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要怎么用,技能才有类似彩虹六号强化物的效果,需要强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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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截龙:彩虹-双人特殊技能使用方法
  《双截龙:彩虹》是一款经典的街机游戏,如今已搬入到PC平台,相信很多玩都知道了。那么游戏中怎么出招呢?双人怎么使用特殊技能呢?很多玩家都还不清楚,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双截龙彩虹出招表:
  1、2、3 、4为联动键 可以开启不同的 "HIGH FIVE"
功能或效果,如果要是单人玩的话,那就只有做一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效果,这个最好是很基友一起玩才有意思。
  1、LIFE SPLIT!/Share Health(可以使用两个人平分当前2份HP的总值)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上,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左/上/右
  2、两人相撞/冒金星,(这个没什么实质的作用只是好看而已)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下,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下
  3、GLEAM! 跳击单掌,(如果两个人同时GLEAM的话,那就可以获得双倍攻击)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左,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左/上/右
  4、GLEAM! 击双掌再撞肚子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右,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左/上/右
  5、PSYCH!!(后按R3的角色给先按R3的角色加血)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下,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左/上/右
  6、PSYCH!!(效果是先按R3的角色给后按R3的角色加血)
  先按R3键然后加方向键左/上/右,后按的R3键加方向键下
  还有一些特别的招式跳舞挑衅拳加脚长按以及下下加翻滚,这个只能把敌人推飞很远,伤害不好,施放又慢的
  上面的这些按键都是手柄操作的,使用PC的玩家可以找到相对应的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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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游戏国殇: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1
国殇: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
地震100小时后,四川全省失去去住所、涌入城区街头的灾民已达480万。这给本来就物资紧缺、满目苍凉的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大多灾民得到了临时安置,但可能在救援中心蔓延的疫情及饮水等问题,考验着政府和民间救助者
中国,请不要为灾难哭泣!
尽管汶川的那一日,江河变色,山崩地绝。
让“5?12”载入史册的,绝不会是眼泪;彪炳青史的,将是中华民族面对惊天大灾的坚韧和勇毅。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我们看到了,***总书记跨上残垣,对抢险将士给以莫大的鼓励;
我们看到了,温家宝总理脚步匆匆,行走在震后的一个个危重灾区;
我们看到了,十万官兵如一股钢铁的洪流,创造出一个个抢救生命的奇迹;
我们看到了,那些自发前往救灾的普通公民,犹如一道新生的“战地彩虹”,在震后的废墟上,展现出耀眼的别样靓丽!
我们在本期为您奉献的特别策划,叙述了一个个发生在灾区的小故事,它们或许波澜不惊,只是大潮中的几圈涟漪。但在故事的背后,我们却可以看到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中国的救灾故事,因这种光辉的存在而愈显壮丽。
与发生在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较,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公民精神的成长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公民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进步和中国政府的变革同步。大量NGO,企业公民和个体公民积极参与,在政府所展开的“正面战场”之外,开辟了紧相呼应的抗震救灾的“第二战役”。
全国数十家NGO通过网络沟通,共同组成松散型的民间团体“赈灾援助行动小组”;成都的司机义务组成运输队,穿梭在都江堰灾区;还有从祖国四面八方自发奔赴灾区救援的个人志愿者;截至5
月18日,来自社会的捐助总额已达89.45亿人民币……
震后6天,救助同胞的骨血情怀细织密缝,互助担当的公民行动此伏彼起。这种感同身受、守望相助的文明精神,表达着悲悯、传递着温暖、释放着理性----而这恰恰是“人性”光芒的最重要的体现。
这场地震或许将成为中国现代公民精神成熟与成长的一部分。灾害肯定从不预演,互助同行的公民精神却可以在大震中生长,为中国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
日,汶川。历史不会在这一刻定格。让我们在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向未来,生生不息!
