颞部皮层区域发达，该区域涉及到各种传入感觉和传出运动的相互联系，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智力”的一部分，因而与人类的联合行为有关。第二，南文古猿脑的额叶结构更为复杂，尤其反映在所谓布罗卡区，该区域被认为与语言功能有关。第三，南方古猿的脑，从形态、各部分的大小和比例以及小脑叶的位置等方面来看都更近似于人类。在颅骨的比例上，南方古猿的面部极大，而且向前突出。其面部粗大的特点是咀嚼功能的强健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在那些较为粗壮的标本上，咬肌附着面增大而前移，第二前臼齿齿化，从而使其整个臼齿和前臼齿部分产生更加有效的压碎作用。与南方古猿的身体相比，它们的颊齿相对来说是极大的。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它们的食性有关，南方古猿的门齿和犬齿则比猿类小得多，仅比现代人略大一些。犬齿并不超出齿列平面，这一点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设想，象南方古猿那样行动相对比较缓慢的早期人科成员，由于缺少诸如发达的犬齿一类的防御性解剖学结构，就必须借助使用工具做为武器进行补偿，否则它们便无法地地面上维持生存。从南方古猿的头骨在脊柱上的位置以及骨盆和腿骨的解剖学特征等方面分析，它们已能够两足直立行走。因此，空出来的双手必须用来使用工具。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第三臼齿的萌出，标志着成熟期的到来。1975年，曼（A.E.Mann）对大量的南方古猿、现代人和黑猩猩的臼齿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研究，结构表明南方古猿各臼齿萌出相距的时间与黑猩猩不同，也不是介于黑猩猩和现代人之间，而恰恰与现代人一样。这就说明南方古猿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成熟过程，从而暗示出它们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学习许多远较猿、猴复杂的行为知识。目前，国际人类学界一致将南方猿放在人的进化系统上。&第一节 &南方古猿的系统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露西”、“莱托里足印”和“黑头骨”等新的重要化石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国际人类学界对南方古猿的分类和系统地位乃至整个人类进化系统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类学家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目前已经发现的南方古猿类化石大抵上可分为阿法种、非洲种、粗壮种和鲍氏种等四个类型。在相对年代上，阿法种最早，鲍氏种最晚。对这些化石的分类和系统地位问题的争论，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大派意见，可称之为二分论和三分论。在二分论者所建立的模式中又包括新旧两个阶段。每种意见都有其代表人物，并都各自建立了其分类模式。旧的二分论模式提出得比较早，它仅仅建立在南非的化石材料发现的基础之上。当时人们把已知的南方古猿分为两个种，即纤细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型的南方古猿粗壮种。认为前者处于人类进化的主干上，经过“能人”以及后来的各阶段化石人类一直发展为现代人，而后者则沿着人科进化的一条旁枝发展，大约在距今150万年前绝灭。后来，随着南方古猿化石的产地扩大到了东非，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露西”和其它哈达地点的新发现，使人们对旧的二分论模式提出新的修订，建立起新的二分论模式。新二分论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的论点是都认为阿法种处于进化谱系的主干上。80年代中期，特卡纳湖西岸“黑头骨”的发现又使这个传统命题的讨论更加热烈起来。有人又提出了三分论的模式，他们认为“黑头骨”与南方古猿鲍氏种有着更为明显的联系。“黑头骨”的年代是距今250万年前，所以鲍氏种的起源恐怕要比原来的认识要早得多。理查德·利基认为非洲种和粗壮种是先后承袭发民展的一个支系，与“黑头骨”平等发展。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分模式中，第一个支系是由非洲种发展为粗壮种，第二个支系是由“黑头骨”发展成鲍氏种。这两个支系后来都灭绝了。只有第三个支系经过能人、直立人等阶段发展成现代人。&第二节&&&巨猿在与人类的起源和进化问题有关的化石材料中，在亚洲发现巨猿也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各类。目前已掌握巨猿化石地点中，除印度西瓦立克山地的多克帕坦（Dhok Pathan）一个地点外，其余均集中在中国南方的广西、湖北和四川等地。孔尼华与魏敦瑞不同，他认为“巨人”并不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而只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一个相当特化的旁枝，在进化途中灭绝了。1956年初，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出了一支由裴文中、贾兰坡教授率领的考察队到广西的来宾等县、市对200多个山洞进行了调查。在大新县榄圩区那屯村的牛睡山黑洞中发现了三颗巨猿牙齿化石。这是首次发现的已知确切地点和原生层位的巨猿化石标本。吴汝康教授在1962年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指出巨猿下颌和牙齿和多数特征介于人类和猿类之间。1989年， 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汝康教授在其《古人类学》一书中对巨猿的材料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后总结到：“由于其年代太近，本形太大，似乎不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而更可能是猿类系统上的一个绝灭的旁支。魏敦瑞的人类巨人起源说是没有根据的。现在的一切人类化石材料表明，人类的身材在进化过程中是逐渐增大而不是减小。现在也已知道，巨猿生存的时期从第三纪上机新世经更新的世中期，分布的地区从亚洲南部的印巴次大陆到我国南方的广西和湖北一带。巨猿的身材也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大以至最后绝灭。”&第一篇&&&&&&&&&&&&&&&&人类的发展Evolutionof Human&第一章& 直立人直立人（Homo erectus）是一种古老的人属成员，他包括了过去称之为“猿人”的各个类型的化石标本。“猿人”这一名称最早是由著名的进化论者，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来的。1889年，他在研究了发现于德国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Homo meanderthalensis）化石之后，提出一条人类发展的进化途径。他认为在猿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阶段的形态，即“猿人”（Pithecanthropus）。后来，他的这个命名得到长期的延用，至今也没有完全取消。直立人的化石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但后来在中国又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材料。目前除亚洲以外，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标本的发现还缺乏。目前已知的亚洲以外地区的直立人化石材料主要发现于东非、西北非和西欧等地。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200-2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在考古学分期上属旧属器时代的早期。&第一节&&&&&直立人的起源从人类进化的方向上来说，直立是现代人的远古祖先，这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接受了的认识。然而，直立人又是哪一类时代更早的人科成员发民而来的呢？以此问题，目前还不能够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南方古猿为，既使是那些带有最多进步特征的南方古猿类，它们与直立人之间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形态距离，因而不可能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从现在的化石证据来看，直立人的祖先最为可能的是能人，或者是某种与能人相类似的类型。所以，目前人们通常把能人当做最早的人属成员来看待。最早发现能人化石的地点是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已发现的10余处文化遗存中，有7处与能人化石共生。这些遗存被称为“奥杜韦文化”（Olduvai culture），一般认为该文化是能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奥杜韦的文化并不是最早期人类文化。从1968年起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勒（Koobi Fora）地区展开了长时间的发掘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其中的KNM-ER1470号头骨和KNM-ER1813号头骨也被归入能人范畴。KNM-ER1470号标本是一具男性颅骨。在体质特征上，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脑量的扩大。据统计，男性能人的脑量约为700-800毫升，女性则为500-600毫升。他们的平均脑量大于南方古猿而小直立人。颅骨壁不太厚，矢状嵴不很明显。