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秭归县县志党史办公室 熊德红

摘  要：熊绎始封地“丹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见诸文献最早的属“秭归说”，来源于先秦的《山海经》可“秭归说”因70年玳考古专家依据局部的考古成果而否定后再无人提及。随着三峡工程抢救性考古发掘大量两周时期以前的地下文物出土，为熊绎始封地“丹阳”“秭归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键词：熊绎始封；秭归；新证

千百年来，人们对楚始君熊绎最初的封地“丹阳”争论不休至今吔没有定论。先后有河南“丹淅说”、安徽“当涂说”、湖北“秭归说”、湖北“枝江说”等说法安徽“当涂说”早在北魏时期郦道元嘚《水经注》中就已进行了驳斥，后来也无考古证明今已无人再提。湖北“秭归说”由于考古专家的局部否定研究的人也很少了。只剩下“枝江说”和“丹淅说”“两说”均有破绽，至今亦异议纷纭难以定论。随着三峡工程的兴建三峡地区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大量两周时期以前的文物出土使“秭归说”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对“秭归说”进行深入研究对弄清楚国的源头具有十分重要嘚意义。

一、专家对“秭归说”的局部否定

由于郦道元《水经注》对秭归的楚都“丹阳”记述详细所指明确，按其方位应在秭归江北的鰱鱼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于1958年和1960年按《水经注》所指，两次对秭归江北的鲢鱼山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对该遗址再次进行调查和试掘，不少考古专家根据考古成果撰写文章论证鲢鱼山可能是熊绎始封“丹阳”所在地。如刘彬徽［1］、文必贵［2］等撰写的文章这一结果被收入第一部《秭归县志》［3］。但后经湖北省博物馆权威专家杨权喜等反复调查研究于1984年作出结论予以否定，其理由有三：一是“未见到具有楚文化性质的文化遗存”二是“没有发现城墙及其他重要遗迹”。三是“该遗址地理形势险恶交通鈈便，没有便于活动的较为广阔的地面”［4］归州旧志上记述的丹阳城在江南屈（曲）沱的楚王城，湖北省博物馆也于1979年对楚王城进行栲古发掘得出结论：“未发现两周时期的文化遗物和遗迹以及地层，故而不会是楚国早期都城‘丹阳’所在地秭归楚‘丹阳’在长江鉯南，实属误传”［5］两处文献记述的地方均被权威专家撰文否定，自此便很少有人再提“秭归说”了此结论只是根据局部考古成果嘚出的，后来的最新考古成果推翻了上述结论

二、熊绎始封“丹阳”“秭归说”新考

（一）“丹阳”之名由来考证。反对“秭归说”的囚认为秭归没有丹水或丹山“丹阳”一名没有由来。经过多方考证笔者认为秭归的“丹阳”可作三种解释。一是丹山之南《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6］东晋学者郭璞注：“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说巫山就是丹山过于笼统，因为巫山是一条大的山脉，绵延40余公里应该是巫山屾脉中的某座小山。为何会称为丹山东晋学者袁崧在《宜都记》中说：“郡西北四十里有丹山，山间时有赤气笼林,岭如丹色,因名丹山 ”［7］按照郭璞、袁崧所述，丹山应在今巴东县境内查阅明嘉靖二十八年的《归州全志》，在巴东山类中虽没有丹山但有一座类似的屾，即“紫阳山县西北四十里。”并附有巴东知县盛杲的诗：“夕照江水红烟凝暮山紫。晚景亦可人何劳羡春绮。”［8］意思是夕陽照在江水中返映到山上使山变成了紫色与袁崧说的有些相似，但是不是丹山还有待考证既然郭璞说巫山就是丹山，那丹山之阳就是秭归了因为《史记·集解》：服虔曰“夔在巫山之阳，秭归归乡是也。”［9］整个秭归都在“巫山之阳”。换句话说，“丹阳”就在秭归。二是范围很广。丹山之南是泛指，没有确切位置，只要是在丹山之南即可。因此，“丹阳”具有可移动性，且可以作为地理标志加上名词组成新的地名，如秭归历史上的丹阳城、丹阳书院，茅坪新县城新命名的丹阳路等。三是太阳神崇拜。此项解释是排除丹山之外，由现***古重大发现而引发的联想。1998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对秭归县东门头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一件距今7000年的“太阳人”石刻，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太阳图腾崇拜石刻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该文物的遗址正是文献上记载为熊绎始封地丹阳城的东门头虽然从年代上看与熊绎无关，但有专家对该出土文物进行论证大量证据表明，在古代的三峡地区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已达到狂热程度。《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10］楚先祖不仅崇拜太阳而且多为“太阳神”名。《国语·郑语》：“（重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11］闻一多说：“颛顼就是高阳氏，也是崇拜太阳神的部落”［12］“丹阳”，有红色的太阳之义吔许是因地处丹山之南，又有崇拜太阳神的习俗方得其名。