灾难塑造大写的人
废墟下没有白天黑夜
普通人的时间按照白天黑夜计算,但废墟下的人是按小时甚至分秒计算。两个普通志愿者意识到这一点,决定在夜里进入一座“死城”
★ 本刊记者/秦轩
(发自北川县)
如果是一个人,他俩谁也不敢进县城。县城早就空了,不计其数的尸体被埋在废墟下面,经过前天大雨浸泡,有的已经臭了。有时黑咕隆咚中,废墟下还传来人哭的声音……
现在是俩人,好像就不那么害怕了。
5月14日,晚9点左右,志愿者梁春和杨太平在指挥部营地附近搞到一个手电筒,还有附带的两节电池。两人决定进到北川县城,继续寻找幸存者。他们想,如果找到幸存者,就设法营救;如果营救不出来,就陪着幸存者在废墟旁过夜。
这时距离地震发生55个小时。两人推测,废墟下的幸存者最需要外界的刺激来增强信心;要是睡过去,就麻烦了。
这么做有一定的危险性----传言说当晚还会有比较大的余震。而此时最大的危险是水灾。据说上游因为山体滑坡堵住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如果堰塞湖溃决,就会往北川县城方向倾泻。中午12时许,正在救援的数千官兵,迅速撤离了救援现场,只留下来自陕西和江苏的两支消防队。
梁春觉得洪水真来了也没事,反正自己会游泳:水只是流过去,自己小心别撞到什么东西就没事。
梁春是来自绵阳的志愿者,1981年生人,在山西上大学,毕业后在温州工作,现在在一家营养品公司的绵阳分部做销售。父母都在绵阳乡下务农,这次地震没受到什么大损失。他起初在绵阳帮助政府协调交通,不满足,就和几个同事跑到北川来救人。
杨太平今年22岁,是成都一所大学的学生,刚上大一。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农民。他进大学不久就加入学生会中国志愿者团队组织。杨太平说,自己决定来北川当志愿者前,“有些问题”已经想过了。
他这次是偷跑出来的。前一天,他从成都学校的宿舍坐车到绵阳,花20块钱找了个地方住。第二天早上又坐车到安县。***已经把路围上,不让车进。他徒步走了40多公里。他的耐力好,自夸中学3年都是学校的1500米冠军。
“你把这个女人救出来,她就会成为你妹妹。”
5月14日下午,梁春和杨太平刚刚认识。
14日中午梁春抵达北川。有人正在营救一个幸存者,他赶过去帮忙,拿起铲子铲了几下,部队的撤离命令来了。他只好跟着撤,走了100多米,不甘心,决定回去自己干。
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幸存者是个女人,大约30来岁。除了擦破点皮,没有其他什么伤。她上面压了5块板子,其中3块都是裹着钢筋、十几厘米厚的空心预制板。
梁春能找到的工具只有铁锹和钢钎。
几个志愿者和到当地找亲戚的人,陆陆续续来帮忙。有的干了几下就走了,也有找亲戚的人问底下的这个幸存者是谁?是不是他的妹妹?一听不是,拔腿要走。梁春对他说:“你把这个女人救出来,她就会成为你妹妹。”
志愿者一个一个地走了,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他就是杨太平,下午2点多到的。两个人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仅差一块板子没凿开。这时武警赶来帮忙。
下午6点左右,那个女人被救了出来。她的意识还很清醒,死死拽住梁春的手,要他俩的联系方式。
“下面有个人,我们听不懂她说的话”
从营地进县城的路上,两人很兴奋,不停地谈着下午的成功营救。梁春说:那个女的有毅力,很坚强。
值得吸取的教训是,握钢钎要带手套,否则手会起泡。于是二人沿途捡手套,一人手里还攥把铁锹。路上又遇到两拨返还的志愿者,他们说:前面路中间有具死尸,天黑看不到,要注意。他们还说:传言夜里2点多有大的余震,务必提前回来。
梁春和杨太平决定,手电电池不足时,用另外两节备用电池照明返回;如果遇到幸存者,就视情况而定。
终于走到县城,杨太平看了一下时间,一共花了40分钟。此时县城不算太黑,头顶有月光,在厚厚的云层中开了个洞。
长途汽车站的废墟旁,一种像人哭的声音传来。他俩马上喊过去,很久没有人回应。再仔细听,又好像是什么鸟在叫。
进了县城,两人往老城区赶。梁春白天听说在北川公安局和北川小学那里救出了活人,觉得应该去那里找找。走到北川粮食局和工商银行的路口处,看到来自江苏的一个消防中队,一拨人正在废墟上作业,另一拨人正在休息。
梁春两人很意外,正商量着继续往里走,废墟上的消防员喊道:“你们是不是本地人?”两人答是。那人又喊:“太好了,下面有个人,我们听不懂她说的话!”