根据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的福尔克（D.Falk）报道，他对KNM-ER1470号标本的颅内模进行了研究，认为能人的脑已经具备了与人相似的性状和沟回，说明他们可能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与南方古猿相比，能人的上、下颌骨明显缩小，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减弱。能人的牙齿如果和后来的人科成员相比，其颊齿仍然显得很大，但却小于南方古猿，并且具有继续减小的倾向，而不象南方古猿那样继续扩大。能人的手骨比现代人粗壮，拇指虽然仍较现代人略短，但已表现出与现代人相似的性状。股骨的结构表明他们已能直立行走。下肢的其它一些特征也与现代人接近，例如足底有明显的纵弓和横弓，拇趾强而且内收。能人的身高估计大约为120-130厘米。此外，在能人身上又保留着某些与南方古猿相类似的特点。例如，他们的两性差别也很大；面部大而前突，颧骨粗大、前位并明显向两侧张以及颇为发达的颞肌前部和较大的颊齿，说明他们也具有强大的咀嚼能力。总而言之，两足直立行走的体态，使能人的上肢充分得到解放。在日益频繁的劳动中，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促进了脑量的扩大，使得能人的思维能力变得更加发达。因而使他们有可能在人类发展史的下一个阶段中进化为直立人。&第二节&& 亚洲的直立人化石一、爪哇猿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岛是世界上第一件直立人的化石的发现地。19世纪末叶的印度尼西亚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当时称之为东印度群岛。19世纪80年代末期，年轻的荷兰军攻杜布瓦（E.Dubois）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海克尔关于猿和人之间存在着过渡阶段的观点的提示下，来到地处热带，盛产猩猩和长臂猿的印度尼西亚，立志要寻找人类与猿类之间的“缺环”。他雇佣了50名犯人，沿着爪沿爪哇的凯登布鲁伯斯（Kebung Brubus）发现了一块下颌骨残片和一枚单独的右侧上颌第三臼齿。1891年，在特里尼尔（Trinil）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带有许多猿类性状的残破的颅骨化石，后来被编为“第一号猿人头盖骨”（Pithecanthropus i），其脑量为943毫升。次年，在距离该头盖骨出土地点大约15处又发现了一根人类的股骨。该标本全长450毫米，骨干比较直，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股骨非常相似，说明它的主人已经能够两足直立行走。杜布瓦认为特里尼尔的头盖骨和股骨同属一个个体。综合这两件标本上所反映出的既象猿又象人的性状，杜布瓦认为这正是所要找的人猿之间的“缺环”。因此，他采用了海克尔提出的“猿人”作为属名，又根据股骨所表现出的能立行走的特征，便使用“直立的”（erectus）一词作为种名，正式的学名就定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erectus）。1894年，杜布瓦发表了他学术论文，认为爪哇直立猿人是现代 人的祖先。杜布瓦的论文发表后，在当时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他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受到许多人，特别是权威人士们的反对。有人不相信一要类似现代 的股骨竟然会与一颗类似猿的头骨搭配在一起，因而指出杜布瓦发现的头盖骨是属于长臂猿的，而股骨则属于现代人。还有人怀疑这些人化石的地质年代有问题。甚至有人说特里尼尔的标本是现代的中的白痴、畸形人等等。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于教会，他们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认定杜布瓦的论文是异端邪说。杜布瓦在宗教界和科学界的巨大压力下，把他发现的化石标本锁进了箱子里，封存了28年。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发现有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化石30余例，地质时代人更新早期到更新世中期。&二、北京猿人中国的直立人化石地点分布得比较广泛，化石材料也颇为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当首推北京猿人。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化石产地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房山区。20世纪初叶的周口店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集镇。镇西面有一座灰岩构成的小山包，由于当地人民群众为了烧制石灰达里开采石灰岩时曾经挖掘出许多被称做“龙骨”的动作化石，故称之为龙骨山，这就是北京猿人在几十万年前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1918年2月，当时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在农商部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从一位友人那里获悉在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红色粘土层中发现化石的消息。由于安安特生对搜集化石具有深厚的兴趣，所以这条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一线索，他特意安排了两天时间，亲自去周口店考察。1921年，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与安特生共事。安特生便安排丹斯基到周口店，开始对鸡骨山进行发掘。同年8月，安特生陪同刚刚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半阶(W.Granger)到周口店考察。当他们来到师丹斯基在鸡骨山的发掘地点时，一位老乡提供了一处化石产地的线索，即龙骨山。在龙骨山的一处裂隙的堆积中，格兰阶采集到一块肿骨鹿的下颌骨化石。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存在着石英碎片。他认为这些石英碎片不是本地所产，又非自然营力所能搬运进来，故只能是远古人类行为的结果。他预言这里可能找到原始人的化石。于是，师丹斯基转而开始试掘龙骨山。1923年夏，师丹斯基在试掘工作中获得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他十分谨慎地将这两颗牙齿定为“真人”。为了表明鉴定结果还不十分肯定，师丹斯基特意在“真人”的名称后面加一个问号。1926年10月，瑞典皇太子在环球旅行中途径北京，学术界为上举行了欢迎会。安特生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报道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人牙化石的消息，因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这两颗牙齿就是最先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标本，这个地点后来被编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即“猿人洞”。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周口店猿人化石产地，又获得一枚保存相当完好的左侧下颌臼齿。经过当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Black）研究后，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pekinensis）。后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积累，此命名现已修订为“北京直立人”（Beijing Homoerectus），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Peking Man）。1928年，两位年轻的中国古生物学家杨种健和裴文中参加了猿人洞的发掘工作。1929年，周口店的发掘由裴文中单独主持。12月2日下午4时许，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终于被发现。当猿人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时，整个学术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我们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1927年正式发掘开始，直到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停止发掘，在长达11年的连续发掘中，共获得猿人头盖骨5具，颅骨残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此外还有股骨残段7块，肱骨1根，以及月骨等。这些化石共代表了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人本。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化石根本竟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部丢失，至今仍然不落不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非常重视。1949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之久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在此后的长期发掘中又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1951年又发现了单个牙齿2枚，肱骨的胫骨残段各1件。特别是在这块北京猿人的胫骨标本尚属首次发现。在1959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件相当完整的老年女性下颌骨。1966年5月，在猿人洞上的上部堆积中发现属同一个体的额骨与枕骨。