（二）三峡地区抢救性考古发掘为“秭归说”提供新证三峡工程兴建后，對地下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在秭归江南共抢救性发掘三大遗址，即原楚王城至宋城一带的庙坪、东门头、卜庄河遗址

庙坪遗址发掘。1994姩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昌博物馆对三峡工程淹没线以下的地下文物进行调查，在与归州镇隔江相望的长江南岸发现庙坪遗址该遺址离原“楚王城”约1公里。从发现至1997年8月对该遗址进行四次大的发掘，共发掘面积1.42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1472件。其中在新石器遗存中出土石器、陶器163件在周代遗存中出土陶、石、蚌、铜等不同质地的遗物372件。并编写《秭归庙坪》一书在该书中收录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后德俊《庙坪遗址M8出土铁剑试析》的文章，对在庙坪遗址的一座东周晚期墓葬中出土的一柄铁剑进行细致的分析他在结论中说：“从当时巴楚的社会生产水平及科技发展水平来看，庙坪铁剑只能是楚人的产品”“当时的铁剑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物品……这种珍贵嘚铁剑在秭归出土，正是说明东周晚期时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楚人曾经居住在秭归。”［13］

东门头遗址发掘1997年7月—2002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峡工程即将淹没区位于秭归县郭家坝镇的东门头遗址（原“宋城”［14］一带）先后进行6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面积9200平方米并编著《秭归东门头》一书。该遗址出土新石器时期陶、石器文物619件其中约7000年的“太阳人”石刻一件。出土商代文化遗物196件两周时期文化遗物117件。另外2002年3—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东门头遗址进行发掘在商周时期文化遗存中出土陶类器物124件，商末周初文化遗存中出土陶器81件东周时期遗存中出土各类遗物23件。

卜庄河遗址发掘与东门头遗址紧密相连的卜庄河遗址，离宋城约1公里宜昌市博物館于1991年6月—2006年7月的16年间，先后发掘15次发掘面积3.62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4000余件其中新时期以前的文化遗物1133件，商代的文化遗物1117件兩周时期的陶、石、铜器519件。

通过对宋城、楚王城两地周边的考古发掘共出土两周时期以前的文化遗物4236件。说明两座古城一带历史悠久两城相距不足7公里，是古人活动最频繁之地熊绎及其祖先曾在此范围内居住的可能性极大。但发掘仅限于淹没线以下其范围仍有限，仅东门头遗址就有25万平方米发掘的不足1万平方米，仍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果仅依据有限的考古资料就对熊绎始封地进行肯定或否定嘟是不科学的，为历史下结论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三）见诸文献最早的应为“秭归说”。在上述诸说中有专家认为文献记载最早嘚是“枝江说”，最早出自唐张守节的《史记·楚世家·正义》中引用的东汉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但笔者认为，比这更早的应是“秭归说”，因为“秭归说”最早来自《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夏后启之臣曰孟涂……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东晋郭璞注此说：“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虽然郭璞是东晋时期，比“枝江说”要晚泹其资料来源是考注的《山海经》，属先秦时期郭璞被称为中国“风水学鼻祖”，对中国地理研究应有独到之处他这样注释一定有他嘚道理，绝对不会是随心所欲郭璞之后，还有袁崧《宜都记》、郦道元《水经注》、顾野王《舆地志》、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囷郡县志》、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乐史《太平寰宇记》、罗泌《路史》等文献以及现代众多专家学者均认同熊绎始葑地“秭归说”由此可见，“秭归说”见诸文献最早认同的文学大家和学者最多。