废墟底下的人,是14日下午5点多被发现的。
那时刚从旁边3米多深的废墟里救出一个人。被救出来的人说周围都是死人,没有活的。
消防队员决定在撤离前朝里喊一次话。废墟下有人应了一声,听上去是个女的。
梁春和杨太平赶到时,消防人员已经忙了5个小时。他们刚刚在一块水泥板上打开一个小孔,够把手臂伸进去。
现在最着急的是言语不通。消防队员想知道底下的人到底在什么位置,能不能看到从小孔照进去的手电光亮。如果看不到,又得重新选点工作。
梁春将嘴凑到小孔旁,用绵阳话说:“我们离得很近,马上就可以救你出去。你闭上眼睛抱头。”废墟下的人应了几句,不停地说话。
周围的消防队员只能干看着,一句也听不懂。梁春反复安慰她,说了三五分钟,忽然扭过头说;“她可能有点神智不清,不想让我们救,也不说她的位置在哪里。她还问我们是哪个单位派来的,是不是政府的人。”
消防队员有点哭笑不得,又开始用小锤子砸钉子的方式凿洞,决定先凿出一个能进人的洞再说。
梁春见此,就开始推广自己下午救人的经验,建议消防队员用铁钎去凿。
负责的副班长从手边拿起一个工具说:“这个行不行?”那是一个类似铁钎的工具,叫手动组合破拆器,前面有一个尖头,后面的撞锤像活塞一样,可以提起来再往下推。
进度果然比以前快了许多。这活很累,几分钟就要换人。梁春和杨太平看着手痒,也申请加入。尤其是杨太平,看上去很瘦,用起劲来像头疯牛,旁边的人都吓一跳。
大约干了半个小时,梁春又向下面喊话,没有反应。杨太平去喊,也没反应。有人出主意,要杨太平喊话说她的孩子和丈夫都在外面,他们要她活着。还是没反应。
正说着,余震来了。废墟一阵晃动,咣咣乱响。杨太平很平静,说这是纵波,过一会儿还有横波。接下来能听到山坡上石头滑落的声音。
幸存者没有反应,副班长开始向在另一处的中队长汇报情况。梁春说:“再等10几分钟喊一次,实在不行再走。”杨太平对着那个口子喊:“娘娘,你再不说话,我们就得撤了。你赶紧答应一声吧。”过了几秒钟,底下又有了声音,可还是拒绝透露位置。
救援工作继续,一会儿,口子开到3个拳头大小,发现有钢筋,底下还有一层石板----幸存者可能是在石板底下;也有人推测说也可能幸存者在立着的墙隔壁。
副班长说:“先把口子开了再说。”众人又了干起来。
此时天上的云层已经跑尽,月亮和北斗七星清晰明亮。时不时又有小规模余震。
“你们胆子太大了!没听见狼叫么?”
大约凌晨1点左右,消防队的大队长过来喊话,叫大家撤。梁春和杨太平也跟着撤下来。大队长对他俩说:“你们胆子太大了!没听见狼叫么?这里还有余震,太危险。明天早上你们和我们一起过来吧。”
梁春脸色变了,据说这边是有狼的,它们会过来吃死人肉;还有野猪,也很危险。在大队长的劝说下,两人随消防队返回营地。
回去路上,杨太平和梁春聊起来,说政府会不会说话不算数,见死不救。他们并不知道,1个多小时后,来自江苏的消防队又派了人去搜救……
中国红十字会的帐篷旁,刚好有一个没人用的空帐篷,白天用来安置抢救的幸存者。两人找了块木板,坐下接着聊天。这里是指挥部,附近有信号。杨太平收到成都的短信说,学院书记已经知道他过来了,让他回***过去。
梁春给自己的同事打***报平安,嘱托人把他的论坛管好----他在一个关于健康和感情的论坛做版主。
两人都是独苗,也没女朋友。梁春说:“自己和城里人有差距,要先创业,让自己的下一代过上现在城里孩子的生活。”上大学前,杨太平跟姐姐在一家手机店做事,做了3个月就差点当了店长。现在的生活费就靠打工时攒的钱。
聊了几句,梁春去指挥部转转,想找点毯子、被子什么的。那边也没有,索性回来睡了。夜里又冷又潮,两人的外套全湿了。
清晨5点多,一队消防队员抬着担架跑回来。两人一打听,救下来的是个男的幸存者,是在北川公安局那里抢救出来的。这些消防队员干了一整夜,也有一名志愿者陪着,是从北京过来的。
起床后,二人去红十字会要生理盐水,护士将梁春双手的伤口处理了一下。梁春和杨太平接着来到消防队营地,几位老乡正焦急地问指挥部在哪里。二人与老乡交流,原来在离县城步行两小时路程的半山腰上,还有伤员,腿、手都断了,需要救援。
二人分工,杨太平在营地继续等待,梁春带老乡去指挥部求助。一会儿,消防队起床吃早餐,梁春也带着老乡回来。
5月15日11时56分,消防队终于将那个“不想让我们救”的幸存者救出,费时近18小时。幸存者为女性,68岁。
灾区的人在往后撤,只有救援人员和新闻记者往里冲,而深入巨大灾难现场的记者,震惊之下,也经历了职业与人性之间的挣扎与选择,“作为一名深入震区的记者----我选择参与救人”
本刊记者/方玄昌(发自北川县)
5月15日,14点56分,灾难发生三天后,我作为一名记者进入北川中心灾区。16点30分,我伫立在了北川县城的“中心广场”。