1934年在此现场附近曾获得两块颅骨碎片，标本的原件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但仍存有模型。将颅骨碎片的模型拿来与新发现的额骨、枕骨拼接，恰好复原成一具完好的头盖骨。此外，在第一地点还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用为遗迹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北京猿人的头骨上还带有许多原始的性状，而肢骨却显示出与现代人之间比较接近。他们的头骨最大宽位于颅骨基部，颅高值较小。额骨低平，明显向后倾斜。从额结节上方开始，头骨中线处有发达的矢状嵴，向后行至顶孔间区逐渐消失。眉嵴分界。眶后明显缩窄。枕外圆枕相当发达，并且向两侧延伸至乳突部。颅壁很厚，面骨粗大。鼻梁较平扁，梨状也宽阔，无鼻前棘。颧骨宽大，颧面朝向前方。吻部明显向前突出。北京猿人的成年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下颌骨远较现代人粗大，下颌体前部明显斜向下后方，无颏隆突，多颏孔。下颌体内面有下颌圆枕（图32）。北京猿人的牙齿比现代人粗大。颊齿合皱纹复杂，齿冠基部有发达的齿带。门齿齿冠舌面具有明显的铲形结构，并且有发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图33）。北京猿人肢骨的特征总的来证券交易很类似于现代人，但在骨髓腔很小，管壁很厚，股骨干上部扁平以及骨干弯曲度等方面的仍显示出一些原始的性质（图34）。由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和肢骨上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因而有些外国学者曾推测在远古时期的周口店生存着两种人。以肢骨为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人类，他们是石器和用火遗迹等物质文化的创造者；颅骨则代表了另一种落后的原始人。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是进步人类猎取原始人为食，吃尽脑髓后丢掉的。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荒诞解释，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实际上，类似北京猿人体质性状中表现出的这种“镶嵌式进化”现象，在爪哇猿人甚至南方古猿中也同样存在。至于这种镶嵌式的进化过程中，动物机体中的哪些***在功能上更为重要，故而进化速度也比较快的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在脊椎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两个相邻的阶段之间，高一级动物的脑量都大于低一级动物的脑量，所以表明脑的发展带动了躯体的发展。因而又进一步认为人类正是由于脑的发展促使身体的进化而成为万物之灵的。现在我们觉得，在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先发展的不一定是脑，更为可能的是躯体上的某些其它与行为有关的***。进化发生主要是由于生物体对环境变化做出了行为适应的结果。从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来看，南方古猿的骨盆和股骨就已经出现了若干近似现代人的特点，说明它们已经两足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的体态的出现，使上肢获得解放，才能越来越多地从事各种复杂的运动，猿“手”才变成了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的人手。在手和脚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脑的发展。当然，特别是就人类的进化而言，我们也丝毫不能低估脑的进化意义。因为人类是一种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特殊动物，在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人类行为适应的复杂性远非任何其它动物所能比拟。人类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思维的存在，都证明了做为它们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人脑在进化中的巨大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在人类进化的初期阶段，四肢的进化促进了人脑的发展，然而人脑做为人类的思维***和躯体中一切活动的最高级中枢，势必会对躯体的下一步进化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人体内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进化才得以逐步实现。北京猿人已不是最早期的人类，他们已经在人类进化的旅途中走过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他们的四肢和大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相对而言，四肢的进化程度超过大脑，具有更多的进步性状，正是人类进化规律的具体体现。从文化特征上看，北京猿人已能比较熟练地制造石器和骨、角器等生产工具，同时已懂得用火，并且有了长期用火的经验。石器是北京猿人用来与在大自然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积数十年发掘收获，石制品的总数已超过10万件。周口店猿人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取材广泛，但选择比较强，主要集中于石英、水晶、砂岩燧石等4种石料。他们在打制和修整石器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根据石料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加工方法，如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砸击石核和砸击石片这一特色不同于其它同类遗址。在发现的石器中以石片加工制成者约占总量的71.5%，因此可以说北京猿人的石器工业的主体是石片石器。在石器的类型中，刮削器是最常见的一类器物。其次，尖状器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再其次才是砍砸器。雕刻器是一种用特殊的打制方法加工而成的石器，其用途尚不十分清楚。另外，还有少量的石锥和球型器等其它种类的标本。北京猿人的石器多不甚规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原料的性质所限。但即使是比较好的石料，打制的精品也不很多，由此反映出他们的石器加工技术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碎骨片，以它们中是否有骨的人工制品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展开了讨论和研究。这些碎骨片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营力所为，如水的冲击，动物的啃咬，塌落石块的砸击，等等。此类碎骨片自然不能称之为“骨器”。第二类则是由人工营力所为，即由人力砸碎的。但即使是此类碎骨片，我们也应一概称之为“骨器”，因为打碎骨块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制造工具，例如“敲骨吸髓”也可造成同样的现象。在北京猿人遗址中肯定有骨器存在，但为数不多。另外，还有少量被截断了的肿骨鹿的角根，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被用作锤子使用的角制品。火是北京猿人用来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从遗址中发现的木炭、灰烬以及烧烤过的土块、石块、骨、角和朴树籽等现象，尤其是从遗址中厚达数米的灰烬层来分析，证明北京人用火遗迹并非是偶然事件留下的痕迹，而是当时的人类长期用火的结果。北京猿人不仅已经知道用火，他们控制火、管理火的能力也不断提高。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我国第四纪哺动物群中名列榜道首。所发现的材料分属9个目，其中包括98个种。据研究，这些动物中的在多数都是北京猿人的食物残骸。由此可见，狩猎在北京猿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北京猿人当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死亡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据魏敦瑞研究，在40多例男女两性个体的化石中，死于儿童阶段（14岁以下）的高达40%左右；30岁以下的青年个体约占7%；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约占8%；50岁以上的老年个体仅占2.6%，其余个体的年龄不能确定。从这个不太精确的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相当短暂，大约将近半数的个体青春期这前便已夭折。对于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看法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属于上新世。后来，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和我国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其应属中更新世。自从蓝田公王岭地点发现人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后，人们认识到，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晚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公王岭地点属中更新世早期，那么北京猿人的年代最早也只能早到中更新世的中期。