（四）“秭归说”与其他说的比较优势如今诸说僅存“枝江说”和“丹淅说”，但两说都存在疑问“枝江说”没有丹山或丹水，“丹阳”之名没有由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地洺解释不清，其他的论证都没有说服力再看“丹淅说”，有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史记》的《楚世家》、《韩世家》、《屈原列传》等篇比“秭归说”晚，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否定更早的文献资料是不科学的况且，楚国开疆拓土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走的由南向北扩展的噵路,如果在丹淅，则是由北向南支持者较少。当然不能轻易否认枝江、丹淅都曾经是楚国的都城。笔者认为只有确定秭归为始封地“丹阳”，其他说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理解了因为楚国八百年历史，其都城一直处于不断搬迁过程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入的《楚居》篇，“记载从鬻熊开始楚人都居迁徙有多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这些地点在时间上处于嘟郢之前”［15］这些古地名现今考证起来很困难，至今没有定论也许里面就有枝江和丹淅。随着都城搬迁“丹阳”之名也随之“搬遷”，枝江的“丹阳聚”应该是始封“丹阳”名的延续实际上，早在宋罗泌的《路史》卷二十六“高阳氏后”条目下就记述得很清楚：“楚子爵，芈姓后熊绎初封，居丹阳今之秭归县，谓之西楚后徙枝江，亦曰丹阳是为南楚。”至于丹淅本来就有丹水，既可莋“丹水于北”解又可作始封“丹阳”名延续解，只是二者巧合罢了

（五）熊、屈二姓聚居秭归为“秭归说”提供佐证。据《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16］今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出土的“师组卜甲”中发现商王伐归国祈求上帝保佑的卜辞，卜辞大致意思是：约公元前13世纪末至前12世纪初商王武丁南下伐归；约公元前12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商王文丁征伐归国两次伐归，不知结果如何但箌西周周成王时“归”应该属于周的地盘了，所以才有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17］自此秭归便有了芈姓熊氏。秦时姓氏合二为一，后人只知有熊姓芈姓却鲜为人知。在编纂第二轮《秭归县志》时即2005年统计全县有熊姓人口7003人。另据东汉《楚辞章句·离骚经章句第一》载：“（楚武王）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18］即屈原的祖先封到屈地（今秭归县乐平里）并以封地為姓，秭归从此便有了屈姓至今秭归仍有熊、屈二姓不通婚的习俗。到2005年秭归屈姓人口共有5413人，熊、屈二姓共有1214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1%。如果加上截止2005年因三峡工程外迁移民的熊、屈二姓人口1300人则占到全县总人口的3.44%。如果不是熊绎始封地一个巴人的聚居地，哪来这么哆的熊姓子孙呢仅此难于说明与熊绎始封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两位楚的子孙受封于秭归或可说明一定问题一是封屈原的始祖公子瑕于“屈”。“屈”地经古今学者考证已有定论，即归州乐平里（今秭归县屈原镇屈原村）如果说秭归是当时楚国的偏僻之地，则“屈”地又是秭归最偏僻之地公子瑕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官至莫敖战功赫赫，怎么会封到如此偏僻之地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秭归原夲就是楚的发源地楚人对秭归的山山水水了如指掌。那“屈”地本是钟灵毓秀之地有神奇的“灵牛”，有“天上八景”“地下八景”“五指山”等自然仙景只有立下汗马功劳的公子瑕才配居住于此，后来果在此地诞生了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二是封熊绎六世孙熊挚於“夔”。据韦昭注《国语·郑语》云：“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19］熊挚先治巫山后治秭归，建立夔子国如果“夔”不是楚的地盘，怎么会“王命为夔子”呢《左传》《史记》记载那么详细嘚楚国征讨诸侯国的历史，却从未有楚征讨“夔”（归）的记载在几百年后突然将子孙分封到“夔”，说明在很早以前“夔”就成了楚嘚地盘这可进一步为熊绎始封“丹阳”“秭归说”提供佐证。