此时,我失去了继续采写新闻的勇气:这里惨不忍写。我宁可自己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我终于鼓足勇气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只是现在,我不愿再以“本刊记者”的身份来表述。请允许我使用第一人称吧----在这里,我已经从一个职业的科学记者,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悲剧目击者:惨景瞬间瓦解了我一贯持有的理性。
一公里长的“死亡谷”
在进入北川县城之前的一段下坡土路上,我和同行的几位记者看到了先后被抬出的两位伤者和两位死者。伤者以白布蒙着眼睛,死者被蓝色塑料紧裹全身。
然后,踏着残垣断壁,我们走进县城。“这一片石头下面,是不是就有埋着的人?”我问。
往里走,我的左边出现了东倒西歪的成排房子。隔着一条塌陷得似乎进入地缝的巷子,远处几间残破歪倒的房屋中冒出淡淡的黄烟,周围是一片废墟。
接下来是一条“巷子”:中间一条临时开辟出来的路;左边是参差不齐、摇摇欲坠的各式房屋;右边是一眼看不出头的、一块块硕大无朋的石头,残破的钢筋混凝土和汽车、摩托车的零件卧倒在这些石头下面。
然后看到了第一滩淡淡的血迹。紧接着,看到了蓝色透明裹尸袋裹着、临时放置的第一具尸体。她斜躺在道路左侧,散落的头发遮盖了她的脸,身体半裸,腋下一道口子裂开,暗红色的内脏若隐若现----但伤口是白色的,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血。
大约十米外是第二具,同样是半裸,半趴着,看不清致命部位,也看不出性别;其右上是第三具。然后是连续摆放的第四具、第五具……左右两堆,横七竖八铺出一二十米。
周围同行者,没人再说话。
这边一具腹部高高隆起,该是一位孕妇。看得出来,她的腹部没有明显受损。我在想:灾难来临的一瞬间,她在全力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那边一具身材格外瘦小。或许,他(她)还只是一个学龄儿童吧,我想。
一群公鸡和母鸡在石头堆里一片裸露出的废墟中啄食。紧紧捂住口罩的我实在不愿意多想,但,它们主人的身体或许就散落在这四周围……
终于,我们走过了这条巷子。地势开阔一点了,成队的官兵席地而坐。回头望去,才看明白,我们实际上走过的是三天前大自然刚刚造就的一个峡谷;组成峡谷一边的石头堆,掩盖了这座城市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死亡之谷。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持有的优越感,在这里全都被彻底粉碎。
我们抵达了一个广场。
广场上面,意外地矗立着一座保留了原先大致面目的大楼,“北川大酒店”五个字赫然在目;酒店下面一个小门上方,“北川映象食府”六个字完整无损。这与周围层叠的预制板碎块、瓷砖碎块和弯弯曲曲的钢筋铁条形成对比。只是,酒店侧边的墙体已经崩塌,大楼仅剩支架支撑。
劫后余生的当地百姓说,大楼右上方的废墟,原先是一座中学。现在,成百上千的老师和学生就在那些被层层巨石覆盖的废墟下躺着。
广场下方是一条河流,现在则由于上游水流被滑坡、崩塌的山体阻隔住,成了死水潭;河道上,一条漂亮的索道木板桥通往对岸,支撑索道的两根桥柱已经严重倾斜;对面,就是北川老县城。
情景再一次让我震撼。
从这里,几乎可以看到老县城的全貌----全城伏倒,唯一对视线造成一点点阻挡的,是一栋几乎还直立着的一二十层高的破损大楼。
与新城因山体崩塌而被埋在石头堆下不同,老县城的靠山部分是被土质山体所埋----罪魁是滑坡。“地震一开始,半边山体坠落,依山建造的三五排房子被推着向前冲出,前面的房子被一排排推倒,一直到河岸边。”亲历这场灾难的刘卫国(音)描述,当时的情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那底下至少埋了人,我的3个家人也在那里面。”
跟老县城相比,刚才走过的、属于新县城的死亡谷已经很好了:它至少还有那么一些歪歪斜斜站立着的房子。
在满目白森森的废墟中,那硕果仅存的一栋大楼看起来意外地不协调。
没有人哭泣,没有人流泪
在广场临河的人行道上,稀稀落落地竖立着几棵景观树。旁边,意外地存留了几条公园长椅----这恐怕是全城绝无仅有的、还具有正常使用价值的公共设施。在这里,我看到了三三两两结队返回县城寻亲的幸存者。