至于其年代的下限，鉴于在其顶部堆积中发现了晚更新世常见的赤鹿化石，估计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最后时间可能接近中更新世之末。近年来，根据应用古地磁法、铀系法、裂变径迹法、热释光法以及氨基酸法等多种年代学研究手段测试的结果综合分析，北京猿绝对年代的上限大概不会超过距今70万年前，而下限可能一直持续到距今20多万年前。&三、元谋猿人在中国境内目前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元谋猿人被认为可能是时代最早的代表。1965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一个野外调查组在云南省元谋盆地进行地质考察。他们在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小山梁上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经鉴定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颌中门齿。标本的石化程度很深，呈灰白色，保存完好。元谋猿人的牙齿相当粗大，超过了目前已知的早期人类的同位牙齿。如果将元谋猿人的牙齿与巨猿和现生大猿的同类标本相比较，则差别更为显著。与智人相对比，相似适度也比北京猿人为小。因此，元谋猿人应属于直立人范畴，故将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Yuanmou Homo erectus）。目前我国学者对元谋猿的人的时代问题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元谋猿人化石自于下更新统元谋组的上部，用古地磁法测定的年代为距170±10万年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化石出土的层位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故其年代应与蓝田猿人相近。还有人对古地磁测年的结果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元谋猿人的年代可能更晚，不应超过距今73万年，可能在50-60万年。各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依据，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四、蓝田猿人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的研究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泄湖公社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基本完好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该标本出土于第四世中更新世的红色土层中，经鉴定为猿人遗骸。蓝田猿人的颅骨和下颌骨表现出某种不平衡性，即颅骨的原始性质明显强于下颌骨，这可能是二得在时代上存在着一着的差异的反映。蓝田猿人具有硕大粗壮的眶上圆枕，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骨嵴，其两端明显向外延伸。圆枕的后方有明显的缩窄现象。与北京猿从不同的是，蓝田猿人的眶上圆枕与额骨鳞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宽沟相隔。眼眶近方形，额部显著后倾。额骨内面的正中有宽阔并较高的额嵴，自额骨鼻部开始，延至额骨鳞部上1/3处消失，消失前无分叉现象。蓝田猿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头骨壁极厚，接近甚至超过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颅骨相应部位的最大值。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前部较高。小于任何已知的北京猿从标本，表明其后倾程度特别大。蓝田猿人牙齿的尺寸，尤其是牙齿的宽度较北京猿人的为大。蓝田猿人的脑量为780毫升，小于北京猿人的脑量（850-1220毫升）而接近于爪哇猿人脑量（775-900毫升）的下限。鉴于蓝田猿人所具有的眶上圆枕的形态、低平的前额、极厚的颅壁、颅高值和脑量较小等一系列特征，显示出其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大致与最早的爪哇猿人相似。地质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的早期。蓝田猿人的文化遗物已发现的不多。这些石制品的石料多为石英和脉石英，打制粗糙，缺少第二次加工，开制也不很规整。最具代表性的石器类型是厚重的大三棱尖状器。同类器物也发现于西省的共合河和丁村遗址，似乎表明蓝田猿人文化与合河文化和丁村文化之间的存在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五、淅川猿人六、郧县猿人七、郧西猿人八、桐梓猿人九、和县猿人十、沂源猿人十一、南召猿人十二、洛南猿人十三、纳马达人&第三节&& 非洲的直立人化石一、毛里坦猿人1954年到1955年期间，在阿尔及利来北部的突尼芬（Ternifine）发现了这批旧石器遗物应属阿舍利文化。&二、OH-9号人1960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LLK地点。该标本的某些特征与北京猿人的头骨比较接近，年代大约为距今120万年。&三、OH-28号人大约距今60至80万年。&四、恩杜图人恩杜图湖（Lake Ndutu）位于坦桑尼亚北部，东距奥杜韦峡谷约50公里。仍应归入直立人范畴。绝对年代为距今50-60万年前。&五、KNM-ER&& 3733号人1974年至1975年，理查德·利基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勒，脑容量近900毫升。KNM-ER3733号标本的年代测定为距今130-160万年前，这是非洲也可是全世界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化石之一，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从能人向直立人过渡的中间类型。&六、纳里德科托姆人1984年，理查午·利基和沃克在肯尼亚西北部特卡纳湖西岸的纳里奥科托姆（Nariotkome）地点发现了一具几乎完整的直立人骨架（图40），属于一个大约12岁左右的男性少年。据估计其身高已达1.68米。脑量约为700-800毫升。全部化石材料总计70余件，包括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等不同部位的标本。据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接近距今160万年前。纳里奥科托姆人被认为是迄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直立人化石。除上述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直立人化石材料之外，在非州的其它地区，例如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乍得和南非得地也曾有过一些发现。第四节&& 欧洲的直立人化石一、海德堡人1907年在德国海堡市东南约10公里处的莫埃尔（Mauer）采石场在年代问题上，目前意见还不一致。一般认为它可能代表了欧洲最早的直立人。关于海德堡人的绝对年代，有人认为其处于第一间冰期，跑今大约100万年至60万年前。有人则认为应处于第二间冰期，距今约40万至20万年前。二、维尔泰斯佐洛斯人1965年，在匈牙利的维尔维佐洛斯(Vertesszollos)发现尔泰斯佐洛斯人很可能处于直立人的晚期阶段，或者说处于从猿人向智人的过渡阶段。但也有人认为其年代可能在距今50万年以上。&第五节&& 直立人的体质特征直立人阶段人类发展中国是介于早期人科成员，如南文古猿，与智人之间的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在此阶段中，人类在体质形态上也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异，其中既包括从其祖先类型那里继承下来的某些原始性状，也包括若干新产生的进步特征。&一、颅骨上的保护性结构直立人骨上的某些保护性结构是其原始性质的突出体现，与其肢体上的进步性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正是镶嵌式进化理论的一个绝好的例证。从颅骨特征上观察，直立人头骨低平，骨壁很厚，形成枕外圆枕。直立人的眉嵴粗壮，形成眶上圆枕。颧弓粗壮。&二、脑的进化直立人的脑量比南方古猿的明显增大，其早期成员的脑量约为800毫升，而发展到晚期直立人时则常常扩大到1200毫升左右。直立人脑的进化不仅仅反映在体积的增大，也同时反映出他们的脑结构更为复杂化当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直人脑量的增加与身高增加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直立人脑量增大的一个原因。直立人的身体明显比南方古猿来得高大。&三、面部形态的改变在直立人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随着额部的不断增大，两侧的颞凹逐渐向外侧推移，致使面部变得越来越宽。另外，前部牙齿的增大可能也是直立人面宽增加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期直立人的类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中很引人注目的两点就包括了宽阔的梨状孔和眶间距委大的眼眶。这两上特征是与面宽的增加同步出现的和发展起来的&四、咀嚼***的变化直立人咀嚼***的变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直立人在进化过程的各个阶段中所发生过的各种食性和生活方式上的适应性变化。总的来讲，直立人的牙齿是弱化了，但是，这里更多的是指颊齿的弱化。颊齿尺寸的减少是直立人区别于南方古猿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种变化贯彻了直立人进化过程的始终。直立人的前部牙齿却经历了相反方向的变化过程。在晚期直立人中，所有的前牙都明显扩大，。直立人前部牙齿的增大说明其负担的功能加强了。一般来说，前部牙齿并不直接与咀嚼食物相关。