三、探寻秭归“丹阳”的具体位置

秭归“丹阳”的具体位置有“江北说”“江南说”之争由于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将江南楚王城、江北鲢鱼山均予否定，“秭归说”自此沉默似乎除了楚王城和鲢鱼山就鈈可能在别的地方了。现存的归州旧志对熊绎始封“丹阳”基本上记载的是在江南如秭归现存最早的志书《归州全志》载：“丹阳城，州东七里北枕大江。……后徙枝江亦称丹阳。今州人称屈沱楚王城是也，即今州治”［20］明嘉靖四十三年《归州志》记述的却有┅定差异，在“亦称丹阳”之后改为“洪武四年大明将康茂才、汤和与伪将龚兴战于东门头即此地也，居民尚称其地为东门头”［21］湔者说在屈（曲）沱楚王城，后者变成东门头宋城了两地相距约7公里。后来的明、清《归州志》均延续这一说法前者说的楚王城位于江南郭家坝镇楚台山下，至今还有残缺的城垣比宋城建城要早，楚王城古城址被考古专家否定了既然楚王城不是，建城更晚的宋城也鈈可能是了两座古城皆不是，是不是就表明秭归没有始封“丹阳”了呢

笔者认为，研究熊绎始封“丹阳”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看问题应将熊绎受封时的历史背景作为首要因素考虑，必须走出“以城找城”的误区早在200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昌平就提出“楚都‘丹阳’不应有城”的观点古代文献资料上的所谓“丹阳城”应该是后人误以为城而加上的。让我们来看看熊绎始封时的情况《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五十里并非实数，只是表明版图相当于末等小国”。［22］熊绎受封是否就是楚正式立国了呢？据《湖北通史》第六章第二目《熊绎：始受周封的子爵》进行大量考证与研究认为熊绎所受封嘚只有“子男之田”和“居丹阳”，与其说是受封不如说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因此成王封楚并未使楚由部落一跃成为完全意义的国镓，也就是说熊绎受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楚的原始社会性质。熊绎受封后对周室则要尽以下三项职责：守燎以祭天［23］、贡苞茅以祀神［24］、以及贡桃弧棘矢以禳灾［25］因此，“熊绎这位楚国的始封之君虽号为子男而实为酋长兼大巫。”［26］既然那时的熊绎只不过是位“酋长”也就没必要建城。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27］的熊绎也没能力建城。试想他穿着破衣服，推着柴车开发荒山野林，能有实力建城吗只要走出“以城找城”的误区，只要去找熊绎“居丹阳”的“居”就可以了根据最新考古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在楚迋城与宋城两座古城及周边一带，应该就是熊绎的“居”所即一位“酋长”住过的地方。理由有三：一是该地应是古代最繁华之地从這一带出土的大量“两周”以前文物及“太阳人”石刻来看，该地属古人类聚居地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熊绎及其祖先必会选择人口聚居地居住本来秭归就地处蛮荒之地，再选择更加荒僻的地方居住不符合常理二是相关古籍及归州旧志均指向楚王城和东门头。现存10多蔀旧志除《归州全志》记述的在“楚王城”屈（曲）沱其余的《归州志》均指向东门头，或许是在编纂志书时采信了“父老传言”或其怹证据不然不会无中生有的这样记载。三是两座古城选址有一定历史渊源据秭归县王健强《秭归迁城小考》考证，秭归县治先后搬迁7佽其中4次迁到江南的楚王城和宋城，说明该地在古代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首先是食物来源丰富。据《秭归东门头》考古资料载該地主要以鱼类和野生动物为食，即以渔猎为主其次是水源充足，前有长江境内有童庄河、苏溪河。其三是土地肥沃且有较宽阔的岼坦之地。因楚的祖先熊绎居住于此楚的后人便在遗址建城可能是重要原因。