悲壮的叙述开始了。
“冒烟的那边,就是老县城的十字路口,我家就在十字路口旁边。我当时在绵阳……我全家6人,他们5个都失踪了……从昨天开始,我一直在上面找,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房子;喊了一天,没有听到一点应答……”
“当时我在(新城区)这边打工,做电焊,她等我回去(老城区)吃中饭。可我一直拖到下午两点多也没回去……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恨(自己)啊……”
“我家还好,只埋进去一个……我们还有4个人。我们邻居家只跑出来一个。他小孩本来已经跑到外面来了,又回去带小狗,就没再出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小狗跑出来了,他回去找孩子,看到它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上面一圈圈地跑、叫……”
“我弟弟(当时)刚从绵阳回来,他先来了我家(房子在新城区,后来在余震中完全倒塌),离开时已经是两点多,(算起来)他刚到对面(地震就发生了)……我在上面扒了一圈,喊了一圈,没有找到……地震要是早五分钟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一起啊!”
“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近了那具尸体……但我不敢仔细看。他身上剩下的半件衣服像是我哥哥的……他死得太惨了,我不愿意看到(证实)他就是我哥哥……”
一张张疲倦的脸,一双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但始终没有人哭泣,我甚至没有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以往习惯看到的那种悲痛。
我打算尽快结束这段采访,这时,略感意外地,遇到了一家四口:老两口,带着一个侄子、一个儿媳妇。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有20多人,现在就剩下我们4个,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没了,”年轻的李姓妇人说。她转身指着旁边的年轻人、自己的小叔子:“他刚刚结婚不久,媳妇也被埋进去了。”
她公公已经六十多岁,尽管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我母亲已经八十多岁,我孙子辈最小的只有不到三岁,都一块埋在底下……”
终于有人流泪了;终于有人抽泣了----是我这个不合格的记者。“你不要太难过,”老人轻轻安慰我。他突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我咬牙紧闭嘴巴,使劲盯着他的脸,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停止了采访,倚靠在一棵还直立着的矮树上,努力让自己平静。
农民逃生路
继续前行,去到上游观察据说已经危险万分的枯竹坝。
又走过了一大片废墟。一位幸存者说,这一块原先有一个银行、一家保险公司,以及一个税务所。“税务所里平时有二三十人,保险公司日常上班的有三四十人,银行该有更多员工。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顾客。地震时,这些建筑瞬间破裂伏倒。”
终于抵达这个城市的另一头,是一个被叫做“两桥一洞”的地方----中间一个隧道,两头各连着一座桥。这是北川通往茂县的必经之路。由于夜晚马上就要来临,这里已经快成为无人区。
我走向“两桥”中的第一座桥。走到桥头,站在引桥上,我看到主体桥梁的这一头已经整个断裂开,掉下去一米多深,断口处暴露出乱七八糟的钢筋。
我跳了下去,走向对岸。
三四百米长的桥梁,现在断成了几十截。原本是一座高速路通道的桥梁,现在变得如此崎岖不平,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处或数处又宽又深的裂缝。几十截断桥,实际上仅仅依靠暴露在外面、游丝连带的那么一点点钢筋支持。
事后,我真的怀疑,当时我只要脚底用力一跺,整座大桥将立时崩塌,我也将从一二十米高的桥上随断梁坠入下面完全干枯了的河道。或许,我的背上还将压上几十吨桥梁。