也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使用前部牙齿从事某种辅助的工作，例如用嘴叨住物品，便于双手协同操作等，从而刺激了前部牙齿体积的增大。此外 ，直立人的两性差别虽然较之南方古猿为小，但仍远比现代人为大。个体差异也很明显。直立人的躯干、四肢骨骼化石目前还很少发现。从材料来看，他们肢体的形态与现代人比较近似。&第六节& 直立人的文化特征一、发展着的石器制造工业直立人生活的时代在考古学上被称做旧石器时代早期。该时期的人们已经比较娴熟地掌握了石器制造技术，他们不仅能够打制出各种具有比较固定的形态的石器，而且还能够体现出处自不同的区域性特色。亚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石器标本最为丰富的当首推北京猿人遗址。在历年的发掘***获得近10万件石制品，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重要收获。除周口店之外，在中国的其它地区，如山西的西侯度、合河、陕西的蓝田，贵州的观音洞等遗址也都发现了许多石制品。总的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至少可以分出两个在的文化传统。其一，是以大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蓝田、合河等遗址为代表。它们的特点是不论石核或石片都比较粗大，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三棱尖状器，砬砧法的打片技术在该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二，是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系统，可以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为代表。该系统的特点是以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方法，石器器型普遍较小，主要有刮削以砸击法为主要的打片方法，石器器型普遍较小，主要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此外还出现了其它地区同时期文化中罕见的进步类型，如雕刻器和石锥等。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也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以阿布维利文化（Abbevillian）和阿舍利文化（Acheulian）为代表的手斧文化系统；另一个是以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为代表石片石器文化系统。非洲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先后两个文化系统。早期的奥杜韦文化被认为是“能人”的文化，典型工具是制做粗糙的砍砸器。时代略晚出现的是阿舍利文化，与欧洲的同类文化在面貌上具有较大的共性，被认为是由直立人创造的。&二、狩猎经济的发展植物是直立人食物的主要来源，因此采集经济是直立人的谋生的重要手段。在北京猿人化石地点的堆积中有大量的烧过的朴树籽以及胡桃、榛、松、榆和蔷薇等植物的孢粉，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籽很可能都是北京猿人采集到的食物。除采集植物类食物以外，直立人还通过狩猎活动获取动物性食物，这可以从各地区直立人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化石，尤其是很多破碎得很严重的动物骨骼化石可以得到证明。由于肉食可以比素食提供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所以狩猎也是直立人的一种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现在原资料证明，直立人不仅可以捕获象啮齿类那样的小动物，而且也能够扑获到许多中型的甚至大型的哺乳动物。狩猎活动的发展对人类的进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首先，动物性蛋白质的报入的有效地促进了人脑的发展，使人类的脑能够进行更为复杂的活动。在这种进化的脑的支配下，人们就可以制造出更为复杂的新型工具。其次，既然直立人的狩猎活动是以群体协作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势必会扩大了个体之间的交往。在紧张的集体性狩猎活动中，信息的交流显得更为重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可能成为决定狩猎成功的关键，于是语言的出现就势在必然。最后，由于狩猎活动较之采集经济具有更大的范围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不同人群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因而也会增加基因交流的频率，有利于人类体质的改善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当然，在直立人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狩猎经济所能提供的肉食来源不可能非常充足，也可能是经常性的。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然必然依靠采集植物性食物，而狩猎经济只不过是采集经济的一种补充方式。&三、用火技术的出现目前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在直立人阶段，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的技能，这不能不能不被认为是类进化历史中的又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尽管在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地点也曾报道过用火的遗迹，但多不能十分肯定。目前已知最可靠、最丰富的和最早的人类用火遗迹发现于北京猿人遗址。北京猿人的用火遗迹十分丰富，灰烬层厚达数米。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当时人们是草木植物作为主要燃料，同时辅之以树枝和带有油脂的兽骨等。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掌握人工取火的技术，而只能引天然火种。已经具备较高的保存火种的能力和控制火的技能。用火、控制火和保存火种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直立人与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由于有了火，人们可以得到更易于消化的熟食，有力地促进了人类体质的改善。由于有了火，当寒冷的冬季降临时，人们可以用其御寒，同时也扩大了人类在地球表面活动的空间。由于有了火，在居住的洞穴中燃起篝火可用以照明，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为方便。由于有了火，在洞口点上火还可以了防御野兽在夜间的侵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用火技术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直立人的体质进化和文化进化，使他们向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新的纪元——智人阶段迈进。&第二章&& 早期智人在大约距今25万年前后的时期，人类的体质特征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脑量的增大尤为明显，已达到1300毫升以上，与现代人比较接近。但同时还留有许多原始性状，例如眉嵴发达，前额较为倾斜，脑结构中具有不少原始特征，枕部向后突出，吻部向前突出等等。由于该阶段的脑量明显大于直立人，故被称为智人（Homo sapiens）。生活在从25万年前到4~5万年前之间的智人又被称为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过去也曾经称之为古人。早期智人生活的时代，在考古学上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地质学上属中更新世晚斯到晚更新世。早期智人的化石地点目前已发现有70余处，分布于亚、欧、非三大洲。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看法，认为早期智人是由直立人进经而来的。&第一节&& 由直立人向早期智人的过渡现有的化石证据证明，早期智人是由起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尽管在分类学上，人们将他们分别归入人属下面的两上不同的种——直立人种和智人种，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差异的性质却截然不同于一般的两个“生物学种”之间的差异。生物学中“种”的概念，是用以表示自然存在着的、最大的个体群。群内的异性个体具备能够相互交配，并产生具有繁育能力的后代特点。在古生物学中，“种”这一名词则具有不同的内涵。一个“古生物学种”是一个“时间序列种”，常用来表示系统进化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祖先种和后裔种之间的界限完全是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而人为划定的。所以，至少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直立人和智人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随着化石材料的日益增多，这两个“时间序列种”之间的界限必将日趋模糊而终至消失。从理论上来说，时代最晚的直立人与时代最早的智人，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在研究中我们还必须把整个人的进化系统分段划开，并且给予各个环节不同的名称，否则我们就只得把距今1000多万年以前的古猿也称做智人。在目前已发现的古人类学资料中，便有一些标本其系统地位很难确定，它们往往在同件标本上既具有某些原始特征又具有某些进步特征。因此，有的研究者强调其原始性状，便主张将其归入立人范畴；而另一些研究者则重视其进步性状，又主张将其划归早期智人。