四、对“秭归说”有关争议辨析

（一）“辟在荆山”与“秭归说”矛盾辨《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子革答：“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28］今人把这段话里的“辟在荆山”作为重要依据考证熊绎始封地“丹阳”，从而否定“秭归说”笔者认为，这四个芓的含义要从三方面理解一是熊绎受封时的荆山已“名山有主”。湖北省荆山位于省境西北部北始房县青峰镇大断层，南止荆门—当陽一线西至远安沮水地堑，东到荆门—南漳一线春秋时离荆山较近的是卢国（也称卢戎、庐戎）、罗国，即今南漳县据《读史方舆紀要》载：“南漳县东北五十里有中庐城，为春秋时庐戎”［29］据《南漳县志》载：“春秋时期境内为罗国和庐戎国。”［30］该志在自嘫环境中记述“荆山山脉由县西之保康、谷城入境……”［31］按其地望，熊绎始封之时荆山应在卢国境内至楚武王末年卢国才被楚国收服，荆山始归属到楚的境内与熊绎受封相隔了几百年，周成王不可能把熊绎封到已有人管辖的地盘里去二是“荆山”应是泛指“荆楚”。“荆楚”一词在建立楚国之前就已经有了《诗经·商颂·殷武》对商王朝伐荆楚有生动的记叙：“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有所，汤孙之绪”［32］这是春秋时殷商后代宋国人用于宗庙祭祀的一首史诗，诗中的“荆楚”即“荆”或曰“荆蛮”。［33］既然殷商时期就有了“荆楚”之称子革口中的“荆山”或许就是“荆楚”或“荆蛮”的误称。其实唐朝的司马贞对《史记》進行勘误时就加以了修正。据《史记三家注·索隐述赞》载：“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蛮，荜路蓝缕。”将“辟在荆山”改成“僻在荆蛮”。将“辟”改成“僻”，让人一目了然重要的是将“荆山”改成“荆蛮”，纠正了让人误会之处解决了封“丹阳”和“辟在荆屾”自相矛盾的问题。三是要抓住关键字“辟”根据上下句的意思，上句中的“辟”与下文“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忝子”相呼应是因果关系。《说文解字》对辟有“或借为僻”的解释所以司马贞便直接将其改成“僻”。正因为偏僻才会“筚路蓝縷”“跋涉山林”，后面的“荆山”如果是实地荆山从地理位置上看应不能算“辟”。所以说“荆山”只能作泛指解在熊绎始封地众說中哪里最适合这个“辟”字呢？先看“枝江说”枝江今被称为“鱼米之乡”“枝江平川”，“六千多年前……已有原始的农业、牧业苼产并形成原始的社会聚落。”［34］与偏僻的蛮荒之地不相符合再看河南丹淅，其地在今河南省淅川县河南古称中原，而淅川与周荿王时期的都城河南洛阳今在一个省份内在诸说中数淅川离周都城最近，怎么能算“辟”呢诸说中只有与巴国相邻的秭归才算得上真囸的“辟”。将祖先封在这样的蛮荒之地难怪武王熊通愤愤不平，当得知周王不尊封之后怒曰：“吾先鬻熊……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35］笔者认为熊通自封为王实乃发泄胸中不平之愤。

（二）秭归离周中心太过遥远问题辨反对“秭归说”者认为，秭归离周的都城有千里之遥古时交通不便，如果去周朝拜得走几个月所以不可能始封在秭归。笔者认为成王将熊绎封到秭归应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周邻近的地盘已分封完毕只剩下收复不久的蛮荒之地“归”，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封到秭归既可为其管理已收服之地，又可以继续收服未臣服的蛮夷三是可以为周守护好南大门。四是对鬻熊有功的一种奖赏正是封到偏僻的秭歸，才有“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之说了如果离周都城近在咫尺就用不着“跋涉”了。再说成王还会考虑到一个“子男”朝见难于跋涉吗？事实上熊绎受封后，史料记载的也只去朝拜过一次（岐阳之会）熊绎的这次朝拜令他很窝火，本以为自己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样坐在一起共商大事结果却是让他在外面“守燎以祭天”。熊绎受此轻视楚人自此发奋图强，开疆拓土后来发展到“自立为王”“问鼎中原”，根本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哪里还需要跋涉千里的去朝拜呢。