就在我将要麻木地走过对岸的时候,我看到了另几个跟我一样麻木的人,他们正从对面走上这座超级危桥。是一群难民。他们刚从农村翻山越岭十多个小时,逃到了这里。
走过危桥、走过隧道之后,我看到了第二座桥----已经彻底断开,中间一道三四十米长的缺口,阻住了我的道路;同时也阻住了从这里通往茂县的公路。
隧道右上方的山上出现了一群人。是军人。他们在原先显然没有路的地方往上爬。走近了看,似乎还真被他们走出了一条路。哦,不对,原来是一块巨石滚落压出的路,“路”两旁的灌木都伏倒了。
现在才知道,刚才那群难民,就是从这条路上下来的。一个带队的军官告诉我,山的那边有灾民,由于道路被山崩形成的堰塞湖阻断,只好翻山越岭、从原先完全没有路的山上走下来。他们这群军人就是上山接应难民的。
而我要看大坝和上面的堰塞湖,也必须走这条路到山顶。
从这里,我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山滑坡后的情景了。四五百米高、底座有七八百米宽的滑坡缺口,使得这座山变得出奇的险峻。那些难民们正是从这个巨大缺口的上方山脊上走过来,经历了“华山一条路”的考验。
“叔叔,我没痛。”
我走上山脊,路变得平坦一些。脚下踩着的,是横卧的断垣残壁----原先这上面还有不少建筑。山脊上,陆陆续续有一些军人在往上走,他们一部分任务是要到上面最危险的路段去保护难民通过,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里翻山越岭六七个小时,到山那边的漩坪镇去帮助一座学校的600多名中小学生逃生。
在山脊上一个临时休养所,我碰上了一大群难民,其中包括两个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几个大人轮流背着孩子走路,早已疲惫不堪,见到一张铺有毯子的椅子,纷纷趴倒上去。
“上面太危险了,多亏有解放军帮忙,我们才能安全地走过来。”来自漩坪镇敏溪村的难民曾福全说,他们整个漩坪镇在灾难发生后完全跟外面失去联系,甚至到现在也不很清楚北川县城的具体情况。
“直到前天(13日)晚上,我们村一个平时爱听收音机的老人,突然收到了一点点信号,才知道总理已经到了北川。昨天下午,我们第一批难民经过十几个小时,才从这条路走出来。”
下面这段路依然危险。下面巨石滚出的那段路,必须腾出手来抓住灌木才能下山,一只手抱孩子走下山殊不容易。
放弃继续采访。二话不说,我抱起一个小孩就走。另一个孩子,则由一个解放军负责照料----事实上,这些官兵经过连续奋战,也早已经疲惫不堪。
“快,谢谢叔叔!”孩子的妈妈说。
这是我进入北川后三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听到“谢”字----在这里,“感谢”两字似乎纯粹是多余的。
孩子没有吭声,双手用力抱住了我的脖颈。
山脊上的断垣残壁随时可能断裂、翻倒。我踩上一块裂开的预制板、往一堵横着的混凝土墙攀爬,脚下突然踩空:预制板整个断了。我的身体急剧倾倒,抱着小孩的左手,连同孩子一块重重地砸在混凝土墙上。
“叔叔,我没痛!”我自己和背后紧跟着的孩子母亲都没来得及出声,孩子抢着说。她的双手依然紧紧抱住我的脖子。
----这是这个小女孩与我相伴近3个小时中所说的唯一一句话。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谎话。她的腿脚一定摔得很痛,很痛。
“孩子,闭上眼,不要睁开”
为抢时间,我带着这群难民冒死走过这座危桥。那位解放军已经撤离,我轮番抱、背两个小孩过桥、走路。
终于有了一段比较平坦的道路。精疲力竭的我,把小孩放了下来,牵着那个我抱下山的小女孩的手,让她自己走;同时,我也让其他大人保留体力,让另一个小孩自己走。这时是19点50分,天已经比较黑了。
“坚持,到了县城那一头,你们就有水喝、可以吃到东西了!”我说。大家都跟着我,走得很快。必须抢在天完全黑之前,带领他们走过那个死亡谷。
20点5分,我们走过了广场,前方就是“死亡谷”。
“孩子,闭上眼睛,不要睁开,叔叔抱你走这段路。”另一个孩子,也按照我的要求,被周围的大人轮番背着走。
情况还好。天还不算太黑,偶然间,还有一些救援人员的矿灯或者手电筒,能帮我们把眼前的路照亮。我一只手抱小孩,一只手使劲摁住口罩,小孩的一只手抱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本能地按住了自己的口鼻,把脸伏在我戴的安全帽上。