在本书中，我们将此类化石材料视作直立人与早期智之间的一种过渡类型的代表来加以描述。&&一、昂栋人在1931年至1941年期间，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梭罗河沿岸的昴栋村附近，陆续发现了12个头盖骨，此外还有两段胫骨的化石。这批化石材料被定名为梭罗智人（Homo sapiens soloenisis），亦俗称为昂栋人（Ngandong Man）或者梭罗人（Solo Man）。时代属晚更新世。头骨的骨壁很厚，颅骨较为高、宽。眉嵴发达，但左右两侧被中凹隔开，无胥嵴上沟。前额倾斜但比较宽，枕部明显突出，肌肉附着痕迹显著，乳突也很发达。成年人脑量估计为毫升，平均脑量为1154毫升。对于昂栋人的分类地位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强调其原始特征，认为应归属于直立人；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其性状中的进步方面，认为应归于早期智人。&二、佩特拉洛纳人1960年，在希腊卡尔基迪基省的佩特拉洛纳（Petralona）村附近的一个石灰岩洞穴中。&三、托塔维尔人1971年法国史学家德·卢姆雷（H.de Lumley）等人在法国南部托塔维尔村（Tautavel）附近的阿拉戈洞（Arago cave）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获得的一个青年男子的面骨和额骨化石。德·卢姆雷等人认为阿拉戈21号颅骨等标本的形态特征与发现于亚、非两洲的直立人化石有别，因而另立一个新的亚种，称其为托塔维尔直立人（Homo erectus tautavelensis）。&四、博多人1976年，美国地质学这卡尔布（J.Kalb）率领的考察组在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地区的博多（Bodo）地点发现了一具古人类颅骨化石，其年代估计在大约距今20-30万年之间。在分类地位上，有人认为博多人应归属直立人范畴，有人则将其划归早期智人。&五、金牛山人金牛山是一座海拔仅70米的小山包，位于我国辽宁省营口县永安乡西田屯村附近。该山上山体裂隙较发育，其中埋藏着丰富的动物化石，所处自然环境与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颇为相似。1984年秋季，由吕遵谔教授领导的北京大学考古系旧石器时***古实习队再次对这个遗址的A地点进行了正式发掘，在第六层堆积的夹杂角砾岩的棕红色砂质粘土中发现了一批丰富的古人类化石资料，经初步鉴定，这些标本均属于一例成年男性个体，被称做“金牛山人”。金牛山人颅骨额部明显后倾，具有颇为清晰的矢状嵴。颅骨最大宽位于颞骨鳞部的后上缘处，明显比北京猿人的相应位置要高一些，而与大荔人相似。眉嵴发达，呈圆枕状，其两侧向后延伸，顶面观呈“八”字形，与北京猿人的“一”字形眶上圆枕有别。角状转折较为圆钝。与北京猿人相对比，金牛山人的枕外圆枕和角圆枕的发充均趋于减弱，颅壁厚度变薄。金牛山人的脑容量估计约为1390毫升。对于金牛山人的系统分类地位问题，学术界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或认为其应归属于直立人，或认为其应归属于早期智人。从其主要体质性状的特点来分析，金牛山人可能恰恰是处于内直立人向早期智人过渡阶段中的典型代表。其绝对年代为距今28万年左右。&第二节&& “典型尼人”和“进步尼人”最早被确定为属早期人类型的化石材料是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后来人们便把处于该进化阶段中的其他人类化石称为“尼人类型”。因此，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尼人”、“古人”被赋予了同样的含义，均意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早期智人”。目前所谓的“尼安德特人”也包括两重内涵：狭义的“尼安德特人”仅指在尼安德特河谷所发现的标本；广义的“尼安德特人”一般泛指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所发现的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迄今为止已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尼人化石材料，其分布范围从西欧向东直至苏联的中亚地区，北抵北纬53。线，南及巴勒斯坦。现将其中比较重要的材料简介如下：&一、尼安德特人1856年，在德国迪塞尔多夫（ Disseldorf）城附近的一个被称做菲尔德荷芬洞（Feldhofer gorotto）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成年男性的头盖骨和一些体骨化石。该头骨化石的眉嵴粗壮，额骨赂后倾斜，枕部突出，颅骨高度较小，脑容量为1230毫升。1864年，谢夫豪森（H.Schaaffhausen）在其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将这批人类化石材料命名为尼安德特人。实际上，尼安德特人并不是最早发现的早期智的化石。早在尼安德特河谷发现的8年前，1848年们就曾经在西牙班南端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发现过一具颅骨，这就是直布罗陀人。但在当时并没有引直人们的注意，直到尼安德特人化石被发现和认定之后，才知道直布罗陀人也应归属于尼人阶段的远古人类。&二、圣沙拜尔人1908年发现于法国科里泽（Correze）地区的圣沙拜尔（LaChapelle-aux Saints）村附近的一个洞穴里。化石材料为一具比较完整的骨架，其中包括一具基本完整的颅骨和下颌骨，此外还有许多体骨化石。所有化石标本均属于一例老年男性个体。由于圣沙拜尔人的化石材料比较完整，故人们描绘时多半以此为根据。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鲍尔还以圣沙拜尔人化石为依据塑造了尼人的复原像，遗憾的是，鲍尔对骨骼与肌肉之间的关系理解有欠妥之处，另外，他还忽视了圣沙拜尔人化石上存在着某些由于老年人和关节炎所引起的骨骼变形现象。因此，他复原的尼安德特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头部前倾，双肩高耸、弯腰屈背、膝部弯曲、两腿外展，步履蹒跚。直到近年来，这种被长期的传统偏见所歪曲了的尼人形象才得到纠正。美国的科学艺术家马德内斯（Jay Matternes）重新复原了尼安特人的形象（图45），他的作品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界的好评，被认为具有科学上的正确性。圣沙拜尔人的颅顶低平，额部后倾。颅骨最大宽位置比直立人略高一些，但明显低于现代人。眉嵴发达，但缺少眶后缩窄现象。面骨粗大，梨状孔宽阔，无犬齿窝，眶间距离很大。下颌骨粗壮，无明显的额隆凸。脑量很大，约1575毫升。&三、莫斯特人1908年，德国学者克拉茨（Klaatch）等人在法国多尔多涅（Dordo gne）省的莫斯特（La Moustier）地点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和人类化石。经过对此化石碎片的认真拼对，修复出一件大约16岁左右的男性少年个体颅骨标本，称之为莫斯特人。该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大多数是由石片修整而成的尖状器和刮削器，此外也有用盘状石核制作的小型手斧。这些石制品所代表的文化因而被命名为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该文化的创造者即广义的尼安德特人。&四、费拉西人1909至1912年，在法国的多尔多涅省巴格（Bugue）附近的费拉西（La Ferrassie）洞穴中发现了一批从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在体质特征上应归属于尼人类型。&五、克拉皮纳人1899年至1905年间，在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Croatia）北部萨格勒布（Zagred）市附近的克拉皮纳（Krapina）地点发现了一批颇为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伴出有典型的莫斯特文化石器。克拉皮纳人可能是早期智人较晚阶段的代表。&六、埃林斯多夫人1914年至1925年间，在德国威玛（Weimar）附近的一个叫做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的村庄旁的采石场中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在埃林斯多夫人的下颌骨上出现了颏隆凸的雏型。处于里斯——玉木间冰期。&七、斯坦海姆人1933年德国南部斯图加特（Stuttgart）以北约30公里处的斯坦海姆（Steinheim）发现了一具古人类颅骨化石，被命名为斯坦海姆人。&八、斯旺斯库姆人1935年和1936年，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肯特（Kent）郡斯旺斯库姆（Swanscombe ）地点发现了一具古人类化石。是目前在英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类化石。有阿舍利文化类型的燧石手斧等文化遗物。&九、切舍克塔施人 1938年，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南部的一个被称做切舍克塔施（Teshik-Tash）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批人类化石。材料包括颅骨一具，此外还有躯干骨和四肢骨等若干件，均同属于一例大约9岁左右的少年个体。该颅骨额部后倾，颅顶不高，眉嵴显著，缺少颏隆突。经测定，其脑容量约1490毫升。值得注意的是，切舍克塔施人颅骨标本仅仅是一例9岁左右的少年儿童，故其成年人的脑容量当较这更大一些。与人类化石共出的文化遗物均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类型。&十、斯虎尔人1931年至1932年间，巴勒斯坦的卡梅尔山（Mount Carmel）又获得了古人类学上的重大发现。在一个被称做斯虎尔洞（Cave Skhul）的洞穴中发掘出十具人骨架，其中包括成年男性个体5例，成年女性个体2例，另外有3例属于儿童的标本。&十一、塔蓬人塔蓬人的化石材料是由加罗德（Dorothy Carrod）教授率领的发掘队于年间在巴勒斯坦卡海尔山区的一个叫做塔蓬洞（Cave Tabun ）的洞穴中发现的。塔蓬人的地质年代可能略早于斯虎尔人，大约在距今7-4万年之间。