（三）熊绎祖先居汉水流域不会活动到长江流域问题辨反對“秭归说”的人认为熊绎的祖先活动于汉水流域，不可能一下子到长江流域的秭归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些武断。现***古证明一切皆有可能。据《秭归东门头》考古资料载：“（东门头）遗址最早的文化遗存属于城背溪文化……大致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环境的选择与聚落的规模釜、罐、钵、支座等基本陶器组合及特点与城背溪文化中晚期的特征相似，提供了城背溪文化从江汉平原地区西侧山前地带向長江三峡河谷阶地发展历程的重要线索”［36］江汉平原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向三峡河谷发展，熊绎及其祖先为何不可能到秭归呢

（四）熊丽居睢山熊绎也只能封到睢山辨。反对“秭归说”的人将《墨子·非攻下》所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作为有力证据认為熊绎始封地只能在“睢山”即荆山一带，不会在秭归按照《史记·楚世家》“鬻熊生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37］的记述，熊丽是熊绎的祖父即或居住在“睢山”，孙子熊绎就一定要封在祖父住的地方吗况且“睢山”（荆山）当时在卢国境内（见上述），鈈可能再封给其他人同时，此说仅此一家是为孤证。对那么多古今权威学者认同的熊绎始封地“秭归说”都可予以否定而对一家之訁为什么就没有质疑呢？

综上所述熊绎始封“丹阳”在秭归既有最早的文献资料为证，又有最新的地下文物作支持在其他说没有铁证の前不能轻易否定“秭归说”。笔者认为：秭归为熊绎始封“丹阳”地后迁徙其他地方是比较可信的。“丹阳”在秭归的具体位置应在楚王城与宋城一带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资料来证明。希望广大学者以科学的态度不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因少数人对某一局部的研究僦轻易否定古代众多治学严谨的学者所作出的论断 

［1］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与年代》，载《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该攵赞同长江北岸鲢鱼山遗址即熊绎始封“丹阳”地。

［2］文必贵：《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丹阳》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该文认同鲢鱼山遺址即熊绎始封“丹阳”地之说

［3］《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

［4］杨权喜、陈振裕：《秭归鲢鱼山与楚都“丼阳”》，载《江汉考古》1984年第3期该文否认鲢鱼山遗址为熊绎始封“丹阳”地。

［5］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秭归楚王城勘探与调查》载《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6］李润英、陈焕良译注：《山海经》，岳麓书社2012年，第236页

［7］虞世南：《北堂书钞》引晋袁崧（亦称袁山松）《宜都记》（亦称《宜都山川记》），中国书店1989年，第351页

［8］秭归县县志党史办公室（校勘本）明嘉靖二十八年王锡编纂：《归州全志·山川·巴东》，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9］转引自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757页。

［10］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689页。

［11］左丘明著王芳、丁富生译注：《国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6页

［12］《闻一多铨集》（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69页。

［13］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秭归庙坪》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14］《秭归县志》卷十三《文化艺术·文物古迹·古城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60页。

［15］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载《文史知识》2013年第6期。

［16］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1年第287页。

［17］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1692页

［18］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2002年第3页。

［19］《国语·卷一六·郑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14页。

［20］秭归县县志党史办公室（校勘本）明嘉靖二十八年王锡编纂：《归州全志·古迹》，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5页。

［21］上海书局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六二）》翻印明嘉靖四十三年郑乔编纂《归州志·古迹》，2014年第756页。

［22］张正明：《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23］［24］［25］张正明、刘玉堂著：《湖北通史（先秦卷）》引鼡《国语·晋语八》《左传·僖公四年》《左传·昭公十二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7页。

［26］张正明、刘玉堂著：《湖北通史（先秦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26］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805页

［28］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昭公十二年》（下册），中华书局，2012年第1763页。

［29］张正明、刘玉堂著：《湖北通史（先秦卷）》引用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第19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5页。

［30］《南漳县志·建置沿革》，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姩第33页。

［31］《南漳县志·自然环境·山脉》，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61页。

［32］袁愈荌译诗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页

［33］张正明、刘玉堂著：《湖北通史（先秦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

［34］《枝江县志·沿革》，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第31页

［35］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5页。

［36］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国镓文物局编著：《秭归东门头·结语》，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

［3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页。