我进入县城之前借来的这副口罩已经被汗水浸透,没有多余的口罩给他们。整个队伍人人按住口鼻,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了这将近一公里长的死亡谷。我很欣慰,我抱着的这个孩子的脸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安全帽。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孩子的妈妈几近崩溃。走出死亡谷之后,在最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最后冲刺的山路和土路上,她除了不停问我名字之外,反复念叨的就是这一句话。但不行,这一段距离是山体崩塌带,有危险----这时的我已经恢复了理性。
我背出的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做李桂红,她的父亲叫李顺军,在汶川打矿石,震后音讯全无。她妈妈说,她希望丈夫平安,也希望丈夫早点知道,自己和女儿,还有不愿离开家园而没有随同逃出的公公婆婆,都还平安地活着。
21点20分,我终于将这群难民送到了接待处。看着他们拿到水喝,进入北川6个小时后,我第一次如释重负。
编后记:本刊在上期作了关于地震预报几乎不可能的科学解释。记者发稿时,还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他在现场思考了在地震难以预报的前提下,政府如何作为的问题,认为不能把预防地震寄希望于地震预报,在地震多发地带尤其如此,政府应加强抗震方面的事前作为。
从北京出发的NGO组织----“天使妈妈”基金,特别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 文/张鹭(发自北京)
5月16日早7点,北川县城南3公里处,北川一中的废墟上,36岁的郑鹤红度过了漫长的30多个小时。
挖掘机仍在挥舞着巨臂,小心翼翼,一铲一铲,将碎片挖出来。解放军、消防队、特警、民兵和志愿者,操着不同方言的救援人员们也像机器一般忙碌地运转。沾满灰尘,甚至被染成黑色的口罩,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防护作用。
从北京带来的口罩、手套早就分发完了。郑鹤红只能充满怜爱地看着这些年轻人,救助者中有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在防护设备不齐全的情况下继续挖掘。
每当一个罹难孩子的遗体出现时,郑鹤红就狠下心,从帐篷里拿出消毒液、漂白粉和敌敌畏,洒在尸袋内----如果不加处理,这些已无生命的身躯将成为致命的疾病传染源。
这是郑鹤红抵川的第三天。迄今,她只睡了3个小时。忙碌让她暂时忘记5岁的女儿,此时,女儿应该在清华大学校园内10平米的家里熟睡。
她募得价值150万元的奶粉
5月12日晚,电视新闻里出现了总理温家宝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的身影。
一家软件公司的市场总监邱莉莉----曾被《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过的
“天使妈妈”基金(这个从网络上诞生的基金,致力于救助因疾病而被遗弃的儿童,志愿者遍布全国)的一名成员,对这条新闻的理解是,“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已经说明了事态的严峻”。
次日早晨,邱莉莉一边上班一边就给同事和相关部门打***和发短信,动员捐助、调运灾区急需的药品。
千头万绪的关系需要理顺----和“天使妈妈”来往密切的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组织、成都和绵阳的红十字会、“天使妈妈”在成都和绵阳的志愿者、愿意捐赠物资的企业、能紧急提供大量药品医院、能用来运输的汽车……此外,也包括“天使妈妈”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沈力、郑鹤红和陈筱薇等。而每一个接到消息的人,都把消息传递给“天使妈妈”更多的志愿者。
“天使妈妈”基金成员郑鹤红和陈筱薇看到短信时,中午从***里得知邱莉莉要去前线,从美国回北京度假的全职妈妈、重庆人陈筱薇坐不住了,她瞒着在地震前一天回美国工作的丈夫,把2岁的孩子交到婆婆手上。郑鹤红也在13日晚上搂着在怀里撒娇的女儿,问,“你想妈妈去帮助灾区的小朋友吗?”