&十二、沙尼达尔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索利斯基（R.S.Sslececki）教授于1953年至1960年间在伊拉克扎格罗斯山（Mount Zagros）的沙尼达尔洞（Cave Shanidar）相继发现了属于7例个体的尼人类型化石材料。伴出的也有莫斯特类型的文化遗物，其地质年代大约在距今4.5万年至8万年之间 。上述分布于欧洲及其邻近地区的早期智人化石，虽然一般都将其归入到“尼人类型”的范围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在形态特征方面仍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差异。目前在学术界中一般将尼人划分为两个类型：典型尼人（Classical Neandertals）和进步尼人（Progresive Neandertals）。典型尼人通常以圣沙拜尔人为代表，包括尼安德特人、直布罗陀人、莫斯特人、费拉西人等。在他们的体质特征中含有相对较多一些的原始性状，例如前额低平而后倾、枕外圆枕较发达，颏部后缩，无明显的颏隆凸等。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典型尼人生存的年代也普遍偏晚一些。进步尼人一般以斯坦海姆人和斯旺斯库姆人为代表，包括埃林斯多夫人、克拉皮纳人、塔蓬人和切舍克塔施人等化石材料。这些化石人类在形态特征上与典型尼人差异较大，故又称之为“非典型尼人”。一般来说，他们的颅顶和枕部多半较为圆隆，许多标本具有较明显的颏隆凸，总体特征上与现代人更为接近。进步尼人生存的年代较之典型尼人可能要更早一些。但是实际上，在通常被划归为进步尼人的这些标本上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形态变异，因此对于他们在人类进化史中的系统地位问题上颇多争议。由于典型尼人和进步尼人的分类位置直接涉及到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故多年来一直受到人类学家们的密切关注，分别提出许多进化模式。总括起来大致包括如下三种理论：（1）尼人阶段说（Neandertal –phase theory）由德国的施瓦布（Gustav Schwalbe）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首先提出。他根据当时的欧洲已经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等后来被称为做典型尼人的化石材料，指出尼人头骨上具有许多原始的近似猿类的改性状，认为尼人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是从直立人发展到现代人的中间环节。（2）前智人说（Presapienstheory）由英国的基斯和法国和鲍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他们根据当时某些被认为年代比尼人为早而形态上却更为进步的人类化石，提出尼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在远古时代与现代人的祖先平行发展的另一种绝灭的类型，并不在人类的进化系统之内。现代人是由尼人以前的智人演化而来的。（3）前尼人说（Preneandertaltheory）由英国的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的一种观点。他认为在已发现的尼人化石中有一部分标本较少特化，并且年代又比较早，因而认为他们是现代智人和那些比较化了的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但是史密斯观点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50年代经过意大利的塞奇（Sergio Sergi）和美国的豪厄尔的倡导后才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这种理论模式认为那些年代较早、缺少特化的标本代表着一种广泛分布的“进步尼人”或“前尼人”群体，他们可能是“典型尼人”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总之，目前在古人类学界对尼人，特别是以所谓“典型尼人”的系统位置问题，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从基本立场上来看，可分为两在理论派别。一种理论称之为直接演化论（Direct evolution hypothesis）或系统论，认为现代欧洲人是由当地的尼人逐渐演变而来的。另一种与之对立的理论称做入侵论（Invasion hypothesis），亦称迁徒论或代替论，认为欧洲以外地区的远古人类侵入欧洲的尼人居住区域，消灭了土著的尼人，进而发展为现代欧洲人。近年来，还有一此学者倾向于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各个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类在形态特征的发展速度上可以是不同步的，各地区之间也会有人群的迁徒和流动，各个群之间遗传基因的交流和文化成份上的相互借鉴在所难免。但是似乎不会出现外来人群完全取代原住地土著人群的现象，而只能是两个人群在冲突中相互融合。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现代欧洲人的形成，应该是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和当地的土著尼人的长期交往中相互融合的结果。&第三节&& 其他早期智人阶段化石的发现除欧洲及其邻近地区的“尼人类型”早期智人材料外，在非洲和东亚也发现了一些早期智人化石，其中比较重要的资料包括非洲赞比亚出土的布罗肯山人以及我国境内发现的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新洞人、马坝人、长阳人和巢县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在迁徒规模愈来愈大，他们已经具备了在高纬度寒冷地区生存的能力。在该阶段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用火痕迹。在许多早期智人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火灰堆。在德国莫斯特文化的废物堆中还发现过干燥的菌类，被认为可能是用作引火之物，表明此时的人类不但能免够用火，而且可以人工取火了。早期智人阶段，人类的意义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出现了有意识理葬死者的习俗。在法国的费拉西洞穴中葬有一对成年男女和两个儿童，每具骨骼均置于一个墓坑之中，最深的墓坑达30厘米，打破了可舍利斯的文化层。此外，在两个小孩子墓前还有一个深35厘米的土坑，内置砂粒和大块的牛骨。在成年男性的头部和肩部压着扁圆的砾石。圣沙拜尔人那里也有类似情况。人骨架被安放在长约1.45米，宽约1.3米，深约30厘米的墓坑内，身旁随葬有燧石石器，砂岩石砧，制做精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还有各种颜色的燧石、石英和水晶料块。另外，在死者身旁还置有关节部位依然相连的野牛腿骨与驯鹿脊椎骨和肩胛骨等，说明当时人们不仅以石器随葬，而且还用兽肉供奉死者。除此之外，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穴中还发现了用鲜花随葬的例证。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当时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群体成员之间互相存在着责任感，承担着义务。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只有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时，才可能出现用生产工具和食品、花卉等随葬死者的现象。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材料而言，莫斯特文化的墓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墓葬。&第三章& 晚期智人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距今约4-5万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体质上的进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若干不同于早期智人的特点。例如，其前部牙齿和面部明显减小，眉嵴变弱，颅高增加，这些特征已与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基本一致。因此，在系统分类上该阶段及其以后的人类统称为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 ）或现代智人（Modern Homosapiens），即指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有人提出，现代人的概念仅应该适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一阶段，在考古学分期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内的化石人类。晚期智人过去也曾经被称为“新人”。该时期的人类，在分布范围上发生明显的扩大，除欧、亚、非三大洲外，他们的足迹还跨入美洲和澳大利亚。此外，由于各不同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差别，本来在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存在着的人种学差异进一步扩大，当今世界上的各大人种逐渐形成。&第一节&& 有关晚期智人起源的理论由于晚期智人的起源问题直接牵涉到现代各色人种的由来，因此长期以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总括起来， 人类学界的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可称之为单一地区起源论，也叫做入侵论、迁徒论或者代替论。持此观点的古人类学家相信现生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5-10万年前）的共同祖先。