邱莉莉出发前一直为征募物资而忙碌,她募得一家奶粉厂捐助的价值150万元的奶粉,一家医院捐助的手术包、消毒药水、口罩、胶布和绷带。
14日下午3点10分,她和郑鹤红带着足够撑满一辆金杯车的物资,踏上驰援四川的路途。
刚下飞机,已经有成都的“天使妈妈”志愿者带着车辆迎接。先期抵达的邱莉莉和郑鹤红直奔灾情严重的都江堰,发现都江堰的情况相对稳定:中国红十字会人员撤离,医院已经被政府“接管”。于是,她们向医院分发了一些药品,带着车队连夜去了绵阳。
从救援孩子,变成让士兵更好地救孩子
到达绵阳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在救灾总指挥部,她们了解到,灾情严重的地区急需的物资种类,马上反馈北京总部的邓志新和沈力迅速筹集,发往一线。
这几个天使妈妈一边忙着安抚北川县城惊魂未定地孩子们,一边又要安抚逃命出来的年轻妈妈,还不时抽时间为小婴儿们冲泡奶粉。
陈筱薇15日上午抵达成都。她带来了另一拨从医院调运的紧急物资。登机前,她心想,可能要超重,要挨罚,没想到,机场的紧急援助通道早已打开。
“早知道就多带点了”,邱莉莉从前线打***问她要手套,现在任务只能留给北京的志愿者邓志新和沈力了。
在离开绵阳向北川进发前,考虑到北川没有手机信号,陈筱薇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发了封邮件,请求他的原谅。丈夫确实生气了,因为陈筱薇没有与他商量就跑到灾区。不过,被“裹挟”的丈夫还是通过美国的海外儿童救助会----美国的华人“天使妈妈”成立的基金会----在短短两天内筹得10万美元。
进入北川前,陈筱薇有些紧张。由于信息匮乏导致情况不明,关于北川的“各种说法满天飞”。
当带着一车队物资站在北川一中的废墟上,陈筱薇说自己“傻掉了”。操场上,比汽车还大的巨石将操场砸出一个个大坑。
她们把物资交给驰援北川的陕西消防总队。陈筱薇开始分发带来的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战士们蜂拥而至。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说,“你给我一个口罩吧,我的这个已经戴了三天”。是的,这个战士的口罩已经脏得没法洗了。
某种意义上,战士成了缺少必要防护的“薄弱环节”。陈筱薇说自己都能够感觉到这些战士心底的一丝紧张----他们是最先接触尸体的人,几天过去,尸体沾满了苍蝇,有的已经开始生蛆,但有的战士却没有任何防护,“他们知道可能会有疫情,但不知道该怎样做。”她们赶紧给战士们分发酒精并教给他们用酒精擦眼睛、嘴和手。
在救援孩子方面,这些天使妈妈帮不上忙,经过商量,她们调整计划,把主要工作从救援孩子,变成支持在一线救援孩子的士兵,让他们更好地救孩子。
16日早上7点,郑鹤红注意到特警开始加强防范,一个传闻是,***主席要来北川。中午12点多,这个传闻变成现实。由于几层楼高的巨石把路堵住,***走了一段路才进入学校。看见胡主席过来,已经撤下来休息的挖掘队员集体起立接受检阅。
郑鹤红与***仅仅相隔2米距离,中间夹着七八个记者和战士。数不清的闪光灯开始闪耀。记者们开始提问,郑鹤红清晰地听到了回答,“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四周掌声雷动。
尽管“天使妈妈”她们一天只喝一瓶水、吃一碗方便面,上厕所只能在营地挖个沙坑,但精神依然亢奋。
带来的物资也分配完毕,出于筹备新物资的需要,三位“天使妈妈”在17日返回成都,与当地的“天使妈妈”们会合商讨。
在成都的一家宾馆里,这些天见证的悲伤与执着,成了她们唏嘘不已的话题。
邱莉莉感慨:信息畅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在去往北川的路上拉住一个退下来的医务人员做了份清单,她们连前线需要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没想过与当地的总指挥部联系,“可人家忙于安排大规模军团,也抽不出时间来给我们这样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分配任务。”
邱莉莉说,总指挥部机构太庞大,很难同时照顾到每一支基层挖掘队伍。而她们这样相对自主性比较强的小分队,无需办手续,不用签发,比较灵动,一旦发现缺医少药的基层挖掘队伍,能够较快地解决问题。
“不去现场,你永远不知道前方需要什么”,郑鹤红说,一些志愿者,“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简直是在犯罪。”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
陈筱薇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是:在绵阳3个医院的墙上,贴满了寻人启事和儿童的“招领启事”。在儿科室里,她看见了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女孩,一条腿已经呈乌紫色,一看就知道保不住了----那孩子发着呆,一声不吭,旁边的志愿者不停抚慰,她仍看不出任何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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