换言之，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中只有一处的人群成功地演化为解剖学上现代类型的智人。由于他们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以及文化技术上拥有较之同时代生存其他地区的人类群体远为高超的优势，所以他们一经出现，便迅速地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另一种理论可称之为多地区起源论，也叫做直接演化论或系统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各大人种的性状在很久远以前便存在着区别，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相互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基因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近一个世纪以来，上述两种理论一直争论不休。但过去由于已发现的化石材料的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局限性，两种理论都面临着不少必须克服的论证的困难。对单一地区起源论来说，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所设想的那个出现优势人群的演化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对此有着许多种不同的解释。20年代时，海德列希加认为在欧洲；50年代以来，豪厄尔等人又倡导西亚中心说；70年代以后，范德尔尔迈施（Vandermeersch）主张该中心于近东，马森托施（Macintosh）等主张在中国，而普罗兹（Protsh）则主张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等地区。1987年，卡恩（Cann）等报告了他们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结论。他们选择了原籍分别为非洲、欧洲、中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妇女共147人，分析了他们生产婴儿时的股盘细胞内线粒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根据不同类型线粒体之间的亲疏关系绘制了系统树，结果是该树来自单一的共同祖先，而另一支则来自于其他地区。对该系统树最简单的解释是其共同祖先是来自非洲。根据知已DNA突变速度，计算其年代为距今约20万年。卡恩等因此而认为，从所有婴儿的线粒体DNA向前追踪，最后便可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的非洲的一个妇女，该妇女是现今全世界人类的祖先。大约在13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非洲，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最后发展为各色人种。这就是著名所谓“夏娃理论”。对于现代人中种族差别产生的原因问题，单一地区起源论的解释是：来自同一祖先的后裔们分散到各地之后，由于遗传漂变和地区性选择适应的结果而产生了人种之间的变异。然而，这种解释却与目前已掌握的某些古人类学资料相悖。因此，在许多地区的化石人类中，从直立人，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体质特征上都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对此，按照“夏娃理论”只能解释为这些早、晚期人群之间的共性不是由于遗传，而是由于他们同样处于相似的纬度、气候等环境下的适应结果。然而，这样的解释也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为很多体现地区性早、晚期人群之间共性的体质特征恰恰并不是可能受到环境选择作用影响的性状。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家吴新智教授指出，曾经广泛存在于中国化石人类中的若干项与现代蒙古人种有关的性状，如铲形门齿、印加骨以及额鼻缝和颌缝的形状等都很难用适应性来解释，反而用遗传性进行解释则比较合理。尽管由于受古人类学资料所限，尤其是目前在同一地区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连续性材料的缺乏，多地区起源论所提供的进化模式还难以做到完全令人信服，但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若干批区域性古人类化石资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对该学说提供了支持。早在20世纪40年代，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曾经指出，北京猿人的一系列形态特征可以证明其与现代蒙古人种的某些人群存在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些特征包括：矢状嵴、印加骨、鼻梁和颧骨、上颌圆枕和下颌圆枕、铲形门齿以及额鼻缝和额颌缝的形状等。上述这些特征在现代蒙古人种和北京猿人中都有较高的出现率。魏敦瑞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但当时由于本地区较晚阶段的化石材料尚且不多，而魏敦瑞本人对山顶洞人的种系分析论又失之贪偏颇，他错误地认为山顶洞人是外来的移民，而不是北京猿人的后裔。这些情况都影响到他的见解和说服力。最近，吴新智教授系统地整理了我国境内出土的有关古人类化石资料，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发展的意见。他逐个列举了矢状嵴、印加骨、比较朝向前方的颧骨、扁塌的鼻骨、颧骨上颌骨下缘的明显转折、铲形门齿以及水平相连的额鼻缝和额颌缝等项特征在我国各地出土的众多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中较高的出现率，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到解剖学上的现代智人发展过程。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着不少区域性连续发展的证据。魏敦瑞曾经指出过从爪哇猿人栋到瓦贾克人的连续发展。后来在澳大利亚柯阿（Kow）沼泽中发现的晚更新世人类化石在眉嵴、矢状嵴、颞线、最小额宽位置和枕外圆枕等方面也表现出与昂栋人相似的性状，从而显示出在东南亚的直立人与澳洲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之间也存在着发展的连续性。过去认为，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与当地的晚期智人之间存在着颇大的形态差距，故普遍认为后者是由外地入侵的人群，而尼人是绝灭的旁支。但近年来一系列新的发现，特别是南斯拉夫凡迪亚（Vindija）地点发现的具有叠压地层关系的莫斯特文化人类化石和奥瑞纳文化人类化石在形态细节的一致性，使得人们的看法正在发生着改变。此外，最后还有人指出在非洲的南部也存在着人类直接进化的线索，认为从布罗肯山人、沙尔达哈（Saidanha Man）和弗洛里斯巴人（Florisbad Man）一直到现代尼格罗人种，存在着连续进化的现象。综合上术古人类学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使人们感觉到，在晚期智人乃至现代人的起源问题上，多地区起源论的论据似乎正在得到加强。&&第二节&& 欧洲的晚期智人化石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就出土于欧洲，那就是著名的克罗马农人，以至于后来相当长的一般时间，克罗马农人这一名称甚至成为晚期智人的代名词，正如同尼安德特人曾经作为早期人的代名词一样。迄今为止，在欧洲已经发现了很多晚期智人阶段的化石资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西欧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库姆卡佩尔人、尚塞拉德人和格里马迪人以及在东欧发现的姆拉德克人和普雷德摩斯特人等。一、克罗马农人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是1868年在法国西部多尔多涅地区的克罗马农洞中发现的。该洞中出土的古人类化石材料至少代表5例个体，其中包括4具颅骨，属于3例男性和1例女性。经研究，将这批标本划归于晚期智人类型。克罗马农人的脑容量很大，1号男性颅骨为1636毫升，3号男性颅骨为1730毫升，完全达到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甚至还超出了现代人脑量的平均值。1号颅骨是一例老年个体，保存状况最完整，带有面骨部分。颅顶高而圆隆，额部丰满，眉嵴不很显著。面部低宽，眼眶高耸，鼻孔狭窄，下颌有明显突出的颏隆凸。这些体质特征中的绝大部分都与现代欧罗巴人种十分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克罗马农人的面部较宽，眶形低矮一些（图53）。3号颅骨也是男性，但在形态上不同于1号颅骨，其额部低平，眉嵴很显著，枕部也很发达，具有类似尼安德特人那样的明显突起。2号颅骨是女性标本，颅骨较小，骨质细弱。这批人类遗骸发现于克罗马农洞的深处，出土时在人骨加旁边置在燧石工具、海贝壳及其它装饰品，显然是一处有意识的埋葬。从伴出的燧石工具的形制来看，应属于奥瑞纳文化类型。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驯鹿、野牛、猛犸象等种属，表明当时欧洲的气候仍然是寒冷的，地质时代约当晚更新世时的玉木冰期，距今约2-3万年前。&二、库姆尔佩尔人1909年，在法国的库姆卡佩尔（Combe-Capelle）发现了一具比较完整的成年男性骨架，除颅骨外，还保存有许多体骨标本。从颅骨的形态特征上看，库姆卡佩尔人的颅形较之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化石高、狭。眉嵴比较发达，面部略大。下颌骨较短并且显得颇为垂直，颏隆凸不明显。从伴出的文化遗物来看，应归属于早期奥瑞纳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为距今3.4万年前。&三、尚塞拉德人1888年，在法国多尔多涅省尚塞拉德（C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